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我们不采取措施，她会继续衰弱下去。要么就试着移植猪肠。第二个方法可以嫁接她的肠子。您怎么看？”
什么叫我怎么看？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完全不知所措。
“您呢，您怎么看？”
“一开始，我想到的是移植方法，但问题是这个手术还没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试过。通常情况下，这个手术是不给三岁以下婴儿做的。”
但是这位医生，他想让我怎么回答？我也手足无措。你的各种健康问题在我脑袋里打转：你脆弱的小心脏，几周前的败血症。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的女儿还活着。
“您尽力而为吧……”
手术两天后进行了，很成功。再往后，你开始长胖了。10克，20克。我还是在你身旁守候着。7月份，我快撑不住了。我在多姆山租了一个度假小屋，让女儿们和莫瑞斯特去度假。在同特鲁索医院的医生交谈时，我提到了这件事，医生惊讶地看着我：
“可是，您为什么不跟她们一起去度假？”
“我不能把玛丽一个人留在这！”
“可她不是一个人在这，我们都在，医生，护士！而且她现在状况很好。去吧，您去休息休息。这对您有好处。”
我不情愿地服从了医生的建议，去多姆山休息了一周。事实上，到地方后的第二天，我就给医院打电话询问你的消息。你从前一天晚上就没有增重。第三天，医院打电话告诉我你又轻了。我内心惊慌不安。你需要我，我知道，我感觉得到。度假的第三天，我依然睡不着，决定回巴黎。经历了几个小时漫长的火车旅行，我又回到了特鲁索医院。我俯身看着你的摇篮。你用黑眼睛看了我一会儿。之后，一下子把头转向了另一边。我惊讶至极：你生我的气了！
“我明白的，宝贝。我再也不会离你而去了！我保证！”
直到两个大女儿和我姐姐在多姆山度完假，我还是有些负罪感。
好在你是个不服输的人，你坚持着。8月底，我开始听到出院的事宜。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你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但在医护人员看来，并不是这么简单。
“她得去医疗哺乳室。”一个医生对我说。
“哺乳室？为什么？”
多年前听到的这个词又一次伤了我的心。这是社会第二次把我视为没有责任感的母亲。“哺乳室”这个词让我抓狂。
“您单身，有三个孩子。您怎么照顾她呢？您知道吗，如果我们让这样的孩子出院了，大部分两天后就又回来了。”
“我女儿不可能去哺乳室！我辞职就是为了照顾她，不是为了让你们把她从我这抢走！”
“好吧。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下周日把孩子交给您一天，到时候您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您觉得我每天下午来这都是白来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似乎在下挑战。
在随后的周天，我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我终于向你展示了刚买的婴儿车，虽然医生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曾经建议我最好不要乱花钱。我的小玛丽，几个月来，你还连着这个可恶的机器，靠它给胃管输送食物。但这个周末，我的两个大女儿终于可以抱抱她们的小妹妹了。晚上回到特鲁索医院后，我骄傲极了，扬扬得意地说：
“你们看到了吧，一切都很顺利！”
获得连续三个周日的准假后，我终于被允许带你出院了，在家里住院。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基本的动作：准备合剂放到机器里喂给你，称体重，观察体重曲线。三天之后，我已经都学会了。护士可以走了。我又获得了母亲的所有自主权，家庭又完整了，我们都可以喘口气了。至少在短期内。因为这几个月身体和心理战斗的影响会很快向我袭来。
17 如果我离开
我 不知道这次发作是怎么发生的。1983年年底，我晕倒了，仿佛脚下的玻璃地面开裂了。当我在德侬医院醒来时，我马上感觉到这次比以往严重。我完全记不得自己摔倒了，更糟糕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您叫什么名字？”医生们捏着我的胳膊和腿，问我。我能感觉到疼痛，我看得到，也能清楚地听见他们的话。但我无法做出反应。事实上，我刚刚经历了安定过敏，但他们和我都不知道。我嘴里很干，发软，无法思考，我看着周围惊慌失措的白大褂们，又睡着了。
几分钟后我又睁开了眼睛。周围的环境变了：墙又灰又脏，窗户上有栏杆，所有的家具都用螺丝钉在地面上。我又回到了精神病科的病床。我也没有时间观念了，不知道自己是饿是饱，是冷是热。我甚至记不清一件事情之前的事了，我的脑袋似乎只知道刚刚发生的情况，这真是白日噩梦。
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一个护士时不时地过来给我吃药。因为口干，我吞咽都有困难，很快陷入药物的作用中。最糟糕的是，这种嗜睡状态会被癫痫发作打断，这也是由于他们给我的安定药引起的。但没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早晨，医生来对我说我情况好转了，但我甚至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情况好转”，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减少了药量后却产生了点效果，第一个如闪电般出现在头脑中的想法就是：“我的女儿们，希望她们还好。”之后的日子，我沉重、无力的身体慢慢恢复了知觉。越来越多的想法在头脑中闪现。“我在这里干吗？我睡了多久了？今天星期几？”
进了我的房间后，医生的交谈总是一样的。“她今天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吃饭？她睡得好吗？”他们从来不跟我说话。我观察、聆听。我的想法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串联起来，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可以问问能不能回家了。可是白大褂们根本不同意。我一再坚持，提高声调。“为什么不行？我有孩子！我的女儿们！我得回去照顾她们！”可医生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对护士说：“她太焦躁了。加大药量。”我又陷入了绝望。
早晨，每天给我送早饭的护士被她的一位同事拦了下来。“不，不行！她今天早上不吃东西！”她说。过了一会，医生让我躺在了一个很奇怪、很窄、很硬的床上，没有枕头也没有围栏。我的周围是一堆从来没见过的仪器。一位护士俯身朝向我，把床每个边上的栏杆展开，有我肩膀那么高。之后，她抓起我的右手腕，用带子固定在栏杆上。另一只手也一样。最后，她在我的臂弯处输液。他们到底在对我做什么？我在这干吗，被钉在十字架上？“她准备好了吗？”一个刚进屋的医生问道。护士于是走向一个小柜子。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皮网放在我头上，在下巴处扎紧。“张开嘴！”她命令我。我的牙齿间于是多了一根缠了纱布的棍子。我一点都不懂他们准备干吗。但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反抗了。突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片漆黑。
醒来时，我又回到了自己神经科的房间。我失去意识多久了？一小时？一天？一星期？我浑身酸痛，头晕眼花。我的大脑还在运转，但我觉得什么都丢了。“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儿？”“那我的女儿们，她们都叫什么？”
内心的空洞让我眩晕，很快又被可怕的焦躁感填补了。如果阿尔茨海默病也像这样，那可真是地狱一般，是永无止境地惊恐发作。我觉得自己真得快被逼疯了。突然，我听到了走廊里有护士询问我的消息：“那个接受电击疗法的病人怎么样了？”
* * *
之前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致使我又回到了医院？把我的小玛丽接回家后，我确实面对着复杂的情况。在医院时，为了避免她把导管拽下来，她的小手被绑在了病床上，这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发誓再也不把你绑起来了。我于是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监视着，如果她把管子拽下来，我就给放回去。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导管插到气管里，这样会引发窒息。为了避免任何危险，我夜里每半小时都定了闹钟，以确保没有问题。如果对此不管不顾我当然可以睡得更好。我也可以把闹钟间隔定得久一点。但我不想再让她去特鲁索医院的急诊室。这是出于自尊心。我想要向所有人证明我是个好母亲。结果就是我每天只能睡一小时。我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强度？不知道。在我小时候，那个疯女人让我做家务到零点，早上四点就叫醒我，在壁柜里待的那一会时间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打小开始，我的身体就已经习惯了不睡觉。这可能就是个解释。好在三个月后，玛丽增加了足够的重量，我也可以把她的饮食频率减少为每天十二个小时。我终于可以睡觉了。哎呀，我并不知道缺觉会对我的大脑造成如此可怕的损害。
在这段时间，我没有一点经济来源。继续去养老院工作也不可能了。不然我就得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她需要如此多的照顾，我根本没想过自己放手。好在莫瑞斯特在这段困难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支援。在这段时期，我的小宝贝每天都有进步。十八个月时，我第一次拿掉导管给她喂饭。50克的马肉和50克的绿豆角，全放进搅拌机里。当我把第一勺没有黄油、没有盐、什么都没有的菜糊伸向她时，我对自己说她还没尝过这种东西呢。我非常害怕她不会吞咽或是被噎住。无论如何，我的小玛丽还从来没有咽过东西，就连一小口母乳都没有喝过。然而，和我预期完全相反，她一口气吃完了最后一口。桑德里娜，艾曼纽和莫瑞斯特当然都在场。我们四个在那天都高兴地哭了出来。这又是一次胜利。
1980年春天，我开始照看孩子。我想办法照顾两个和玛丽同岁的小孩：塔里克和莉蒂希娅，他们分别比玛丽大四个月、三个月。在他们父母工作时，我会照看他们一整天，我也借机衡量自己女儿的进步。每次大孩子有了进步，我就会注意，这些孩子比玛丽大三个月，我会关注三个月后玛丽是不是也会做相同的事。我会鼓励她。“来，看看塔里克是怎么做的。你把勺子放在小手里，然后放到嘴里。”同其他小孩一样，她开始把餐具扔到地上了。之后的一天，她终于可以像大人一样自己吃饭了。医生曾对我说她肯定会有残疾，但我的小玛丽是个坚强的孩子。
开始时，把这些小宝宝养在家里对我来说是个真正开心的事。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了“一堆孩子”。仅仅看护他们还远远不够，每天，我都会组织一些活动：画画，甜点，唱歌，跳舞，拼图，积木。在那段快乐的日子里，我甚至还在楼下的广场给他们放了一个充气游泳池。我们一起拿着铲子、小桶在池子里走。这简直像做梦一般，孩子们开始到处翻跟头。玛丽也在那儿，躺在躺椅上，带着营养泵。我又看到她放声大笑，虽然鼻子里还插着管子。她看着周围，瞪大了双眼。她的发育完全正常，我因此感受到很大的自豪。
看到我给孩子们准备了这么多的活动，很多家长过来把孩子托付给我。几周时间，我已经拥有了很多孩子。杰娜，塔里克的小妹妹；纳西母，塔里克的小弟弟。双胞胎马克西姆和莉蒂希娅，克里斯泰勒，哈罗德。我还接待了小维吉妮，她是孩子们中年龄最大的。维吉妮是个来自于社会健康指导机构的小女孩儿，她的经历与我相似。是她的教母乔西——我以前在圣西蒙十字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把她托付给我的。从此以后，我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晚上，附近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们的孩子，维吉妮就要回到社会健康中心。她几乎每个周末和假期都会来我家。事实上，如果乔西不能照顾她，她就会来我家。但原则上讲，这种情况下她是需要待在社会健康中心的，因为她无权来我这。但稍稍违反规定也比盯着孤儿院天花板漫漫度日要强。我对此深有体会。
几个月时间，我的两居室套房成了从早到晚充斥着孩子叫声的庇护所，这让我开心极了。客厅里各色的玩具就像是地板上的镶嵌画。我女儿们的卧室成了所有孩子睡午觉的地方。将近十六点三十，孩子们走了之后，我快速收拾房间迎接两个放学的大女儿。每日如此。
三岁时，玛丽就已经赶上来了。她不仅仅活了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她与塔里克和莉蒂希娅同时被幼儿园接受。太骄傲了！第一学年结束后，莫瑞斯特甚至带着她和桑德里娜、艾曼纽一同去度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分开。我的小虾米长大了。她甚至可以独自一人在大床上睡觉了。她们离家期间，我改造了卧室，这样女孩们就可以一起睡了。我用从街上捡来的板子和管架，给她们做了带布帘的三层上下床。
夏天，我总是想办法让她们去乡下。但出于经济原因，我不能停止工作。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既实用又惬意的主意：带上几个家长因为无法休假而不能照顾的孩子，跟三个女儿一起去度假。在度假时，我会继续照看孩子。我被孩子们包围着，简直就像是跟天使们在一起。在这段时期，我感觉不到自己需要休息。照看所有这些孩子让我露出了笑容，我很幸福。我甚至不再在意自己的病情。可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 * *
电击疗法后的几天，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我瘦得厉害，感觉到自己状态不正常，甚至不能直着走路，话也说不清楚了，结结巴巴地就像我父亲从酒馆里回家时一样。我觉得自己又脏又丑。我不能回家。我可能会吓到女儿们。我需要帮助。在圣西蒙十字医院时，我跟萨拉玛尼夫人提到过我的发病，她建议我去见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的神经科医生沃依芒博士。我去过一次。她要求我做了一些之前没空做的检查。但刚刚经历的事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疯了。我觉得自己疯了。我长久以来否定的事实似乎正在侵袭着我。我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可惜沃依芒博士不在。女秘书建议我预约，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脑袋里的恐惧感让我发抖。“我疯了。我甚至忘了我女儿们的名字。我怎么能忘记女儿的名字？如果在他们面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不能让她们看到这些。不，我不能。没有我她们会更好……”
刚出医院，我就去了药房，拿出了一张旧处方，这是每次病情发作时医生们给我开的药方之一，我几年来一直把它放在包里。这张清单上写满了足以弄晕一匹马的强力药物。我把清单递给药剂师。一言不发，也没有眼神交流，他递给了我一个装满药瓶的小袋子。我在旁边的杂货店买了一小瓶水，依然一言不发，像僵尸一样。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丝念头在缓缓地流动着。我得走了，没有我，女儿们会过得更好。我有个酒鬼父亲，我的继母是个十足的疯子。我绝不能让她们再经受这些。我要走了。
我坐在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栅栏前的长凳上，把手伸进袋子里，开始一包一包地把药拆开，嘶啦，嘶啦，嘶啦。硫利达嗪安定药，嘶啦，嘶啦。安定剂，嘶啦，嘶啦，嘶啦。
好了，我把药都拆开了。我先抓了一把药片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吞了下去。然后继续开始，一把药，一口水。我得走。我的女儿不能看到我这样。没有我，她们会过得更好。是的，没有我，她们会过得更好。
我走了。
18 发疯
醒 来后，我在佛南德-维达中毒防治中心。我的嗓子后部很疼，左胳膊上还在输液。我又睡着了。
两天后，我被关进了圣-安娜精神病医院。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自杀成功。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同时却又感到了宽慰，这种感觉很奇怪。我旁边有个极瘦的年轻女孩儿，她正在床上流口水。她叫玛丽-克里斯提娜。我还没见过这么瘦的人。她患了厌食症，医生必须用管子让她强制进食。我又一次感觉到被自我毁灭感所吞噬。我决定像我的室友一样：不再吃东西。
到了饭点，当有人叫我们去食堂时，我拒绝起床，一动不动。奇怪的是，我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引起谁的不满。护士们什么也不说就离开了。几天之后，我自己也如死尸般干瘪。我唯一接受的就是药物，这是为了不和医生发生冲突。我吞下药就再次躺下。我已经决定去死了。
几天后，我被转去了另一个精神病医院：马恩河畔讷伊的白房子医院。精神病医院在我看来离医院很远，离精神病院很近。这里的病人不会被按照病情分配房间，而是根据他们的地址。我于是来到了37号楼，跟疯子们在一起。真正的疯子。
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出房间。我见到的第一个病人被护士们称为“宝贝”。这是位健壮的女士，她穿着棕色格子的苏格兰罩衫，破了洞的呢拖鞋，还留着好笑的西瓜头。“宝贝”一整天都在转圈，右手的食指含在嘴里。她转的圈以一米为直径，从来不会超过这个距离。而且总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一声不吭。到了饭店，护士会搀着她的胳膊，带她去餐桌。但她最多只坐几分钟。她拿勺子吃一口，好了，她继续去大厅后面转圈，还是顺时针转。“宝贝”从来不会伤害谁，她已经在白房子医院转了好几年的圈儿了。由于没有家人，她会在这里一直待到生命的最后。
37号楼里还有一位很瘦的老妇人，她的黑色长发乌鸦般油光发亮，有个很大的尖鼻子，眼睛也瞪得老大。她还有个黄色的人造革大包，被她紧紧地抱在胸前。她一整天都沿着医院的墙转圈。她步履匆匆，似乎是要去赴一场最重要的约会。但是从A点走到B点，她从来不会横穿房间，也不远离墙壁。有时，她会坐在一个圆凳上，后背总是靠着墙，开始盯着别人看。她的目光似乎能穿透那个人，她仿佛能透过去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个病人让我特别害怕，她让我想到那个疯女人。每当她靠近我，我就赶紧低头逃跑。
在公共大厅，有一个台式足球桌和乒乓球桌，但却没有球。有时，病人们会假装玩球，凭空想象着，好像有个真球似的。下午，作业疗法医务助理会来。她让我们做的测试就是评测这里的人发疯的程度。我过来没多久，她就分发了一些麻布片。测试要求把这块布的四条边拆散，做成流苏穗儿。每天都做相同的测试。这人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很想告诉她我还没蠢到不知道怎么把布边拆散。但受药物的影响，我发不了火。我把自己的那一小块麻布拆开。有时，她会走到我身边鼓励我：“对的，就是这样！很好！”我像三岁孩子一样被对待，但却不知道说什么。无论如何，如果我到这儿来了，就说明我有问题。
在白房子医院，我们还会听到那些素未谋面的病人的声音。他们的叫喊让我发冷，一会儿是持续了几分钟、慢慢响起的哀号；一会儿是野兽冲向猎物般的号叫。我猜想他们会在被注射了镇静剂后停下来，也可能在注射之前会被打几下。我对此一无所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别人从来见不到的。比如我同屋的这个年轻女孩，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绑在床上。表面上看是医生们担心她从床上掉下来。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想要照顾她。她的体态特征是典型的唐氏综合征，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病。在我看来，这只是个被捆在床上的小女孩。
早上还总是同样的规矩。铃声响起时，没有被绑在床上或是被关起来的人会走出房间，在领药窗口排队。用一个小塑料杯把药吞下去。一份药，一个杯子，一份药，一个杯子。在37号楼，所有的东西都是塑料的：被子、盘子、餐具。这是在精神病院，所以也正常，不能让病人们受伤。吃完药就是早餐时间。一碗牛奶咖啡，两个面包干，一小块黄油或果酱，不会两个都有。之后，每个人把自己的碗拿起来放到水槽里。每次集体活动，公共大厅里充斥着拖鞋的协奏曲。早餐结束后，每个人恢复自己的活动。“宝贝”继续转着她的圈。拿着黄色手包的夫人继续沿着墙走。我呢，几天以来就观察着边上这位被捆在床上的女孩。
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尿味。她常常在床上小便，还流很多口水。问题是，她会好几天这样下去，没人来管。我于是负责照顾她。我给她擦嘴、换床单。用盆尽自己所能地给她擦洗。我给她穿上干净的罩衣。但我不敢把带子解开。我有点害怕她暴力发作。我也不想让护士们发现我照顾她。这种想法蠢极了，她们其实清楚得很，因为我经常去问她们要床单和干净的罩衫。她们打心里乐意我找过这个小女孩。她们会在她的牛奶咖啡里放上碎面包干给她吃。因为被绑着，要有人喂她。但护士们有时会忘记。我就会从她的床头柜上端起已经冷掉的碗，拿起勺子喂她，就像在喂婴儿一样。她常常会对我露出大大的微笑，她的颧骨夸张地升高，圆脸上的眼睛都像是消失了。
她有点像德尼斯，卢梭爸爸妈妈家里的那个残疾小妹妹。慢慢地，通过照顾她，我一点点地找回了做护士时的感觉。我又活过来了。即使药物让我变得迟钝，我却很快开始有思念的情绪。我想念我的女儿们。
在37号楼，朝外的窗户都加了栏杆，还装了磨砂玻璃。护士们的办公室在正中间，病房则环绕在办公室的四周。这样她们就可以留意楼里发生的动静。一个早晨，我正在拆麻布，我透过玻璃看到一个我熟悉的人——我的姐姐莫瑞斯特。她在和主任医师交谈。我很高兴见到她。我艰难地起身去拍窗户。他们漫不经心地望了我一眼，继续交谈。他们可能没认出我。我更用力地拍打，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很显然，他们不想让我加入谈话。我开始边喊边用拳头使劲敲打。他们为什么背对着我？我觉得自己变得完全透明了。就连我姐姐也这样？这太难理解了。这个可恶的医生，他在跟我姐姐讲什么？我的叫声越来越大。突然，一声哨响，聚会结束。两个结实的护士进了房间，一人拉着我的一个胳膊，让我的脚不触碰地面，他们把我带回了房间。一路上，我挣扎，撕咬。但几秒钟后，我就独自一人被反锁在房间里。我像罪犯一样被对待，这让我气急败坏，我继续敲打房间的门，咒骂所有人。两个彪形大汉透过小窗观察我。房门终于开了，短短几秒时间，我就躺下了，手脚被系在了床上。我感觉到针头扎进了左屁股。他们刚刚给我打了安定，就像对待一个发疯的动物一样。我不再喊叫。泪水沿着脸颊一直流到了耳边。我的双臂被平展地捆在了床上，既不能擦眼泪，也不能转身。我的鼻涕也流了下来，头发粘在了脸上。我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在发泄着愤怒。我最后消沉了下去，终于失去了意识。
几天之后，医生们把我的药量恢复了正常。我又一次慢慢对自己的情况有了觉知。我想念女儿们。来到这里之后，我第一次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关于自己的画像，一个糟糕的念头。“看看你自己吧，弗朗丝，你什么都不是了。只是精神病院里的一个数字罢了。这就是你的未来？你要像这样无所事事地在这里待一辈子？像‘宝贝’那样转着圈？”我当然也可以对自己说相反的话：“好好珍惜吧，弗朗丝。37号楼就是为你准备了。你没什么好担忧的了。休息吧。不要打扰你的女儿们。没有你，她们会更好地成长。”但第二种想法是不可能的，甚至没有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是她们的母亲，我的姐姐把她们照顾得很好，我知道。但该抚养她们的不是我姐姐。
我首先要停止用药物恢复理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药片藏在腮帮里，臼齿后面。医生让我伸舌头时，我会想办法遮住下面的牙齿。对于没有疑心的医生，我就小心地用鞋跟把药踩碎，让它们变成灰尘四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至于滴剂则复杂得多，我得做出喝水的动作。好在所有病人都在同一时间领药，护士不可能监督到每个人。当她向别处看时，我通常会趁机把药水倒在罩衣的一角，然后再假装喝下去。但这要求动作能够掩人耳目。一天，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可靠的办法。我在胸口前放一条手帕，这样就可以把杯子一直送到嘴前面，假装喝药，而事实上杯子里的东西都流到了手帕上。这不但可以避免做出无效可疑的动作，还可以保持罩衣的干净。因为药水都被手帕吸收了，这很难被发现。
渐渐地，我找回了自己的理智。我的大脑慢慢摆脱了化学作用。我的身体也解放了。我感觉到大脑接受命令和做出相应行动之间的反应时间正在缩短。我的动作又变得流畅起来。我甚至恢复了反射反应。但我要注意，要想回归正常生活，最重要的策略是要让医生们相信我的状态没有一丁点儿变化。在他们看来，要想康复，病人需要变得完全没有情绪波动。所以为了不引发他们的怀疑，我在拆麻布时会假装手臂仍然笨重。由于药物还会影响语言系统，我故意一边组织语言一边缓慢地说话，总而言之，我在演戏。
晚上没人时，我会在房间里练习正常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意识到词语从我口中说出，顺序正确，并没有太多困难。我也注意我的动作。最可信的练习就是在厕所里。如果我能够一下子就起身，不用拉墙上的扶手，就证明一切正常。为什么在卫生间？因为我确信这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我观察到自己一天天地进步。我正在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或许我可以成功找回自己的母亲身份。我满怀希望。
一天早晨，我注意到有比平常多的医生。他们正在护士的办公室里讨论着什么。我决定试试运气。我非常平静地走向主任医生——几个星期前，我看到他同我姐姐交谈。我声音清晰地对他说：“您好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她还没转向我这边，就有一个护士站到我们中间让我回房间去。我面不改色，依旧礼貌地重复道：“拜托了，我想跟您谈谈。”这一次，他终于赏光看了我一眼，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几秒钟，对我说：“我们会处理的……”意思很明确：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但一点都不想向病人的任性让步。回到房间后，我坐在床上，痛苦地快把眼泪流干了。我在脚下铺垫的计策正在塌陷。更糟糕的是，医生一定明白我不会再吃药了。他们很快就会给我打针了。
但就在午餐前，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医生进了我的房间。“您想见医生？”他对我说。突然，我觉得自己蠢极了，渺小极了。我摇了摇头不敢看他。他又出了门，过了一会拿了一个椅子进来，坐在我面前。“我听您说。”这真是出乎意料。几分钟之前，我还觉得自己的希望都被医生的冷漠扑灭了。而现在，一个年轻人在我面前倾听。我要把所有的都解释给他，所有的。
半小时不间断的叙述结束后，我对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但我确定的是，我不是疯子。”之后，在他离开我的房间之前，我悄悄对他说了最后一个请求：“拜托了，告诉护士们别再给我吃药。”这次交谈后过了两天，我终于朝37号楼的出口走去。我在白房子医院被关了多久？不知道。我意识到气温降低了很多。落叶堆积在人行道上。我从初夏就被关在了这里，出来时已经是秋天了。这些药物让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一整个季节。
独自走在马恩河畔讷伊的街道上，我突然意识到：我终于可以再见到女儿们了。我开心地哭了起来。很快，我又想到了这场无缘故的缺席。在这几个月里，别人是怎么跟她们解释的？她们又是怎么看她们的母亲？我不能不给她们解释就去拥抱她们。我得再去看一下沃依芒女士，弄明白我到底怎么了。幸运的是，这次在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我在她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她还记得我。在做了几项早就该做的检查之后，这位夫人终于给出了正确的诊断：我患了癫痫。
“那怎么办，我这一辈子都会这样发病？”
“不是的，您不要担心。有一种治疗方法。”
这些话让我开心得快要倒下去了：我不是疯子，我只是癫痫！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知道自己得了癫痫还那么开心的！”她开玩笑说。
交谈中我得知自己的情况尤其不能使用安定类药物。它们会“降低癫痫发作阈值”。换句话说，在巴黎各个精神病科，医生给我填喂的药物只会增加我的发病概率。
辞别了沃依芒博士，我又想到了自己在医院门前长椅上的死亡情节。为什么我想要吞下一整包药？白房子医院的医生认为我抑郁消沉。这有可能。我那时到了如此疲惫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我那时的生活很顺利。与三个健康的女儿和照看的孩子在一起，我幸福开心。可能是安定药让我陷入了这种状态。我永远搞不清楚。但这不重要。今天最要紧的是我可以见到我的三个女儿了。
19 不期而至的幸福
我 被邀请参加圣西蒙十字医院的一位老同事的生日会。这是我回归生活后第一次出去参加聚会。我觉得自己还没恢复最佳状态。为了不出差错，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被注意到，但有人过来拍我的肩膀。
“好啊，弗朗丝。你在这干吗呢？”
雅克，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再见到他。他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是厨师。如果有病人需要特殊的餐食，无盐或无麸质，就要去找他。但在当时，我还很逃避有男性在身边。六年过去了，他怎么还能记得我的名字？这真感人。
1985年初，我的处境还很艰难。刚从白房子医院出院几星期，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必须重新开始照看孩子的工作才能付房租。莫瑞斯特离开了我们的公寓。更糟糕的是，我还要努力重获女儿们的信任——她们一定是听说了关于我的各种流言。回去之后，我的小玛丽冲进了我的怀抱里。但另外两个大女儿却和我保持距离。上帝啊，这让我太难过了。我不知道她们还爱不爱我，这种猜忌撕扯着我的心。答应参加这个生日晚会也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重新学会微笑，但我表现得特别拘谨。
我甚至不能用“你”来称呼这位老同事。“您现在做什么？”他露出悲伤的神色，开始给我讲他所有的困难。“我去阿尔及利亚工作了几周，可是出了场严重的车祸。”他一边跟我讲一边用手指尖敲打着左腿，听起来像是空心塑料。“我的腿被截肢了，只能装上假肢走路。”上帝啊，这个男人看起来真是伤心极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因此离开了我。”他补充道，“她接受不了我的残疾。我于是流落街头，只能去女儿家住。”我开始很温和地对待他。这真是个可怜人。因为少了一条腿就抛弃他，这可真卑鄙。
一月份，我又在家里接收了很多爸妈出去工作的小孩。我的两居室公寓又重新被改造成了游戏房，到处都是小汽车和娃娃。有时候，我对自己说要是公寓再大一点也不能算奢侈。自从桑德里娜出生后，我每年都会递交低租金住房申请。但从来没得到回音。一天晚上，小埃利的妈妈问我：“你这么多孩子怎么能住得下？你得找间大点的房子。我会想办法帮你的。”几周之后，我去参观了20区的一间新公寓。这栋大楼刚盖好，连边上的路都还没有名字。巴黎二十区CM20-9号路，这地址像是高山上的庇护所。这里其实离沙罗纳火车站就隔了几条街。街区正在翻新，连草都没有种。到了推荐给我公寓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客厅，三间卧室，一个带浴缸的浴室，一间大厨房，一间储藏室，还有一个阳台。“您满意吗？”低租金住房工作室的商务助理问我。
“什么？这是给我的？”
“是的，如果你满意的话。”
“啊，好的，当然，我很满意。”
“那就请在这下面签字。”
放学了之后，我去接我的三个小坏蛋，她们问我打算带她们去哪儿。“这是个惊喜……”电梯还不能用，我们得爬楼梯，悬念还在继续。终于，爬了七层楼之后，我给她们打开了新家的大门。在锁里拧钥匙的时候，我还有个小顾虑：她们会不会因为要搬家而埋怨我？几秒钟以后，她们开心的叫声在楼层回响。她们开始跳舞，从一间屋子跳到另一间屋子，还在阳台唱歌。这个新公寓标志着我们重生的开始。我们母女终于像从前一样了。
搬家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雅克的电话。“我们能再见面吗？”他问我。我答应了。我这是怎么了？又变疯了还是怎么了？我们的见面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阿芙纶路的一家小餐馆喝了咖啡。他很有礼貌、很体贴。我们又像这样见了两三次面。一天，他问我能不能上楼来接我。还从来没有男人上楼来过我家。我为什么还是答应了他？不知道。他刚刚进来我便观察着他所有的动作。事实上，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他看到我女儿们照片后的反应。如果他质疑她们的肤色，我会立马把他踢到门外去。我还记得以前的那个女邻居，她对着我圆鼓鼓的肚皮，问第三个孩子是什么颜色的。“啊，她们可真可爱！”他看着相框对我说。自从我们相遇后，他一直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完美。今天，我觉得他如此迷人，于是便顺其自然了。
1985年6月5日，雅克带我去蓝火车餐厅吃饭，是巴黎里昂火车站边上的美食餐厅。20世纪初的装饰、镀金和吊灯让我眼花缭乱。
“我们来这干吗？”
“弗朗兹，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让原本开场很好的晚餐冷了场。几秒钟的犹豫后，我看到他试着重新掌控局面。
“为什么不呢？这对女孩儿们也是好事！我们相处得很好，不是吗？”
我一直以来就拒绝给她们找个继父。但确实，他总表现得很关心她们。雅克来我们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小泡芙。他很喜欢孩子们，孩子们也一样。他只用了几分钟便说服了我。我最后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召开了家庭会议。当我们向女孩们宣布消息时，我的小玛丽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叫道：“耶！我以后再也不用姓皮埃尔-迪·居道尔吉了！”这是因为我的小宝贝才刚刚进入小学预备班，写起名字里的大写字母C还很费劲。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之后我继续说：“宝贝，是妈妈要结婚了，是妈妈要换姓氏，不是你们。”孩子们开始争论谁会有最漂亮的裙子，几分钟的嘈杂过后，雅克俯身问我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做选择。他说得对。这是我们很久以来跟孩子们设立的传统：家庭会议以投票结束。好了，那就投票吧。“谁希望女孩儿们保留她们的姓氏？”看到只有我自己举手，我有点小心痛。但我不得不接受事实：我的女儿们的姓氏将是盖兰，跟我丈夫一样。在一天中征求了三个孩子关于结婚和改姓的问题，这确实有点多了。但当我看到雅克怀中微笑着的女孩儿们，我的所有怀疑都蒸发了，只剩下甜蜜的愉悦。
1985年9月25日，我们在20区的区政府举行了婚礼，28日在图尔附近小村庄里的莱瑟萨尔德教堂举行了宗教婚礼。之后，我们还想要一个孩子。不幸的是我的身体无法实现了。三十三岁时，我想要成为很多孩子母亲的愿望并没有削减。但却无法再生育了。为了弥补这个空白，我又开始照看新邻居的孩子们。
三个月的奥黛丽，两岁的吉内米。孪生兄弟克莱芒和安东尼。还有小才女利拉，四岁的她已经会读会写了。还没有算上那些来我家做作业的小孩。最好的时候，住在周围大楼的家长们也会来把孩子托付给我。我用最大的热情接待他们。但有一个问题的症结：我没有看护孩子的资质。一天，一个妈妈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位妈妈还是玛丽的小学老师。我惭愧极了，恨不得躲起来。“没什么，这不要紧。”她安慰我说。“我知道您是怎么和孩子们相处的。你能不能也接收我的女儿？”很久以来我就没有位置了，但我对小玛戈破了例。几个月后，米里亚姆，我牙医的助手又让我破了一次例。我那时躺在躺椅上，正经受着砂轮的折磨，突然听到孩子的哭喊声。
“谁家的孩子在哭？”
“是我的女儿，一直找不到保姆，只好在工作时把她放在候诊室。”
这天，我带着小莱拉离开了牙所。我怎么能让小孩一个人在候诊室里哭呢？一年之后，米里亚姆又怀孕了。显然，产假结束后，我家里又多了小马尼勒。她的第三个孩子小艾妮莎也一样。米里亚姆非常信任我，以至于一恢复工作，就把这个出生还没到十天的小女儿带给我。我带着这三个孩子到处玩，海边、乡下。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他们。我和这些孩子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很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不再需要保姆了。但很多孩子会经常来看看我，告诉我他们的新消息。这些都让我的心里倍感温暖。
我对孩子的喜爱从未枯竭。所有的这些孩子让我的生活变得圆满。但遗憾也总在那里，因为这些孩子不是我自己的。晚上，我要把他们交还给他们的父母。周末，我们的公寓就又变安静了。我曾经是个没有根的小女孩，现在就特别想成为一个树干，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长出枝干。是的，我已经有三个女儿了，可是三个女儿不能算是很多孩子。而那句我深埋在心底的话总像是被遗忘的泉水喷涌上来：“等我长大后，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
这就是为什么在1988年年底，雅克和我决定开展一场冒险——收养孩子。九个月的时间里，先是办理了一些医疗证明，之后是很多的心理面试，行政部门终于给我们批准了。女孩们因为想到会有小弟弟或小妹妹而高兴得发疯。但并不是获得了许可就可以直接领养孩子。对于一位匿名诞生的婴儿，有大约五百个领养申请。大部分的夫妇比我们年轻，还没有孩子，而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名单上的首选。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推荐。
之后的一天，我们十岁的小玛丽告诉了我们一个奇怪的想法。
“如果我们领养像我这样的孩子呢。”
“什么叫像你这样的孩子？”
“嗯……生病的……”
确实我们没想过这一点。那些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疾病的孩子经常被抛弃在哺乳室。在这种悲剧面前，每个人都会量力而行。一些家长更倾向于离开孩子，以至于不过多依恋。我也不敢想象自己再经历为小女儿所经受的一切。
“啊，不，我的宝贝。妈妈不会要再经历跟你经历的那些。那太艰难了。妈妈没有力气了。”
看起来若无其事，但玛丽刚刚在我这个母亲的脑海里撒下了一颗种子。生病的孩子不行，但可以是不同的孩子……
20 我的男孩们
“挺 有意思的，我兄弟家里最近收养了一个先天愚型儿。”小玛戈的妈妈对我说。我刚刚跟她提到我们有收养问题儿童的想法。“她是通过艾曼纽协会办理的。你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先天愚型儿。但短暂的交谈之后，我赶紧去书店买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医学文学柜台的尽头，我找到了一本带插图的小书，向孩子解释先天愚型：《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小弟弟》。我还没想到这，但我确实应该问问女儿们是否同意。如果要征求她们的意见，首先要给她们解释什么是先天愚型。玛丽-伊莲娜·戴尔瓦尔的这本小书当然再合适不过了。回家以后，我在沙发上给环绕在我身边的三个女儿读这本书。
故事中有个叫莉莉兔的小女孩，她的弟弟有些特别：“嘟嘟兔是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小弟弟。嘟嘟兔会做出奇怪的鬼脸，他会像蜥蜴宝宝一样眯起细长的小眼睛。他让耳朵软软地垂下来。他伸出舌头，还有点流口水。”读了几页我们发现，这个小女孩有些嫌弃她的小弟弟跟别人不一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很依恋他。故事的结尾让我流出了眼泪：“莉莉兔很幸福。她有一个兔爸爸，一个兔妈妈，一个哥哥兔，一个姐姐兔，还有个小弟弟，嘟嘟兔，他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差错，但他每天都在进步。”
合上书，我们一致决定要收养一个先天愚型小男孩。
1989年12月24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艾曼纽协会的信。他们接受了我的申请，有三个先天愚型男孩可以收养。为了避免空欢喜，我把信藏了起来，没有对任何人说。我想先确认自己弄懂了信的意思。我给协会打电话。负责人证实了我在信里看到的内容。“不过，您在许可证明上有注明先天愚型儿了吗？”她问我。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