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响起了钢琴声，隔墙传来的声音有些轻。也许是何塞·克鲁斯在弹，我想，可我听到的曲子又与何塞·克鲁斯和菲菲不般配。因为正在弹奏的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轻松曲子。我回想起自己练习这些曲子的时光，那时野蛮人还没有占领德国。那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父亲还活着，我母亲得了伤寒，躺在医院里，她担心我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我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似乎正在用快镜头放映我一生电影的片段，速度太快，根本无法停住，痛苦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减弱。面孔与画面出现又消失，叫喊着的人们，西比勒那惊恐和勇敢的面容，布鲁塞尔博物馆的走廊，死在巴黎、眼睛上爬满绿豆蝇的露特。死者、死者，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太多的死者，以及作为复仇意志的黑色无望的拯救。
我站了起来。空调机在嗡嗡地响，屋内几乎很凉了，但我却似乎在淌汗。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然后拿起报纸，阅读有关军队的报道。盟军已经从巴黎继续挺进，他们四面出击，德国军队似乎正在溃逃，已无力多做抵抗。我不厌其烦地研究那张小小的简图，我对法国这一带非常熟悉，我知道那里的小咖啡馆、乡间公路和各种地方，那是流亡者逃难的苦路。现在那些曾经的胜利者、士兵、党卫军、施刑者、追捕者和杀人犯也在这条路上逃命，他们逃回德国去。我也曾和这些胜利者属于同一民族，他们追捕过我。我让报纸掉在地上，不禁发起愣来。
我听见门外有动静和玛丽亚的声音：“没有人吗？”
屋里已然一片漆黑。“有，”我边回答边站了起来，“我没有开灯。”
她走进屋。“我以为你又走了呢。”
“我是不会走的。”我说着把她揽进怀里。她突然成为世间活生生的一切的体现。
“别，”她嘟囔道，“千万别走。我不能独自生活，一个人的时候，我毫无价值。”
“你就是世间生活本身，”我说，“也是其温暖所在，玛丽亚。我尊崇你，你的出现带来了光明和所有色彩。”
“你为什么坐在黑屋子里？”
我指了指灯光闪烁的摩天大楼。“外面的世界灯火通明，所以我就忘了开灯。现在有你在，我就不需要别的灯光了。”
“可我需要，”她笑了，“在黑屋子里我会悲伤得无可救药。此外，我也需要灯光，好往外拿东西。我带晚餐回来了，全是瓶瓶罐罐的，在美国一切都可以买现成的。”
“我带伏特加来了，”我说，“那儿还有一瓶呢。我看见了，甚至还是地道的俄国货呢。”
她靠在我身上说：“我知道。可我更喜欢你带来的莫伊科夫自制的。”
“我不是这样，我没有偏见。”
“可我有！你把那瓶俄国的拿走吧，”她说，“我不想要了，送给莫伊科夫，他会高兴的。”
“好的。”我答道。她吻我，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和她那年轻、鲜活的皮肤散发出的体香。
“你得格外小心地对待我，”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痛苦了。我很容易受伤害，你若是伤害我，我不知会有什么结局。”
“我不会令你遭受痛苦的，”我说，“起码不会故意这样做，玛丽亚。无意的很难预料。”
“抱紧我。你必须紧紧抱着我。”
“我会这么做的，玛丽亚。”
她满意地呻吟了一声，像个孩子。她站在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背景前，非常苗条纤细。这些大楼中成千上万的清洁女工正在打扫白天办公留下的肮脏，她们以这种方式为天空增添了魔力。她用意大利语说了点儿什么，我没听懂，就用德语回答：“你，可爱的生活，失而复得，不可摧毁……”
她摇了摇头。“如果我们真想对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可真是一种奇特的爱，一种翻译过来的爱。”
我吻她。“我认为爱是不需要翻译的，玛丽亚。如果需要，我也不怕。”
我们躺在床上。“你今晚还要出去吗？”我问。
玛丽亚摇摇头。“明晚之前不用。”
“好，那我们就可以待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再吃一顿，五香熏牛肉和奶酪配黑面包，还有啤酒，然后吃剩余的蛋糕就咖啡。真是了不起的奇遇！”
她笑了。“这种奇遇也太平常了吧。”
“这是我经历的最了不起的奇遇了！我已经不知道上一次经历这些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逃亡的路上，我已经习惯了住最简陋的旅馆房间，能找到这种房间也算走运了。晚上我常常在肮脏的窗台上匆忙地吃纸包着的食品，能有东西果腹就挺高兴了。可今天……”
“今天你吃的也是纸包着的食品。”玛丽亚说。
“可今天是和你一起吃的，在你的寓所。”
“这不是我的寓所，”她略带睡意地说，“是我借的，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我的衣服、我的首饰、王冠，甚至四季。今天我们照相时已经身处明年春天了。”
我看着她。她那棕褐色的胴体一丝不挂地横陈在床，美得醉人。明年春天，我想，那时我会在哪儿呢？还在美国？还是战争已经结束，我已经试图回欧洲了？我不得而知，但内心却因紧缩而感到疼痛。“你们今天都试戴什么了？”我问。
“首饰，”她说，“各种颜色的大假首饰，便宜货。不是真的，就像我自己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是我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没有自我，没有那种一成不变的、一向清晰的自我。我就像起舞于两面镜子之间的什么东西，它存在，但你想伸手抓住它时，它就消失了。相当令人绝望，是吧？”
“不，”我回答道，“危险。不是对你，而是对别人来说。”她笑着站起来。“我想让你看看，我们还拍摄了什么。非常小巧玲珑的帽子，丝绒和锦缎小帽，还有贝雷帽。我带回来两顶，借的，明天还。”
她穿过房间向走廊走去。我喜欢她把裸体认为是最自然的事，她因职业关系习惯了裸体，而且在这种状态时心无邪念。窗前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几乎小得听不见。这套小公寓所处的楼层很高，所以也几乎听不到街上的噪音。突然，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室内的暮色深沉、斑驳，没有人工灯光，仅有的亮光来自外面摩天大楼闪烁的玻璃幕墙。我们好似乘坐着无声的氢气球飞翔，暂时脱离了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进入一种和平状态。后者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宁静得令我心跳。
玛丽亚回到室内。她戴着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首饰，脚蹬高跟拖鞋，此外一丝不挂。“这是1945年之春，”她说，“这看上去像金首饰，其实是黑人的黄铜首饰，宝石是涂了颜料的玻璃。”
1945年之春！似乎她说的是：永不或明天。看上去几乎应该是明天，我想。房间里人为制造出的凉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明年春天越来越近了。我站起来抱住玛丽亚。“你想走？”她问。
我摇摇头。“我只想去报亭买份晚报，马上回来。”
“你会把战争带回房间的，”她答道，“你就不能等一宿吗？”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不把战争带回房间，”我说，“我下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来。慢慢回到这个房间，我知道你在这里，而且在等我，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幸福。有人在等我，与你在一个屋顶下共度良宵。这是我能想象的人生最大奇遇：没有恐惧的市民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只有拥有这一鄙俗称号的人才能享用，我们流亡者——永世流浪的犹太人[109]的现代子孙是无福消受的。”
她吻我。“谁长篇大论，就是想掩盖真相。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一份报纸都会离开我，我跟他又能怎么样呢？”
“你也是个吉普赛人，”我说，“比我更甚。但我不去买报了，就让时间静止一天吧。”
玛丽亚笑了，我把她揽入怀中。我不想告诉她，为什么我突然想看报纸。那不是因为新闻，而是我想看看这种闯入我生存状态的宁静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可爱的、陌生的生活！我暗想，请留在我这里吧！在我必须离开你之前，不要离开我！我知道这有多么虚假，甚至带有背叛和欺骗的弦外之音。可我无法继续思索下去了，玛丽亚就在身旁，其他的还远在云端。此间还会发生很多事，谁又能知道，谁先离开什么吗？我吻着玛丽亚的双唇，与她肌肤相亲，顷刻间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深夜我还醒过来一次，隔墙仍旧听到了钢琴声，有人在犹疑地弹奏着克列门蒂的一支奏鸣曲，这曲子我在没有过流亡生活前也弹过。玛丽亚躺在我身旁，筋疲力尽，呼吸均匀。我想起自己那被遗忘的青春年华，透过大窗户呆望着外面灯火通明的夜色。然后我又倾听起玛丽亚的呼吸。我再次感觉到，我们好像乘坐着气球，正位于龙卷风风眼的静谧地带。感谢你，今夜这份狂热的祥和，我默想。
17
“杰西·施泰因过几天要动手术。”罗伯特·希尔施说。
“危险吗？她得什么病了？”
“还不是很清楚，是个瘤子。博瑟和拉维克给她做了检查，可他们什么也没说，医生得保密。手术大概能弄清瘤子是不是良性的。”
“癌症？”我问。
“我恨这个词，”希尔施答道，“在我认识的字眼里，除了盖世太保，就数这个字眼最可恶了。”
我点点头。“杰西预感到什么了吗？”
“人们告诉她这将是一次毫无危险的小手术。可她像只狐狸一样多疑。”
“谁给她做手术？”
“博瑟和拉维克，外加一位美国医生。”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跟在法国一样，”我说，“那时候拉维克与一位法国医生一起动手术。他是打黑工的外科大夫。”
“拉维克说这里情况不完全一样了。在这儿他打的是灰工，要是他做手术的话，起码不会被关起来。”
“那笔给博瑟的钱你拿到了吗？”我问。“就是那笔我们‘远征’去讨的罚款。”
希尔施点点头。“这很简单，但博瑟不愿意要。我差点儿要揍他，他才收下这笔钱。他觉得这钱是敲诈来的，他自己的钱！有些流亡者对诚实的理解真是不可思议！令人绝望！”他笑了。“去杰西那儿看看吧，路德维希。我已经去过了，不能再去了，否则她会起疑心的。她有些担心，我不太会安慰人。别人的担心会让我不快、伤感和烦躁。去看看她，今天是德国人在她那儿聚会的日子。她认为，一旦生病，人就不用结结巴巴地说英语了。她需要帮助，需要身边有人。”
“我今晚过去，等雷金纳德·布莱克那边完事以后。卡门在做什么，罗伯特？”
“她可爱迷人、神秘莫测，正如只有真正天真的人才能做到的那样。”
“有真正天真的女人吗？也许有愚蠢的，可有天真的吗？”
“天真这个词不过是个字眼，就像愚蠢或懒惰一样。它对我而言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反逻辑王国，非常珍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管它叫庸俗，反正它远离了价值与事实，是纯粹的幻想、偶然、感情，没有抱负、没有边际的懒惰。是一种令我着迷的东西，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我疑惑地看着希尔施。“你相信这一切吗，罗伯特？”
他笑了。“当然不信，所以它令我着迷。”
“你跟卡门提起过这些吗？”
“当然没有。说了她也不懂。”
“你刚才用了一大堆词，”我说，“你真的认为事情那么简单吗？”
希尔施抬起头问道：“难道你觉得我不懂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尽管对英雄来说不懂女人很自然。胜利者往往不谙此道，倒是失败者比较理解女人。”
“为什么那些人尽管不懂女人还是胜利者呢？”
“因为懂得一点儿女人还未得胜，特别是在女人那儿还没有。这是生活的一种荒谬。但胜利者也不能永远是胜利者，罗伯特。简单的事无需弄复杂了，生活本身已经够复杂的了。”
罗伯特·希尔施朝杂货店柜台后面穿白制服的人招了招手，我们两个在这儿吃过汉堡包。“不知怎么回事，”他说，“这儿的售货员总让我看着像医生，这杂货店让我觉得像药房。就连汉堡包吃起来都有一股三氯甲烷的味儿。你不觉得吗？”
“没有啊。”我说。
他笑了。“今天我们可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不少空话，你也一样。”他望着我问道：“你幸福吗？”
“幸福？”我说。“什么是幸福？我认为这是十九世纪的一种措辞。”
“是的，”他回复道，“什么是幸福？我不知道。我也不向往它。我想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幸福。”
我们走到大街上，我突然为希尔施担忧起来。他让我觉得与这里格格不入，最不适合的就是在收音机店卖货。他曾扮演过一种征服者的角色；可如果征兵委员会认为他不可靠而拒绝了他，那一个犹太征服者在纽约还能有何作为吗？
杰西躺在床上，身穿一件鲑鱼色中国披风，布鲁克林的生产者可能是把它当作中国官服设计的。
“你来得正好，路德维希，”她说，“明天我就得上屠宰台了。”
她满脸通红，眼神激动，一派强颜欢笑。圆圆的脸上满是她企图遮掩的焦虑，就连她的头发似乎都受到了焦虑的传染，它们竖立在脑袋四周，就像一位黑人妇女上耸的发型。
“我说杰西，”拉维克插嘴道，“你又耸人听闻了。我们明天不过是做个小小的常规性检查，以防万一。”
“防什么万一？”杰西迅速问道。
“多了，大大小小的。”
“大的会是什么呢？”
“杰西，这我也不知道。我不是透视眼，所以我们得开刀。但我会对你说实话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杰西。”
她的呼吸平稳了一些。她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她大概已经问过他十多遍了。“那好。”她最后说道，然后转向我问道：“巴黎的事你有什么高见？”
“它自由了，杰西。”我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
“我居然活着看到了这一天。”她嘟囔道。
我点点头。“杰西，你还会看到柏林自由那一天的。”
她沉默了片刻。“去吃点儿东西吧，路德维希。在巴黎时你总是饥肠辘辘，隔壁房间里双胞胎姐妹准备了咖啡和点心。我们不想悲哀，一切降临得如此神速，巴黎，然后是我的事。一桩接一桩，就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不去想它了！你知道，尽管有过种种磨难，如果跟这个滋味比，那仍旧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指了指病榻。“留神一定要尝尝咖啡，路德维希，是新煮的。拉维克也去隔壁了。”她像个同谋者一般凑近我小声耳语道：“我不相信他！一句都不信！”
“也不相信我？”
“你同样不可信，路德维希。去吃点儿东西吧！”
那儿差不多有十来个人，博瑟也在场，他坐在窗户旁向外呆望。外面灰蒙蒙的，闷热，好像要下雨，天空的颜色像烟灰。窗户关着，胡桃木小柜子上一台电扇像只疲倦的大苍蝇似的发出嗡嗡声。达尔姐妹端来咖啡和李子点心，她们步履轻盈，就像小马驹。第一眼我都没有认出她们，她们的头发染成了金色，穿着紧身的短裙和横条的短袖针织套衫。
“非常撩人，是吧？”有人在我身后问。
我转过身一看，原来是巴赫，就是那个弄不明白孪生姐妹中哪一个会允许别人捏她的屁股的主儿。“非常，”我说，为能想点儿别的事而感到高兴，“想要跟双胞胎中的一个拥有私密关系，一定是个令人很困惑的念头吧，如果她们彼此像得让人分不清的话？”
“那就双保险了！”巴赫一边切一块苹果派一边用力点头。“如果一个死了，就可以娶另一个。不会有烦恼！这种美事上哪儿去找啊？”
“这可是个相当玩世不恭的想法。上次您还只是捉摸着，如何能摸到双胞胎姐妹的美臀，而不被泼一身咖啡。现在您就想到结婚了，你可真是个谨慎的理想主义者。”
巴赫摇晃着四周还飘着些许黑发的秃头，那脑袋看上去就像是狒狒的屁股。他疑心重重地沉默着。“我就没想到可以先后娶她们俩为妻，”我说，“也没马上想到死亡。”
“当然想不到，您这个没有思想的非犹太人。可如果某人恋爱了，他还能想些什么呢？一个人会死在另一个人前头，剩下的那个就得孤单度日了！只是一种古老的，也许是有所变更的原始恐惧。原始的简单恐惧是自己难逃一死，爱情把它变成为别人的死担心。”巴赫舔舔手指上粘着的砂糖。“一种折磨。孪生姐妹则是最好的出路，特别是这一对。”
达尔姐妹正好飘然而至。杰西让人把她从柏林带来的铜版画送到她床边。“您会无选择地娶她们之中的一个吗？”我问。“反正分不清，也许在性格方面也难分辨。会有这种事的。还是您会扔色子来决定此事？”
巴赫从夹鼻眼镜的上方望着我，浓密眉毛下的那双眼睛忧心忡忡。“您就继续拿我开涮吧，一个秃顶、贫穷和背井离乡的犹太人，”他说，“这俩姑娘我可没福消受，她们是进好莱坞的料！”
“那您呢？您不也是演员吗？”
“我演的都是小角色。纳粹，除了纳粹分子就没演过别的，真让我郁闷。当然头发颜色要染，戴假发。奇怪的是，在好莱坞他们几乎只让犹太人演纳粹分子。您能想象那是种什么感受吗，人格彻底分裂。幸好所演的纳粹分子有时会被处死，否则就没法忍受了。”
“难道作为犹太人饰演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不是更糟糕吗？”
巴赫默不作声地盯着我。“这我倒没有想过，”他说，“您总是别出心裁！不，犹太人多由大牌明星扮演，非犹太人。什么世道啊！”
我环顾四周，幸亏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不在。我遇到了作家弗兰克。纳粹上台后，他随犹太妻子流亡海外，他本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到达美国后，他妻子离开了他。他在好莱坞生活过半年，那里的制片厂雇用过几位知名作家，以便他们能适应美国的生活，当然也希望他们为制片厂写点儿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胜任那里的工作，写书和写电影脚本之间的差别太大。再加上这些作家的年龄都太大了，没法再改行学新本事，所以他们都没有受到延聘。结果他们就成了慈善机构的包袱，得不时去那里乞食，或是靠私人资助。
“我学不会这儿的语言，”弗兰克绝望地说，“死活学不会。再说学会了又能怎么样？说和写之间还有天壤之别呢。”
“您不用德语写吗？”我问。“为以后着想？”
“什么？”他问。“写我在这儿遭的罪？写它干吗？我离开德国时都六十岁了，现在都七十多了。老头子了。我的书在那边遭焚被禁。您以为人们还会知道我是谁吗？”
“会的。”我说。
弗兰克摇了摇头。“十年在德国中的毒是不会从人的脑袋里轻易解除的。您看过那边开党代会的新闻纪录片，那些成千上万欢呼呐喊的面孔？没人逼着他们那样做。我累了。”他又补充道：“您知道我靠什么为生？我给两个美国军官上德语课，以便他们占领德国时用。是我妻子介绍给我的，她说俄语、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我什么外语都不会。相反，我那个跟她一起生活的儿子却不会说德语。”他苦笑道：“世界公民，对吧？”
我去向杰西告别。这不是一件易事，她既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我或任何其他人。她茫然地躺在床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不安地左顾右盼。“什么也别说，”她小声说，“你来了就很好。现在走吧，路德维希。别忘了，只要健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这几天新悟出的道理。”
我从博瑟身边走过。他依旧坐在窗户旁向外呆视着。外面下起了雨，柏油路被淋湿了，闪着亮光。向博瑟打听杰西的事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和拉维克一样会对我守口如瓶的。“巴黎自由了。”我说起了别的事。
他抬眼答道：“是的。可柏林在遭轰炸，我妻子在柏林。”
我把酒瓶放到莫伊科夫面前的桌子上。“天哪！”他说。“真正诸神的长生不老饮料啊！原装俄国货。已经是第二瓶了！你从哪儿搞到的，从俄国大使馆？”
“从玛丽亚那儿。这是她送给你八十大寿的礼物。”
“今天是我生日吗？”莫伊科夫看了一眼报纸。“也许吧，七十岁以后我就不再想着自己的生日了。再说俄历与西历也不一样。”
“这些玛丽亚全知道，”我说，“最稀奇古怪的事她都知道，可别的平平常常的事她又浑然不知。”
莫伊科夫探究地望着我，微笑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张阔脸。“像个俄国女人，可其实她并不是。愿上帝赐福给她。”
“她说她祖母是俄国人。”
“女人没有义务说实话，路德维希。她们要是说实话就无聊了。其实她们也没有撒谎，但她们是伪装大师。眼下许多人都声称有俄国祖母。战争结束后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那时候俄国人就不是盟友，而仅仅还是共产主义者了。”莫伊科夫看了看瓶子。“这是我唯一的乡愁了，”他说，“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而仅仅是它的饮料。你们犹太人到底为什么偏要大声宣扬你们对德国的思乡之情呢？他们不是应该习惯了没有故乡吗？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流亡者——从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时就开始了。”
“还要早，从巴比伦时就开始了。可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改变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没有故乡，所以他们不停地寻觅新的故乡。”
“他们不会最终变聪明吗？”
“怎么变？他们总得有栖息之地吧。”
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打开酒瓶，瓶子的软木塞非常小，而且质地低劣。“犹太人曾是德国最出色的爱国者，”我说，“这一点甚至当时的皇帝都知道。”
莫伊科夫闻了闻软木塞。“难道他们还想再扮演这一角色不成？”他问。
“那儿的犹太人不多了，”我答道，“在德国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就暂时解决了。”
“人们把他们杀害了？”
我点点头。“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弗拉基米尔。八十岁是种什么感觉？”
“你真想知道？”
“不，这不过是发窘时想出的转移注意力的问题。”
“谢天谢地！你要真想知道会令我很失望的。人不该不识相地强迫别人回答令人发窘的问题。我们尝尝这伏特加吧！”
我突然听见门口处传来拉赫曼典型的脚步声。“他来这儿想干吗？”我问。“他不是找到一个令他崇拜的电影院女售票员了吗？”
莫伊科夫的大宽脸上慢慢堆起微笑，这一微笑有很多层次，它始自眼睛，也终止在眼睛中。“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也存在一种类似逆向的报复欲，而嫉妒也不能像水龙头那样随意关掉。”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金发女郎，她看上去像个强壮的驯兽员，兜齿，眉毛又黑又粗。“我未婚妻，”他介绍道，“麦克克雷格小姐。”
那驯兽员点了点头。拉赫曼打开一个包着柔软红纸的小包。“祝贺八十大寿，弗拉基米尔！”他解释道。“在你所信的宗教中找到这个可不容易。”
这是一尊金底的俄国小圣像。莫伊科夫错愕地望着它。“我说拉赫曼，”然后他迟疑地说，“可我是个无神论者啊！”
“胡说！”拉赫曼回复道。“每个人都信点儿什么！要不我哪儿来的收入啊！再说这也不是基督或圣母像，而是圣弗拉基米尔。你总该相信你自己吧，还是你连自己也不信？”
“我最不相信自己。”
“扯淡！”拉赫曼看了我一眼后说：“这种说法是这个路德维希·佐默自相矛盾的废话，忘记它吧！”
我吃惊地看着拉赫曼。我不习惯一向眼泪汪汪哭诉的库尔特这种果断的语调，爱情看来在他这儿创造了奇迹，他就像是被注射了什么让他强硬的针似的。
“二位想喝点儿什么？”莫伊科夫边问边焦虑地瞟着伏特加。
“来杯可口可乐吧。”拉赫曼不假思索地说，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您呢，女士？”
“您有查特酒吗？”那方墩儿女人令我们意外地用假嗓子尖声问道。
“要黄色的还是绿色的？”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问。
“还有黄颜色的？”
“这儿有。”那是拉乌尔最喜欢的饮料。
“那就黄颜色的吧，我不知道还有这种颜色的。我可以来双份的吗？电影院里烟气腾腾，呛嗓子。”
“您可以喝一瓶。”莫伊科夫潇洒地回答并开始斟酒。他给他自己和我倒的是伏特加。拉赫曼与麦克克雷格小姐手拉手地坐在那里，微笑着，盯着我们，满怀希望地沉默着。我想，没有什么比完美的幸福更愚蠢的了，特别是当人们想用巧妙灵感来维持这种幸福时。幸好拉乌尔和约翰这时走下了楼梯，交谈马上活跃起来。他们俩都充满厌恶地盯着麦克克雷格小姐，就好像在看一只剥了皮的海豹，由于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所以他们加倍殷勤，大显骑士风度。一分钟后，女伯爵也迈着小碎步走下了楼梯。她以老鹰般锐利的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俄国伏特加并立即热泪盈眶。“俄国！”她喃喃道。“伟大而非凡的帝国！心灵的故乡。可爱的母亲。”
“这回我的生日伏特加可剩不下了。”莫伊科夫边小声嘀咕边斟酒。
“你换一瓶，你自制的也不错，她发现不了的。”
莫伊科夫微微一笑道：“女伯爵，她会发现不了？她能回忆起四十年前的每一次宴会，而且包括当时喝的伏特加。”
“可她不是也喝你制作的伏特加吗？”
“要是没有别的可喝，她是连科隆香水也喝的。但她绝不会失去自己的品尝力的。今儿晚上咱们甭想从她那鹰爪中得到这瓶酒了。要不我们自己就得赶快喝，要不要这么做？”
“不。”我说。
“我想你也不会那么做的。我们把这瓶酒留给伯爵夫人吧。”
“我反正也没想喝它。给我倒你自制的吧，我更喜欢那味道。”
莫伊科夫用他那单眼皮的小鹦鹉眼斜了我一眼。我看出他此时想到了许多事。“好吧，”他说道，“你在许多方面都有骑士风度，路德维希。上帝赐福给你，并保佑你。”他又补充了一句。
“保佑我什么？”
女伯爵还没发现，他就把满满一杯酒灌进了肚里。他用大手背抹了抹嘴，然后小心地把空杯子放到桌上。“永远保佑你不自我伤害，”他说，“否则还能保佑什么人不伤害你呢？”
“您再待一会儿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说，“为了给弗拉基米尔即兴庆祝生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庆祝生日了，”他对我耳语道，“有几个人能活过八十岁呢？”
“那些八十一岁的。”
“这已经达到《圣经》中说的高龄水平了。您愿意活这么大岁数吗？老得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享用美酒佳肴和性？这么活着多可怕！成熟得都该自杀了！”
我对此和拉乌尔的见解不同，但我不想向他解释。我想离开这里，玛丽亚·菲奥拉正在她借来的住处等着我。
“留下吧！”拉乌尔接着央求。“您从来都不扫人兴的，而且这是最后一次庆祝生日，您不也是他的朋友吗？”
“我必须离开，”我说，“可我过后还会回来。”
“一定吗？”
“一定的，拉乌尔。”
我感到自己突然落入一种境况，几乎类似于对朋友的小小出卖。这令我一时颇为困惑，可捉摸此事又是愚蠢的，我天天见到莫伊科夫，我也知道他不在乎过生日。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我走了，弗拉基米尔。也许这儿的庆祝结束前我就回来了。”
“我不希望这样，路德维希，别犯傻。”他用自己的大巴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时冲我挤了挤眼。
“你那最后一点儿真伏特加没了，”我说，“它正在流入伯爵夫人的细嫩嗓子眼儿。她正与拉乌尔的朋友分享余酒呢，咱们没留神。”
“没关系。我还有另外两瓶呢。”
“真货？”
莫伊科夫点点头。“玛丽亚·菲奥拉今天下午送过来的，我藏起来了。”
他发现了我的诧异神情。“你不知道此事？”他问。
“我为什么应该知道呢，弗拉基米尔？”
“也是。天晓得她是从哪儿弄到这种神仙饮品的，据我知道在美国是什么地方都买不到的。”
“从某个俄国人那儿搞到的，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你总忘记美国与俄国是盟友。”
“或者是从哪个美国外交官那儿弄到的，此人在俄国有货源。也不排除是从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搞到的。”
“也许，”我答道，“重要的是酒搞到了，而且被你藏好了。对已拥有的东西，人无需再瞎捉摸。”
莫伊科夫笑了。“睿智之言。智慧得都不像你这个年龄能说得出来的。”
“这都是我那该诅咒的生活教给我的，我经历得太多，因而也就格外早熟。”
我拐进五十七街。第二大道上同性恋者出没的林荫大道熙熙攘攘，正是热闹的时候。互相问候声随处可闻，他们挥手致意时非常优雅与夸张，一切都带着一股欢快的表现癖。在一般的林荫道上散步的普通情侣总希望躲入他人看不见的隐秘处，这里的情况正相反，人们看到的是毫无顾忌的炫耀。何塞·克鲁斯像老朋友似的同我打招呼，挎着我的胳膊问道：“去喝一杯鸡尾酒怎么样，还能认识许多朋友，亲爱的？”
我小心地挣脱了他。我看出自己已经被视为新的征服对象了。“下回吧，”我解释道，“现在我得去教堂。我一个姑妈正要在那儿受到祝福呢。”
何塞笑得前仰后合。“不赖！一位姑妈！您真爱开玩笑！也许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姑妈。”
“姑妈就是姑妈嘛。她年迈，爱争吵，总穿一身黑。”
何塞笑得更厉害了。“姑妈就是老年同性恋者的别名，我亲爱的朋友！希望祝福仪式一切顺利！”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那条香槟色的哈巴狗菲菲，它又抬起后腿冲着报刊亭外面挂着的杂志撒起尿来。卖报的库诺夫斯基在报刊亭里面是看不见菲菲的，但他一定有第六感觉。他突然一跃而起，冲出门外——仓皇中撞倒一摞《生活》杂志——号叫着围着报刊亭乱转，想狠狠踢菲菲一脚。但他出来得太晚了，菲菲已经站在离报刊亭十米以外的地方摇着尾巴，显得十分无辜。
“这是您那条该死的狗干的！”库诺夫斯基向何塞·克鲁斯吼道。“这畜生把一份《绅士》杂志弄脏了，您得赔！”
何塞·克鲁斯扬起眉毛问：“我的哈巴狗？我根本没有狗呀，它在哪儿？”
“在那边什么地方。这滑头溜了。您当然有条狗！我上百次见您牵过它。”
“上百次？但今天没有！我的狗病了，躺在家里。它生病是您几天前踹的。我还应该告发您呢，这条哈巴狗值好几百美金呢。”
一些其他的同性恋这时过来围观。“应该通知动物保护组织，”有人插嘴，“再说您怎么能一口咬定那条狗就是这位先生的呢？它在哪儿？它要是这位先生的狗，就该在这儿，在他身边。”
菲菲早已逃之夭夭。“是一条米黄色的哈巴狗，”库诺夫斯基有些不那么肯定地说，“这位先生就有一条这种颜色的狗，其他狗全是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或是褐色的！”
“什么？”先前发问的那位不知姓名的人转过身指着五十七街说：“那您就沿着这条大街好好瞧瞧吧！”
这时一定是人们出来遛狗，让它们拉屎撒尿的时辰。排水沟两侧蹲着两排狗，看上去像是由斯芬克斯组成的林荫道，它们如同一群正在排泄的拜月者，全部摆出那种典型而又幽怨的愚蠢姿势。“看那边！”那位不知姓名者说。“右边第二条，香槟色，对面一条也是，还有那条大白狗前面的两条狗，紧挨着，您还有什么好说的？那边580号，大门里又冲出两条来！”
库诺夫斯基已经咒骂着避让开。“这帮人抱团。”他一边抱怨一边用搭在水桶边上的一块抹布擦那本《绅士》杂志，以便可以当作被雨淋湿的降价出售。
何塞·克鲁斯跟着我一直走到玛丽亚住的那幢楼，菲菲正在门后等他。“这狗是个天才，”克鲁斯说，“它干了这种事之后，就知道我们不能让人看出彼此有干系。它就会绕道回到这里，库诺夫斯基会在外面白等半天。要是他叫警察来的话，菲菲早就躲到阁楼上去了，那儿的门总开着，我们没有任何秘密。”
他再次笑得浑身乱颤，又一次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才与我分手。
我乘电梯去玛丽亚的住处。邂逅克鲁斯明显让我觉得别扭。我不反对同性恋，但也不赞赏。我知道许多大人物也都搞过同性恋，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像何塞·克鲁斯这般对人纠缠不休。他几乎败坏了我见玛丽亚的兴致，瞬间我觉得，他似乎用他的油滑和浅薄玷污了她。当我在门上看到借给玛丽亚·菲奥拉房子的房主之名时，我的心情都没有好起来，我从她那儿得知，这位房主也是这路人。此外我还知道，时装模特喜欢同性恋者，因为这些人不会像别的男人那样试图粗野地接近她们。
她们是这样吗？我按铃时想。我也听到过别的说法，是知情者透露的。等着门开的时候我摇了摇头，就好像要甩掉满脑袋的胡思乱想。我想干扰了我的不光是克鲁斯，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大概我已经不习惯按门铃了，我想，因为门后有种类似市民幸福的东西在等待着。
玛丽亚·菲奥拉小心地把门打开一道缝。“你又在洗澡吧？”我问。
“是的，这几乎成了我职业的一部分。今天下午我们曾在一家工厂的厂房里拍摄。那些倒霉的摄影师尽出馊主意！甚至要有真正的灰尘。进来！我马上就洗完了。伏特加在冰箱里。”
她回到浴室，让浴室门敞着。“有没有给弗拉基米尔庆祝生日？”
“庆典刚开始，”我说，“伯爵夫人发现了你的伏特加，这引发了她的乡愁。我离开时她正用颤抖的嗓音唱俄国歌曲呢。”
玛丽亚放掉浴缸中的水，水咕咕响，她笑了起来。“你是不是更想留在那里呀？”她问。
“不，玛丽亚。”我回复道，却感到有点儿言不由衷。在同一时刻我突然知道正是这件事干扰了我。意识到这一点后，这念头一下子就被驱逐出脑海，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她一丝不挂、湿漉漉地来到起居室。“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她望着我说，“我可不希望你因为我而不去做你本来想做的事。”
我笑了。“这话可有点儿做作啊，玛丽亚！而且我希望这话是在骗人。”
“不全是，”她回答道，“但和你想的不一样。”
“莫伊科夫对你送的伏特加喜出望外，”我说，“一瓶让伯爵夫人截住了，其他的他藏起来了。拉赫曼的新女友是电影院的女售票员，她喝查特酒。”
玛丽亚仍旧盯着我。“我想你到底还是想去那儿。”
“为了去看拉赫曼情场得意吗？别看他在进行犹太式悲叹时挺有想象力的，可幸福时他无聊至极。”
“我们大家不都是如此吗？”
我没有回答。“这妨碍谁了？”我最终说道。“顶多妨碍了别人。或是某人，对他来说其影响要超过其他一切。”
玛丽亚笑了。“也就是说时装模特。”
我抬起头。“你不是时装模特。”我说。
“不是？那是什么呢？”
“多蠢的问题啊！我要是知道……”
我沉默了。她又笑道：“那爱情就结束了，是吗？”
“这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陌生的东西一旦变得熟悉了，不陌生了，兴趣也就随之而逝了？”
“这一点医学上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也差不多。”
“这我也不清楚。也许此后就会出现被人们称作幸福的东西。”
玛丽亚·菲奥拉慢慢在房间里走动。“我们还适合幸福吗？”她问。
“为什么不适合？你不适合吗？”
“我不知道，我不相信。那是一种我们失落的东西。也许我们的父母有过幸福，但我的父母没有过幸福。它就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东西，那时候人们还相信上帝。”
我站起来搂住她。刹那间我觉得她似乎在哆嗦，然后我感到她皮肤的温暖。“我认为，如果说这种胡言乱语，那幸福就唾手可得了。”我对着她的秀发喃喃道。
“你真这么认为吗？”
“是的，玛丽亚。我们过早地被抛入种种孤寂，所以知道除痛苦外什么都留不下，也怀疑任何幸福。但我们也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东西称作幸福，比如活下来，或是不受酷刑与迫害，就因为我们存在着。你不认为这么一来可以产生一种与从前相比要容易得多的稍纵即逝的幸福吗？以前人们只想让迟缓的幸福长存，这很少能实现，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市民的幻想之上的。难道我们不能说事情就是这样吗？见鬼，我们怎么会谈起这种愚蠢的问题的？”
玛丽亚笑了，并把我推开。“我也不知道。你想喝伏特加吗？”
“还有莫伊科夫酿造的吗？”
她望着我。“就剩他酿造的了，其他的我已经送给他当生日礼物了。”
“伯爵夫人和他对你的礼物都喜出望外。”
“你呢？”
“我也一样，玛丽亚。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不想把这酒送回去，”她说，“太麻烦了。可能还会收到更多的酒呢。你不想喝，对吗？”
我笑了。“很奇怪，不想喝。几天前对这个酒还没什么反感，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你相信我嫉妒了吗？”
“我并不反对你嫉妒。”玛丽亚说。
她睡得不踏实。外面摩天大楼间闪电频频，无声的电光像幽灵一样掠过房间。“可怜的弗拉基米尔，”她嘟囔道，“高龄的人就离死亡不远了。他一向就知道这一点吗？多令人绝望啊！要是知道将不久于人世了，那人怎么还能笑得起来、高兴得起来呢？”
“人知道这一点，却又不知道这一点，”我说，“我见过一些被判死刑的人，三天后执行，他们庆幸自己不属于今天就得赴死的人，而是还能多活两天。我相信，求生的本能要比人本身更难消灭。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死的前一天下棋时头一次赢了对手，以前他总是输给对方，对此他喜不自禁。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被带往刑场，又被带了回来，因为行刑者伤风感冒无法瞄准。其中有些人哭泣，为的是还得死第二回；另一些人则为能多活一天而感恩。这些稀奇古怪的事，玛丽亚，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没人会知道的。”
“莫伊科夫也经历过这种事吗？”
“我不知道。我相信他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事。”
“你也经历过？”
“没有，”我说，“没有完全经历过，但我在场。这些还远远算不上最糟糕的，几乎可以说是最文明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