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间不多了，”他说，“得把画挂好。您跟我来！”
我们走进放着那两个画架的房间，那房间是用钢门锁住的。布莱克从侧室拿出两幅画，把它们放到画架上。“别考虑，告诉我您会买哪幅。快！”
是德加的两幅画，画得都是舞女，两幅都没加画框。“哪幅？”布莱克问。“二选一，哪幅？”
我指了指左面那幅。“这幅我最喜欢。”
“这我不想知道。如果您是百万富翁的话，您会买哪幅？”
“还是左面这幅。”
“您认为哪幅价值更高？”
“大概是另一幅。那幅画得更详尽，而不是速写般粗犷。布莱克先生，这您不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吗？”
“这回不见得。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对画懂得不多的人做出的率真而本能的判断。就像这位顾客。”当他看到我的眼神后，又补充道：“您别生气！这两幅画值多少钱我自己知道，可顾客永远是个未知数。现在您明白了吧？”
“这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突然他又变回从前那个有些危险又无法让人相信的奉承者了。“您为什么不把两幅画都给顾客看呢？”我问。
布莱克开心地看着我。“那将是灾难性的，”他解释道，“他永远都无法做出抉择，后果自然是一幅也不买。顶多可以给他看三四幅画，但不能是同一位大师的作品，得是不同大师的。如果他不能做出选择，就让他先回家，不能怕他不买而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画都拿给他看。要等他再来，能够等待才真正是当艺术品商人的料。一旦顾客又上门了，就告诉他，给他看过的画中有两幅已经卖出去了，哪怕没卖出去也要这样说，或是说送去参展了。然后从上次给他看过的画中拿两三幅给他看，再添两三幅，最多四幅新的。也可以说某幅画送到某位顾客那里供他鉴赏去了，这同样能吊起胃口。能比别人抢先一步买下某件艺术品，没有比这更有诱惑力的了。这一切就叫做：引诱顾客上钩。”雷金纳德·布莱克喷出一股烟雾。“您看到了吧，我并非要伤害您，而是想把您培养成出色的艺术品商人。现在我们给画加框。第二条规则是：千万不能给顾客看没有配框的画！”
我们走进那间挂着各种尺寸画框的房间。“甚至都不能给一位博物馆馆长看未加框的画！”布莱克解释说。“最多可以给另一位艺术品商人看没框的画。画作需要框，就像女人靠衣裳。甚至梵高都梦想着能有珍贵的画框，可他连画都卖不出去，哪买得起框啊。您认为哪个框配德加的画合适呢？”
“也许这个。”
布莱克赞同地看着我。“眼光不错。但我们还是选另一种。”他把舞女画装入一个巴洛克式的宽边画框，这个框装饰繁复。“怎么样？”他问。
“对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来说，显得有些过分奢侈了。”两幅画上都盖着德加工作室的红印章，这印章不是他本人加盖的，这是他的遗作。
“正因为如此！”布莱克反驳道。“正因为画有些素描味道，所以画框怎么奢侈都不过分。”
“我明白，画框可以掩瑕。”
“它起提升作用。它是非常完美的，从而使得画也变得更完美了。”
布莱克言之有理。这个昂贵的画框让画变了样。它突然熠熠生辉，虽然有点炫耀之嫌，但这正是用它的目的。它光彩夺目，视角不再无限延伸，而是被画框局限在四角之内，从而使画获得了某种意义。刚才它摆在房间里还显得飘忽不定，突然间就内敛起来。偶然之物变成了必然之物，甚至连空白的地方现在也成为整体那有机的组成部分了。
“有的艺术品商人老想在画框上省钱，那都是小商小贩的作派。他们用镀金的石膏模压出的破画框糊弄顾客，以为顾客会看不出来。他也许不会直接注意到这一点，但那幅画看上去就会差劲许多。画作都是贵族。”布莱克说。
他又为第二幅德加的画挑画框。“难道您想违反自己的原则，把同一位大师的两幅画都拿给顾客看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不，但第二幅画我也想准备好。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原则也得有弹性。您觉得这个画框如何？它合适。路易十五时代的，很漂亮，是吧？装进这个画框，画马上升值五千美元。”
“路易十五时代的画框多少钱一个？”
“如今？五百至七百美元。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它变得这么贵，因为货源断了。”我看着布莱克，原来这也是诅咒这场战争的一个理由，我想。甚至是个很明智的理由。
两幅画均被装入画框。“您把第一幅画送到侧室去，”布莱克说，“第二幅画送到我妻子的卧室。”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您没听错，”他重复道，“挂进我妻子的卧室。来，我陪您一起去。”
布莱克夫人有个很漂亮的卧室，布置得很女性化。家具间挂着几张素描和水粉画。布莱克用一位将军的目光审视了一下说：“您把那边那张雷诺阿[94]的素描摘下来，把这张德加的挂上去。雷诺阿那张挂到旁边的梳妆台上方，贝尔特·莫里索[95]的素描拿掉。右边的窗帘拉上一半，再多拉一点儿，行了，现在这样光线正好。”
他没说错。半拉上的窗帘放进的金色阳光给画增添了一缕可爱与温暖。“策略，”布莱克说，“卖东西一半靠策略。顾客不会平白无故地一清早就来看画，这时辰画看上去显得不那么值钱。我们得有相应对策。”
他继续教给我一些艺术品商人的生意经。我应该把他想给顾客看的画连同画架依次送进房间。等看到第四幅或第五幅画时，他会让我把第二幅德加的画拿来。这时我要提醒他，这幅画挂在布莱克夫人的卧室里。“您可以尽量多说法语，”他解释道，“当我问到那幅画时，您则必须说英语，好让顾客也能听懂。”
我听到门铃响。“他来了，”布莱克兴奋地说，“您在上面等着，等我摇铃叫您。”
我走进侧室，这里装好了画框的画已经放在了画架上，我坐到一把椅子上。为了迎接客人，布莱克快步如飞地向楼下赶去。这间侧室装着一扇镶有磨砂玻璃的小窗，上面还加了铁栏。我觉得像是坐在一间牢房里，为了不无聊，里面存放着一些价值几十万美金的画作。乳白色的灯光让我忆起在瑞士蹲过的一间班房，我因非法居留在那儿被关了十四天，过失是流亡者最常犯的罪过——没有有效证件。那班房也跟这里一样又干净又整齐，我当时真想在里面多住些日子，伙食也好，还有暖气。可两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被押往法国边境的小镇安纳马斯。押我的人给了我一支烟，又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向前走，去法国！再也别让人在瑞士看见你！”
我肯定打了个盹。突然我听到铃声，我走进布莱克所在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个小眼睛的胖男人，一对大耳朵红红的。“佐默先生，”布莱克轻声细语地说，“请您把西斯莱[96]那幅亮丽的风景画拿来。”
我拿来那幅风景画，把它放到画架上。很长时间布莱克一言不发，而是观察着窗外的云。“您喜欢这幅画吗？”然后他有些百无聊赖地问。“一幅西斯莱创造巅峰的作品，描绘的是洪水泛滥的场面，这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画作。”
“破烂儿。”顾客说得比布莱克还要百无聊赖。布莱克微笑，挖苦地说道：“这也不失为一种评论。”“佐默先生，”他转过身用法语对我说，“您把西斯莱这幅非凡的画拿走吧。”
我等了片刻，等他吩咐我该拿哪幅画进来。但他没有这样做，我就拿起西斯莱的画向外走去，这时我听到他说：“库珀先生，您今天心绪不佳。我们再约个别的时间看画吧。”
够狡猾的，我在乳白色灯光中想，现在库珀得想对策了。过了一阵我又被叫去，看到他们二位正在抽布莱克给顾客预备的雪茄。当我把画一幅幅拿进屋里时，我发现他们抽的是帕塔加斯牌雪茄。后来就轮到我说那句关键的话了：“那幅德加的画不在这儿，布莱克先生。”
“画当然在这儿，又没人偷它。”
我走近他，弯腰对他耳语道：“那幅画在上面，在布莱克夫人房间里。”
“在哪儿？”
我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画挂在布莱克夫人卧室里。
布莱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噢，对了，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这画可就不能卖了。”
我真佩服他的厚颜无耻，他又把球重新踢给库珀了。他既不说我还是应该把那幅画拿来，也不说那幅画属于他妻子。他干脆回避了这个话题，等着对方的反应。
我也回到自己那个小屋，同样等待起来。我觉得布莱克的鱼竿上这回钓住了一条鲨鱼，只是我还说不好，这条鲨鱼会不会把布莱克一口吞掉。然而布莱克所处的位置明显更有利些，鲨鱼顶多能咬断鱼钩而游走，可布莱克是绝不可能贱卖画作的。然而鲨鱼正在进行有趣的尝试。因为门是半开着的，所以我听到他们已经转而谈论经济状况和战争了。鲨鱼预言最糟糕的状况：交易所倒闭、债务、新的支出、新的战役、危机，甚至还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一切都将贬值，唯一能保值的只有现金。他特别提到193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那时手里有现金的主儿就是国王，能以半价买到一切——他是这么说的——能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也包括画作，特别是画作。鲨鱼又引人深思地补充道：“奢侈品像家具、地毯和画作什么的，甚至只值从前的五十分之一。”
布莱克无动于衷地给鲨鱼送上一杯上等法国白兰地。“后来东西又都升了值，”他说，“钱却贬了值。您自己知道，如今的钱贬值了一半还要多。钱没升值，画却涨了四倍。”他温和而虚伪地笑道：“是的，通货膨胀！它始于两千年前，从此没有停止过。物品升值，货币贬值，情况就是如此！”
“照这么说，您应该一向什么都不卖才对。”鲨鱼欢快地高喊着回击道。
“要是真能那样敢情好，”布莱克镇定自若地说，“我已经是能不卖就不卖了。可是得交税呀，此外也需要运营资本啊。您问问我的顾客，对他们而言，我都成了慈善家了。五年前我卖出的一幅德加的舞女画，不久前又以双倍的价格买回来了。”
“从谁那儿？”鲨鱼问。
“这我自然不能告诉您。难道您愿意我像大喇叭一样到处广播，透露您以什么价格从我这里买了画，或是以后又以什么价格卖了吗？”
“有什么不可以？”鲨鱼对这种虚张声势并不买账。
“其他人根本不喜欢这样，我得照顾他们的情绪。”布莱克做了个想起身的动作。“可惜您没找到想买的画，库珀先生，那您改天再来吧。价格我可不能一直保持不变，这您能理解吧？”
鲨鱼也站了起来。“您不是还有一幅德加的画想给我看吗？”他随便问道。
“噢，您是说挂在我妻子房间里的那幅？”布莱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听到铃声。“我妻子在房间里吗？”
“半个小时以前她出去了。”
“那您就把挂在镜子旁的那幅德加的画拿过来吧。”
“得等一会儿，布莱克先生，”我说，“因为墙壁不够结实，挂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木制壁塞，画被固定在上面了。我只需要几分钟。”
“算了，”布莱克回复道，“我们还是上楼去看吧。您觉得如何，库珀先生？”
“我不反对。”
我又像法夫纳一样蛰伏到莱茵黄金宝物之中了。[97]过了一阵，他们俩又回来了，打发我上楼去卸画并把它拿下来。因为没有什么可卸的，所以我就多等了几分钟。透过朝向后院的窗户，我看见站在对面厨房窗户前的布莱克夫人。她做了个询问的手势，我使劲摇头，现在还有危险，布莱克夫人还得继续待在厨房里。
我把那幅画送进饰有灰色天鹅绒的房间，画架摆在那里，然后就退了出来。布莱克把中间那扇门关了起来，所以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我挺想能亲耳听到他微妙地向顾客暗示，这幅画是他结婚十周年那天送给妻子的礼物，他妻子当然愿意保留此画的。但我可以肯定，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那条鲨鱼起疑心。
又过了差不多半小时，布莱克一个人进来，把我从豪华牢房中解救出来。“那幅德加不用挂回去了，”他说，“明天您得把它送到库珀先生家去。”
“恭喜啊！”
他做了个鬼脸。“为了卖画，什么招都得使！两年以后那画价格涨得会让他偷着乐。”
我重复了库珀的问题。“既然这样，您为什么非要卖呢？”
“因为我欲罢不能，做买卖刺激我。我有赌徒的秉性，可如今已经找不到对手了，我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赌。对了，那个说画被壁塞固定住的点子想得不错，您大有进步！”
晚上我去杰西·施泰因那儿，发现她两眼哭得红肿，情绪非常低落。有几个她的熟人正在安慰她。“如果今天打扰你们，我就明天再来，”我说，“我只是来致谢的。”
“谢什么？”
杰西一头雾水地看着我。“谢谢您替我在律师那里说好话，”我说，“还让勃兰特去为我担保，现在我的逗留许可又延期了两个月。”
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演员拉比诺维茨，他正搂着杰西劝她。
“您不知道吗？”利普许茨小声道。“特勒死了，前天。”
拉比诺维茨示意我不要多问。他送杰西坐到一张沙发上，然后转回来。他在一些小影片中饰演过残忍的纳粹分子，实际上他是个很温柔的人。“特勒上吊了，”他说，“是利普许茨发现的。死了至少有一两天了，他死在自己房间里，是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的。所有的灯都开着，枝形吊灯上的灯也都开着，大概他不愿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他肯定是夜间上吊的。”
我想走。“您留下吧！”拉比诺维茨说。“杰西这儿的人越多，对她越好。她不能独处。”
房间里的空气不新鲜，显得闷热。杰西不愿开窗户，一种谜一样的古老偏见让她相信，如果哀悼溜到外面空气中，会对死者不利。很多年以前我曾听说过，要是死者躺在屋里，只有打开窗户，迷失在屋内的灵魂才能获得解脱；但从未听说过死者已经躺在某殡仪馆了，却要关窗留住哀悼的。
“我是头蠢母牛！”杰西边说边用力擤了擤鼻涕。“我得振作起来，”她站起身道，“我给你们煮咖啡。还是你们想要点儿别的？”
“什么也不要，杰西，真的什么也不需要。”
“不行，我要去煮咖啡。”
她穿着那件压皱了的、簌簌作响的连衣裙走进厨房。
“有人知道他的死因吗？”我问拉比诺维茨。
“死还需要原因吗？”
我想起罗伯特·希尔施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有双重和三重转折，而且没有根的人聚在一起特别有害。“不需要。”我说。
“他不是赤贫，这大概不是他死的原因。他也没有生病，大约两周前利普许茨还见过他。”
“他可以工作吗？”
“他一直在写作，但什么也不能发表。十年来什么都未能发表，”利普许茨说，“但很多人都是这种处境，仅仅如此也不至于轻生啊。”
“他留下什么了吗？一封遗书？”
“没有。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脸色铁青，舌头伸出老长，苍蝇在他睁着的眼睛上爬。他那模样看上去已经很吓人了，天气这么热，尸体腐烂得很快。那眼睛……”利普许茨说着打了个冷颤。“最要命的是，杰西还想最后再看他一眼。”
“遗体停放在哪儿了？”
“放在一家殡仪馆了，英文叫funeral home，直译就是丧葬之家。听听这名起的！尸体在那儿会被整容。您去过这种场所吗？千万别去！美国人还是个很年轻的民族，他们不认可死亡。死者都被化了妆，就好像仅仅在安睡，许多死者还受到了防腐处理。”
“要是他化了妆，那杰西不是就可以……”我说。“我们也曾这么想过，但特勒的情况是几乎无法再遮盖了。也没有这么多化妆品，有也用不起。死亡在美国可是件非常昂贵的事。”
“不光在美国。”利普许茨说。
“在德国，死很廉价。”我说。
“在美国非常贵。我们找的已经是很一般的殡仪馆了，一切从简，尽管如此，还花了好几百美元。”
“特勒要是有这笔钱，也许还死不了呢。”利普许茨说。
“兴许吧。”
我看到杰西房间里照片的排列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勒的照片不再挂在活着的人的照片中，但也还没有像另一侧的死者照片那样镶着黑框；它仍旧装在原来的金框里，杰西仅仅在上面加了一条黑色饰带，是用一块黑色薄纱做的。照片上的特勒微笑着注视着前方，看上去要年轻十五岁。那是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它对特勒的死以及对饰带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和真正的悲痛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西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走了过来，她用一把有花卉图案的咖啡壶给大家倒咖啡。“这儿还有糖和奶油。”她说。
大家都在喝咖啡，我也在喝。“葬礼明天举行。”她问我：“您来吗？”
“只要我能来，一定来。”
“他的所有熟人都必须来！”杰西立即激动地大声说。“明天十二点半。专门安排在这个时间，以便大家都能来。”
“我来，杰西。当然来，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告诉了我殡仪馆的名字：“亚设殡仪馆，在第十四街。”
“他将埋葬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问。
“他不土葬，火葬。火葬便宜。”
“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将被火化。”
“火化？”我重复着，同时思绪万千。
“是的，殡仪馆负责打理此事。”
杰西来到前面。“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置身于陌生人之间，”她抱怨道，“要是下葬前至少灵柩能停放在我们这儿，在朋友们这儿就好了。”她转过身对我说：“您还想知道什么？谁再次替您预付了款项？是坦嫩鲍姆。”
“坦嫩鲍姆-史密斯？”
“是啊，不是他还能是谁？他是我们的资本家，特勒的葬礼也是他出的钱。您明天一定来吧？”
“一定。”我说。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拉比诺维茨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必须阻止杰西，”他急速小声说，“不能让她看到特勒。总之，不能让她见到他的遗容，因为是自杀，所以尸体做过解剖，这些杰西都不知情。您知道的，她一向说一不二。幸好她端来了咖啡，利普许茨往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片安眠药。她没发现，所以大伙儿都喝了咖啡，还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喝。我们曾经试图让她服些镇静剂，但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服了，那就是对特勒的欺骗。就跟她坚持不让开窗一样犟。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偷着往她的饭食中放一片安眠药。明天一早要想拦住她最费劲。您真的来吗？”
“是的，去殡仪馆。怎么把特勒送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就在殡仪馆内吗？”
“我想不是。但殡仪馆会操办此事的。问这个干吗？”
“你们在那儿说个没完没了，说什么呢？”杰西在房间里问道。
“她起疑心了，”拉比诺维茨耳语道，“晚安！”
“晚安！”
他穿过半暗的走廊——墙上悬挂着柏林罗马风咖啡馆[98]的照片——走回沉闷的房间；我走向大街，扑面而来的是车水马龙的喧嚣，这种自成一体的热闹对我多少是种安慰。火葬场，我默想着，原来美国也有！人无论走到哪儿，也避不开火葬场。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做梦了，为了驱赶梦魇，我打开灯。这不是我常做的那种流亡者之梦：因轻率而越过边界，遭到党卫军跟踪，杀手穷追不舍。做这种梦时虽然也会尖叫着从梦中惊醒，但这些属于一般的绝望之梦，怕由于自己的愚蠢再次中了圈套。从这种梦境醒来之后，在床上伸展一下肢体，看看窗外都市那微红的夜色，人就知道自己得救了。
我刚做的这个梦则不同，它更加不确定，由许多片段汇合而成，坚韧、黑暗、呈沥青状，无始无终。西比勒出现在梦中，她无声地呼喊着救命。我想到她身边去，但膝盖一直支撑不住，我陷入一片坚韧的泥沼之中，它由焦油、沼泽和陈血组成。我看到她恐惧地望着我，无声地呼喊：逃！快逃！然后又喊：救命！救命！我看到像黑洞一样张开着的一张大嘴，那种黏稠的物质正从那里涌出。西比勒突然不见了，取代她出现的是西格弗里德·罗森塔尔的妻子。一个带有难听的萨克森口音的人在尖声命令着什么，一个黑影面对满天晚霞站在窗前。一股惨淡的血腥味，烟囱中闪出火光，人肉被焚烧发出的难闻的甜腻味道。一只在地面缓慢移动的手，有人用脚践踏这只手，随即爆发出一声惨叫。这叫声好像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久久回荡。
在欧洲时我不常做梦。那时，因为危险就盘踞在后脖梗子上，所以一心想的就是怎样活下来。置身在危险之中时根本顾不上反思，梦也就减弱了。原始的求生本能不允许它们出现，而且排斥它们。后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以为经过大海绵延数天的咆哮，我的回忆也被挡在了彼岸，就像那艘遮蔽了亮光的轮船，犹如影子幽灵般地逃过了潜水艇那样。我以前做过最普通的逃亡之梦，那是每个流亡者都会梦到的。但现在我知道了，尽管我在能够复仇之前尽量不想让回忆毁掉自己，但我还是没有、根本没有逃脱回忆的折磨。我又一次明白了，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回忆，它们渗漏到睡眠和梦境中，进入那个幽灵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每天夜里都有模糊不清的法则和基础建立起来，白天它们又消失殆尽。记忆却不会消逝。
我凝视窗外。月亮已经高高悬挂在空中，什么地方有一只猫在叫。院子里的垃圾桶中发出沙沙声。对面一扇窗户的灯亮了，随即又熄灭了。我害怕再次睡着。我不想给罗伯特·希尔施打电话，一来时间已经太晚，二来他也帮不了我。这种事我只能自己对付。
我起身穿上衣服，想去城里遛遛，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但即使这样，也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我经常这么做，想无意中找到一种支撑和依靠，借以忘记过去。或是通过对城市过度的浪漫想象而制造一种幻觉，似乎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不是建立在阴暗的地基之上，而构成这种地基的则是贪婪、罪恶、剥削和自私。又好像那些贫民区并不属于这座城市似的。我对城市构建起来的这种苍白的幻想，是用来抗衡过去在欧洲度过的那些血腥岁月的，我想以此驱逐对这些岁月的记忆。我知道不该如此，这里——在这座帕齐瓦尔[99]城堡中——罪恶与别处一样没有绝迹。
我走下楼梯。莫伊科夫肯定在，我想跟他要几片安眠药。尽管我想独自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遇上急性发作时，拒绝服用当代的化学药剂，还是显得有些可笑。
摆放着丝绒沙发的小厅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伏特加还是安眠药？”莫伊科夫问，他与女伯爵坐在盆栽棕榈后。“或者跟我们一起坐下聊聊？撼动一下生存的支柱？质疑一下生灵的恐惧？”
女伯爵围着好几条围巾，看上去穷困潦倒。“要是知道这些敢情好，”她说，“我想，人首先需要社交，然后是伏特加，再然后是安眠药。接下来人什么都想要，最终就像一只无头乱扑腾的母鸡，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了。”
莫伊科夫睁开他那对鹦鹉眼说：“然后就又从头开始了。一切都周而复始，伯爵夫人。”
“您相信吗？钱也会回来？”
这时接待室的铃响了。“准是拉乌尔，”莫伊科夫叹了口气，“今儿晚上又不安宁了。”
他起身向前走去。女伯爵扬起她那张鸟一样的脸望着我，脸上那双眼睛像摆放在发皱的丝绸上的蓝宝石那样闪烁着光芒。“钱不会回来的，”她小声说，“钱像赛跑一样地离开了。希望钱全部用光之前我能死掉，我可不想在为穷人设立的养老院里咽气。”她淡淡一笑。“我已经在尽一切努力早日归西。”从一条围巾下露出一个伏特加酒瓶，在我还没有看清楚握着它的手时，那瓶子旋即又消失了。“您不会哭吧？”她接下来问。“如果会的话，哭可以使人平静。它能让人筋疲力尽，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苍凉的平和。但人并非总能哭，哭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哭后，人才知道哭的好处。接踵而来的就是恐惧、呆滞和绝望了。唯一能让人活下去的就是回忆。”
我抬头看了看她那张蜡一样苍白的脸，这张脸似乎是由脆弱的丝绸构成的。她在那儿说些什么？真相正相反，至少在我这儿是如此。“您的话什么意思？”我问。
女伯爵的面部表情略显活跃。“回忆，”她重复道，“它们还活着。它们温暖而灿烂，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对死人的回忆也是如此吗？”
“是的，”这位纤细的小妇人停顿片刻后说，“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就不是回忆了。”
我没有再继续问。“回忆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她小声说，“人活多久，他的记忆就活多久，对吧？夜间，这些回忆会站在阴暗处祈求说：别走！不要杀害我们！我们只有你了！人绝望而疲惫，不想再活下去了。可回忆更加疲惫和绝望，它们不断祈求：别杀害我们！再召唤我们吧，我们又重新出现了——八音钟乐声再起，又能听到爽朗的笑声，看到频频的鞠躬致意，翩翩的舞步，我们喜爱的人的面庞，他们复活了，脸上略显苍白，他们在那里祈求：别杀害我们，我们只有通过你才能存活。这时谁还能说‘不’呢？可长此以往，谁又受得了呢？唉，”女伯爵突然抱怨道，“我可不愿进穷人养老院，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那都是些还能动弹的人渣……”
莫伊科夫又回来了。“昔日各位豪杰，”他说，“如今都在何处？风不认识他们，草在生长。”他举起伏特加酒杯。“你不来点儿？”他问我。
“不。”
“他的悲伤还如鲠在喉，”莫伊科夫对女伯爵说，“我们的已经化作泥土，聚集在我们的双脚旁，从那里向上，直到埋葬了我们的心脏。没有心脏，人也照样能活。对吧，伯爵夫人？”
“至理名言，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喜欢话语，您是个诗人。也许人能这样活着，可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女伯爵站起身。“弗拉基米尔，为了对付今宵给我两片安眠药行吗？晚安，佐默先生。多好听的名字啊[100]，我们小时候也学过一点儿德语。祝你们做好梦！”
莫伊科夫陪这位娇柔的女士向楼梯走去。我瞧了瞧那个小瓶，他从那里拿出两片药给了女伯爵，是安眠药。“也给我两片。”他回来后我说。“她为什么总是两片两片地向你要呢？她不能在床头柜中存上一整瓶吗？”我问。
“她不敢，她怕哪天夜里会把那些药片全吞下去。”
“尽管有那些回忆，还会这么干？”
“不是因为回忆，她害怕的是贫困。她能活多久就愿意活多久，但她怕突然想不开，所以格外小心。我向她保证过，她若是求我，我就给她弄一大瓶。可她还有些时日好活呢。”
“你会这么做吗？”
他用那双看不见眼睑的眼睛盯着我：“你不会吗？”然后他慢慢张开一只大手，手心里有一枚老式的小戒指，上面镶着红宝石。“她得卖掉它。宝石虽然不大，可你仔细瞧瞧。”
“我不懂行。”
“这是闪星宝石，很罕见。”
我又看了那戒指一眼，它那宝石的红很清澈，如果对着灯光转动，就能看到一个六角形闪光小星星。“我希望自己能买下它。”我突然说。
莫伊科夫笑了。“买它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回复道，“因为它不是人造的，它纯洁，不受贿赂。不像你想的那样，我是为玛丽亚·菲奥拉买。再说她也不缺首饰，祖母绿宝石、王后王冠上的指甲盖大的钻石。各位王后如今都在何处？”我引用道。“这是你说过的吧？伯爵夫人管你叫诗人。你当过诗人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各行各业，如今安在？最初二十年，俄国人总是吹嘘他们往日的辉煌，很多都是吹大牛皮，而且一年比一年凶。后来牛皮吹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忘了吹了。你这个流亡者资历还太浅，身上还满是干这行的疮疖；你还高喊着要复仇，把这看作是正义，而不是自私和无边际的自负。我们的复仇呐喊！我还能忆起它们，可如今它们在何处？风依旧在吹拂，却不知我们的呐喊。只有青草在不断生长。”
“你们没有机会复仇。”我说。
“机会还是有过一些的，你这个颤抖的学生还处在世界公民的最初阶段呢。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从楼上跑下来吧？”
“跟伯爵夫人一样，也要两片安眠药。”
“不要一瓶？”
“不，”我说，“暂不需要，在美国不需要。”
14
雷金纳德·布莱克打发我去库珀那儿，就是那位买了德加画作的，去帮他把画挂上。“您肯定有兴趣去见识他的豪宅，”布莱克说，“别的东西也会令您兴趣盎然的。叫辆出租车，那幅舞女画的画框是真货，容易碰坏。”
库珀住在公园大道旁一幢房子的第九层，是复式住宅，上面一层是个屋顶花园。我预料会是位仆人来开门，没想到库珀本人穿着衬衫在门口迎接了我。“请进，”他平易近人地说，“我们得花点儿时间，给这位墨绿色的女士找个合适的位置。您想来杯威士忌？还是更愿来杯咖啡？”
“谢谢，我喜欢来杯咖啡。”
“我喝威士忌，这么热的天气喝威士忌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没有反驳。住宅中很凉爽，装有空调的房间散发出一缕墓地般的阴凉，窗户都关着。
库珀小心地打开德加画作的包装纸。我环视四周，房间里的摆设是法国路易十五风格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小巧玲珑、纤细典雅，很多物件上都有金饰。里面混有两把意大利扶手椅，还有一个威尼斯黄色小五斗橱，富丽堂皇。墙上挂着印象派的画作。我感到惊讶，没想到库珀的审美趣味如此高雅。
他把德加的画放到一把椅子上。我等待着他的进攻，他不会毫无缘故请我喝咖啡的，这我知道。“您真的在卢浮宫做助理？”他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拆布莱克的台。“以前呢？”他接着问。
“以前在布鲁塞尔博物馆。您问这个干什么？”
库珀笑了。“艺术品商人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说德加这幅画是布莱克夫人的，这不纯粹是骗局吗？”
“为什么？这幅画又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或更坏。”
库珀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当然不会。所以尽管他骗人我还是买了。布莱克开的什么价，您是知道的吧？”
“不知道。”我说。
“那您猜呢？”
“我确实不知道。”
“三万美元！”
库珀打量着我。我马上明白了，他在诈我，想从我这儿打探出更多信息。“一大笔钱，是吧？”他问。
“这要看怎么看了。对我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了。”
“要是您买，您肯出多少钱呢？”他赶紧问。
“我没钱买画。”
“要是您有呢？”
我感觉，为了这杯咖啡我已经被他盘问得够多了，于是回复道：“我会花上所有的钱。如今对艺术的热情可是桩好买卖，价格周周见涨。”
库珀爆发出一阵火鸡打鸣般的笑声。“您不会是想让我相信，布莱克告诉我的是真的，他以双倍价格买回了一幅他所卖出的画吧？”
“不。”我说。
“那事情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库珀狞笑道。
“我用不着让您相信，因为那是事实。”我解释道。
“什么？”
“是这么回事。我是在账本中看到的，这您很容易让人去查的。一年或两年后您把画再卖回给他就是了。”
“这是老花招了。”库珀不屑一顾地说，但他看上去像是放心了。紧接着他被叫去接电话了。“您四处看看吧，”他冲我喊道，“也许您能找到挂德加画的地方。”
叫他去接电话的姑娘领着我各处转。库珀肯定有一批出色的顾问，尽管他这儿的每一件东西都值得博物馆收藏，但他的住宅看上去却不像博物馆。我无法理解，库珀看起来并不像这类行家。但这样的行家确实存在，这我以前在巴黎就见识过。
“这儿是库珀先生的卧室，”那姑娘说，“也许里面还有地方挂画。”
我站在门口。一张奇丑无比的新艺术风格大床上方挂着一幅风景画，金色画框看上去颇厚重，画面展现的是森林中一只处于发情期的鹿正在鸣叫，它身边有几只雌鹿，前景中一股泉水汩汩流过。我默默地端详着这幅画。“库珀先生是猎手？”我问。
那姑娘摇了摇头。“是他自己画的吗？”
“您想哪儿去了！他要是会画那敢情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画。奇妙，是吧？这么逼真，都能看到鹿嘴中喷出的热气。”
“确实看得见。”我边说边继续四处张望。
在对面墙上，我发现了一张威尼斯风景画，是费利克斯·齐耶姆[101]的手笔。由于揭开了库珀的秘密，特别是当我看到五斗橱上还有几只大酒杯时，我感动得两眼几乎都有些湿润了。这儿，在他的卧室中，库珀是一个人呢，他还可以这样。而在住宅的其他地方则不外乎是装门面、投资和虚荣，至多流露出些许的喜爱。但这只发情鸣叫的鹿，那是激情；感伤的威尼斯风景画则是浪漫。
“很美，对吧？”漂亮姑娘说。
“太棒了！但这儿的氛围不能破坏，这幅画挂这儿不合适。”
那姑娘领我走上一段狭小的楼梯，可以听到库珀工作室中传出他粗暴地向电话中发布命令的吼叫声。在通往阳台的门边我停住了脚步。楼下的纽约宛如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白色非洲城市，没有树木，有的只是钢筋水泥。它不是一座经数百年发展而形成的有机城市，而是被不受传统束缚的人们坚决、快速和性急地建造起来的。建造者遵循的最高准则不是安全，而是实用。但恰恰因为这一点，这座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现代美感，它大胆，反浪漫，反古典。我着迷地向下望去。我想，人们没有必要在下面伸着脖子观赏纽约，在高处看摩天大楼则另有一番风味，就好像长颈鹿立在一群石质的斑马、羚羊、犀牛和巨龟中。
我听见库珀喘着粗气爬上了楼梯，喜形于色，大概是刚才打电话卖掉了几万枚炸弹或手榴弹。他满脸通红，看上去像个番茄。死亡带给他欢乐，再说道义也在他这一边呢。“您找到位置了吗？”他问。
“这儿，”我说，“阳台上。纽约上空的舞女！可阳光会很快破坏画的色彩。”
“挂这儿太不靠谱了，”库珀说，“三万美元啊！”
“更糟糕的是，”我回复道，“一件艺术品就毁了。但我们可以把它挂到旁边的会客室去，挂在阳光照不到的那一侧，也就是那两尊蓝色汉代青铜器的上方。”
“对那些中国小摆设您懂行吗？”库珀问。“它们值多少钱？”
“您想卖吗？”
“当然不是。那是我两年前买的，一共花了五百美元。太贵了吧？”
“等于白送。”我挖苦道。
库珀笑了。“那边的人物陶俑呢？它们值多少钱？”
“唐代舞女？也许三百美元一个吧。”我不情愿地答道。
“我花一百美元买下的。”库珀的脸上立刻容光焕发。他属于那种人，生意一赚钱就变得性感。
“我们把德加的画挂哪儿啊？”我问。我没有兴趣继续迎合一个军火商的自我了，可库珀还不知足。“这块地毯值多少钱啊？”他贪婪地问。
这是一块十七世纪亚美尼亚的龙图案地毯，要是我继承了其名字的佐默见到一定会被迷住。“地毯的价格下跌了，”我说，“自从住宅的地面可以铺别的材料以来，就没人再愿意要地毯了。”
“什么？为这块地毯我可花了一万两千美元呀！它现在值不了这么多了？”
“我觉得是值不了了。”我报复性地回答道。
“那它现在值多少钱呢？不是一切都在涨价吗？”
“画作涨价了，地毯没有。这是战争造成的。另一种买主阶层浮现了，许多老收藏家不得不出卖他们的藏品，新买主想用文化显示自己的品位。挂在墙上的雷诺阿画作比铺在地上踩旧了的老地毯能帮他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每个来访者还会继续在上面践踏。库珀先生，像您这样有品位的老收藏家，还知道欣赏好地毯的，”我紧盯着他说，“已经屈指可数了。”
“那它到底还值多少钱呢？”
“也许是原价的一半吧。如今顶多还有人买小块跪毯，可这么大块的杰作是无人问津了。”
“该死！”库珀愠怒地站起身。“那好，您把德加就挂到您刚才说过的地方吧。可别把墙壁搞坏。”
“墙上几乎连洞都不会留下。我们有专用挂钩。”
库珀消失了，去心疼他的损失去了。我很快挂好了德加的画。墨绿色的舞女起舞于那两尊几乎呈蓝色的汉代青铜器上方，三件珍品彼此投放着丝绒般柔和的铜绿之光。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在这种瞬间里，人们意识到，人类历史不外乎由一群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的流浪者组成，他们既短命又杀人，有时他们也能成功地做到在幻想中感悟永恒，这种永恒以结晶的方式体现在纯粹的美中，这可以是青铜器、大理石、彩色画作或是话语，哪怕是在一位与死神打交道的军火商家里与它们不期而遇。还有你，娇弱的舞女，你也不该抱怨自己的流亡！你的境况还可能更糟，你现在的主人本可以在你四周摆上一圈手榴弹，或是把你放到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之间！他要是这么做了，那倒更贴近他的真实风格。使你免遭此厄运的是他的占有欲。那么你就在两个唐代舞女陶俑间去做你的异域梦吧。这两个唐代舞女是一百年前盗墓贼从北京一位高官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她们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沦落到这种陌生的生存环境中来了。”
“这么半天您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那姑娘站在我身后，我忘了她的存在。库珀打发她回来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偷东西或是打碎什么。“咒语，”我回答说，“全是咒语。”
“您不舒服吗？”
“不，”我说，“正相反，特别好。此外您与这位迷人的舞女有点儿像。”我指着德加的画说。
“像那个又肥又蠢的？”她不满地问。“那我可得立刻节食几个月了！只吃脱脂凝乳和沙拉！”
亚设殡仪馆前有两棵月桂树，其树冠被剪成球形。我记错了时间，早到了近半个小时。一张唱片在播放管风琴乐曲，人工调节过的空气中充斥着蜡烛和消毒水的味道。室内半暗，从两扇彩色玻璃窗中只透过稀少的光线。因为我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屋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听见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讲话，还奇怪怎么不是利普许茨。一般情况下，为死去的流亡者致悼词的总是利普许茨。他在法国时就开始致悼词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总是匆忙和偷偷进行的。在美国这儿，他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没有人会在墓地出口或是停尸房门边候着，让他出示护照了。希尔施告诉我，从此他就把在流亡者的棺材旁致悼词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他以前当过律师，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他很失落，所以他就把劲儿全用在致悼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