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迪姆过来坐在我旁边，出神地盯着阿芙拉。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盯着她，抑或陷入了沉思。不管怎样，我引开了他的视线。
“对了，你刚才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纳迪姆脸色一变，回过了神。“喀布尔！”
“你喜欢那里吗？”
“那还用说，那是我的家乡啊！喀布尔风景优美。”
“你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塔利班见不得我们演奏音乐，他们不爱听音乐。”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不说了，从地上捡起一个松果，仔细看了看，又扔进树林。我觉得另有隐情。
“你就为这走的？”我说。
他犹豫片刻，好像考虑要不要说，同时打量着我，随即故意压着嗓子说：“我原来在国防部任职。塔利班威胁我，我说了我不敢杀人，我蚂蚁都不敢踩——能指望我去杀人？”
他又不说了，到此为止。一段说来话长且丰富的经历，他对我只说了片言只语。纳迪姆陷入沉默，这个汉子的沉默隐隐令人不快。幸好他又开始说了。那副节奏单调的嗓音令人出神。
“你知道这个公园叫什么吗？”他问。
“知道，Pedion tou Areos……”
“Pedion的意思是‘广场’。Areos是战神，他嗜好杀戮和血腥，你知道吗？这是那位送食物过来的老太太告诉我的。”
“不知道。”
“他嗜好杀戮和血腥。”纳迪姆一字一顿，慢吞吞地重复这几个词。“你瞧，”他说，“他们为了纪念他，建了一座公园！”他伸出手，摊开手掌，像尼尔那天带我和阿芙拉去小学校的临时住所时做的，火光下，纳迪姆刚划破的伤口仿佛前臂上缠着几条鲜红的丝带。风起云涌，周围漆黑一团，是要闷熄火苗的架势。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应该善待这个汉子。
“你什么时候学弹雷贝琴的？”我问。
我的问题把纳迪姆逗乐了，他眉飞色舞地凑过来。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看一个人磨刀。
“说来话长，”他说，“我父亲是喀布尔的一位音乐家。他是一位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鼓手。”纳迪姆的手敲着无形的手鼓，“我每天坐在一旁看他打鼓，边听边看。”说这话时，他的手顺着眼角摸到耳朵。“有一天，那时我八九岁吧，我叔叔请父亲到屋外帮忙。我过去坐在塔布拉前开始敲。他突然目瞪口呆地走进来，一时不敢相信，问我：‘纳迪姆！儿子，你是怎么学的？’怎么学的？我看的呀。我边听边看了这些年，怎么能学不会？你说说！”
纳迪姆的故事令我入迷，他抑扬顿挫的嗓子令人陶醉，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小男孩在喀布尔的家中打鼓的画面，暂时忘了我问而他尚未回答的问题。纳迪姆的脚轻轻地打着拍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他卷了一支烟点上，身体后仰着，看起来很放松，眼睛却很锐利，它们扫视着众人，看暗影处，边看边等，和林中的人一样。
蟋蟀齐鸣，然后又戛然而止，短暂的停顿，犹如一个突然歇声的活体。随后又开始叫了，声音浑厚而低沉，向远方传开去，深入树林和未知世界的深处。
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树林里徘徊，也有人坐在树杈上抽烟。时不时笑声传来。纳迪姆点上一支烟，却不急着吸，胳膊随意地搁在腿上。我忍不住去看他的伤口，他前臂细腻的皮肤上好像被野兽狠劲地挠了的深红伤痕。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发了一条信息。等他发完，我问他的手机能不能上网。
“能。”他说。
“我能借你的手机看下电子邮件吗？”
纳迪姆毫不犹豫地解了锁，将手机递给我，随后又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在一旁。
邮箱里有穆斯塔法发来的邮件。
亲爱的努里：
我颇费了些时日才适应新环境。我等着看能否获准避难，与此同时积极参与了我所在小镇的养蜂协会。我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蜜蜂可养的养蜂人。只要一箱蜜蜂我就能起步，于是我在脸书上发了一则广告，请人赞助一箱蜜蜂。我现在眼巴巴地盼有人回复。
盼望早日收到你的回复。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你和阿芙拉。
穆斯塔法
2016年3月15日
***
亲爱的努里：
一位邻近小镇的妇女回应了我的广告！她不仅赞助了一个蜂房，还捐了一群据说行将灭绝的英国黑蜂。这无异于珍宝！我打算分成七箱。我有意和养蜂协会合作，以便提高效率。英国的养蜂人一般养从新西兰进口的意大利蜜蜂，但本土蜜蜂更能耐受这里的极端天气。蜂群衰退得厉害。欧洲蜜蜂难以生存。我相信能从这群黑蜂身上找到答案，我知道许多人和我所见略同。努里，这个国家有油菜田、一垄垄的石楠和薰衣草！雨量充沛，花开遍野，满眼葱绿，多到超乎你的想象。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就有新生活和希望。
你还记得养蜂场周围的田野吗？景色优美，不是吗，努里？我常常想起着火的那一天，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事。我不愿深陷黑暗，不能自拔。
盼早日收到你的回信，我这里有许多有待和你合作的项目！我盼着你！蜜蜂盼着你！
穆斯塔法
2016年3月25日
“这条信息把你看笑了。”纳迪姆说。
我一时忘了身在何处。我抬头看见树枝间雅典耀眼的太阳。
“我表兄在英国。”我说，“他催我过去。”
“那可不简单。”纳迪姆说着，哧哧地笑了，“他能去英国，是交了好运。”
我们俩一时陷入沉默。我心里惦记着连片的油菜田和一垄垄石楠与薰衣草。我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和阿芙拉的画一样充满生气。蟋蟀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听声音，这片树林好像很深。”我说。
“才不呢。城市中的森林。文明。”纳迪姆得意地一咧嘴，瞬间暴露了他的另一种性格，有几分源于放纵的戏谑或歹念。
“你过来很久了吗？”我问。
“是的。”这句话好像把天聊死了，我不知道“很久”作何解释，是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还是如这位古代石雕英雄历经的几个世纪？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一丝异样。这一幕发生得太快，稍一眨眼就错过了。一个背对我们坐在附近板凳上的汉子，扭过头，引起了纳迪姆的注意。熟练地确认，快速地点头，纳迪姆的举动随之发生了变化，手指和眼角的皮肤抽搐了一下。这让我更加注意了。纳迪姆等了片刻，脚轻轻地打着拍子，最后站起身，从早前坐的地方拿起一瓶水，倒在手上，抓了抓头发。这算不得稀奇，可这之后发生的事，让人颇觉得诡异。
纳迪姆抬手理了理湿漉漉的头发，走向两名少年，他俩是前天才来的一对双胞胎。哥俩坐在一块铺在树下的毯子上，衣衫褴褛，邋里邋遢。他们初来乍到，胆小怕事，但还是有男孩子的顽皮，一个要说话，另一个嘻嘻哈哈，你推我搡。我看纳迪姆挨着他们在毯子上坐下，先自我介绍，然后握了握手。
这时候，坐树下的汉子，也就是对纳迪姆点头的那个家伙转身扬长而去。
随后，纳迪姆的手抄进牛仔裤口袋，掏出一沓钞票。我远远地好像看他给了双胞胎一人五十欧元，这对两个靠翻垃圾桶为生的孩子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努里，”阿芙拉的话转移了我的注意，“你在做什么呀？”
“看看。”
“看谁呀？”
“我不喜欢这地方。”我说。
“我也不喜欢。”
“我觉得不对劲。”
“我知道。”这短短几个字，出自我妻子的口和心，平复了我的心情。我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吻着。每吻一下，我都说一句：“我爱你，我爱你，阿芙拉，我爱你，我爱你。”
我告诉她穆斯塔法到了英国，他信中提到的蜂房和英国黑蜜蜂。她仰面躺着，我第一次看见她嘴角挂着笑意。
“有什么花呀？”
“薰衣草和石楠花。”
她沉默了半晌。“我觉得蜜蜂和我们一样，”她说，“和我们一样脆弱。可还有和穆斯塔法一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人和他一样，带来生而不是死。”她又陷入沉默，若有所思，接着小声说：“我们能去英国，是吗，努里？”
“当然喽。”我说。尽管当时我心里没底。
那天晚上，我努力把蟋蟀想象成蜜蜂。周围到处是？？？？叫的蟋蟀。周围、天空、树上到处是金黄的蜜蜂。我发现忘了回穆斯塔法邮件——纳迪姆的事情让我分心，那说不清的情况让我放下手头的要紧事。蟋蟀在歌唱，我将这歌声拒之耳外，心里想着蜜蜂。我又想起母亲，还有她那把红绸扇。缘分。命运。吸引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力量。
我希望做一个养蜂人的时候，只有母亲支持我。父亲唉声叹气，萎靡不振——我宣布不去铺子干活，不愿接管家族生意的那几个星期，他猝然苍老了许多。一天晚餐后，我们在厨房小坐。当时正值六月天，天已经很热了，他喝着加盐和薄荷的咸酸奶，搅得冰块在玻璃杯里叮当作响。母亲将剩菜剩饭倒进垃圾桶。他好像知道我要说他不爱听的话，苦着脸，隔着杯口不时地盯着我。他手上的金婚戒在夕阳下闪闪发亮。他身量矮小，骨瘦如柴，粗大的指节和显眼的喉结，一说话就动。但他的存在不容人忽视，他的沉默和沉思常常填满整个屋子。
“怎么？”他说。
“怎么了？”我答道。
“你明天一早去批发商家一趟，我们要多进几匹菱形图案的黄缎子。”
我点了点头。
“然后你到店里来，我教你做窗帘——你不妨先看看。”
我又点了点头。他一口喝干酸牛奶，举着杯子，要我母亲再添。可母亲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搭理我们。
“我再听你差遣一个月。”我说。
他放下空杯。
“一个月后该当如何？”他的声音沉重，满含愤怒。
“我去养蜜蜂。”我手扶着桌子，实话实说。
“你这是提前一个月通知我？”
我点了点头。
“不把我当你父亲！”
这回我没点头。
他看向窗外，眼中映着太阳，变成蜂蜜的颜色。
“你对养蜂知道多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你凭什么谋生？”
“穆斯塔法教我——”
“呵！”他不屑地说，“穆斯塔法，那个野小子，我就知道他把你带坏了。”
“他没带坏我，他教我学本事。”
他哼了一声。
“我们一块儿建蜂房。”
又哼了一声。
“我们要闯荡一番事业。”
这回是沉默。他垂着眼睛，长时间地沉默。我头一回发现他黯然神伤，此后的许多年，这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自责和内疚。母亲收拾好锅碗盘盏，时不时转身盯着我，点个头，催我说下去。可我说不出口，大约过了十五分钟，父亲才开口。
“这么说，这个铺子要断送在我手里了？”
这是他最不愿说的话。按他的说法，我心意已决，没有商量的余地。随后的几天和几个星期，我发现他变得越发瘦小，无论裁剪、缝针，还是量尺寸，一举一动，无不慢慢吞吞的，漫无目的。那一刻，躺在那里仰望雅典的天空，我心想，如果我不惜牺牲父亲的幸福执意做一名养蜂人，那我一定要见到穆斯塔法。他多年前找到了我，将我领出黑洞洞的裁缝铺，走进沙漠边缘的旷野，我现在必须信守承诺。我要想办法去英国。
深夜我醒来，篝火只剩下一个摇曳的火苗。孩子们在酣睡。一个婴儿吵夜，哭个不停。哭声好像在林子深处，但其实并非如此。安吉丽姬裹了一条毛毯，在我们旁边倚靠一棵树坐着。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手放在腿间，胸口还在溢奶。不知她从什么地方来，家人身在何处，她抛别了谁。我想再问问她：安吉丽姬，你为什么要远走他乡？你究竟叫什么？你的宝贝女儿呢？
我听着蟋蟀唱歌，在月光如洗的树林里思考这些问题。夜色柔和，仿佛《一千零一夜》那些故事中的夜晚。在一个因权力、腐败和压迫而动荡不安的国家，母亲为我讲故事的日子，总要看一眼窗外，我体会得到她读书时的无奈、愤懑和害怕。
我对故事中时间的流逝又爱又怕。夜复一夜，妖怪浮出大海；夜复一夜，讲故事无非是为了延缓被斩首。生命被分成一个个夜晚。夜晚充斥着悲痛欲绝的呐喊。
安吉丽姬挪了挪夹在腿间的手。孩子还在哭泣，我听不出哭声到底来自何方。我睡意全无，因为这地方不安全，我觉得这里很不对劲。我记得萨米一哭，阿芙拉的乳房就开始溢奶。听着萨米的哭声，闻着他身上的奶味，坐在她经常喂奶的椅子上，阿芙拉的乳房就能溢出奶水，母子之间好像连着一根看不见的线。母子间的交流用不着语言，靠的是最纯朴的心灵。记得她经常拿这事打趣，说觉得自己像一只动物，说她体会到我们深爱和极度恐惧的时候，便少了人性。刚做母亲的那段日子，她放下了画笔；她疲惫不堪，心里只有萨米。后来，等萨米睡熟了，她才走向画布，她笔下的风景优美，栩栩如生，黑夜富有层次，阳光更加灿烂。
哭声一停，安吉丽姬立刻紧紧闭上眼睛。我想起了纳迪姆，想起他让钱滑入两个孩子手中的一幕。我的思绪又转到穆罕默德，我现在更加放心不下他。随后我又想起了萨米。先是他的微笑，继而是失去光泽的眼睛，犹如两个玻璃球。我不愿想萨米，我最怕回忆萨米。我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那一幕幕变幻成图片，在我脑海闪现，挥之不去。
夜复一夜，野兽跑出树林。纳迪姆和两个少年来往越来越密切，一个又一个夜晚，两名少年去了又来；每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兄弟俩都显得惶惶不安。他们买了新鞋，甚至买了一部新手机；他们互相打闹逗乐，放声大笑。哥俩形影不离，尤其是早晨，两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然后倒头就睡，一直睡到下午。灿烂的阳光下，他们的身体一动不动，思维陷入了停顿。
夜复一夜，安吉丽姬在我们旁边靠着树睡觉。挨着我们，也许让她觉得踏实。不知道她是否还去老学校。转眼好像过了许久，感觉恍如隔世，尽管我们才过来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
我把铅笔和记事本给阿芙拉，可她不愿接；她推开它们，即使是在睡梦中。她心力交瘁，无暇旁骛。她听着周围的喧嚣，以一颦一笑回应孩子们的嬉闹和哭喊。她为他们担心。她经常问我什么人藏在林子里。我说我也不清楚。
有时候，有人收拾仅有的几件行李离开，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在莱罗斯岛，难民按国籍分三六九等。据说，叙利亚的难民优先，来自阿富汗和非洲大陆的难民要等一等，也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可在这个公园，大家好像都被遗忘了。经常有抱着毛毯的非政府组织义工领着人过来。大人和孩子都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头发被海水打湿了。
-10-
我应约带阿芙拉去看全科医生。这是一间大诊所，有一位说阿拉伯语的医生——法鲁克医生是一个矮胖子，年纪五十上下。他摘下眼镜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旁边是写了他名字的铜牌，电脑屏幕照亮了他的眼睛。他说要先记录详细情况，了解阿芙拉的经历，才好为她检查。说到眼睛疼痛的类型，他问了她许多问题：是锐痛还是钝痛？是不是双眼疼？头疼不疼？能不能看见闪光？阿芙拉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随后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量血压，听诊，最后拿一把小手电照她的两只眼睛。先是右眼，停了一会儿，又照左眼，停顿片刻，又回到右眼。他来回照了几次，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好像陷入了沉思，又好像茫然不解。
“你说你什么都看不见？”
“是呀。”她说。
他又拿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请问你现在看得见吗？”
“看不见。”她镇定自若地说。
“你能看出变化吗？比如影子、运动或光？”
“看不出。”她说，“我眼前一抹黑。”
我听得出她声音发颤，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医生也许注意到了，他放下手电，不再发问。他坐回办公桌，挠了挠脸颊。
“易卜拉欣夫人，”他说，“你能说说你是怎么失明的吗？”
“都是那枚炸弹。”她说。
“你能不能详细说说？”
阿芙拉在椅子上挪来挪去，手指捻着那枚弹子。
“萨米，我儿子，”她说，“他在院子里玩。我放任他去树下玩，我在窗口看着他——两天没落炸弹，我以为没事了。他还是个孩子，他想去院子里和小伙伴玩，可那时候孩子们都走了。他总不能成天待在屋子里，这对他来说就像一座监狱。他穿上心爱的红色T恤和牛仔短裤，问我能不能去院子里玩。我盯着他的眼睛，‘不行’两个字说不出口，因为他是个男孩，法鲁克医生，一个贪玩的孩子。”阿芙拉话音铿锵有力、不紧不慢。
“我懂。”他说，“请接着说。”
“我先听见空中传来一声呼啸，我冲出去喊他。”她不说了，拼命地喘气，好像刚浮出水面。我真希望她不要说了。“我刚到门口，就看见院墙外一道强光闪耀，紧接着一声巨响。我肯定离萨米不近，可冲击力太大。那声爆炸太响，仿佛要将天空撕开。”
别的房间传来挪椅子的声音和一个孩子的笑声。
“后来呢？”
“我不知道，我搂着萨米，我先生就在身边，我听得见他说话，可我什么都看不见。”
“你最后看见的是什么？”
“萨米的眼睛，那双仰望星空的眼睛。”
阿芙拉放声大哭，我从未见她这样哭过。她弓着背，哭得撕心裂肺。医生从办公桌后站起身，在她身边坐下。我恍若置身事外，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片越来越宽的沙漠。我看见医生递给她一张纸巾，随后又递给她一杯水。只见阿芙拉蜷缩着身子，我听不见她说什么。他说了些什么，安慰的话，抱歉的话。我的心怦怦作响，听不见身外的一切声音，我和他们相隔太远。他抬高嗓门，我集中精神。他坐回办公桌，戴上了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一准说了我不曾听见的话。随后他又盯着阿芙拉。
“易卜拉欣夫人，你的瞳孔对光有反应，跟看得见一样会放大收缩。”
“此话怎讲？”她问。
“我现在也吃不准。你需要拍个X片。爆炸的力量或强光可能损伤了你的视网膜，但你失明也可能是严重创伤的结果——我们的身体常常竭力应对我们难以承受的事情。你目睹儿子死去，易卜拉欣夫人，你内心不得不关闭。这类似于我们因太震惊而晕倒。我也不敢妄下结论，只有等你做了详细检查，我们才能找到答案。”说完这番话的那一刻，他显得更加渺小，他扣着双手，眼睛时不时地瞟一眼诊室左边柜子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头戴帽子，身穿学士服。他遇到我的目光，连忙别过脸。
接着，他笔走龙蛇地开了一张处方，说：“你还好吧，易卜拉欣先生？”
“我好得很。”
我从眼角注意到阿芙拉挺了挺身子。
“说真的，法鲁克医生，”她说，“我觉得我先生不太好。”
“他怎么了？”他目光离开阿芙拉，看向我。
“我只是睡不好罢了。”我说，“我失眠。”
我看见阿芙拉直摇头。“不，远不是——”
“没有的事，我好着呢！”
“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易卜拉欣夫人？”
“难道没人听得见我的话？！”
她搜肠刮肚地想了片刻，说：“我说不清楚，法鲁克医生，但我觉得不对劲。他不是我先生。”
法鲁克医生现在直视着我。我笑了。“说真的，阿芙拉，我就是失眠，就是这样。我累坏了，以至于睡在各种荒谬的地方。”他们俩都对我的笑无动于衷。
“比方说什么地方？”
“储物柜，”阿芙拉说，“还有天井。”
医生皱起了眉头，看得出，他想多了。
“还有什么非同寻常的？”
他俩对我熟视无睹。我看了看医生，又看了看阿芙拉。她连忙别过脸。
“他在伊斯坦布尔就变了，他……”阿芙拉欲言又止。
“他？”
“他经常自言自语，要不宁肯对着不在跟前的人说话。”
“法鲁克医生，给几片安眠药让我好好睡一觉。只要睡好了，我就不会在储物柜睡着了。”我觍着脸讪讪地笑着。
“听了你夫人说的话，我很担心，易卜拉欣先生。”
我笑了。“什么？没有的事！就是一些事情在我脑子里横冲直撞。各种回忆，各种安排，类似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有没有过闪回，易卜拉欣先生？”
“此话怎讲？”
“脑海中反复出现令人痛苦的画面？”
“没有过。”
“战栗、恶心或冒汗呢？”
“没有过。”
“你的注意力怎样？”
“很好。”
“你有没有觉得麻木、迟钝，体会不出痛苦或欢乐？”
“没有，医生。谢谢你的关心，可我很好。”
医生往后靠在椅背上，越发觉得不解。阿芙拉拉着脸，眼睛暗淡无神。看她坐在那里心事重重，我五味杂陈，悲从中来。
医生并不相信。不过，我们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开了一张大剂量的安眠药方，嘱咐我三个星期后再来复诊。
那天下午，阿芙拉不愿去客厅，她在床沿坐了许久。
“我失明不是因为那枚炸弹。”她小声说，“我眼睁睁看着萨米死去，然后眼前一片漆黑。”
我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默默地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向窗外望去，天空变了颜色，云彩和鸟儿掠过天空。
我们也没起身去拿吃的。老板娘常常从家里端来一锅炖菜或汤，戴着隔热手套端着走过车道，用手肘推开门，放在餐桌中间由我们自取。大伙儿肯定都吃过了，只不过我没注意罢了。客厅传来脚步声、说话声和电视的杂音，开门关门，水沸腾，冲厕所流水哗啦。天空暗了下去，我看见了月亮，朦胧的云彩后露出一弯新月。我盼着穆罕默德，可他不来。我走向扶手椅，坐等……
***
注释：
[1]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献木马计，希腊军因而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
[2]原文为希腊语。
[3]原文为希腊语。
[4]原文为希腊语。
[5]阿富汗首都。
黎明
……到这里的第十五天，那位戴蓝头巾、怀抱玛莎的母亲突然站起来，跑向照看另一个小孩子的老太太。她一把抓住老太太的肩膀。我起初以为出事了，一跃而起。可我看见那位母亲脸上挂着笑，她松开老太太的肩膀，抬手用手掌揉自己的乳房。
“有奶水了！”[1]老太太说，“太好了！有奶水了！”[2]她画十字，吻那位母亲的手。那位母亲在毯子上坐好，示意老太太看。她搂着玛莎，将乳头塞进她的嘴里，宝宝开始吃奶。看着事情一波三折，我笑了，发自内心地笑了。老太太看见我，抬手和我打了个招呼。
看到所有的这一切，我深信事情会有转机，无论环境多恶劣，世间总还有希望。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走出这地方。我想起我背包里的钱。这些天，我一直拿我的命守着它，晚上枕着它入睡，不先弄醒我，谁也休想拿走。大家公开谈论小偷，可说到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又缄口不言了。
那天晚上，我看见两名少年坐在树下他们平常坐的毯子上，我正琢磨要不要过去，迎面飘来浓烈的科隆香水味，我看见他们往脸上喷须后水。
我走过去，问他们我能不能坐下。他们心存戒备，眼睛看向林子。他们年纪太小、太憨厚，不会拒绝。他们和我握手，自我介绍叫里亚德和阿里，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但不是同卵双胞胎，快十五岁了。里亚德高一些，生得壮实，阿里还没脱孩子气，他们就像两只小狗。对于我的问题，他们有问必答，偶尔两个人互相交谈几句。
他们告诉我怎样逃出阿富汗，逃脱杀害父亲的凶手。父亲去世后，这对双胞胎成了塔利班追杀的目标，母亲催他们快走——在被逮捕前。她不希望失去一对儿子，也不希望失去丈夫。他们告诉我，她哭着吻了哥俩的脸一百下，因为她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们。他们告诉我，哥俩取道土耳其和莱斯沃斯岛[3]，辗转到了这座城市。兄弟俩举目无亲，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名男子劝他们去维多利亚广场，一个众所周知的难民聚集地。
“我们以为那里有人愿意帮我们。”阿里说。
“我们再也不能露宿街头了。”
“那里的长凳全被人占了。”
“而且拉帮结派。”
“里亚德害怕了。”
“阿里更害怕——他夜里吓得直哆嗦。”
“所以他们劝我们到这里来。”
“这么说，你们认识纳迪姆？”我说，“他帮过你们？”
“纳迪姆是谁呀？”里亚德反问。哥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可能听错了。”我挤出笑脸，“就是带吉他的那个人，他胳膊上有伤疤。”
他们飞快地对望了一眼，顿时眼神黯淡，变得不那么友好。
“你说的是艾哈迈德吧。”里亚德说。
“哦，对！我听错了。最近几个星期，我见过的人太多了，而且一向记不住人名。”
两名少年还是不吭声。
“他帮过你们？”我问，“我听说他是一个好心人。”
“他第一晚就帮我们解决了许多麻烦。”阿里说。里亚德推了他一下，轻轻地推了一下大腿，但没逃过我的眼睛。
“我明白了。后来呢？”
阿里不愿回答。他垂头看着地，不看我，也不看哥哥。
“他想把钱要回去？”我问。
阿里点了点头。里亚德翻了翻眼睛，抬头看天。
“多少？”
“我们分期还，行了吧？”里亚德开了口，听起来戒心十足。
“怎么还？你们哪儿来的钱还？”想必我盯着里亚德的新鞋猛瞧，因为他立即将腿收到屁股下。最让我不安的是阿里的反应，我注意到他身子前倾，胳膊紧紧地搂住身子，脸憋得通红。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一道阴影挡住了阳光，我抬头看见纳迪姆，他手拿雷贝琴，低头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一丝狞笑。
“你们认识？”他说着，在毯子上挨着我们坐下来，开始弹琴。轻柔的乐曲荡涤着我的心灵，洗却了我心头的杂念和烦恼；暖心的旋律跌宕起伏，令人昏昏欲睡。弹了一个小时的曲子，纳迪姆放下雷贝琴，撇下我们，飘然而去。我看见他直奔林子，决定跟过去看个究竟。我经过一群靠着一条长凳抽烟的希腊汉子，经过两位在树影下散步的女人。我跟着他来到一块空地，在一棵树干皴裂的倒树上坐下，从背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把锋利的小刀。他将刀锋贴在左腕，犹豫了片刻，然后四下扫了一眼。我隐到树后，不让他看见我。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将刀划过前臂。我看得见他的脸因痛苦而产生的褶皱，眼珠后翻，以至于只能看见眼白。胳膊鲜血淋漓，他从包中取出纸巾，按住刚划的伤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似很生气。这难道是惩罚不成？
我轻轻动了一下，碰断了一根树枝。纳迪姆抬头，目光落向我，随即眯起眼睛。我退回暗处，不知如何是好，拔腿就跑，我穿过树林，跑回营地。
“出什么事了？”我刚在阿芙拉身边坐下，她就问我。
“没什么。你怎么问这话？”
“因为你喘得像一条狗。”
“哪里的话，我才不呢。我心平气和的。”
她很无奈，轻轻地摇了摇头。这时候，纳迪姆从林子里走出来，往雕像底座上一坐。他和我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一样，突然显得形容憔悴——耗干了力气。我等着他走向我，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而是一根接一根地卷烟，坐在那里抽了一个多小时。
两名少年坐在毯子上抱着手机玩游戏，兴之所至，兄弟俩哈哈大笑。阿里不时抡起拳头捶里亚德的胳膊，里亚德后来被惹烦了，拿起手机，背对着阿里，不给他看手机屏幕。
尽管纳迪姆悠然自得，想着心事，可我看得出他的心思其实在两名少年身上，眼睛始终不离他们俩。
我挨着阿芙拉躺下来，佯装闭上眼睛，暗中却一直观察纳迪姆和两名少年。十点整，纳迪姆起身走进树林。三分钟后，两名少年跟了上去。我爬起身，也跟了上去。我不能跟得太近，免得叫他们发现了，但也不能太远，免得跟丢了。
他们七拐八拐，仿佛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路，最后到了林中另一片空地。这里遍地是一堆一堆的垃圾，一方干涸的池塘成了垃圾坑。一眼水泥井中间是一片浑浊的泉水，围着一圈古供水系统的水管。井栏外的一片玫瑰园草木枯萎。瘾君子和毒贩围着井栏徘徊，注射器扔得遍地都是。一群人坐在一座养路工房的屋顶，地上扔了一地的床垫和纸盒——往日生活的遗迹。
两个孩子站在井栏旁，很快过来一名男子，将几张钞票塞进里亚德的手中。两个孩子随后分开，阿里走到喷泉的右边，里亚德等在一旁，另一名男子很快过来，带着他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待了一会儿，他们注意到了我。纳迪姆不知去向，他一准是悄悄溜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必须离开此地，返回难民营。
所以我开始往回走，虽然不时走错路，但好歹能回到原路。听到孩子们踢足球，我知道我终于走出来了，很快我便看到了篝火的火光。我发现安吉丽姬又倚着阿芙拉旁边的那棵树坐着。她腿上放着速写本和彩色铅笔，脸贴着树，睡得正香。阿芙拉也睡着了，她头枕着双手，侧身蜷缩着身子，仿佛一个胎儿。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一回头，发现纳迪姆又坐回在雕像的底座，抽着烟，盯着我。
他举起手，示意我过去。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的台阶上。
“我有样东西给你。”他说。
“我用不着。”
“人人都用得着，”他说，“特别是在这种地方。”
“不算我。”
“你把手伸出来就是了。”他说。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快呀！”他说，“把你的手伸出来。别怕，我不害你，我保证。”
他拉过我的手，掰开我的手掌。
“现在闭上眼睛。”
这太过分了。我想抽回手，可纳迪姆紧抓着不放。“快呀，把眼睛闭上。”他咧着嘴说，眼睛映着跳动的火光。
“不行。”说着，我使劲往回抽手，但完全没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突然又出人意料，以至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身子完全不能动。他划了我一刀，手腕一阵钻心的痛。我像一只受伤的鸟，握住胳膊；血汩汩直流，滴在我的裤子上。
我拔腿就逃，跌跌撞撞地跑向阿芙拉，哀求她醒醒。她睁开眼，吓坏了。我牵着她的手摸我的手腕，她一骨碌坐了起来，血流出她的指缝。她摸着我的伤口，想按住止血，结果却是枉然。随后我感觉到另一双手。安吉丽姬解下她的绿头巾，缠住我的手腕。
“出什么事了？”阿芙拉问。我回头向雕像望去，却不见纳迪姆的踪影。
安吉丽姬舒了一口气，坐回树下，一脸焦虑。血渗透了裹了一层层的头巾，我的胳膊不住地抽搐。我耗尽了力气，只好躺下来。安吉丽姬笔直地坐着。我合上眼睛前最后见到的是她颀长的脖子，平滑的颧骨在快要熄灭的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尖锐。
几小时醒来后，已是半夜，我看她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坐着，眼睛搜索着暗处和隐蔽处。
“安吉丽姬。”我轻轻喊了一声。她转向我，睡意全无。“你就安心挨着阿芙拉躺着吧。我替你一会儿。”
“你不睡了？”她问。
“不睡了。”
她犹豫了片刻，随后挨着阿芙拉躺在毯子上，合上了眼睛。
“奥德修斯，”她突然冒出了一句，“他途经塞壬的岛。你知道塞壬是谁吗？”这不是一个反诘句，她在等我回答。她微睁一只眼皮，发现我心不在焉。我疼痛难忍，集中不了精神听她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你说。”
“她们以歌声引诱水手送死。只要听了她们的歌，就会变成她们的腹中餐。所以，水手们途经小岛的时候，常常用蜡封住耳朵，不听她们的歌。奥德修斯听说塞壬的歌声优美，想一饱耳福。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办的吗？”
“不知道。”
“这一点非常关键。奥德修斯要水手把他绑在桅杆上，绑得紧紧的。他叮嘱水手，不管他怎么哀求，都不要放开他，一直到大伙儿安全了，远离塞壬，听不到她们的歌声为止。”
我不吭声，托着缠了头巾的胳膊，竭力不去想剧痛。我看向林子，仔细辨认隐藏在林中看不见的东西。
安吉丽姬接着说：“雅典，大伙儿在这地方遭了殃——大伙儿奔着它来，却又拿它没办法，所以走了。”
我注意到毯子上不见了里亚德和阿里。哥俩还没回来，我懒得琢磨他们去了何处，在做什么。我盯着安吉丽姬那块裹着我胳膊、被鲜血浸透的绿头巾，盯着她旺盛、蓬松散乱的卷发，盯着阿芙拉没戴头巾、披散的头发。安吉丽姬很快迷迷糊糊，两个女人都睡了。我想起我们刚来的时候，安吉丽姬说奥德修斯的故事，说他为了回家，不远千里，走遍各地。我们却无处安身。
我摸了摸穆斯塔法写给我的信，信还在我的口袋里。我掏出我们俩的合影，借着火光细看。
如今，家在何方？家是什么？在我心中，家，俨然是一幅金光闪闪的画，是永远也到不了的乐园。我记得十年前的一天晚上，恰逢开斋节[4]，为庆祝斋月结束，我和穆斯塔法在阿勒颇马丁尼·达尔·扎马里亚宾馆为员工组织了一场宴会。宴会是在中庭举办的——中庭种着棕榈树，上方的阳台垂下一只只灯笼和植物。头顶是一方繁星点点的夜空。
宾馆为我们做了一道全鱼宴，佐以米饭、谷物和蔬菜。我们和员工、朋友、家人一同祈祷，一同进餐。孩子们在大人中间跑来蹿去。阿芙拉披着金、红两色的头巾，光彩照人。她牵着萨米的小手在天井穿梭，以饱含全世界温情的微笑迎接来客。
菲拉斯、阿雅和达哈卜也在，连穆斯塔法的父亲都从山中远道赶了过来。老爷子和他的父亲性格迥异，是一个和蔼、谦逊的人。他为儿子的成就自豪，津津有味地吃着食物，和客人们谈笑风生，对我侃侃谈起他的养蜂场。场景如梦如幻——树叶闪闪发光，水烟仿佛丝带袅袅飘入夜空，吊篮中的植物突然绽开光彩夺目的花朵，天井香气四溢。这里恍若书中的地方，我母亲经常在铺着蓝色地砖的卧室里为我读的那种书。
一早醒来，我发现我食言了，我在树上睡着了。安吉丽姬已走。绿头巾浸透了鲜血，我胳膊钻心地疼。老太太在分发袋装食品，我注意到几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四处走动。我抬手喊了其中一个，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我伸出胳膊，她低头看着我，然后连退了几步。她徘徊了一阵，不知所措，随后嘱咐我稍等，不要到处走动，她去喊人过来。她只会哄孩子，没有医学经验，但她可以去请懂行的人过来。
我谢过她，她转身离开。一天过去了，那位年轻的非政府组织义工还没回来。我解下绿头巾，发现伤口很深，还在流血。我拿饮用水清洗了伤口，用原来那块头巾重新裹好。
向晚时分，我才看见那位非政府组织义工从林子里向我走来。她身后跟着一位上了年纪、肩上背着一个背包的妇女。她们站在我身边，操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了一阵。也许是荷兰语、瑞士语或德语吧，我说不清。随后老太太跪在我身边，打开背包，戴上橡胶手套。她解开头巾，一看到伤口，立即噘起了嘴。
“你怎么搞的？”
“别人划的。”我说。
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但没吭声。她用无菌棉布仔细清洗伤口，然后拿小镊子，用X字针脚仔细缝合。
“我不愿待在这里。”我说。
她不吭声。
“人家怎么走的？”
她放下手中的镊子，看了我许久，然后紧闭嘴唇，继续缝合伤口。她拿干净的绷带包扎伤口，包扎完后才放松肩膀，打开话匣子。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去斯科普里[5]的。”她说着，吹开落在脸上的头发，“可难民为了越过边境进入马其顿，和那里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马其顿因此关闭了边界，现在没人过得去。你们算是困在这里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们可以乘公共汽车去乡下，叙利亚来的人优先。车一星期一个班次。”
“然后呢？”
“你们就待在那里。”
“要待多久？”
她没答话，而是把头发拢到脑后，绾了一个结。我注意到她脖子上挂的一个徽章。她名叫埃米莉。手写的签名下是一个小徽标。
她开始收拾器械。
“那个非洲来的女人呢，另外，有两个少年遇到了麻烦，他们能不能到乡下去？”
“不好说。”她说。随后又说：“不行，我觉得不行。老天，你真不该问我，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你不如去找个人问问。”
“找什么人？”
我看得出她左右为难，眼中闪烁着不满，脸气得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