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妈妈建立了一个大家庭，他们有七个孩子。我的哥哥姐姐们分别叫作多米尼克，克里斯丹，玛德琳娜，让-雅克，莫瑞斯特和德尼斯。德尼斯有点特别，应该是智力缺陷。但我也不确定。因为当时爸爸妈妈从不把我们区别对待。不过现在再想起她那张小脸，她半闭的双眼，微张的嘴，德尼斯很像是先天愚型儿。
在卢梭爸妈家，一些孩子的年龄相同。比如莫瑞斯特和多米尼克，她们都比我大四岁。但她们并不是双胞胎。没有人在我们面前提过这类事情。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我当时还太小了，理解不了有些孩子跟爸爸妈妈并没有血缘关系。有些孩子是爸爸妈妈亲生的，而有些则是在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安排下“空降”到家里的。我就属于第二类。但在那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特殊。
我们当时住在福乐瑞-昂-比耶尔，离枫丹白露约十千米。我们的家是一栋石头砌成的漂亮房子，朝向村庄的中央广场。在我儿时的眼里，这幢房子大极了。底层有主要的房间，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起居室。我们在这里做所有的事情：洗漱、烹饪、用餐。吃饭时，我们会坐在大餐桌旁，七个孩子坐在长椅上，占据餐桌的一侧，爸爸妈妈则坐在我们正对面。用餐的规矩很简单：餐巾围在衬衣领外面以免把衣服弄脏，禁止把手肘放在桌上，当然了，我们“要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在离开餐桌时，“要把餐巾收进碗橱里”。
爸爸当时从事的职业在今天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曾经是一名纺织梳理工。在当时，床垫并不像今天是海绵制成的，而要用羊毛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床垫会在使用了四五年之后变硬，这时就需要把布面拆开，把羊毛取出来通风，让它恢复弹性，然后再放进床垫内。爸爸用一个很奇怪的机器给羊毛通风。那是一个方形的小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可以前后摇晃的托盘，这机器很像我们在游乐场看到的海盗船的缩小版。在托盘下方，有一些大锯齿和桌面相连。爸爸坐在机器前面，像摇晃婴儿摇篮一样，用一只手晃动着托盘。同时，他用另一只手将羊毛织物塞进托盘和桌子的缝隙中。经锯齿梳理过的羊毛会从机器的另一端出来，轻柔蓬松，在落地之前还会在空气中飘浮片刻。我们把这叫作“梳羊毛”。在爸爸开始工作时，院子里便充斥着成千上万的白色“泡沫”。爸爸还拥有创造雪花的魔力！
在他的小工作间里，爸爸还会给我做凉鞋，鞋子的侧面有皮带和金属扣。由于爱动爱跳，我常常把皮带弄坏。爸爸知道后常常抗议：“你又把凉鞋弄坏了！”我呢，低下头嘀咕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坏的……”但斥责并不会持续很久。爸爸之后就会带我去工作间把鞋子修好。我看到墙上挂了各类工具：缝补床垫用的针线，各种粘鞋子用的胶，刷子，以及各种大小的螺丝刀和锤子。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梳理机，工作台上还有个漂亮的台虎钳。“好了，走吧！”修好了之后，爸爸对我说。虽然跟卢梭爸爸只在这相处五分钟的时间，但我离开时总是心满意足。
也正是在这儿，在这个家、在这个工作间里编织的救命稻草，支撑着我度过人生中的风雨飘摇。
05 我对自己发誓
这 次，她有点用力过猛了。我蹲在厨房的餐柜旁，右耳流血，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半睁开眼，看看她是不是还在，然而周围天旋地转，我头疼得很。这次比以往都严重。或许可以这么说。但事实上，我对此并不确定。一直以来，我已经对自己身上的青一块紫一块习以为常了，还时常忘记因饥饿而导致的胃痉挛和眩晕。此外，我很怕再染上新的“习惯”。耳朵有点出血，这确实很疼，但我只字不提。我忍住泪水。我得爬起来，但我马上就失去了平衡。一阵眩晕让我不得不倚靠在餐橱子旁。我听到橱子里的碗碟颤抖的声音，于是只好再坐下。
希望她什么都没听到，每次挨打，我就多了一份免疫。好吧，她已经走了。没有人来看我，这再好不过了。我太惨了，我觉得羞耻。之后，我的耳朵疼得要命。我有所不知的是，她刚刚把我的耳膜打穿了。我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了。这是第一个后遗症。我这次又做什么了？我甚至不知缘由。这又怎样，每天都会挨打。这也是随机事件，其实完全没有理由。
我十二岁了，而我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每天都是新的噩梦。晚上入睡时分，我只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明天起床时，她的情绪会是怎样的？如果为了叫我起床，第一下打在肩膀上：“起来，到点了！”这意味着一天会较为平静地度过。如果是打在头上，我就有苦头吃了。
半睡半醒时，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恶意爆棚。自从搬到了博比尼，因为家里地方太小，我一直跟弟弟罗伯特一起睡。因为怕挨打，我会睡在床的里面，这样她就够不着我的脸了。然而有一天，她认为我们长大了，决定不让我们睡一起了。问题是，没有别的地方了。
“我不管你，你睡地上！我反正不想再看见你们一起！”
当天晚上，我靠着弟弟的床边，睡在地上，盖着的旧被子是从布满灰尘的纸箱中拿出来的。可是地上又冷又硬，我根本睡不着。第二天晚上同样如此。第三天，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得睡觉。于是我偷偷睡到罗伯特旁边。终于能觉得舒服一些了。问题是不能被她发现。第二天早上，她一定要看到我睡在地上。怎么办？我没有闹钟，只能保持时刻警惕：一听到声响，我就得马上下床。当然，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睡觉，想象着万一她发现我在罗伯特的床上会是什么后果。好在第二天早晨，我如期躺在床脚下，假装睡觉。为了叫醒我，她会踢踢我的腿。
这个伎俩还是奏效的。可每晚都保持警觉，一有动静就马上从弟弟的床上爬下来，这样太累人了。我睡不好觉，缺觉累积起来，终于，在一个早上，我忘了提前醒来，这也是自然的事。可当我看到她进了卧室，已经太晚了。她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扔到地上，暴打一顿。我没有反抗。每次挨打，我的大脑会在此期间短路。在我恢复知觉以后，她还在那里，俯身冲我倾泻她的愤怒。
“我告诉过你不想再看你出现在床上！你想耍花招吗？嗯，是吧？你还是想跟你妈一样当妓女啊？嗯？”
我没办法回答。但无论如何，还是不回答比较好。她就等着我开口，只要一开口，她就会继续打我。我蜷缩着躺在地上，膝盖抵着下巴，等着暴风雨退去。
“你给我等着！快起来去洗衣服！”
我远远想象不到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事实上，在那天的晚饭后，我洗好了碗，清理干净厨房，感觉到她走到了我的背后。
“喂，今晚你就睡在这。”她指着衣橱说道，而我正准备往里面挂拖把，“这样你就不会再跑到弟弟床上去了。”
她把我推进了衣橱里，然后把推拉柜门关上了。我于是被锁在了黑暗中，被锁在了这个用来放大衣、鞋子以及拖把的衣橱中。我浑身僵直。几乎不能转身，更不能躺下。我顺着内壁往下滑，最后坐在了拖把的旁边。我害怕。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害怕了。藏在床底下的怪物，从柜子里跑出来的鬼魂，这些早就从我的想象中消失了。多年以来只有她，这个女人是我所有童年阴影的化身。但在这个晚上，我又寻回了恐惧的感觉。虫子、强盗、大灰狼。我害怕。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一夜都没有合眼。
我早就该料到的，这次被关进衣橱绝不仅仅是一个惩罚。事实上，这成了一个决定性措施：从此以后，这个衣橱就是我的卧室。更糟糕的是，跟以往一样，我顺从地把这个安排也变成了习惯。晚上，她推我进入衣橱，之后把柜门反锁，而我却一言不发。总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就像是她在睡觉前把狗放进狗窝里一样。而我呢，最终也开始习惯于待在壁柜中了。门一关，我就后背靠墙坐下，我的左边是拖把和桶，右边则是爸爸布满血和肉渣的鞋子。我还是更喜欢拖把，因为我和它很熟。在它身边度过了几夜之后，我开始把它作为我的娃娃。我把它放在膝盖上，给它编辫子。我对它说：“嘿，今天晚上，我会让你漂漂亮亮的！”它似乎很喜欢这样。我感觉自己收养了它。渐渐地，这个拖把成了我的密友。晚上，我会给它梳小辫，跟它讲我一整天的悲惨经历。哎呀呀，我不能冒这个险，她要是看到我把她的拖把搞成娃娃的样子，一定又会借机痛打我一顿。所以，早晨我会把这些辫子拆开。“我把你的头发弄乱了，我也没办法，我知道这样挺丑的。不过今天晚上，我保证再把你变漂亮。”
要是想尿尿的话，我就会憋着。能憋多久憋多久。但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会用边上的桶。这也让我感到恐惧。如果她发现我在她的桶里小便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她会把我扔到窗子外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把拖把放在桶上，同时请求它不要出卖我：“你跟我保证，一定要隐藏好啊！”我把渴望获得的爱、安全感和友善全都转移到了这根拖把上。这块脏布头让我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这里我可以照顾别人。对于我来说，她让我触及了一个孩子所能体验的极限。而我却悄悄地用善来回应她的恶。我开始无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抵御力。她越是虐待我，我就越想逃避。拖把并不是我倾诉的唯一对象。站在洗碗池前，刀子变成先生，而叉子就成了女士，小勺子就是它们的孩子。盘子成了舞道，我重现了梦想中的生活。虽然她想让我陷入泥沼，但我自得其乐，自己抚慰我作为孩子的灵魂。
相对于挨打而言，缺觉才是我现在最受不了的。清晨，她在五点钟就叫我起来，为了在上学前能把一切准备好：洗衣服、熨衣服、早餐、洗碗。晚上，我只有在收拾清理完毕后才能去睡觉。当父亲在零点、一点之间出去工作时，我甚至还没结束，这很常见。他在经过我旁边时嘟囔道：“还没弄完？”没有，爸爸。我还没打扫完。否则我就去衣橱里了。然而，就算是我已经进衣橱了，爸爸，你也不过是会从我身边把鞋子拿走，仅此而已。你一言不发，看都不看我一眼，然后把柜门关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确实，我是不会跟你说这些的，爸爸，我很明白，无论如何，你也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你其实什么都看到了，但却什么也不说，从来如此。
缺觉很可怕，不光会引起眩晕，还会让肌肉酸痛，生活中的一切都笼上了灰色的面纱。我睡得很少。而且睡眠质量很差。每晚在衣橱中入睡成了我的日常斗争。首先，关节的疼痛导致我不得不每十分钟换一次姿势。其次，我总是害怕在黑暗中独处。为了安慰自己，我会说话，跟拖把、桶还有许多我虚构的人物交谈。我也跟自己说话，试着找到能使我平静下来的话语，轻轻地重复，直到自己昏昏沉沉为止。我闭上眼睛，蜷缩在旧大衣和布满泥污的鞋子中间，感受着重建周围世界的能力。我关掉声音，这样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叫喊，我为自己做了一副铠甲，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拳打脚踢，我让这间公寓消失，这样就再也不用做苦力，我推倒了所有屏障，为了让自己感受到自由。我耐心地拆毁白天经历的地狱。成功了之后，我微笑着凝视着这块洁白的画布，最终寻得了梦想之路，我口中不停地重复这个让人奇怪的句子：
“等我长大后，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
06 卢梭妈妈的丝带蝴蝶结
卢 梭妈妈不见了。我也再没有收到她的信。我一直等着她来把我从地狱中救出去。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责备她：“她在哪儿？她为什么抛弃我？什么样的妈妈能这样就让小女儿走掉，什么都不说？”在我小时候，她给了我很多爱。
至于这位被我称为“妈妈”的女士，有些东西会引发我对她的一连串回忆，例如木薯汤。每晚十九点左右，一闻到木薯汤的味道，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就知道马上要到晚饭时间了。她根本不必招呼我们。我们知道离上桌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木薯汤总让我入迷，这些浮在表面的小丸子就像是小眼睛，但它们又看不到我。我可以跟它们做鬼脸，也不怕引起它们的不满。可木薯汤也让我想起自己无缘由的离开，想起她对我的抛弃。那晚父亲来找我们时我们就在吃木薯汤。这就是为什么我如今一直排斥做木薯汤。
卢梭妈妈是个小个子女人，有点强壮也有些衰老。她的灰色长发总被梳成发髻，腰上总围着白色罩裙。她像军队的领袖似的感召领导着这个家。同在部队里一样，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被她“抹一下”。是想说“擦一下”？可能吧。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说“抹一下”。站在厨房的水槽前，每人会被用手巾擦一下脸。从来只有一下，因为得抓紧时间让每人在上学前擦一下。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大碗菊苣咖啡。我总是等待着妈妈拿出那个红色的包装，上面印着一位头戴布列塔尼头饰的漂亮小妇人，她还围着一个和妈妈一样的白色罩裙，我觉得好看极了。
抹完了脸，喝完菊苣咖啡之后，我们就跑回房间穿衣服。女孩们的脚上会穿上及膝的棕色羊毛袜。为了避免沾上墨汁，我们每个人也都要围着学生罩衫。这种灰色的罩衣从前面穿，在背后扣扣子，下腰处还有个打结的腰带。我记不太清罩衫里面穿什么了。女孩们肯定是穿连衣裙的。不是长裤！看看吧！那可是20世纪50年代！孩子的典型着装还差最后一笔：头发上要扎个很大的丝带蝴蝶结。啊，头发……妈妈认为把我们的头发梳理整齐是最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下手可不轻。她会用梳子朝各个方向把头发上打结的地方梳开，然后在侧面画出一条完美的发线。最后用一个发夹和我们的丝质蝴蝶结把头发固定住。穿戴仔细后，我们再次回到大厅喝下一杯牛奶，吃一块黄油面包。出发之前，妈妈会最后检阅一下部队：“你的手帕、书包都带好了？袜子提起来了？”好啦，向学校出发。在当时，尤其是在法国一些偏远的村庄，着装要求非常严格，没有任何妥协。以至于每天中午返回学校之前，妈妈会帮我们重新打理整齐：梳头，把袜子提起来，在口袋里再放上一块干净的手帕。我们必须穿戴得格外整洁。
妈妈教育我们很有一套。她能够读懂我们的情感波动，知道什么时候该对我们严格管教，什么时候该对我们温柔慈爱。她对此很有天赋。在得知要去爷爷奶奶家过假期时，我就开始哭泣，也不说话了。我通常精力旺盛，可这时却变得伤心难过。“好啦，别做鬼脸了！”她对我说。我便只是摇摇头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怎么解释自己不愿意去爷爷奶奶家的原因呢？我找不出词语。但我的痛苦靠眼泪以及生病表现出来。第二天醒来时，我身上注定会起许多小水泡，就像是在夜里给自己制造的保护层。
卢梭妈妈还是个自由执业护士，她此刻会在身边护理我。为了治疗皮肤上这些可恶的疹子，她会用一根针把每个水泡刺穿，然后稍作处理以保护伤口。她对我关怀备至，但面对我的悲伤却又手足无措。有时，除了身上出小泡之外，我还会发烧、呕吐，妈妈则会日夜守护，宠爱呵护着我。我还记得有一次国庆日（7月14日），我几乎无法站起身来。在村子的广场上，就在我们屋子的对面，有巡游庆祝活动，彩旗，灯笼还有旋转木马。然而我病得太重了，不能前往。妈妈便在窗前放上了两个相对的椅子，这样我就可以躺着看外面的表演了。妈妈这样照顾我，我觉得幸福极了。那时，和妈妈独处时，我忘记了一切烦恼。
07 玛丽-弗朗丝，我的小妹妹
“等 我长大后，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
这句话一直同我如影随形。我把它写在了学校的作业本上。在消磨时间时，我会哼唱出来。在她打我时，我也会默念。在入睡过程中我也会背诵。这既是对我受伤身体的神奇安抚，也是躲避她暴行的神秘岛，是黑暗衣橱中的一束生命之光，还是抵御宿命污流的不沉之舟。不，我不要像你一样。我不会像爸爸和你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有另一种养育孩子的方式，另一种做母亲的方式。我不间断地尝试着，每天如此。想要向自己证明这一点。我不知道完美的妈妈应当是怎样的，但我要创造出完美的妈妈。
首先对于我的小弟弟罗伯特，我全心全意地爱护他。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七岁了，还会偷偷跑来找我帮他系鞋带。没人有时间教他。如果被她发现了，弟弟一定会被一阵好打。但他可以信任我，他知道：我会保护他。我甚至会帮他做作业。因为我弟弟在学校成绩不太好。拿回来成绩单时，他知道她会冲上来揍他。这不可避免。但这却让我不好受。长大一些之后，弟弟开始耍花招避免挨打。但并不总是奏效。不久前，他冒险模仿她的签名，觉得这样就不用给她看本子上惨不忍睹的成绩了。但被她发现了。当我看到她手的投影落在弟弟身上时，我会跳起来挡在他们之间。巴掌于是落到了我的右肩上。这一造反的举动马上给我带来一顿暴打。但我不以为然，我很高兴这一巴掌没落到弟弟脸上。
我在秘密的想象中制造了这种完美的母性。尤其试验在了小妹妹玛丽-弗朗丝身上。玛丽-弗朗丝在他们结婚后的几个月后出生。我至今还记得那奇特的一天。那是1962年5月20日。上午快结束时，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莫瑞斯特、罗伯特和我，去卢克索尔，那是巴贝斯地铁站对面的电影院。他领着我们进了放映厅，屏幕上正在放让·迦本主演的《悲惨世界》。
“你们乖乖地待着这里，等我回来。”
他头也不回地跑出去了。我们等待着。我们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儿，他又想让我们去哪儿呢？我们三个坐在红色丝绒扶手椅上。我还没来过电影院。我很快发现这里很温暖。我看到的第一幅画面是一匹拉着小推车的马，推车里填满了稻草，而芳汀则坐着稻草堆的顶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彻底被迷住了。我一点都不想走。我们看了一遍电影，然后是第二遍。最后，在第三场中间，我父亲摸着黑来放映厅里找我们。我那时九岁，刚刚领略了第七艺术，而她则刚刚经历了分娩。
回家之后，当我看到摇篮里的小妹妹，她小麦般的金发，并不比牛奶瓶大多少的身材。我马上像着了魔似的，感觉到无尽的爱意油然而生。一种强大的连接把我和这个小女孩联合在一起了，把我从周遭拯救出来，我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在小妹妹出生后的后一个月，我们坐火车去了意大利。她的国籍其实是意大利。玛丽-弗朗丝的吊篮占了两个位子，所以我就没地方坐了，只能在旅途期间席地而睡。但我对此感到骄傲。为了给小妹妹让地方，即使是让我睡在地上我也感到幸福。这次意大利之旅的目的是把小妹妹给岳父岳母看看。女婿也趁机露个面。我们来到了那不勒斯南部的一个山村——圣格雷戈里奥。父亲像王子一样受到款待。原因则是他刚刚娶了一位未婚妈妈。是的，在当时我还不知道，罗伯特不是我父亲的儿子。在意大利期间，我们庆祝玛丽-弗朗丝的洗礼。我为此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白色连衣裙。这是离开卢梭妈妈之后的三年来获得的第一件礼物。这也一定是最后一件礼物。我一整个假期都在外面的树林里玩儿。没人关注我。我得时不时地靠自己弄点吃的，比如一块面包。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要紧事。唯一重要的是我的小妹妹要是洗礼仪式上最漂亮、最幸福的。
回到巴黎之后，我再次面对洗衣盆、家务和清洁的苦役。之后，很快她就会让我照顾小妹妹。她远远想象不到让我做这些我是如何地开心。我先从清洗尿布干起。那时候棉质尿布还没被一次性纸尿裤替代。所以每天都要手洗。之后，我还要把小妹妹裹到襁褓里，哄她、喂她。早晚都要喂奶瓶，在周末就是一整天都要喂。晚饭过后，洗碗收拾完之后，我还要学着哄妹妹睡觉，这样她就听不到哭声可以入睡了。我在她耳边低语，也发现了自己的另一种音色：“我的小妹妹像水一样，流动的水……”她做噩梦时，也是我起床安慰她。在她生病时，是我带她去看医生。只要听听她的哭声我就能知道她哪里不舒服。如此无微不至地照顾小妹妹，我最终培养了这种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特别联系。但表现得像母亲一样并不仅仅关乎于爱，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一天晚上，我被她的哭声叫醒。这哭叫声要把我们的耳膜都震破了。我起身哄她，但一点用都没有。她不停地哭，我也开始害怕了。我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发现妹妹发烧了，甚至是发烫。我也意识到靠自己的意愿无法解决这件事。妈妈并不是魔法师，我开始惊慌失措，决定去叫醒父母。
“去邻居家叫医生。”她对我说，根本都没离开床。
我真是蠢，我本该猜到这一点的。我们一直没有电话，一有紧急情况，总是由我负责去叫醒邻居。幸运的是，他们还算好相处。我敲打隔壁的房门。有人给我开门了。不需要解释，现在是凌晨一点，她知道我来是为了打电话给医生。我拨打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Vil 4750。Vil是Villette的缩写。倒霉的是零点以后，大夫就联系不上了。
“去他家找他！把他叫醒！”跟我说这些话时，她总是躲在暖暖的被窝里。
我于是在凌晨一点的博比尼小路上狂奔。但我甚至感觉不到危险，只是为小妹妹担心。最后，我说服医生从床上爬起来，到我们家里给妹妹听诊。过了一会，他让我父亲去街角的酒吧找冰块。这一夜，小妹妹玛丽-弗朗丝高烧超过了41度，要用冰块给她降温。我呢，我跑着穿过博比尼城去找医生，独自一人，像个大人一样。最终，我的小妹妹在这个晚上似乎成了我世界的中心。我也更像一个妈妈了。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深深的慰藉。玛丽-弗朗丝对我微笑，让我欣喜。不管她怎么想，照顾小妹妹绝不是苦差事，而完全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快乐。
玛丽-弗朗丝渐渐长成了一个有些苍白、脆弱的小女孩，还有点佝偻病的倾向。她确实吃得不多，我可怜的小女孩。但我还是全心全意地给她喂吃的。我给她做小甜食，还发明了一些让她吃东西的诀窍。“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之后我就给你吃香草奶油。”一般来讲这样很奏效。如果看到妹妹吃不下了，我会快速地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吃光，不让她看到，然后把甜食给妹妹。这一定不能被她瞧见，不然她会打妹妹。这是我受不了的。
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苦役之中，我还要去六路街十字路口的市场。那里离我们家走路十五分钟。我每个周末都要去，工作日也要去一次，一般是周四早晨，因为不用上学。最糟糕的是在冬天，我没有大衣，鞋子也都是洞。如果下雪的话，回家后脚趾上一定满是冻疮。周天早晨，她一般会让我带着玛丽-弗朗丝一起去。“啊，她已经够吵的了！带她去散散步！”我于是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以讨她高兴。我可不能让这个疯女人知道我有多喜欢带着小妹妹出去逛逛。我会利用这段时间告诉妹妹我所遭遇的不幸。“她打我。”“我没洗好衣服。”“我不够听话。”“她又打我……”我什么都会跟她说，小妹妹成了我的知心人。我们也常常会去裁缝用品店逗留片刻，我会在那里给她买六英寸长的白色氨纶短袜。我熟知妹妹的尺码，但我总会假装让她试袜子，为了让卖家看到我把妹妹照顾得很好。
要是还剩一点钱，我还会给她买一条漂亮的丝带。回去之后，在我干活的间隙，我会去她的房间里，看她把漂亮的金色卷发梳成完美的发髻，再用发卡和丝带固定住，就像卢梭妈妈一样。我之后给她穿上连衣裙。一切完毕后，我会后退一步欣赏我的杰作。我总会花时间去六路街的缝纫用品店给妹妹挑选丝带。回家后，她总是嫌我来晚了，所以拳打脚踢也在所难免。但任何事情都不会毁坏这个幸福时刻：我给玛丽-弗朗丝买了丝带，回家挨个打，也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让我的小妹妹成为最漂亮的那个。
打扮、美食、玩笑，在不经意之间，我透过小妹妹，再次接触了所有这些小事，它们让生活如此甜蜜。所有的这些小事都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坚忍。是的，多亏了你，玛丽-弗朗丝，我开始学习忍耐的艺术。每次机会来临时我都会让自己忍耐。比如说周日早上，冰淇淋车在我们家后面的空地停下来之后，总会用钟乐演奏一段动画片的旋律来告知众人。几分钟之后，街区的所有小孩儿都会冲向车子，叫嚷声此起彼伏。我有时也会在周末早晨去买冰淇淋。她则会在饭中或饭后打发我去买冰淇淋，要求总是一样的：四个冰淇淋球，两个香草的，两个草莓的。可是我们的餐桌上有五个人，少了一个冰淇淋球，这很容易猜出来，肯定没有我的份。冰淇淋和其他东西一样，我无权享用。在回家的路上，我偷偷地用手指尖品尝冰淇淋。在上楼时，我会在楼梯间把冰淇淋被动过的那一面转到纸碗的底部，这样冰淇淋的底层融化了，就可以掩盖我这馋猫留下的痕迹。她会惩罚我，打我，侮辱我，嘲讽我。但我进入了耐受状态。我重新掌控了我的生活。她已经输了。
08 娃娃屋和自由
小 学五年级时，好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初一，而其他学生要通过“初级学业认证”考试才能被录取。对于更差的学生，他们会被送进“学业末一年级”的班上。最后还有“学业末二年级”，这也是差生们在十四岁离开学校之前的最后出路。五年级毕业后，我没参加考试直升初一，算是最好的学生之一。很长时间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从成人世界中获得正面的讯息。在那个年纪，一个简单的认可足以让我忘记创伤。我于是心情轻松地回家，想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这张成果证明。这一书面证据表明我并不是那么笨，在生活中我还是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的。但她却并不了解我，认为我撒谎，是个骗子。“无论如何，”她对我说，“我再也不会为你花一分钱！”她断然拒绝我升入六年级，强迫我去“学业末一年级”。
开学后，我就不再学习数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了，而是学缝纫、编织、烹饪。国民教育的目的隐约可见：把这里的每个年轻女孩儿都变成模范家庭主妇。至于我呢，我当然也在这一领域有所进步，这倒也不让人讨厌。虽然规划被改变让我有些挫败，但我也开始在培养自己小主妇天赋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乐趣。
这年，学业末一年级的课程中还有制作娃娃屋。我会用到锤子、剪钳、螺丝刀和胶水。我又看到自己面前陈列着卢梭爸爸工作室里的那些工具。但这次我有权利独自使用它们了。我终于可以精确地再现小时候看爸爸做的事。我的老师纳瓦罗夫人同意我在没课或放假的时候也可以来学校。这就让我能从洗衣、刷碗、擦地、挨打的苦力中解放出个把小时。
还有一个小女孩跟我一起，她叫玛蒂娜·伏鲁斯。她的家庭状况也跟我一样？我从来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课时，我们俩显然更喜欢待在教室里而不是家里。在其他人去海边或者乡下时，我们俩继续娃娃屋的宏伟工程。
纳瓦罗夫人很快明白了，给娃娃建房子可以让我逃离那个不幸的家。胳膊腿上的青紫，一点声响就心惊胆战，估计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我的境遇。很多次，老师都试图问我这些瘀血是怎么回事，而我则总是编故事：在楼梯上绊倒了，和我的小弟弟打架了，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于是，纳瓦罗夫人会经常去绘画用品店拿一些彩纸的订购目录给我们。和玛蒂娜一道，我们做出选择。之后，纳瓦罗夫人会回到店里买来我们需要的。她知道这会让我们开心，她也知道我们最好待在学校里，越久越好。
我们做的娃娃屋很大，全是用木头制成的。我们还在里面用泡沫板做了一个楼梯。“女孩们，小心点，”纳瓦罗夫人提醒道，“这个材料很贵呢！”我们用萨金特-马爵尔钢笔尖划出每个台阶，用火柴杆搭起阳台。我们给每个房间都贴上了挂毯、踢脚板上也涂了漆，甚至还通了电，我们的房子里有壁灯、吊灯。这里是玛蒂娜和我渴望居住的地方。
由于我们被视作是差生中的一员，就要被传授两三项技能，以至于不会在现代社会中一无是处。纳瓦罗夫人也会时不时地利用娃娃屋给我们上数学课。“既然盒子里有五十根火柴，你们建阳台需要多少盒火柴？”我们于是复习了乘法表。
我在学校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着装的问题，参加手工课时必须穿罩衫。一年级学生要穿蓝罩衫，而二年级学生则要穿橙色的。但她不想再为我上学花一分钱。于是在整个学业末一年级，我都没有穿罩衣，所以也总是引起老师的不满。第二难，我得想个办法。于是有一天，趁父亲睡觉之际，我从他的裤子口袋里偷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五十法郎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她打发我去六路街的裁缝用品店给玛丽-弗朗丝买袜子时，我趁机给自己买了一件罩衣。罩衣不太漂亮，是橙色的，袖子上有绿色的花边。最糟糕的是纽扣在侧面。女孩穿的罩衣应该在背后扣扣子，而不是在侧面。但我不在乎穿一件男生的罩衣。重要的是我给自己弄到了一件罩衫，我成功了。回家的路上，为了不露馅，我把罩衫藏在了裙子里面。一想到终于可以穿着罩衣去学校了，我便欣喜异常，甚至都忘了把手里的零钱藏起来。走到了楼下，我发现她同往常一样，站在她卧室的窗口。那是她最喜欢的哨所，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我的行踪。我感到一阵寒气沿着脊柱向上升。她有没有看到我把罩衫藏在了裙底？橙色的罩衫不会被忽略。她肯定看到我了……转瞬间，我的视线模糊了，耳朵也还是嗡嗡作响，手心出汗。我本能地松开了手指：把所有的零钱都丢在了路上。幸好，她什么都没发现。天知道如果发现我偷了爸爸的钱，她会怎么对付我。
第二天，我偷偷去上学，罩衫还是藏在裙底。也是头一次，在手工课后，我可以跟其他所有同学一样，骄傲地把罩衫挂在走廊的衣帽架上。成年人不会知道差别感会如何地让一个孩子感到受伤。好吧，说实话吧，就算穿着罩衣，我也不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样。原则上讲，每个周五，学生们都要把罩衣拿回家让妈妈洗干净。很显然，我自己的罩衣便一直被挂在学校的衣帽架上，常年如此。更糟的是，在此期间，戴高乐将军执政，政府决定，1953年后出生的孩子需延长义务教育至十六岁。对于在学业末年级的孩子呢？他们得再上两年学。我的手工罩衣于是在学校的衣架上挂了三年。好在我还一直拥有和玛蒂娜一起建娃娃屋的场地。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远离家庭，有时甚至在周末也如此。
我们也有缝纫课。开始时，我们会学一些基础。之后的一天，纳瓦罗夫人让我们带一些布头来创作我们的第一部分作品。布头？除了在上学路上找找看，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能弄到。我最后偷了一块小妹妹玛丽-弗朗丝的蓝被单。由于一直是我负责洗床单，所以挪用一两个床单轻而易举。这个蓝床单被我做成了一个漂亮的厨房围裙，这是我的第一件作品。我对自己满意极了。后来，我又做了一件皇家蓝色的毛呢半裙。当然，我们有权利把我们的作品拿回家。但自从被拒绝升入初一，我就知道我不会得到肯定。如果我把裙子拿回家，她一定会骂我是小偷。我最后在楼房的楼梯下面找到了一个藏匿处，那是个垃圾间。我先是把我漂亮的裙子放了进去。之后我还做了个菱格衬衣，也藏到了这里。
1969年4月27日，星期天。我一早就去集市买东西。我在肉铺停下来买了两块牛排。还买了一根长棍面包。途中我还去看了看不在咖啡店的父亲是不是正和伙计们喝酒。之后，我就跑回家准备做饭。“啊，你还真回来了！”她见我回来，说道。在衣橱的旁边，我的衣橱旁边，有个行李箱。“太好了，有客人来。”我想，“有客人来的时候，她就能让我清净一些了，也不能随时打我了。”同往常一样，我亲吻了一下罗伯特和玛丽-弗朗丝，然后到灶台旁开始给弟弟妹妹们做吃的。之后洗碗，收拾。
突然，我的思维停止了：“为什么她不在我背后监督我？出什么事了。”我可以同所有人一样，喊她的名字，但很多年以来我就已经不跟她讲话了。我放下盘子，越来越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我于是走到客厅。她正坐在红黑相间的人造革沙发上。我直愣愣地站在房间中央等待着。她一言不发，起身去餐厨的抽屉里翻找着什么。“她这是要干吗？”她转过身来，穿过房间迎面走来，经过我旁边时推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拿起行李箱，转回我这边。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在准备什么，我机械地缩了缩脖子。“喂，你可以滚了，你十六岁了，我领不到你那份补助了。”她对我说，右手拿着行李箱，左手是五十法郎、两张地铁票和一张身份证，我的身份证。
我怔在了那里，头晕目眩。几秒钟后，我的大脑重启了，我朝玛丽-弗朗丝的卧室奔去，想要拿点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但我得拿一样，作为小妹妹的纪念。什么都行。毛绒玩具猫。行，一只毛绒小猫，这挺好的。”还没来得及把小猫装进行李箱，她就抓住了我的肩膀，用手心推我的后背，把我推向门口，就像是每晚把我推进衣橱里一样。被推搡着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楼道里了，房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被关上了。我乘电梯下楼。走出大楼之前我去垃圾间拿回了我的蓝裙子和格子衬衣。好了，我这会儿在街上了。可惜的是不能和玛蒂娜一起把娃娃屋建好了。我的双腿机械地朝前走着，走向我唯一认识的公交车站，就在火车站路上我们曾经住过的公寓旁边。134路公交车带我离开了博比尼市，我不知道它会带我去哪。我把车票递给了检票员，仅此而已。公交车上有个红黑广告牌：“Dubo… Dubon… Dubonnet！”我被这个广告深深地吸引住了。我那是还不知道杜本内（Dubonnet）开胃酒，它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但这个广告语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打转。“Dubo… Dubon… Dubonnet… Dubo… Dubon…Dubonnet… Dubo…”
我坐在车尾，终于打起了精神，开始做预案。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正坐在一辆载我去巴黎的公交车上。去哪？我一无所知。我想起来看看她给了我什么：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几件旧衣服，我的身份证。突然，灵光一现！我把手放到连衣裙底下，找到了一张藏了几个月的存折。我赢得了博比尼市政府组织的绘画比赛。比赛的主题是“畅想2000年”，这让我想到了未来主义的高楼大厦。这幅画让我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一个存折卡，里面有五十法郎。当然了，跟以往一样，我瞒住了这件事。所以说，我口袋里不只有五十法郎，而是一百法郎。这在我看来可是一大笔财产。坐在这辆终点不明的公交车上，我也在时隔多年后又一次呼吸到了自由的气息。我自由了。
当时，有人对我说：“你有个新妈妈了。”没过多久：“你有个小弟弟了。”再后来“一个小妹妹”。而1969年4月27日星期日，有人刚对我说：“滚吧。”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不经意间，我看了看手头被折成两半的硬纸片，上面有一张我的旧照片，里面就是我的身份证。我还是第一次看自己的身份证。“第一个新鲜事：我于1953年4月27日出生于巴黎20区。”我十六岁了，这才知道自己的生日。这没什么奇怪，我从来都没有庆祝过生日。“第二个新鲜事：我叫弗朗丝·皮埃尔-迪·居道尔吉。而不是弗朗丝特·皮埃尔。”在家里、学校、小酒馆，人们都叫我弗朗丝特，蝈蝈，吵闹鬼。“弗朗丝·皮埃尔-迪·居道尔吉。”我从前竟然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存在，我感到又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自己。
“巴黎维耶特门站。终点站。所有人下车。”我到了巴黎，却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哪儿。天气好极了。春天温暖了人行道，梧桐的嫩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重生的感觉真好。可是我渴了，于是便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薄荷汽水，觉得自己富有而又自由。我独自一人，像个大人一样。小口小口地喝着杯中饮料的同时，所有细微的想法穿过我的思维，毫无逻辑，但纷繁到足以支撑着我保持清醒，之后它们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什么事都不做的感觉很奇怪。我挺好的。脚边有行李箱，手里有身份证。我甚至都不问自己在哪里过夜。我是不是完全头脑不清，不负责任了？我是不是把所有的常识都丢了？再或者，是不是我只是因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而高兴过头了？从外表上看我是个小孩？还已经像是个大人了？我都好几年没有照镜子看过自己了。好在我有漂亮的蓝色半裙和格子衬衣。
喝完了饮料，我继续上路，在巴黎的街头闲逛着，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阶段。走了两小时，饥饿使我开始看面包店的橱窗。我走到了巴黎17区木瓦那路17号。我的思绪继续飘荡，眼睛却在寻找食物。虽然饥肠辘辘，但最终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花花绿绿的糕点店而是一则告示：“寻女售货员，包食宿。”我走了进去。一位和蔼的小个子女士，她胖胖的面颊透着粉色，系着一个白色围裙，她用大大的微笑迎接了我。
“夫人您好，我刚才看到了告示……”
“您感兴趣吗？”她对我说。
“是的……”
“您几岁了？”
“十六岁，马上就十七了……”
“那什么时候能来？”
“我可以今天开始……”
“得到周二以后了，因为我的售货员还在。明天关门。”
“啊……今天不行？”
这位面包店主猜出了我的失望，继续问：
“您为什么想今天开始？”
“我从诺曼底来。本来该有人来车站接我的，结果没人来。我不知道去哪了。”
仅仅靠这个小讯息，好运气便统统跑到了我这边。
“薇薇安，来一下。”
一个和老板娘一样爱笑的女孩从店铺的里间出来了。
“好的，夫人。”
“今晚这个小女孩跟你一起在楼上睡你介意吗？”
“不，一点都不介意。”
面包店女主人又转向了我。“去柜台后面吧。在那儿坐着等薇薇安。”我感觉很好，面包和甜酥糕点的香气让我安心，交谈和笑容也一样。我同时注意到周围的灰尘数量惊人——我可是做家务的人。我第二天才意识到这其实不是灰尘，而是面粉。此时此刻，我没什么疑问了。剧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一切都让我感到安心。
傍晚时分，薇薇安拿下了围裙，让我跟她走。在上楼之前，女主人给了我们一袋酥皮面包。因为没有电梯，我们爬了七层楼，来到顶层。这是一栋漂亮的奥斯曼建筑，楼梯打了蜡，很漂亮。顶层是女佣的房间，当然就不怎么考究了，有些暗。在走廊的尽头，薇薇安为我打开了门。这间小卧室可爱极了。斜顶的下面是一张床，一个餐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角落里有个搪瓷桶。地面铺了灰色的亚麻毡。门旁边的墙上，有个小窗户，朝向锌制的漏水槽。“这些墙很奇怪，都不直。”进门时我心想。
我们吃着酥皮面包：一个羊角面包，一个巧克力面包还有一块蛋糕。我已经很久没有连续吃三种糕点了。我有没有过这样吃过？可能没有。夜幕降临了，我们上床，在小床上紧挨着睡。这个我才认识几小时的女孩愿意让我睡在她身边，这对于我这个多年来睡在地上、衣橱里的人来说简直像做梦一样。我一整夜都控制着自己的呼吸怕把她吵醒。第二天一早，薇薇安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在出门之前，她对我露出了很大的微笑：“加油，好好干。”在这二十四小时内，我看到的笑脸比过去的十年以来还要多。“谢谢。”我有些不好意思，结巴地回答。好了，我坐在自己的床上，什么也不做。我看着时间流逝，有一整天等着我，不会再有命令、苦工。我想不到更好的安排，有点恍惚了。整整一小时之后，我拿起了薇薇安留给我的小钥匙，决定出去转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