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又在医院醒来了，在“门口”部门，也称临时住院部。这里有点像一间前厅，病人们在进入急诊之前要在这里等候。为什么说是“门口”？这还来自于收容所时代，当时的修女在门口接待贫苦的人，然后决定是否收留他们。如今，我们把这一服务成为UNCD——短期收容单位。当然了，“门口”服务不会有多豪华奢侈。我来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有霉斑。事实上，我刚刚经历了癫痫发作。但问题是，在1972年，还没有医生认识这种病。“好吧，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他们问我。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完全记不得了。我精疲力竭，就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但我一点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天后，有人用担架抬着我去了精神病部，那是一间双人房。在我旁边，平躺着一位一动不动的小个子女士，她呼吸很沉，手脚都被绑了起来。她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眨都不眨。她只有颌骨在动，但没有声音，仿佛在咀嚼想象中的食物。我为什么到这来了？没人注意我。我躺在床上，等着有人对我说些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好了，我的小女孩，发生了什么？”还有人继续问我。“我已经跟您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是事实。然而，他们都觉得很蹊跷。几个小时之后，一位护士给我拿来了药。一只小的白色平底杯，还有三个药片和滴剂。
这些滴剂是硫利达嗪，这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精神病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好了！关于癫痫的信息记载确实太少了。我于是成了“精神分裂”。吞了这些苦味的药剂之后，护士让我吐舌头。为什么她想让我吐舌头？从来没人让我这样做过。这是，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之前甚至没听过“精神分裂”这个词。我也一点不在意，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自己病了。但我看得出来有些事情不太对，但我自我感觉很好。情况变得完全无法控制了。
第二天，我发觉我所处的部门比之前住院的地方都要严格。中午：药片和午餐。下午：再吃药。晚上：再再吃药，晚餐，上床。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最好的状态也是半昏睡。一夜之间，我的身体变得异常沉重，难以动弹。我无法正常地自我表达，就像是颌骨被卡住了。之后的日子也一样。有时候，会有人带我去看精神病医生。问好后，我就让自己倒在扶手椅上，等着发生些什么。“好了，我的小女孩，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问我。唉，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您至少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吧？”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我什么也答不上来，这似乎让这位精神病医生很郁闷。他等我开口。半小时的沉默之后，他把我送回了房间。当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克利希的博容医院，纪龙德省的功能锻炼中心，我在这些地方待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而我却对自己说这只是我能回忆起的一小部分，药剂阻碍了我的思维。
终于，这奇怪的制度进行了几天之后，弗朗索瓦兹，那个我在蒙特勒伊见过的女教员来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就是我的监护人，她过来把我带回中心。离开之前，护士给了她我要服用的药物清单：硫利达嗪和三种药片。自从来到精神病科，这些药物我每天都要服用三次。医嘱很明确：要继续治疗，每周看一次神经科医生。
与神经科医生的会面每次都在沉默中进行，三次预约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对于药片，我也很快明白该怎么办了。弗朗索瓦兹第一次给我药时，我在吃完后立即伸出了舌头，就像在医院里学的那样。“不用了，我相信你。”她对我说。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个鬼脸是为了让护士确定你已经吞下了药物。很显然，为了让大脑运转起来，我决定背叛弗朗索瓦兹的信任。我只要假装吞下这些可恶的药，然后把它们扔进垃圾箱里就行了。中心不止我一个人吃药。早晨，所有女孩都离开房间下楼，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新的一天从在弗朗索瓦兹那儿领药开始。我们进了她的办公室，她把药递给我们，数了10，20，30，40，50滴的硫利达嗪，把它们滴进一只多莱斯玻璃杯中。之后，一旦她转过身去给别的女孩准备玻璃杯，我就把这五十滴硫利达嗪倒进她办公桌旁边的绿植中。至于药片，我会像仓鼠一样把它们藏在腮帮里，过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把它们吐出来。
弗朗索瓦兹当然没那么容易受骗。当我向她宣布想要结束和精神病医生的会面后，她甚至不想尝试着说服我。我有所好转，这显而易见。但可悲的是癫痫并没有消失。我又要发病了；我的额头上很快就会被贴上精神病医院的标签。这个标签让我经历了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出院后不久，我就见到了来探望我的姐姐莫瑞斯特。我们去公共大厅聊了聊。我们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即使住在博比尼时，我也见不到她。她其实就在那儿，跟我同处于那间充满着不幸的公寓中。但我们俩的生活是分离的，从来见不到对方。她是怎么找到我的？社会工作人员或许跟我父亲取得了联系，告诉他我最近住院了。然后他又小心地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我的姐姐。初次重逢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我是不是还在治疗中？不能记住这些事？可能吧。没过多久，莫瑞斯特又来中心看我了，这次的表情比第一次更愉快。“你知道吗，我找到我们的妈妈了。”她毫无前兆地对我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看她。”她找到了我们的生母，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这确实不是个寻常的消息！“你知道吗，她结婚了。”她继续说，“她有三个孩子，住的地方离福瑞盖尔街不远。”我无动于衷。奇怪的是姐姐刚说的话没有激起我任何特别的情绪或反应。或者我还受医院里服用的硫利达嗪影响。也可能不是因为这些。
第二天，前去见这位我还不认识的母亲时，我终于第一次感到疑虑重重。很多年来，我听说过我母亲是个妓女，又肥又丑。这都是她在博比尼说过的话。她每天都会对愿意听她说话的人重复这些，尤其是在我父亲面前。至于父亲，我从没见过他表现出不满。所以，对于与“母亲”重逢，我并不怎么迫不及待。但在所有的这些愁云之中，我又看到了一小点希望的光芒在闪烁。“如果我有兄弟姐妹，她可能会建议我离开社会中心跟他们一起住……多一个或少一个孩子，这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或许我终于可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了……”没过多久，这一点点希望之光就变成了彩色大电影。
进入了丁香门站旁边的福瑞盖尔街的公寓里，愁云越聚越厚令人窒息。门开了，她向我们问好，先是对莫瑞斯特，之后是我。没有任何感情流露，没有眼泪，也没有欢笑。我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她留着棕褐色短发，生硬地打着卷。她身着一件黑色连衣裙，带蓝色条纹的白色罩衫。我没有可以寻找，却还是关注我们间的不同。我的眼睛是蓝色的，而她的眼睛是棕色。我的鼻子比较窄，而她的有点扁。我们的个头差不多高，但她比我胖一点。片刻之间，我的回忆相撞，似乎觉得自己又看到了另一个疯女人。之后，稍微后退了一小步，我意识到她既不胖也不丑，在我眼中，她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在跟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问好之后，我们在餐桌旁坐下。她给我们一人一盘鸡肉配绿豆角。每个人都把头低在盘子里吃着。我们也一样埋头吃饭，但用眼角偷偷观察着周围。我试着不把目光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人身上，但我迫切地想要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相似之处。我觉得自己和小妹妹多米尼克有些相像，她比我小一岁半。我的头发颜色和她一样，都是偏橙红的金发，我们的脸上、胳膊上也都有棕红色的斑点。之后，我又发觉多米尼克很像她的父亲。我于是做出了愚蠢的推测：“如果我长得像多米尼克，多尼米克又那么像她爸爸，就说明我是这位父亲的女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推导：她总是对我说我的父亲并不真是我的父亲。
奇怪的是，除了这些相似点以外，这次的重逢，烧得有点老的鸡肉，这顿饭，所有这些在他们的眼中似乎没什么特别。氛围很节制，很有礼貌。然而，对于这三位青少年来说，如果突然知道自己有两个大姐姐，这肯定是个不小的冲击。有没有人对他们说过？如果说过的话，又是怎么给他们解释的？我无从知晓。剩下的还有我多年来对于身份的提问。她为什么抛弃了我？她有没有想要找我们？她有没有负罪感？我不敢把这些都放在台面上说。由于没有人提到这些，我离开时一无所获。这顿与生母及其家人共进的午餐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鸡肉绿豆角的味道。
回到社会中心后，摆脱了那些镇静药物之后，我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群居生活。我远远地看着女孩儿们和她们的爱人。我呢？我离这些还很远。来自安的列斯的玛丽-凯蒂有个未婚夫，他常常到中心来。因为不能上楼进房间，所以他们就在楼下的公共大厅里待着。他们在一起时，我就会回房间看书或是做做缝纫。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留一些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有男孩在旁边。他们的一切都让我不舒服。声音、姿势、步态，就连他们男性化的背影都让我难受。我控制不了自己。
卢塞特也有个未婚夫——托马斯。他是勒伊消防队的消防员。他也会来中心看卢塞特。如果他偶尔周末抽不开身，卢塞特就会去消防队看他。但她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她白天在那边，晚上就回来，在中心二十二点关门之前。我呢，我一直待在房间里。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事。我还没去过博物馆、大商场。
一天晚上，卢塞特让我陪她去消防队。我不太想去，但没有借口拒绝。到了消防队时，消防员们正在做操。我们在来访厅坐下，托马斯和三位同事一起过来。他们露出了纯真的笑容，向我们问好并做了贴面礼。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卢塞特让我跟着她，仅此而已。剩下的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受难。当卢塞特和她的恋人亲吻时，我转开头。有位消防员时不时地想要跟我交谈，我傻乎乎地盯着脚尖，用“是”或“否”来回答。这当然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我显然成了电灯泡，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这辈子终于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当我们有朋友时，我们就会简单地想让她开心。
周末，卢塞特向我提议跟她的消防员朋友们一起出去散步。我们有四个人：托马斯，卢塞特，安德烈和我。我们挤在安德烈的蓝色雪铁龙黛安6中，驶向埃松省的小村庄——小韦尔。我坐在前排，在安德烈旁边。托马斯和卢塞特在我们身后。我们聊天，大声说笑。我十八岁了，这是我第一次跟朋友们出去。两小时的车程之后，安德烈把车停在了村庄的入口处。小韦尔是个漂亮的村子，周围有池塘和树林。我们朝森林走去，这时安德烈握住了我的手。这还是第一次有男孩牵我的手。这也是第一次跟男性在一起时我不感到危险。肯定是他的消防员制服让我安心。走了几分钟之后，托马斯和卢塞特消失在了树林中。我独自和安德烈在一起，我发抖，牙齿打战。不，不是因为害怕。我只是觉得冷，我冻僵了。安德烈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肩膀，让我回到车里。当时正值深冬，这天是2月2日圣蜡节 [3] 。回程的路上，我们中途停下来在一家小餐馆吃了煎饼。
和安德烈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三个月后，我又去看医生了，因为晨吐。我这才知道参观了著名的圣女贝尔道1972年2月2日这天，在那辆蓝色雪铁龙黛安6中，他和我确实制造了一个孩子。
为什么我完全记不起人生中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我记得散步，回到中心。我记得刺痛双颊的寒风，卢塞特一连串的笑声，煎饼的味道，汽车的颜色。我记得我们踩在潮湿草地上时的脚步声，池塘边冷却了的烟灰气息。我还记得我并不怕安德烈，相反，我记得他对我很好，我记得我感觉很好。那又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抹去了关于在蓝色黛安6后座上亲热的记忆？我的大脑为什么不随我的意愿运转，这样的短路是为了让我忘记小时候爷爷对我做的事吗？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那时的我十八岁了，马上就十九了，还是未成年人。我对于这天的最后记忆，就是离开时，在消防队门口，安德烈在我唇上留下的纯洁的吻，作为告别。
我们的关系只维持了几星期，但其间再也没有发生在小韦尔村发生的事。一天，我的帅消防员告诉我他要回家了，或者确切地说是回他的父母家。我并不知道他在巴黎只待几个月，为了服役。他要回到南部，继续在他父亲监管的消防队中工作。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他没有告诉我关于他生活的任何细节。我也没问。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承诺约定。在他离开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我也没尝试留下他。他既不是我的未婚夫，也不是我的初恋，只是卢塞特的一个朋友，我和他之间发生了点小意外。我很喜欢我们一起散步、谈笑，也喜欢他的陪伴，但仅此而已。我没有爱上他，他也一样。除了度过一段心理上的煎熬之外，我还觉得自己又丑又蠢。我不觉得自己有魅力吸引男性。此外，虽然天真，我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年轻女孩。我不需要任何人。
安德烈走后，我在20区的圣-法尔戈蛋糕厂找到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了装配线上。纸盒从我面前经过，我把饼干放进去。这有点像小孩的游戏，把立方体放进方孔中，把圆球放进圆孔中，把金字塔椎体放进三角形孔中。这同睡袍工作坊中的工作一样可恶、无聊。
四月，我开始感觉不好，每天早上都要呕吐。我很疲惫，感觉自己在膨胀。我还扣不上文胸了。一天早上，我决定去看弗朗索瓦兹，让她帮我和医生预约。几小时之后，我向医生解释了自己的症状。他让我脱衣服，我于是开始解上衣。“脱下面，你的小内裤。”他对我说。我开始觉得不舒服。他在我双腿间检查了一会儿，就让我穿上衣服了。他开始写病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写了那么多。
“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你怀孕了。”
“不……”
我心里在打趣，我甚至觉得这个秃头、带着小圆眼镜的社区医生有点儿蠢，他让我想到了《丁丁历险记》里的图纳思教授。
“是的，你怀孕了。”
“不……”
笑容开始在我的脸上浮现出来了。
“你有没有避孕？”
“没，我觉得没有。”
在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避孕。
“你吃药了没有？”
“没有……”
我犹豫了一下才回答，因为我已经很久不吃精神病医生开的药剂了。我不知道如果说出来他会不会告诉弗朗索瓦兹。
“你有没有发生关系？”
“有……”
我一直都不懂他到底什么意思。对于我来说，“关系”这个词指的是接近某人。我还不知道“性关系”这个词组。哦，我有很多关系！和朋友们，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各种关系！
“那好吧，我跟你说你怀孕了！”
“不，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呃，我没跟他说我想要孩子。”
他鼻孔呼着气，把刚写的东西递给了我。
“拿着，你把这个交给你的教员。”
他想必觉得我和中心里的其他来诊所的女孩一样，不在乎他说的话。
回到中心之后，弗朗索瓦兹看起来很担心，问我有什么消息。“医生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了？”我笑着回答：“他说我怀孕了。”我看到弗朗索瓦兹的脸色变了。她于是跟我解释孩子是怎么来的。“不是跟男生说想要个孩子就能有孩子。”其间她还跟我解释了避孕药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用。她说的我都懂了，但我一点都记不得安德烈和我在1972年2月2日做了什么，我坚信他们所有人都弄错了。但我很快就会改变主意了。
* * *
[1] 旧时巴黎有“圣迹区”，这些区域乞丐集中，装成各种残疾外出乞讨，回区后即恢复正常，仿佛突然因“圣迹”而治愈一般，因此得名。
[2] 译者注法国1792年至1974年间规定二十一岁以上者为成年人，于1974年7月5日起才规定十八岁以上为成年人。——译者注
[3] 法国圣蜡节是一个宗教及美食的双重节日，这一天的传统是吃鸡蛋煎饼。圣蜡节也标志着圣诞节传统的结束。人们在这一天将马槽搬走。根据宗教礼拜仪式，圣蜡节是圣母玛利亚行洁净礼，也是带初生耶稣到主堂瞻礼的节日。——译者注
12 来自莎伏安艾克的温暖
我 在博荣医院住院输液。六个月时我就开始出现宫缩。根据医院的说法，打点滴是为了避免早产。那天晚上，我正在看电视上的《荧屏档案》，之后放了电影《贵族之家》。我还没看过，应该还不错。突然，我感觉屁股底下有些潮。我尴尬地喊来了护士，满脸通红，告诉她我尿床了，就像个三岁的小女孩似的。护士并不怎么可爱，她掀开了我的被子。溢在床上的液体当然不是尿液。“您没小便，是破水了！”她对我说。髓？我破髓了？她在说什么？我又一次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了。我没有妈妈告诉我怀孕和分娩是怎么回事。她开始摸我的肚子。“差不多了！得走了！”十分钟以后，她跟一个医生回来了。
“她有几个月了？”
“快到八个月了……”
“啊，好，哎，我们走。你们可以给她准备一下了。”
给我准备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我怀疑这些和我的生产有关。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孩子将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十九岁的可怜女孩对人生一无所知。我就是这样的。他们会不会打开我的肚子，就像做阑尾炎手术一样？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此外，这肯定会疼得要命，自从我在妇产科住院以来，我就听到了几十个女人痛苦的喊叫声。“她们之所以那么疼，可能是因为在开肚子之前没有被打麻醉……”两个月以来，每天我都因为宫缩而疼痛，但还没有什么能让我像每天在走廊里听到的那样号叫。此外，宫缩的疼痛与她打我时的疼痛相比，完全是可以忍受的。
我来医院两个月了，分娩前的几个小时，我依旧无知得可怜。好在我又见到了在七楼上班的莎伏安艾克。她每天都来看我。“我的小宝贝，她怎么样了？”她的东欧口音说起话来似乎总是很着急。但莎伏安艾克还是那样的亲切热情、精力充沛，跟我患脑膜炎时见到的一样光芒四射。她继续给我带来糖果、羊角面包。有时甚至是孩子的衣服。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肚子。“好吧……宝宝……你还要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待一会儿。”她对孩子说。一天，看到我还是一头雾水，跟第一次住院相比并没怎么成熟，她便送给我一本书：劳伦斯·裴诺德的《怀孕和育儿》。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知正常的妊娠期是九个月，但第八个月后生产也是有可能的。显然，我已经跳到了“破水”这一步了。书中的一句话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最后一个月，婴儿会变美。绒毛褪去，头发和指甲生长。”婴儿会变美，在后来我们相遇时，我把这个画面当成了隐喻。
“这孩子，有爸爸吗？”一天，莎伏安艾克问我，显然是担心我的经济状况。
“有呀。”我理所当然地回答。没爸爸就有孩子？这个想法太好笑了。
“他不来看你？”
“不。”
我在作答时甚至没意识到她在为我担心。我怎么能注意到呢？就连我自己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毫无概念。我继续我的生活，不做任何决定。有人会为我做决定。你去医院，你去社会中心，你回到医院。这些事情就这样自己发生了，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十九岁的我还是个未成年人。至于做决定，即使我想自作主张，也没人给我机会。“他回家了，到了南部。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怀孕了，但他没有回复。”我把这些都对莎伏安艾克解释了，没有一丝悲伤，也没有怨恨。我平静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然而，故事并没我讲得那么简单。事实上，我本该在怀孕初就做出决定的，更容易的决定。
* * *
几个月前，就在知道我怀孕了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安德烈。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他知情，这只是出于诚实，而不是为了让他跟我一起换尿布，也不是让他在经济上支援我。我尤其不是让他回来。我甚至不在意这个消息是会让他高兴，还是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只想让他知情。我只有在面对问题时才能够意识到严重性。
周日早上，我去莫瑞斯特家见到了她，她又住回了福瑞盖尔街。我准备去圣日耳曼昂莱的森林散个步。系鞋带时，细绳在我指尖断开了。“去裁缝店再买一个吧。”姐姐对我说。我于是又去了这家好笑的店铺，父亲在这里买了个窗帘环结婚用。那位小个子的胖夫人还总是待在柜台后面。我买了一副鞋带就回去了。几分钟后到了家，我姐姐坐在椅子上，脸色严肃。“刚才有位夫人找你。她会再来的。”我把新鞋带穿进了球鞋中。我们面对面地坐下，等着这个神秘的人回来，一言不发。
听到敲门声，我们俩都惊跳了起来，默契极了。莫瑞斯特起身开门。
“她在吗？”
“在，她刚回来。”
“我能跟她谈谈吗？”
“好，您进来吧。”
“不，不，我们私下谈……”
我集中注意力听也没用，我不认得这个女人的声音。我得起身跟她出去，不让我姐姐听到。我于是站在了小时候每天都会走的路上，当时是为了去餐馆找爸爸。我面前的这位女士还没说一句话就已经让我脊背发冷。在我眼中，她有个致命的缺点：她很像那个疯女人。
“我听说您怀孕了……”她对我说。这些话使我的脑袋飞速运转。我分析着她的语调、声音、眼神、手势。几秒钟以后，我断定此人应该是个社会工作助理，她的任务就是带走我的孩子。我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次去妇科医生那里，他们就说服我：作为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未成年人，把孩子送去领养才是明智之举。“把我的孩子送出去！”几星期以来，这个念头成了我最大的恐惧。我怕得打战。“是的，我觉得这能看出来。”我骄傲地鼓起了肚皮。她镇定地继续说：“您不应该想着以此来要挟一位年轻人。您明白吗？”她到底在跟我说什么，这个女人。要挟一个年轻人，我差不多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我完全不知道她想干吗，更不知道她是谁。“我不可能要挟一个年轻人。我才无所谓呢。我给他写了信，这是我的义务，我告知他情况，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尽可能冷淡地跟她对话，我的眼睛盯着她的眼睛。我只有一个目的：不管她是谁，我要让她知道，带走我的孩子不可能。“不，您明白么……我是他的母亲……”她接着说。最后一句话让我一下软了下来。我听到的最后几个词是：“好了，我们进去吧。”
回到莫瑞斯特的公寓后，我还没有缓过神来，自己像是在泥沼中挣扎。只言片语的谈话从我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并没留下什么痕迹，就如同让皮肤打战的穿堂风，很快就被忘记了。我们三个都围坐在餐桌旁，相互之间只有几厘米的距离。我显然是这场谈论的中心，有人问我话时，我便随口应付。我仿佛是一艘配备自动航行系统的小船，正在穿越暴风雨。“好吧。”等我回过神来时，莫瑞斯特转身对我说：“挺好的，你要去南部生活了。”我渐渐看得到海岸线了。
当天晚上，我便跟这位几小时前刚刚认识的女士一起坐上了火车卧铺。我们穿越了法国，从北部到了南部，其间没有说过一句话。第二天早晨，还满眼睡意的我第一次踏上尼斯火车站外被阳光照耀着的沥青马路。那时正值五月，天气闷热。刚出火车站，我们就进了一家大商店。门上面的招牌写着“产前用品”。她挑选了两条连衣裙，递给我试穿。我进了试衣间，脱掉粉色格子连衣裙，我穿着确实有些紧了。我先穿上了她给我的第一件裙子，这是个淡紫色连衣裙，上面有黄色、红色的小花，很漂亮。我还在照着镜子，一个服务员走到我身边，问道：“我帮您装进袋子里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跟我同行的人便接话了，“不用了，她穿在身上。”氛围多奇怪啊。她替我选裙子，还替我回答。当然，这也好理解，我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都一言不发。不过，她给我买的裙子还都挺漂亮的。事实上，一切迹象都表明她在平静地对待这件事，但却又付出了很多努力。她的眼神坚定而顺从，就像是自然灾害过后要重建家园的人们的眼神。这一切在我这边都像是雾，我的思维连贯却不持续。我时常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间，我的神经元与现实脱节，时而去看看鸟巢、乡间一角，时而去采一束想象中的花朵。二十四小时以来，我并没有真正在这里。
这种逃避现实的能力，我自儿时起便给自己培养起来了。它先是让我感觉不到挨打。之后，随着成长，我内心的花园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了一座巨大的花卉公园，我会躲在里面度过那些太过艰难的时刻，或者只是为了躲避烦恼。如今，它还在那儿，在我脑海中的一个角落里，却已经有个小国家这么大了，我继续饶有兴致地维护着它。去里面转一圈会让我感觉很好，我也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事了。这里似乎是个儿时的映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模糊了。但之于我，这个想象中的公园从没有消失过。它总是如此美丽，我也总能从中找到很多乐趣。
雏菊别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房子。这栋别墅坐落在旺斯的高处，是个大房子，旁边还有一小块地和一些花儿。我们在饭点时到达，我观察着围坐在长方形餐桌边上的新家庭：父亲、母亲、三个孩子（安德烈和他的两个兄弟）。我则坐在桌角处，我在那里，却又不真在那里。我在想象和现实中游走，在一个自己有点讨厌的地方，所有的声响都让我压抑。一方面，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到拘束，让我想要逃离，但我也感觉到应该专注眼皮底下发生的事。“你要弥补自己的过错。”父母对他们的儿子安德烈说。这句话，我听到了好几次。可是又是什么错？我没意识到他们说的就是我，还没有。
吃完了饭，我们——安德烈，他妈妈和我，去了旺斯的市中心。在每条小路上，我都能看到黄色或赭石色的老门面，这也是这座南部小村庄的特征。然而，由于路很窄，两边离得很近，人们甚至在两栋楼之间拉起了绳子晒衣服。“可他们又是怎么把衣服晾这么高的？用梯子？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在一个门面前，安德烈的妈妈停下来，推开了入口的门，我们上了二楼。在我们面前，有两扇酒红色的小木门，并不比我高多少。“你们就住在这里。”她对我们说，同时在右边的门锁里转动着一把金色的大钥匙。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通风不良的地下室气味。我慢慢往前走，木地板在我脚下嘎吱作响。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这里的半明半暗，我也看清了周围的空间。安德烈的妈妈已经出去了，她刚刚打开了另一扇门，左边的那扇。事实上，这间小公寓被分成了两部分，一边是卧室，另一边是起居室。想从一边到另一边需要经过楼梯间。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奇怪。我尤其觉得这一切都有点让人难过，有点陈旧，有点阴郁。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开衣柜，把两个羊毛婴儿服放进去，这是我几天前织的。一件是绿色镂空的，另一件是白蓝小格子的。我轻轻地把它们放在架子上，我为自己织出这两件小婴儿服而感到自豪。把它们放在这间新公寓里也没什么。虽然这位扮演强势婆婆角色的女士有些卑劣，我还是表现出自己很愿意适应这个新家。
在把我们留在这里之前，她把一个很小的白盒子放在了我的手上。里面有一只镶了两颗人工养殖珍珠的金戒指，一颗是白色的，另一颗是灰色的。“您把这个戴上，如果有人问，您就说你们在巴黎结婚了。”在这样一个确定的时刻，我才了解了现实。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看到的这幅画面。我马上就要和安德烈结婚了，今后的日子都要和他在这样一个南部小镇共同度过了。在此期间，还要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们已经成婚。“好吧，夫人。”我机械地嘟囔着，同时试着在头脑里理清楚状况。这段虚假的婚姻将要持续多久？
第二天，出了消防队，安德烈带我去电影院看了《疯狂的贵族》，主角路易·德·菲耐斯把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把这辈子的笑都用完了。出了影院，走在街上，安德烈表现得有点像恋人。但一些都显得别扭。他有点笨拙地牵着我的手，他的语气有点太温柔了、太甜蜜了。他一定想要试着扮演好模范丈夫的角色，不过做法却有点勉强、有点蠢。这里的氛围开始让我觉得压抑，这种戏码每增加一分钟，套在我脖子上让我难受的绳索就会进一步被拉紧。这种压力已经持续了四十八个多小时，好在路易·德·菲耐斯让我有了一百一十分钟的喘息。
我来到后的第二天清早，安德烈的妈妈就来敲门了。安德烈已经去了消防队。“您中午准备做什么？”她问我，“这可是个男子汉，他做很多运动，要给他准备大份的饭菜。”“这女人到底想搅和什么？”我在沉默中反复思考着。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我最好顺从听话。但很显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忍受。
晚上，安德烈从消防队里回来了，我们继续扮演着夫妻角色。我准备了晚饭，他赞美我做饭的天赋。在我洗碗时，他给我讲了一天发生的事，还问我孩子的情况。我用一只耳朵听着，通常是用那只听不到的耳朵。有时，在床上，我们也会发生亲密关系。但第二天早上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卧室天花板上的裂缝。我离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刮起的性解放风潮实在是太远了。之后的日子，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要结婚。真结婚。所有的这些把戏也不过是为了在正式结婚前远离闲言碎语。典礼会在一个很小的村庄举行，在尼斯的山区。
之后的那个周末，安德烈带我参观了这个著名的村庄——库尔斯古勒，这里每平方千米只有两位居民。这可是避人眼目签婚姻契约的好地方。我们坐着蓝色黛安6，艰难地沿着曲折的山路行驶到达了山顶，我觉得自己又晕过去了。等我恢复知觉时，自己正躺在汽车的后座，我的身体被前所未有的剧烈宫缩所震动。透过窗户，我看到安德烈正在电话亭里试着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刚刚癫痫发作，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也一直没有被诊断。
过了一会儿，我又躺在了担架车上，这是尼斯郊区的一个很别致的诊所。“多玛夫人，您怀孕几个月了？”助产士问我。多玛夫人？她在跟谁说话？我不叫多玛夫人……不过我可不能乱说话。“四个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每说出一个字都深思熟虑。“您确定吗？”此时此刻，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混沌，我完全明白了现实。突然，我意识到了情况的荒谬。
出了诊所，我在脑袋里盘算着。我的想法像跳山羊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试着把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连起来看。“我和安德烈的关系就是一场闹剧。我什么也决定不了。我毫无怨言地接受安排，不工作，只是为了照顾他。还有我们的性关系，这又怎么解释呢？没什么好说的。我被困在了这个对于肉欲的科学、抽象、冰冷的定义中。坦白讲，如果爱情是这样的，就没必要被抬高夸大了。那怎么办，我会像我的生母一样离婚吗？”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绝不会像我生母那样做！我绝不会像她一样！”之后，我又突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把其余的想法都抹去了。“既然永远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我就要用一种方式离开它。但他们比我富有得多。以他们的财力，肯定会获得孩子的监护权。他们会抢走我的孩子吗？像我父亲带走我一样。”这些想法让我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恐惧旋涡。
第二天，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去了市场，给安德烈买了一包高卢棕丝无滤嘴烟。回到公寓以后，我做了一份蔬菜杂烩，把他的餐具放在桌上。在他的盘子旁边，我留下了他妈妈给我的戒指。之后，我试着换上自己以前的粉色格子连衣裙，可惜已经穿不上了。两星期的时间，我的肚子又变大了。我于是穿上了那件A字裙。最后，我还拿回了两件羊毛婴儿服，关上了身后的门。几分钟后，我已经坐在火车站的月台旁，眼睛望着与地平线相融的铁轨，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们不要来找我。”他们也确实没再找过我。我在深夜才回到福瑞盖尔街，我姐姐莫瑞斯特的家。第二天，我回归了社会中心，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就这样。
* * *
这个故事超出了莎伏安艾克的预料。她刚刚把它从头到尾听完了，一句话也没说，这同她以往的作风完全不同，但确定且肯定的是，她以后再也不会问我关于今后家庭生活的问题了。我一定比她想象得成熟。
“您可以给她做准备了。”医生说。我于是在《荧屏档案》的片尾曲中离开了房间。助理护士把我抬到了担架床上，送我去了分娩室。我躺在如大理石般坚硬的手术台上，护士帮我穿上了一件白色罩衫，把我的脚放在脚镫上。我面前的助产士正在穿罩衫，还没来得及套上第二个袖子，她突然急忙把手放在我两腿间。“哦！出来了！”她大喊。出来了……什么？谁啊？我还是什么都不懂。“是个小女孩。”她加了一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怎么回事？什么小女孩？在莎伏安艾克送我的书里，劳伦斯·裴诺德讲得很详细，第一次分娩会持续十到十二个小时。我的小桑德里娜的第一声啼哭才让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生了。片刻之后，我看着自己的小女儿，她就躺在我胸前。我没什么害怕的了，我觉得自己很强大，我感觉很好。此时，助产士探着身子，狡黠地望着我：“您不会对我说这是您第一个孩子吧！”——“是的，夫人。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回到房间后，护士带走了我的小女儿把她放进了育婴室。我不太乐意别人把我和孩子分开。我认为所有的妈妈都是这么想的。不过，几秒钟之后，我又看到了孩子，就在我床对面的玻璃窗后面。刚才把她抱走的护士正冲着我笑，她同时指着一个玻璃摇篮，她刚把孩子放进去。哦！她就在我眼皮底下，我的小女儿，我的第一个孩子。
莎伏安艾克是第一个来看我的。“怎么样，可以了！生好了！3.15千克，五十二厘米。对于早产儿来讲挺不错的。”她很快就去玻璃窗后面把我的小桑德里娜抱了回来。我第二次凝视她，她被裹在襁褓里，膝盖那里尤其被束紧，为了“防止罗圈腿”——很久以来这是所有妈妈的烦恼。我看着她的小手，从她身旁的裹布里露出来。这个士兵立正姿势估计不太舒服，连小手指都要放在裤缝处。
莎伏安艾克也是第一个送桑德里娜礼物的人：一个陶瓷加热盘，用薄纱纸包装在一个漂亮的蓝盒子里，盒子上还装饰着一条白色大缎带。这真是个绝妙的礼物。但我当然不知道加热盘是什么。“看，盘子的边缘是空心的，这里有个小塞子。你用漏斗把热水倒进去。这样，孩子就可以按照她自己的节奏吃饭，饭菜也能更长时间地保温。好得很！”她解释起来像苏维埃火车鸣笛般地有节奏，这让我大笑起来。
20世纪70年代，婴儿都要以立正的姿势被裹在襁褓中，进食的时间安排也几乎是军事化管理。每隔三小时，护士会把孩子还给他们的母亲。半小时后，护士再带着推车和秤回来给婴儿称重。所有体重不达标的婴儿会被退还给妈妈继续加餐。其他孩子则被送回到育婴室。清早从产房出来以后，我在九点钟第一次喂奶。这也是个很滑稽的经历，值得说出来。从分娩时起我的乳房就开始膨胀，乳汁像打点滴似的自己流了出来。我于是把小女儿放在左胸旁，她只要张开嘴就行了，母乳慢慢地流进她的嘴里，她仔细地舔着嘴唇，我骄傲地看着孩子吃奶。此时此刻，我了不起地觉得自己成了大人。这时，护士又过来了，问我桑德里娜有没有吃完，我自豪地回答：“啊，是的，她吃完了！”不过，体重秤马上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这小女孩什么都没吃！”护士喊道。“给我看看您是怎么喂的……”我尴尬地接过孩子，试着尽力做好。很显然，我完全弄错了。护士拽着襁褓上的结把我的女儿抱了过来，就像在拎一只购物袋，她有节奏地在孩子的屁股上打了三下。我的小桑德里娜瞪大了眼睛开始哭喊。护士顺势把大张着嘴的婴儿送到了我左边的乳房。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吃奶”。从这天起，我左边的乳房就用来喂自己的孩子，因为奶水非常充足，右边乳房的奶水就被送到了母乳供应站，给那些我素昧平生的孩子们。
莎伏安艾克来访后没多久，又有人来看我：我的生母。那会儿是下午三点，我正在给小桑德里娜喂奶，这是她第三次吃奶。一看到生母来，我就感觉到一股怒火往上升。她来干什么。我不想让她成为第一个看我孩子的人。我尤其害怕这个女人对我做的事会影响我和孩子。我担心她会让历史重演，危害我和女儿。我像害怕细菌一样害怕她。她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我床上：“看，我给你拿来了好多邻居给我的小衣服。”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正在送给我邻居准备扔到垃圾桶里的旧衣服。愤怒继续沿着我的脊柱往上升。桑德里娜刚刚吃完奶，她却突然俯下身子把孩子抱进臂弯。“哦，她简直太可爱了。”她说着这话，目光与我相遇，我看到她的脸马上变形了，我眼底的怒火击垮了她。她站起身，不自然地走了几步到门口，很快便离开了我的房间，她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我刚刚体验到了母性的愤怒。
13 受伤的野兽
生 母走后，我的血液还在沸腾。她想什么？想要我飞奔到她的怀抱里？我还在思索着刚才的冲突，眼睛盯着她留在我床上的那包衣服。房间的门又一次被打开了。哦，不！不要再来看我了！我的小桑德里娜已经被送回了育婴室，我不想见任何人。但这次来的是护士，她身边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士，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包。“您好，您是昨天夜里生产的？”她问我。
“是……”
“您来自于社会中心？”
“是……”
“之后您去单身母亲接待所？”
“……”
“去那边之前，您知道您要去疗养院吗？”
我并不知道疗养院是什么，只是傻乎乎地点点头，假装听懂了她的话。事实上，那里不过是像我们这样的母女可以在复工前度产假的地方。生母走后，我还处于防备状态，我怀疑所有人。这位女士继续说道：
“所以您之后可以去单身母亲接待所，或者您还有别的解决方法？”
“我可能去我姐姐那儿……”
事实上，我还没有问自己究竟在哪里抚养女儿。同往常一样，我等着成年人们替我做决定。
“但是，您知道的，您可以不带孩子，独自离开这里。在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孩子可以被放到接待家庭那里。”
“接待家庭”……这几个字直接冲撞了我大脑中的某个未知地带，开始无规律地横冲直撞，越跳越快，每次弹起都变得更丑，就像是个没完没了的哈哈镜游戏，最后变得奇形怪状。接待家庭。我的头发晕，我用自己都不太能认出来的严肃而冷漠地语气回答道：
“我不会留下孩子自己走。”
“您知道吗，我们可以假装您匿名分娩，之后把孩子交给社会救济机构，让孩子被领养。”
最后的这个词让我脑袋里的哈哈镜在巨大的嘈杂声中碎片飞溅。我拿起她刚刚放在我床上的公文包，扔到了房间的另一端，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大吼：“我绝不会让别人带走我的孩子。你们听见了没有？！绝不！”我从床上跳起来，对着她大喊。我的口中只有一个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