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壶就留在这儿吧，”菲利克斯说，“我还有个备用的给拉乌尔先生。”
“这可真算得上是家豪华旅馆了！”玛丽亚说。
菲利克斯敬了个礼。“现在我得回去为拉乌尔先生煮咖啡了，很难料到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关上了门。我看着玛丽亚，发现她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我留在这儿。”最后她说。
“好的，”我回复说，“这比所有解释都好。可我没有多余的牙刷，而且喝得有点儿高。”
“我也醉了。”她解释道。
“你可不像喝醉的。”
“我要是没醉就不会在这儿了。”她说，仍旧站在门边没动窝。
“你喝什么酒了？”我想起埃尔摩洛哥和马丁。
“伏特加，莫伊科夫的伏特加。”
“我爱慕你。”我说。
她向我冲过来。“小心！”我说。“菲利克斯的咖啡！”
已经晚了，咖啡壶打翻在地，玛丽亚迅速后退，她的鞋子被咖啡弄湿了。她笑问：“我们需要喝吗？”
我摇摇头。她向上脱连衣裙，当脑袋还被裙褶挡着时她问：“你不能把屋顶的灯关掉吗？”
“除非我是傻瓜才会关掉它。”
她筋疲力尽，紧紧搂着我睡着了。夜已经不像八月那么闷热了，空气中满是海洋与正在来临的清晨的宁静气味。床边的钟滴答作响，早晨四点了。地上黑色的咖啡污渍像干了的血迹。我蹑手蹑脚地起来，用一张报纸把那块污渍盖住，然后回到床上。玛丽亚动了动身子，喃喃地问：“你去哪儿了？”
“在你身边啊。”我回答说，我不十分明白她的意思。
“马丁跟你谈什么来着？”
“没什么特别的。他教名叫什么？”
“罗伊。干吗问这个？”
“我以为他叫约翰呢。”
“不，叫罗伊。约翰死了，阵亡了，一年前……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玛丽亚。睡吧……”
“你不会走吧？”
“不走，玛丽亚。”
她伸了个懒腰，又进入了梦乡。
19
“今天拉斯基夫妇要来，”雷金纳德·布莱克说，“他们是买大师素描和水粉画的老主顾，对画的质量并不太看重，关键看是谁画的。他们是典型的摆阔型顾客，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准备买画，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拉斯基夫人戴着翡翠首饰，那他们就只想看看我们有什么货，而不打算买。要是她没戴宝石首饰，那就是要动真格的了。拉斯基夫人认为这一招很聪明，全纽约的每个艺术品商人都知道她的习惯并对此忍俊不禁。”
“那拉斯基先生呢？”
“他崇拜自己的老婆，甘愿让她横行霸道。转过头他再去折磨第二大道裤子批发店的员工。”
“什么是摆阔型顾客？”我问。
“就是那些在社会上雄心勃勃，但还缺乏自信的人。他们是新富，他们的钱不是继承来的，是自己赚的。我们以中间人身份出现，告诉那些百万富翁暴发户，如果他们收藏，他们就跻身社会精英之列了。以后若是他收藏的画参展，目录中就会收录这些画，并注上他作为收藏家的大名。这样，他的名字就可以和梅隆、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大收藏家一起出现了。这手段虽然简单，却总能奏效。”雷金纳德·布莱克接着会心地抿嘴微笑道：“奇怪的是，这些大鲨鱼居然全部上钩。大概是因为这种诱饵里面包含真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身后的女人起了作用。”
“我们给他们上哪种白兰地呢？”
“哪种也不上。拉斯基不喝酒，特别是出来逛商店时。他夫人只在晚饭前喝马蒂尼，可我们这儿没有鸡尾酒，我们不想如此掉价。给她来点儿利口甜酒就行了，但不能上鸡尾酒，毕竟我们这儿不是也能买画的酒吧。这整个生意都令我厌恶。战前那些高品位的收藏家都哪去了？”雷金纳德·布莱克做了个不屑的手势。“每场战争都会导致财产的重新分配。老的财产流失了，新的财产形成了。新的暴发户想尽快成为老资格的富豪。”布莱克突然打住话头问：“这我是不是已经对您讲过了？”
“今天还没有。”我回复这位人类——特别是百万富翁的——慈善家。
“我脑子不好使了。”雷金纳德边说边用手摸了摸脑门。
“这您用不着害怕，”我说，“您顶多会像我们的大政治家那样。他们不断重复自己的话，直到自己相信自己的话为止。据说丘吉尔在浴室就开始演讲，然后在吃早饭时再次重复给老婆听。他日复一日地这么做，直到一切都试讲过。久而久之，听众对他讲的那一套自然也熟得能够背诵了。世界上最无聊的事莫过于与政治家联姻了。”
“最无聊的莫过于无聊。”雷金纳德说。
“您可真的不无聊，布莱克先生。幸好您在关键时刻实际上很自信。”
布莱克笑了。“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它永远都不会无聊。昨天晚上到的，从自由巴黎空运过来的。堪称大洪水过后挪亚方舟放出的第一只口衔橄榄枝的鸽子。”
他从卧室中取出一幅小画，是马奈的作品，画的是插在一只带水花瓶中的牡丹，仅此而已。他把画放到画架上。“怎么样？”他问。
“一桩奇迹，”我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和平鸽。上帝还活着！画作收藏家戈林[115]在占领法国时没找到这件稀世珍宝。”
“没有，可它却被我找到了。您把它拿到可以观景的小屋去欣赏欣赏吧。您可以对着它祈祷，可以在它面前改变自己的人生。重新相信上帝吧！”
“您不想把它拿给拉斯基夫妇看？”
“绝不！”雷金纳德·布莱克大叫道。“这幅画收入我的私人收藏，它不会被出售的，永不！”
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我了解他的私人收藏，那些画也并非像他说的那样绝对不卖。那些在他卧室挂得越久的画，被卖出去的可能性越大。雷金纳德有一颗艺术家的心，他从不长久相信自己的成就，而是必须通过新卖出的画来不断重新证明自己的成功。他的私人藏品分三类：他们家的、他夫人的，最后是他自己的。三类都很有弹性，甚至包括他自己的。
“永不出售！”雷金纳德重复道。“我向您发誓！用生命……”
“用您那尚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我说。
雷金纳德愣愣地望着我说：“我连这个都说过了？”
我点点头。“是的，布莱克先生。但是在一个正确的时刻对一位顾客说出的，那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真是老了。”他解释说，然后他突然转向我夸张地问：“您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我会以进货价转让给您！”
“布莱克先生，”我说，“您不会老的，否则您就不会开这种残酷的玩笑了。我没钱，我挣多少钱您是知道的。”
“如果您有能力买，您会买它吗？”
我一时间觉得喘不过气来。“马上就买。”然后我说。
“为了收藏它？”
我摇摇头。“为了出售它。”
布莱克失望地看着我。“我没想到您会这么做，佐默先生。”
“我也没想到，”我说，“不幸的是，我的生活中还有许多比收藏画重要得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布莱克点点头。“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问了这个，”过了一会儿他说，“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这种问题只会令人不安，而且于事无补。对吗？”
“是的，”我说，“完全正确。”
“尽管如此，您还是把这幅画拿到您的阁楼上去。它所蕴含的有关巴黎的信息要远远超过一打带摄影图片的书籍。”
当我把那幅小画放到房间窗边——从那里我能眺望到纽约的众多桥梁——的一把椅子上时，我心想，是的，你令我不安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无意间说出的话突然让我震动起来，犹如榔头击中变了调的钢琴，只要一转还乡的念头我就失去了平静。一个月前，一切还清清楚楚：我的目标，我的权利，我的复仇，还有那暧昧的无辜，俄瑞斯忒斯情结和监视着我的回忆的三位复仇女神。但几乎是不经意间，有什么额外的东西掺了进来，已无法摆脱，它与巴黎、和平和希望有关，它不同于我迄今为止设想的黑色而血腥的和平，它是另一种和平。布莱克告诉过我，人必须热爱什么，否则我们就失落了。但我们还有这种能力吗？不是绝望地，而是单纯而充满奉献精神地去爱？心中有爱的人永远不会完全失落，哪怕他失去了所爱之物，剩下的仍旧有影像和镜像，它们是爱的负片，即使恨令它们变得污浊。但我们还有这种能力吗？
我望着那幅小花卉画，心里捉摸着雷金纳德·布莱克的建议。他教诲我要热爱什么，否则就是行尸走肉。沉浸在艺术之中的人是最安全的：艺术不变，不令人失望，不弃人而去。当然，人也可以仅仅爱自己，他瞄了我一眼又补充道，谁最终不爱自己呢？但仅仅自爱是有些寂寞的，若有艺术做自己的孪生兄弟则好多了。任何形式的艺术，绘画、音乐或文学。
我起身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九月那温暖的金黄色阳光。某人只是无意中的一句话竟让我如此浮想联翩！我感到照在自己脸上的和煦阳光如同一种爱抚。《拉昂摘要》第八条怎么说的来着？只考虑现在与现在的问题，未来自会关照它自己。
我打开西斯莱目录。雷金纳德·布莱克想给拉斯基夫妇看的画当然在总目录中，但当我编写画作系谱时，在一本巴黎出的拍卖目录里也发现了它，甚至还印在封面上。
一刻钟后我听到铃声。我没有拿上介绍材料，那会让人觉得迫不及待，是种很糟糕的生意风格。我走下去，得到雷金纳德·布莱克的指示，又上楼去，等了五分钟，才拿着目录下楼。
拉斯基夫人是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士，她戴着翡翠首饰，看来卖出画的希望渺茫了。我向他们一一展示所有带照片的目录，当布莱克看到那本封面照时，他的眼睛一亮。他骄傲地把那本目录给拉斯基夫人看，后者微微打了个哈欠。“一本拍卖目录。”拉斯基鄙夷地说。
我马上就知道我们面临着什么。拉斯基夫妇是那种爱抱怨的顾客，他们百般挑剔，为的是把价钱压下来。“您把目录拿回去吧，”雷金纳德·布莱克说，“把西斯莱目录也拿走。给小杜兰打个电话。”
拉斯基嘲笑道：“为了给他送西斯莱的画去？布莱克先生，您这一套也太老掉牙了！”
“不是为了给他送西斯莱的画去，拉斯基先生，”布莱克冷冷地说，“我们这儿做的不是土豆生意。小杜兰让我们把雷诺阿的画送过去，他想买。”
拉斯基夫人玩弄着她的翡翠首饰，那宝石是深绿色的，非常美丽。“我们看过这幅雷诺阿的画吗？”拉斯基很随便地问道。
“没有，”布莱克回复道，“我马上就把它送到小杜兰那儿去。他已经买下了，这幅画就属于他了。我们原则上不展示已经卖给他人的画或是别人已经订购的画。西斯莱这幅画当然另当别论，因为您不想买，所以它还没有主。”
我很欣赏雷金纳德的不动声色。他丝毫不急着推销西斯莱的画，也不把我介绍为来自卢浮宫的专家，早在巴黎时就熟悉这幅画。他开始谈起战争与法国政治，并打发我离开。
十分钟以后他又按铃叫我。拉斯基夫妇走了。“卖了？”我下来后问。我认为雷金纳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摇摇头。“这路人就像酸菜，”他说，“必须得煮两回。其实那幅西斯莱的画是真不错。这路人得别人强迫他们幸福，真无聊！”
我把那幅马奈的小油画放到画架上。布莱克的两眼放出了光芒。“您在这幅画前祷告了吗？”
“我思索过，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人的能力的极致何在？”
“人就是这样。恶要远远超过善，特别是如今。可善更长久。恶随恶行者而亡，善却百代生辉。”
听到这话我一惊。恶并未随着作恶者的死而消亡，我想。相反，经常是作恶者还没有受到惩罚就死了，甚至几乎一向如此。为血亲复仇并非无缘无故被质朴的正义感规定为一种义务。
“刚才提到给小杜兰送画的事是真的吗？”我不情愿地问。
“真的。这老东西愚弄医生，也许他甚至还能活过他们呢。他一向阴险狡猾。”
“您不想亲自给他送去吗？”
布莱克微笑道：“对我来说，较量已经结束。我要是去，那老东西又该重新开始讨价还价了。您去吧。别让步，就咬定我说过的价钱。您就说您无权让价。如果他愿意，就把画留在那儿，过几天我再去把画拿回来。画是最杰出的代理人，它们能潜入顾客的铁石心肠。它们的说服力胜过最精明的商人。顾客很快就习惯拥有这些画，而不再愿意交还它们，最后就出全价买去了。”
我把画包起来，乘出租车来到小杜兰家。他住在公园林荫道旁一幢房子的最上面两层，楼下是一家卖中国工艺品的店铺。橱窗里摆放着几个可爱的唐代舞女，是陶土的，十分优雅，她们在一千多年前是死人的殉葬品。我想，她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楼上即将上演的那场戏很般配，就好像她们已经等待了好久似的，她们和我腋下夹着的这幅妙不可言的年轻的昂里奥夫人画像。
奇怪的是小杜兰的住宅显得荒凉，不像库珀的家中布置得像个博物馆那么富丽堂皇，所以让我觉得格外孤寂。博物馆中即使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也难逃落寞感。可这儿给人的感觉是，主人已经谢世，他只活在他所住的那两间屋子里，对其余的空间来说他已经死了。
我必须等待片刻。大厅里挂着几幅布丹[116]和塞尚的画，家具是路易十五时代的，中档品。地毯是新的，相当丑陋。
女管家来了，想拿走我手中的雷诺阿画。“我必须亲自交给他，”我解释道，“布莱克先生这么吩咐我的。”
“那您还得再等一会儿。医生正在小杜兰先生那儿。”
我点点头，然后打开了昂里奥夫人那幅画像，她的微笑给死寂的房间带来了生气。女管家又回来了，她瞥了一眼雷诺阿的画说：“这姑娘斜眼。”
我惊讶地望了望画说：“她微微斜视，这在法国是一种美的特殊标志。”
“是吗？所以杜兰先生把医生赶走了！就为了瞧她的斜眼？真滑稽！右边的脸蛋儿也变了形，那条愚蠢的丝绒饰带同样是歪的。”
“若是在照片上就不会出现这些现象了。”我温和地说。我毫无兴趣与一位厨娘对这幅画评头论足。
“我就说嘛！都是些破烂儿！杜兰先生的侄子们也这么说。”
啊哈，我暗想，继承人！我来到一间带有巨大窗户的极为宽敞的房间，不禁呆住了。一具骷髅躺在床上，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在九月和煦阳光的照耀下，四周墙上到处挂着油画，德加的舞女，雷诺阿的肖像画，这些画展示的都是生活与生活的乐趣。但画太多，即使在宽阔的房间里也还是显得太多。它们一组组地挂在从床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那场面看上去就像是床上的一个幽灵，在彻底失去知觉之前想用他那瘦骨嶙峋的胳膊把一切美好和无忧的东西都揽在自己四周。
一个沙哑的乌鸦嗓断断续续、却异常有力地说：“您把画放到床边的椅子上吧。”
我按吩咐这么做了，然后静候他的反应。那死人头颅般的脑袋审视着昂里奥夫人的画像，其眼神充满贪婪，几近淫荡。过分大的眼睛紧盯着画像犹如蚂蟥，它们好像要把这幅画生吞下去。此间我看着周围墙上那一组组油画，它们像五彩缤纷的生活之蝶停在墙上。我猜，小杜兰肯定是把它们从其他房间逐渐集中到这里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得与它们永别。现在这些最生气勃勃的画都集中在他身边，它们大概是他最喜爱的，他对它们恋恋不舍，就像舍不得即将离他而去的生命本身。
“多少钱？”过了一会儿这半死的人问。
“两万。”我答道。
“到底多少钱？”他哑着嗓子问。
“两万。”我重复道。
我看到死人头颅般的脑袋上大块的褐斑，还有他嘴里的大牙，非常白，像石灰，无瑕疵，一看就是假的。这些牙令我想起埃利斯岛上长着大马牙的那位律师。“这个流氓，”小杜兰咬牙切齿地说，“一万二。”
“我不能跟您讨价还价，”我说，“我没这个权力，杜兰先生。”
“这个双倍的流氓。”
杜兰又盯着画看。“我看不清楚，这里光线太暗了。”
实际上屋里很亮堂，阳光照在一面墙上，那儿挂着三幅德加的粉彩画。我把椅子往有阳光的地方挪了挪。“现在离得又太远了，”杜兰哑着嗓子说，“您用聚光灯！”
我在窗边发现一盏半高的聚光灯，打开了它。一股强光现在集中照射在年轻妇人那甜甜的脸上，杜兰贪婪地盯着看。“杜兰先生，”我说，“阳光照在墙上的德加粉彩画上了，直接光照会损坏画的。”
杜兰专心看画，并不理会我的话。过了一阵他才转向我，像看一只昆虫那么审视着我。“年轻人，”他的声音相当镇静，“这我知道，但我无所谓。它们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出现损坏。至于这些画在我的那些可恶的继承人手里是否贬值，这关我屁事。我听见他们已经在楼下的各个房间中到处蹑手蹑脚地转悠，开始清点遗产了。这帮强盗！死是件很艰难的事。您知道吗，年轻人？”
“是的，”我回答道，“这我知道。”
“是吗？”
他又转过脸去看昂里奥夫人的画像。“您为什么不买呢？”我终于问。
“一万二，”杜兰相当快地回复道，“多一分钱都不要！”
他用那双猫头鹰般闪着光的眼睛看着我，我耸了耸肩。虽然我愿意为雷金纳德·布莱克做成这单生意，但我不能告诉他我在想什么。“这有损我的声誉！”小杜兰突然出人意料地补充道。
我没有搭腔，否则就扯得太远了。“您把画留下吧，”小杜兰声音嘶哑地说，“你们等我的消息吧。”
“好的，杜兰先生。”
瞬间我感到很怪异，对所有消毒水和花露水都已经遮不住其身躯腐烂臭味的人还要称先生。现在还在与死亡搏斗的不外乎是其腐败躯体的细胞和逐渐衰败的大脑罢了。
我离开病人的房间，女管家拦住我。“杜兰先生让我给您上一杯法国白兰地。他很少这样做，您肯定招他喜欢了。请稍候。”
我没兴趣再留在这儿了，可我又想知道小杜兰喝哪种白兰地。女管家端着托盘走来。“杜兰先生买了吗？”她问。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暗想，此事与她有何相干？“没买。”我最终说。
“谢天谢地！他还需要所有这些破烂干吗？他侄女，杜兰小姐也总是这么说！”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位侄女的样子：干瘦，像多芽孢毛状菌一样贪婪地等着继承遗产，大概与这位女管家一样，主子每次买画，都觉得自己能得到的遗赠在减少。我拿起白兰地喝了一口，马上就放下了。这是我喝过的白兰地中质量最差的。“这是杜兰先生自己喝的白兰地吗？”我问。
“杜兰先生不喝酒，医生不让喝。您为什么问这个？”
可怜的杜兰，我暗想。身边一群泼妇，她们甚至往他的酒里掺水。“说实话，医生也不许我喝酒。”我说。
“这酒是杜兰先生一年前自己订购的。”
那就更糟了，我心想。“杜兰先生为什么不住进医院呢？”我问。
女管家叹了口气。“他不愿意住！他不肯离开这堆破烂呗。医生就住在楼下。要是在医院里一切就容易多了。”
我边起身边问：“医生也喝这种‘奇妙’的白兰地吗？”
“不，他喝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
“语言是障碍。”格奥尔格·坎普说。他身穿一件污渍斑斑的白大褂，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下班了，坎普露出满意的神色。“我的书在德国被焚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他说，“我无法用英语写作。有些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本事，比如亚瑟·库斯勒[117]和维基·鲍姆[118]。其他人去搞电影剧本，那对风格的要求不是很严。我始终做不来。”
坎普在德国是位知名作家，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我是从粉刷工干起的，后来又成了房屋装饰粉刷匠，今天我庆祝自己当上了工头，这有些类似于建筑工地的工头。我请你们喝咖啡吃点心。罗伯特允许我使用他的店铺，十分钟后吃的东西就会送到，诸位都在受邀之列。”
坎普环顾四周，得意而满足。“你不写作了？”我问。“下班后晚上也不写了？”
“我试过，晚上太疲倦了。头两年这么干过，要是坚持写作就得饿死，而且因为心理压抑也坚持不下去。当粉刷匠挣的钱比写作多十倍。”
“你前程远大，”希尔施说，“希特勒也曾是画匠。”
坎普不屑地摆了摆手。“他是个失败的画家。我加入了工会，是正式会员。”
“你愿意一直做粉刷匠吗？”我问。
“这我还不知道，如果有朝一日需要抉择时，我会好好捉摸的。眼下的状况是，对自己取得的这一点点生活基本保障，不要再胡思乱想地质疑它。以后想不起别的事情可写，也许就写写在纽约当房屋装饰粉刷匠的经历。”
希尔施笑了。“上帝保佑你，”他说，“你得救了，坎普。”
“为什么不呢？”坎普惊奇地问。“你们认为我还应该穿上那身褐色西服吗？”他凝视着陈列橱窗，卡门突然站在了橱窗前。“我可以……”他打住说了半截的话，呆呆地望着卡门。
“太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咖啡已经煮好了，格奥尔格。为此我贡献了自己最好的咖啡机。”
卡门走进屋。她身后跟着一个拿着个大纸箱的女人，长得像只黄雀。她是卡塔琳娜·耶利奈克，一位教授的妻子，那位教授留在了奥地利。卡塔琳娜是犹太人，她丈夫耶利奈克不是。他打发她上了路，并与她离了婚。她在维也纳已经被传讯过两次，他给了她足够的盘缠漂洋过海来美国，这样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她是战前经瑞士和法国来到纽约的，她身材矮小，衣衫褴褛，几乎身无分文，但意志格外坚定。她从女佣做起，后来有人发现了她做糕点的天分，就在某个后院为她弄了一处可以烘烤糕点的蜗居。为此她得跟那个为她提供了这一条件的男人睡觉，后来还得和其他进一步帮助她的人睡觉。她不抱怨，她有生活经验，知道没有什么是可以白来的。在维也纳时，她也曾必须与那位给她弄护照的冲锋队队员睡觉。她这么做了，她想在睡觉时心里想着自己的丈夫。她相信如果这么做，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她后来什么也没想。当那位浑身是汗的冲锋队员碰她的时候，她好像变成了一部自动装置，不再是她自己。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冻结了，她与身体的那部分脱了钩。她不动声色地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护照。她不再是耶利奈克教授夫人，二十八岁，漂亮而多愁善感；她仅仅是个必须拿到一本护照的什么人。为此不存在罪孽、厌恶或是道德，这些都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的特征。她需要一本护照，这本护照用别的方法搞不到，够了！她像一位夜游者那样趟了这个世界的浑水，但却出污泥而不染。当她的小店铺生意兴隆，后来有人想娶她时，她根本不理解这个人。她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拼命攒钱，却又不知道攒了钱干什么，总之她自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实她是个温柔可亲的人，像小鸟一样无家可归。她做的各式糕点是这个城市最棒的：罂粟籽羊角饼、奶酪派、樱桃派、苹果派和凝乳派。与她的手艺相比，杰西家的糕点就显得不够专业了。
“卡塔琳娜·耶利奈克，”格奥尔格·坎普说，“请进，把您的精制糕点打开让我们解解馋！”
希尔施把店里的百叶窗放了下来。“防范措施，”他解释说，“否则十分钟内警察就会来。”
耶利奈克夫人沉默而有礼貌地拿出了糕点。“我爱吃糕点，”坎普对卡门说，“特别爱吃凝乳派！”
卡门摆脱了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也是，”她说，“加很多掼奶油！”
“跟我的习惯一样，”坎普容光焕发地回答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美丽迷人的卡门，“配加奶油的咖啡。”
卡门确实显得勾人魂魄。“卡门，这位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我介绍道，“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以前他写异常悲伤和忧郁的小说，现在他涂抹热情欢快的颜料。”
卡门拿起一块樱桃派。“多棒啊！”她说。“一位快活开朗的流亡者！”她谨慎地打量着坎普，继而伸出玉手拿了一块罂粟籽羊角饼。
耶利奈克夫人又拿出杯子、盘子和勺子。“这些餐具我明天再来取。”她说。
“您别走啊，”坎普喊道，“您得跟我们一起庆祝精神解放。”
“不行，我必须回去。”
“可是，耶利奈克夫人！您还有什么事要做呢？现在已经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了，对您来说也是这样。”
坎普抓住她的手，想把她拽回来。她突然开始颤抖。“请放开我！我必须走，立刻！请原谅！我不得不走。”
坎普吃惊地望着她。“这是怎么了？我们又不是麻风病人……”
“您让我走吧！”说着这位女士脸上变得苍白，而且颤抖得更厉害了。
“坎普先生，您就放她走吧。”卡门平静地低声说。
他马上松开了手。耶利奈克夫人还试着痛苦地与大家道别，然后就迅速离去了。坎普望着她的背影说：“大概是流亡者的臭脾气，我们大家不时都会发发疯。”
卡门摇了摇她那具有悲剧气质的脑袋。“她今天收到一封电报，伯尔尼来的。她丈夫死了，死在维也纳。”
“耶利奈克那老东西？”坎普问。“那位把她轰出来的主儿？”卡门点点头：“她一直在为他攒钱。她想回去。”
“回去？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儿发生的事，还有与他发生的事？”
“她想回去。她认为回去了，这些事就一笔勾销了，他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太糊涂！”
希尔施看着粉刷匠说：“别这么说，格奥尔格。你不是也想有朝一日能重新开始吗？”
“谁知道呢？我先这么混着吧。”
“流亡者仁慈的幻想就是：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耶利奈克咽了气，这个女人应该高兴才对。这对她来说是好事，她不用把这个当初把她像只猫一样丢弃的家伙接到她那热烘烘的面包房，并像女奴那样伺候他了。”
“不该总为好事悲伤。”希尔施说。
坎普无助地四下看了看。“该死，”他说，“我们今天本来是想高兴一番的。”
拉维克进来了。“杰西怎么样了？”我问。
“她今天一早又回到家里了，疑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伤口愈合得越好，她的疑心越大。”
“越好？”我问。“真的比过去好了？”
拉维克显得十分疲倦。“什么叫见好？”他说。“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尽量延迟死亡的到来罢了。可恶的是，如果读报的话，就会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战场上成千上万健康的年轻生命受到宰割，我们却在这里设法延长一些患病老人的生命。你们这儿有法国白兰地吗？”
“有朗姆酒，”我说，“就像当年在巴黎。”
“这位是谁呀？”拉维克指着格奥尔格·坎普问。
“最后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不过他现在也快乐不起来了。”
拉维克边喝朗姆酒边眺望窗外。“黄昏时光，”他说，“黄昏，阴暗的时光，人寂寞独处，茕茕孑立。病人常在这个时刻死亡。”
“你悲伤了，拉维克，为什么？”
“我不悲伤，而是绝望。有人死在我手中，对此我本不该再沮丧，但我却仍旧沮丧。去看看杰西，她需要帮助。与她一起欢笑一下。你在这帮狂吃糕点的人这儿干吗？”
“那你呢？”
“我是来接罗伯特·希尔施的。我们想去一家小酒馆吃饭，就像在巴黎那样。那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吧？”
我点点头。“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勇敢率真的人。”
“勇敢！”拉维克说。“我希望自己能沉睡多年，不用再听到这个字眼儿。它是世界上被滥用最多的词。你勇敢些，去杰西那儿吧。骗她，让她开心，这就是勇敢。”
“必须得骗她吗？”我问。
拉维克点点头。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对玛丽亚说，“去哪儿都行，最好是简单、热闹和无关紧要的地方。我身上沾满悲伤与死亡的味道，就像一棵老树长满苔藓。我这儿还有雷金纳德·布莱克给的奖金，要不我们用这钱去沃伊津吃饭吧。”
她看着我。“今夜我得动身，”她说，“去贝弗利山拍照，并在加利福尼亚走秀。”
“什么时候？”
“午夜，去几天。你又郁闷了？”
我摇摇头。她把我拉进屋。“进来吧，”她说，“你干吗站在门口？还是你想马上就走？我对你了解得太少了！”
我跟随她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在外面摩天大楼亮窗的映照下，屋子显得像一幅立体派的绘画。十分惨白的半月挂在毫无生气的苍穹中。“尽管你今夜就走，我们是不是仍旧可以去沃伊津呢？”我问。“要不换个地方行么？”
她非常关注地望着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
“没有。我只是突然觉得很无助。在这种毫无色彩的阴暗时刻，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开了灯就会好的。”
玛丽亚旋即打开了灯。“灯亮了！”她说，嗓音中既有挑战也有恐惧。她站在两只箱子中间，箱子上摆着几顶帽子，其中的一只箱子还没有关上。玛丽亚一丝不挂，足蹬一双高跟鞋。“我很快就好了，”她说，“要是去沃伊津吃饭，当然还得打扮打扮。”
“为什么？”
“那还用问！看得出来，你对时装模特一无所知。”她坐到镜子前。“伏特加在冰箱里，”她说，“莫伊科夫酿的。”
我没有答话。我看到她如何在瞬间就几乎将我遗忘。当她的手去拿化妆画笔就像外科医生去拿作为武器的手术刀时，镜子里那张在强光照射下的面庞陌生得如同一副活面具。她小心翼翼地在勾线，就好像真的在做细致的外科手术似的。她检查脸上的粉扑得是否均匀，眼影的明暗是否适度，做这些时她一言不发，就像一位女猎手在准备战斗。
我经常看到化过妆的女人，但她们从不愿意让别人观察自己如何化妆。玛丽亚则相反，她在这方面毫无拘束，正像她总是心无邪念、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样。我想，这不光是她的职业习惯，更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美貌很有信心，这让她变得无所顾忌。她太习惯于不断更衣，所以裸体几乎成了她私下的生存方式了。
我感到镜子前面这位年轻女子的形象逐渐俘获了我。她深深沉浸在化妆镜前那个狭小的世界中，这令她的脸，她的自我，突然不再是一种个性的自我，而是展现出那生命的载体——谜一样的女性的容颜。生命的载体不是指母亲，而仅仅是看护者，无意中被看守着的是过去那面黑暗镜子里向外张望的东西，这些东西得传承下去。她心无旁骛，几乎略有敌意，瞬间她退入了一种马上又会被遗忘的东西，也就是远离意识的那种原始混沌状态。
她慢慢转过身，放下画笔和毛刷，似乎从一种自我的私人孤寂中走了出来，又认出了我。“我准备好了，”她说，“你呢？”
我点点头。“我也好了，玛丽亚。”
她笑着向我走来。“你还是想去挥霍钱吗？”
“现在比刚才更想，但理由不同了。”
我感受到她的肌肤和体温，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柏的味道，让人觉得既安慰又陌生。“这世上有多少无益之事啊，”她说，“你身上就有不少。为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
“你为何不能忘掉它们呢？人本可以没有记忆的诅咒而简单地生活。”
我笑了。“人会忘记的，但几乎总是忘记了不该忘记的。”
“现在也是如此吗？”
“不，现在不是，玛丽亚。”
“那我们还是别出去吃饭了。我也郁闷，但我的郁闷是理智的。我悲伤，因为我必须出发。我们何苦再去饭店呢？”
“你说得对，玛丽亚，请原谅。”
“冰箱里有鞑靼牛肉饼，甲鱼汤，沙拉和水果。也有啤酒和伏特加。够吃吗？”
“足够了，玛丽亚。”
“你也不用送我去飞机场，要不离别的味道就太重了。我就从这儿一走了事，就像不久就会回来的人那样。你可以留在这里住。”
“我不会留在这儿的。你走后我会回劳施旅馆去。”
她沉默了片刻。“随你便，”她随后说，“我更愿意你留在这里。你一走，就让我觉得咫尺天涯。”
我把她搂入怀中，一切突然间都变得那么简单和顺理成章。
“把灯关了吧。”我说。
“你不想吃饭了？”
我关掉灯。“不想。”我边说边将她抱到床上。
当我们又意识到时间的存在时，我们默默地并排躺了很长时间。玛丽亚半睡半醒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你从未说过你爱我。”她嘟囔着，就好像是在对另一个人说。
“我爱慕你，”为了不打断她那梦幻式的深呼吸，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爱慕你，玛丽亚。”
她把头枕到我的肩上，“这不算，”她耳语道，“完全不算数，亲爱的。”
我没有回答。我的眼睛盯着床头柜上一个圆形夜光表上的指针。我可以轻松地在同一时间想到很多事情。“你得走了，玛丽亚，”我说，“到时间了。”
我突然发现她在无声地流泪。“我恨离别，”她说，“我觉得我们必须经历的离别已经太多，而且太早，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的一生除了告别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可做。但这次不是离别，你很快就会回来。”
“一切都是离别。”她说。
我把她送到第二大道的拐角处。同性恋者的深夜亮相正处于高潮阶段。何塞在招手，菲菲则狂吠。“那儿有辆出租车。”玛丽亚说。
我将她的箱子装入车中，她与我吻别后上了车。她坐在宽阔的大车里看上去十分失落。我目送她离去，直到出租车看不见影子。奇怪啊，我想，离别不过仅仅数日而已。可从欧洲带过来的恐惧习惯仍在，就怕这一别会成为永诀，从此失去彼此。
20
雷金纳德·布莱克举起一张报纸说：“他死了！逃脱了！”
“谁呀？”
“小杜兰，还能是谁呢？”
我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我恨讣告，我经历得太多了。“噢，他呀！”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位上了岁数的癌症患者。”
“意料之中？此话怎讲？一位上了岁数的癌症患者，可那张雷诺阿的画他还没付钱呢！”
“这倒是。”我吃惊地说。
“前天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他告诉我，他大概会买这幅画。现在却死了！他把我们给坑了！”
“坑了？”
“当然！甚至在双重意义上！他没付钱，现在这幅画成了遗产，在继承权没有确定之前这幅画就被国家查抄冻结了。遗产继承的事有时候要拖好几年，这期间这幅画对我们来说就等于遗失了。”
“它的价值只会涨。”我回答道。这一论据布莱克这个人类慈善家大概每次卖画时都会使用。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佐默先生。我们必须行动，要快！您得跟我一起去。您不知道继承人有多刁钻。人一死，他们就变成了花斑鬣狗。我需要您当证人，那些继承人完全会说此画已经付过钱了。”
“小杜兰已经下葬了吗？”
“这我不知道，应该还没有吧。这消息是今天早上才见报的，但也许尸体已经送往殡仪馆了。这件事在这儿的处理速度犹如快递的包裹。您为什么问这个？”
“要是尸体还停放在家中，出于礼仪，我们大概需要一条黑领带。您这儿有黑领带吗？”
“为了一幅没付款的画？还是……”
“我们最好能显得尊重死者并同情他的家人，这样事情才好办，”我打断他的话，“一条领带花不了几个钱，却能缓和气氛。”
“那就听你的。”布莱克边嘟囔边走进他的卧室。
从卧室出来后他递给我一条带花纹的黑领带，是织锦缎的。“真奢侈！”我说。
“还是巴黎货呢。”布莱克上下打量自己。“脖子上戴着这块悼念死者的布条，我觉得自己像个戴面具的猴子。跟西服一点儿不般配！”他盯着镜子里的形象不满地说：“难看透顶！”
“要是黑色西服就般配了。”
“您这么认为吗？也许是！为了把自己的财产从死者和其继承人的手中夺回来，可真是什么招都得使啊。”
雷金纳德·布莱克再次消失，当他重新出现时身着一套朴素的黑西服，上面带有细白条。“我没能选择全黑的西服，”他故弄玄虚地解释道，“人毕竟有自己的尊严。我真的不是为了去悼念小杜兰。我是想去救自己的画。”
小杜兰已经入殓，他不再躺在他的卧室，遗体摆放在楼下的豪华大厅里。一位仆人拦住我们。“二位有请柬吗？”
“什么？”雷金纳德吃惊而傲然地问。
“追悼会请柬。”
“追悼会什么时候开？”我问。
“两小时后。”
“好吧。女管家在吗？”
“在楼上。”
这时走来一位公牛般健壮的男子，他身穿丧服。“二位想见死者？”他问。
雷金纳德·布莱克想回绝，我碰了他一下，然后问：“还有时间吗？”
“当然，时间足够。”
这男子身上一股高档威士忌的味道。“您带他们去吧。”他对仆人说。
“他是谁呀？”布莱克问仆人。
“拉斯穆森先生，小杜兰的一位亲戚。”
“我猜也是。”
在一个几乎空着的大厅前，仆人离开了我们。厅前摆着两棵月桂树，厅内放着几十个花圈，四周的花瓶中插着各色玫瑰，以白色为多。我不由得想起了劳施旅馆对面那个做鲜花与蔬菜生意的人，要是他与那家负责送小杜兰去火葬场的殡仪馆有联系，那他那里今晚的玫瑰就会很便宜。
“我凭什么该去看一具想要欺骗我的死尸呢？”雷金纳德·布莱克嘟囔道。“我想要回属于我的那幅雷诺阿的画，而不是祷告。”
“您不用祷告，只需遵循外交礼仪低下头，届时您可以想想那幅昂里奥夫人像我们是要不回来了，这么一想您甚至能哭出来。”
在场的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只有几个孩子。一位妇人头戴绢网帽，外罩黑纱。她充满怀疑地打量着我们，就像是替死者检查追悼会请柬的。她令我想起了拉赫曼的新欢，那位喝查特酒的电影院女售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