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面包店两排房子远的地方就是巴蒂尼奥勒广场。我坐在长椅上，目光还是有些茫然。我只不过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很惬意，唯一的恐惧就是有人前来收回我刚刚体验到的、这从天而降的幸福。我于是小心谨慎，想让自己的幸福尽可能不引人注目。我待在那里不动，不想被别人发现。我那时还不知道，很多年后，对于失去一切的恐惧仍会让我麻痹地不能动弹。傍晚时分，在长凳上打着盹度过了这样一个漫漫春日之后，我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那个墙壁歪斜的小房间。我刚刚度过了一个周天，什么事都没有做，真好。
09 成为大人
周 一早晨，上班第一天，我穿上了格子衬衣和蓝色半裙。楼下的面包店还关着门，但热面包的香气已经蔓延到大楼的各个角落。早晨六点钟，我已经站在楼梯下面等候着了，双手乖巧地交叉在背后，就像看爸爸给我修凉鞋时一样。老板娘走进了店里，两胯轻巧地摇摆着，她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装满了面包的篮子。老板娘总是笑容满面，开始跟我讲解怎么把面包放到收款台后面的筐篓里。我仔细地听着，也认识了不同的产品：长棍面包、乡村面包、短棍面包。短棍面包比巴黎面包要小，但比长棍面包更大。讲完了这些细节之后，老板娘告诉我一天剩下要完成的任务：把烤箱里的面包摆放好。一想到做不好事情，我就会惊慌失措。但很显然，我做得还不错，一早上都没有被斥责。中午时分，老板娘把窗帘拉起来：“好啦，到饭点了。”我发现自己跟大家一起：跟老板娘，她的丈夫，几分钟前刚把面包从烤箱中拿出来的年轻人。我竟然跟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吃饭！我拘束极了，甚至不敢伸出盘子让别人帮我盛汤。
几周之后，老板娘在忙其他事时甚至会让我负责管钱。她只不过让我在她的位子上待个几分钟。但我讨厌这么做，生怕被人指控偷了钱。我一次、两次、三次地数钱。由于我会清点、核对很多遍，反而会搞错。几分钟内，顾客已经在店里排起了队。真煎熬。有时，傍晚清点时，收款箱里的钱会有所偏差，这在所难免。但老板娘把这叫作“收款误差”。算错账，无意间找错了钱，或者是其他原因。我又感到寒气顺着脊梁往上爬，视线模糊，手心出汗。我等待着吼叫、耳光。她还在那，她的拳头、她的辱骂全都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摆脱不掉。然而，这永远永远只会是个“收款误差”。我那粉色面颊的可爱老板娘从来不会批评我。
一天傍晚，她给了我一个白色小信封，上面用蓝色墨水写着我的姓名。“拿着，弗朗丝，祝晚上过得愉快。”回了房间，坐在床上，我有点兴奋。我打开了小信封，根本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开信封，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我在信封里找到了二百五十法郎。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我根本没预料到。我很难把这笔钱视作是自己应得的，不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工作所得。就算我可爱的面包店老板娘什么都不给我，我也绝不会想着去要。我在这里的工作可比在博比尼少多了，我还可以在柔软的床上舒服地入睡，吃得也好。我怎么敢想象除此之外还能收到钱？
对于这两百五十法郎——两张一百，一张五十的纸币，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们藏到内裤里。几天之后，就像当时的年轻女孩一样，我开始想给自己买长筒袜了，脚上的短袜实在太让我难为情了。1969年，巴黎已经没有女人穿短袜了。所以，我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双长筒袜。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穿。回到小房间之后，我试着把袜子套上，拽到了大腿中间，我觉得自己蠢极了。怎么才能让袜子不滑下去？我还不知道有吊袜带这种东西，于是不知所措，就像是小弟弟罗伯特看到他散落的鞋带一样。几分钟之后，这双长筒袜就被我团成一团，扔进了柜子里，就在玛丽-弗朗丝的玩具小猫旁边。
我还买了个天竺葵装饰水槽。但这次买东西又让我感到恐惧了。一想到老板娘看到我花钱买盆栽，我就恐慌得要命。我没把这笔钱看成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我和这些钱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圣诞玩具。我小心翼翼，就像是老板娘有权把薪水收回，就像是她可以决定惩罚我一样，类似于“你如果不听话，我就把你的娃娃收走”。如果看到我怀里抱着买来的这么一个没用的植物，她会怎么想啊？我依旧陷在原生家庭的泥沼中。所以，为了不被发现，我把天竺葵放进了一个不透光的黑袋子里。
我闻到了幸福那醉人的气息。大家待我很好，我能养活自己，还有自己的时间。不过，休息的时间，我并不太知道该做什么。每逢周日，我都会去巴蒂尼奥勒广场的长凳上坐着，做梦，看人来人往、树木摇曳、孩子玩耍。我什么都不用做。任何事都不用做。即使在工作日，我也能在中午休息时去公园。我很喜欢自己的小长椅。在那儿时我感觉很好。但时不时地，我的身体就会提醒我不能老让别人看到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向肩膀后面。万一有人在呢。
“您穿文胸吗？”一天，老板娘问我。多奇怪的问题。我穿不穿文胸对她有什么影响呢？我洗过文胸，这是肯定的，但我没穿过，从来没有。我在破房子里长大，那里的大人从来不跟孩子交谈。不过说实话，我也不是个特例。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法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的交流就局限在几方面。1968年，儿童教育家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让这个状况有了改观，但要走的路还很长。我所在的法国那时的家长还没有区分教育和驯养的不同。“呃，好吧，你或许得去买几件了。”她有点不快地坚持道。我的胸就那么惹人烦吗？还是卖面包时显得不灵活？会妨碍顾客？妨碍那个把面包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男孩？还是她的丈夫？不懂。我服从了安排，回到买长筒袜的那家店里。由于我不知道自己的尺码，女店员用软尺量了我的胸围，之后帮我试穿。十六岁时，我穿上了自己的第一件文胸。
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几乎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于是在花钱时，我的冷汗也出得少了。有时，傍晚下班后，我会跑去给自己买一个美味的火腿黄油三明治，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食物。我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享用，每吃一口都感到愉悦，觉得自己的肚子在被慢慢填满，简简单单，没有负罪感。我还给自己买了第一批衣服。一条芥末色的百褶裙和白色的衬衣。自己的那件格菱衬衣确实漂亮，但我意识到它已经不符合1960年末的潮流了。我十六岁了，开始学着成为一个女人。
每晚店铺关门之后，我都会拿着老板娘给我的一袋酥皮面包上楼，还有她丈夫每天早上买来的报纸。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世界的运转，因为要能跟顾客们聊得来。我的成长中没有报纸、书籍，只有个付费电视，但却基本没钱支付。1968年五月风暴，大罢工，披头士，超短裙，碧姬·芭铎……我竟然错过了那么多东西，我对生活并不了解，一无所知。我感觉自己强烈地渴望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需要让自己和这个沸腾的世界建立联结。我第一次通过阅读报刊实现了这一点。《法兰西晚报》是我常看的。我因此了解到，1969年4月27日，她把我扫地出门的那一天，另一个人被赶下了台，那就是戴高乐将军。这天，法国人民在参议院改革和地区改革的全民公投中投了否定票。戴高乐将军在第二天就辞去了他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在等待同年6月选举产生共和国第19任总统之前，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尔履行代理职务。之后是乔治·蓬皮杜上任。当然，这些距离我很遥远。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碎片整合，一点一点地打开自己。
实话实说，我读《法兰西晚报》是为了了解时事新闻，但我关注的还有中间那三页有小广告的内容。我经常在上面看到招聘女清洁工的信息。或许有些奇怪，但在那个时候，这是我梦想的工作。女清洁工，这是我能做得更好的职业，我的眼界局限于此。于是，在面包店工作了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后，我像“大人”一样做出了第一个决定。招聘广告写得很清楚：“寻家庭女雇员，食宿全包”。要的是“女”雇员，我于是很有希望，便决定从巴蒂尼奥勒广场的电话亭打电话过去。
“我在《法兰西晚报》上看到了您的告示。我很感兴趣。”
“您工作了吗？”
“是的，我在面包店工作，下班比较晚。”
“那就二十点来见我吧。”
“一言为定，一会儿见。”
挂电话时，我对交谈对象的镇定感到惊讶。我觉得自己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决定，我的决定。第一次，我对自己感到有些自豪了。我十六岁了，成了一个“大人”。
女士在电话中告诉了我地址，我来到了瓦格拉姆路，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仰视着这幢宏伟的奥斯曼建筑，足足待了五分钟。我面前是两扇巨大的酒红色大门，配着镀金的把手，比男人的手还大。为了这次面试，我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穿上了刚买的百褶裙和白衬衣，还用发卡把头发扎了起来。但不知为什么，我紧张地把手掌在腰间摩挲着。进入前厅之后，我踏上了石制楼梯，上面铺了红色地毯，每个台阶上还放了黄铜制成的小棍。我刚刚只不过是进了一栋有钱人家的房子，经典的巴黎建筑。但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凡尔赛宫，我还没见过此等奢华。
到了二楼，我按下门铃。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女士为我打开了门，让我在门口等一会儿。这里和博比尼的公寓一样大；公寓的正中间有一架三角钢琴。这还只是刚进门！接通我电话的女士从左边的门进去了，而我都没注意到这里还有个门。“您好，您是弗朗丝？您会做什么呢？”这位比我大至少二十岁的漂亮夫人征服了我，她竟然用“您”称呼我。我结巴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会做，夫人，做饭，家务。我不想再在面包店工作了。”她先是盯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下，之后便开始解释家务工作。我在此期间也听到了一些巴黎资产阶级的用语。周四，会有一位先生来清理窗子、地毯和银器。“银器”，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假装明白了。此外，还会有一位夫人每天来打扫。夫人需要我来准备午餐，晚餐，采购，并负责膳食室。我不懂什么叫“负责膳食室”。但就像刚才提到“银器”时一样，我什么都没有问，只是表示同意。“这些您都会做？”她问我。“是的夫人！”回答时，我的语气出奇地坚定，不过“膳食室”这个词已经在我的脑袋里转了三圈了，我想知道它的意思。
她请我跟随她参观公寓。走到半路，她打开了一扇对开门，后面就是厨房。“这里就是膳食室了。”她解释道。哎呀！我终于知道这是什么了。她关上了门，我们进入了边上的房间，这里会是我的卧室。我完全惊住了，目瞪口呆。这儿有个带帏盖的床，天花板上还装饰有脚线、镶板。柜子后面甚至藏着一个洗漱间，仅供我一个人使用。有人提供给我一个带独立浴室的房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走出房间时，她领我走向后门。后面还有个小楼梯，远没有我来时走的楼梯漂亮。“以后，您从这边走。”她对我说。半小时之内，我见识了“膳食室”“银器”“工作通道”。更特别的是，这里的人用“您”称呼我，就像是对大人讲话一样。就像我还是小女孩时，称呼奶奶工作的奶酪厂的负责人格兰多热女士那样。在同我们道别之前，她打开了柜子，向我展示“制服”。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衣服。这是一些绿粉相间的格子连衣裙，灯笼袖，还有白围裙。我刚刚进入了一个从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世界。这里甚至比电视上演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日晚上，我离开了面包店，什么都没说。我带着自己的行李箱、玩具猫、从来没穿过的长筒袜、天竺葵。我把钥匙放进了信箱里，步行去了瓦格拉姆路。为什么这样不辞而别？我不知道别的方式，也没有辞职的概念，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害怕，害怕被骂、被打、被关起来。在我看来，令别人失望就是以上所有的同义词，还是偷偷溜掉比较好。
来到了酒红色奥斯曼式门廊前，我驻足片刻，盯着路另一边的一座形态非凡的建筑，那是凯旋门。我的目光回到了楼房的大门，还有它的黄铜把手。这时，我体味到了一点自由的感觉，这也是我做出决定所引发的积极后果。我打了个电话找工作，今晚就能睡在这样一张带有华盖的大床上。当然，我没想到这个大胆的行为甚至救了我一命。这次，我特别注意从工作通道进去。夫人接待了我，让我把东西放回到卧室里。几分钟后，我在膳食室同女管家共进晚餐。我觉得好极了，对自己也感到骄傲。真幸福。晚餐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卧室洗澡。这还是我第一次洗淋浴。在博比尼时，我们虽然有个浴缸，却总要用盥洗池、盆，还有毛巾。这些穷困生活的标记。当天晚上的淋浴让我迷醉。水流轻轻地落在我的后背上，就像是魔法一样。现代化确实带来了好处。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设施都让我觉得可疑。在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也因为它所带来的放松而感到罪恶。我肯定不敢在淋浴下面待太久。一切的幸福时光都一样，定会有使用期限，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痛打或类似的事。我走出浴室，用管家给我的白色浴巾擦拭身体。我终于可以睡在大羽绒子被下面了。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夜就像是一场天堂之旅。我像是很多年没睡觉似的睡着了，像婴儿一样。
第二天，女管家在快七点时叫醒了我。要不是她，我肯定会睡到中午。早餐时，她给我倒了咖啡。我还没喝过咖啡，但我并没有表现出来。天啊，太苦了！过了一会，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友善对待和恢复体力的睡眠之后，我开始了膳食工作。女主人过来看我，好像我已经在她家工作了很多年一样，她对我说：“中午，我在这里吃饭。您为我准备一份绿豆角沙拉。”“好的夫人。”我回答，又一次因为被人对我用“您”称呼而感到惊讶。为了准备饭菜，我还要和女管家一同去岱纳市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非露天市场。我见过的市场，其实更像是商贩的集会，他们一清早就要把货架铺在路旁，摆上所有的货品，晚上收摊，日复一日。但在岱纳市场，商人们则安顿在室内，免受风吹雨淋。“这样一定更舒服。”我想。
中午，女主人回来吃饭，我面带笑容热情地为她服务。“哦，不，弗朗丝！我们从左边上餐，从右边撤餐……”她对我说，语气依旧亲切，自从我们相遇时，她便这样对我说话。我很尴尬，非常羞愧。我衷心地祈祷这个错误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吃了几口沙拉之后，她又叫我过去。“烹饪方法挺特别……但真的很好吃！”她对我说。有人刚刚称赞了我。没有斥责我就会很满足了。我的脸马上红到了耳根。回到厨房后，我手舞足蹈地对女管家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她跟我说很好吃！她说虽然有点奇怪，但味道很好！”“很好！继续保持！”管家对我说。刚刚有人表扬了我，我还受到了鼓励。下午，女主人来厨房看我，依旧笑容满面：“结束了之后您就可以去休息了。”休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在这里是工作的，竟然有人让我去休息。新生活真的比我之前的经历好太多了。
之后的日子，我需要为她和她的丈夫准备午餐和晚餐。我学着了解他们。夫人是一位棕褐色头发的漂亮女士，很苗条，衣着也总是很考究，穿着高跟鞋和紧身半裙。每次进餐时，她吃第一口总是很慢，会闭上双眼，像是在仔细分析我做的菜里都有哪些味道。先生的个子矮一些，他有棕黑色的头发，留着小胡子，总是穿西装，就连在餐桌上也是如此。他吃饭时总是随心所欲，不受拘束，他拿着一杯红葡萄酒，同时会用医学术语讲一些逸闻趣事，而我却一个词都听不懂。这两位都是妇科医生，我在大楼的房门上看到了牌子。通常情况下，他们会称赞我做的菜。我负责膳食室里的工作，需要整理，清洁冰箱及厨房的所有器皿、用具。借这个机会，我发现家里还可以有冰柜，这样食物就可以储存好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正准备削土豆。我同往常一样，拿起刀子，格外仔细地尽可能把皮削薄。这时，女管家打断了我：“不用那么麻烦，弗朗丝。把土豆放到机器里。”放到机器里？什么机器？我一脸惊讶地看着她向我演示这个神奇的削土豆机。“首先，把土豆冲洗干净。之后，把它们放进内槽里，在蓄水槽里放上水。最后，按一下按钮。”机器开始运转了，隆隆作响，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光洁的椭圆形土豆从机器里出来了，就像是鸡蛋似的。然而我的目光还是移回到了刀子上，这个机器确实很神奇，但高效吗？不一定。我用刀子削皮会快得多，而且机器用完之后还要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清理。不过，我小心谨慎，没有抱怨，尽可能少地发表意见。我早就对削土豆习以为常了，不会皱一下眉头。二战后辉煌三十年的科技旋风还让我认识了另一个神奇的机器，也是更有用的：洗碗机。自动洗碗装置对于1960年的家庭主妇来说简直是一场革命。我对此惊叹不已。
我最后要做的是去市场，一个人去，“像个大人一样”，女管家向我补充说明。这是我在博比尼时就做过好几年的事，我没觉得会有什么新意。然而，这部分工作却给我带来了最大的惊喜。第一天去市场之前，女主人给我指了指膳食室里架子上的钱包，那是个黑色的皮质钱包，上面还有一根小腕带。“采购的钱在这里，用完了您跟我说。”一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这样一个装满钱的钱包可以供我买菜用，也不要我交账单。这简直难以置信，以至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找这里面有没有陷阱。我一秒钟都不敢相信有人信任我。我听了太多说我是小偷、骗子的话，以至于自己总是小心谨慎。出发时，我把钱包拿在手里，好几次用眼睛的余光向肩膀后偷瞄，确定没人会偷袭我。走在路上时，因为特别害怕把钱包弄丢，我把它藏在围裙下面，还把腕带紧紧地缠在手上。回程时，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小票，以防万一。之后，我总是如此地小心谨慎，仔细地把所有小票放在床头柜里保管好，以备不测。但从来没有人问我，我开始懂得了大人们所说的信任。
这里真是天堂。我有个属于自己的单人房间，还有单独的浴室。所有人对我说话时都很亲切，还很信任我。我还体验了现代社会的所有新奇的装置，甚至可以用洗衣机。这简直跟科幻小说似的。我真想一辈子都待在瓦格拉姆路的这间公寓里。唉，可惜我还不知道，我能享受的好日子也是有限的。
10 床上的早餐
我 睁开了眼睛，白日的光线使我眩晕。几秒钟之后，我看到了一张帅气的面孔，那是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小伙子，蓝绿色的眼睛，胡须修剪的很整齐。“呀，醒了吗？”他笑着对我说。我把头转向另一边，发现不只有他一个人。在我的周围，有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盯着我看。他们也一样微笑着。我躺在床上，脑袋陷在白色的枕头中。我想用小臂支撑自己起身，但肌肉并没什么反应，我又睡着了。
我第二天才彻底清醒，得知自己正躺在巴黎郊区克利希的博容医院，在第七层。一位护士过来，递给我一只温度计让我测体温。她问我想不想小便，然后递给我一个奇怪的盆子。我再次尝试起身，没有成功。护士扶我起来，教我把容器放在双腿下面。我看到她的胸牌上写着：莎伏安艾克。这个名字真奇怪。几分钟后，我看到她推着一个小车来了。“热巧克力还是咖啡？”她问我。我不饿，不过还是要了杯热巧克力。她在我的膝盖上放了一个托盘，里面有一大碗冒着热气的巧克力，还有一块面包。然而，十五分钟后，我什么都没动。“啊，什么都没吃！”她把手放在腰上，带着亲切的微笑对我说。“来吧，至少吃一小块面包。”我看到她站在小推车前面，用餐刀在面包片上涂了黄油。她转向我，把面包在我的巧克力碗里沾了沾，直接送到我嘴边，另一只手则扶着我的头。她喂我吃东西，就像是照顾一只太早从巢里掉下来的雏鸟。
我又看了看四周，我在一间很大的大厅中央。我的左边，一位小奶奶躺在床上，呼吸困难。她的后面是一个过道，那里还有其他床、其他病人。我把头转向右边：有另一个同样的走道，也有床和病人。“这间大厅里至少有五十张床。”我想。与此同时，我发现房间里嘈杂声一片。自从醒过来，我就被这片喧闹声打败了，我的大脑开始分辨不同的噪音：小推车的车轮嘎吱作响，病人的呻吟，不锈钢器皿的撞击，护士将玻璃输液瓶放在搪瓷床头柜上，医生们的交谈。我一一辨别出了四种或五种声音，突然，这些声响又全部痛苦地掺杂在我的脑袋里。
在病床上醒过来的感觉很奇怪，也不舒服。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想要在身边找寻亲人，或者是安抚的声音。很多人都会感到害怕。而我呢，除了噪音之外，这一幕终归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丝意外的温情。
我在这个大厅里待了好几天。早晨，莎伏安艾克给我拿来早餐，还会拿来一盆清水，这样我就可以在床上洗漱，不用起身。之后，她和一个女同事为我铺床，我还是不用下来。我感叹她们动作的灵巧。一个帮我翻身侧躺到床的一边，另一个则把床单一直卷到我的背部，之后，她把干净的床单铺在空位，然后帮我侧躺在半边干净的床单上。她们把另一边的脏床单撤下，剩下要做的就只有把干净床单拉平整了。我喜欢这些干净的床单，它们散发着洗衣粉的香气。由于多年以来被迫睡在不干净的壁柜里，我如今对所有与睡眠相关的小细节都很在意。在医院里除了有干净的床单，我还有两个白色的大枕头。是的，两个！
为什么不能离开床？我对此一无所知。老实说，我甚至都没有问过。有人照顾我、呵护我，就像我从来没被别人照料过一样。这是最要紧的，我高兴极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都没有在意。每个早晨，医生们都会探访病人。我那棕红色头发的医生——我在心底叫他“亲爱的医生”——拿起挂在每个床尾的记事本，和同事们一起在上面用难懂的术语写下记录。很快，我意识到他们在我这里花的时间比其他病人长。时间真的很长。他们讨论，比较，辩驳，观察，停下来，继续。自从我醒过来，他们就没办法让我退烧。几天以来，我的体温一直维持在40度以上。这看起来让他们很是担忧。慢慢地，通过听他们交谈，我开始抓住一些经常被提到的词。他们总会说“化脓性脑膜炎”。我完全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通过他们提到这些词时的手势与动作，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在这里。所以，每当听到“化脓性脑膜炎”，我就会集中注意地听后面的评论，从而破译更多的信息。我床边的这些成年人看上去全都忧心忡忡。
身体上来看，我的头疼得厉害，高烧让我处于长时间的嗜睡状态。我瘦弱的小臂每天都要被扎好几针。每三个小时就要被抽血或是输液。很明显，我病得很重。但我真的幸福极了！每天晚上，护士们都温柔地与我交谈，问我是不是好一些了，需要什么，我一整天都有人照顾。我什么都不怕了，觉得自己落入了一只温暖的茧中，把迄今为止这个世界对待我的种种恶意都挡在了外面。几天之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一个带轮子的桌子朝我这边走来。我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奇怪的装备叫作“担架床”。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言不发，掀起了我的被子，抓住床单的四角，把我转移到了他们的推车上。穿过走廊，拐了很多弯之后，他们打开了一个空房间的门。房间的中央有个铁床，还有个白色的搪瓷床头柜。他们同样娴熟地把我从担架转移到了床上。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墙是黄色的，到处开裂。我这时听到了莎伏安艾克的声音，还有她的东欧口音。“小女孩来了吗？”她问担架员。她进了我的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干净的床单。她重新铺好了我的床，对我笑道：“看着吧，你在这里会很好的。”我很喜欢她的亲切态度，但我一点都不确定她说的是否是真的。想到要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我就不太高兴。在大厅里，噪音折磨着我的大脑，但我至少不觉得冷清。于是，在她离开之前，我鼓起勇气问道：“请您别把门关上可以吗？”“当然可以！”她回答我，依然笑容满面。从这天起，我的门就总是开着的。如果看到门要被关上了，莎伏安艾克就会用手抵着把它打开。这位女士就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从天而降就是为了治愈我，照顾我，甚至让我能够面对未来。
住进这个新房间的第一晚，熄灯后，我看到棕色的小虫子从地板里出来，往墙上爬。我望着它们，同时在想天花板上有什么吸引它们。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脑海里想象着一场赛跑，打赌它们中的一个会先到达天花板。在20世纪60年代末，医院的病房里还没有屏幕，我就靠身边有的东西自娱自乐，比如这些蟑螂。
一天清早，我有了第一批访客。是妇科医生夫妇，我为他们工作了几星期。“您好啊，怎么样了？”她问我。我挺好的。好吧，可能并不是“挺好”，但无论如何，我在医院里过得很开心。
“您还记得什么吗？”
“不，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在回答时，我意识到，自从来了医院，还没有问为什么来。同往常一样，我又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但并没有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感到惊奇。
“早上，您来看我，说头疼。我就给了您一个药片，之后您就继续工作了。”
“我不记得了……”
“那天晚上，我们有客人，您和管家一起做饭。”
“啊……”
我突然感受到了巨大的挫败感：我错过了第一次接待工作。他们对我做的菜还满意吗？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的连衣裙很漂亮？我永远不会知道了。太可惜了。
“晚餐期间，”她继续说，“您在准备上菜。我按了两次铃，您都没有回应。我于是去了膳食室，看看发生了什么。您盘腿坐在地上，在洗碗机前，还把碗盘都放了进去。”
“我没打碎什么吧？”我问，突然担心自己别做了蠢事。
“没有，没有，您不要担心……您很认真地把盘子放进了滚筒里，您做得很好。”
我想象着那幅画面，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讲的是另一个人。
“我们让您躺在床上，我的丈夫测了您的体温，高烧41度。我们马上叫了救护车，所以您就到博荣医院这儿来了。”
先生和夫人还带来了我的行李箱和我的所有物品。我很高兴，里面还有我的小猫，那是我和妹妹玛丽-弗朗丝仅存的联结。不过，我的天竺葵不见了踪迹。当然，我没向他们表露出来。几分钟后，我看到他们离开了，他们祝愿我“迅速康复”。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再也看不到那间漂亮的卧室和带有帏盖的床了。我有点难过。
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个矮个子的棕发女士进来，西瓜头发型，胳膊下面夹着一个本子。她的身后，是我的父亲。我马上闻到了中央市场、下水和风干了的血的味道。他又脏又臭，每日如此。他低垂着头，眼神躲闪，局促不安。我认出了他的表情，在那个疯女人对他喊叫时，他也习惯于露出这种尴尬的表情。陪同他的女士是社会工作助理。“我先走了。”她对我父亲说。那天我们的短暂交谈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半点痕迹。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在打转：“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事实上，真正让我惊恐的念头是：不得不离开医院。更可怕的是：必须回到他们家，回到她家。最后，我父亲像来时一样离开了，他低垂着头，眼睛盯着鞋子。真是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莎伏安艾克来看我。“有人过来看你了！”她愉快地对我说。但我并没有回答。“啊……你爸爸来看你了，不是吗？”她接着强调。我又一次感觉到害怕，他们要把我送回博比尼。我试着保持平静，但眼神一定暴露了我的不安。我没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莎伏安艾克注视了我几秒钟，微笑着换了话题，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想吃什么，小姑娘？”我总是回答不出来。我被卡住了。第二天一早，她笑着走进了我的房间，笑容比以往更灿烂。“嗨，看看我给你找到什么了……”莎伏安艾克对我说，手里拿着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给我的礼物。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又找回了笑容。莎伏安艾克也笑着离开了。
她向我展示如何使用收音机。在最上面，有个按钮负责开关。还有个大的旋钮用来搜索广播电台。我听音乐，经典音乐，例如：让·费拉，乔治·布拉桑，雅克·布雷尔，查尔斯·德内，伊迪丝·琵雅芙，提诺·罗希，芭芭拉，等等。对于当时的流行歌手，如：强尼·哈立戴，茜尔维·瓦尔坦，或者克劳德·佛朗索瓦，我就没那么喜爱了。但我什么都听，乐此不疲。莎伏安艾克的礼物标志着我人生中最甜蜜时刻的开端。从这天起，我的周围便只有亲切与善意：几乎每一天，莎伏安艾克都会给我带来一件小礼物。她先是送给我一件白色的绒布睡衣，上面有小玫瑰花，还有漂亮的彼得·潘领。她还会经常来我房间给我一些杂志和书籍。我的第一本枕边书是《胡萝卜须》。有时，我会出去做透视或检查，回来后就发现枕头下有个礼物。每天早晨，所有病人们都会有一大块面包，但莎伏安艾克总会给我找到一块羊角面包。她是不是知道我生活中没什么亲人？一定是这样的。
在床上待了几星期之后，我开始听到医生们提到一个我不懂的新词：“半身不遂”。我感觉自己的左半边身子动不了了，我料想得到这个奇怪的词和瘫痪有关。“她不能走路了。”他们在我的床尾秘密交谈着。但我不相信。“胡说八道，”我想，“不能走路？这不可能。他们说的可能不是我。”对于我来说，生活还在继续，我不明白会有什么阻止我前进。最坏的必然已被我抛在身后。终于，我能够下床了，可开始时我是待在轮椅上的。每天或者几乎每一天，莎伏安艾克都会带我去公园或走廊里转一转，看看医院的其他服务。“你过来，我们去散步。”而我对此从来没有异议。
后来，有一天从走廊回来时，我决定起身。我一个人在轮椅上，莎伏安艾克应该正和另一个病人交谈。我开始用右手支撑，但并不容易。高烧和乏力使我头晕目眩。我毕竟昏迷了十天才醒过来，高烧一直不退。我还接受了好几项治疗。先是阑尾炎，然后是一颗智齿，还有个我不知道的什么病：乳突炎，耳道发炎。我的身体处处受罪，而医生也不得其解。尤其是关于我的右耳。怎么跟他们解释这是拜她所赐，她的抚爱下手重了些，因为我做家务、熨烫或烹饪不合她的意？他们最后能猜出原因吗？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莎伏安艾克成了我的妈妈。我人生中第一次成了某个人宠爱的孩子。她什么都为我做。作为回报，我尽自己所能向她证明所有的这些我都注意到了。有时候，护士们会来我这里喝下午茶。在十六点左右，她们会为我带来茶、咖啡、热巧克力和一些小饼干。她们坐在我身边，开始聊个不停。我仔细地听着她们的对话，吃着东西。我也得知了其他所有病人的消息。莎伏安艾克甚至还让我参与到医院的工作中。一天晚上，她进了我的房间，表情有些担忧，问我能不能“帮她准备材料”。她从小推车里拿出一大包纱布，向我演示。用一块纱布，要做四块敷料。之后，我们把布仔细地叠了起来，边缘向里折叠，这样就不会散开了。我们之后把它们装进圆筒中，这是一种圆形的铁盒子，用来给医用材料杀菌。她一个人当然也能做得很好，她焦虑的模样只是为了让我进入她的剧本。她的目的也只是赋予我责任，让我分心，或者是让我成长。她也让我学会如何擦干耐热玻璃针管。在当时，还没有一次性材料。清洁、擦干器械都要用纱布。之后，还要放进消毒器中。有时，我太疲惫了，以至于不能帮忙。她就会找借口离开。“啊，我其实有些事情要做。你别担心，我们晚些时候再做纱布。”莎伏安艾克很聪明，她不让病人看到自己生病的样子。相反，她像是魔镜一样让我更漂亮，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女孩，让我感觉良好，让我觉得自己符合这一形象，让我最后成为这样的人。
我在博荣医院待了六个月，离开这里时，我感觉自己抛弃了家人，抛弃了家庭，有点像我当初离开卢梭妈妈时一样。我确实在这家医院里重塑了自己的生活。我阅读、听广播，和莎伏安艾克一同工作，身边的大人都成了我的朋友。
这一天，莎伏安艾克进了我的房间，表情比平时更严肃。这一次，她不是演戏了。我马上感觉到了。她进来就关上了门，坐在我的床上。“明天，你要去一家疗养院休养了。”她对我说，“在波尔多附近的赛斯塔，你回头看，那里会有很多年轻人，你能做很多事情。”看吧，我的生活路线又一次被打乱了。此外，我还要和莎伏安艾克分别。
出发的前一夜，我看到她把最后一件黄包裹放在我的床头。“看，这会让你喜欢的。”在跑回走廊之前，她对我说。奇怪的是，我不敢打开包裹，现在还不敢看，因为有太多情绪了。一整天，我都强忍着泪水。但夜幕降临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枕着枕头，我开始痛哭，我从来没有这样大哭过，呜咽深沉而悠长。无力的泪水不断地往下流。最后，我终于决定打开莎伏安艾克的包裹，我看到了一双酒红色的皮靴，内里还有黑色的皮毛，黑色的鞋带。“就像是大人们穿的靴子。”我对自己说。莎伏安艾克把最好的礼物留在了最后一天，我哭得更厉害了。第二天，关上行李箱时，我想把收音机还给她，但被她拒绝了。就连收音机都是给我的！离开时，她温柔地拥抱了我，就像拥抱一个小女孩一样。
她可爱的眼睛依然带着笑意，但这次比以往更湿润了。或许，她在想我会变成什么样。我却不这么想。我看到的只有离别，没有终点。
经历了救护车、火车、的士的长途旅行之后，我在深夜才到达赛斯塔的疗养院。这里的房间都是双人房。在我的床边，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睡得很沉。我小心翼翼地把衣物整理在衣橱中，以免吵醒我的新室友，我微笑着发现自己第一次不再对衣着而感到难堪了。从绒布睡衣到这双皮靴，六个月的时间里，莎伏安艾克在我的行李箱中装满了时髦的衣服。
今天也一样，对莎伏安艾克的回忆，想到她抚摸着我的脸，对我说“我的小女孩”，这也让我立刻想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词：妈妈。谢谢你，莎伏安艾克。
11 突然出现的生母
我 在康复所待了一年，但在当时，这并不代表着休息。每天黎明时分，护士们便在走廊里大喊，为了把我们叫醒去洗漱，然后去食堂吃早餐。之后，我们去见医生，进行功能锻炼。在医生那儿也一样，他们一直大喊大叫，为了鼓励病人。我就像是身处圣迹区 [1] 似的，这里有事故受害者，截肢者，没有治愈或没被治好的病人，严重烧伤者，小老人，风湿病人，瘸子。哀叹声此起彼伏。博荣医院里不间断的嘈杂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里充满哀号声的氛围。我远不是病得最重的那个。说实话，这里甚至给了我希望，我对自己说：跟其他所有人相比，我还有很大的希望能够重新走路。不幸的是，这种环境让我完全成了无名氏。这里有太多我这样的人了，没有家的可怜孩子。我再也不会是谁的宠儿。我不再是那个在博荣医院里受到保护的小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长，我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了。
几个月后，我可以站起来了。我把轮椅换成了拐杖。没时间扭捏作态了，要好起来。终于，一年以后，我赌赢了：我的左腿又可以动了。然而，我不知道的是，一个新的残疾开始在我身上发展，它要跟我开一些很恶毒的玩笑。而这种病在当时还没有在医学界被定义：癫痫。我有时会在房间里恢复意识，但对发生的事完全没有记忆。我根本察觉不到自己晕倒了。我之后会在晕倒的地方醒过来，而唯一的迹象便是额头上的一个肿块或是腰间的瘀青。如果倒在了餐厅或走廊里，护士们会送我去医院。医院的医生认为这是抑郁导致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抑郁。我没有在博荣医院时那么快乐了，我很思念莎伏安艾克。但这里的伙食很好，护士医生也和善，我穿得也不错，再加上所有要做的训练，我真没时间烦恼。我甚至下定决心要让所有人看到我可以走路。事实上，我的血管里没有一丝的抑郁分子。但在医生们看来，这有可能是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此称为“否认”。
在赛斯塔待了一年后，我走出去了。但我还是个孩子，离二十一岁很远，离成年很远 [2] 。我于是来到了巴黎郊区蒙鲁日的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接待中心。由于是在午饭时间到的这里，一位女教员领我去了食堂。她让女孩儿们让给我一个位子，但却没人动。过了一会，一个女孩大声叹着气，在长凳上给我留出了几厘米的空间。我刚坐下来几秒钟，一只多莱斯玻璃杯就从头顶几厘米处飞了过去，我头皮发颤。“贱货！我要打烂你的嘴！”我几秒钟之后才明白这些话和这只杯子并不是为我准备的，而是针对坐在后面桌子的一个女孩。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好了，又开始了……”我看到自己又回到了博比尼的地狱里，侮辱谩骂，拳打脚踢，随时随刻被扔到面前的碗盘。“好了，美好生活结束，是时候回到你的世界了。”我顺从地想。
我不明白所有的这些暴力从哪来。很久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解释，但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都落在我头上。是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医院的蚕茧以外只有地狱？多莱斯玻璃杯摔碎在我身后的地面上，此刻，这幅画面让我在明白：事实上，除了个别例外，生活就是地狱。或许无论如何，世界便是如此。
我在蒙鲁日的社会健康接待中心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这也足够让我被洗劫一空。赛斯塔休养院的负责人普博朗小姐在我离开时送给我几个礼物。主要是中心制作的书籍和衣物。趁我去卫生间的时候，蒙鲁日这些扔杯子的人就把我行李箱里她们喜欢的东西拿走了。事实上，她们留下的只有书：《爱丽丝漫游仙境》《秘密七人组》《著名五人帮》。我于是没多少衣服了，但还可以阅读。社会工作助理第二天来对我说我被转入另一个中心，在蒙特勒伊的巴斯德路72号。唉！
为什么我又回到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我一无所知，甚至也没有问。我是未成年人，被放在社会健康接待中心，就说明我没有法定监护人。事实上，我的父亲正式地、用行政手段抛弃了我。不承认我是他的女儿。我在很多年后才知道了这件事，也就是在写这本书时。那时，我只是又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同以往一样，我继续前行，不考虑明天会怎样。
蒙特勒伊的指导机构是个年轻女性工作者中心。接待我的女教员名叫弗朗索瓦兹。她先是给我看了我的房间，我还要和另一个女孩一起住。她之后给我解释了中心的规定。我有一周的时间调整情绪，熟悉地点。在这七天中，中心为我提供免费的食物。在这短暂的适应期到期前，我要找到工作。我得像中心的所有其他女孩儿们一样，学会对自己负责，早晨出门工作，晚上回来睡觉。我于是花了一周的时间在公共大厅里阅读或是听音乐——蒙鲁日的那些女孩还偷了我的小半导体收音机。
晚上，我结识了卢塞特和玛丽-凯蒂。在中心的点唱机上，我们听了《迈克尔回来了》。她们俩都跟我有点像，穿着也一样。其他的女孩们都走mini maxi路线——一条黑色迷你裙，外面穿着黑色大外套，一双黑色的及膝长靴。但我觉得这种潮流既粗俗又不精致。事实上，我十八岁了，但还不知道男女间的两性吸引，我天真得让人沮丧。
一周的适应期结束后，多亏了《法兰西晚报》，我进了一家睡袍制作工坊。在二区的桑提业路一号。我的任务就是把睡袍叠好放进纸箱中，每箱放十件。一个无趣而令人厌烦的工作。但我还是要好好工作。我用眼角偷瞄了旁边工作室中女裁缝，看她们如何裁剪制作睡袍所需的布料。她们的机器让我向往。我想在她们的位置上制作衣物，但我还太年轻了。我不得不转移目光，继续关注面前的纸箱。这太让人沮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