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维多利亚广场——”
“我听说过维多利亚广场。”
“你去的话，可以看到埃尔皮多斯街有一个事务处——希望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援助母亲、儿童和与家人失散的男孩。他们会给你建议。”她一口气说完，然后挤出一个笑脸。
安吉丽姬当晚回来，靠着那棵树坐下。她抹了一脸的爽身粉，戴一条黑头巾，头巾上的银片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烁。她抱着一瓶水，一边小口小口地喝，一边审视我胳膊上的伤口。阿芙拉发现她来了，警觉地坐起来，慢慢地靠近她。
“你在干什么呀？”阿芙拉问。
“他们嘱咐我多喝水。”安吉丽姬答道，“因为我的血有毒。”
阿芙拉摇了摇头。
“是这样，我告诉你。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嘛！我给你说，我呼吸停止了，没有恢复过来。我咽气了，他们要了我的命。有些人想要我的命，他们在我的血里下药。他们下了毒，我的脑子现在坏了。”
阿芙拉不完全明白安吉丽姬说的话，可我看得出，这番话和语气令她动容。安吉丽姬一说完，阿芙拉立即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安吉丽姬现在呼吸舒缓，她说：“幸好有你在这里陪我，阿芙拉。”
林子深处传来雷贝琴的声音，优美、动听，仿佛黑夜里的一线灯光。音符好似触碰到火苗，闪烁、跳动，随风飘进林子深处。音乐抚平了我的思绪。音乐一停，我便立刻想起纳迪姆的长指甲、锋利的刀锋和手腕上火辣辣的感觉。那对双胞胎从昨晚就没回来，我想去找他们，看他们在不在那眼干涸的水井边，或问问有没有人见过他们，可担心和顾虑打消了我冒险进入林子的念头。为了阿芙拉，我要活下去。我只好等，盼着两个孩子平安回来，回到他们铺在树下的毯子上。
我那晚在噩梦中见到了穆罕默德，还是在小艇上，两柱手电光之间，他的脸神情严肃、坚毅。一如那天晚上，片刻的黑暗后，灯亮了，他也随之不见。
梦和那晚如出一辙。我扫视着海面，黑压压的浪，奔向我目之所及的每一个方向。我纵身跳进大海，海浪滔天，我扯着嗓子喊他的名字。小艇传来阿芙拉的喊声。我潜入漆黑无声的水下，尽可能长地待在水下，双手不停地摸索，希望能抓住一条胳膊，或一条腿。等到肺中的空气耗尽，等到死神扑向我，我才浮出水面，对着夜色和风大口喘气。在我的梦中，有一个细节不太一样：穆罕默德没有被男子救上来，他不在小艇上；在他坐的位置上，被头巾裹得严严实实、被女人们搂在怀里的，是一个眼睛乌黑的小女孩。
我被一阵嚷嚷声惊醒。一个小男孩用波斯语喊着什么，黑暗中人声嘈杂，有人跑动，大家醒来，拔腿跑向那孩子。我也爬起来，跟着走过去。那孩子指着树林哭诉。一群汉子好像就等着这一刻，操着棒球棍跑了过去，他们向孩子指的方向跑去。我跟上去，很快发现他们在追一个人。他们像一头体格庞大的动物，扑上去，将他撞翻在地。
这时候，不知谁递给我一个棒球棍。我看着这个扭动、拼命挣扎的人，发现他原来是纳迪姆。地上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脸的惊恐。几个人按住他，其他人轮番揍他。我愣住了，看着他被揍得眼睛翻白，脸上皮开肉绽，胳膊和腿不停地抽搐。
“你愣在那里干吗？”一个人推了我一把，“你难道不知道这家伙是个恶棍？”于是我上前一步，抡起球棍。只听见一阵欢呼，随后我周围的人和一切都消失了，只剩纳迪姆仰面盯着我。他的眼睛顿时来了精神，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我身后一个声音催我快动手。我觉得伤口在抽动。想起双胞胎天真无邪的脸，一股我不曾相识的怒气从胆边生，我抡起棒球棍砸向他的脑袋。
他很快就不动了。我丢下棒球棍，退后几步。一个人踢了他一脚，另一个吐了他一口唾沫，然后一哄而散，钻进树林或返回营地。
我将他的尸体拖进树林深处。这里树木茂密，远离城市和营地的喧嚣。我守着他坐到太阳东升。
借着朦胧的曙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营地。途中碰见两个争得不可开交的汉子。我一眼认出了他们，连忙退回隐蔽处。一个汉子坐在纳迪姆坐过的那根劈开的原木上，另一个坐立不安，来来回回跨过一根棒球棍。
“你到底有什么好内疚的？”
“我们杀了人。”
“他掳走了那些孩子。他干的勾当，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我知道，我知道。”
“如果那是你的儿子，你怎么办？”
坐在原木上的汉子不吭声。
“我是说，你能想象得出吗？”
“我不愿想。”
“他是个恶棍，十恶不赦的恶棍。”
“萨迪克儿子的事，你难道没听说？”
这显然不是一个问句。那汉子坐下来，眼帘垂下，手抹了几把脸。
一阵沉默。我不敢动，甚至不敢呼吸。起风了，我们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林子里传来脚步声、笑声和若有若无的音乐。
坐在原木上的汉子站起身，对另一个汉子说：“一个人怎能做出这种事？”
我没听见回答，因为一群孩子走了过来，至少五六个吧。一个孩子抱着一只足球，另一个孩子拿着手机，手机在播放一首阿拉伯歌曲，几个孩子跟着哼唱。两名汉子借此机会走向难民营。我坐在他们原来坐的地方，手指摩挲木头的棱和槽。我仿佛看见了纳迪姆，他就在我的眼前，就坐在我身边，手拿小刀，自顾划开自己的皮肤，眼中充满了愤怒。
“你怎么了，纳迪姆？”我大声问，“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风声呜咽，代他回答。风卷起落叶撒向我，然后纷纷飘落在地上。欢笑和音乐渐渐远去，孩子们走进树林深处。
我回到营地。安吉丽姬已经走了，我挨着阿芙拉躺下来。
“你去哪儿了？”她小声问我。
“出了点情况。”
“什么情况？”
“你不感兴趣，相信我。现在都过去了。”
我想起了《古兰经》上的一首诗：
对别人仁慈，你也会得到仁慈。宽恕别人，安拉也会宽恕你。
随后又想起《穆罕默德言行录》中的一句话：
先知不以怨报怨，而会宽恕，不予计较。
我盯着我的手，头一回见它们似的翻过来：一只手裹着绷带，另一只拿过棒球棍。我又心生那种恐惧，阿勒颇那种啃噬我的恐惧，生怕风吹草动，以为危机四伏，以为随时都有最坏的事发生，随时丧命。我觉得我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好像有人躲在林子里窥探我。风吹树林，传来窃窃低语：凶手，纳迪姆死了，凶手。
我把手掌放在阿芙拉的胸口，感觉她胸口起伏，跟着她缓慢、深沉地呼吸。我想起了穆斯塔法的英国黑蜜蜂，我紧紧地闭上眼睛，直到我能看见紫色的田野、翻滚的薰衣草和石楠浪，溢出这个世界的边缘。
***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我看了看纳迪姆这些天卷香烟坐过的台阶。我盯着白色的雕像——一位留小胡子的人的脑袋和肩，希腊文的碑文和日期：1788—1825，无名氏。焦头烂额中，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母亲当年为我讲的故事。故事中的雕像可不是什么艺术品或灵物，而是辟邪的护符、财宝的守护神、变成石头的人或动物。有些故事中，鬼怪甚至附上雕像，借他们之口发声。
阿芙拉坐在我身边。我真希望她能看得见，希望她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因为阿芙拉一向洞悉世界，她自有一套看透事物本质的本事。阿芙拉知识渊博，身怀撕开人和地方伪装的本事，从当下找出往日的遗迹。我看见纳迪姆留在雕像底座上的雷贝琴，走过去，捡起来。我拨了拨琴弦，想起水一般荡涤我的优美动听的旋律，仿佛斋月日落时分我舌头上的第一滴水，滋润我干涸的心田。这便是纳迪姆的曲子给我的感觉。这个念头让我忐忑不安，心乱如麻。我闭上眼睛，侧耳倾听孩子们玩耍、嬉笑、踢足球。
-11-
今天是我们面试的日子。地铁上，阿芙拉挨着我而坐，我知道她紧张。迪奥曼德抓着扶手。车上还有一个空位，可他不愿坐。他瘦高、残疾的身体在这个公共场合格外显眼。他就好像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这节车厢中，唯独我知道他的秘密，真是咄咄怪事。迪奥曼德在温习笔记本上的忠告，小声地念叨着，“这不是一堂历史课，”他用英语说，“他们不用详细了解上一任总统，除非问到。”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叫克里登的地方。露西·菲舍尔到车站接我们，将我们带到中心。这是一栋位于僻静小街的大楼。我们走进大楼，过检查站、关卡、安检，工作人员扫描、搜身后才放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坐在等候区，周围是和我们一样惶恐不安的人。迪奥曼德先进去，然后是阿芙拉。几分钟后，我被带进一间长廊尽头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子大概四十岁出头吧，由于谢了顶，他干脆理了一个光头。他不看我的眼睛，始终不看我一眼。他请我坐下，认识我似的直呼我的名字。他的目光游离。他有几分傲慢，嘴角浮着令人捉摸不透的假笑。他旁边的女人年纪稍长，一头卷发。她坐得笔直，摆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这两位都是移民局的官员。他问我喝茶，还是咖啡，我推辞了。
他先走了一段过场，说这次面试将被录音。他提醒我还有第二次面试，然后和我确认姓名、生日、出生地和战前的居住地。随后问的问题可谓稀奇古怪。
“请问阿勒颇有地标建筑吗？”
“当然有。”
“请列举一二。”
“唔，有阿勒颇卫城，阿勒颇大清真寺，贾姆卢克大酒店，菲尔德斯·马德拉萨，意思是‘天堂学校’，奥特鲁什清真寺，法拉杰门钟楼……够了吗？”
“谢谢，够了。老集市是在城北还是城东？”
“在城中。”
“集市都卖些什么商品？”
“琳琅满目，可多了！”
“比如？”
“棉布、绸缎和亚麻布，地毯、灯笼、金银器皿、青铜器，香料、茶叶、草药。我妻子经常在集市出售她的画作。”
“请问你的祖国叫什么？”
“叙利亚。你想听听我是怎么来的吗？”
“暂时不急。这无非是些格式问题，走个程序罢了。”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手中的文件，然后挠了挠闪亮的脑门。
“你见过达伊沙[6]吗？”
“没见过，没有亲眼见过。”
“所以你从未和这个组织的人有过来往？”
“没有。当然，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见到他们，但我从没有和他们有过任何来往。”
“你是否被达伊沙拘捕过？”
“没有。”
“你是否与达伊沙合作过？”
“没有。”
“你是否已婚？”
“是的。”
“请问你妻子的姓名？”
“阿芙拉·易卜拉欣。”
“你们有孩子吗？”
“有。”
“几个？”
“一个，男孩。”
“孩子的出生地？”
“阿勒颇。”
“他现在哪里？”
“他死在叙利亚了。”
他顿了片刻，盯着办公桌。他旁边的女人很难过。我开始感到烦躁。
“请你说说他的特别之处，也就是他让你记忆犹新的事。”
“谁？”
“你儿子。我知道这不容易，易卜拉欣先生，但请你尽量回答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好的。有一次，他骑单车下山——我叮嘱过他不要骑，因为从我们家的平房进城是一段陡坡。果然，他摔了一跤，摔断了手指。没接好，指头伸不太直。”
“哪只手？”
“哪只手？”
“哪只手的指头受的伤？右手还是左手？”
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凭自己的手回忆萨米的手。
“伤的是左手。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左手合上我的右手，我能摸着他伸不直的指头。”
“他的生日是？”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
“你有没有杀过人？”
“没有。”
“你们国家的国歌是？”
“你在开玩笑吗？”
“这是你的回答？”
“不是！国歌叫《领土的守卫者》。”
“你能不能哼几句？不用唱出来。”
我咬着牙哼了几句。
“你喜不喜欢读书？”
“不怎么喜欢。”
“你最近读的一本是什么书？”
“一本关于蜂蜜结晶处理的书。”
“你看不看政治书籍？”
“不看。”
“请问你太太怎么样？”
“像变了一个人。”
“她的职业是？”
“她是一位画家，以前是。”
“请你说说你们国家目前的情况！”
“人间天堂。”
“易卜拉欣先生，你可能觉得这些问题无关紧要，我能理解，但这是甄别的一个重要环节。”
“叙利亚眼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你们的总统是谁？”
“巴沙尔·阿萨德。”
“他是什么时候上任的？”
***
他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问题。你和总统有没有关系？叙利亚的方位？它和哪几个国家接壤？阿勒颇有没有河？叫什么？最后总算问到我这一路的遭遇，我按露西·菲舍尔的指点，从前到后，如实且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了他。面试比我想的难，大多数情况是，我正准备回答他的问题，他又甩出另一个出乎我意料的问题，问得我措手不及，将我引向另一段经历。我如实告诉他我们如何到的土耳其，蛇头租的公寓，穆罕默德，我们怎样去的莱罗斯岛、雅典，以及我们在阿瑞斯公园的一个个夜晚。我实话实说，但绝口不提纳迪姆。我不愿他知道我参与了杀人，我可能成为一名凶手。最后，我说到我们辗转来英国一路上的波折，但我没说阿芙拉来英国之前的遭遇——我说不出口。
他告诉我面试结束，关掉录音机，合上文件夹。从靠近天花板的一扇长方形窗户射进来一束阳光，掠过他的笑脸。
我站起来的时候，只觉得两腿发麻，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般。
露西·菲舍尔在等着我。阿芙拉和迪奥曼德的面试尚未结束。看见我的脸，她走向自动售卖机，回来时端了一杯热茶。
“怎么样？”她问。
我不回答，也不吭声。
“求你了，”她说，“别灰心，事情就是这样。”她扯着发绺儿说，声音中透着无可奈何，“你知道，我经常这样跟人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丧失……”
***
注释：
[1]原文为希腊语。
[2]原文为希腊语。
[3]希腊岛屿。
[4]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亦称“肉孜节”。伊斯兰教历每年九月为斋戒月份，成年穆斯林在斋月期间，不饮不食。斋月最后一天寻见新月，次日即行开斋。
[5]马其顿首都。
[6]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ISIS。
希望
……在湮灭，仿佛夜晚渐渐熄灭的火。我要从长计议。第二天，我壮着胆子走出公园。我拦住一位路人打听了去维多利亚广场的方向。广场人满为患，遍地垃圾，树下和雕像四周的长凳上坐满了无处可去的人。我认出了不少来自公园的熟悉面孔，一些毒贩在车站周围或广场咖啡馆外的雨篷下转悠。到处是在垃圾桶找食的流浪猫。一条狗伸着爪子歪躺在水泥地上，说不清它是死是活。我记得伊斯坦布尔的流浪狗，我记得我当时满怀希望地站在塔克西姆广场。希望存在于不可知的未来。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给人以希望，可雅典一派凄凉，听天由命。安吉丽姬的话萦绕在我的耳畔：“人在这地方，心会渐渐死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这是一座长梦难醒的城市，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
一名汉子举着一串解忧珠。“二十欧元，”他说，“上等的宝石。”他一副走投无路、满腹牢骚的语气。这句话听似一个问句，脸上的笑却透着躁狂。
“你看我像有二十欧元的人吗？”说完，我转身走开了。
我抬头看着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和从广场延伸出去的几条街。那些带顶棚的阳台，显示着这里曾经有过更好的日子，现在它们以破旧、褪色的美丽，讲述着一段被人遗弃的故事。墙上画满了我看不懂的涂鸦和醒目的标语，沿途随处可见咖啡馆、花摊、书摊，推销纸巾、铅笔或SIM卡的小贩就好像苍蝇，围着地铁入口，一看见人走下扶梯，立刻一拥而上，跟上去。
卖解忧珠的汉子还站在我旁边，脸上堆着惹人心烦的笑。
“十五欧元，”他还不死心，“上好的宝石。”珠子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光十色。大理石、琥珀、木头、珊瑚和珍珠母。我想起了阿勒颇集市上卖的念珠。汉子将解忧珠送到我眼前。
“十二欧元，”他说，“上等货。”
我抬手用手背推开。那汉子吓坏了，慌忙后退几步，放下珠子。
我伸出手掌。“对不起，”我说，“对不起。”那汉子点了点头，转身要走，但我拦住了他。
“请问去埃尔皮达街怎么走？”
“埃尔皮达？”
我点了点头。
“齐塔什·埃尔皮达吧？”汉子低头用希腊语嘀咕了几句，随后问：“你是来寻求希望的吧？埃尔皮达是希望的意思。那地方可没希望。”他神色黯然，随后暗自发笑。“埃尔-皮-多斯。”他一字一顿，指出了我的错误，“埃尔皮多斯街。”他指向右边一条从广场延伸出去的街，然后举奖杯似的举起解忧珠，脸上堆着笑，继续往前走。
我穿过广场，折上一条绿树夹道的街。街尽头有一栋大楼，几扇玻璃门前排着难民长队。门前有婴儿车、轮椅，还有孩子，本地人牵着狗在混乱的人群中穿梭。门开了，几个难民抱着袋子走出来，另有几名走进去。一群人围在街角，或站，或坐在一旁几扇玻璃门外的台阶上。大家互相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孩子们一看见朋友，拔腿跑上街。入口的牌子上写着：希望中心。种种氛围使我下定决心要离开。
我看见女人和孩子陆续走进大楼，男人待在门外。他们或坐在台阶上，或隔着窗户望着里面，或返回广场。我在门外徘徊。一名男子走到门口，他头戴一副照得见人的墨镜，出门的时候将墨镜架回鼻梁上。看到这副眼镜，我不由得想起那位莱罗斯岛难民营的警官。我正要转身走开，一名男子热情地用阿拉伯语和我打招呼。他说这个中心仅接待妇女和儿童，他们可以进去洗个热水澡，喝一杯茶，孩子在里面玩耍，新妈妈可以奶孩子。
我回公园带上阿芙拉，一道走向维多利亚广场。她默不作声，一路像狗一样嗅着空气，也许是在心中创作一幅幅画——咖啡、垃圾、尿、树木和花朵。
到了希望中心，那位戴墨镜的男子接待了我们，他给了阿芙拉一个排队冲澡的号，并且告诉我几小时后再来。我瞥了一眼窗户，孩子们在右边的一个木框后玩耍。墙上画着画，地上放着一堆乐高积木、球和棋盘游戏。阿芙拉被扶向一张椅子，然后有人给她端来一杯茶和一盘饼干。看她露出笑容，我才离开。
我先回到广场，找了一家网吧。我有一阵子没看过邮箱了，但愿能收到穆斯塔法的邮件。
亲爱的努里：
我上周参加了一个为难民举办的晚宴，席间认识了一男一女。女士在附近一个区负责难民事务，帮新来的难民适应环境。男子是本地的一个养蜂人。我告诉他们，我有意向难民和求职者传授养蜂技术。他俩深受感动，表示要申请本市的基金，扶持我开办培训班。我希望不久后能为志愿者开实践课。
蜂房日新月异，努里！英国黑蜂和叙利亚蜜蜂有天壤之别。我以为它们在15℃以下不会采蜜，可这些蜜蜂的工作温度低得多，下雨天都不愿闲着。蜜蜂沿铁路，在私人花园和公园采集花蜜。
亲爱的努里，不知你身在何处。每到晚上，我都要在地上铺开地图，想着你到了哪里。我等着你。
穆斯塔法
2016年4月12日
即使在邮件中，我都能感受到穆斯塔法的激动和兴奋，那股伴随他一生的孩子气。
亲爱的穆斯塔法：
久未联系，让你担心，我深感惭愧。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英国。我们吃尽了苦头。我和阿芙拉现在滞留在阿瑞斯公园，雅典市的一个大公园。我正努力寻找或想出一条出路，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抵达英国。大多数人困在了这里。来的人多，离开的人少。但我有护照，也不缺钱。我要尽快想个办法，因为我担心在这里撑不了多久。
我想念你和你的家人。我向往英国的薰衣草、石楠田和黑蜂。你做的工作真了不起。等到了英国，我们携手共创大业。
天无绝人之路。
努里
出了网吧，我找了一张长凳坐下来，凳脚边趴着一条半死不活的狗。听我过来，它稍稍抬了抬眼皮，然后又出神地看着来往的行人。一名男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将手机和笔记本放在腿上。他指头敲着笔记本，抬头瞥了我一眼，又张望了广场一圈，然后扭过头。我注意到他大汗淋漓。
“你等人？”我问。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问。
“叙利亚。”
“库尔德区？”
他盯着我，点了点头，报以一笑，可他的心思在别处。这时走过来一男一女。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他说，“都带来了？”
“你说的都带来了。”男子说。
“走吧。等久了，他要不高兴了。”
我想问他们要见谁，可男子收起手机和笔记本放进背包，然后盯着我的眼睛。现在他恢复了自信。“幸会。”他说，“祝你好运。”不等我说话，他们三个人直奔地铁站而去。
阿芙拉出了希望中心。她换了一条新头巾，身上有淡淡的香皂味，抹了面霜的脸柔和，有光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浑身发臭。
“阿芙拉，”回公园的路上，我说，“我身上都发臭了。”
“是呀。”她忍住笑说。
“我要找地方冲个澡。”
“那可不。”
“很难闻？”
“可难闻了。”
“你至少可以说句假话呀！”
我闻了闻自己的两个腋窝，想不到我竟然浑然不觉这种味道。“我臭气熏天了。”我说。
“你就像条臭水沟。”她说。我凑过去吻她，她假装脸一板，笑着将我推开了。那一刻，我们俩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们进了公园。走在树荫下，我的四肢仿佛灌了铅。我惴惴不安，口干舌燥，这里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我还没见过这样开阔的天空呢！”一个小男孩对身边的小女孩说。他俩抬起头，我也循着他们的视线望去。今天天高云淡，风停树静，火辣辣的日头，满眼的绿色和黄色，恍若夏日将至。透过树叶，可见碧蓝开阔的天空，和沙漠上的天空一样开阔，天为这个孩子兑现了诺言。
“到了晚上，天上就会出现满天的星斗。”他对女孩说，“你爱许什么愿就许什么愿。”
我和这个小男孩一样，对着蓝天许了一个愿：但愿我能抵达英国。我扬起头，任这个愿望充满我的大脑。我想象黑蜂和蜂房。我回忆穆斯塔法的电子邮件。我回忆我的回信。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好不容易回到我们的毯子上。蟋蟀现在叫得正欢。双胞胎哥俩还没回来。他们的毯子还放在原地，撑开的伞歪在一旁，伞下放着一双崭新的跑鞋。
夜幕降临，安吉丽姬来了。她裹着毯子，靠着树在阿芙拉身边坐下。她抠着胳膊上的结痂，小伤口开始愈合。她打开毯子，理了理，然后紧紧地裹住肩膀。我注意到她乳房不再溢奶，白上衣残留着干了的奶渍。她开始对我说雅典，她听来的这个文明古国的故事。她告诉我，她看见一队考古专业的年轻学生在蒙纳斯提拉奇[1]火车站附近挖宝。她说到隐藏在教堂下的世界。说完，她不出声了，从包里掏出爽身粉，扑满了脸和两只胳膊，然后小口小口地慢慢喝水，然后两手放在双腿间，看孩子们嬉闹。
我熟悉了爽身粉的味道和安吉丽姬的节奏。安吉丽姬一来，阿芙拉就好像变了个人，她坐起来倾听。尽管安吉丽姬的话，她一知半解。偶尔，安吉丽姬摸摸阿芙拉的胳膊，或推一推她，确信她没有走神。
“看来你不打算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阿芙拉睡着后，我问道。
“索马里，你非要打听的话。”
“你为什么不愿告诉我？”
她解开头巾，理了理，又紧紧裹上。
“我不愿提，因为一提就伤心。”
我沉默不语。她不愿对我说，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也许害她的是一个男人。我不愿强人所难，硬去打听她的经历。她也许对我有了一些信任，放下戒心，说：“民不聊生，闹了大饥荒。我只能远走他乡，去了肯尼亚。我当时怀了身孕，我不愿孩子出生在家里，遭我这份罪。”她顿了顿，我不吭声。“我进了肯尼亚一个叫达达阿布[2]的大难民营，可听说难民营很快就要关闭，说是索马里青年党[3]利用难民营走私武器。难民营里人满为患。当局恨不得撵走我们，甩掉我们这个包袱。所以我出走难民营，辗转来到这里。”
她不说了，我看见她在包里翻着什么。最后她翻出一个小钱包。
“我刚到雅典就被拐走了孩子。这里面有她的一小绺儿头发。一天夜里，有人趁我睡着把她从我怀里偷走了。他们在我喝的水里下了药，下了蒙汗药，因为她弄出哪怕一丁点动静和声音，都会惊醒我。他们怎么能在我不知不觉中偷走她？我被下了药，我有数。”
她嗓音嘶哑。我没有多问，但看得出她在琢磨，看得出她的心里、眼中满是关于索马里和孩子的记忆，就好像叙利亚沙漠炽热的、满是黄沙的记忆重新袭来，充斥我的心头。火旺了，火光雕琢出她漂亮的脸庞，可爽身粉让她的脸失去了血色。
“你知道，我常常想起我美丽的祖国：碧蓝的印度洋；金色的沙子、海滩、礁石和恍如白色宫殿的房屋；繁华的城市，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和店铺。可现在那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她第一次正眼看我，“我不回去了，因为我在索马里没有奔头，一切都没有奔头。现在这个地方，我有奔头。”
“有吗？我还以为你说没奔头呢？”
她思考了半晌才说：“我是这么认为的。”
她沉吟了片刻，又说：“我想找工作，可没人愿意要我。英语在这地方用不上。这里的人不喜欢我，连希腊人都找不到工作，只能沿街推销纸巾。纸巾才多大销量？这也许是一座物资匮乏的城市吧？”她笑了，我突然想起我在学校隔着窗户听到的笑声。
第二天早上，安吉丽姬走了，阿芙拉在画画。她盘腿坐在毯子上，双手并用地画一幅画。她右手拿铅笔，左手的指尖摸着纸上的笔迹。一幅画跃然纸上，城市和沙漠相连，看起来仿佛出自梦中。虽然线条和形状变形了，色彩杂乱，可我从画中的线条看见了阿芙拉的灵魂，随着阳光和生命跳动。
“这幅画是为安吉丽姬画的。”她说。画完了，她叫我放在毯子底下压着，免得被风吹跑。
我们又去了希望中心。我将阿芙拉留在那里，转身直奔广场，希望能见到昨天那名男子。我坐在他原来坐的那条长凳等着。这时候，卖解忧珠的男子从我身边经过，走向地铁站。他举起珠子向我施了一个礼。
“你找埃尔皮多斯？”他大声问。
“我找到了，谢谢你。”
“埃尔皮达是希望的意思。”和昨天一样，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将一块陈面包扔给狗，狗却懒得理会。
我花了将近一小时才等到我要找的人。他和一群青年男女站在广场的雕塑下，抽烟、打趣。其中还有两位穿绿色T恤、背背包的非政府组织女义工。我等大部分人散去，才走向小伙坐的一段矮墙头。他打开笔记本记笔记，看起来比头一天放松、随意。
我起身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他埋头写了许久，终于抬头瞥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我。
“我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我说。
“当然能。”他答道，却并不放下笔。
“我想找蛇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觉得昨天那对夫妇去的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小伙合上笔记本，在墙头挪了挪，然后面对我笑道：“你的眼睛真厉害。”
“难道叫我说中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有钱人多半住在学校。”他说，“我可以替你引荐。你想去哪里？”
“英国。”
他和别人一样笑了。“你是疯了？还是有钱人？那是花费最多、最难去的一个地方。”
“花费为什么多？”我问。
“因为不容易去。另外，难民只有到了英国心里才觉得踏实，只要获得避难权，获得帮助的机会大得多。”
我意识到背包里的钱。如果叫人家知道了，我没准会被人图财害命。
“我叫巴拉姆。”他说着，伸出手，“你此话当真？”
“当真。”
“要不要我为你安排一下？”
“那还用说。”
他从背包里掏出手机，走出几步，和什么人说了几分钟。
“你们几个人？”
“两个。”
“明天下午一点，你可以去阿查农一家咖啡馆见面吗？”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有点不舒服，汗水打湿了我的T恤。
巴拉姆将手机塞进背包，在我旁边坐下。“我明天十二点四十五分过来接你，带你去咖啡馆。切记带上护照，别来晚了，他会不高兴的。”
“我要带钱吗？”
“暂时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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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带着大包小包的女人将双胞胎的毯子和伞据为己有。我正要出手拦住这两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刚来的难民，突然想到那对双胞胎兄弟也许不回来了。我一直盼着他们露面，坐下来嬉闹、打架、玩手机。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个女人并不觉得生分，她们仿佛刚逃出灾难深重的人间地狱，满意地四下打量了一眼，然后脱下鞋子，踏上毯子盘腿而坐。大约半小时后，打了几个电话，又吃了几个苹果，然后两个人开始用彩色毛线编着什么。她们相对而坐，一个织，另一个拿着线尾。
几个男人在别处有说有笑地打牌。过了一会儿，唱起了乌尔都语[4]歌曲，偶尔夹杂着几个阿拉伯语词。起风了，随风飘来饭菜香和温暖。火哔哔剥剥，有人在做饭。阿瑞斯公园俨然成了大伙儿的新家：毯子和帐篷前整齐地排着鞋子，树上挂满衣服，打牌、听音乐、唱歌。我原本可以从中找找乐子，而不是被旧生活残留的微光憋闷死。
我拖过背包搂在怀里，只有钱才能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明天要去见蛇头，我睡不着。我守着阿芙拉坐了一个通宵，听林子里的声音，看树叶被朝阳染得金黄。
第二天，我和阿芙拉去了维多利亚广场。我们早到了半小时，但巴拉姆比我们还早，他坐在一张长凳上，腿上放着笔记本，在写着什么。看见我们后，他站了起来，说让我们稍等片刻，别去咖啡馆太早——蛇头也不喜欢。他坐了回去，继续写着。我想看看，可惜他的字太小。笔记本里夹着一位一身戎装的年轻女子的照片。
“照片中的姑娘是谁呀？”我问。
“我女朋友，她去世了。我在修改我的日记。”
“修改？”
我半晌不吭声。我看向那条半死不活的狗，它抬头看了我一眼，摆了摆尾巴。
“我一到土耳其就被军方逮捕。”巴拉姆终于说话了，他一口气说完，“我们一共三十一个人，被捕后，全部搜身。军方最后带走了我们三个人，把其他人都放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库尔德人。我记日记。我记了两年。他们从我包里翻出日记本，看到了一个词，仅仅一个词：库尔德斯坦。他们将我带到监狱，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说：‘库尔德斯坦。’我只能实话实说，因为他们认识。我因此被关押了一个月零三天。他们放了我，但没收了我的护照，外加九百欧元，还一把火烧了我的日记。钱和护照我无所谓，可日记记录了我的生活，他们烧日记的时候，我号啕大哭。他们取了我的指纹，扫描了我的眼睛，我付了两百欧元，看守才放了我。我跑到一座库尔德小镇，在那里给我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合上笔记本，手按着封面。
“你怎么还在这里？”我问。
“我要等攒够了钱再走。我哥哥在德国，我想赶在他婚礼前到达。”
地铁的入口处，推销解忧珠的男子走向刚下扶梯的乘客。
“祝你如愿参加哥哥的婚礼。”阿芙拉说。
我们一行三人走向阿查农。到了咖啡馆，巴拉姆不露声色地指着左边靠里一名独坐的男子。他穿一件高翻领黑套衫，一件黑皮夹克，手捧塑料杯，咬着吸管喝冰镇咖啡。这身打扮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我回头想问巴拉姆是不是此人，却不见他踪影。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我牵着阿芙拉无奈地走向那人坐的桌子，他正咕噜咕噜地吸着最后一滴咖啡。
“下午好。”我用阿拉伯语说。
他抬起头，那样子像是没有料到会有人过来。然后，他一声不吭地揭开杯盖，将指头伸进塑料杯去掏冰块。
“我叫努里，她是阿芙拉。你应该是在等我们吧？”
男子夹住一块冰，扔进嘴里含住。
“你不会说阿拉伯语？”我问。
“请坐。”他用阿拉伯语说。
我和阿芙拉入座。也许是因为我紧张，抑或是因为他沉默不语，我开始东拉西扯。“我们在广场碰到巴拉姆，他说你能帮我们。他昨天给你打了电话，叫我们带上护照，我们都带来了。请看。”
“现在不用。”他突然说。他的话拦住了我伸向背包的手。他笑了一下，也许是想不到我会乖乖听话，然后嘎嘣嘎嘣地嚼着冰块，这使得他的脸看起来犹如一个九岁的孩子。这个男孩的本事着实了不起，搁在往日，他也许在大马士革某个背街蔬菜店里养家糊口。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黑暗和绝望，和林子里的人无异。
“这是你妻子？”他问。
“是的，我叫阿芙拉。”
“你是盲人？”
“是的。”她回答得很干脆，但语气中暗含讥讽，只有我能听得出。紧跟着，我听到她说了一句：“聪明人。”
“那好。”他说，“可怜的瞎女人，不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你最好摘下头巾，染一头金发。我们帮不上你什么忙。”他对我说：“但你并不是完全没希望。你把脸刮干净，穿一件干净衬衫，收拾得精神些。”
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振动、闪烁。他瞥了一眼屏幕，脸色随之一变，脸颊开始抽动，最后一咬牙，翻过手机，倒扣在桌上。
“你们想去哪里？”
“英国。”
“哈！”
“大家都觉得好笑。”我说。
“抱负不凡，但价钱不低。”
我埋下头，背包里的钱让我惴惴不安，觉得好像捧着满满一包鸡蛋。
“去丹麦，两千欧元。去德国，三千欧元。”蛇头说完，顿了顿，“你们最好去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
“去英国要多少钱？”
“你们俩一共七千。”
“七千！”阿芙拉说，“太贵了！这里到英国的机票才多少钱！”
那人打了个哈哈。她板起面孔，不理他。
“这可不是去英国旅游。”他说，“你要支付我们服务费。英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让人觉得更踏实。我们把你们弄过去不容易，那是额外的费用。”
阿芙拉恨不得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我抬脚踢了踢她。
“所以我们才想过去。”我说，“我们累了，真的累了。可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
“你们有多少？”
“五千。”
“现金？”
我扭头看了一眼。
那人扬起眉毛。“你随身带这么一大笔现金？”
“不。”我矢口否认，“我手上有些现金，其余的存在私人账户。我什么都能干。我要找工作以攒足够的钱，我愿意捡垃圾，洗车，擦窗户，什么活都愿意干。”
“吓！你以为你在什么地方？这里的本地人都不好找工作。”
“我受够了。”阿芙拉说着，起身要走。我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见我豁出去了，那人笑了。
“你可以为我干活。”他说。
“什么活？”
“送送货罢了。”
“就这些？”
“我手下都是些孩子，还开不了车。我想找个能开车的人。你会开车吧？”
我点了点头。
“你不妨为我干三个星期的活。只要你安安分分、守规矩，我们就讲定你们两个人五千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