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说着，伸手要和他握手。可他嘴一咧，扑哧一声笑了。
阿芙拉又不出声了，我能感觉到她的愤怒。
“你要过来和我一起住。”他说。
“为什么？”
“省得你开车连人带货跑了。”
塑料杯里剩余的冰块化了。他俯下身，咬住吸管和先前一样咕噜咕噜地一阵猛吸。
“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跑路，因为阿芙拉在我手里。你是叫这个名字吧？”不等她回答，他抬起手，向服务生要来纸笔，写了一个地址。
“明天晚上十点，你们到这里见我。如果你们不来，我就当你们改变了主意。”
回到公园，已经是半下午了。一些孩子在帐篷和毯子之间的空地踢球。一帮孩子为弹子吵得不可开交。两个孩子拿石头和树叶搭了一座村子。能离开这里，让我打起了精神，给了我盼头。我在一群群孩子中搜索，希望能看见穆罕默德。那双黑眼睛，充满了恐惧和好奇，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从我脑海中消失的是萨米，无论我如何努力都不能让他起死回生；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我想不出。
安吉丽姬已经坐在树下等我们。她脸上敷了一层爽身粉，手放在腿上。她这时候的样子，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一种我不忍去看的孤独。远处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我发现她的乳房又开始溢奶了，她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奶馊味。
阿芙拉让我从毯子下拿出那幅画，她要亲手送给安吉丽姬。
“你画的？”
阿芙拉点了点头：“为你画的。”
安吉丽姬看看画，又看看阿芙拉，久久地凝视着她。我看得出她眼中的疑问。有好一会儿，她没有说话。她手拿着那幅画坐在那里，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随后又抬起头，看玩耍的孩子们，抑或想着心事。
“在这里，”她说，“什么都藏着掖着，不愿示人。可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也许她知道我们要走了吧。她忍不住哭出声，一夜不愿离开阿芙拉，挨着她躺下，一只手搭在她的胳膊上，两个人好像一对姐妹或老朋友，相拥睡了一夜。
-12-
面试后的一天早晨。迪奥曼德和摩洛哥人在客厅喝他们新近最喜欢的饮料：奶茶。他们准是听见了我起床的声音，因为餐桌上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口杯等着我。我在餐桌前坐下，阿芙拉还在梦乡。
我捧着那杯热茶，踱到玻璃门前向外张望。天井今天洒满了阳光。中间那棵盘根错节的樱桃树上栖满了小鸟，想必有三十来只，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老板娘家花园的木栅栏关不住红色、紫色的花朵，石板地上满是落英。我在窗帘后找到了钥匙，开门透气，也透进来淡淡的海腥味。
迪奥曼德告诉摩洛哥人面试的经过。
“我觉得非常顺利。”他说，脸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绽放着笑容。
摩洛哥人举手和他击了一个响亮的掌。
“我信了你的话，都对他们说了。妈妈、妹妹、艰难的生活。可他们问的问题真奇怪。”
“比方说？”
“国歌的歌名。他们还要我唱几句。”
“你唱了吗？”
迪奥曼德起立，手按着胸口，笑容满面、乐呵呵地唱道：
“希望的国土，我向你致敬，
一个友善好客的国度；
你英勇强大的军队，
恢复了你的尊严。
“亲爱的科特迪瓦，
儿女们因缔造你的伟大而自豪，
团结一致，快快乐乐地
将你建设成光荣的国家。
“科特迪瓦自豪的公民，祖国在召唤我们。
如果我们和平争取了自由，
我们便有责任为实现博爱的理想树立一个榜样，
怀着新的信念一齐进发
祖国亲如兄弟是一家。”
“你会国歌的英文版？”
迪奥曼德点了点头。
“你用英语为他们唱的？”
“对呀。”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我问。
“歌词描绘了一幅积极向上的画面！”
迪奥曼德坐下来，闷闷不乐地说：“可我告诉了他们，我告诉他们民不聊生。我对他们说了利比亚、监狱，他们打我，打得我都以为自己快不行了。我说因为内战，我的母亲和姐妹生活艰难。我找不到工作，妈妈催我寻求更好的生活。我都说了。我说这里有希望，我能找到工作，我会扫地、做饭、教书，我会的可多了。”
鸟儿安静了下来。迪奥曼德弓着背，T恤下的肩胛骨仿佛一对展开的翅膀。“我还告诉他们，我的祖国景色优美，我真舍不得走。”
摩洛哥人盯着天井，若有所思，时而抬头看我一眼，好像有话要问，可终究没问出口。
迪奥曼德打定主意去集市逛逛。“我能听到，”他说，“一直放的这好听的曲子，能看到海面上的灯。去不去？”
摩洛哥人见有人做伴，顿时来了精神。“老头儿，”他说，“我们走吧！能见到阳光、大海，能听听音乐，我们的困难和烦恼都不值一提。”
他们硬要拉我去。两个人一边一个，拽着我的手上楼准备。
我走进卧室，看见阿芙拉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沿。她在哭。我跪在她面前。她的泪如两条暗河，滚滚而下。“怎么了，阿芙拉？”我问。
她用手背揩了揩脸，眼泪却止不住。
“自从我对医生说了炸弹，心里想的全是这事。我看见了萨米的脸。我看见他眼睛看着天。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感觉，疼不疼？他抬头看天的时候，不知是什么感觉？他知道我在他跟前吗？”
我握住她的手。可我没法久握，一股热流沿着我的脊梁涌入脖子、脑袋。我放开她的手，离她远远的。
“我打算陪摩洛哥人出去走走。”
“可……我……”
“我陪他和迪奥曼德出去走走。”
“行吧。”她平静地说，“祝你开心。”我们上了木码头，走进露天市场，坐上滑梯、云霄飞车和碰碰车呼啸而过的时候，她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畔，语气中透着太多的伤感。即使在迪奥曼德说到象牙海岸时，“祝你开心”还在我脑海中回荡。
“大海清澈得像水晶，”他说，“哪像这里，这里太脏了。不！家乡的大海好像天空。太清了！你看得见一条条小鱼在水底游，就好像玻璃。落山的太阳染红了一切，天空、大海。你们真应该见见。”他把手伸向天空，我不由得想起了阿芙拉的画。我们沿着防波堤走，所以离水很近。
我们进了拱廊一间充斥着酸腐和冰冻果汁味的咖啡馆。摩洛哥人带了零钱，为我们一人买了一杯鲜红的饮料。捧着饮料，我们回味象牙海岸的天空。碎冰做的樱桃味饮料味同嚼蜡。
“你太安静了。”迪奥曼德对我说。阳光将他的黑眼睛染成了温暖的棕色。
“叙利亚的大海是什么样的？”摩洛哥人问。
“我家靠沙漠。”我说，“沙漠和大海一样凶险、美丽。”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许久，出神地看着对面的大海，也许想象着各自的家乡，我们失去的岁月，带不走的回忆。
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一阵大风吹过，码头的桩摇摇晃晃、吱嘎作响。
回到客栈，我发现阿芙拉不在客厅，也不在厨房。我去卧室找她，发现她躺在床上，脸上泪迹未干。她手指捏着弹子，来回捻着。她不时将弹子滚过嘴唇，或手腕。
我进门的时候，她不理我，等我挨着她躺下，她却说：“努里，你收到穆斯塔法的邮件了吗？”
“你能不能别打听这事？”我说。
“不行。我们因为他才到的这里！”
我无言以对。
“你迷失在了黑暗中，努里。”她说，“这是不争的事实。你现在真的身处黑暗。”
我盯着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充满了恐惧、疑问和渴望，我原以为失落、迷茫的是阿芙拉，她深陷悲痛，不能自拔。可现在我发现她是那么镇定，千方百计地想解开我的心结。我躺到她睡熟，才奔下楼。
客厅今晚安安静静的。摩洛哥人在厨房打电话，他来回踱着步，偶尔抬高嗓门说几句。迪奥曼德从集市回来冲了一个澡后，待在卧室不出来。两三位房客围着餐桌打牌。我在电脑前坐下。客厅里电视机的光忽明忽暗。
我趁自己没改变主意，连忙登录电子邮箱。收件箱里有一封穆斯塔法的邮件。
我最亲爱的努里：
不知你是否离开了雅典，不知你和阿芙拉是否安好，我寝食难安。但愿你踏上了和我们相聚的旅程。今天下雨，下了一天，我想念沙漠和阳光，但这里并非一切不好，努里，你要是来看看就好了。这里的春天五彩缤纷，鸟语花香。我刚为学员办了为期一周的实践班。有一名学员是叙利亚妇女，她带母亲和儿子到的这里；有一名是刚果难民，他有在丛林采蜜的经验；还有一名阿富汗学员，她已经咨询怎么养第一只蜂后了！
我现在养了六箱教学用蜜蜂，这个项目蓬勃发展。这些蜜蜂很温和，不像叙利亚蜜蜂，我甚至不用戴防护用具割蜜。我懂它们，它们的调子变了才会蜇人。和它们亲密接触是一种曼妙无比的感觉，我逐渐了解了它们。黑蜂嗡嗡的歌声优美动听。听它们的歌声，阵阵蜜意会充满心田。
可这歌声常常让我想起我们失去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你和阿芙拉。盼早日回复。
穆斯塔法
2016年5月11日
我打了一封复信，发送出去。
亲爱的穆斯塔法：
我和阿芙拉辗转到英国已有两个多星期，没尽快和你联系，是我不好。这一路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们现在在英国最南边的一家海滨客栈。我要待到通过面试，不知我们能否获准避难。我很担心，穆斯塔法，我担心被遣返。听说了你的项目，我非常高兴。盼望早日相聚。
努里
我回想着回信中冷冰冰的腔调，事实是我来了这么久却未曾和表兄联系。我来英国是因为穆斯塔法，我出逃雅典是因为他给我的希望和决心，可不知不觉中内心的黑暗已将我吞噬。
我又发了一封信：
穆斯塔法，我觉得不好。到了这里后，我心情沮丧，觉得我迷失在了黑暗中。
我正要退出邮箱，一封邮件弹了出来：
努里！你终于到英国了，我太高兴了。这不啻天大的喜讯！请告知你现在的地址。
我去卧室从信封上找到了地址，回到电脑桌前，抄好，发送出去。我没和穆斯塔法多话，此后也没收到他的回复。
我在扶手椅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晚，客厅空荡荡的。木门外传来弹子滚动的声音。我起初看不见穆罕默德，但随后发现他坐在桌子底下，身穿上次那件红T恤和蓝短裤。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在那下面干什么呀，穆罕默德？”
“这是我的家，”他说，“和《三只小猪》里一样的木头房子。你不记得你给我讲的故事了？”
“我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吗？我就给你讲过一个故事——青铜城市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只给萨米讲过，那本书是我那天逛集市时在一个摊子上发现的。”他充耳不闻，只顾将弹子推过木头的裂缝，然后塞在地毯下。
“你喜欢我的家吗？这个家不像家里的房子那么容易倒。你看漂不漂亮，努里叔叔？”
我的脑袋一阵剧痛，突如其来的剧痛。我不得不站起身，闭上眼睛，手指使劲地按着额头。
穆罕默德拽了拽我的裤腿。“努里叔叔，你愿意跟我来吗？”
“去哪里？”
他将手塞进我的手里，拽着我走向前门。我刚打开门，就发现不对劲，眼前，建筑屋顶露出的天空闪烁，白一阵，红一阵；不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金属摩擦着金属，好像一个活物被拖至死；一阵风吹过，送来了烟火和焦煳味。我搀着穆罕默德的手穿过街道。残垣断壁犹如一具具躯壳，后方的天空亮如白昼。我们沿路走着。穆罕默德拖着脚走在尘土中。尘土太厚，我们就好像蹚过厚厚的积雪。街头随处可见被焚毁的汽车，废弃的阳台垂下一件件洗过的衣服，街头拦着横七竖八、低垂的电线，人行道上垃圾成堆。穆罕默德拽着我的手，一路向山下跑去，最后来到凯科河边。河水波涛滚滚，比往日阴沉。
“那些男孩原本就在这里。”穆罕默德说，“我穿的是黑衣服，他们看不见我，没把我扔进河里淹死。安拉保佑我。”他睁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抬头看着我。
“嗯，”我说，“准是的。”
“他们都在这里，”他说，“淹死了，沉在河底，上不来。”
我定睛细看，看见了水中的四肢和脸。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模模糊糊的轮廓，知道那是什么后，我退后一步。
“别，”穆罕默德说，“别怕。你不能不下去。”
“为什么？”
“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我们呀。”
我上前一步。河水浑浊，但我看得见水下扭动的影子。
“不行，穆罕默德，我不下去。”
“为什么？你怕了？”
“我当然怕！”
他笑了。“怕水的从来都是我呀！我们换换吧？”
他踢掉鞋，蹚进水里。
“穆罕默德，别！”他不理我，继续往前走。水没到了他的膝盖、大腿，最后没到了他的胸口。
“穆罕默德！你再不回来，我就生气了！”穆罕默德不理会。我上前一步，又上前一步，再上前一步，走到水没到我的大腿。不知什么东西擦着我的腿过去了，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一条蛇。前方漆黑的水面下有个小东西闪闪发光，我舀起来捧在手里，原来是……
***
注释：
[1]雅典市中心的跳蚤市场。
[2]位于肯尼亚东北部，是全球最大的难民营。
[3]索马里主要的反政府武装组织。
[4]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
钥匙
……被放在我的掌心。“你别客气。”蛇头说着，嘴一咧，露出一颗包银的牙。他住的公寓远离雅典市中心，紧邻海滨。公寓的电梯坏了，我们爬了三段楼梯。这是一套弥漫着陈年香料味的小公寓。
一条狭窄的走廊尽头，一间形状怪异、不对称的起居室通向三间卧室。每一扇窗户都正对着周围大楼的砖墙和通风系统。蛇头得体地自称康斯坦丁诺斯·福塔基斯。想不到他一个希腊人却能说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语，细看他的相貌和肤色，竟一时拿不准他是哪里人。
他给我的是卧室钥匙。地上铺了两张床垫，一张旧的毛皮地毯用作毯子。房间里有一股潮湿的气味，墙上挂着绿色的霉斑，通风孔嗡嗡作响。对面的大楼伸手可及，别的公寓排出的热和水蒸气聚集在两栋楼之间，卧室里也郁结了不少。
这地方睡觉不舒服，但比公园好一些。我不敢说是否安全，福塔基斯先生的神色让我很不安。也许是因为他沙哑、瓮声瓮气的笑，抑或是小拇指戴的那枚金图章戒指。比起在咖啡馆，他现在显得较为狂妄。但他热情好客，把我们当家人一样引进公寓，甚至硬要帮我们将行李提进卧室。他领我们去浴室，教我们用水龙头，因为热水经常会变成冷水。他一一介绍了冰箱里的食物，嘱咐我们想吃什么尽管拿，不必客气。我们俨然成了他的贵宾。一张绿色的小铜桌上放着一只掐灭的大麻烟蒂和一卷面额二十英镑的钞票，这证实了我要运送的是何种货物。
当天深夜，福塔基斯先生接待了两位客人。来客进门就往沙发上倒，像孩子一样捣鼓了好一阵遥控器。我觉得他们是一对兄弟，一位稍胖，一位稍高，但相貌无异，眉毛倒竖，鼻子比较长，两眼间距紧凑，仿佛吃了一吓。
晚上十点左右，福塔基斯先生吩咐我去送第一趟货。总共五个白箱子，分送到雅典五个不同的区。他将地址、发货单、收件人的姓名或绰号交给我，又给了我一部全新的苹果手机。手机只能用于工作，如果我打了别的电话，他会知道。他另给了我一部车载充电器，并确保漫游开关是打开的，方便我用谷歌地图。
“开车小心，别撞了人。”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没买保险，又没有驾照。”
正准备动身时，回头见阿芙拉躺在床上，手攥着房门钥匙紧紧地贴在胸口。我过去吻了她的额头，安慰她放宽心。她却将钥匙递给我。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我不解。
“我希望你把我锁在里面。”她说。
“为什么不将房门反锁？那样的话，你想出来还能出来。”
阿芙拉摇了摇头。“不行。”她说，“我希望你把我锁在里面。”
“我知道那几个男人靠不住，”我说，“但我觉得他们不敢造次。”
“行行好，”她说，“我不想拿钥匙。我希望你拿着，我想知道你保存着。”
“你当真？”我说。
“当真，我当真。”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答应了她，将钥匙揣进屁股口袋。那天晚上，我不时摸一摸，确定它还在。钥匙让我惦记阿芙拉，提醒我她孤零零地在那间潮湿的卧室等着我。钥匙让我想起了砖墙、排气管和客厅里的几个男人。钥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决心，尤其是太阳出来前漫长的几小时。我沿着陌生的行车道驱车数英里，经过偏僻的村庄和小镇。她给我钥匙，恐怕是要我记着她，别撇下她，别开车远走高飞。
这是一个清朗的夜晚，繁星满天。第一个投递地点紧邻比雷埃夫斯港，离我们从莱罗斯岛乘船过来上岸的地方不远。我按卫星导航系统的指点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巷，小巷两旁的房屋整洁，都装了雨篷。一名男子早站在一棵橄榄树下，抽着烟等我。我下了车，打开白色货车，将箱子交给他。他嘱咐我稍等，然后走进一栋公寓楼，磨蹭了将近十分钟才出来，手里捧了一个装着另一个包裹的白包。他嘱咐我不要碰，也不要打开。东西少与不少，福塔基斯先生都有数。
早晨五点返回雅典市中心的时候，太阳正从海面冉冉升起，远处岛上隐约可见灰蓝色的山峦。我打开车窗，聆听沙沙的风声和涛声。不一会儿就驶离泛白的岸线，奔城里而去，左右随处可见涂鸦、鳞次栉比的公寓楼和影影绰绰的山峦。
回到蛇头的公寓，个个都还在睡。主卧传来阵阵的鼾声，两兄弟胳膊搭在对方身上，睡在沙发上。我打开门，走进卧室，阿芙拉兀自坐在床上等我。
“你没睡吗？”我问。
“没睡。”她搂着膝盖。
我挨着她在床上坐下来。“我回来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躺下？”她仰面躺下来，尽管卧室温暖、湿润，但她瑟瑟发抖。我懒得脱衣服，手捂着她的胸口，和衣一躺，听着她的心跳睡了过去。
我们一觉睡到半上午。厨房里盘盏和刀具叮当作响，吵醒了我不少次，可我硬逼着自己入睡。我不愿在这个世界醒来，我的梦好过现实。阿芙拉应该也有同感，因为她一直躺到我起床。
第二晚几乎和前一天晚上一样，除了一名男子的收件地点是一艘船。拿到货后，他驾船驶向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小岛。
日子就这样过着，白天睡在阿芙拉身边，睁眼就能看见窗外的砖墙，耳边通风系统轰轰作响，晚上则在雅典和郊外走街串巷为陌生人送包裹。
三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这样过了一个月，早过了福塔基斯先生许下的日子。他说是在想办法解决我们的护照和航班。我有时候不相信他的鬼话，有时候想到他有朝一日将我们扫地出门，到头来一辈子困在雅典，回到阿瑞斯公园。对我来说，那里无异于地狱。
有一天，他敲响了我们卧室的门——那是下午时分，我正躺在阿芙拉身边打盹。我起床走进客厅，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给阿芙拉的过氧化物染发剂，给我的剪刀、理发推和剃须膏。“我希望你们把自己收拾好，一会儿拍护照用的照片。”他宣布。
回到卧室，我解下阿芙拉的头巾，放开她的黑发髻，按盒子上的说明将她的头发分成几绺儿，然后抹上难闻的药膏。保持了四十五分钟后，去卫生间的水槽洗干净。我递给她一条毛巾，然后去客厅等她。福塔基斯先生泡了新鲜的薄荷茶——他在窗台上种了几盆药草，在潮湿的空气中长势似乎不错——我们坐着，用小杯子喝茶。
阿芙拉走出卫生间，乍一见恍若变了一个人。金黄的头发显得她更高挑了，颧骨也更加削立。尽管浅色的头发本应显得她皮肤更黑，可不知怎的，反而衬出她皮肤白皙，白得让我想到了灰烬和白雪。她的灰眼睛显得更深了，往我身边一坐，顾盼生辉。
“我闻到了薄荷味。”她说。福塔基斯先生端给她一杯，他的眼睛不离她左右。
“你像变了一个人！”他笑着说，“想不到一点小的点缀就能让人焕然一新！”他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让我很不舒服，第一天来这里时就有了。说话时，他镇定自若，却掩饰不住好色和贪婪的本性。
我剃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上福塔基斯先生的一件浆得笔挺的衬衫。两兄弟中的高个过来为我们拍照。他让我们在从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中摆好姿势，直到他觉得满意才按下快门。
晚上我继续送包裹。包裹太多了，久而久之，我经常能碰到同一位收件人。他们渐渐和我熟络，开始信任我，偶尔散给我一支烟。我昼伏夜出，看不见太阳，我和阿芙拉俨然成了一对夜猫子。
一个星期后，护照办好了。我们新取的名字叫格洛丽亚和布鲁诺·巴雷西。
“你们现在是意大利人。”福塔基斯说。
“如果人家问起怎么办？我们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说。”
“但愿别有这种事。你们从这里飞去马德拉[1]，然后从马德拉转机去英国。没人知道你们不会说意大利语。千万别说阿拉伯语！尽量闭上你们的嘴！”
日子和机票都定了。福塔基斯先生给阿芙拉买了一件上好料子的红裙、一条瓦灰的围巾，围巾上绣着与裙子一色的红碎花。这身打扮漂亮而简单。他又送了她一件牛仔夹克、一个手包和一双新鞋。他给我的是一条牛仔裤、一条皮带、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和一件套头毛衣。他要我们穿上衣服，务必要装得真像那么回事。
“你们真是一对俊男靓女，”他笑着说，“看起来就像从杂志上走出来的。”
“我什么样子？”过后阿芙拉问正准备去送货的我。
“你都不像你了。”
“难看吗？”她问。
“不难看，”我说，“当然不难看。你一向是个美女。”
“努里，这下全世界都能看得见我的头发了。”
“还真看不见，”我说，“因为换了一个颜色。”
“人家能看得见我的腿。”
“那是格洛丽亚·巴雷西的腿，不是你的。”
她咧嘴笑了，眼睛却看不出笑意。
我们第二天出发，当天晚上的包裹比平日多。我将阿芙拉锁在卧室里，钥匙往咖啡桌上一搁，便开始清点包裹，一个一个从清单上划掉。这时候，福塔基斯进来告诉我去机场的安排。随后他帮我将盒子搬到楼下的货车上。快出雅典城的时候，我才发现忘了拿钥匙。我不能回头去取，因为要见十个人，时间都定好了。只要一个送晚了，后面个个都要晚。我只好赶路，尽量不去想阿芙拉。清晨回到市区，我才想起她。
回到公寓，我立即冲上螺旋楼梯，进了客厅，钥匙却不在我当初放的咖啡桌上。我们的房门紧锁。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
“阿芙拉，”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你睡了吗？你开开门！”我耳朵贴在门上，没有听到任何回答和动静，只好准备去沙发上补几小时的觉。我刚要躺下，就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门开了，阿芙拉站在门口。我盯着她的脸，立即看出了异样。对面大楼反射的早晨的冷光照着她脸上的一道划痕，一道猩红的划痕，从左眼一直到颚骨。金发乱糟糟地堆在她脸上。这一刻，她不是我妻子。我认不出她了，她简直判若两人。不等我说话，她转身进了卧室。我一跃而起，连忙跟上去，紧紧地关上门。
“阿芙拉，出什么事了？”我问。她背对着我，蜷缩在床上。
“你不愿告诉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背，她却一缩，让开了。我躺在她身边，不去碰她，也不说话。到了半上午，她才开口。我始终未合眼。
“你真的想知道？”她问。
“当然。”
“因为我说不准你是否真的想知道。”
“我当然想知道。”
过了半晌，她才说：“他走进来——福塔基斯。我以为是你，因为是你锁的门。我不知道他有钥匙。他进来靠着我躺下，就是你现在躺的地方。我发现不是你，他一凑近，我就闻出了他的体味。我大声呼救，可他捂住我的嘴，他的戒指划破了我的脸。他说如果我不老实，你回来见到的就是一具尸体。”
她无须再多说什么。
-13-
海鸥在辽阔的蓝天飞翔，它们划过天际，一头扎进大海，又浮出海面，拍拍翅膀飞向天空，越飞越高，飞进天堂。一束五彩的气球腾空飞起，越来越小，消失在远方。周围人声嘈杂，不知谁捉住了我的手腕，摸我的脉搏。
“脉搏很强。”男子说。
“他在这里干什么呀？”一名背对阳光的女子问。
“也许无家可归吧。”
“可他为什么躺在水里？”
两个人都没问我，我也不觉得自己会说什么。男子放下我的手腕，拽着我的胳膊将我拖上沙滩，然后扭头走了。女人站在原地，低头看着我出神，好像我是一头海豹。她解下外套，替我盖上，又往我下巴下掖了掖。我想对她笑，却笑不出。
“不要紧了。”她说。她俯看我，声音哽咽，眼中有光。我想她也许在哭。
男子很快抱来几条毛毯。他帮我脱下湿漉漉的毛衣，为我裹上毛毯。片刻之后，我看见蓝色的闪光灯，几个人将我抬上一副担架，然后上了暖烘烘的救护车。救护车一路鸣着警笛，风驰电掣地穿过大街小巷。我闭上眼睛，听凭旁边的急救医生为我量血压。
一觉醒来，我发现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连接着一台心电监护仪。邻床是空的。一位医生过来，她想要核实我的身份，想知道我为什么身子泡在海水里睡着了。她告诉我，被送入医院时我体温过低。
“我叫努里·易卜拉欣。”我说，“我过来多久了？”
“三天。”她说。
“三天！”我一骨碌坐起来，“阿芙拉要担心死了！”
“阿芙拉是谁？”
“我妻子。”说着，我去摸口袋，却发现我没穿裤子。
“我的手机呢？”
“我们没发现手机。”她说。
“我要联系我妻子。”
“你把电话号码和地址给我，我帮你联系。”
我说了客栈的地址和老板娘的姓名，我不知道电话号码。医生问了我许多问题：你是不是想过自杀，易卜拉欣先生？你记性可好？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经常忘事？你是不是每天丢三落四的？你是不是觉得糊涂、心烦意乱？我尽量如实回答。没有过。我记性好得很。不，不，没有的事。
他们为我做了脑部扫描检查，然后带我去吃午餐。午餐吃的是豌豆、土豆泥和一块无滋无味的烤鸡。我现在肚子是真饿了，将盘中的食物一扫而光。吃完饭，我坐在床上哼一首小时候母亲经常为我唱的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我忘了歌词，但旋律轻柔舒缓。经过我病房门口的病人纷纷侧目。一位扶着齐默式助行架的老太太在我病房门口徘徊，我觉得她都学会了。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邻床躺着一位妇女。她怀有身孕，手扶着隆起的肚子。她也唱着这首歌，她记得歌词。
“你知道歌词？”我不解。
她脸转向我。日光灯下，她的脸黝黑、圆润、光洁。
“我从小就会。”她说。
“你是哪里人？”我问。
她不理我。她仰面躺着，手摩挲着肚子，嘴里哼着歌，仿佛对未出世的孩子说悄悄话。
“我申请了避难，”她说，“但被拒了。我求爹爹告奶奶，就这样在这个国家待了七年。”
“你是哪里人？”我又问了一遍，可突然我的意识模糊了，只隐约听见她在说话，头顶柔和的灯光闪烁，渐至漆黑。
第二天早晨，病房静悄悄的，邻床空了。一位护士过来通知我，有人探视。她话音未落，我就看见摩洛哥人向我走来。
他在靠床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伸手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老头儿，”他说，“我们为你操碎了心。”
“阿芙拉在哪里？”
“她在客栈。”
“她还好吗？”
“你好好休息，我们晚点再聊。”
“我想知道她好不好。”
“你以为她怎么了？她以为你不在人世了。”
半晌，我们都没吭声。摩洛哥人不着急走，他靠着我的床，抚摸我的胳膊。他不打听我去了哪里，为什么睡在沙滩上；我也不说我半夜走进大海。他什么都不问，也不走。一开始我很恼火，因为我一心想哼那首摇篮曲。他一直在这儿陪我，一会儿后，我觉得安下心来。他的实在和沉默抚平了我的心绪。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书，自顾看了起来，时不时暗自发笑。他待到最后一位探视的人走了才离开，第二天一早又过来接我。他带来一包衣服。我脱下病号服，换上他带来的衣服。
“这是睡衣。”他说，“迪奥曼德说这是田径服。他说你穿这身衣服会舒服些。我搞不明白。你现在只好穿睡衣上街了。”
出院前，医生又过来看我。我坐在床沿上，她拿一块写字板坐在我对面，也就是那种探视的客人坐的椅子。摩洛哥人靠着窗户看楼下的停车场。
“易卜拉欣先生。”她将棕色的头发撩到耳后，欲言又止，“好消息是你的脑部扫描没问题，但鉴于发生的事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我觉得你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强烈建议你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完，然后瞥了一眼手中的写字板，轻轻叹了口气。她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你能向我保证你办得到吗？”
“能。”我答道。
“因为我不愿你不爱惜性命。”她眼中是真正的关心。
“行，医生，我保证听你的话。”
***
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客栈。到的时候已经是半上午了。老板娘戴一副明黄色的橡胶手套在客厅里掸尘，见我们回来，她忙不迭地迎上来。脚上那双厚底鞋踩得木地板咚咚直响。
“你想来杯好茶吗，易卜拉欣先生？”她雀跃着问。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的心思在天井。阿芙拉和阿富汗女人坐在樱桃树下的沙滩椅上，就在蜜蜂附近。法丽达看见我，对阿芙拉说了几句，然后起身让我坐下。
阿芙拉沉默了许久。她仰面迎着太阳。“我能看见影子和光了。”她说，“光线足的话，我甚至能看见树影。瞧！”她说：“把你的手给我！”
我将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往前凑了凑，迎着光，将我的手放在她的眼前，告诉我左右移动，让影子掠过她的脸。
“这是光。”她说着，然后笑了，“这是影子。”
我想告诉她，她的话有多让我开心。可我做不到。
“我还能看见颜色呢！”她说，“瞧！”她指着放在花园角落里的一只红水桶。“那是什么？一丛玫瑰？”
“那是一只水桶。”我说。
她放开我的手，低下头。我见她手指盘着那枚弹子，弹子滚过她的手掌和手腕。弹子中间的红叶片映着阳光，晶莹剔透。远处轻快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仿佛一群蜜蜂飞向这方水泥天井。
“我把你弄丢了，”我听她说，“我吓坏了。”一阵风吹过，摇落的花瓣绕着她翩翩飞舞。“幸好你回来了。”她声音里充满了悲伤。我看着弹子。
“你把穆斯塔法忘了。”她说。
“没，我没忘。”
“你忘了蜜蜂和花？我觉得你把这些都忘了。穆斯塔法日思夜盼着我们，你却绝口不提他。你深陷在一个异样的世界里。你魂不守舍，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不吭声。
“你闭上眼睛。”她说。
我依言闭上眼睛。
“你能看见蜜蜂吗，努里？你试着想象这样一幅画：阳光下，花丛中，蜂房、蜂巢里，成千上万只蜜蜂。你能看见吗？”
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阿勒颇的田野，养蜂场金黄色的蜜蜂，接着是连片的薰衣草、石楠和穆斯塔法说的黑蜂。
“你能看见吗？”她问。
我不吭声。
“你以为看不见的人是我？”她反问。
我们沉默着坐了许久。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她说，“为什么不肯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了？”
“你哪里来的穆罕默德的弹子？”我问。
她的手突然停住了。
“穆罕默德的弹子？”她说。
“对呀，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碰到的那个小男孩。”
她身子前倾，好似痛得吁了一口气。
“这是萨米的弹子。”她说。
“萨米的？”我不解。
“对呀！”
“可那是穆罕默德玩的。”
我不看她，可听见她又吁了一口气。
“我不认识什么穆罕默德。”说着，她将弹子递过来。
“就是那个落水的男孩。你不记得了？”
“没有男孩落水。一个女孩一直哭，她爸爸跳下海，她也跟着他跳下去。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将她捞上船，包上女人们的头巾。我记得清清楚楚。上了小岛后，烤火的时候她妈妈全都对我说了。”她将弹子推给我，催我拿着。
我勉强接过来。
“从伊斯坦布尔一路跟我们到希腊的那个小男孩，”我说，“穆罕默德，落海的那个小男孩！”
她无视我说的话，只是看了我一眼，但那一眼已经回答了我的疑问。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
“我以为你需要他。”她说，“这枚弹子是走的那天我在家里的地上捡的，就是那帮人砸烂我们家，把他的玩具扔了一地的那天。你不记得了？”
我摸黑穿过客厅上楼，沿走廊回卧室的途中，想起她最后的话。我向窗外望去，看她脸迎着太阳坐在一树花下，她的话依然萦绕在我耳畔。
“你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我还记得什么。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听空中隐约的蜂鸣。
睁开眼后，我翻身坐在床上，看到地毯上放着一把金钥匙。我捡起钥匙直奔走廊尽头的门。开锁推门，我又置身于高高的山顶。声音嘈杂，越来越响，充斥着我的大脑。我站在山顶，身后是我的家，山脚是浩阔的阿勒颇，纯玻璃的城市，碧玉砌的城墙，清真寺、集市、屋顶、远处的阿勒颇卫城，每一幢建筑物都有着闪亮的轮廓。一座夕阳下的鬼城。我左边一闪——一个孩子跑过，向山下的河边。他穿着蓝短裤和红T恤。
“穆罕默德！”我喊道，“别跑！”
我追着他穿街走巷，绕过街角，钻过拱廊和藤萝，一路跑向河边。有一小会儿，我跟丢了，但我继续往前走，最后看见他坐在河边的一棵酸橙树下。树生机盎然，果实累累。他背对着我。我走过去，挨着他坐在河堤。
我抬手搂住他的肩膀。他转过脸，那双眼睛，那双黑眼睛，变了，变亮了，变成灰色，清澈了，仿佛有了灵魂。他的面貌开始软化，开始变形，像一群蜜蜂，然后定住。我看清了他的表情、他的脸和眉眼。男孩坐在我身边，怯生生地看着我，他原来不是穆罕默德。
“萨米。”我喊了一声。
我好想抱抱他，可我知道他好似水中的倒影，一碰就会不见，所以我静静地坐着。我发现这是他死的那天穿的衣服，红T恤和蓝短裤。他手拿弹子，脸转向玻璃城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一把钥匙。
“这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你给我的呀，你说它能打开一间不会倒塌的密室。”
他面前摆着乐高积木。
“你在做什么呀？”我问他。
“我在搭房子！”他说，“等到了英国，我们就住这栋房子。它不像这里的房子那么容易倒塌。”
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记得他躺在床上，害怕炸弹，然后我怎么给了他一把旧铜钥匙，它曾经能打开养蜂场的一间茅棚。我将钥匙塞在他枕头下，在这遍地废墟中，总要有一个让他觉得踏实的地方。
前方，阳光下的玻璃城市光彩熠熠，仿佛孩子画笔下的城市，铅笔勾勒的清真寺、公寓楼的轮廓。他从水里捧出一块石头。
“我们会掉进河里吗？”他睁着大大的眼睛抬头问我。这是他死前几个月问过我的话。
“不会。”
“像别人一样？”
“不会的。”
“可我的朋友说过，如果要走，我们必须过河渡海。如果过河渡海，我们会和人家一样掉进水里。我听说过他们的故事。风会打翻小船吗？小船会翻到海里吗？”
“别担心，就算船翻了，我们还有救生衣。不要紧。”
“真主——保佑——他会救我们吗？”
“会，真主会救我们的。”
这是萨米的原话。我的萨米。他又看了我一眼，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可他们砍那些男孩头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