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社会工作助理可能是出于善意来帮助我、救济我，但在走出我的房间时，她一定被吓坏了。当她蹲下身捡地上的文件时，我继续吼叫着。她最后跑着离开了房间，还低着头，一定是害怕我朝她脸上扔东西。几分钟前，我刚用一个眼神赶走了我的生母，现在又像护崽的母狮一样怒吼。这当然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也是我第一次反对大人做的决定，我挑战了权威。这位女士说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建议，一定的这样。但十九岁的我却把它们视作是威胁，我的反应就是死里逃生的动物的反应。
在我离开妇产医院时，桑德里娜出生八天。我首先去了克利希市政府承认这是我的女儿。女秘书按照我口述的信息填好了文件。姓氏：皮埃尔-迪·居道尔吉。名字：桑德里娜，多米尼克（跟我几个月前在生母家见到的小妹妹一个名字），还有安德烈（和她的爸爸一样，我的帅消防队员）。父亲的姓名？没有父亲。她划了个横线，写“父亲未知”。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因为安德烈并不是未知。不过我也感觉到了一丝宽慰。“啊！以后，他们再也不会从旺斯过来把孩子从我这里带走了。”之后，我拿到了出生证明，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神奇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大人。我有一个可以付出爱的对象了，我对她来说是有用的，她可以依靠我，她跟我一个姓氏，我会为她而骄傲。是的，确实如此，我没有很多钱，只有社会保障的每日补助。但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怀疑。我是一个大人了。离开市政府之后，我去福瑞盖尔街看望了姐姐。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俩完全被我的小桑德里娜吸引住了。她太漂亮了！
傍晚时分，我乘出租车回到了疗养院，正如社会工作助理所建议的那样。大楼坐落在维西涅的一个公园里。这儿的环境还算怡人。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带摇篮的房间。不过，这里有很多女孩，因为不想或者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才来到这里。这儿充斥着被遗弃孩子的哭声。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被看到的场面刺激到了：孩子们哭喊得都快背过气去了，他们的妈妈却视而不见，不愿意花一点时间俯身去摇篮边安慰一下孩子。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她们在给孩子换尿布时，一脸的嫌弃厌恶，这让我气愤。很快，在疗养院中，我就有两个，有时甚至有三个孩子需要照看。妈妈们更喜欢溜出去逛街或是和情人们一起。我当时不知道这里的很多女人都是被强奸、殴打、抛弃的，她们的父亲乱伦，母亲施虐。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行为其实反映了很深的创伤，对她们来说，成为母亲既是谜题又是灾难。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如果只经历过恶，又如何能避免恶？如果成长在仇恨中，又怎么能想象出爱的典范？这些未婚妈妈一定是被可怕的选择逼向了绝境：要么逃离，要么延续儿时起就在其中挣扎的不良家庭模式。在这两个选择之间，逃离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等我长大后，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我呢，正是这句魔咒让我决定不再重复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可几年以来，这句儿语足以让我远离那个疯女人的利爪吗？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吗？我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不会像这些不称职的母亲一样。
一天，我正准备给桑德里娜换襁褓，一位育婴员问我有几个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傻乎乎地回答。“好吧，那您估计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她大笑着对我说。这位夫人之所以这么问也是有道理的，我确实应付得很好。晃摇篮，裹襁褓，哄孩子，我只是重复了九岁时照顾玛丽-弗朗丝和罗伯特时学会的动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我并不能掌控一切。哎，我很快又要有苦头吃了。
来到维西涅快两个月时，我癫痫又一次发作。还是同以往一样。我在医院的床上醒来，别人问我一堆问题，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被送去急诊的。这就像是个黑洞，医生们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措。这是1973年1月，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患了癫痫。我于是又要被验血，接受已经做过上千次的其他检查。但我耐心地对待自己的病情。醒来后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哪儿？我问我身边的人，医生，护士，助理护士，所有人。医护人员的话让我放心了。“您别担心，育婴员们把她照顾得很好。”他们向我重复道。我至少要待在医院四十八小时接受观察。因为还是未成年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出院后，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离开我的小桑德里娜，我根本就睡不着。我担心得要命。
回到维西涅之后，我赶快回到房间，却发现摇篮空了。我差点就晕倒了。孩子在哪儿？她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疯了似的在走廊里跑着，纠缠着几个育婴员问了一堆问题，经过每个摇篮都俯身看看是不是他们把我的桑德里娜跟别的孩子弄混了。我变得歇斯底里。最后，面对我的哭喊，负责人给了答复：“我们把桑德里娜送到了安东尼的托儿所。母亲不在时，我们无权监护她们的孩子。”
失眠、担忧和刚刚经历的癫痫让我筋疲力尽。我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踉跄着，每走一步都几乎要跌倒。然而，我在地铁道里跑得飞快，为了能尽快到达安东尼。经历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终于到了托儿所的门前，我又急又冷，边按门铃边跺脚。对方告诉我现在不是来访时间。我急疯了，坚持着。最后，有个人来看我。我的脸色一定很衰败，疲惫和压力都写在了脸上。“我刚出院，想要接我的女儿，桑德里娜·皮埃尔-迪·居道尔吉。”我连环炮似的一口气说出这些话。而我得到的回答像是一记打在肚子上的重拳，让我屏住了呼吸。“您的女儿已经被送去接待家庭了。”我的心碎成了渣。我的女儿在接待家庭？这不可能，这是个噩梦。社会工作助理来妇产院建议我把桑德里娜送去接待家庭时，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扔到了她的脸上。现在又有人背着我做决定。虽然我一腔热血想要避免童年的混沌再次发生，但突然间，我觉得命运对我和女儿穷追不舍，让我们重蹈家庭的不幸。我试着重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但句子总是被呜咽声所打断，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奇怪的是，这位女士的声音最后让我有了些许平复。“您冷静一下，小姐，冷静一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要把女儿还给您，需要三个文件：证明您是她母亲的文件，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因为您还是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居住证明。”
“您下午把这些都带来，行吗？”
“好的，我向您保证。”
一小时后，我来到了生母的住所前。跑着爬上了七层楼之后，我不断敲打着她的门。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问她要什么。我听到门开了，于是推开了门。“我需要你写个东西给我，证明我和女儿都住在你家。”我应该表现得更客气些，但我不想让她觉得她有所选择。几秒钟的时间，我看到她想要找借口却又找不出。她结结巴巴说了几个词想要争取时间，但我不给她喘息的机会。我甚至准备好在需要时把一把刀架在她脖子上。“别担心！我绝不会来跟你住的。给我写个证明！”
此时，多米尼克走进了房间。她都听见了。“妈妈，好啦，给她写个证明。”她小声地说。在我生母写这份该死的文件时，多米尼克穿上了外套。“我跟你一起去接孩子。”她对我说。顶撞她母亲的权威，帮我这么一个在困境中的外人，这不是个简单的决定。我没料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表露出姐妹情谊的举动。
我们到了之后，托儿所的负责人看了我给她的三份文件。终于允许我把女儿带走了。我看到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马甲裙，黄色的小毛衣和白色的圈袜。这会是六英寸长的白色氨纶短袜吗？纷杂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眼前。另一个疯女人的面孔又出现了几秒钟。但我的孩子在冲我微笑。我感觉到在我离开期间，她被照顾得很好。我甚至觉得她长胖了，健康得很。她看上去很开心。离开时，负责人递给我一张宝丽来相片，是接待家庭为桑德里娜拍的。照片上，我的女儿在浴室里，躺在育婴台上。一双女性的手正准备把她抱起来。她穿着黄色的连体服，我的女儿微笑着。这张照片先是让我感到宽慰，进而又让我有些眩晕。如果这位养母比我更好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也正是在接待家庭中才尝到了母爱的滋味。这个想法在一阵战栗中穿过我的脑海。我怎么可能忘记？
我回过神来。把孩子接回来是负责任的妈妈做的事。是的，我是个有责任感的妈妈。我会成为我未曾拥有的那类母亲。走路时，我决定离开社会健康指导机构。我再也不会回到维西涅，也不会回蒙特勒伊。在地铁通道中，我抱着孩子，把她紧贴在我身上，我朝20区走去。从今以后，我住在福瑞盖尔街的姐姐家里。
莫瑞斯特张开双臂迎接了我们。我还没坐下，她就已经去买奶瓶和奶粉了。我与姐姐和我的小桑德里娜一起，开始了独立妈妈的生活。
14 懂得分享
两 年时间，我做了些流水线女工的兼职：留尼汪街上的福隆糖果店，佩罗保尔地铁站的纸板厂，香水作坊。我甚至有几个星期在汉吉斯批发市场把苹果装筐。我不错过任何工作机会，但却不能保住职位。问题就在于经常性的癫痫发作。每次都一样，我像石头一样重重地摔倒，被送进医院，留院观察几天，惭愧地出了院也丢了工作。
据说，癫痫发作有可能是由重复性的运动所引发，例如迪厅里的频闪灯光。但流水线工作，所有这些在我面前经过的苹果包装盒，巧克力盒，香水纸箱，它们是我发病的诱因？我无从知晓。在那时，我还是一直没有被确诊。每次出院，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开始严肃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疯了。尤其是在医生一如既往地把我送去精神病科时，我感到羞耻至极。还好我可以指望姐姐照顾我的小桑德里娜。
出院之后，我只要打开报纸再找一份工作就行了。这个法子可以维持几天，或者几周，直到下次发病。所有的这些零活都无聊得很，但我并没有在意。我为了养活女儿而工作。除了健康状况不好之外，用挣到的钱和单亲母亲的家庭补贴，我也能实现收支相抵，所以也算幸福。根据不同的工作地点，我晚上有时还会拿回一些小礼物。福隆糖果店的巧克力，汉吉斯批发市场货架上的草莓。我很容易满足。事实上，不在医院时，我时刻都保持微笑。只有糟糕的发病才会危害到我的生活。即便如此，我最后也学会了适应。“我疯了？即使是又怎么样！疯了也要继续生活！”
无论如何，我只为女儿而活。我从没想过下班后跟同事们一起出去喝一杯。我总是尽快回家，晚上就给孩子织小衣服。如果有10法郎可以花，我会想着能给孩子买什么。我像对待玛丽-弗朗丝一样对待桑德里娜。在与她说话时，我从来不会说“不”。如果看到橱窗里有件漂亮的纱裙，我就会买给她。如果没有钱，我就会跟自己保证要省下钱，有一天把裙子送给她。
1974年10月，法国邮电通讯局大罢工。信件、电话、交通都暂停了。我刚刚给我出生的圣西蒙十字医院递交了求职信。在等待回复期间，我照顾桑德里娜。一天早上，我看到狄阿罗先生来了，这是个小个子的黑人，头顶戴着一个粗花呢鸭舌帽。他是医院负责人——佩尔蒂埃女士派来的，医院出现了用工荒。没有公共交通，很多巴黎人没办法来上班。而我就住在医院边上，于是成了为数不多可以走路过去的人选之一。我于是抱着小女儿，接受了狄阿罗先生的建议，跟着他来到了佩尔蒂埃女士的办公室。
“您是谁？”她问我，眼睛盯着我的小女儿。
“狄阿罗先生说您想见见我，给我一份工作……”
“您可以明天开始吗？”
“是的，夫人。”
离开之前，狄阿罗先生带我去衣物保管处拿了一件蓝色罩衣。在短短的五分钟时间里，由于1974年的罢工，我有幸被医院雇佣为保洁员。打了两年的零工，这个新工作确实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前几个星期，如果有人要求跟我换班我也不能拒绝。但很快，我就被专职聘任，负责圣西蒙十字医院的所有服务事务。
我做清洁。这个工作我了如指掌。只要可以，我就会去为病人们服务。进了房间之后，我总是充满活力地大声问好。脾气古怪的人不会理睬。但其他人都很开心。“至少你来了，气氛会变好！”他们对我说。有的人会借机让我帮个小忙。“您能帮我把盆递给我吗，我想小便。”正常情况下，我不该接受这个要求。因为我的工作是清洁地面，仅此而已。其他的工作是助理护士或护士的职责。但我很喜欢与病人亲近相处。如果他向我求助，我每次都会把盆递给他。这只是为了让他高兴。我重现了几年前莎伏安艾克展现给我的那种精彩活力。
在所有的病人中，我尤其对老人们特别关心。他们很不容易，总是很孤单，医院的环境也很难适应他们的需求。一天，一位老奶奶刚刚做了胯部手术，她问我能不能给她拿些花过来。她已经住院好几天了，没人来看她。第二天，我带来了一株漂亮的红色天竺葵。“啊，太美了！谢谢你我的孩子！太感谢了！”她拥抱着我说道。我贴着她的脸颊，感觉到了她的泪水。有人对她有些照顾，她显得如此高兴。她是如此地和善却又孤单。离开医院时，我和这位奶奶如此亲密，以至于她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圣母朝圣地卢尔德待两天。过了几个月，我又搀着她的胳膊，一起参观了著名的圣女贝尔纳黛特·苏毕胡 [1] 之洞。
我最喜欢的部门还是儿科。早上到了治疗扁桃体的114房间，我总会看看冰柜里是不是会有冰激凌。冰冷可以缓解疼痛，我会告诉这些小孩子，用这个漂亮的草莓冰激凌，他们的嗓子就不会那么疼了，我喜欢看到他们停止哭泣的模样。有时，看到我如此轻松地驾驭孩子的哭喊，一些家长会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自己去喝杯咖啡。我把他们放在摇篮里，给他们讲故事。其他事都被我抛之脑后，我沉浸其中，就是这么简单。
老员工乔西每天都会给要参加考试的雇员上课。早上讲理论，下午是实践。她给学生讲行业的基础知识：如何护理、清洗，如何不让病人下床更换床单。在走廊拖地时，我常常偷偷透过房间的窗子看她上课。我也很想参加，但却不敢。无论如何，要想参加这个培训，要通过测试，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这个能力。直到有一天，我的目光与乔西的目光相遇。我看到她让学生稍等片刻，之后走向门这边。我被发现了。我赶紧拿起拖把，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我又突然害怕了，就像自己刚犯了个大错一样。她走近我，笑着望着我。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还在做清洁吗？”
我没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开始结结巴巴，大滴的汗珠也冒出来了：“我……我还没完成工作……”
“测试在月底。你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准备。”
“这不可能……我不行的……我不知道……”
“可以的，可以的，你照顾病人已经有些时间了。我今天就给你报名。你回头来我办公室找我，我和你解释。”
另一个人的羞辱给我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记，我甚至一秒钟也不敢想象自己去参加考试。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蠢货”。我当然也想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给孩子讲故事或是给老妇人买花。但事实是，我需要控制自己的发病。这倒霉的病肯定会再一次让我失去工作。怎么办？我决定把一切告诉乔西。
“乔西，您知道吗，除了不能通过考试之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等我醒过来时，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惭愧地动不了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如此坦率地跟别人讲话。她一定觉得我疯了。
“我们回来看看吧。”她回答道。
什么叫我们回来看看吧？我对这个答复可不满意。我的病太严重，太误事了。如果随时都有可能像纸牌屋似的轰然倒地，我不可能成为护士。
三个月以后，我坐在办公桌前，埋头回答一份基本知识试卷。还有数学测验和写作，要回答“为什么您想成为一名护士”。几天后，该交卷了。乔西特意把我的留在最后看。“好了，下面看看这个最不行的。”她说道。我惭愧极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甚至不敢抬眼。之后，我用眼角望了一眼卷子，我看到一个数字。我用了几秒钟才看明白这个分数：19/20。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成功了。我先要参加助理护士的培训。一年后，我就可以进入护士班了。这个结果超出我的预期，虽然困难重重，我还是走上了成为一名护士的道路。像莎伏安艾克一样，像卢梭妈妈一样，像个大人一样。
从此以后，我作为助理护士，正式照顾病人。帮助不能动弹的人洗漱，帮助生理期的女性，帮男士们刮胡子。我为他们擦洗、穿衣、整理床铺，给房间通风。这是个不讨喜的工作吗？对我来说，这简直太让我开心了。我为别人服务，给病人带来舒适和安慰。有人信任我、感谢我。我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喜悦，感觉自己有价值。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没有来访、感觉孤单的病人。我会更经常去看望他们，给他们带来点人气。在收回餐盘时，我会注意他们吃了什么。对于没有胃口的病人，我会寻找原因。是不是因为食物不好吃？还是因为他们不舒服？接近其他护士，我才意识到她们的工作要比我的更令人不舒服。护士常常不得不做一些“坏事”：打针，包扎，打点滴，要拔下或插上不同的导管、引流管。所有这些对于病人来说都是异常疼痛的。助理护士却只做“好事”。她会扶起枕头，拉起被子。病人喊她帮着洗头，刮胡子。事实上，我觉得自己被付钱照顾、呵护这些人。这些都非常适合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助理护士，我有权把所有孩子都抱在怀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当然，我也很快能发觉一些病人的内心想法。第一次是和一个男病人，我要帮他洗漱。看到他勃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检查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裸露。这可不好说，掉了一颗扣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夏天很热时，我们在医院都是直接在白大褂里穿内衣。对于女护士的性幻想也并不完全空穴来风。不对，我没什么问题。我又看了看病人，我这才意识到他和我一样不好意思。他因为不能控制自己而尴尬。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说。我给他洗漱完毕之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一些手术还需要助理护士给患者剔阴毛。我也从那时起学会了如何分辨羞涩男性和老色鬼。前者会避开目光，露出紧张的微笑，脸红。后者呢，还没碰他们就勃起了，这种人真让我恶心得想吐。不过，一位护士教给我一个很有效的妙招：滴上几滴乙醚他们就软了。老色鬼立刻变成尴尬的病人。
对我来说，这段时期像被施了魔法。我赚钱，我的小桑德里娜长大。一天，她问我要一辆自行车。我存了几星期的钱就给她买了自行车。她想要个会说话的娃娃？她就拥有了会说话的娃娃。“一辆脚踏小汽车？当然了，我的宝贝！”我的小天使值得拥有任何东西。三岁生日后没多久，她问我要一个娃娃推车。圣诞将至，我知道在医院给工作人员子女的礼物清单中有这一项，于是预定了。要做的就是等待佩尔蒂埃夫人的圣诞下午茶了。12月24日，在圣-查理教堂的地下圣堂，我骄傲地把女儿带到同事们面前。她穿着镶着小花边的绿色连衣裙，她太漂亮了，我的小桑德里娜。当台上的幕布打开时，圣诞老人正坐在一堆玩具之中。我们在后面准备了一张大餐桌，上面放了几十个蛋糕。孩子们开始像一群飞起的麻雀似的叫嚷了起来。我们让孩子们排成一竖排，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向圣诞老人要礼物。就像在电影中一样，当他们收到几个星期前提到的圣诞礼物时，都惊讶地瞪大了眼。这真是神奇的时刻，我也才意识到这是我做妈妈后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成了母亲，成了大人。
当我女儿登台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圣诞老人把她抱在膝盖上，问她想要什么。可当她收到了娃娃推车后，我看到她的眼神里有些不满。桑德里娜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喜悦。下台时，我牵着她，问她哪里出了问题。“礼物真丑。”她回答我，还把推车留在了台上。这个推车并不是她梦想拥有的。我被打败了，灰心丧气。这还是她第一次这么跟我说话。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她很快就厌倦了自己的礼物。但这多少有些快。她那个会说话的娃娃也没玩多久。但这样的任性以前还没出现过。我于是意识到，自己从满足她所有要求中获得巨大快乐。太多人对我说“不”了。我也一直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忍受这些？这会让我心碎的。我也因此像当初对待玛丽-弗朗丝那样对待她。当小妹妹想要什么东西时，我总是想办法满足她。但是，桑德里娜并不是我的妹妹！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育过自己的女儿。我只是在她身上弥补了我所欠缺的。看到她如此轻视医院送的玩具推车，我觉得自己全弄错了。在圣诞树前，我明白做母亲和做姐姐的角色完全不同，我要改变。我要成为妈妈，要学会成为母亲。可是该怎么做呢？
后来的日子里，我只想到了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再生一个孩子。这样她就不得不学会分享：她的玩具，她的生活空间，甚至是她的妈妈。
* * *
[1] 圣女贝尔纳黛特是十九世纪末法国卢尔德的一名美丽的农村少女。十四岁时，她进入法国讷韦尔的修道院，多年后被人们称为“圣女”。她已经去世了137年，但至今拥有不朽之身，她的遗容依然栩栩如生。——译者注
15 全是女孩
我 在弗兰德路的家庭补助管理局外面已经排了快一小时队了。天上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看到一大团黑云在向我们飘来：真倒霉，看样子不太妙。突然，有人在我头顶撑起了一把伞。我转过头，是身后的先生帮我遮雨。这是个高个子的黑人男子，很瘦，穿着灰色西装，也很优雅。我微笑着向他致谢。进去之后，我们在同一个等待室。他对我微笑着。等我出去以后，雨还在下。比刚才下得还大。撑伞的先生也出来了。“我开车来的，您想要我送您去哪儿吗？”我有点犹豫，因为住得并不远，但我也不太想像落汤鸡似的回去。
在车里，他试着打开话匣，而我却显得有些拘谨。
“我叫阿方斯”
“……”
“您呢？”
“弗朗丝。”
“您去哪？”
“回我家。”
“地址是哪里？”
“福瑞盖尔街，在维特鲁威路的拐角处，在20区。”
我并不怎么亲切，但他却一直微笑着。到了楼前，我勉强地谢了谢他，然后砰地关上了车门，就像搭了个的士似的。用钥匙开锁时，我听到他在我身后说：
“我还能再见到您吗？”
第二天，阿方斯带着一束玫瑰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前。几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1976年9月16日，在德侬妇产医院，我生下了一个混血女儿：艾曼纽。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给桑德里娜找个继父。“继父”这个词总是会让我想到另一个疯女人。即便阿方斯是个可爱的男人，我也绝不冒险让女儿感受到一小点她曾给我的感觉，哪怕是一秒钟也不行。我于是拒绝让阿方斯承认自己的女儿，他接受了。无论如何，他别无选择，这也是女性的特权。
艾曼纽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从来不生病，没有任何麻烦。我看着她像花朵一样成长，只需要爱和新鲜的水浇灌。值得一提的是，我并没有留给她时间享受小女儿的任性。
我又一次躺在了病床上，在圣西蒙十字医院，治疗膝盖感染。伤口让我疼了很久了。拍了片子，医生发现我的髌骨后面有个异物。在等待治疗期间，我的病房络绎不绝。所有的同事们都来跟我问好，还有一些同事在我的额头上做手势画小十字。当时还有几个修女留在这里，因为医院以前是由圣西蒙十字教堂管理的。当然了，这些修女不再戴修女帽，但一些宗教手势仍保留着。
“你是怎么受伤的？”一个医生问我。
“……”
“什么？你不知道？”
这才是最糟糕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点都不知道。我猜想是癫痫发作时摔倒了，但根本解释不了在哪里、怎么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摔的。
手术之后，头脑还麻痹着，我看到主任医师萨拉玛尼夫人小步走进了我的房间，她俯身对我说：
“你怀孕了，弗朗丝……”
这是个问题吗？还是我没听懂这个句子？我费劲地睁开眼睛看她。
“不，我不觉得……”
“弗朗丝，我没在问你问题，你怀孕了。”
“真的吗……”
这确实奇怪。我已经很久没见到阿方斯了。我们各有各的生活。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有多久了？两个月，也可能是两个半月……
“我看了你最新的抽血结果。完全没错，弗朗丝，你怀孕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被一连串迄今为止还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压垮了。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两个大女儿？早晨怎么把两个小孩送去幼儿园？要把这个孩子安置在公寓唯一一间屋子的什么地方？我希望这是个小女孩，因为我还留着艾曼纽的婴儿服。
唯一完全没有被我纳入考虑的顾忌就是经济问题。自从当了助理护士，我生活得更舒适了，甚至搬进了一间漂亮的公寓，在二十区的蒙索罗广场19号。下午，我的房门又一次打开了，是萨拉玛尼夫人和两位警察。
“弗朗丝，”萨拉玛尼夫人很为难地对我说，“这些警察想问几个关于你孩子的问题。”
“我的女儿们出什么事了。”
“夫人，您叫什么名字？”
“弗朗丝·皮埃尔-迪·居道尔吉。”
“您住在哪儿？”
“二十区的蒙索罗广场19号。”
“您有孩子吗？”
“是的，我有两个女儿。”
“她们在哪儿？”
“她们去山区的朋友家了，跟我姐姐一起。”
“是哪里？”
“在拉克吕萨 [1] ……”
谈话的语气越来越严厉了。站在警察身后的萨拉玛尼夫人似乎准备好随时出击。她很了解我。
“把您家的钥匙给我们。我们要去检查下。”
我照做了，但根本就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走了以后，萨拉玛尼夫人来到我身边。我开始惊慌了。“他们为什么问我这些？孩子们跟我姐姐去雪山了，我跟你发誓这是真的……”
“我知道，别担心。好像是有邻居报警，说听到你住的楼房里有孩子哭喊。警察想弄明白怎么回事。”
我惊讶至极。怎么会有人认为我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此外，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哭喊是哪儿来的：十楼的小女孩每天晚上都会被她妈妈打。我自己也报过警想试着救她。希望警方能成功让她脱离困境。
我两天后出了院。回到了家，我发现警察把所有的柜子都打开了，甚至给我住在拉克吕萨的朋友打了电话，询问我的女儿是不是真跟他们在一起。究竟是谁把警察派到了我家来？楼里的闲言碎语确实常常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单身母亲身份并不合他们的意。
两三天后，阿方斯来看我。这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他做了晚餐。我很高兴见到他。我们聊了聊女儿们，然后就准备休息了。
“其实，我怀孕了……”
“什么？你是故意的吧？”
“啊，没有，不是的。”
阿方斯显然不愿意跟我有第二个孩子。看着他穿上衣服，换了皮鞋，系紧领带，拿起黑色公文皮包，不看我一眼便走出了公寓，我知道我失去他了。隔着门听到电梯的声音，我发觉自己其实期待他只是下楼透了透气，还会再上来。但他再也不会来了。1978年8月的这个晚上，我失去了一生挚爱。
因为失恋而忧愁？没有，这不过是一页纸翻了篇。我很快就会见到度假回来的女儿们了，也快要开学了。我会看到自己的肚子再次变圆，几个月后，我就又要回到医院，然后就是分娩、喂奶、托儿所、尿布、生活。
可是，我在1978年12月2日早上就破水了。这太早，早了太多。我在脑袋里盘算着：提前了两个半月。不，这不可能。
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躺在了德侬妇产医院的急诊担架车上。我很快被输液防止宫缩。在20世纪70年代末，六个月的新生儿存活的概率很小。人们知道的最好治疗方案就是最大限度地延迟分娩。但下午时，宫缩就开始了。将近晚上八点，医生在监护器前皱起了眉头。胎心加速了，之后又突然减速。“得开工了，胎儿宫内窒息，我们怎么做？”他问我。胎儿宫内窒息。我的胎儿，我的小宝宝正在受罪。孩子很可能胎死腹中。我慌了。“想象一下如果我是您的妻子，您怎么做？”我也知道如果这么早就分娩，孩子生还的概率很小很小。“好吧……您是我的妻子！”他口气轻松地对我说，这也是为了让房间里的人放松一下。
* * *
[1] 法国滑雪胜地，阿尔卑斯山脉阿哈维斯群山脚下。——译者注
16 生还！
在 特鲁索儿童医院，我透过玻璃保温箱观察我小小的女儿。她的脸色发灰，很奇怪。马特医生在这里向我解释状况。但我却不怎么专心。
“她确实太小了……”
“哦，是的，我知道。我的小玛丽，我的宝贝真的是太小了。”
“问题是她患了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我听到了医生对我说的话，我也明白了他用的术语，我在圣西蒙十字医院工作时听说过。然而，我的大脑却并不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差不多给她切除了一半的肠子，装上了人造肛门。为了增加她的存活概率，我们也给她用了人工呼吸器。”
“她的存活……概率？”
最后的这几句话如电击般刺激了我。我站起身来望着医生的眼睛。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她早产太严重。我们还不能预料之后怎么办。”
三月末，我还在休产假。每天早晨，我把艾曼纽送去托儿所，把桑德里娜送去学校。十三点，我就在特鲁索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科门口徘徊，等着去照顾你，我的小玛丽。我在十六点时离开，去接两个大孩下课。除非是莫瑞斯特不工作可以照顾她们的时候，这样我就会在医院待到二十点。
我一整个下午都在隔着橱窗给你讲故事。前几天很不容易，你全副武装，靠管子插在鼻腔里进食，还有一个管子帮你用嘴呼吸，心脏上有电极，大脚趾上夹了测体温的夹子，脖子上正在输液，还有个人工肛门的袋子。这堆讨厌的东西维持着你的生命，但却刺痛了我这个母亲的眼睛。医生时常提醒我不要太抱希望：“您的女儿活不了几天的，最多几星期。”在此期间，你受了很多罪。保温箱旁边，各种仪器成了在我面前演奏的音乐带。我哀求、诅咒这些电子机器。我对它们说话：“为什么这么痛苦？如果她真的要走，为什么还让她受这些罪。我只要把你们都关上就行了。”每次看到这些讨厌的发光盘，想到自己用如此大的痛苦去换取生命，我都充满了负罪感。在我看来，如果老年人没有生的希望，急需救治就是不人道的。为什么对于新生儿却如此固执？为什么？只因为放弃希望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点点生命的迹象都会让我重获笑颜。看到你打针时痛苦的脸，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的小玛丽，可是你的哭闹都是生命的象征。“你会活下去的，我向你保证。”
我每天最大的考验就是不在你面前崩溃。我相信即使是新生儿也能感受到母亲的情绪。你当然没有必要看到一位不幸的母亲，所以我尽可能地向你展示我最好的笑容，从而传达给你爱和乐观。我给你讲医院之外发生的事，给你唱所有能让玛丽-弗朗丝、桑德里娜或艾曼纽平静下来的摇篮曲。当然了，有时我还是会挺不住。这个时候，我就会平静地起身，走出房间，去消毒室的长凳上坐一会，把心里的悲伤都哭出来，直到流干最后一滴泪。之后，我再洗洗手，穿上无菌服，笑着回来看你。我已经在背后和医生考虑到最糟糕的情况了。“如果她走了，我想要你们通知我来把遗体带回家，无论是早晚几点钟。”他们假装答应了，但很显然没人会同意我做这种事。
玛丽，你的生还概率和你的体重直接相关。每天早晨都要称重，我的宝贝，你的体重十克十克地艰难上升。给你喂的合成产品看样子起作用了。我也继续挤奶，希望你能尝一尝。第一次在保温箱里看到你时，你的体重已经从出生时的1820克下降到了920克。你的体重下降了一半。我于是有了如下的考量：“如果买920克的土豆，我甚至都不够给女孩儿们做土豆泥。”今天，当医生告诉我你长了10克，我的精神状态也到了最高点。可惜好的状态并非天天都能有，如果医生告诉我你体重降了，我就会消沉。体重少了10克让我想到最坏的，但不能崩溃，千万不能。要保持微笑、保持乐观和爱。
“哎，我的小坏蛋，你今天掉了10克？是没吃饱吗？”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颤抖的声音，让你听到最柔和的声音。我试着轻轻地跟你交谈，这是每个出世的孩子都应当享受的待遇。
“你真是个调皮蛋，在保温箱里活动太多了。好吧，不要紧：下次好好吃。”
有时候，即使你浑身插满了管子，我还是把你放进臂弯里，轻轻地摇晃。我们周围的空气因为发热的灯管而让人窒息。虽然没到37度，但也差不多了。你睡着时，人工呼吸机的扰人噪音又像火车头似的响起，打断了其他仪器的声响。听到一点“滴滴”声，我就会被惊动，继而祈求：
“不要啊，拜托了！不要放弃她！求求您了，让她恢复正常吧。”
我开始仔细地观察曲线。但我一点都看不懂这些东西。有时会听到房间里尖声的警报，还有护士室里开始闪烁的控制屏幕。这表明科室里的十二个小孩儿中，有一个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医护人员开始四处奔走。我低下头，祈祷厄运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
理论上讲，在你接受治疗时，我没有权利待在房间里。但我每天都在，我并不惧怕医疗风险。于是，照顾我们的护士雷切尔最终同意让我待在这里。目睹这一切确实要有坚强的内心：对人造肛门消毒，不停地重新粘上因胃液而脱落的袋子，给头后的褥疮消毒，长疮是由于你一直一动不动地枕着枕头。为了让你平复下来，为了一切顺利进行，我把食指放进你的小手里，用拇指抚摸着你的手指。护士们告诉我这些小动作可以让工作进行得更顺利。口鼻中的管子让你无法哭泣，但一有人过来摆弄你给你治疗，你就像狮子一样挣扎，想要别人让你静一静。人们常说新生儿感觉不到疼痛。这可不对，我每天都看得到。
只有一个治疗是我不能在场的。我的小玛丽，你的颌骨下有一根导管插进喉管，直接通到心脏。这根直穿你身体的管子也一定是所有管子中最重要的，必须完全无菌。因此，这根管子上有二十多厘米都裹了纱布和胶带。那是块很大的纱布，就像个白色的大娃娃，有你两个脑袋那么大。这让你看上去像个兔耳朵一样。在把管子取出来消毒时，雷切尔总会让我出去：太残忍了。出去之前，我会最后一次安慰你。
“你要乖乖的啊？雷切尔和卢瓦克会给你换个新的兔耳朵。不要发脾气哦？妈妈一会马上就回来。”
一天，我发现你的头上盖了个透明塑料盒子。这是什么？你又怎么了？我的脸都被吓变了色。但雷切尔跑来安慰了我。
“您不用担心。看，这是个好消息。”
她把盒子掀开，简直像奇迹一般，我的女儿，你开始哭了。
“真是太高兴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的声音！你终于哭了，像所有的婴儿一样！”
我得继续去圣西蒙十字医院工作了，但如果去工作，我就没办法再照顾你了，我的小坏蛋。去工作，只有在周末才来看你？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于是向萨拉玛尼夫人提交了辞呈。真遗憾，获得了分娩前几天拿到的护士文凭，我本来能真正成为莎伏安艾克一样的人，可惜了。
五月份，我的孕产补助也到期了。我要再找些法子生活。我跑去医疗职务的临时工作介绍所登记了，我跟他们解释自己更喜欢上夜班。这样白天就有空闲了。我很快就签了第一批合同。主要是养老院的临时助理护士。我晚上工作十二小时，薪水丰厚，早晨则继续每日的节奏：托儿所，学校，睡一会儿，中午去特鲁索医院。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还有就是要耳朵时刻贴着电话，以防医院打过来。累吗？肯定很累，但我却感觉不到。我当然也意识不到这些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生死间穿梭，这种压力强度太大了，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睡着。一是在接近自己的身体极限时，这种情况下，我随时随地都能睡着：医院的长椅上，坐在凳子上削土豆时，或者在养老院值班时。二是在癫痫发病时，晕倒，几小时后再醒来。但这第二种情况并不能让我休息，相反，发病后醒来，我总觉得比之前更累。
我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每天都在增加，我想到了那些在圣西蒙十字医院疲惫不堪的工作日。如果我早点停工，你估计就能平静地在我肚子里长大了。我也会想到两个大女儿。我没有很多时间照顾她们。我知道，我明白。但我还能怎么做？就像新约全书里写的那样，牧羊人丢了一只羊，不该为了找到这只羊而抛弃其他的九十九只羊吗？
我几周来担心的事终于在深夜发生了，电话响了。
“夫人，您能来医院吗？您的女儿情况很糟……”
我放下了电话。好吧，全完了。我像疯子似的在街上跑着，来到了特鲁索医院的十楼。我上气不接下气，快要晕倒了。透过玻璃，我看到医生正试着给你插管子，却办不到。一位女护士想给你打针，也没有成功。他们做手势让我进屋。我指了指自己没经过消毒的衣服。不过看样子这已经无所谓了，我进了病房。你手脚乱动，口中传来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声音，这奇怪的叫声就像是一只猫的哀号。我抚摸着你的手，跟你说话。你平静了一些。他们终于给你插上了管子，输上了点滴。最后，你平复了下来。我待在那儿，就在你身边，瞪大眼睛，不想失去在你身边的半秒钟。清晨，你还在。最后关头的抗生素救了你一命。你刚刚从败血症中活了过来。你在我的怀里睡着了，这次真的是生死攸关。
6月，我的小坏蛋，你开始自己呼吸了，你的心脏正常运转，你终于开始慢慢增重了。不过你还是要靠管子进食，肠子依然连着收集袋，确实没有理由再把你留在重症监护室了。你被转入了内科。至于我呢，我意识到你周围的医护人员变少了。出于担心，我每天下午都去看着你。
我像看着炉子上的牛奶似的，时刻不离开你身边。任何一点差错，打针没打好，灯灭了导致体温下降，这些我都要管。我常常粗暴地对待那些忙得晕头转向的可怜的护士们。我也是唯一一个每天都出现在医院的母亲，从十四点到二十点。不得不承认，疲惫让我变得难以忍受。每晚离开之前，我都会把音乐娃娃放在你耳边，这样你就能安然入睡了。可是第二天，我总是在地上找到娃娃。没人会把它捡起来。我抱怨、恼火、筋疲力尽。
唉，在这个新的科室，你的体重又开始下降了。我于是和外科医生预约，讨论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