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眼睛慢慢适应室内的光线后，我才发现自己参加的这个追悼会不对头。那棺材太昂贵，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小心地溜了出来，在外面遇见坦嫩鲍姆-史密斯。杰西由于太激动，告诉他的时间也是错的。“特勒有亲戚吗？”他问。
“我想没有。您不认识他吗？”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我们站在骄阳下。刚才我误入的那场追悼会结束了，吊唁者走了出来。他们眯起眼看看高照的艳阳，就迅速各奔东西了。“灵柩停放在哪儿了？”我问。
“放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待会儿才推出来。那儿有空调。”
最后从屋里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身边有位上了年纪的男士陪同。那男子站住脚点了一根烟。那女子四处环视，在热得空气似乎都在颤抖的酷暑中她显得茫然若失。那男子扔掉火柴，匆匆跟随她走了。
忽然我看见利普许茨来了，他穿着夏季浅色西服，系着黑色领带，完全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打扮。“时间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来得及通知所有人。改时间是因为杰西，她非要再见特勒一面不可。所以我们告诉了她一个错误的时间，等她来时，棺材已经封了。”
“那追悼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利普许茨看了看表。“半小时以后。”坦嫩鲍姆-史密斯看着我问：“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拐角有个杂货店。”
“我不去，”利普许茨说，“我得在这儿等候，其他人马上就到了。”
他已经自视为追悼会主持人了。“我还得操心音乐的事，”他解释说，“以免发生混乱。特勒是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天主教徒。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他从感情上更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现在我是这么处理的，昨天我请天主教神父为他做了祈祷。说动这位神父可费了不少劲，因为特勒是自杀的。本来他也不可能在墓地安葬，幸好这事也解决了，因为特勒将被火化。可那个神父，我的天啊，我嘴皮子都磨破了，他才画了十字！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一桩很复杂的不幸事件，才变得通情达理多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了保护天主教徒，教皇毕竟与纳粹签署了协定。因此一位天主教犹太人就是个特例，更何况他还是自杀死的。”
利普许茨直出汗。“那音乐呢？”我问。“这您是怎么安排的？”
“先放一首天主教颂歌《耶稣，我的信念》，然后是布鲁赫[102]的《晚祷》。殡仪馆有两台留声机，所以不会因换唱片而出现停顿，会连续播放。其实那犹太拉比[103]倒是无所谓，他比教会宽容。”
“我们走吧？”史密斯问。“这儿太闷热了。”
“好的。”
利普许茨坚守岗位，情绪已相当悲戚，而且庄严肃穆。他从兜里掏出悼词背诵起来，史密斯和我则向那家杂货店走去，从店里扑面飘来一股冰冷的冷气，让人精神为之一爽。“柠檬冰激凌，双份的，”史密斯边说边问我，“您呢？我一参加这类活动就渴得要命，毫无办法。”
我也要了双份柠檬冰激凌。史密斯介绍我去布莱克那里工作，我还没有表示过感谢。我要双份冰激凌，想向他表示我跟他意见一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适合谈论我的未来。没想到史密斯主动开口问道：“在布莱克那儿情况怎么样？”
“很好，非常感谢！确实很好。”
史密斯笑了。“那是个有很多面孔的人，对吧？”
我点点头。“一个艺术品商人，不能不这样。他卖掉的是他喜欢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别人都在赔本，他至少还能赚。”
利普许茨致悼词。我被棺材上的花发出的浓烈气味熏得晕晕乎乎的，那是些夜来香。特勒的棺材颇为简陋，不像刚才那场追悼会上的棺材有那么多镀铬饰物，闪闪发光犹如轿车。棺材是冷杉木的，简陋是为了火葬时好燃烧。利普许茨告诉过我，这类殡仪馆没有自己的火葬场，这方面它们的设施远不如德国集中营的豪华。决定火葬的棺材要送到火葬场集中焚烧。这对我来说是种解放，我是无法等待火化过程结束的。这种事我了解得太多，总是竭力摆脱这类回忆。尽管如此，相关的念头还是像黄蜂一样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出席追悼会的人有二三十个。罗伯特·希尔施陪杰西来的，她拽着他的胳膊，一阵阵哭泣。卡门坐在她后面，看上去像睡着了似的。也有几位作家在场，希特勒上台前特勒在德国相当知名。追悼会的一切就像任何一场追悼会那样充满矛盾，某种永远无法想象的事毫无声息闯了来，人们试图用祈祷、管风琴声和语言将它变得可以想象。为了战胜它，人们慈悲地将它篡改成小市民可以接受的东西。
两位身着黑衣、戴黑手套的男子突然出现在棺材旁的灵台上，他们熟练地——其熟练程度令人想起刽子手的帮手——抓住棺杠，灵敏、快捷地举起棺材，迅速无声地把棺材抬了出去。没等人们回过神来，事情就结束了。我觉得似乎闻到了一股腐尸味儿，竟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双眼潮湿了。
大家走出追悼大厅。令人惊奇的是，流亡中经常会出现彼此不知道下落的情况。特勒的事也不例外，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孤独地死去。然而当他死去之后，就好像好多人都逝去了似的。人们对此不理解，感到内疚。突然间人们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属于一个离乡背井的小族群，松散，偶然，没有自己的意志。
杰西被达尔双胞胎姐妹搀扶到坦嫩鲍姆-史密斯的轿车旁，她们想把她塞进车里。她并未反抗，午间的炽热把空气烤得发颤，蓝天映衬下她那哭得红肿的脸显得怪异。最后她笨拙地爬进克莱斯勒车中。漆成黑色的车身瞬间让我觉得，它好像就是上一场追悼会的棺材，现在它把杰西也带走了。
“她又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希尔施说，“她还得为丧宴自助餐做一些最后的工作，今天一早她就和双胞胎姐妹开始准备了，这一忙活倒是帮她渡过了最大难关。现在她要尽一切努力把丧宴办好，她觉得这是她欠特勒的。一种扭曲的逻辑，但却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她跟特勒很熟吗？”坦嫩鲍姆-史密斯问。
“并不比与其他人更熟，甚至还要差一些。正因为这样，她才觉得自己现在有义务为他做些还力所能及的事。她认为自己对特勒就像对我们大家一样负有责任，永恒的犹太母性。我们必须去她那儿，这对她是一种安慰。她终究是我们大家可以信赖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死在这儿了，没有人为我们哭泣，我们还可以指望杰西，要是她还活着的话。”
最后走出殡仪馆大门的是利普许茨。“史密斯先生，这儿是收据，”他对坦嫩鲍姆说，“那帮无赖又额外多要了十五美元。我毫无办法，特勒的棺材还停在院里的艳阳下，我也是没有退路。”
“您做得对，”史密斯边说边叠好收据，“您肯定会替我向杰西表示歉意的。”他又对希尔施说：“我不喜欢这种习俗，用喝酒的方式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再说我也不认识特勒，很遗憾。”
“杰西专门为您做了鲱鱼沙拉。”罗伯特·希尔施说。
史密斯耸耸肩道：“我相信您，希尔施先生。您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托词的。”
他把手举到巴拿马草帽边敬了个礼，然后就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街走了。“要是没有他，我们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利普许茨说，“我们甚至不能入葬，所有的账都是他付的。可是特勒为什么要寻短见呢？偏偏现在？美国人和俄国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
“是的，”希尔施尖刻地说，“可德国人也在节节抵抗，就好像他们在保卫圣杯。难道您不相信，有人会因此而绝望吗？”
“您去过大都会博物馆了吗？”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摇了摇头。
他吃惊地望着我。“还没有？这我可没想到。我以为，您对那儿已经了如指掌了呢！这在您成为艺术品商人的培训过程中可是一大缺陷。您现在马上就去吧，那儿还开着门呢。看完您就不用回来了，这儿今天就算收工了。您多花点儿时间看展览。”
我没有去博物馆，我不敢去。我觉得自己如履薄冰，幸好还没有掉进冰窟窿里去。前些日子我做的那个梦对我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意料，我心神不宁，再次产生不安全的感觉，长期以来我一直得与这种感觉作斗争。一切都没有结束，这我现在知道得一清二楚。特勒的死给我的震撼也出乎意料。我们是得救了，但自我还在折磨我们。
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西尔弗的古董店前了。该店的二老板阿诺德坐在两把边角包金的沙发椅之间，那姿势就像罗丹的思想者。他是这个家族中的另类，正出神地盯着大街。我敲窗玻璃时，他吓了一跳，然后来给我开门。
“在这儿见到您真是难得的幸会，阿诺德先生。”我说。
阿诺德脸上露出柔和的光芒。“亚历山大不在，他正在贝格餐厅吃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呢。我没去，我吃美式大餐！”
“希望是在沃伊津，”我回复道，“那儿的鹅肝糜名不虚传！”
尽管西尔弗兄弟是同卵双胞胎，而且出生时间仅差三小时，但他们的反差很大。他们令人忆起那对更加倒霉的连体双胞胎，其中一个是酒鬼，另一个滴酒不沾。后者很不幸，他必须忍受前者所有的沉醉和随之而来的难受，他从中所获不外乎是厌恶和头痛。他是我听说过的唯一一位清醒的醉鬼。阿诺德和亚历山大的情形类似，他们反差大，但他们幸好不是连体双胞胎。
“我找到一件青铜器，”我说，“在五十九街西班牙人拍卖行，后天拍卖地毯时一起拍卖。”
小西尔弗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现在没心思做生意。您去告诉我那个法西斯哥哥吧，我现在得考虑生存的事。您明白吗？”
“当然明白！您是什么星座？您什么时候出生的？”
“什么？6月22日凌晨，为什么？”
“也就是说您是巨蟹座，”我说，“亚历山大呢？”
“6月21日深夜，问这个干吗？”
“也就是说还是双子。”
“双子？当然是双胞胎！毫无疑问是双胞胎！尽说蠢话！”
“我是说，他出生在双子星座的最后一天。这说明很多问题。”
“说明什么？”
“性格差异，您二位反差很大！”
阿诺德盯着我。“您相信这些？相信这类蠢事？”
“阿诺德先生，我相信的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呢。”
“巨蟹座的性格是什么呢？光听这字眼儿就够让人厌恶的！”[104]
“它与那种病毫不相干。只与过去被当作美味佳肴的那种动物有关，比龙虾更美味。”
“在性格方面呢？”未婚夫阿诺德问。
“深沉！性情中人！高度敏感，有艺术家气质，热爱家庭。”
阿诺德变得活跃起来。“在爱情方面呢？”
“浪漫，理想主义！爱了就紧紧抓住不放弃，除非别人除掉您的双螯。”
“这画面可够恶心的。”
“这仅仅是象征。翻译成心理分析的术语就是：要想让您放弃，除非摘除您身上的全部性器官。”
阿诺德脸色吓得煞白。“那我哥哥呢？他是什么样的人？”
“作为双子座的人，他的生活要轻松得多。双面神杰那斯，双重人格，他可以轻松转换面具，迅速、敏捷、活泼和耀眼。”
阿诺德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双面的双子座哥哥走进店内，因为刚吃了不少洁净食物而红光满面，嘴里还叼着一根不属于洁净食物的雪茄。
阿诺德默不作声地瞥了我一眼。亚历山大边大方地同我打招呼边拿出皮夹说：“最近卖出的那块跪毯，我们还没付您佣金呢。一百五十美元。”
“不是一百美元吗？或者不过就欠八十美元？”感情深沉的巨蟹阿诺德插嘴说。
我无言地望着他，一个如此阴险的叛徒！他大概想用这差价带他的秘密未婚妻去沃伊津，甚至去凉亭饭店[105]再搓一顿。
“一百五十美元，”亚历山大斩钉截铁地说，“是他通过与他的朋友罗森塔尔讨价还价诚实挣到的！”他递给我两张票子。“这回您打算怎么花呀？买第二身西服？”
“我将，”我看了根据星座必定是吝啬鬼的阿诺德一眼，“带一位极为优雅的女士去沃伊津吃饭。剩下的再付律师一部分欠款。”
“也在沃伊津付？”亚历山大问。
“去他办公室。然后我去市中心广场的拍卖行竞购一件小青铜器，那是一件阿诺德先生看不上眼的东西。”我又补充道，为的是气气那只巨蟹。
“眼下阿诺德脑子不太清楚，”亚历山大解释道，“如果您买下来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优先购买权吗？”
“当然！你们两位是我的老东家嘛！”
“在布莱克那个大寄生虫那儿情况如何？”
“很好。他竭尽全力要把我培养成具有哲理性的艺术品商人，在佛教意义上也就是这么一种人：热爱艺术，同时也热爱出卖艺术。为了真正占有而不占有。”
“胡扯！”亚历山大说。
“为了尊崇艺术，博物馆里应有尽有，雷金纳德·布莱克是如此解释的。在那儿，人们可以尽情欣赏画作，而不必担心画作在家里会被烧或被盗。此外，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最好的，私人收藏家在市场上已经找不到这类作品了。”
“双倍的胡扯！要是人人都相信他的鬼话，布莱克靠什么为生呢？”
“靠他对人类贪婪的坚信不疑！”
西尔弗不情愿地笑了。
“亚历山大先生，上帝是不懂同情的，”我说，“只要人还知道这一点，世界观就不会陷入过分的无序。而正义并非人的基本特性，它不过是颓废的一种发明，当然是最美丽的发明。只要人还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奢望过多，就不会死于存在或是生活的凄苦。”
“您忘了爱。”背叛者阿诺德说。
“我没有忘，阿诺德先生，”我回复道，“但它只是一种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本质。否则我们就变成吃软饭的了。”
我用这种方式报了他想克扣我五十美元佣金的仇，但我这样做也没有觉得很舒服。“当然不包括罗密欧式的浪漫主义者，”我毫无生气地补充道，“自然还有艺术家。”
在广场旅馆前，我突然看到玛丽亚·菲奥拉斜穿过广场向中央公园走去。我感到很惊讶，同时想起我还从未在白天见过她，过去见她时不是晚上就是夜里。我跟随她，想给她一个惊喜。我也能感到口袋里西尔弗兄弟给的钱的分量。我已经一连数日没有见过她了，在傍晚蜂蜜色的光线下，我觉得她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她身穿一件亚麻布连衣裙，我像被电击了一般，突然意识到她是那么漂亮。以前我只看到她身上比如面庞和双肩这样的局部，在摆放着金丝绒沙发的小厅那昏暗的灯光下看到过她的秀发和动作，要不就是在摄影室或是夜总会那刺眼的灯光下看过她的步态，但却从未把这些局部画面汇总过。过去我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确实没有意识到她的美貌。我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或是心不在焉地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看到玛丽亚·菲奥拉正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向雪莉·尼德兰旅馆走去，她的上身微微前倾，探寻着，在巨大的钢铁汽车间稍一迟疑，然后就以舞蹈般轻盈的步伐抵达了街的另一侧。
我在能继续跟上她之前必须等待片刻，但此后我就站住不动了。从来往车辆的缝隙间我看到，一个男子从旅馆入口处向她走来，并亲吻了她的面庞。他身材修长，一看就不像只有两身西服的人，而是像个住高级宾馆的。
我在马路的另一侧跟随他们二人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的一条侧街上，我看到等在那里的劳斯莱斯车。我还看见玛丽亚·菲奥拉上了车，那名陌生男子还帮她开关车门。猛然间我觉得我们形同陌路了。关于她我知道些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除了那些可以随风而逝的东西。关于她的生活我知道些什么？可关于我的生活她又知道些什么？过去了！我一边想一边觉得自己十分可笑。什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啊！我感到的损失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唯其如此，我对它的感受就更加强烈。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位与我相交不深的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场面，我看到的不过如此。什么也没有打碎，因为什么也不曾存在过。
我从夏日傍晚蜂蜜色的光线中走回广场旅馆。广场中心的喷泉已经干枯，我那恍然若失的感觉仍在继续。我走过梵克雅宝珠宝店，死去的王后们的两顶王冠在橱窗中的黑天鹅绒上闪烁着光芒，至于断头台是否切下了王后们愚蠢的脑袋，王冠是不会理会的。钻石活了下来，因为它们是没有生命的。抑或它们其实还是有生命的？它们不是以一种缄默而坚硬的亢奋状态存在吗？我盯着闪光的首饰，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特勒，就像受到一阵黑色旋风的袭击。利普许茨告诉过我，在那个炎热的夏夜特勒是怎么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的，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西服，最干净的衬衫，没有打领带。利普许茨认为，他没有戴领带大概是怕那玩意儿碍事，会增加死时的痛苦。看来他在最后时刻也曾踢打双腿，企图够到附近的一张桌子，因为一尊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的石膏头像被碰到地上打碎了。利普许茨还提到不知特勒是今天就能火化，还是还要等。他希望能尽早进行，因为尸体在这么热的天气是会很快腐烂的。我不由得看了一眼表，已经五点多了。我不知道美国的火葬场有没有下班这回事，德国的火葬场就没有。为了尽快处理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那里的焚尸炉昼夜不停地工作，火光冲天。
我转过身，瞬间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开始晃动，变得完全无法理解。我看了看街上的人，觉得似乎有一层厚厚的玻璃把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隔开了。他们遵循的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法则与我的完全两样，他们在与我相隔甚远的地方可怕地活着，拥有简单的感情和理智的不幸。幸福不是一成不变的雕塑，而是像水中的波浪一样稍纵即逝，对此他们天真得手足无措。他们多幸福啊，值得羡慕的还有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俏皮话，他们在沙龙里表现出来的犬儒主义，还有他们那不值一提的不幸，后者充其量不过是损失了钱、失去了爱或自然死亡而已。他们知道什么是必须复仇的俄瑞斯忒斯[106]阴影吗？他们知道什么是暧昧的无辜、被迫卷进刽子手的罪行以及蒙昧正义那血腥的法则吗？他们知道那三位复仇女神吗？她们守护着回忆，等待着实施报复的那天。我用受到强光刺激的眼睛看到她们就在我的面前，但像另一个世纪的观赏鸟一样不可企及。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嫉妒尖锐地撕咬着，同时为永远不可能像她们那样去复仇而深深地绝望。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却不得不屈从于野蛮人和刽子手之国的法律。这束缚了我，只要我不屈服或自杀，我都逃不脱这种境况。
15
“你跟我一起去搞个偷袭？”罗伯特·希尔施问。
“什么时候？”
希尔施笑了。“你还没变，”他说，“你问什么时候，不问为什么。鲁昂、拉昂、马赛和巴黎的规则还算数，谢天谢地！”
“我能猜到出去干什么，”我回复道，“一次十字军东征，为了受欺骗的博瑟。”
希尔施点点头。“博瑟认倒霉了。他曾两次去找那个骗子，第二次那个骗子不耐烦了，他对博瑟礼貌地下了逐客令，并威胁说，要是他再来，就控告他敲诈。此后博瑟就犯了流亡者的老毛病，十分害怕被驱逐出境，因此就放弃追索自己的邮票了。这都是杰西告诉我的，从她那儿我也打听到了那骗子的姓名和住址。你两点钟有空吗？”
“有，”我答道，“办这种事我随叫随到。此外雷金纳德·布莱克旅行去了，两天不在。他不在，就关门，不许我卖画。很舒服，工资照发。”
“那好。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罗伯特，跟我去另一家吧。昨天我挣了点儿外快，想花的钱又没花出去。我知道另外一家海鲜餐厅。让我们去那儿挥霍一下昨天省下的钱吧。”
希尔施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问道：“你跟玛丽亚·菲奥拉吵架了？”
“根本没有。我们还没发展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呢。”
“没有吗？”
“没有，罗伯特。”
他摇了摇头。“可别等太长时间了。有这么漂亮的腿和脸蛋儿的主儿可不会总耍单的！我们去哪儿吃？”
“去航海者餐厅，那儿物美价廉。那里的蟹比别处的汉堡包还便宜。我们吃完饭要去找的那个吸血鬼叫什么名字？”
“布卢门塔尔，阿道夫·布卢门塔尔。真奇怪，居然有这么多犹太人叫阿道夫。不过这家伙叫这个名倒是般配。”
“他知道你要去吗？”
希尔施点点头。“我给他打过电话。”
“博瑟知道你去他那儿吗？”
希尔施笑了。“当然不知道。否则他出于恐惧会说出不利于我们的证词。”
“你有什么能让布卢门塔尔就范的东西吗？”
“一点儿没有，路德维希。那家伙十分滑头。”
“也就是说根据《拉昂摘要》第一条行事？”
“完全正确！虚张声势，路德维希。”
我们沿着第一大道往前走。在一家鱼缸店的橱窗中，两条五彩缤纷、金光闪闪的泰国斗鱼在做徒劳的搏斗，因为它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一家糕点店的橱窗中摆着各式维也纳糕点：空心奶油圆蛋糕、果酱夹心糕饼和萨赫蛋糕。一位戴眼镜的女售货员跟希尔施打招呼。他与我并肩而行，我偷偷地从侧面观察他。他走路的姿势同从前不一样了，脸也绷得紧紧的。他看上去突然又像是当年在法国的那位领事劳尔·特格纳，而不再是卖收音机和电熨斗的零售商了。
“所有犹太人都是牺牲者，”他说，“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是天使。”
这是一座位于五十四街的楼房，铺着红地毯，墙上挂着钢板雕刻。有位穿着怪异制服的男子负责开电梯，电梯内装有护板，还镶着一面镜子。一看就是中产阶级住的地方。“去第十五层，”希尔施说，“找布卢门塔尔经理。”
我们被电梯很快送到。“我不相信他请来了律师，”希尔施解释道，“我用材料威胁过他。因为他是个骗子，所以他一定想先看看我有什么材料。此外他现在还不是美国人，因此内心深处仍旧有那么一缕怕遭驱逐的恐惧，所以他宁愿先搞清楚缘由，再决定是否该告诉他的律师。”
他按了门铃，一位姑娘开了门。她领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摆着仿路易十六风格的家具，有几件是金色的。“布卢门塔尔先生马上就来。”
布卢门塔尔五十来岁，中等身材，是个胖墩。随他来到这金碧辉煌的屋子的还有一只狼狗。一见到这只兽，希尔施就微笑起来。“布卢门塔尔先生，这个品种的狗我最后一次见到是在盖世太保那儿，”他说，“在那儿人们用这种狗追捕犹太人。”
“安静，哈罗！”布卢门塔尔轻轻拍了拍那条狗。“您要见我，可没有提是两个人一起来呀。我的时间很少。”
“这是佐默先生，他听到过很多有关您的事情。布卢门塔尔先生，我不想占用您很多时间。我们是为博瑟医生来的，他病了，没有钱，不得不放弃学业。您认识他，对吧？”
布卢门塔尔没回答，继续抚摸那条狗，狗则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这么说您认识他，”希尔施说，“甚至还很熟。可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我。有很多人叫希尔施，就像有很多人叫布卢门塔尔一样。但我是那个跟盖世太保对着干的希尔施，您可能听说过我。在法国，有一段时间我曾跟盖世太保开斗，那可并不总是文质彬彬地斗智，对双方来说都不是这样，布卢门塔尔先生。从我那方面来说也是经常要斗勇的，我只是想说，那时用狼狗做保镖的主意只会令我发笑。今天依旧如此。在您的畜生能动我一根毫毛之前，布卢门塔尔先生，它就一命呜呼了，您大概也是同样下场。可我并不想要你们的命，我们来这儿是为博瑟医生募捐的。我设想您是愿意帮助他的。您愿意为他捐多少美元呢？”
布卢门塔尔盯着希尔施问：“我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呢？”
“这么做可以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叫怜悯。”
布卢门塔尔似乎捉摸了一会儿，他不断地观察着希尔施，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黏湿的手指从里面捻出两张票子。“这儿是四十美元，我只能给这么多。有太多人在类似情况下来找我。如果所有流亡者都能捐跟我差不多的数额，那您不久就能为博瑟医生凑够他念书所需的钱了。”
我以为希尔施会愤怒地把钱扔回桌上，但他把钱收了起来。“好的，布卢门塔尔先生，”他平静地说，“我们还应得到1 140美元。博瑟医生为参加国家考试还需要这么多，就这样他还得省吃俭用，不抽烟，不喝酒呢。”
“您开玩笑吧？我可没工夫……”
“不，您有工夫，布卢门塔尔先生。您现在可别对我说，您的律师就在隔壁房间坐着。他不在那儿。相反，我倒要告诉您点儿您感兴趣的事。您现在还不是美国人，并希望明年能入籍。您可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不利于您的传言，美利坚合众国彻查这种事可是一丝不苟。我朋友是记者，他和我都愿意保护您不受中伤。”
布卢门塔尔看上去决定破釜沉舟。“说得可太友好了！”他说。“要是我现在向警察局报警，二位该不会反对吧？”
“一点儿也不。我们正好把材料直接交给警察。”
“材料！”布卢门塔尔的脸都气歪了。“敲诈在美国可是要受相当重的惩罚的，但愿您二位知道这一点。趁着还来得及赶紧离开此地！”
希尔施坐到一把金色椅子上。“您以为，布卢门塔尔先生，”他换了一种声调说道，“自己很狡猾，其实不然。您应该把欠博瑟的钱还给他。我兜里装着一封请愿书，上百名流亡者在上面签了名，是写给移民局的，请求拒绝授予您美国公民权。这儿还有一封请愿书，要求拒绝批准您加入美国籍，因为您在德国与盖世太保一起进行过颠覆活动。这封请愿书有六个人签名，还详述了您为什么能比别人从德国带出更多的钱，也提到了那位替您把钱带到瑞士的纳粹的名字。此外，我这儿还有一份里昂报纸的剪报，报道的是一位名叫布卢门塔尔的犹太人是如何在盖世太保审讯时供出两名流亡者的栖身之地的，他们俩不久后就遭到了杀害。您别抗议，布卢门塔尔。有可能那不是您，但我会声称那就是您。”
“什么？”
“我会作证，那就是您。这儿的人知道我在法国做过什么，他们信任我会胜过信任您。”
布卢门塔尔呆望着希尔施问道：“难道您要作伪证不成？”
“从简单的法学观点出发是伪证，但若根据《旧约》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来看就不是，布卢门塔尔。实际上是您毁了博瑟，为此我们现在来毁您。在此过程中，何为真，何为假，根本无所谓。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在当年与纳粹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您是犹太人吗？”布卢门塔尔小声问。
“和您一样，很遗憾！”
“那您也下得去手迫害一个犹太人？”
希尔施诧异了片刻。“是的，”然后他回答道，“我告诉过您了，我跟盖世太保学了不少招儿。此外我还向美国强盗学过一些技巧。而且，如果您愿意的话，布卢门塔尔，我还会运用犹太人的智慧。”
“美国警察……”
“美国警察那儿我也拜过师了，”希尔施打断他说，“该学的我一样没落下！可这些我根本用不上，要整垮您，我兜里的请愿书就足够了。我也根本不想把您送进监狱，只要您被送进关押纳粹嫌疑犯的拘留营就行了。”
布卢门塔尔举起一只手说：“希尔施先生，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您一个人说了不算。除了您的虚假指控，还需要别的证据。”
“您这样认为吗？”希尔施笑了。“在战时？为了一个在德国出生的所谓流亡者？再说在拘留营里您也不会受虐待嘛，那里的关押条件很人道。因此关进去也不需要很多理由。就算您最终没被关进去，您入籍的事又将如何呢？怀疑和流言对此是会起决定性影响的。”
布卢门塔尔那只抓着狗链子的手直抽搐。“那您呢？”他小声说。“如果此事泄露您会如何呢？敲诈、作伪证……”
“后果我当然清楚，”希尔施回复道，“但我无所谓，布卢门塔尔！我不在乎！我对一切都不在乎！所有对您这个怀着未来梦想的邮票骗子来说重要的东西，对我都一钱不值。但您无法理解这一点，您这个彻头彻尾的市侩！当年在法国我就全豁出去了！否则您以为我会做那些事的吗？我可不是那种充满理想的博爱主义者！无论出什么事，我都不怕！您要是跟我对着干，我不去找法官，布卢门塔尔！我亲手干掉您，这可不是我头一次杀人。难道您至今都没明白，如今杀人有多容易吗？”希尔施做了个抛弃的手势。“我们何必费这么大事呢？事情又不关乎您的命，您只需还一部分您欠博瑟的钱就行了，仅此而已。”
布卢门塔尔看上去又像是在默默地动心思。“我家里没钱。”他最终说。
“您可以给我一张支票。”
布卢门塔尔突然松开了那条狗。“不许叫，哈罗！”他打开一扇门，那狗溜了出去。布卢门塔尔把门又关了起来。
“终于。”希尔施说。
“我不会给您支票的，”布卢门塔尔回复道，他看上去突然显得很疲惫，“这您能够理解吧？”
我惊讶地盯着他，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妥协了。也许希尔施说得对，流亡者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与实实在在的负疚感混合在一起，让布卢门塔尔心绪不宁了。如果他不是现在还想搞假动作蒙人的话，那他看来是在敏捷地思索和同样迅速地行动了。
“我明天再来。”希尔施说。
“那证明文件怎么处理？”
“明天我当着您的面销毁。”
“我只有拿到那些证明文件后才会给钱。”
希尔施摇摇头。“您想通过这些文件得知，都有哪些人准备指控您？休想！”
“那谁又能告诉我那些文件是真的呢？”
“我，”希尔施平静地回答，“这对您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不是敲诈犯，我们不过是助人伸张正义而已。这您自己最清楚。”
布卢门塔尔再次无言地思索了一会儿。“好吧。”最后他小声答应。
希尔施从那把金色椅子上站了起来。“明天，同一时间。”
布卢门塔尔点点头，他突然间汗流浃背。“我儿子病了，”他小声说，“我唯一的儿子！可您呢，您却来……您应该感到羞耻！”他突然大声说。“人家在绝望……可您……！”
“博瑟也在绝望，”希尔施平静地答道，“此外他肯定会告诉您，哪位医生对治您儿子的病来说是最好的医生。您问问他。”
布卢门塔尔无言以对，他不断捉摸此事，脸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真正的仇恨与真正的痛苦同时并存。我知道，失去钱财的痛苦确实可以表现得如同个人病痛一般真切，但我觉得此时起作用的还有别的因素。就好像布卢门塔尔——以一种迷信的方式——突然意识到，他儿子的病痛与他对博瑟医生的欺骗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所以他才如此迅速地让了步。可这种软弱无能却更加深了他的仇恨。
“你相信他儿子真的病了吗？”当我们重新置身豪华电梯中时，我问希尔施。
“为什么不该信？他并没有以此为借口来少给钱。”
“也许他根本没有儿子。”
“我相信儿子还是有的。一个犹太人是不会用家里人开这种残忍玩笑的。”
在电梯中镜子的反光照射下，我们飞快地来到地面。“你到底为什么带我一起来呢？”我问。“我一句话也没说上。”
希尔施微笑道：“出于老交情。因为拉昂规则。也为了让你受到更全面的教育。”
“已经有很多人致力于我的教育了，”我回复道，“从莫伊科夫、西尔弗直到雷金纳德·布莱克。此外我也已经知道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天使。”
希尔施笑了。“但你还不知道，一个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你还相信，不幸会让人变好或变坏，这是致命的误解。带你来，是因为你长得像纳粹，用你来吓唬布卢门塔尔。”
我们来到像洗衣房一样闷热的大街上。“在美国还能用这个吓唬人呀？”我问。
希尔施站住了。“我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哪能啊，有时也做。谁不做梦啊？美国人也做梦。”
“他们做梦也跟我们不一样。在我们身上，那可诅咒的生存恐惧已经刻骨铭心。白天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可夜晚呢？意志在哪儿？控制在哪儿？”希尔施笑了。“布卢门塔尔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这么快就妥协了。他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他仍然占着便宜呢。那些被他侵吞的邮票价值翻番。可如果我让他吐出全部数额，尽管他儿子病着，他也会负隅顽抗的。就连犯罪也有其法则。”
希尔施步伐轻快地走在午后那热腾腾的空气中，他令我又想起了在法国的时光。他的脸比平时绷得更紧，更消瘦，充满活力。我觉得他在美国第一次如鱼得水了。
“你相信布卢门塔尔明天中午会付钱吗？”我问。
他点点头。“一定会的。他不敢冒被告发的风险。”
“你有什么可以告发他的吗？”
“一点儿没有。只有他的恐惧，而这就足够了。他为什么该为一千多美元冒不能入籍的风险呢？《拉昂摘要》中的老办法，虚声恫吓，路德维希，不过恐吓的方式总在花样翻新。这回不是太雅，还有那么点儿脏。可不脏又难以伸张正义。”
我们在希尔施住的那家卖收音机的店铺前停下脚步。“美丽的玛丽亚·菲奥拉在做什么？”他问。
“你认为她美丽吗？”
“卡门是美丽的。但你的女友为生活而战栗。”
“什么？”
希尔施笑了。“不是为喧嚣的表面生活，而是为强烈的内心绝望。难道你没发现这一点吗？”
“没有。”我说。瞬间我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失去了，我想。
“绝望的纯粹要义就是，”罗伯特·希尔施说，“没有愤恨。”
我用心地凝视着他。“而且没有懊悔，”他说，“这是另一面，它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当下。不再被希望所玷污。纯粹绝望的轻松平静，无欲无求的快乐。否则如何能忍受此岸的一切呢？”他敲了敲橱窗，橱窗后收音机和吸尘器闪闪发光。然后他笑了。“参与到贸易和买卖的平庸中去吧！但不要忘记，我们脚下的大地仍在震动。只有我们跟着一起震动，我们才能拯救自己。危险最大的时候莫过于自以为已经得救之时。起来战斗吧！”
他打开门。空调机的冷气扑面而来，犹如走进了墓穴。
“忧郁了？”莫伊科夫问。
“中度的，”我回答说，“还不至于喝伏特加。不过是为生存而烦恼。”
“不是为了生活？”
“也为了生活，弗拉基米尔。但更是在积极意义上。人应该活得更精彩，更有意识性，更深刻，更震撼。这是罗伯特·希尔施的建议。”
莫伊科夫笑了。他没有穿制服，而是身着一件宽大的西服，西服在他身上晃来晃去，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只大蝙蝠。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大软帽。“讨论生活总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解释道，“但人们往往忘记去生活，这是一种便利的替代。可惜我今天无法这样做，我得捍卫这家旅馆。我们收入的支柱拉乌尔想搬走，他想租一处寓所住。要是这样这旅馆就得倒闭了，他住的是这里最大的豪华套间。赶紧祷告你的上帝，让他留下来吧。否则我们必须提高其他人的房租。”
我听见楼梯上有说话声。“他来了！”莫伊科夫说。“保险起见，我给你在这儿留一瓶伏特加。暮色会加深人生的郁闷。”
“你们去哪儿啊？”我问。
“去图茨·肖尔饭店，那儿有空调和出色的牛排，是个劝人回心转意的好地方。”
莫伊科夫和拉乌尔一起走了，后者身穿白色西服，配红色皮鞋。我坐到悲伤的盆栽棕榈下想温习英语。我想起希尔施说的震动：来自地下的地震，还有生活和心灵的震动。人不能因为自己得救了，就忘却这些，更不该在小市民舒适生活的沼泽中沉沦！获救的战栗者，舞蹈者，泪眼迷离地重新发现一切，手中的食勺、呼吸、光，能够允许迈出的每一步。一再重新闪烁的意识：没死、侥幸逃脱、没有在集中营里翘辫子或者像特勒那样因彻底绝望而自尽。
身穿深色镶花边连衣裙的女伯爵从楼梯上飘然而下，宛如幽灵。我想她是来找莫伊科夫的，就高举起酒瓶对她说：“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出去了。但他给忧郁者留下了慰藉。”
这瘦小的人儿摇了摇头。“今天不用，我要出去，纪念亚历山大大王子的宴会。他是个出色的男人，我们当年几乎订婚了。他被布尔什维克杀死了，为什么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问道：“宴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在俄国人茶室，朋友聚会，都是俄国人，人人穷得叮当响，可却个个挥霍成性。办一次这种宴会，他们就得啃好几天干面包，可他们毕竟庆祝了。”
门外有汽车按喇叭声。“这是沃尔科夫斯基亲王，”女伯爵说，“他是出租车司机，来接我了。”
她急匆匆走了出去，身上的连衣裙一看就是用旧料子改的，看上去像个吓鸟的纤细稻草人。即使是她今晚都有地方可去，我不禁感慨，然后试着继续学习英语单词。
玛丽亚·菲奥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进来时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正端详着我。她穿一件黄色连衣裙，裙子下面好像什么都没穿，也没穿长筒袜，脚上只有一双黄色的凉鞋。
她来得完全出乎意料，以致我坐在那儿傻傻地望着她。她指了指伏特加酒瓶说：“喝这个天气太热了！”
我点点头，站了起来。“是莫伊科夫留在这儿的。可即使女伯爵都拒绝喝它，我也一样。”
“弗拉基米尔呢？”
“跟拉乌尔一起去图茨·肖尔饭店吃饭了，牛排。女伯爵去了‘俄国人茶室’，有波兰小酥饼、蘑菇和酸奶过油肉。我们吃什么？”
我屏住呼吸等她的反应。“去杂货店吃柠檬冰激凌吧。”玛丽亚说。
“然后呢？”我问。“您今天没约会吗？街角有没有劳斯莱斯车在等您啊？”
她笑了。“没有，今天没有。”
她这句回答稍微有些刺痛我。“那好，”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吃饭！但不是去杂货店。今天我受到的有关生活的教诲太多了。我们去一家法国小餐馆，有空调和上乘的葡萄酒。”
玛丽亚·菲奥拉疑惑地望着我。“我们去那儿钱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