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这种事可能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布莱克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为的是下一次阻止这种事发生。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不相信？那您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不可能，布莱克先生。”为了安慰他我如是说。我不想被他当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他突然微笑道：“您说得没错。现在您先放下手里的活！我上来是要给您看一样东西，请您跟我来。”
我们来到楼下布莱克的工作室，这是他展示画作的地方。我有些茫然，巴黎可能成为战区的消息令我心神不宁。我爱法兰西，尽管在那儿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其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法国的遭遇并不比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糟糕，相反，我对那儿积累了一些完全不同且更加生动的回忆，这些回忆很快为过去添加了一层美好。法国与别处相比更加色彩斑斓，更为哀伤，更让人荡气回肠；在别处，流亡者只能感受到陌生与逃亡的单调。战争虽然令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但即使是危险也没能改变我对法国的依恋。
“您看啊！”雷金纳德·布莱克指着画架上的一幅画说。
这是一幅莫奈的作品：一片盛开着罂粟花的草地，画面中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打着阳伞的女士沿着一条小路款款而行。阳光、绿地、蓝天、白云、盛夏，近处是闪耀的罂粟花，远处是一位朦胧的女子。
“出神入化！”我说。“一派宁静！”
我们默默地端详了一会儿这幅画。布莱克掏出雪茄烟盒，打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他走向一个漆成黑色的雪茄匣子，这个匣子是人工冷却的，并包有一层湿海绵保鲜。他取出两支雪茄庄重地说：“看这幅画，必须抽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才够档次！”
我们点燃了哈瓦那雪茄，我已对此烟慢慢习惯。布莱克又斟满两杯干邑白兰地。“宁静，”他说，“再加一点儿舒适。二者是可以兼得的，这并非是亵渎神明。”
我点点头。白兰地妙不可言，这不是给顾客准备的普通白兰地，而是布莱克自己喝的极品。看来此刻他的心情肯定很激动。
“这种风景不久就会变得炮火连天了。”我指着那幅画说。
“这可是上帝所希望的人世情景啊，”布莱克感伤地说，“您相信上帝吗？”
“我还没来得及相信呢，”我回复道，“我是说生活中不信，可在艺术中信。比如此刻，我一面祈祷，欲哭无泪，一面通过这杯白兰地享受着法兰西的阳光。一切都是同步的。如果像我这样生活，就要能同时做许多事，不去考虑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布莱克歪着脑袋听我讲述。“这我能理解，”他说，“艺术品商人必须有这种能力。热爱艺术，同时出卖它。每个艺术品商人都拥有善恶双重人格。”
“可这幅画您不会卖吧？”我问。
他叹了口气。“已经卖掉了，昨天晚上卖的。”
“太可惜了！您能不能变卦不卖呢？”我一冲动脱口而出。
布莱克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我，继而问道：“这卦怎么变？”
“是啊，怎么变？肯定没法变了。”
“还要更糟，”布莱克说，“这画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了，卖给一个为了打败纳粹而生产武器的人了。此人因此自视为人类的慈善家，至于他生产的武器也会用于摧毁法国，他也感到惋惜，却认为是件难以避免的事。总之，这是个很讲道德的人，是社会的栋梁、教会的支柱。”
“太可怕了。这幅画在他那儿肯定得冷得打哆嗦，大喊救命了！”
布莱克又斟了第二杯白兰地。“这几年喊救命的多了，然而人们充耳不闻。可要是我知道巴黎濒临危险，昨晚我就不会把这幅画卖出去了。”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这位具有善恶双重人格的人。“我会把这幅画再多保存几个星期，”他继而向我承认道，“至少要等到巴黎解放后再卖。”
“佩服！”我说。“讲人性也得适度。”
布莱克笑了。“对许多事来说都有补偿，”他若有所思地说，“甚至在艺术中也不例外。昨天我若能预知今日事，我会向这位大炮王多要五千美元。那才公平。”
我一时不明白这与公平有什么关系，我猜测这是布莱克与世界之间一种复杂的宇宙平衡。对此我没什么可反对的。
“我指的是在博物馆中所能得到的补偿，”布莱克继续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莫奈、马奈、塞尚、德加和洛特雷克[86]的杰作。这您是知道的吧？”
“我还没去过那儿呢。”我回复道。
“为什么不去？”布莱克吃惊地问。
“一种成见，我对博物馆有点儿反感。一进博物馆就会有幽闭恐惧症。”
“真够怪的！在那些宽敞的展厅里？人在那儿可以呼吸到纽约唯一最好的空气，纯净、清新、凉爽，是为了保护画作采取的措施！”
布莱克站起身从隔壁房间取来两幅花卉作品。“现在我要给您看点儿起安慰作用的。”
这是两幅马奈的小型作品，插在玻璃花瓶中的牡丹和玫瑰。“还没有卖掉呢。”布莱克边说边从画架上拿开了那幅莫奈的画，把它翻转着放到一边。现在灰色房间中只剩下那两幅花卉画，它们似乎突然被放大了十倍。人们甚至觉得闻到了花香，也嗅出花瓶中水的清凉。一种罕见的宁静从花中扑面而来，只有创造性的能量才能如此沉静，就好像这些花是画家刚刚画出来的，似乎它们此前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
“一个纯洁的世界，是吧？”片刻后布莱克虔诚地说。“只要还能逃入其中，就似乎并未失去一切。这是一个没有危机和失望的世界。置身在艺术之中，人就能相信永恒。”
我点点头。画作真是奇迹。布莱克对画的评论句句在理。“尽管如此，您还是打算卖掉它们？”我问。
他又叹了口气。“我不卖不行。我也得生存。”他摆弄一盏小灯，让强烈的灯光照到马奈的画上。“但这次不会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他说，“这种人不喜欢小幅画作。如果可能，就卖给一位女士，一位美国最富有的寡妇，纽约这类遗孀多得是。男人拼命干活最后累死，女人活过他们并继承他们的遗产。”他转过身冲我诡秘地微笑道：“巴黎一旦解放，就又有机会弄到那里的珍宝了。那儿有许多私人收藏，与它们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拙劣品。人们需要钱，商人也不例外。”布莱克轻轻地揉搓着他那白皙的双手。“我知道巴黎还有两幅马奈的作品，与这两幅类似。它们已经易主有望了。”
“易主有望？为什么？”
“画主需要钱啊。如果巴黎解放了……”布莱克开始想入非非。
我想这就是区别所在了。对他而言，这座城市将获得解放，对我来说它将遭受围困。布莱克关掉那盏小灯。“这就是艺术的美妙之处，”他说，“它没有终结。人总是能够重新在艺术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而且能不断出售，我不动声色地想。我理解他，他实话实说，没有隐念。他已经克服了孩子和野蛮人那种原始的占有欲。他是商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他买进卖出，同时还可以奢侈地相信，这次他不会这样做。他是个幸运的人，我毫无妒忌地想。
“您去博物馆转转，”他说，“那里挂着所有您所能梦想到的作品，甚至超过您的梦想。只要您不想把它们搬回家，它们就属于您。这是真正的民主、自由。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人都可以欣赏。”
我笑了。“对喜爱的东西，人是想占有的。”
布莱克摇了摇头。“只有当人不想去占有时，才能完全占有。里尔克有句名言：因为从不抓住你，你总在我手心。这是艺术品商人的座右铭。”他又笑道：“或者是为自己那双面神杰那斯[87]似的脑袋而道歉。”
杰西·施泰因又在接待流亡者。那对孪生姐妹忙着给大家倒咖啡和上糕点，留声机里播放着陶贝尔[88]演唱的歌曲。杰西着深灰色服装，她在哀悼诺曼底被严重破坏，同时又为纳粹被击溃而窃喜。“矛盾心理，”她说，“心被撕成两半了。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又哭又笑。”
罗伯特·希尔施抱住她说：“你知道！”他反驳道。“杰西，这一点你一向就知道。只是你那颗坚如磐石的心总是遗忘这一点罢了。”
她靠在他身上问道：“你不认为这样做是轻率的吗？”
“不，杰西，一点儿也不。发生悲剧时我们最好向光明的地方看，否则我们那颗饱受摧残的心会受不了的。”
在悬挂着带黑框的照片的那个角落里，整理喋血名单的科勒正在与喜剧作家施勒茨热烈交谈。他们往喋血名单中补充了两位将军的名字，一旦战争结束，这两个叛徒必须立即枪毙。此外，他们俩现在正拟定第二份名单：新的德国流亡政府的名单。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每隔几天就任命或罢免一位新部长。眼下他们正在争吵，对罗森伯格和赫斯[89]是该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达不成一致意见。科勒赞成执行死刑。
“谁处决他们呢？”走过来的希尔施问。
科勒不情愿地抬头看了一眼说：“希尔施先生，请不要用您那套悲观论来打扰我们。”
“我愿意为你们处决所有的家伙，”希尔施说，“条件是：您得枪决第一个。”
“谁说枪决了？”科勒厉声反驳道。“让他们像士兵一样死去？这不是抬举他们嘛！连断头台都不能让他们上！德国纳粹内政部长弗里克曾规定，对所谓叛国者要用手斧来处死。十年来，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已经成了规则。现在对纳粹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还是您想赦免他们呢？”
杰西飞奔过来，如同一只看到危险的母鸡。“别吵了，罗伯特！博瑟医生来了，他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希尔施笑着让杰西带走了。“可惜，”科勒说，“我正想给他……”
我还站在原地。“您正想干吗？”我边问边向他逼近一步。“您有什么想对我的朋友希尔施说的话，也可以对我说。您对我说风险还要小一些。”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少管闲事！”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轻轻朝科勒胸前搡了一把。他正站在一把扶手椅前，一屁股就跌坐进去。这一把搡得很轻，科勒跌坐下去是因为椅子就在他身后。他索性不站起来了，坐在椅子上咬牙痛骂：“关您屁事儿！您这个沉不住气的异教徒！您这个雅利安人！”他大放这些厥词就像是在对我进行严重的侮辱。
我吃惊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还有吗？”我问。我等着他骂出“纳粹”这个字眼。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科勒默不作声了。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难道您想打一个坐着的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滑稽性。“不，”我回复道，“我会先把您扶起来再动手的。”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递给我一块蛋糕。喝过布莱克的白兰地后我正觉得有些饿，所以马上接过了蛋糕。另一位孪生姐妹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您看，”我对科勒说，“我现在反正也腾不出手来了。再说我也从来不跟演员动手，跟他们动手就像往镜子上打一样。”科勒看来又把这当成了对他的侮辱。
我转过身，看到莱奥·巴赫站在我身旁。“我搞清楚了，”他向我耳语道，“这对孪生姐妹都是清教徒，没有一个是妓女。我是牺牲了一件西服才弄清楚的，我把西服送到洗衣房去了。这对害人精是端着咖啡壶的恶魔。要是有人捏她们一把，她们就把盛着满满牛奶的杯子向你扔过来。这俩虐待狂！”
“您身上穿的就是清洗过的西服吗？”
“不是。这件是黑的。另一件是灰色的，更容易脏。”
“您应该把它捐献给博物馆去进行科学研究。”我说。
博瑟医生是个消瘦的男人，蓄着稀疏的小黑胡子。他坐在辛德勒和洛茨中间，前者曾是科学家，现在卖长袜；后者曾是音乐家，现在卖洗衣机。杰西拼命让他吃糕点喝咖啡，就好像他刚刚结束饥饿疗法似的。他离开德国的时间比别人都晚，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应该学语言，”他说，“不是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英文。那我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
“胡扯！”杰西大声反驳。“英语你是得学。但你现在混得不好，是因为流亡者中有个瘪三欺骗了你。实话实说吧！”
“唉，杰西，比你说的还要恶劣得多。”
“连骗带偷！”杰西激动地解释道，以致她衣服上的滚边都直颤抖。“博瑟收集过许多珍贵的邮票，他把其中最好的交给了柏林一位获准移民的朋友，托他带到国外代为保管，直到他自己能出来。现在这家伙声称从来就没有拿到过他的邮票。”
“是不是过境时邮票被没收了？”希尔施问。“一般人们会找这种借口。”
“这个流氓更狡猾。他要是那么说，就等于承认拿到过这些邮票。这么一来博瑟就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要求对方归还。”
“不对，杰西，”希尔施说，“他没这种权力。您没有字据，对吧？”他问博瑟。
“当然没有。不能有！会被人发现的。”
“而邮票在那个人手中。”希尔施说。
“是的，邮票在那个人手中。”
“要是字据被发现，你们俩都得丧命，对吧？他或者您，所以您没有字据。”
博瑟狼狈地点点头。“所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也没什么行动可采取。”
“罗伯特！”杰西气得直嚷。“难道你还要替这家伙辩解不成？”
“那些邮票值多少钱？大概数字？”希尔施问。
“那是我珍贵的邮票。一位邮票商肯定愿意出四五千美元购买的。”
“一大笔财富啊！”杰西激愤地说。“可博瑟现在连学费都付不起！”
“您说得对，”博瑟抱歉地对希尔施说，“但这样总要比落到纳粹手中强些。”
杰西愤慨地盯着他说：“除了‘总要比什么什么还强’就没什么新的言语了嘛！你为什么不发自肺腑地诅咒这个家伙？”
“骂也没有用，杰西。此外，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邮票带出来的。”
“我真是怒火中烧！总是理解别人！你们认为一名纳粹分子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他会揍死这个无赖！”
“我们不是纳粹。”
“那我们是什么？永远的牺牲品？”
穿着那身带滚边的灰色衣服，杰西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气得炸了毛的鹦鹉。希尔施被逗乐了，轻柔地拍着她的肩膀说：“杰西，你是咱们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一位女杰！”
“别笑！我有时候痛心得都能憋死！”
她重新往博瑟的碟子上添加点心。“既然你无法复仇，那至少得多吃点儿。”然后她站起身，抖了抖衣服。
“去科勒那儿，”希尔施说，“他要是回了国，会把所有坏人都斩尽杀绝的。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复仇者，杰西。他把账一笔笔都记下来了，恐怕根据他那个单子，连我也得被罚坐几年牢呢。”
“嗨，那个白痴！他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跑到最近一家剧院去谋个角色。”
博瑟摇了摇头。“您就让他安心演戏吧。最后一个终将破灭的幻想就是：大洋彼岸的人日后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重归故里，并为我们所遭的罪向我们道歉。他们其实根本不想重新接纳我们。”
“现在不想，但纳粹倒台后会的！”卖长袜的辛德勒教授说。
博瑟盯着他。“我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他反驳说，“纳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然后把德国强奸了的。只有那些已经离开德国很久了的人才相信这种话。一连六年，我耳畔响彻的都是狂热的咆哮。我在电影里看到，纳粹召开党代会时，几十万人张开血盆大口跟着号叫。我听着几十家电台播出的杀气腾腾的欢呼，我也读了各种报纸。”他转过身对眼下做长袜生意的辛德勒教授说：“我也关注过德国知识界对现政权可以说是过度热情的追捧，包括司法、工业和学术各界，教授先生，整整六年，没有一天间断。”
“那些七月二十日起来反叛的人呢？”辛德勒说。
“他们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他们已经被自己本阶层的人送上了绞刑架。正派的德国人肯定是有的，但他们从来都是少数。三千名教授中1914年就有两千九百人是主战派，只有六十人反战。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宽容一向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人道也不例外。就让那个正在老去的哑剧演员接着做他的幼稚梦吧，梦醒之后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博瑟伤感地看了看周围说：“没人愿意让我们回去。我们意味着令人不快的谴责，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搭腔。
我回了旅馆。在杰西·施泰因那儿度过的这个下午令我变得感伤起来。我想到试图重建新生活的博瑟。1938年，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德国，她不是犹太人。她坚持了五年没有向盖世太保的压力屈服，没有与他离婚。这五年中她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病女人。每隔几周，博瑟就受到一次传讯，每天早晨四点到七点他和妻子都吓得发抖，因为他一般都是这个时辰被带走。审讯有时在第二天，有时在几天以后才进行，此间博瑟被关在牢房里等待审讯，牢房里还关着其他犹太人。他们蹲挤在一处，由于恐惧直冒冷汗。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们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兄弟情谊。他们彼此耳语，却依旧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一心留神着的仅仅是外面的动静——听外面什么方向传来皮靴踏地的声音。他们的兄弟情谊是这样的：说是要用少得可怜的办法互相帮助，实际上彼此几乎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中，就好像大家可以用作借口的可能性数量有限，每个人都在减少他人的机会。德国民族的“精英”有时会把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拖出去，一顿拳打脚踢，外加侮辱谩骂。这些二十来岁的“英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向前赶。这时牢房里鸦雀无声，他们都在等待。大家几乎屏住呼吸，彼此也不再相视。通常几小时之后，一堆鲜血淋漓、抽搐不已的肉被扔进牢房，这时大家马上沉默地开始救治。博瑟经常参加援救，所以每当被传唤时，他都示意哭泣的妻子在自己的西服口袋里放几块特别的手绢，他可以用它们来包扎。他不敢带绷带，否则人们会指控他相信不实的“暴行传闻”，并立刻将他收监。即使在牢房里包扎，这种行动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已经发生过敢这样做的人被打死的事，罪名是“妨碍公务”。博瑟还能回忆起那些被拖回来的受害者，他们经常被打得几乎不能动弹了。其中有些人仍旧用因受刑时叫喊而变得嘶哑的嗓音说：“还算走运，没有被他们留在那儿！”他们的眼神此时是迷离的，眼睛成了他们进行表达的最后可能，血肉模糊的脸上唯有眼睛炽热，还能放出光亮。留下意味着在地下室中被踩死，或是送到集中营去做牛做马，最后遭电流击毙。
博瑟总能被放回家。他的诊所早就不得不转让给另一位医生了。接手人答应给他三万马克，结果只付了一千——那诊所其实值三十万。有一天，那位接手人的一位亲戚来了，他是冲锋队的头目，他让博瑟自己挑，是愿意因非法行医被送进集中营，还是愿意收一千马克，开张三万马克的收据。博瑟知道该怎么做，他开了收据。在这几年中，他妻子已经病得该进精神病医院了，可她就是不愿离婚。她相信，只有她才能保护博瑟不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只有在博瑟能够离开德国的情况下，她才同意离婚。她想让他脱离危险。突然博瑟有了点儿运气。那个冲锋队的头目又升了官，有一天晚上来找他。他是穿便服来的，犹豫一阵后终于说明来意：他想让博瑟替他的女友堕胎。他是有妇之夫，他妻子并不认可纳粹的理念：必须尽量多生孩子，哪怕孩子血缘不同，只要遗传基因好就行。他妻子认为有她自己的血脉就够了。博瑟拒绝了，他怕这是个陷阱。小心起见，他劝这位冲锋队指挥官去找接手他诊所的那位医生，他们甚至还是亲戚呢，而且——博瑟小心翼翼地暗示——那位医生还欠着指挥官的人情呢。指挥官回复道：“那无赖不干，我试探过他。那个猪猡居然给我做了一通纳粹演讲，大谈什么基因型、遗传等一堆废话。这您就看出来什么叫感恩了！要不是我，那家伙还拿不到那诊所呢！”博瑟在这位膀大腰圆的冲锋队指挥官眼中没有看到丝毫的讽刺。“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在您这里，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小舅子，那畜生，他很可能走漏风声，或是敲诈我一辈子。”
“您也可以反过来敲诈他嘛，因为他做被禁止的手术。”
“我就是一介武夫，”指挥官说，“这些事我不懂。您是大夫，做这种手术易如反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您不许工作，我也不能请您工作，所以对我们双方都没有风险。那姑娘夜里来您这儿，第二天一早回家，行吗？”
“不行！”博瑟夫人在门口喊道。她充满恐惧地在偷听，听见了他们说的一切。她扶着门框，站在门下就像是个幽灵。博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让我说！”他妻子道。“我全都听见了。你什么都不要做！没得到出国许可前什么也不做。这是代价，您去弄出国许可吧。”她对指挥官说，后者试图向她解释，这不是他负责的领域。但她毫不让步，威胁说要去他上司那里告发他。他嘲笑地问：谁会相信她呢？各执一词罢了，他的证词对她——一个犹太人的老婆——的证词。她反驳道，她跟他一样，也是雅利安人。这是她当着他的面第一次使用这个可笑的字眼儿。此外，这也不是一个证词对一个证词的事，而是一个对两个。那女孩怀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词。博瑟呆望着自己的妻子，他还从未见过她这种样子。她虚弱得直打晃，但她挺住了，甚至成功地说服了指挥官。他想向她空口许愿，她可没那么傻。不见到出国许可证，就不做堕胎手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居然办成了。指挥官有足够的关系可以利用，此外，博瑟妻子也保证离婚。两件事都起了作用。在恐怖的官僚主义混乱中，间或也能出现这种隐藏的沙漠绿洲。那姑娘来了，大概是在两周后的一天夜间。事后指挥官告诉博瑟，他找他做这个手术还有第三个理由，他对一位犹太医生比对他那废物小舅子有更多的信任。博瑟直到最后都在等着他的圈套，指挥官给他两百马克作酬金。博瑟拒收，指挥官硬塞进他兜里。“大夫，这钱您以后肯定有用得着的地方！”他是真爱那个姑娘的。博瑟变得如此多疑和古怪，以致他都没有同妻子告别。他希望这样可以买通命运，他认为，如果去向妻子告别，就有可能被抓回去。他出逃成功，先到了法国，后去了里斯本。现在，他在费城的一家医院，后悔没有吻别妻子。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此无法释怀。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却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也很难再有消息了，他逃出不久战争就爆发了。
劳施旅馆前停着一辆配有司机的劳斯莱斯车，就像一根金条躺在灰堆里那么扎眼。“适合陪同您的人正巧来了，”我听见莫伊科夫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对某人说，“可惜我没时间。”
玛丽亚·菲奥拉从摆着棕榈树的角落走出来，她穿一身浅色的紧身骑马套装，看上去非常年轻。“外面那辆劳斯莱斯车是您的吗？”我问。
她笑了。“借的！我们用它拍体育片来着的。像我的所有东西一样是借的：我穿着拍照的服装、我戴的首饰，甚至这套骑装！我根本不会骑马，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后冠是真的，而且那辆劳斯莱斯好像也是真的。”
“就算是，它们也不属于我。那我就是个有真货的女骗子，这样说比较贴切吧？”
“那就更危险了。”我边说边凝视着她。
“她在找陪同，”莫伊科夫解释说，“那劳斯莱斯车她只能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得还。你不愿意扮演一晚上大骗子，闯荡闯荡世界吗？”
“几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么做吗？只不过没有这么时髦，这对我来说将是新经历。”
“一言为定！”
我在脑子里把自己身上带的钱数了一遍，钱够，甚至以乘劳斯莱斯车的人的身份摆谱都够。我身上还有西尔弗付给我的佣金，是卖那块蓝色跪毯得到的。“我们去哪里吃饭？”我问。“去沃伊津？”
沃伊津是我认识的唯一一家高档饭店，亚历山大·西尔弗请他弟弟阿诺德和我在那儿美餐过一顿，我至今都忘不了那鹅肝糜的味道。
“我穿这身耍猴的衣裳，人家晚上是不会让我进饭店的，”玛丽亚·菲奥拉回答说，“而且我已经吃过饭了，司机也吃过了，那家体育公司给我们准备了自助餐。您呢？也许城里什么地方还有新设的、取之不尽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供应点吧？”
“这儿就剩下一些巧克力蛋糕，几根莳萝腌黄瓜和一片全麦黑面包了。少得可怜。”
“莳萝腌黄瓜我们可以带走，面包也拿着。车里有一瓶伏特加。”
莫伊科夫感兴趣地问：“俄国货？”
玛丽亚·菲奥拉说：“我想是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跟我们到车那儿去，带个大杯子，您可以亲自鉴定一下。”
我们跟着她向车走去。确实是俄国伏特加，玛丽亚·菲奥拉给莫伊科夫倒了满满一杯，那酒是冰凉的，劳斯莱斯车中配有一个很小的冰箱。莫伊科夫虔诚地喝了一口，然后像只鸽子喝水时那样抬眼望着天空道：“跟这酒一比，我就是个造假货的！”
“这是真正的艺术家面对真品时的绝望！”我说。“继续学习，弗拉基米尔，别泄气！你的齐白露加酒跟这个一样好！”
“甚至更好！”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它的秘密是：可以安慰苦恼者。干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我们沿第五大道向中央公园方向开去。天气很热，可以听到动物园传来的狮子的吼叫声，湖水波澜不起，就像是一块铅。“这身衣服束缚我。”玛丽亚·菲奥拉边说边放下将我们与司机隔开的那扇玻璃板上的卷帘，两侧的车窗也有卷帘，她把车子变成了一间别人看不见的屋子。她打开手提袋。“我得穿点儿透气的，幸好我把自己的旧连衣裙带来了。”
她脱掉外衣和褐色软皮短马靴，接着她开始往下拽身上的马裤。尽管车子很宽，座位很舒服，但她还是没有太多空间。我也没什么办法帮助她。我静静地坐着，车子缓缓从公园绿荫旁驶过，黄昏中可以听到虫鸣蛙叫。在她脱衣服的过程中，我闻到一股香水味在车内飘逸开来。她脱得很自然，大概因为她想，反正我在她拍广告时已经见过她几乎全裸的身子了。没错，可那时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还有灯光，而现在我们是单独在一起，天色半暗，气候炎热。
“您身上晒得黝黑啊。”我说。
她点点头。“我不会完全苍白的，我总躺在什么地方晒太阳，在加州、墨西哥或佛罗里达。总有什么地方的温度可以晒太阳，而且我们总是被送到这类地方去拍照或走秀。”
她的嗓音比平时低沉些。我发现女人裸体的时候说话总是和穿着衣服时不一样。玛丽亚·菲奥拉伸直两条长腿，把马裤叠好放进手提袋，又从袋里拿出一件白色连衣裙。她很美，身材苗条，但身上却没有任何地方的骨头显得扎眼。在法国，人们称这类女人为“假瘦”[90]。我非常渴望能得到她，但我一动没动。我不喜欢在车里施行毫无意义的强暴，再说前面还有司机呢。
玛丽亚打开了她那一侧的车窗，却没有收起卷帘。风从湖那边吹了进来，与她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等一会儿，”她说，“我马上就穿上连衣裙。伏特加在小冰箱里，那儿也有酒杯。”
“这天气喝伏特加太热了，”我说，“哪怕是俄国货。”
她睁开眼睛。“我记得还有小瓶的香槟呢。这辆车中储备丰富。车主与搞外交政策沾点边儿，所以会有伏特加。华盛顿有俄国大使馆，俄国人现在是我们的同盟。能给我一根腌黄瓜吗？”
我打开羊皮纸，把吃的递给她。她没有戴胸罩，我看到她的胸根本无需胸罩的衬托。她只穿一条丝绸裤，而且也没怎么出汗，似乎显得既冷静又自若。“真惬意！”她说着拿了一根黄瓜。“现在再来一小口伏特加，一厘米，不能再多。”
我找到杯子，是很薄的水晶杯，这车主很有品位。“您不想也喝一口吗？”玛丽亚问。
我不能想象，这辆劳斯莱斯车的主人会愿意让我喝他的酒。“那会让我成为寄生虫的，”我解释道，“我不愿这样。”
她笑了，她的笑声也比白天穿着衣服时低沉。“为什么您不愿意这样呢？那会顿时乐在其中的。”
“也对，”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干杯！”
“干杯，路德维希！”
玛丽亚·菲奥拉套上她那件连衣裙，又穿上一双白色凉鞋，然后拉起车窗上的卷帘。黄昏的余光照进车内，太阳正在下山。我们离大都市博物馆很近，晚霞的红色光芒出人意料地涌入车内，吓了我一跳。博物馆、壮观的夕阳西下，这些我在哪儿见过呢？我不想承认，却马上知道了答案。窗前那黑色的人影，强烈的灯光，地上躺着的昏迷过去的人，那带着萨克森口音的冷漠声音：“继续，下一个。”
我听到玛丽亚·菲奥拉说了点儿什么，但我没明白她的话。回忆洪流般冲进脑海，引起的轰鸣声犹如一把电锯。一下子往事又历历在目，我机械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玛丽亚·菲奥拉又说了些什么，我点点头凝视着她，我仍旧没有听懂她的话。我心烦意乱，目光呆滞，她离我似乎十分遥远。稍后她握着酒杯做了个动作，我举起酒瓶想给她斟酒，她摇摇头笑了。突然我又能听懂她在说什么了。“我们要不要下去走走？”她问。“这是您的地盘儿，叫约克维尔[91]。”
“好的。”我答道。
我很高兴能下车。玛丽亚和司机说了几句话。我环顾四周，做了几下深呼吸。宽阔的街道、房屋、天空与空气。“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
“八十六大道，在德国。”
“在德国？”
“在约克维尔，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您没来过？”
“没有。”
“要不要继续开车往前走？”
我摇摇头。她从侧面观察着我。我不太清楚她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但我也不想问。肯定不是什么宽大为怀的举动。
尽管街道很宽阔，它还是马上让我想起了德国那丑陋的中等城市。沿街遍布着糕点甜食店、啤酒馆和香肠店。“这儿是小提琴手咖啡馆，”玛丽亚说，“因其糕点而闻名。德国人酷爱糕点，对吧？”
“对，”我回复道，“爱吃糕点和香肠，就像意大利人爱吃通心粉一样。这不过是些随意概括出来的特点。”我友好地补充道。我可不愿意卷入这种幼稚的争论中去，起码现在不愿意。
我们缄默地走过此街区，气氛有些压抑。以一种怪癖的方式，我似乎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了双重的。我听到身旁的人说德语，一再地感到害怕；我几乎等待着会在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这些德文像杀威棒一样击中了我，尽管它们本身是无害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危险。它们以及那些与我擦肩而过、貌似平凡的人都有一种双重且阴森的意义。我认识它们或他们的另一副面孔。
“兴登堡咖啡馆。”玛丽亚·菲奥拉说。
她走在我身旁，迈着时装模特那撩人的步伐，令人向往，犹如仙女下凡般可望而不可即。几乎让我窒息的那股小城的霉腐味道，她好像根本没有闻到。这种气味是由愚钝、令人窒息的舒适和无判断力的服从混合而成的，而这一混合物随时都可以转化为其反面。
“这儿多祥和啊。”玛丽亚说。
我了解这种祥和。集中营里死刑犯棚屋前盛开着天竺葵，每逢星期天，集中营的小乐队都要演奏乐曲；而囚徒们却逃不过受鞭挞或慢慢吊死的命运。人们也不会白白知道希姆莱对他的安哥拉兔情意绵绵，从不杀害一只，却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儿童。
我感觉到血管中一阵轻微的震颤。突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回到德国去。我知道自己一心想回国，但目的不同。我回去是想找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而不是为了重新去那里生活。可此时此刻我觉察到，就是想要为父报仇我也回不去了。总是存在着这种双重幻影——无害的小市民的影像和听话的凶手的影像。我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将二者分开了，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我也就听之任之了。有一堵我无法穿越的陡峭黑墙，那就是撕碎了我的生活的谋杀。只要我一想起谋杀，就一连数日心情骚动。此债不偿，什么事也无法继续下去。偿债，而不是和解，血债要用血来偿，得索凶手的命。
我几乎把玛丽亚·菲奥拉忘了，现在我又看见她了。她站在一家鞋店前，正猫着腰挑剔地审视着橱窗里摆着的鞋，犹如一位猎人在狩猎。她看得那么聚精会神，以致我觉得她似乎也忘了我。我心头一热，正是因为我们如此不同，彼此才不了解对方。这使她不会受到伤害并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给了她一种隐秘的快乐，这种快乐永远不会变为模糊不清的暧昧关系。这让我们二人都安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像铁轨一样并行，而不会发生交叉。这甚至为一种有些像水晶似的幸福留下了空间——不会出现背叛，也不会触动过去。
“您找到什么了吗？”我问。
她抬眼看看我。“一切都太沉重了，”她说，“对我来说太坚固了。您呢？”
“一无所获，”我回复道，“一无所获！根本一无所获！”
她凝视着我。“人不该回去，是吧？”
“不能回去。”我说。
她笑了。“这给人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吧？就像传说中的鸟，只有翅膀，没有脚。”
我点点头。“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偶然，”她轻松地说，“您不是也想下车走走吗？”
我想也许是偶然吧，但我不相信这类偶然发生的事。显然是为了把这座纳粹堡垒的平静与佛罗伦萨遭到的毁坏做一个对比。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埋藏着记下的仇，它们只是等待着时机浮出。但我没有回答，只要她不提及此事，回答就成了一种没有必要的挑衅，而且还达不到目的。
我们走过一家糕点甜食店，里面人满为患，传出响亮的音乐声，是德国民歌。我往里瞧了瞧，心想，这些目光炯炯、往嘴里塞着法兰克福环状蛋糕和掼奶油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变成狼人，去执行杀人命令。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事实几乎没有削弱这种可能性，相反，这通常使他们成为更加义愤填膺的“爱国者”。
“美国人很大度，”我说，“他们不关押任何人。”
“不，日本人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玛丽亚说，“那儿的德国流亡者晚上八点必须待在家里，而且外出距离不许超过八公里。我在那儿待过。”她笑了。“这种措施总是限制了不该受到限制的人。”
“多是如此。”
从一家大酒馆中传出铜管乐的声音，是德国进行曲。橱窗里挂着血肠。我捉摸着随时可能会听到《霍斯特·威塞尔之歌》[92]。
“我在这儿转悠够了。”我说。
“我也是，”玛丽亚说，“这里的鞋看起来是用来行军的，不是用来跳舞的。”
“我们走回去吧？”
“我们开车回美国。”玛丽亚说。
我们坐在中央公园的一家餐厅里。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坪，从湖面吹过一阵凉风，能听到远处有船桨击水的声音。天黑了，夜幕的蓝色阴影悬挂在树丛间，万籁俱寂。
“你晒得黝黑啊。”我对玛丽亚说。
“这话你在车上就对我说过了。”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此间我去过德国，又从那儿逃了出来。你晒得黝黑啊！你的秀发在天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意大利的天光，是菲耶索莱[93]夜晚的天光。”
“你去过那儿？”
“只是在那附近待过，在佛罗伦萨坐过监狱。但见过那一带的天光。”
“你为什么坐牢呢？”
“我没有证件，但很快就被释放了，必须立即离境。此外这种光我还在意大利绘画上见过，它很神秘，是一种由彩色暗影发出的光。就像你现在的头发和脸庞。”
“我不幸福的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蓬乱无光的，”玛丽亚说，“我独处时，皮肤也会变坏。我不能长久独自生活。我一个人时，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各种恶劣特性的集合体。”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一瓶智利白葡萄酒。我感到似乎是从一次大难中死里逃生了。被扰起的恐惧、仇恨和绝望一下子又离我远去了，去了我想放逐它们的远方，只不过它们还能毁灭我。在约克维尔，它们用回忆的血盆大口触及了我，但我觉得自己侥幸逃脱了。现在我的内心极为平静，这种状态已经久违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眼前看到的更重要了：在桌上蹦来蹦去啄食面包屑的小鸟，浅黄色的葡萄酒以及黄昏中我面前这张闪着微光的面庞。我长出了一口气道：“我逃脱了。”
“干杯！”玛丽亚·菲奥拉说。“我也是。”
我没有问她逃脱的是什么，但肯定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在巴黎大木偶剧场我看过一出独幕剧，”我说，“两个人坐在一个氢气球上，其中一人拿着望远镜向下望。突然一声巨响，拿着望远镜的男子跌坐下来问他身旁的女伴，‘刚才它爆炸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地球爆炸了，怎么办呢？’”
“开头不错，”玛丽亚说，“怎么结的尾呢？”
“大木偶剧场的戏总是以灾难收场。其实也不必如此。”
玛丽亚笑了。“两个人坐在氢气球上，没有地球，没有家园。如果人仇恨孤独，把幸福当作一面镜子，那还会发生什么呢？一面深不见底的镜子，反映出的始终是它自己。干杯，路德维希！自由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孑然一身的话。这是不是矛盾的呀？”
“不，只是一种谨慎的幸福。”
“这听上去不好听，对吧？”
“不，”我说，“它永远也不会发生。”
她看着我问：“如果一切都过去了，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随便去了，你愿意生活在哪儿呢？”
我思索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3
“您上哪儿去了？”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指了指表，九点十分。“律师们也九点才上班，”我说，“我得还债。”
“还债可以用支票，那样更方便。”
“我还没有账号呢，”我回答道，“只有债务。”
布莱克的样子令我吃惊。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练达随意的老油条，虽然刻意掩饰，还是显得紧张和神经质。就连他的面部也起了变化：往日微胖的柔和面孔不见了，甚至连胡子看上去都显得更硬了，不再是亚述人式的胡须，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人的胡须。他犹如沙龙中一头准备去捕食的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