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没有，为什么？孩子就是孩子，就算有些特别，那也还是孩子啊。”
“这是必须有的。您需要去社会健康指导机构把这一条加在您的证明里。办好了之后，请把文件传真给我。”
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买了一张床，一些玩具，一些衣物，一个奶瓶……对于先天愚型儿没什么特殊的产品，因为那时还没出现。不过我也确实不了解。我的小女儿艾曼纽决定做弟弟的教母。为了落实她的角色，我给她钱让她给小弟弟买衣服。几个小时之后，她买回来了一个格子小长裤，背带，一件白衬衣和一个黑色马甲。想象着我们的小男孩穿上这套可爱的衣服，我们母女四个都赞叹不已。
1989年12月10日，早晨8点，我和玛丽的教母皮尔丽特一起，去看我们的儿子。雅克则要留在家里照看女儿们。艾曼纽协会坐落在曼恩-卢瓦尔省蒙茹瓦市的森林深处。要在路上花上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刚上路时，我们两个都心花怒放，就像是两个第一次去度假的小女孩。我往包里看了十多遍，确定自己带了领养许可，身份证及其他证明。之后，越是接近目的地，我们的交谈就越少了。几乎不说话了，我只能听到皮尔丽特车上的马达声，我开始思虑：“他会喜欢我吗，这个小男孩？他能不能接受新环境？”我本该好好研究下这个问题的。无论如何，即使已经读了很多资料，我还是不清楚先天愚型究竟是什么样。我知道这类孩子通常会有心脏问题，皮肤也很脆弱，很晚才走路，还有一些孩子不能读写。过去，我认为孩子的智力是自己不能忽视的最重要的能力。自从决定收养一个先天愚型儿之后，我就不再这么想了。事实上，自从做出决定开始，影响我的就只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女儿们能不能接受收养？一个孩子的到来会是件影响家庭的大事，也会引发焦虑。但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九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而这次，我们只有三周的时间。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第二个问题很蠢：这个孩子，我能不能让他幸福？
过了勒芒之后，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喝了一杯。我们俩都想喝。在村庄广场上一个其貌不扬的小酒馆，我们喝了一杯加苹果烧酒的咖啡。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喝酒。我们笑了。这真不是我们的风格。皮尔丽特跟我一样，几乎厌恶酒精。但情绪太强烈了，吞下这杯烈酒让我们镇静了下来。
我们回到车里。开了几公里之后，一个写着白字的木质箭头指示我们艾曼纽协会就在左边，要沿着穿过森林的土路。我们继续前进，有些犹豫。车慢慢地朝树林深处驶去。一个右转弯后，我们来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木屋前。我前去敲门，一位精致考究的先生接待了我们，他就是让·阿兰格翰——协会的创始人。他的鼻梁上架着小眼镜，身穿白色衬衣和海蓝色羊毛衫。“您好，我是盖兰女士。我和我的朋友皮尔丽特一起来的。”
“女士们您好，请进。”
我的目光在房间里寻觅那个小家伙。在左边，我看到一个壁炉，就在壁炉的前面，有个躺椅，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孩穿着蓝色睡衣，眼睛半闭着，粉色的小舌头在下嘴唇边露出。先天愚型儿的舌头通常很厚，上颚又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舌头总是露在嘴巴外面。这个我知道，我读到过。但几秒钟的时间，我却好像有点退缩了。我收养他是正确的么？阿兰格翰先生或许感受到了我的犹豫，他牵着我的手，带我来到小躺椅前。“我向您介绍艾曼纽，您可以把他抱在怀里。”他对我说。在等待被收养之前，协会里的所有孩子都叫艾曼纽。之后，养父母再为他们取喜欢的名字。我俯下身，把这个睡着的小宝宝抱在我胸前。我听到了他的舌头发出小声响，小脑袋动了一下，两下，然后靠在我肩膀上：他又睡着了。行了，好了：我是他的母亲，他是我的孩子。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的所有顾虑都打消了。我觉得这像是自己的第四次分娩，无关疼痛，但体验的情绪是完全相同的。
我把我的孩子放回到他的躺椅。我们和阿兰格翰先生围坐在餐桌旁，处理收养文件。他递给我的第一个文件像是个先天愚型儿的使用说明：“先天愚型儿童容易便秘，皮肤脆弱，易患感冒。要极其注意他们的耳朵卫生，因为经常耳朵发炎……”这可真是个没头绪的列举。在这张纸的底部，还有最后一点很明确：养父母可以有一年时间改变主意。换句话说，遇到问题的话，可以有一年把孩子还回来。要么满意要么退还？我没有声张，但看到的内容使我惊讶。阿兰格翰先生又给我看了一个写着516的白色信封。里面是孩子生母留下的圣章，一面是圣母玛利亚的面孔，另一面是她的名字：玛缇娜。里面还有一份出生证明。我得知艾曼纽是这位年轻女人的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时，她26岁。她已经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了。我能想象到她的艰难处境。如果她是个单身妈妈，我完全能理解她的选择。我突然发现在abandonné（遗弃）这个词中，藏着donné（赠予）。我喜欢这个词。艾曼纽被赠予他人，这样他才能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之后的每一次生日，每一次的母亲节，我都会感动地想到这位妈妈，她赠予我最美好的馈赠。我也相信她也会想到我。夫人，谢谢您。
回到巴黎后，见面的场景美妙极了。我的女儿们一个个地俯身亲吻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弟弟。之后，她们齐声问我小弟弟叫什么名字。艾曼纽，跟我的女儿一样？不，要重新找个名字，我要给孩子改名。啊，我已经想好了。他会叫让-大卫，跟我们一位邻居的儿子同名，因为我觉得他可爱极了。邻居不会感到意外的，我之前常常跟她说：“你的儿子太可爱了，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个小男孩，我也叫他让-大卫。”
之后的日子，我们几乎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我专职照顾让-大卫，同时继续照看孩子们。莱拉和马尼勒每天都在。像当年玛丽出院后一样，我观察其他孩子的进步以评估我们的小男孩。三岁时，他进了幼儿园。在学校的院子里，莱拉牵着他的手，像介绍自己的小弟弟一样把他介绍给其他孩子。她看上去骄傲极了。她当然意识不到弟弟的与众不同。或者，她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但她很骄傲自己的小弟弟如此特别，跟别人不一样。但我接他们放学时，她替弟弟说话。“今天，让-大卫给我们画了一幅特别漂亮的画。他还在院子里踢球了。”围绕在他身边的温情让我欣慰。但我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先天愚型儿发育比其他孩子慢，他们与同龄人的差距很快就会拉开。但在莱拉之后，是她的弟弟马尼勒接班。中午，他不在食堂吃饭，而要求来我家跟让-大卫一起吃。将近一年每天如此，我看着他俩像老朋友似的打趣逗笑。真幸福！
1994年，雅克和我开始为将来考虑了。桑德里娜已经离开了家。艾曼纽有了男朋友，也要走了。至于玛丽，她只比姐姐小两岁半，很快也要离开了。“我不想我们像两个老傻子似的，在家里和悲伤相伴！”我大笑着对他说。更认真地说，我不想要让-大卫独自成长，这可不好。
我们喜爱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简单。我们于是决定再收养一个先天愚型儿。作为收养儿童家长联谊会的成员，我连续几年都会去法兰西岛的妇产医院，给生下先天愚型儿的家长解释他们可以面临的选择。我也因此知晓了另一个协会，“一个孩子一个家”，这个机构支持残疾孩子。是他们让我知道有个先天愚型的小男孩——马提亚，他自出生就被抛弃在巴黎纳伊加特岛的保罗·巴尔奎托儿所。唉，这个孩子的情况很复杂：父母承认了孩子，但却不照顾他。他于是不能被领养。换句话说，我可以花几年时间照顾他，但如果有一天爸妈想把他领回去，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我照顾这个小家伙一年、五年、十年，之后被人从我这里带走，这可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与他的家长通信三个月都未获得答复后，社会健康指导机构最终决定给这个孩子受国家监护儿童身份，我们也因而获得了收养权。
1996年5月，雅克和我看了马提亚的档案。照片上是这个小孩有三岁，戴着绿色小眼镜，穿着红白背带裤。眼睛半闭着，脖子很短，脸有点平。没有任何疑虑了，马提亚是个很有趣、很可爱的先天愚型儿。
但事实上，马提亚并没有那么有趣。第一次在托儿所见到他时，他前后摇晃着，用手背拍打着下巴。他三岁了，却还不会走路。真是个小野人。我凑过去，尽可能平静地把他抱在怀里。但和让-大卫不同的是，这个小男孩似乎不喜欢拥抱。他突然使劲拽我的头发，我不得不狼狈地把他放下。回到家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知所措。这个孩子看起来还有自闭症。我一夜无眠，想的全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我怎么做？他有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剥夺他拥有家人的权利。如果他不来我们家，会变成什么样？一大早，我就叫醒了雅克问他的意见。“你怎么想就怎么做。”他平静地回答我。
我最后签了第二个领养文件。1996年7月8日，马提亚，我的第五个孩子，还到了家里。前几个月，我为自己的决定做出了各种努力。先要教他走路，拿勺子，表达需求，动作更温柔。还要教他吃饱饭。在托儿所时，我的小家伙在两餐之间不能吃东西。以至于现在一上桌，他就把能吞的都吞下，确保自己什么都没错过。我用了几星期的时间让他明白，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冰箱里找吃的，可以吃酸奶。我要让他学会自由自主。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吃，喝，进，出，自由移动。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感觉让他欣喜异常。在托儿所时，门都是锁上的。我们家就不是这样。有时候，我发现我的小马提亚会开关门玩儿，最后变得异常兴奋。通常来讲，他的感情强度激烈，离精神崩溃都不远了。沉浸在喜悦的旋涡中，他开始越来越大声地喊叫。这些时候让我害怕。但我找到了一种让他平静下来的方法。我坐在地上，用胳膊和腿环绕着他，像是第一次在托儿所看到他一样，前后摇晃。这是让他安静下来的唯一方法。恢复理智之后，他会用手摸我的脸，看上去羞愧而难过，好像在说：“对不起妈妈，我知道我刚才不乖。”
对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看雨。那是秋天的第一场暴雨，雨水慢慢地沿着玻璃窗流淌。他被水滴声吸引，朝外面看了一眼：发现了。他开始敲打窗子，但只是轻轻地，也没有叫喊，就像平时看到让自己惊讶的东西时一样。我观察了几秒钟，他看起来很平静。我把他抱起来，带他去阳台上。慢慢地，他将小手伸到外面。一滴雨落下来，他马上把手缩了回来。但他的所有动作都是小心谨慎的，没有狂躁，也并不粗暴。对于他来说，这从天而降的水滴就是魔法。几分钟后，因为害怕着凉，我们进了屋。但我感觉到他有些伤心。为了让他高兴，我把一块旧防水布给他剪成了斗篷，又给他换上了橡胶雨靴，我们俩一起下楼在雨中行走。雨水在他的脸上、手上流过。他看起来如此开心，这场新的冒险将会成为惯例。长此以往，每次下雨，我都知道要赶紧拿出雨靴，去体验从天而降的魔力之水。邻居们肯定觉得我疯了。管他呢，我的小家伙是如此开心！
21 美丽人生
2 004年7月29日，雅克离开了我们，因为中风。家里承受了巨大的苦痛。电话铃在半夜响起，我们匆匆赶到医院。当重症监护科的医生告诉我们他去世的消息时，玛丽变得歇斯底里，桑德里娜完全呆住了，不停地流泪。艾曼纽则蹲在他的病床前，像个受伤的动物一样叫喊。
雅克和我四年前就离婚了。日常生活的烦琐，夫妻间的摩擦，我们的二人生活运转不下去了。但他的去世让我跟女儿们同样难过。他曾经是，也永远是我孩子们的父亲。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是我的丈夫，因为我没有恢复婚前的娘家姓。我还是叫弗朗丝·盖兰，这样挺好的。其实，我很反感提出离婚。那时，我非常害怕自己像我的生母一样。我这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所想所为同她截然不同，潜意识里也是害怕在我的孩子身上重复她强加于我的命运。做出离婚的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承认她可能不得已才离开我的父亲。但这些想法快把我逼疯了。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没有能力避免离婚，即使我尽自己所能地排斥离婚。
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我最后明白了我离婚和她离婚完全不一样。最简单的原因：她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而我则尽自己的努力保护我的孩子们。此外，我从来不说雅克的坏话。因为他也一样，虽然分开了，他知道要表现得像是孩子的庇护者。雅克很爱我的女儿们，女儿们也把他视作自己的父亲。而且多亏了他，让-大卫和马提亚走进了我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过，我是不会获得收养许可的。对于我的所有孩子来说，雅克就是他们的父亲。
好在我还有很多的孩子。先是我那两个十一岁和十五岁的小孩。离婚后，我对他们照顾得很多。这确实不容易，但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让-大卫有了很强的自主性，比如可以帮我去超市买点东西，这完全没问题。他还能自己坐地铁了，甚至会在夏特莱站换乘，而全球各地的游客都会在这转向。确实，每次我都向上帝祈祷别让他走丢。但迄今为止，他总能找到路。至于马提亚，他还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离我们很远，但他也学会了最基本的：把饭吃干净，自己清洗和穿衣服。之前，跟他交谈是不可能的，现在他能明白拥抱的语言。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自从玛丽2002年8月18日生下玛艾瓦后，我就当奶奶了。当然，她恢复工作后，是我来照顾孩子。由于我不想让她一个人，所以又接收了两个小孩：瑞安和卡桑德拉。加上马提亚和让-大卫，公寓里又充满了孩子的叫声。同曾经最热闹的时候一样，所有墙上都挂了画，玩具四散在客厅里。
我远远没有料到2004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怎样的考验。雅克去世后，让-大卫出现了严重的呼吸问题，这使他昏迷了三周。命运真是讽刺，他进了特鲁索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十楼，12号房间，这正是二十年前玛丽待过的地方。出院后他变得瘦小虚弱了很多。因为大脑经历了好几分钟的缺氧，他的很多能力都丧失了。不能再坐地铁，也不能去超市买东西，都完了。恐惧和焦虑让他不能动弹。从此以后，一点意外都会引起他极度的不安。需要给他进行神经安定治疗。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使得他不得不穿上尿布。给一个十五岁的青少年解释他不得不再像婴儿一样带着尿布，这确实不容易。但事实如此，这就是生活。
很快，又轮到马提亚回到医院了，因为骨软骨炎，也就是俗话说的胯骨伤寒。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时，我差点就问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唉，可惜这不是个玩笑，情况要严重得多。马提亚没法走路，在床上待了三个月。之后在圣-莫里斯的康复中心治疗。他从脖子到膝盖都打了石膏，每天都躺在板子上。他不会读也不会写，却又不能被中心的学校接收。更糟糕的是，他没办法同医护人员沟通，甚至不能说出自己大小便的需求。我的小马提亚从早到晚被固定在板子上，大小便也都解在身上。傍晚离开他时，他盯着我，之后把头转向另一边，同时做着手势，像是把我作为“坏人”。一周之后，我终于受不了了，我把他从这残忍的医院接了出来，带回家里。他在我们家的医疗床上结束了疗养。
雅克的去世，让-大卫差点离开我们，马提亚好几周都需要我全力照顾，2004年是特别高负荷的一年。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疲惫，我需要休息。我于是结束了照看孩子的工作。把大病初愈的两个男孩送到了医疗教育学院。开始的几天，我很享受这种新安排带来的平静。我白天在家休息，阅读，看看电视。晚上把两个活宝接回来，给他们做晚饭，然后送上床睡觉。但我很快就觉得泄气了。几天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孤独。这两个儿子就是我生活中的惊喜，是无价之宝。他们的笑容让我融化。但他们都不说话，我不得不自问自答。每晚见到他们我都很开心，但交流总是单向的。在此之前，我每天早晚会跟自己照看的小孩的家长交谈。没了他们，我的社交几乎为零了。
2005年开学时，一位朋友——让-路易，察觉到了我的不安，他建议我跟他一起去蒙特勒伊的爱心餐厅工作。除了能想到创始人幽默大师科吕什的亲切面孔，我对爱心餐厅了解得并不多。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见见人。于是，虽然不太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我还是在第二天就去工作了。我从分发工作开始：牛奶，面粉，糖，罐头，水果，奶酪，酸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发给所有人。需要管理好库存，不能让任何人空手而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熟悉这些人了。有些人很羞愧，他们低着头，用手指示意他们需要的东西。还有些拄着拐棍的驼背老人。还有位老夫人，每次对她笑她就会流泪。还有些单身妈妈带着孩子们来。所有这些有困难的人很快成了我新的家人。几个月后，我知道了他们的姓名，孩子和老人的年龄。我见过苦笑，也见过绝望的泪水。我倾听苦难，也分享喜悦。这些人让我感动，就好像我们曾共同成长。我觉得自己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一点自己的影子。
多亏了让-路易，他让我跟他一起在爱心餐厅工作，这让我又活了过来。但到了2008年，我意识到每个月月底变得越来越困难。东西都变得很贵，我甚至没钱给孩子们买双鞋。自从雅克去世后，不同的补助津贴让我每月能有七百二十六欧元。由于我做饭的手艺不错，有时候靠准备生日下午茶或洗礼典礼也能赚点小钱。这些都能帮我维持。
一天，爱心餐厅的女同事，我的朋友丹尼尔来我家喝咖啡。她看着我快空了的冰箱，对我说：“你可以看一看标准。”
“什么标准。”
“能在餐厅里领东西的标准……”
她说得对：我没钱了。但我觉得太惭愧了！我意识到自己原来同三年来跟我领食品的人们境遇相同。我是……贫困的！
我用了几天时间给丹尼尔看了我的补助文件。很显然，我处于低标准水平，于是成了爱心餐厅的援助对象。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保留了自己的志愿者身份。这是我的骄傲。这让我认为自己每天早晨都去工作，虽然我晚上带回家的不是薪水，而是一篮子食品。一开始，我在装篮子时还总觉得羞愧，之后就释然了。
六年之后，我还是每天开心地起床，去蒙特勒伊的爱心餐厅，给六百个注册的家庭服务。然而，一位老夫人的问题常常使我慌张：“您有没有一盒金枪鱼呢？这样我可以和我的猫分享。”这些女人们什么都没有了，她们用自己的一生抚养孩子，没有退休金。我也跟她们一样。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的女儿们不会有这种问题。如今，桑德里娜是育婴员。艾曼纽是文学博士。玛丽在皮具厂工作。她们三个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有了爱人，有了孩子。我为她们骄傲。当然，我也没有向她们隐瞒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我断然拒绝向她们要钱。为了尊重我的意愿，她们会送我一些实用的礼物。我还有四个孙子孙女，他们也都知道自己的祖母并不宽裕。在他们更小的时候，每逢圣诞节，我不会去商场花钱，而是拆开一件旧外套，给他们做娃娃。没什么能阻止梦想，缺钱更不是理由。
要不顾一切地坚持梦想。正是这个信念指引着我的一生。我的小玛丽，我最小的女儿，她在生命的前几个月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却是第一个为我生下小孙女的孩子。她刻骨铭心地记着降临在这世上时接近死亡的纷杂，却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这确实不简单。但玛丽从来没有生活在创伤之中，正是她促使我们领养了不同的孩子。我还记得她说话时脸上的微笑：“如果我们收养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呢？”那时她才刚刚过完十岁生日。
我有黑孩子，白孩子，亲生孩子，领养的孩子，甚至还有残疾的孩子。当看到他们聚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似乎做得还不错。
我的三个女儿有了她们的生活，我独自一人和两个男孩一起住。事情并不简单。让-大卫二十五岁了，他还是总有健康问题。药物让他变得过度肥胖。他的肺部在生病时受损，他呼吸不足，很容易感到疲惫。但我每天继续带他们散步，为了推迟他们坐轮椅的时间。而他的悲剧在于，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这很不容易。好在他和三位姐姐以及侄子侄女相处融洽。看他们在一起玩，我从不会感到倦怠。
马提亚已经二十二岁了，但他的心智却只相当于五岁的孩子。然而他却是两个孩子里最快乐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别人有多少不同。他和莫瑞斯特相处得最好。只要喊一下他的名字，他的脸上就能绽放出光彩。不过跟他交流还是无法实现。他不能连续说出两个音节。但他有时也会给有一个惊喜。一天，我送给他他一直想要的《白雪公主》DVD，看到封面时，他高兴地跺起了脚。他看上去是如此开心。最后，他看着我，对我说：“谢谢妈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刚才说了两个词，四个音节，只对我一个人说。我是最幸福的妈妈。从适宜的角度看，生活多美好啊。
“你不一样。”有人对我说，“你想要抚养他们！”
确实如此，我想要抚养他们，我的男孩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用面对其他先天愚型儿妈妈们所共有的难题。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别人看他们的眼光。例如，在地铁里，总有些蠢货情愿站着也不愿意坐在让-大卫旁边的空座上。在学校，经常会遇到家长向负责人抱怨，因为他们孩子的班上有先天愚型儿。女士们，我们的孩子的确是残疾的，但他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跟所有孩子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长处和他们的短处。确实，有时这的确很难。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的孩子至少永远不会犯罪。
我也会遇到有人问我，带着两个儿子，我怎么安排自己的晚年。我不是疯子，我清楚地知道最好的安排是他们在我之前走。他们的寿命比我们的更短，所以这也并不是不可能。如果情况相反，我知道他们会被我的女儿和我的姐姐细心呵护。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母亲，但我至少在一件事上成功了：我的所有孩子都明白“爱”的真谛。
还有关于原谅的问题。“原谅我们的罪过，就像我们原谅……”我有时会去做弥撒，总会遇到这句话。但我不能自已，从来没办法说完这句话，原谅我的生母抛弃我们？原谅那个让我遭受苦难的人？原谅我父亲视而不见？
如果原谅意味着赦免，意味着要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抹去所有发生过的，像磁性写字板一样，我做不到。我无法忘记。但如果原谅意味着放下愤恨，不再诅咒另一方，用完满的生活解放自己，不再重复我们所经历的不幸，原谅就是有可能的，然而我还没能做到这些。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打破了虐待的圆环。对于儿时所承受的痛苦，我用向家人的爱与无尽的付出作为回应。生活是美好的，我不再害怕这样说。我希望所有经历过家庭暴力的人知道，他们是有选择的，选择爱，给予，也可能是宽容。
后记
母亲节的前夜，我预料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预料到这些。所有聚集起来为我庆祝六十岁生日的亲友们：我简直觉得自己在做梦。到场的有我的姐姐莫瑞斯特。我的三个女儿：桑德里娜，艾曼纽和玛丽。我的两个儿子：马提亚和让-大卫。我的孙子们：提贾尼-雅克，玛艾瓦，伊莱亚斯和马文。我的小维吉妮长大太多了，她从前从社会健康中心溜出来到我家来。她带着女儿多瑞亚娜一起来的，而我也是这个小女孩的教母，还有多瑞亚娜的丈夫罗曼，以及他们的小女儿莱阿。还有让-路易，我永远的朋友，是他让我了解了爱心餐厅，他也是和妻子、孩子和孙子一起来的。此外，还有娜塔莉，迪迪埃，米瑞，丹尼尔，乔治-阿兰，瓦莱丽，玛丽-克里斯提娜，等等。
我们吃着，喝着，笑着。孩子们在桌子底下捉迷藏。每过两分钟，就会有人走到我身边看我，跟我说几句祝福的话。“生日快乐，妈妈。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我傻傻地笑了。“谢谢你，弗朗丝，每当我需要你时，你总在我身边。”我偷偷地抹了一下眼睛。“生日快乐，奶奶，你为什么哭了？……”
我们吃完了甜点，所有的宾客起身聚在我面前。这时，响起了一首我熟知的歌曲的前奏：萨尔瓦多·阿达莫的《可以么，先生？》我少年时在父亲的点唱机上听这首歌。太难以置信了。我还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会唱。但就连让-大卫和马提亚都学会了。
今天是好人们的舞会。
小姐们，你们真漂亮！
不要想要发发疯：
发疯是淘气鬼做的事。
可当我竖起耳朵，我发现这不是原来的歌词。玛丽递给我一张打印的歌词，我可以跟上他们节奏。
在你身边，我们幸福又明朗
在你手中，一切像魔法般变好
无论是架子，受伤的心，或是菜肴
你手里握着的是财宝
冬日来时织毛衫
有烦恼时听我们聊
你知道如何让我们心安
你值得我们也向你付出，这很正常
副歌：
生日快乐
你是妈妈，是姐妹，是友人
别忘了你也是
超棒的奶奶
听完了第一段，我已泪水潸然，我又想起了卢梭妈妈和莎伏安艾克。我意识到了这两位女性是如何为我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她们的爱在我心里种下了善良的种子。我真希望她们也能来这里，看看我的变化。她们俩一定会为我而自豪的。在亲友的鼓掌声中，我轻声说出的这句“谢谢”，也是送给她们的。谢谢。谢谢。谢谢……
致谢
感谢尼古拉斯，没有他，这个故事，我的故事就不会被写出来。在我心中，他已经成了我的第三个儿子。
感谢我的孩子们，桑德里娜，艾曼纽和玛丽，让-大卫，马提亚。我曾经在衣橱中想象出来的孩子成了真，他们成了“我的阳光”。
感谢来到我生命中的孩子：维吉妮，瓦莱丽，塔里克，捷阿娜，纳西母，利拉，梅尼，安妮莎，等等。
感谢我的丈夫：没有他，我不可能获得两个可爱的儿子。
最后，感谢生活！
特加苏打水。冰块叮当作响：在她听来，没有比这声音更悦耳的了，就像英国人的口音或高跟鞋敲在瓷砖上的嗒嗒声，那么优雅从容。“我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