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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们都待在客厅。摩洛哥人帮迪奥曼德准备避难申请面试。两个人分坐餐桌的对面，迪奥曼德面前放着做笔记的一张纸和一支笔。
“请你说说你离开你们国家的原因。”摩洛哥人说。迪奥曼德打开了话匣子，还是原来对我们说的那一番话，但这回增加了细节。他说了他母亲和姐妹的名字，介绍了他在加蓬的工作经历，一家人的财务状况，然后说到他们国家的历史和政治，说到被法国殖民，一九六〇年独立，内乱和内战不断，贫困加剧。他说科特迪瓦曾经是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第一任总统去世后，经济、政治、生活每况愈下。他说个没完，摩洛哥人不得不打断他，我才不用听他聒噪。
“迪奥曼德，我觉得他们只想听你的经历。”
“这就是我的经历呀！”迪奥曼德一口咬定，“我要是不说出来，他们怎么知道？”
“你说的情况，他们可能都了解。”
“不一定。要是不了解的话，他们怎么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
“你就说你的经历，你离开的原因。”
“我这不是在说嘛！”迪奥曼德不高兴了。我看得出他腰杆挺直了许多。生气竟然有矫正脊柱的功效。
摩洛哥人摇了摇头。“动肝火于你的情况无益。”他说，“你必须讲你的经历，讲你原来的生活。讲你、你母亲和姐妹原来过的日子。只需要讲这些，迪奥曼德！这不是上历史课！”
两个人又模拟了一遍面试。阿芙拉坐在扶手椅上，膝头放着记事本和彩色铅笔，手指盘着弹子。我看着弹子的脉络在灯光下扭曲、闪烁，他们的声音渐渐退为背景。我游离于他们的对话，想到了蜜蜂。夏日的天空下，蜜蜂飞出蜂房，振翅高飞去找花草树木。我仿佛听见它们嗡嗡地歌唱，闻到了清香的蜂蜜，看到了月光下金黄的蜂房。我正要合上眼睛，却看见阿芙拉翻开记事本，手指摩挲着白纸，从笔盒中取出一支紫色的铅笔。
弹子滚过地板的声音惊醒了我。我知道穆罕默德来了。我花了一点时间睁开眼睛，看见他盘腿坐在地上，旁边放着一把钥匙。
“你找到钥匙了，穆罕默德？”我问他。
“原来是你翻篱笆的时候把它给丢了。”他爬起来，站在我身边。他今天换了一套衣服，一件红色T恤和一条工装短裤，好像有心事。他扭头看向敞开的客厅门和走廊。
“你这样要受凉的。”我说。
他撂下我走开了。我起身跟了上去。我们上了楼，沿着过道，走过每一间卧室和浴室，最后来到走廊尽头一扇以前从未见过的门。
“你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呀？”我问他。他将那把钥匙递给我。
我将钥匙插进锁眼，打开门。一道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我才发现我身在可以俯瞰阿勒颇的山巅。一轮满月低悬在天边，映照着五光十色的沙漠。一轮血色的满月。
我看见远处的城市，废墟和山顶，喷泉和阳台，原野东边的养蜂场、灌木和野花。蜜蜂这时候静悄悄的，唯有保育蜂在月光下忙碌不停。蜜蜂见到人才变得轻率鲁莽。空气中飘着热烘烘的泥土的芳香，温暖宜人。左边有一条小路，拾级而下，可以进城。我沿小路来到河边。潺潺的河水穿过城市公园，又奔腾着流经山涧。皓月当空，河水波光粼粼。
前方一个穿红衣的人一闪而过。我循声进了小巷。天色已晚，华灯初上，集市摊位上高高堆着金黄金黄的果仁蜜馅点心。家家咖啡馆外支着桌子，每张桌上摆着菜谱、玻璃杯、餐具和一朵插在长颈花瓶里的花。商店橱窗陈列着鞋子、仿冒的名牌手包、地毯、箱子、咖啡罐、香水和皮革等琳琅满目的商品。街尽头一个摊位摆满了精美的头巾，蓝色、赭色和绿色，仿佛灯光下袅袅升起的烟。
我头顶的拱门门头的匾额上书“博物馆”几个字。拱门下，是我父亲的老铺子。铺子关门上锁，我脸贴着玻璃。店堂后高高地堆着一卷卷五颜六色的丝绸和亚麻布。店堂前放着抽斗和他放剪刀、针、锤子的罐子。
小巷的尽头闪过一道紫光。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穆罕默德，他拐过街角。我喊他，叫他等等我，别见我就跑。我问他去什么地方，可他不放慢脚步，我连赶几步，追了上去。来到小巷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到了河边。皓月当空，穆罕默德不知去向。于是，我靠着水边坐下来，等待……
***
注释：
[1]英国电信运营商。
[2]巴尔干半岛中部国家。
日出
……照亮了比雷埃夫斯港[1]，成群结队的海鸥在天空盘旋。我们在雅典下船，被带往一个靠港口的水泥庭院。院子里是挤挤挨挨的帐篷，上空是塔吊。没有帐篷的人裹着毛毯，席地而坐。鸟儿在他们中间的垃圾堆里觅食，到处充斥着一股浓烈的馊泔水味。
我们在一座长方形建筑的背阴处，墙上有大片涂鸦，画着一座简陋的海港、滔天的白浪和一艘张帆的古船。画中港湾的岩石上画着一架吊车，吊车下是古时候的人。萨米肯定会喜欢这幅画，会将画中人编进他的故事。这艘船也许是一台时光穿梭机，抑或了解萨米的脾性，吊车这台时光机拎着人的领子，将他们丢进另一个时空。
但愿我不必离开这里，但愿我是画中人，在港湾的礁石上坐一辈子，看一辈子大海。
我和阿芙拉在一块铺了毛毯的地上找了一个空处。我对面的一个女人身上吊着三个孩子：一个吊在胸前，一个用布袋兜着背在背上，怀里还抱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她生了一双杏眼，头上松松地裹着一块头巾。这三个孩子中没有双胞胎，或者说，都不是她的孩子。她说话了，对男孩说了几句波斯语。男孩摇了摇头，鼻子紧贴着她的袖口。一旁的女孩脸上有一道烧痕。我注意到她缺了三根手指。她和我四目相遇，我别过脸，看着阿芙拉。她默默地坐着，沉浸在自己那黑暗的世界里。
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我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等眼睛适应了，我看见一个圆圆的、黑洞一样的东西指着我。是一杆枪。一杆枪？一口气憋在嗓子眼，我努力吸气，眼前一片模糊，只觉得脖子和脸燥热，手指发麻。原来是一台照相机。
“你不要紧吧？”我听见一名男子问。他放下照相机，显得有些尴尬，似乎想不到自己拍的是一个真人。他别过眼睛，连忙赔礼道歉，然后走了。
来人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件。当晚我们坐上大巴，被送去雅典市中心一座位于商业区的破败建筑。这里原来是一所学校，站在落地长窗前可俯瞰院子。天井里人头攒动，或坐在舞台上，或坐在椅子上，或站在晾衣绳下。非政府组织的义工穿梭其间。一个梳一头脏辫的白人男子迎了上来，将我们领进大楼，上了两段楼梯，来到一间废弃的教室。阿芙拉一步不敢疏忽，慢吞吞地爬楼梯。
“能和你说英语真是太好了。”男子说，“我一直在学阿拉伯语，也学一点点波斯语，但都太难了。”他摇了摇头，留神盯着阿芙拉。“楼下的教室是举办活动用的。你妻子会说英语吗？”
“不怎么会。”
“她爬楼梯不要紧吧？”
“没关系。”我说，“我们什么苦没吃过。”
“你们算走运的。如果早来两个月，怕是要在大冬天里露宿街头几个星期。军方转移了不少人，还搭起了这些帐篷。埃利尼科，在老机场还有一座大的，公园……”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声音低了下去。我觉得他是不愿多说。
他领我们进了一间教室。做介绍时，他伸出胳膊，摊开手指，略带一丝讽刺。教室里支了三顶床单做的帐篷。我已经喜欢上了他。他眼睛炯炯有神，和又怕又烦的莱罗斯岛人截然不同。
“对了，我叫尼尔。”他晃了一下胸牌，“你们挑一顶帐篷，稍后院子里有晚饭。进来后，请看下右边墙上的作息时间表——下午有一些课程是专为孩子开设的。你的孩子呢？”最后一句话仿佛几枚炸弹，猝不及防地击中我。
“我的孩子？”
尼尔笑着点了点头：“这里只接收家庭……我觉得……你的出境卡……这所学校只接收带孩子的家庭。”
“我的孩子丢了。”我说。
尼尔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眉头紧锁，踌躇了片刻，随后低头看着地面，鼓起腮帮，吐了一口气，说：“听着，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你们今晚可以留在这儿，明天再想办法。这样你太太能好好休息一下。”说完，他将我们留在这所废弃学校的旧教室里。几分钟后，他领来另一家人，一位丈夫、一位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我不愿看到这些孩子，一男一女，牵着父母的手。我不愿搭理他们，所以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问候。我转身扶阿芙拉钻进一顶帐篷，放下包，我们默默地在毛毯上面对面躺下。入睡前，阿芙拉问我：“努里，你明天能多给我买几张纸和笔吗？”
“当然能。”
那一家子很快安顿下来，教室陷入温馨的安静，我险些以为我住的是一间大饭店。楼上隐约传来吱嘎声和其他客人的吵闹声，我不由得想起父母在阿勒颇的老宅，想起小时候我要听到房门外母亲令人安心的脚步声才敢睡去。看见母亲从门缝往里张望的眼睛，看见灯光从门缝透进黑洞洞的卧室，我才觉得踏实，才会迷迷糊糊地睡去。每天早上，母亲都要去父亲的布店打下手，下午手摇着她祖母传给她的那柄红扇，看几小时的报纸。缎子的扇面，画着一棵樱桃树和一只鸟，写着我母亲认为是宿命的两个汉字。她说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缘分是促成两段人生产生交集的一种神秘力量。
这让我想起我是如何遇到穆斯塔法的。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姨母，去世后，我们两家至少十五年互不来往，不通音信。穆斯塔法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山里，我父母是城里人，在竞争激烈的集市讨生活，做八方买卖。送我外曾祖母这把红扇的是一位中国老人，这位北京来的布料商亲手裁剪，绘制扇面。有一天，父亲要我去一趟街上，买些水果回来。我绕道河边，在一棵树下坐下休息。我待够了牢笼一般的布店，父亲迫不及待地希望我尽快学会招徕顾客，说好英语。所以，即使铺子闲下来，我也要抱一本英语语法书。用我父亲的话说，那样才有长进。
时值八月中旬，我热得浑身乏力，恍若身在沙漠深处。坐在河边，乘着酸橙树的阴凉，无异于片刻消遣。我刚坐了十五分钟，一位年轻人向我走来。他长我十来岁，皮肤黝黑，好像一个顶着太阳卖苦力的工人。
“请问去这家店怎么走？”他指着手中的一张纸问。纸上草草地画了一条路和一家铺子，一个箭头指着一行字：阿勒颇蜂蜜。
“阿勒颇蜂蜜店？”我说。
他点了点头，随即又飞快地甩了甩头，一种我如今再熟悉不过的面部痉挛。
“不对吗？”我糊涂了。
“对。”他说着，笑了，又甩了甩头。
“我们同路，你跟我走吧，我给你带路。”我们在路上聊开了。他立刻为我介绍了大山里的养蜂场，他祖父差他进城采购几种蜂蜜的样品。他说他最近申请了大马士革大学，想学习农学，他希望进一步研究蜂蜜的成分。我介绍了我父亲的铺子，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不如他健谈，再说我对卖布没多少兴趣。我为他介绍了一路上经过的店铺，又带他去蜂蜜店的门口，这才道别分手。
一个星期后，他带了一大罐蜂蜜登我父亲的店门找我。他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经常来阿勒颇，他希望当面向我道谢，感谢那天我为他带路。我母亲看见他抱着一罐蜂蜜站在铺子的门廊下，失手掉了长柄煎锅。她起身走过去，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开始抽泣。
“穆斯塔法，”她说，“是你吗？我上回见到你，你才几岁来着？你当时还小。可这张脸没变！”事后她说，她仿佛见到了投胎转世的姐姐。河边的偶遇和过后的一罐蜂蜜开启了我们俩的友谊。缘分，这个我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的神秘力量，将我表兄带进我的人生，引着他找到坐在河畔、对将来的职业心灰意冷的我，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母亲眼底闪烁着两个红彤彤的字，缘分。
这段记忆我在心里默默地过了三遍，就像倒回、重放一盘录影带，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
半夜，我被一个刺耳的声音惊醒，空中一声尖啸，一枚炸弹撕裂了黑夜。我一骨碌坐起来，浑身大汗淋漓，脑袋突突直跳，周围的黑暗在跳动。透过床单，我隐约看见窗户的轮廓，月光流进窗户。我看见阿芙拉月光下朦朦胧胧的脸，才慢慢想起我身在何处。我伸手握住她的手，没有炸弹，这里不是阿勒颇。我们在雅典，在一所老学校，我们没有性命之忧。我脑袋慢慢不跳了，尖叫声却仍在继续。尖叫声戛然而止后，又传来别的声音，在其他楼层的屋子里回荡。大人走投无路时的抽泣声，地板嘎吱作响声，脚步声、窃窃私语声和大笑声。笑声好像来自外面，楼下的院子——一个女人的笑声。
我钻出帐篷，出了教室，来到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一位妇女在窗前踱来踱去，她的拖鞋啪嗒啪嗒地打着大理石地面，眼睛盯着地。她就好像一个机动玩具，身体停下，突然一抽，又动了起来。我走向她，犹豫了好一阵，才抓住她的胳膊，希望安慰她，问她要不要帮助。她抬头瞥了我一眼，我发现她还没醒过来。她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眼中泛着点点泪光，却当我为无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我不吭声。我知道千万不能叫醒一个梦游的人，免得她受惊吓而死。我只能任她在梦魇中徘徊。
刺耳放肆的笑声吵醒了好梦。楼上的一间教室里有人鼾声如雷，一个孩子在另一间教室大哭。我循着笑声来到楼下的院子，竟然发现许多人毫无睡意。此刻想必已是凌晨两点。我首先看到一群人坐在一堵攀岩墙下一角的木椅上，他们拿一个纸袋传来传去，从里面吸着什么东西。
其中一个女孩瞥了我一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总觉得她不对劲儿，瞳孔放大，整个眼睛都是黑的，看不见眼白。两名男子席地而坐，背靠着墙抽烟。主席台想必原本是舞台，两个孩子在唯一的一盏泛光灯下踢球。院子的入口处，三个男人争得面红耳赤。他们操一口口音怪异的阿拉伯语，皮肤黝黑。其中一个推了另一个人的肩膀，第三个人走过来，将他们分开，大着嗓门说了几句；随后拔开门闩，推开厚重的大门，推着两个人走了出去。
门重新关上。待院子里回荡的金属声平息下来，院子里就只剩我一个人。面前的两扇门板上画了一个巨大的蓝心，蓝心两端各有一只红色的翅膀。心是平的，上面有一座小岛、一棵棕榈树，一轮金黄的太阳从岛上升起。在老学校淡绿色四壁的背景下，心仿佛在闪烁的泛光灯下搏动。
身后又传来一阵笑声。我转身离开那颗心，循声望去，只见大笑的女人坐在院子尽头晾衣绳下唯一的一张沙滩椅上。
她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妇女，头发梳成玉米垄，并绾成一个高高的马尾辫。我走过去，注意到她的白上衣被乳汁渗透了。她注意到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抬手护住胸口。
“是因为她被人带走了吗？”她说的是英语。
“谁被人带走了？”
她起初不吭声，眼睛左顾右盼。
“我不住这里。我偶尔晚上过来看看，心里觉得踏实。”
我盘腿坐在她旁边。她转向我，给我看她的胳膊。胳膊上有数十个圆形的小伤口。
“这是我的血。”她说，“他们下的毒。”
“谁下的毒？”
“我待在屋子里，后来他想杀我。他抓住我的脑袋，往地上撞。我喘不上气。后来我停止了呼吸，就没恢复过。我现在没气了，是一具尸体。”
可她的眼中充满了生气。
“我最想去德国，丹麦也行。”她接着说，“我要离开这地方，可惜不容易，因为马其顿关闭了边界。雅典是中心，是去世界各地的跳板。我却困在这里不能脱身。”她心乱如麻，眉头紧锁，“人在这地方，心会渐渐死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我开始觉得有点儿恶心，悔不该走近这个胸口溢奶、血中毒的女人。
踢足球的孩子现在已经散去，这里显得越发冷清，泛光灯照着空荡荡的舞台。两个汉子还在抽烟，刚坐在椅子上的孩子一哄而散。只剩下两个男孩，都在玩手机，脸被照亮了。
“他们嘱咐我多喝水，为了我的血好，可我已是一个死人。”她掐着自己的皮肤，“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你知道，生肉？死定了的。我要成为别人的口中餐。”她又掐着胳膊，给我看胳膊上的伤疤。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幸好她不笑了，至少暂停了片刻。周围很快陷入死寂。
“你住什么地方？”我问。
“公园，可我经常过来，这里安全，风也小。在公园，我们高高在上，都快和神做邻居了。”
“你的英语咋说得这么好？”
“我母亲教的。”
“你是哪里人？”
她没有回答，突然站起身，说：“我该走了，我现在该走了。”我看着她拔开门闩，推开门，撕破了那颗蓝色的心。门一关上，院子顿时安静了许多。两个孩子已经走了，只剩下那两个靠着墙抽烟的汉子。透过教室窗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婴儿和一个大些的孩子。
我回到楼上。走廊上梦游的女人不见了，周遭一片寂静，我整个人舒缓不少。
我一觉醒来，眼前是白得刺眼的床单，外面传来机器声，听人用阿拉伯语、希腊语或波斯语，抑或一句话夹杂着三种语言嚷嚷。阿芙拉睡得正香。
我来到楼下，天井里堆满了一筐筐发黑的香蕉和一箱箱啤酒。两名男子抱着一袋袋土豆，第三个人捧着贴了剃须刀、牙刷、记事本、钢笔的盒子。大门敞开，那颗破碎的心外是两辆车身印着慈善机构标志的白色货车。我走进儿童区，一位妇女在摆玩具、棋盘游戏、记事本和彩笔。
“打扰一下。”我说。
“请讲！”女人操着一口口音截然不同的英语。
“请问能不能给我些纸和彩笔？”
“这些真的是给孩子们准备的。”她说。
“我儿子就在楼上。他身体不舒服，他喜欢画画。”
女人翻遍口袋，掏出一本记事本和一盒铅笔。她把它们递给我，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笑了。
“等他好些了，希望他能过来。”她说。
阿芙拉睡得正酣。我将彩笔和记事本塞在她的手下，好让她一醒来就能摸着。随后我在她身边坐下，呆呆地看着被太阳照得雪白的帐篷壁，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然后，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往事。我左边是凯科河，右边是一条阴暗的大街，街头伫立着一棵酸橙树；往前走是驰名世界的男爵酒店，再往前是位于老城贾勒姆区的阿勒颇大清真寺，夕阳将穹顶染成了橙色；过了那条路就是阿勒颇卫城的城墙，如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麦地那集市，一道拱门破了；邻近西面的那条街上有法拉杰门钟楼，废弃的庭院，阳台，尖塔。微风穿窗而入，轻拂床单，这一幕幕渐渐淡去。我揉了揉眼睛，转向阿芙拉。她准是在梦中受到了惊吓——她烦躁不安，呼吸急促，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她说什么。我伸手抚摸她的头发，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闭上了嘴巴。
一小时后，她醒来，却不睁开眼睛。她挪了挪，手摸摸记事本，又摸摸铅笔。
“努里？”她喊道。
“在。”
“这是你为我买的吗？”
“是的。”
她脸上掠过一抹微笑。
她翻身坐起来，将纸和笔放在腿上，闭着眼，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她皮肤白皙。她睁开铁灰色的眼睛，一对瞳孔小得仿佛要将阳光挡在眼睛外。
“我应该画什么？”她问我。
“你爱画什么就画什么。”
“你说，我是为你画的。”
“从我们家看到的景色。”
我看着她打草稿，手指摸着笔迹，沿着每一条线，仿佛那是路。她对着纸扑闪着眼睛，然后移开，眨几眨，仿佛光太近，晃到了她的眼睛。
“你看得见吗，阿芙拉？”
“看不见。”她说，“别出声，我在思考。”
我看着画显出轮廓，显出一个个穹顶，平的房顶。她在草稿的显著位置添上了攀缘阳台栏杆而上的花和叶。随后她将天空抹上了紫、褐和绿色——她不知道自己使用的颜色，好像只晓得天空要用三种色彩。我看她指尖循着风景的线条，生怕色彩出了格，画进了建筑。
“真有你的。”我说。
“瞧你说的。”她眼中含笑，“漂亮吗？”
“太美了。”
不晓得为什么，听我说这话，她搁下了画笔。画面的右侧没上色彩。说来也怪，这让我想到战争打响前苍白破败的大街小巷。一切被岁月洗净了颜色，犹如枯萎的花朵。她将画递给我。
“还没画完呢。”我说。
“嗯。”她将画推给我。随后头枕着手，默默地躺了下去。我许久没动。我躺在那里，盯着那幅画。不知过了多久，尼尔的脑袋伸进门，四下看了一圈，告诉我们该走了。
-9-
我被各种物品包围，好像是外套，扔了一地的鞋子，墙角一只被压扁的暖水瓶。我头顶有一个锅炉，难怪这地方暖和。摩洛哥人站在我左边走廊的尽头，呆呆地看着我。他走过来，默默地向我伸出手。他一声不吭，但表情严肃，他领着我进了卧室。阿芙拉不在卧室，床已经铺好，衣架上的头巾也不见了。我睡的那一侧床头柜上放着一幅漂亮的速写，画的是养蜂场——朝阳下辽阔的田野向远处延伸，点缀着蜂房。她甚至去厨房以及大家用餐的帐篷里作画。色彩用错了，线条很粗糙，断断续续的，可画面灵动，栩栩如生，蜜蜂仿佛在我耳畔嗡嗡飞舞。那边的田野盛开着一朵朵黑玫瑰，玫瑰的色彩溢进了天空。
摩洛哥人扶我在床上坐下，解开我的鞋带，帮我脱下鞋，然后抬起我的两条腿。我抓住那幅画，贴在胸口。
“阿芙拉在哪里？”我问。
“别担心，她在楼下。没事，有法丽达陪着她。”
“法丽达是谁呀？”我问。
“就是那个阿富汗女人。”
他走出去，很快端来一玻璃杯水，将杯子送到我的嘴边。我一饮而尽。随后他调整好我脑袋下的枕头，拉上窗帘，嘱咐我闭目养神，然后关上门，留下我一个人待在黑暗中。
我想起了胡同、小巷、奔跑的脚步和穆罕默德的红色T恤。我浑身乏力，腿和胳膊僵硬，眼睛火辣辣的，我闭上了眼睛。
我一觉醒来，卧室内漆黑一片。门外传来一阵阵笑声，仿佛穿透黑夜的铃声。我直奔楼下的客厅，几位房客在玩多米诺骨牌。阿芙拉也上了场，她附身对着餐桌，面前一溜儿摆了六只骨牌，她集中精神、手指支撑着地挨着前面的一块放下第七块。大家围着餐桌、屏住呼吸观看。她放下牌，甩了甩手，笑了。“看，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你们看！”
几个星期来，我第一次听她和别人说话；也是数月来，她的声音第一次有了生气，有了欢笑。
摩洛哥人发现我站在门口。
“老头儿！”他说的是英语，眼睛一亮，“进来坐，玩一把。我为你沏茶。”他推过来一张椅子，推着我的肩膀坐下，随后出门进了厨房。
其他房客抬头瞥了我一眼，点个头，或问声好，注意力又回到阿芙拉和多米诺骨牌上。她挺了挺腰杆，手微微发抖，只见她将头稍稍偏向我，那张骨牌摆得与前一张太近，骨牌一下全部翻倒。
大家哈哈大笑，有的喝彩，有的惋惜。阿富汗女人收起骨牌，推向她。她是玩牌好手。等摩洛哥人端茶回来，她已经排了十五张，她为紧挨着自己而坐的阿芙拉数牌。
我喝完喷香扑鼻的茶水，然后打电话给全科诊所，告知他们我拿到了更正的资料，希望约一个时间，给阿芙拉看眼睛。
夜幕降临，我务必要陪阿芙拉就寝。我跟她上楼，忍住不去看走廊尽头的门。迪奥曼德的房间又大门洞开，他背对着我们看向窗外，T恤下支棱着的肩的轮廓清晰可见。他好像知道我盯着他，转身面向我。
“晚安。”他笑着说，我看见他手中拿着一张照片。他翻过来给我看。“这是我妈妈，这几位是我姐姐。”她们都是生着一口大牙、爱笑的女人。
进了客房，我帮阿芙拉脱下衣服，挨着她躺下。
“今天过得开心吗？”我说。
“你要是在，就更开心了。”
“我知道。”
我好像听见一个孩子在用阿拉伯语喊着什么。听声音好像是从别的房间传来的，可我知道这里没孩子，除非刚来了住户。可听声音，又好像来自楼下的花园。
“你做什么呀？”阿芙拉问。我靠窗看向楼下黑漆漆的天井。
“你没听见吗？”我问。
“不就是电视嘛，”她说，“楼下有人在看电视呢。”
“不是。不知谁用阿拉伯语喊。”
“喊什么呀？”
“快来呀！快过来呀！”
我脸贴着窗户。天井空荡荡的，除了那棵樱桃树、几个垃圾桶和那架梯子，院子里别无他人。
“过来躺下吧。”阿芙拉劝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别胡思乱想。”
我依言挨着她躺下，感受她的体温，嗅着她如玫瑰的淡淡的体香。我闭上眼睛，不去看她和夜色。可我又听到了喊声，一个孩子的喊声，是穆罕默德的声音，我知道。他开始唱一首摇篮曲，我听得出。这让我想起了萨米。我捂住耳朵，却挡不住……
***
注释：
[1]希腊港口。
歌声
……蟋蟀吟唱着，欢迎我们来到阿瑞斯公园。去雅典市中心的大街两旁是一色的锻花栏杆。
我又忍不住想起穆罕默德。我恍若听见他在喊我，可我知道那不过是城市的喧嚣。尼尔在前面带路，也许出于愧疚吧，他硬要帮我提大包小包。他一个肩膀背着我的包，另一边肩背着阿芙拉的包。离开学校前，尼尔把我们的旧包一股脑儿扔了，送给我们俩一人一只帆布背包和保暖毛毯。
“这地方是为了纪念一八二一年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建的！”尼尔回头大声告诉我们。沿途我们经过几间大门敞开的木屋，他却一直向林中走去。不久，蕨树和棕榈树下出现一个个帐篷组建的小村落，人们摊开手脚躺在毯子上。这地方肮脏不堪，即使是露天，也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和尿臊味。尼尔继续往前。越往里走，公园的小路越是坑坑洼洼的车辙和丛生的野草。不少人在遛狗，退休的老人坐在长凳上谈天。再往里走，可见瘾君子准备好了注射毒品的针筒。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另一处帐篷聚集地，尼尔在两棵棕榈树间的两块毛毯之间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对面是一座古代武士的雕像，雕像的底座上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汉子。他的眼睛让我想起昨晚在那所学校的孩子。
天色已晚，尼尔走后，夜色笼罩了我们。我开始觉得这地方不对劲。首先，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犹如群狼，拉帮结派地聚集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从他们眼睛中能看出狡黠的狼性。
晚上很冷。阿芙拉瑟瑟发抖，但她一声不吭，这地方吓坏了她。我把拿得出的毯子都裹在她身上。我们没帐篷，只有一把抵御北风的大伞。旁边的一堆篝火驱除了些许寒气，但不足以让人安心入睡。
周围有人走动，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几个孩子在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踢足球，男孩和女孩踢得泥浆飞溅。其他孩子在打牌，或在帐篷外闲聊。一群少年围一张毛毯而坐，他们轮流讲故事，讲他们从小记得的故事。现在一个女孩在讲，其他人盘腿坐在毯子上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眼中映着渐渐熄灭的篝火。
我正看着，一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走过来。他是一个金发的小个子男人，一只手提着一只白色塑料袋。女孩不说了，大家转身看向他，随即发出一阵欢呼，然后互相交头接耳。义工放下袋子，少年们眼巴巴地等着他掏出一罐罐可口可乐，一个个抢着接过去。人手一罐，大家立刻打开，对着咝咝噗噗的可乐开心地哈哈大笑。
然后一饮而尽。
“这是我三年来喝的第一口可乐！”其中一个说。
我知道伊斯兰国禁了可口可乐，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跨国品牌。
“比我记忆中的好喝！”另一个说。
义工见我看着他们，从袋子里掏出最后一罐，走了过来。他比我以为的年轻，有一头金色的短发和黑色的小眼睛。他笑容可掬地将那罐可乐递给我，也带来了快乐和欢笑。
“令人叫绝，是吗？”他说。
“谢谢。”我打开易拉罐，抿了一小口，品味着可乐的香甜。然后将可乐递给裹着毛毯，还在不住哆嗦的阿芙拉。她喝了一大口。
“哇，可口可乐吗？”她问。她的脸顿时有了血色。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分享那罐可乐，听少年们讲故事。
午夜过后，阿芙拉终于睡去，身子不再哆嗦。我注意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附近转悠，眼睛不离那群男孩和女孩。其中一个扶着拐杖，即使在黑灯瞎火的晚上，也能看清他裸露的残腿。坐在雕像底座上的那个骨瘦如柴的汉子在弹吉他。一首优美、伤感、轻柔如摇篮曲的曲子。
“你也被送到这里来了？”
我抬头望去，眼前站着的是昨晚那个黑人妇女。她肩上裹了一条毛毯，手拿一块面包。
“你们早上一定要去领食品。”她说，“教堂有人送食品过来，很快就会被领完。他们也带药品过来。”
她在地上铺一块毛毯，在我旁边坐下来。她戴一块祖母绿的头巾。
这地方仿佛神明睁开了眼睛，凭空起了一阵横扫难民营的大风，卷起的树叶和尘土从我们眼前呼啦啦而过。静待风平息，她可能已经习惯了突如其来、短暂的恶劣天气。随后她将手伸进小布袋，掏出一盒爽身粉，将香粉撒在手掌上，往脸和手上抹。这一抹有着神奇的效果，她看起来苍老了些，脸颊上的生气和光泽不见了。她始终看着我。
“这地方的人偷孩子。”她说，“拐骗孩子。”
月光下，一双双男人的眼睛在树叶间闪烁。
“拐骗孩子干什么？”
“卖他们的器官，或者组织卖淫。”她漫不经心地说，好像见惯了这种事，无动于衷。我懒得听这个女人聒噪，更不愿看见树林里影影绰绰的人影。我又注意到她白色上衣上刚渗出的斑斑乳渍。
“我的脑袋坏了。”她拍着额头说，然后又掐手臂内侧的皮肤，“我是个死人。我的内脏发黑。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她的一双黑眼睛映着火光，眼白微微泛黄。她的五官丰满、健康、柔和、透明，尽在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我不想知道，恨不得远远地躲着她。我脑袋里的东西太多了，容不下别的。我忍不住去看她上衣的奶渍，左边的更严重，就好像她的心在滴血，我忍住不去看。
“你走不了，你难道不知道？”她说。
我没理她。我现在想起了穆罕默德。看见林子里的人，我脑海中又闪现出新问题。是不是谁把他带走了？他是被人拐骗，还是趁他睡熟被人掳走了？
“边境关闭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接着说，“人纷纷进来，却难得见人离开，我回不去。我是一个死人，我想离开这地方，我想找份工作，可没人愿意要我。”
一棵树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和一个小姑娘搭上了话。她十一二岁，可看她的站姿不止这个年纪。她靠在树上的方式，明显让人觉得是在进行某种让人无法相信的行为。
“你知道奥德修斯[1]为什么要踏上旅程吗？”女人说着，推了我一把，我真不想她出声。我转身白了她一眼，回过头，那男人和小姑娘已不见了。我觉得有点恶心。
“从伊萨卡到卡吕普索，天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在找什么？”
她凑向我。只要我不看她，她就推我的腿。她有一点激动。
“不好说。”我对她说。
“找他的家。”她说。随后她沉默了良久，也许发现我真的不愿多话。她双手放在两腿之间坐着，双眼圆睁，谨小慎微，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我越是不去想她，当没有她，越是做不到。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安吉丽姬。”
“这是一个希腊名。”
“对，是‘天使’的意思。”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这个问题好像打乱了她的心绪。她收起毯子，裹在肩膀上，走进夜色，一路从地上捡着什么。
我挨着阿芙拉躺下来，却毫无睡意。林子深处传来古怪的叫声，也许是狐狸，也许是猫，也许是人。那人还坐在雕像的底座上。借着快熄灭的火光，我注意到他胳膊上的挠痕，仿佛是被动物刚挠出的鲜红的伤痕。
我思绪纷乱，紧紧地闭上眼睛。我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知道。
早晨有人祈祷，阿瑞斯公园很快成了一个游乐场。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撑开了一把翠绿的大伞，我恍若见到了昨晚裹着绿头巾坐在这里的安吉丽姬。难民营里不乏本地居民，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提着一袋袋食品发给难民。
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她头上随意地搭着一块天蓝色的头巾，怀抱一个小不点的婴儿坐在毯子上，婴儿也许才几个星期——伸出毛毯的手和腿好像细细的嫩树枝。她抱在怀里、不住地颠着的好像一个死婴。她虽然心知肚明，身体却不承认。一位上了年纪的希腊老太太跪在一旁，拿奶瓶帮这位母亲喂孩子奶。孩子不肯喝，老太太只好作罢，随即又倒了一大杯炼乳，装满一纸碟巧克力饼干递给这位母亲，催她吃饼干，喝牛奶。只要她一停下，老太太就立即端着牛奶和饼干送到她的嘴边。
“都喝了[2]，都吃了。”老太太希腊语和英语都用上了。年轻的妈妈好像听懂了其中一种语言，一饮而尽，伸过杯子再要一杯。老太太又为她倒了一杯，等她喝完，牵过她的手，捧在手上，拿婴儿湿巾揩干净，抹上护手霜。这位妈妈一双忧伤的眼睛，蔚蓝如大海，深邃。
“玛莎真漂亮。”老太太说着，吻了一下婴儿的额头。
玛莎！原来是个女孩。我注意到女人间的无拘无束，三言两语交流的默契。她们认识——老太太此前也许来过许多趟。
“没奶吗[3]？”老太太问。年轻妈妈手按着胸口摇着头答道：“没[4]。”
我又注意到坐在雕像底座上的男子。他腿上放着一把吉他：一件漂亮的乐器，像是一把古琴，却又不尽然。他调了一下琴弦，然后弹了一支小曲。曲声急促，仿佛大晴天突然下了一场阵雨，在木质的共鸣箱内轻轻地回荡。
他突然停手，调了调弦，脸上掠过一丝愁云。过了片刻，他将吉他放在脚边，卷了一支烟。我挨着他站在雕像的影子里。即使沉默寡言，男子也让人觉得面善，一团和气。
“早上好！”他说的是波斯语。那副嗓子就像他弹的曲子，浑厚、动听。他将刚卷的烟递向我。
“不用，谢谢。”我用阿拉伯语说，“我不抽烟。”那一刻，我们俩对这一尴尬的处境哑然失笑。我们身在希腊，一个人说阿拉伯语，另一个说波斯语。
“你说英语吗？”我问。
男子眼睛一亮，陡然来了精神。“会！说得不好，但会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找到了共同语言！”看来他是一位生性乐观的人——他有说有唱。
“你什么地方来的？”我问。
“阿富汗，喀布尔[5]郊区。你是从叙利亚来的？”
“对。”我说。
他的指甲修长，虽算不上魁梧，一举一动却无不透着力量。
“我喜欢听你弹吉他。”我说。
“这件乐器是雷贝琴，意思是‘心灵的窗户’。”接着他告诉我他叫纳迪姆。
我挨着他站在雕像的底座，他拿起雷贝琴又弹了一首曲子。曲子舒缓平和，如暗潮涌动，涓涓流入空中。我看到阿芙拉醒来，在毯子上舒展身体，四下摸着看我可在。她找不到我，双眉紧锁，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立刻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手，看着她眉头舒展。发现她生怕失去我，我打心眼里觉得欣慰，说明她还爱我，哪怕她自我封闭，她还需要我。我解开留给我们俩的三明治，递了一块给她。
过了半晌，她才问我：“努里，谁在弹琴呀？”
“一位叫纳迪姆的人。”
“真好听。”
我听着音乐，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纳迪姆放下雷贝琴，准备小睡片刻。少了音乐，林中树枝的断裂声、嘀嘀咕咕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等乘虚而入。我想叫醒他，请他永远弹下去，好让我听着悦耳的雷贝琴曲子，至死都不为杂音纷扰。如果被安吉丽姬说中了，如果我们这辈子休想离开这里，那么，我和阿芙拉将长眠此地，和夜晚的捕食者一起，和未知战斗中的英雄一起。
日落后，我们点了一堆篝火，顿时烟雾缭绕，充斥着柴火味。大家围着篝火取暖，我想起了法尔马科尼西岛，那座岛上的人不一样。这里好像处于日食期间最黑暗的阴影中。
阿芙拉比平时安静。我觉得她在倾听林子里的声音，她能发觉暗藏在林中的危险，可她一言不发。大多数时间她都裹着厚厚的毛毯坐着。
纳迪姆离开了一阵，回来后在雕像下原来的位置坐下。他没有立刻拿起雷贝琴，尽管我等着听他弹曲子。我渴望听他弹的曲子，我就好像离开了水，魂不守舍。
戴蓝头巾的那位母亲在给孩子喂奶。小玛莎的嘴含住乳头使劲地咂着嘴，却吃不出奶。母亲急得脸通红，用手挤着乳房，结果还是失败了。玛莎只好作罢，又变得无精打采。女人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泪水，失声痛哭。
看见这位母亲泪如雨下，我发现阿芙拉未曾为萨米伤心落泪过。除了那天在阿勒颇，我们躲在花园的地洞里，我没见她落过一滴泪水。萨米死的时候她都没哭，只是铁青着脸，面无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