排了几小时的队，终于轮到了我们。穆罕默德已经在帐篷另一头的一张长凳上睡着了，我和阿芙拉入座，对面的一名男子翻看桌上的笔记。阿芙拉手里还拿着面包卷。男子盯着她，往前凑了凑，他的肚子大得足以放下一只盘子。帐篷里很冷，他的额头却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他眼睛下的黑晕仿佛裂开的大嘴。男子从头上放下墨镜，架在鼻梁上。
“你们从哪里来？”他问。
“叙利亚。”我说。
“你们有没有护照？”
“有。”
我从帆布背包里掏出三本护照，翻开摊在桌上。他举起太阳镜，仔细查看护照。
“叙利亚什么地方？”
“阿勒颇。”
“这是你儿子？”他指着萨米的照片问。
“是的。”
“他几岁了？”
“七岁。”
“他在哪里？”
“在长凳上睡着了。一路长途跋涉，他累坏了。”
男子点了点头，站起身，我一时以为他要过去找穆罕默德对照片，其实他朝帐篷对面的一排复印机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嘴里喷着一股浓烈的烟味，问我们要指纹。随后我们被转到验证、打印的摊位。
“需要萨米录指纹吗？”我问。
“不用，如果他不满十岁，就用不着。我可以看一看你的手机吗？”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没电了。
“请问你的密码？”男子说。我写给了他，他又走向方才的复印机。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们有儿子？”阿芙拉问。
“那样说方便，省得他们问许多问题。”
她不再说话，我看她使劲挠着手腕，以至于留下一道道红色的挠痕，她显然魂不守舍。男子过了许久才回来，他喘着粗气，满嘴的烟味和咖啡味。
“请问你在叙利亚从事什么职业？”他说着，入了座，裤腰上堆着一圈大肚腩。
“我是养蜂人。”
“请问您呢，易卜拉欣太太？”他盯着阿芙拉。
“我是画家。”她说。
“手机里的画，都是您的作品？”
阿芙拉点了点头。
他又往椅背上一靠。他戴着墨镜，我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可他好像盯着阿芙拉。我可以从每一块镜片上看见她的影子。帐篷里人声鼎沸，这里却陷入了沉默。
“您的画很不一般。”他说。随后凑过身，大肚子顶着桌子，将桌子推向我们。
“她怎么了？”他问我。他的语气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好奇。我想象得出，他在收集恐怖故事——生灵惨遭涂炭的真人真事。他的眼镜现在转向了我。
“一枚炸弹。”我说。
那双戴着眼镜的眼睛又转向阿芙拉。
“你们希望去哪里？”
“联合王国。”她答道。
“哈！”
“我们有朋友在英国。”我不理会他的冷笑。
“大多数人比较现实。”他说着，将护照和手机递给我，并且解释，我们只能在岛上等，相关部门发了许可证才能去雅典。
我们和另外两三家人出了帐篷，被领去紧邻港区的一个难民营。穆罕默德紧紧地拉住我的手，问我要去哪里。
难民营围了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外是一座破败的村落，白水泥路、护栏网、白石子，一排排供有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方盒子。这是一个身份认证的帝国。
石子原本是为了吸收水分，可路浸透了水，也许是早前的雨水吧。小屋之间的小巷、胡同横七竖八地牵满晾衣服的绳子，小屋进门处放着一台燃气取暖器，取暖器顶上摆满了烤的鞋袜和帽子。越过小屋向大海对面望去，隐约可见土耳其的海岸线，回头望去，是海岛上黑压压的群山。
我、阿芙拉、穆罕默德，以及另外几家人站在门口。我觉得怅然若失，仿佛凄风冷雨夜，我孤身一人在茫茫大海漂泊，无依无靠。很久以来，我头一回觉得安心、踏实，这一刻，天空那么广阔，上升的薄暮托住未曾发觉的黑暗。我出神地盯着燃气取暖器里橙黄的火，觉得脚下是实实在在的石子。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我听不懂的喊声，紧跟着是一声拖着腔的哭喊——空旷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绝望的呼喊，吓得小鸟振翅蹿上橙色的天空。
小屋都住满了人，用毯子和床单隔开，以便多安排几个人。我们住进这样一间小屋，并且被告知可以去登记中心旁边的老收容所领食品。收容所晚上九点关门，所以要想吃饭，就得趁早。穆罕默德左摇右晃，好像还在船上，一逮着机会就赖在地上不肯起来。我为他盖上一条毛毯。
“努里叔叔，”他眼睛强撑着睁开一条缝，“我明天能吃巧克力吗？”
“只要我能找得到。”
“能抹的那种。我想吃巧克力抹面包。”
“我想办法给你找。”
天色已晚，有了凉意。我和阿芙拉也躺了下来，我把手掌放在她的胸口，摸她的心跳，感受她呼吸的节奏。“努里。”我们刚躺下，她喊了一声。
“怎么了？”
“你还好吧？”
“你怎么问这种话？”
“我觉得你有心事。”
她紧贴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绷紧了身子。
“大家都不好。”我说。
“那……”她支支吾吾。
“那什么？”
她叹了口气。“那孩子……”
“我们累坏了。”我说，“睡吧，明天再说。”
她又叹了口气，然后合上了眼睛。
她倒头便睡，我学她舒缓地呼吸，希望暂时抛开一切，可她话中有话，好像她清楚我还不知道的事。我毫无睡意。她未说出口的话撕开了一道缝隙，缝隙闪现恍如梦境的一幅幅画面——穆罕默德的黑眼睛，萨米那双遗传了阿芙拉眼睛颜色的眼睛。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一声响，好像门吱呀一声开了。门那边有个男孩的身影。“我们会掉进海里吗？”恍惚中我听到。“浪会把我们卷走吗？房子不会像这样倒塌吧？”萨米的声音。穆罕默德的声音。
我的大脑随后坠入黑暗和沉寂。我转身背对阿芙拉，盯着床单隔帘上的图案。我难以入眠，听隔帘另一边一个小姑娘和父亲嘀嘀咕咕、小声地对话。父女的声音渐高，她显然非常伤心。
“她什么时候来呀？”小女孩问。
“等你睡着了，她就会来抚摸你的头发。和以前一样，你还记得吗？”
“可我想看看她。”
“你看不见她，可你能感觉到她呀。你会觉得她就在你身边，我保证。”我听得出男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可那些人带走她的时候……”
“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
小姑娘忍不住哭出了声。“可她被带走的时候哭了。那帮男人干吗要带走她呀？他们带她去哪里了呀？她为什么要哭呀？”
“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睡吧。”
“你说他们会送她回来的。我想回家去找她，我要回家。”
“我们回不去了。”
“永远回不去了吗？”
父亲不吭声。
随后外面传来一声嚷嚷，一个男人的嗓音，接着砰的一声闷响。打人的声音？有人被打了？我想起来看看什么情况，可我不敢，我害怕。小屋外响起一阵脚步，有人在跑，然后又归于平静，隐约的涛声最后吸引了我，将我带离现在的思绪，来到茫茫的公海。
鸟儿的歌声唤醒了我。门外有人说话，有脚步声，我注意到穆罕默德不在小屋，阿芙拉还没睡醒。
我出门去找他，一路上看见壮着胆子走出小屋晒太阳的人，还有人在横穿小路的绳子上晾衣服。孩子们跳过水坑，或者像打排球一样，用小拳头将气球顶过铁丝网，一边拍，一边笑。哪里都不见穆罕默德。
我注意到一位腰带上别着枪的军人。我走向老收容所，我听说这里提供伙食，还有一个儿童活动中心。小岛的氛围隐隐让人不安，建了一半、如今倒塌的房子，空荡荡的店铺，仿佛住户突然匆匆出走，任它坍塌、瓦解。无人居住的房屋上黑洞洞的窗户仿佛人的眼睛。铰链上挂着掉下来的窗扇。老收容所如同噩梦中的地方。门厅的铸铁栅栏后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大壁炉，梯口盘旋而上，通向回荡着人声的其他楼层。
“请问你需要什么？”一个声音在我身后问。
我转身，原来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脸颊晒得黑黑的，一只耳朵戴了十几枚银耳环，鼻子上还有一枚。她微微一笑，神情疲惫，眼袋的皮肤发紫，嘴唇皴裂。
“听说这儿开了小店，我想为我太太买几样东西。”
“三楼，往左拐。”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我在找儿子。”我扭头看了一眼，以为穆罕默德会从我身后突然跑出来。
“请问他的相貌特征。”姑娘说着，打了一个哈欠。她眼中泛起泪花。“对不起，”她说，“我没睡好。昨晚出了乱子。”
“乱子？”
她甩了甩脑袋，忍住了一个哈欠。“收容所人满为患，有人来太久了，难免……”她没说下去。“请问你儿子长什么样？”
“我儿子？”
“你刚才不是说找儿子来着？”
“他七岁，黑头发，黑眼睛。”
“这里大多数男孩都是这个样子。”
“可他们的头发是棕色的，眼睛也是棕色的。我儿子的眼睛是黑色的，黑得像夜晚，你不可能不多看一眼。”
她若有所思，然后从裤后袋掏出手机，打开看了一眼。亮起的屏幕照亮了她的脸。
“你住什么地方？”她问。
“靠港区的小屋。”
“你幸好不是住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你太太要买衣服吗？楼上开了一家时装店，我带你去。”门厅热闹了起来，世界各地的人进进出出。我耳畔响起各种口音的阿拉伯语，夹杂着陌生的语言韵律和腔调。
“你英语说得真好。”上楼的路上，她说。
“父亲从小教我。我在叙利亚做生意。”
“什么生意呀？”
“养蜜蜂。我养蜜蜂，销售蜂蜜。”
我看着她的拖鞋啪啪地打着她的脚跟。
“这个岛原来是一个麻风病隔离区。”她说，“这个收容所就好像一座纳粹集中营。无名无姓的人戴上镣铐，被关押着，被遗弃的孩子成天被拴在床上。”
楼上迎面走来一位警察，她突然不说了。这地方太暗，警察没戴墨镜，他冲她点了点头，热情地一笑。
“二楼和四楼是军营。”他一走出视线，她接着说，“到了晚上，他们在天井生一大堆火做饭，否则只能吃面包卷和奶酪，有时候有一根香蕉。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经常从自家菜园带蔬菜，做一顿炖菜。这一层开了两家时装店，一家专卖妇女儿童用品，一家卖男士用品。你也许想为你儿子买几件吧。今天进了不少货，你来得早，真是赶巧了。”
她领我进了女士时装店，将我往那儿一撂。我进门的途中，就听过道里一个男人对她说：“你不是不知道规矩。你只要问他们缺什么，不必和他们多话。”
我在过道徘徊了几秒，希望听到她的回答。我以为她会赔不是，可我听到的是一阵低沉放肆的大笑。她有一种这里没有的自信。随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进了时装店。铺子的四壁潮湿、发霉，阳光从一扇上了栅栏的长窗穿窗而入，照亮了一个货架。一个女人背着手随时准备招徕客人。
“您好！”她说，“请问您想买什么？”
“我想为我太太和儿子买几身衣服。”
她问了他们的身材和衣服尺寸，推着横杆上的衣架，最后抽出几套合身的衣服。
我揣着三支牙刷、两片剃刀、一块香皂，抱着一包衣服和内衣，外加为穆罕默德买的一双鞋出了这家店。我猜得出，他盼着和这里的小伙伴到处撒野。他也许早晨听见他们玩，跑过去凑热闹了吧？有几个说不定去海边迎接新来的了？回港区的路上是一溜儿的店铺，沃达丰[1]、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一家糕点铺，一家咖啡馆和一家书报亭——外面挂着一色阿拉伯文的招牌：SIM卡、Wi-Fi连接、手机充电。
我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这种地方挤满了喝茶、喝水、喝咖啡、暂时逃避难民营片刻的难民。客人们说着库尔德语和波斯语。我前面的一名男子和一个孩子说的是叙利亚口音的阿拉伯语。一名女招待手拿一本记事本出了里间的厨房，问我点什么。她身后跟着一位年长的女人，端着满满一盘水杯。她叫着客人的名字，将饮料放在桌上，和客人寒暄几句。三种语言，她都会几句。
我点了一杯咖啡，被告知是免费的。我挑了一张桌子坐下。咖啡端上来，我一口一口地细品。我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和素不相识的人同处一室，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咖啡，不用担心炸弹和狙击手。远离喧嚣，我才想起萨米。品一杯咖啡都觉得是罪过。
“你一个人来的吧？”
我抬起头，年长的女人冲我一笑。
“你会说英语吗？”她问。
“会。不，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带了妻子和儿子。我在找我儿子。他大概这么高，黑头发，黑眼睛。”
“男孩子都长这个样！”
“请问什么地方有巧克力卖？”
她为我详细介绍了这条路尽头的一家便利店。我注意到有人点了饭菜。难民为这地方带来了生意，到了三月，这里将人去一空，几乎是一座荒岛。
出了咖啡馆，我直奔小巷尽头的便利店，买了一罐能多益巧克力酱和一块刚出炉的面包。小家伙一准喜欢！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他眼中的欣喜。
我找了一家网吧，想看看穆斯塔法有没有回我的邮件。我紧张不安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内心又不希望看，因为倘若他不回邮件，我恐怕坚持不下去。当看到一溜儿等着我的邮件，我兴奋不已。
***
亲爱的努里：
我今天和穆斯塔法通了电话，他辗转到了法国，现在还无法查收电子邮件，他嘱咐我代他查收和回复邮件。他希望能收到你的一封邮件，他为此日思夜盼。我都不知道如何形容收到你邮件时的喜悦。我和穆斯塔法都非常担心。他不愿往坏处想，可想必你也知道，这其实勉为其难。
下次通电话，我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怕是要高兴坏了。我和阿雅现在英国，眼下住在约克郡的一处合租屋，等着看能否给予我们避难。
我很高兴你们终于到了伊斯坦布尔，努里，希望你们平安抵达希腊，走得更远。
祝好
达哈卜
2016年2月4日
***
亲爱的努里：
我终于到英国和妻女团聚了。途经法国的艰辛，我不愿在此多说，等你们到了英国，我一定详谈。我坚信你终将和我们重聚。我们等着你。来这里之前，我心神不宁，夜不成寐。你就像我的亲兄弟，努里。缺了你和阿芙拉，我们一家就不完整。
达哈卜非常伤心，努里，她是为了阿雅强打精神。自从我到了这里，她终日关灯躺在床上，抱着菲拉斯的照片不放。她时而放声痛哭，可大多数时间一声不吭。她不愿提起他。她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幸好现在有我陪伴在她的身边。
从你的上一封邮件获悉你到了伊斯坦布尔。但愿你现在到了希腊。我听说马其顿[2]关闭了边界，所以恐怕你不能和我当初一样取道马其顿了，但你一定要坚持。但愿下次收到你的来信时，你离我们更近了。
我无数次悔不该留下来，悔不该不和妻女远走阿勒颇，因为那时候儿子还在。这个想法让我生不如死。我们回不到过去了，改变不了当初做的决定。不是我害死了儿子，我要记住这几句话，如果忘了，我将深陷悲观，难以自拔。
获悉你到英国的那一天，将一扫我心头的阴霾。
穆斯塔法
2016年2月28日
我坐在网吧，一遍遍地读着电子邮件。你就像我的亲兄弟，努里。我恍如回到穆斯塔法父亲在大山深处的家。周围松树、杉树环绕，屋内阴暗凉爽，旧红木的家具、手工地毯，房屋最里头一扇窗下的螺形托脚桌案上摆着他已故母亲和妻子的牌位。桌上有一些照片，他母亲少女时期的，长成年轻妇女的；照片中的她身材高挑，眼波流动，楚楚动人。还有几张结婚照和她怀抱穆斯塔法的照片，另外几张是她怀第二胎时照的。可惜的是，后来难产，大人和小孩都没保住。穆斯塔法在祖父和父亲的关爱与呵护下长大成人，这地方缺少女人的柔情，没有一同嬉戏的兄弟姐妹，他只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听蜜蜂嗡嗡飞舞，闻香甜的蜂蜜。
他将蜜蜂当作兄弟姐妹。他观察蜜蜂，了解它们交流的方式；他追着蜜蜂进入深山，探寻它们路程的尽头；他坐在树荫下，看它们在桉树、棉花和迷迭香花丛中采蜜授粉。
穆斯塔法的祖父是一个硬汉，有一双和穆斯塔法一样的大手，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一副好脾气——他鼓励穆斯塔法勤学多问，探索自然。他喜欢我去做客，把我们当小孩子，乐滋滋地为我们切西红柿和黄瓜，我好像是他们家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给软面包抹上黄油和刚从蜂房割来的蜂蜜，然后陪我们小坐，为我们讲他童年的往事，或者他贤惠的儿媳妇。
“她是个贤惠的女人。”他常说，“对我嘘寒问暖，从来不嫌弃我唠叨。”即使过了这么些年，每每提起儿媳妇，他还用长满老人斑的手抹眼睛。坐在那间凉爽的客厅，我们好像被他母亲永不凋谢的笑包围着，这笑吞噬我们，在我们周围穿梭，有几分像蜜蜂甜甜的声音。
他越说越起劲儿：“好，你们俩现在成才了。去，教努里怎么制蜂蜜，送他些蜂王浆尝尝——他在城里待久了，需要蜂王浆补补。”
穆斯塔法带我去蜜蜂唱歌的地方。
“我们将来共创大业，”他说，“只有取长补短，才能成就大事。”
***
亲爱的穆斯塔法：
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兄长。我记得每次去山里姨夫那里做客，我记得姨母的照片，还有你祖父……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你，我的人生会截然不同。用你当初的话说，我们共创大业。可这场战争毁了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一切，使得我们失去了家，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我们的儿子。这样的日子，我不知何去何从。我担心我心已死。支撑我走下去的唯一一个盼头，是见到你、达哈卜和阿雅。
获悉你终于和妻女团聚，我非常高兴。你们一家人团聚的消息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
我和阿芙拉已经到了莱罗斯岛，但愿不久能去雅典。如果马其顿关闭边界，那我就另想办法。别担心，穆斯塔法，我不会气馁，一定要和你们重聚。
努里
2016年3月3日
我返回难民营，见到闪亮的铁皮、白色的沙砾、水泥地和一排排方盒子一般的集装箱，还有四周围了一圈的铁丝网。阿芙拉拿棍子当武器，站在小屋的门口。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你去哪儿了？”
“去买了点东西。”
“闹腾死了，吵死了。我撵他们走。”
“谁呀？”我说。
“一帮孩子。”
“那孩子回来了吗？”
“你问谁呀？”
“穆罕默德。”
“没人回来。”她说。
我放下包，告诉她我要再出去一趟，买些吃的做晚餐。我这回找遍了大街小巷，还是不见穆罕默德的踪影。我循着孩子的笑声找遍了每一处角落、旷野和树下。我回到收容所，查看了每一间房，连儿童中心、母婴室和祈祷室都不放过。我沿这条路走向下一个海滨，上了一处沙滩踩满孩子脚印的僻静的海滩。这时海滩已人走一空，太阳西垂。我在夕阳下伫立了良久，呼吸新鲜空气，任橘红色的夕阳抚摸着我的脸。
我睁开眼，见到了最奇怪的东西：绳子上晒着三四十条章鱼，章鱼在落日背景下的轮廓令人恍若梦中。我以为自己睡着了，揉了揉眼睛，可章鱼还挂在那里，垂下的触手形状怪异，就好像留着长髯的人脸。我摸了摸富有弹性的肉，又闻了闻，看看是否新鲜，然后取了一条。我捧在手上，仿佛捧着一个孩子。返回小屋的路上，我去一家糖果店买了一个打火机，顺路又捡了些树枝。
回到难民营，我发现阿芙拉席地而坐，手指捻着什么东西。原来是穆罕默德那枚清澈透明、红纹理的弹子。
我正要问穆罕默德的情况，却发现她突然拉下脸，眼睛也不再空洞无神，它们恢复了生气，充满哀伤。
“你怎么了？”我说，“你眼睛忧郁哀怨。”
“我吗？”
“是啊。”我说。
“我刚发现我的铂金手镯丢了——还记得吗，就是我妈妈送给我的那一只？”
“记得，”我说，“我记得。”
“还刻着小星星。”
“记得的。”
“我记得临走时戴上的。准是在小船上丢的，现在已沉入大海了。”
我搂着她，靠着她坐下。她头埋在我的肩上，像出走阿勒颇前一天我们躲在花园的地洞里那样。这回她没哭。我能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吹着我的脖子，睫毛扑扇着。我搂了她许久，搂到小屋暗下来，只能看见煤气炉的火光。四周是阵阵喧嚣：大人喊，孩子跑，林子里吹来猎猎的海风。不知穆罕默德是玩得忘了回来，还是在回来的路上。
我出门去烤章鱼。我将捡来的树枝丢在地上，生了一堆火，用一根树枝串起章鱼放在火上烤。章鱼比我原以为的难烤，尽管挂起来晒之前已经焯过水。
等章鱼烤软，凉了，我撕碎，端进小屋给阿芙拉。她一扫而光，还舔了舔手指，谢我做的美食，问我哪里找来的这种好东西。
“不会是你亲手从海里抓的吧？”
“不是！”我哈哈大笑。
“可你又不可能买——章鱼太贵了！”
“我捡的。”我说。
“什么？你走路，不管闲事，就能捡到一只章鱼？”
“对呀！”我说。她发出会心的笑，连眼睛都笑了。
我望着门口，心急如焚地等着穆罕默德。
阿芙拉头枕着毛毯，合上眼睛，一声不吭。我挨着她躺下来。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有人开门、关门、锁门。隔帘另一边的孩子在哭，她父亲小声地安慰她：“不会的，拿枪的人不会杀我们。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不会的，他们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可他们也许会朝我们开枪呀。”
那汉子笑了。“不会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你就闭上眼睛吧，闭上眼睛想想开心事。”
“比如我落在家里的单车？”
“对，那就好。你就想你的单车好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不久，女孩又说话了，这回她的声音柔和、平静了许多。
“爸爸。”她说。
“怎么了？”
“我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了呀？”
“我觉得妈妈在抚摸我的头发。”
父女俩都不出声了，可我体会得出那汉子默默下坠的心。远处的人在逗乐子，有说有笑。今晚没人嚷嚷。
我盯着放在地上的章鱼、能多益和面包，万一穆罕默德晚上回来，他能看得见，知道是为他留的。可现在难民营关门上锁，我被关在里面，穆罕默德被关在外面。我爬起来，摸黑穿过网格一样的格子间，来到难民营的围墙，找到了入口。门口站着两名端着枪的大兵。
“你有何贵干？”一名大兵问。
“我想出去一趟。”
“现在天色不早了。你可以明天一早去。”
“这么说我被关在里面了？我成了一名犯人？”
他眼睛盯着我，不吭声。
“我要找我儿子！”
“你可以明早去找。”
“可我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你以为他能跑多远？这不过是个弹丸小岛罢了！”
“我怕他一个人害怕。”
大兵不答应，并打发我走。我只好回小屋，可黑灯瞎火的，每一个角落都差不多，找回小屋并不容易。我忘了数格子，找不到回去的路。莫非穆罕默德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他壮着胆子跑出去，忘了数格子，所以找不到回来的路了？也许有好心人收留了他。我决定躺在一栋小屋的门口，这里靠近燃气炉，暖和一些。
早晨，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吵醒了我。我被淋成了落汤鸡，我爬起来，想方设法找路回去。我一眼认出了晾在绳子上的粉红色褥单。大雨倾盆。章鱼上落了一层飞进来的苍蝇。
阿芙拉已经醒了。她仰面躺着，对着房顶出神，仿佛在数天上的星星。她手指和穆罕默德一样，捻着弹子。
“你去什么地方了？”她问我。
“我出去了一趟，迷路了。”
“昨晚我睡不着。天下雨了，我心中看见、听到的都是雨。”
我抬手掸了掸章鱼，苍蝇一哄而散，互相绕着圈，在我们这一块小屋盘旋，然后磁铁一般又纷纷落向那块章鱼。
“你饿了吧？”我问。
“你是希望我和苍蝇分那块章鱼吗？”
“哪里的话。”我笑了，“我们还有面包和巧克力酱。”
我从纸袋里掏出面包，掰成几瓣，留了一些给穆罕默德。我打开能多益，琢磨不用刀如何抹巧克力酱。阿芙拉说我们不如拿面包蘸巧克力酱。
中午时分，雨终于住了，我又出门去找穆罕默德。一开始我围着难民营转，穿过住人的集装箱，穿梭于一排排院落、通道，钻过晾晒的衣服，一路喊着穆罕默德的名字。这一带的地浸透了水，连门口的鞋子都积了满满的水。白沙石原本只能吸收一定的量，可这场雨仿佛端起大海倒下来一样。铁丝网等一切好像镀上了一层银，银光闪闪的水银，使得这里更像一座监狱。太阳出来了，倒映着斑斓的阳光。
我来到老收容所。一名少年头戴耳机，靠着墙、闭着眼睛坐在台阶上。我将他推醒，向他打听穆罕默德的下落。他眼睛睁开一条缝，脑袋一个劲儿地摇。孩子们在楼上玩耍，隐约传来阵阵欢笑，我循声沿走廊去四楼的难民营，找遍了每一个房间。房间用毛毯隔成一个个隔间，鞋子排得整整齐齐。隔间偶尔露出一个人的脑袋、腿或胳膊。我喊了一声“穆罕默德！”。一个公鸭嗓的老人答道：“来了！”随后又说：“干什么？我在这儿！你来接我了？”
我进了走廊，还听见他嘀嘀咕咕。孩子们在最靠里的一间，里面摆满了玩具、棋盘游戏和气球。几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和几个小孩子跪在地上。一位义工怀抱一名婴儿，看见我，她迎了上来。
“这是儿童中心。”她一字一顿地说。
“明白。”我说，“我是来找我儿子的。”
“他叫什么名字？”
“穆罕默德。”
“几岁了？”
“七岁。”
“请问他有什么相貌特征？”
“黑头发、黑眼睛。不是棕色，黑得像夜空。”
我看得出，她搜肠刮肚地想了一阵，随后摇了摇头。“你别担心——孩子总是这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了。等他出来，你把这个送给他。”她腾出一只手，从一只塑料箱里翻出一盒彩色铅笔和一本记事本。我谢过她，转身出了门，奔向走廊下楼的路上。我看见了这些人的魂，不久前他们还被堵上嘴、绑在床上。我听到回声，不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是别的声音，超乎你的想象，人不再是人。
我快速走去，下楼出了门，沐浴着银色的阳光来到码头。咖啡馆内人头攒动，我找了张桌子，为手机充上电，点了一杯咖啡。仔细看店里的两个女人，我发现她们是一对母女。她们为客人端上茶水和咖啡，操着有限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与难民交谈几句。那对父子也在，撇下大胡子不说，儿子俨然是父亲的缩小版。我往椅背上一靠，闭目养神，听身边的人谈天，听远处海面传来的雷鸣。
我在咖啡馆一直等到下午，始终不见穆罕默德的踪影。四点钟光景，我去了登记中心，想看看相关部门是否审核了证件，发放了入境许可。到了那里，只见几百个人围着一个手足无措的家伙，他站在一张矮凳上，举着卡片叫名字。幸好他没喊到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撇下穆罕默德。
第二天也是这样过去的——太阳晒干了雨水，暖风徐徐。黑夜仿佛被洗刷殆尽，难民源源不断地登上这座小岛，被浪冲上这座小岛，离开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地方意外地一派祥和。喧嚣也许汇集一处，仿佛咚咚的雨点声、涛声，或嘤嘤嗡嗡围着章鱼的苍蝇声。远离难民营的泥土清新芬芳，树木开始开花挂果。
我还是不知穆罕默德的下落。
第二天傍晚，我灰心了。我拆开彩色铅笔。
“那是什么呀？”阿芙拉听见了，侧过耳朵问，“你拆什么呀？”
“铅笔。”
“是彩笔吗？”
“嗯。”
“有纸吗？”
“有，有一本记事本。”
“能给我吗？”
我将彩笔在她面前排好，牵着她的手摸向铅笔。然后翻开记事本，放在她的膝头。
“谢谢！”她说。
我仰面躺下，出神地盯着小屋的屋顶，墙角缠在一起的蜘蛛、昆虫和蛛网。隔帘对面和小巷传来低语，铅笔沙沙地划过纸张。
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天也黑了，阿芙拉终于说：“这幅画是为你画的。”
这幅画与她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一块开满鲜花的地，地头耸立着一株参天大树。
“你是怎么画的？”我说。
“我摸得出纸上的笔痕。”
我又盯着那幅画。画的色彩不着边际——蓝色的树、红色的天空。线条断断续续，花和叶错了位，尽管如此，却美得令人神往，无法形容，恍若梦境，画中俨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
第二天下午，登记中心喊到了我的名字。我拿到了赴雅典的证件和许可：努里·易卜拉欣、阿芙拉·易卜拉欣和萨米·易卜拉欣。萨米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我手中的张纸上，盯着它，我五味杂陈。萨米，萨米·易卜拉欣，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
我没告诉阿芙拉我们拿到了出境手续，我甚至没去旅行社买船票。这些天，阿芙拉日夜心绪不宁。
“我总是做噩梦。”她说，“梦见我死了，身上落了一层苍蝇。我动不了，不能撵它们走！”
“你别担心。”我说，“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了。”
“我不喜欢这地方。”她说，“这地方到处是幽灵。”
“什么样的幽灵？”
“我说不好。”她说，“反正不是人。”
她说得不错。我知道我们必须走，可我舍不得穆罕默德。这孩子如果回来，不知我们的下落该如何是好？他快要回来了，肯定快回来了，我有数。用警察的话说，这不过是座小岛，他跑不远。
第二天夜里又下起了雨，阿芙拉发高烧了。她的额头滚烫，手脚却和海水一样冰凉。我拿湿布——我那件浸透了水的T恤，轻敷她的额头和胸口。
“他在玩呢。”她说。
“谁呀？”
“萨米，我听得见他。你嘱咐他要小心。”
“他不在这儿。”我说。
“他迷路了。”她说。
“谁呀？”
“萨米。家没了，他找不到家了。”
我不知从何说起。我抱着她的手搓着，暖着她的手，看着她美丽的脸庞。看得出她吓坏了。
“我要离开这里。”她说。
“快了。”
“什么时候走？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我们要拿证件呀。”
第二天她烧得更厉害了。她浑身打寒战，说腰酸腿痛。
“你喊他回来吃晚饭。”她说。我为她裹上一条毛毯。
“我这就去。”
“他在外面玩一天了。”
“我这就去喊他。”我说。我找了几个柠檬泡水，为她解热镇痛。一天天过去了，阿芙拉的病情每况愈下。我觉得她心灰意冷。我知道我们必须离开此地，于是我告诉她，我们拿到了签证。我又等了几天，等她身子骨结实了，能自己下地了，能到外面感受晒在脸上的阳光了，我才买了两张船票。我写了一张便条。
穆罕默德：
我等了你一个月。我不清楚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哪里，回来后能不能看到这张便条。我每天都在找你，我恳求真主保护你、保佑你。你拿上这笔钱和这张签证。你一定要用萨米这个名字（这是我儿子的名字），去旅行社（就在“七扇门咖啡馆”隔壁）买一张去雅典的船票。别错过了船，因为没钱再买一张船票。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一定要准时。
这将是你第三次乘船！到了雅典，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我们。这是我的手机号码：0928——。切记手机不一定打得通。我的全名叫努里·易卜拉欣。我准备从雅典去英国。如果到雅典找不到我们，切记要继续找。想办法去英国。如果碰到好心人，你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但愿他能帮你找到我。
我盼着早日见到你。另外，你务必格外小心，一定要吃好，不能气馁。一个人有时候很容易气馁。如果还要过河渡海，你千万别怕。我每天为你祈祷。
努里叔叔
我叠好信，和钱一起塞进信封，放在小屋墙角的地上，再压上那罐能多益巧克力酱。
***
这是一艘大型汽渡船，船身上漆着黄星，甲板下停满了卡车和小汽车。大伙儿在码头和非政府组织的义工依依不舍地告别。汽渡船晚上九点起航开往雅典，行程将近八小时。船上有供妇女和老人坐的椅子。天气温暖，海面风平浪静。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东张西望，希望找到穆罕默德。可乘客很快上了船，离泊汽笛清晰嘹亮地响起。汽渡船随后缓缓驶出港，驶入公海，将影影绰绰的小岛远远抛在身后。阿芙拉大口大口地呼吸海上的空气。黑夜从海面和天空进入我的脑海，我恍若迷了路：眼前的天空、大海和世界显得格外广阔。我闭上眼睛，为穆罕默德——这个不属于我的迷路的孩子，祈祷。
-8-
我一觉醒来，发现阿芙拉的手搁在我的胸口。我觉得她的手指扣着我的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想起了穆罕默德和我在老板娘家花园里找到的钥匙。我拿开手，发现手中拿的却是一朵菊花。
“你又为我带了一件礼物？”她说。声音中带着疑问。
“是的。”我说。
她手指摸着花瓣和花梗。
“什么颜色的？”她问。
“橙色。”
“我喜欢橙色……我以为你在楼下过夜呢。你睡着了，哈齐姆扶我上的楼——他不愿叫醒你。”
她声音中透着绝望，好像有许多话想问，却又问不出口。我受不了她身上的玫瑰花香。
“你喜欢就好。”我说着，拿开她搁在我胸口的手，任那朵花落在床上。
过后，我祈祷，为阿芙拉梳洗打扮。露西·菲舍尔来了。她今天行色匆匆，提着两只背包，好像要出远门。她还带了一位妇女，我估计是一位翻译；她皮肤黝黑，矮墩墩的，提一只老式的手包。
我们在厨房坐了十分钟。她将清楚写明客栈地址的新文书给我，并且告知我避难申请面试的日期和时间。
“你有五天时间，”她说，“好好准备吧。”
“跟参加考试似的。”说完，我忍不住笑了。她却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阿芙拉和迪奥曼德届时要各配一名翻译，到时候也会给我配一位。
“迪奥曼德和我们同一天面试吗？”我问。
“是的，你们不妨一同去。地点就在伦敦城南。”她说着，打开一张地图，指出地点，又翻开一张列车运行图，对我详细说明了注意事项。可我心不在焉。我想对她说说迪奥曼德受伤的胳膊，想对她说说穆罕默德和那些钥匙，可又担心她的反应。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窗外。白色的飞机划过天空，多得数不清。隆隆声过后，紧跟着一声长啸，仿佛天崩地裂。我冲到窗口，炸弹纷纷落地，飞机在天空盘旋。阳光太刺眼，我遮住眼睛。声音震耳欲聋，我连忙捂住了耳朵。
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
“易卜拉欣先生，你怎么了？”我听见有人喊我。
我扭头看去，发现露西·菲舍尔站在我身后。
“你不要紧吧？”
“飞机！”我说。
“飞机？”
我指着天空中白色的飞机。
短暂的停顿。然后我听见露西·菲舍尔长舒一口气。“你瞧，易卜拉欣先生，你仔细瞧瞧，那是鸟儿呀。”
我定睛细看，果然是海鸥。露西·菲舍尔说得不错。天空不见盘旋的飞机，只有海鸥，天边一架客机冲云破雾。
“你看见了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她扶我坐下。
露西·菲舍尔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她稍做停顿，喝了一口水，然后立刻言归正传。她希望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她手中的铅笔笔尖沿着铁路线画下去。我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平静了许多。她说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地名，随后又查看了另一份地图，我脑海中浮现出沿途的道路、房屋、小街小巷、公园和人。我想象远离海滨，深入这个国家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