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群百无聊赖的人中间，小杜兰像个蜡质洋娃娃躺在那里，闭着双眼，彻底与世无争了。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显得要小很多，看上去几乎像个疲惫的老小孩。根据奇特的死亡习俗，有人往这位死去的交易所大鳄的短手指间塞了一个十字架。鲜花的香气袭人，让人觉得它们至少要比实际摆放的多一倍。雷金纳德·布莱克十分专注地打量着小杜兰。空调机开着，令人感到这里犹如陈尸所。布莱克和我都马上发现，小杜兰收藏的画这里一幅也没挂。
“开始战斗，”雷金纳德嘀咕道，“去找拉斯穆森。”
“还是先找女管家吧。”
“好。”
没有人再拦着我们。从什么地方传来碰杯声，附近肯定有个酒吧。我们刚准备沿着楼梯去楼上，现在已经认识我们的那位仆人说：“那边有电梯。”
我们乘电梯来到我已经熟悉的楼层。没有料到的是，女管家接待我就像见到一位老朋友。“他死了，”她哭着说，“二位来得太晚了！您二位肯定是想跟他谈画的事吧？”
“是的，我们是想谈此事。我把画拿来给他看，可画是属于雷金纳德·布莱克先生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拿走了，画在哪儿？”
“在他卧房里，那儿还没有收拾。”
我没有再问，就朝卧房走去，我还知道怎么走。布莱克急匆匆地跟着我往前闯，女管家哭泣着尾随在后。
“昂里奥夫人像就挂在床边。”我在门口说。
布莱克往前紧赶两大步，昂里奥夫人冲着他可爱地微笑着。我看了看这间被遗弃的房间，里面的画现在奇怪地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它们远离死神，充满阳光与生机。
女管家一直跟在布莱克身后，现在她站到雷诺阿画前。“等等，”她抽噎着说，“画拿走前我们得先问问拉斯穆森先生。”
“可这画是我的呀，这您自己也知道。”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问拉斯穆森先生。”
雷金纳德·布莱克气得胡子直抖。瞬间，他看上去好像想一把推开女管家，强行把画带走。后来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好吧，”他温和地说，“那就把拉斯穆森先生请来吧。”
双方较量从虚伪的感伤开始。拉斯穆森身上的威士忌酒味比刚才还冲，他扮演着哀伤的死者家属角色，拒绝在他爱戴的死者还停尸家中、尸骨未寒时就谈生意。支持他的还有一位泼妇，她目露凶光，满嘴硕大的假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莱文律师，其发顶飘荡着一块黑纱，就像风暴中的一面旗帜。布莱克毫不退缩。他并不在乎别人谴责他硬心肠和是个无神论的奸商，而是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一眼就看出来，女管家并不向着那些虚伪的悼念者。她大概是唯一一个真正同情那位死去的交易所大鳄杜兰的，也许她也知道，自己在这家的服务做到了头。所以当拉斯穆森声称，这幅画是遗产的组成部分，已经买到手，而且大概早就付过钱了时，仍在哭泣的女管家突然成了布莱克的同盟。拉斯穆森拒绝承认她有资格作证，因为她的立场不够中立。此话激怒了女管家。当他让她闭嘴时，她告诉他，他根本没有资格命令她，她是小杜兰雇用的。那位来吊唁的女继承人也尖声干预，结果在她和女管家间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布莱克让我作为第二证人参战，女管家毫无畏惧地当着来吊唁的女继承人的面支持我。她一口咬定，这幅雷诺阿的画在此最多没有超过两个星期，小杜兰交代过，他死后此画必须退还回去。拉斯穆森一时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说，宣读遗嘱时一切自有分晓。布莱克寸步不让。拉斯穆森掏出表看了一眼说，在经过这番有失尊严的辩论后，他现在得准备去开追悼会了。
“那好，”布莱克答道，“那您记着，这幅画我们出的价是五万美元，您得对这笔款项负责。”
四周先是一片死寂，然后就起了轩然大波。“什么？”那位女继承人喊道。“您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啊！这破玩意儿连一千美元都不值！”
雷金纳德·布莱克指了指我。“卢浮宫的专家，佐默先生，是他向小杜兰开出这个价格的。”
我点点头。
“这可是无耻行径！”女继承人尖叫道。“一块破亚麻布，两个巴掌大！边角处还没有颜色。”
“这是收藏家属意的画，”我说，“不是用来进行日常交易的。对收藏家来说此为无价之宝。”
“只有想卖它的主儿才觉得是无价之宝吧？”
雷金纳德·布莱克捻了捻他的亚述人式的胡须。“这是另一回事，”他威严地说，“您没有权力卖它，它是属于我的。我只是告诉您，如果您不交出此画，这就是我的索赔数额。”
拉斯穆森突然让步了。“一切都荒谬透顶！您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们交出此画也得有凭据。”
他领路向一间小办公室走去。我和女管家留了下来。“人越有钱越贪婪，”她愤愤地说，“他们首先就想把我辞掉，尽管杜兰先生规定我应该干到年底。嗨，他们要是知道了杜兰先生在遗嘱中遗赠给我些什么，他们一定会惊讶的。我是他唯一信任的人，其他人他都不喜欢。他们甚至骂他喝的白兰地。您还想来一杯吗？您是唯一喜欢这酒的人，这我没有忘。”
“愿意，”我答道，“那可是精品白兰地。”
她给我斟了一杯那鬼玩意儿。我像灌药般一口吞下，然后做出称赞的表情道：“好喝！”
“您看！所以我也帮了您。这儿的其他人都恨我，唉，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雷金纳德·布莱克手里拿着几张单据回到卧室，拉斯穆森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后。他把甜美微笑着的昂里奥夫人像交到布莱克手中，就像那是一只癞蛤蟆，接着就锁上了卧室门。“您把它包起来吧。”他不高兴地对女管家说，然后连招呼也没打就走掉了。
女管家去取包装纸。“您也想来杯白兰地吗？”她问。“瓶子里还有不少。反正现在也不会再有人来了……”
我冲布莱克挤挤眼。“愿意。”他说。
“顶尖品牌。”我小心补充道。
布莱克喝了一口，但他自我控制得极好。“佐默先生向我提到过这个酒，”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想您要是有富余的，他愿意再喝一杯。医生规定我每周只许喝一小杯。可佐默先生……”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女管家又给我满上了一杯。“他能喝双份的。”雷金纳德解释说。
老妇人那充满忧愁的脸上浮现了迟疑的微笑。“没问题，”她说，“您喜欢喝，我很开心。您愿意把这瓶带走吗？”
我差点儿呛着，赶忙拒绝。“在生活中我学到了，没料到有人会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不速之客降临的。”
我们腋下夹着昂里奥夫人像离开了这所正在办丧事的房子，就像把一位柔软的女奴从阿拉伯人贩子手中拯救出来了。“我得喝点儿什么，”雷金纳德边向自己的胡子里吹气边说，“那简直就是稀释了的硫酸！是用来清除污垢的，可不是用来喝的。”他在寻找什么地方有酒吧。幸好来了一辆出租车。“好吧，我们坐车回家，最好用我们的极品白兰地把这股刺鼻的酒气压下去。这帮强盗！死亡，贪得无厌！”
“您那五万美元的主意真是绝了！”我说。“干咱们这行脑子要转得快，还得毫无顾忌。我们要点蜡烛和开私藏的拿破仑白兰地，来庆祝成功拯救昂里奥夫人像。”雷金纳德·布莱克笑了。“您理解这些人吗？”
“您是指拉斯穆森？还有那帮来悼念的鬣狗？”
“不是指他们，他们就像打开的书一样没有秘密可言。可为什么小杜兰没有买雷诺阿的画，如果他知道他的继承人都是些什么货色的话？他本可以把这幅画送给那位女管家的。我敢肯定，三十多年前他就跟她睡过觉。因为这么做更便宜。”
在西尔弗公司的橱窗里挂着一块大牌子：清仓甩卖！丝毫不留！最低价格！我走进店里，迎接我的亚历山大·西尔弗穿着灰色长袜、方格裤子，却配着黑色领带。“出了什么事？”我问。
“该出的事都出了！”亚历山大忧郁地答道。“最可怕的事！”
我看见他的黑领带，不由想起自己也戴着一条呢。我忘了换上我本人那条了。“有人去世了吗？”我问。
亚历山大摇摇头。“这倒没有，可跟死了也差不多了，佐默先生。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那边有人去世了？您也戴着黑领带。”
“也没有，亚历山大先生。是出于商业需要的吊唁。您呢？今天看来是黑领带之日。”
“我弟弟！这个说话不算话的纳粹分子。他结婚了，偷着结的，一周前。”
“娶了谁？”
“当然是那个女基督徒了。那金发蓬头的鬣狗。”
“看来今天也是鬣狗之日，下午我已经遇到过一只了。所以您才在橱窗里挂起了那块牌子？清仓甩卖？”
亚历山大点点头。“那牌子挂在橱窗里，可是没人上门。一切都是白费劲！如今谁还对古董感兴趣？只有我弟弟，那不是人的东西！他竟然娶了她。”
我靠在一把荷兰椅子上，那椅子除了四条腿都是真货。“您想卖了这家店？真可惜。”
“想，想！我是想卖，可没人想要！就连清仓甩卖都招不来顾客。”
“您这店想卖多少钱？”我问。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这我还没想好，”他小心地回答道，“您想买它？”
“当然不是，租赁都没想。我没这笔钱。”
“那您干吗要问？”
“就是出于关心。去对面捷克糕点店喝杯咖啡怎么样？这回我请客行吗？”
西尔弗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没那份心情，亲爱的朋友。那都是往日美好时光的消遣了，一切都过去了！您知道我弟弟怎么威胁我来着吗？要是我继续这么固执，他就重操旧业去当律师。其实我不过就是让他别忘了我母亲的教诲！要是我母亲知道此事，那她得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这可说不定。也许她还喜欢这个儿媳妇呢。”
“什么？我母亲那个虔信的犹太人会喜欢一个女基督徒？”
我向门口走去。“来吧，亚历山大先生。喝杯咖啡，聊聊，这对您有好处。您给我个面子。”
西尔弗看上去突然显得很孤独。信仰之战留下了它的痕迹，他不再是往日那个波希米亚人。就连他的步伐也失去了敏捷，我们过马路时他险些被一个骑自行车的撞上。这对一个往日在跑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梭自如的人来说堪称耻辱。
“奶油圆蛋糕很新鲜，”女服务员说，“非常值得推荐，西尔弗先生。”
亚历山大毫无兴致地打量了一下陈列的糕点。“来块包巧克力的圆蛋糕吧。”他终于做出决定，大概他觉得巧克力的深色调与他现在一团漆黑的情绪最般配。
女服务员端来咖啡，滚烫的咖啡烫到了亚历山大的嘴唇。“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碰上了，”他嘟囔道，“我郁闷得都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我开始谈起世事无常，希望能引起他的感伤，从而对弟弟生出慈悲之心。我举了小杜兰的例子，可亚历山大几乎充耳不闻。突然，我看见他像条蛇一样一跃而起，死盯着对面的店看。“他们在那儿！”他小声道。“他们俩！阿诺德和那女基督徒！在橱窗前！无耻之极！您看见他们了吗？那个戴假发的金发蓬头畜生，满嘴大牙？”
我看见阿诺德穿一身日常会客西服，灰外衣，条纹裤，旁边是一位瘦瘦的女孩，看上去挺和善。“她在看能捞些什么，”亚历山大咬牙切齿地说，“您看见她那贪婪的目光了吧？”
“没有，”我说，“您也没看到，亚历山大先生。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您想怎么办？再吃一块包巧克力的圆蛋糕吧，这是最容易的事。”
“不行！我必须过去。要不那女基督徒就会破门而入，把店洗劫一空的。您也来！来帮我！”亚历山大·西尔弗冲过马路，几乎又像以前那样风风火火了。看来是仇恨刺激了他。为了躲避一辆运送儿童内衣的货车，他做了个很优美舒缓的半空翻动作，接着就消失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了。
我站起身付钱。“他像变了一个人，”女服务员说，“阿诺德先生结婚一事伤了他的心。就好像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尽管现在战火连天。”说罢，她摇了摇头。
我慢慢向古董店走去，为的是给亚历山大·西尔弗机会，让他在家庭内部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而且他也一向自诩为骑士，对一位骑士来说，女基督徒毕竟也是女人，她也有权要求别人顾及这一点。
阿诺德把我介绍给他妻子，为了不过分惹恼亚历山大，我表示了适度的祝贺。然后我就听着他们两兄弟的对话。阿诺德想把橱窗里那块清仓甩卖的牌子摘掉，他温和地指出，没有他的同意，不能搞清仓甩卖。“你为什么要清仓甩卖呢，亚历山大？”
“我想重开律师事务所，”亚历山大回答说，“当离婚律师。”他又补充了一句。
那位叫卡罗琳的女基督徒笑了。“多么有趣！又是多么悲哀啊。”
“这事我们以后再谈，”看上去变得很自信的阿诺德说，“今天卡罗琳想看看我们的店。”
亚历山大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你不会反对吧，亚历山大？”卡罗琳娇滴滴地说。我看到西尔弗老大听到这种亲昵的称呼时浑身一颤，就像被马蜂蜇了似的。“我就知道你不会反对的，”卡罗琳微笑着继续说道，“像你这样有骑士风度的人！”
她推门而入，阿诺德坏笑着紧随其后。亚历山大就像威廉皇帝时代的一位普鲁士将军，被人出其不意地击中了生殖器。“您来，”他用几乎窒息的嗓音小声对我说，“您也进来吧。”
卡罗琳并未发现他那阴沉沉的脸，继续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管他叫“亲爱的大伯子”，继续亲昵地与他以“你”相称，并提出要去看看那让人兴奋的地下墓穴。阿诺德面带得意的微笑，领她走下去地下室的楼梯。
“您有什么可说的？”当新婚夫妇已经到达地下室后，亚历山大叹了口气问。“她装作一切正常！有什么招可以对付她呢？”他抱怨道。
“没招，”我说，“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要是您就会优雅地接受现实。否则您有得心肌梗死的危险。”亚历山大张开大嘴呼吸：“这就是您给我出的主意？我可一直把您当朋友看！”
“我来自一个国家，在那儿犹太男人只要碰了一个女基督徒都得被杀，亚历山大先生，更何况想娶她了。对此我没有客观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西尔弗解释说。“所以我们更要团结！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虔诚而笃信，而且也教育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如果她不是早就去世了的话，异教徒阿诺德的行为一定会把她气死。算她幸运！可您怎么可能理解我的痛苦呢，您自己就是个无神论者！”
“仅仅是白天而已。”
“哎呦，您就别开玩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这娘们儿虽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装得一团和气，还真让我无从下手！”
“您自己也结婚。”
“什么？跟谁？”
“找个您母亲会喜欢的。”
“出卖我的自由？仅仅因为阿诺德……”
“您要是结了婚，就又能恢复家庭平衡了。”我说。
“对您来说就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西尔弗说，“遗憾！”
“不是这么回事，”我回答道，“我也觉得遗憾。”
“那善于钻营遗产的来了，”亚历山大小声说，“小心！她耳朵像个贼一样尖！”
地板活门开了，阿诺德爬了上来，因为结婚和女基督徒的厨艺他已经有点儿发胖。卡罗琳高兴地笑着随后也爬了上来。“看看我找到什么了，亚历山大！”她甜言蜜语道。“一个象牙的耶稣雕像！这个我可以拿走吧，对吗？你们反正要它也没用，不是吗？是你们让人处死他的！奇怪的是，你们还能拿他做生意。阿诺德并不反对我拿走他，你也没意见吧，对吗？”
亚历山大几乎又被气得背过气去。他模模糊糊地嘟囔了几句什么艺术与自由，最后还得忍受来自卡罗琳的一个吻。
“今晚过来吃饭吧！”她说。“我们甚至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餐前小吃是洋葱煸鸡肝末。”
她得意洋洋地笑着，露出了满嘴大牙。亚历山大那样子就跟中了风似的。“我已经跟佐默先生有约在先了。”最后他终于说道。
“你们不能改个时间吗？”卡罗琳一边冲我挤眼一边卖弄风情地说。
“不容易，”看到亚历山大求救的目光，我回答说，“我们在哈莱姆区与人约好了，是个大收藏家。”
“在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真有趣！是在萨伏伊舞厅[119]吗？”
“不是。这位先生是传教士，有四个孩子。很无聊，但很有钱。是哈莱姆南区的牧师。”
“他收藏什么呢？”卡罗琳刨根问底道。“黑人雕像？”
“刚好相反，他收藏威尼斯镜子。”
卡罗琳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太滑稽了！真是无奇不有！走吧宝贝儿！”她挽起阿诺德，又向亚历山大飞了个吻。“你们真滑稽！”她小鸟般啾啾道。“如此一本正经！但却可爱而滑稽。”
我目送着她。滑稽这个词和她的笑声出乎意料地击中了我，令我突然想起了集中营里的一位医生，他被人称作“笑面虎”。他认为所有病人都是滑稽的，他治疗他们的方法是：一边脆声大笑，一边用马鞭鞭挞病人，直到他们宣称自己已经没病了。这就是他的检查与治疗。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西尔弗问道。“您脸色煞白，是不是这个不屈不挠的畜生也让您觉得恶心啊？可怎么对付她呢？无论你做什么，她都回敬你亲吻、拥抱与笑声。阿诺德这回是没救了，您觉得呢？”
“他看上去倒挺受用的。”
“人也可以朗声大笑地走向地狱。”
“您再等等吧，西尔弗先生。美国的离婚方式很简单，不是什么大灾难。所有能发生的不过就是阿诺德又长了一次见识。”
西尔弗盯着我说：“您心肠够硬的。”
我没搭茬，否则太可笑。“您真想重操旧业当律师？”我问。
亚历山大匆忙地打了个手势。“您把那块牌子摘下来吧，”我说，“反正也没人光顾。您为什么要赔本贱卖呢？”
“赔本？我可没想赔本贱卖，”西尔弗回复道，突然间他又变得活跃起来，“甩卖并不等于非得赔本。甩卖就是甩卖，当然卖的时候还想有赚。”
“行，那您就把那块牌子留在橱窗里。这么想就对了！那您就泰然静候着阿诺德离婚吧，你们俩反正都是律师。”
“离婚要花很多钱的！冤枉钱！”
“每种经验都不是白来的。只要是花钱能摆平的，就都不算什么。”
“心灵还受刺激呢！”
我望着这位绝望的犹太假纳粹的脸，他那和善的脸上满是忧愁。这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在集中营接受笑面虎的检查时曾遭毒打。这位囚犯有严重的心脏病，笑面虎一边鞭挞他，一边说集中营的伙食正好适合心脏病患者，既没油水又没肉，还能老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干活。这位老汉在挨了特别沉重的一鞭后沉默地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西尔弗先生，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我说，“您尽管有这么多烦心事，可仍旧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去找罗伯特·希尔施，他正准备关店门下班。“跟我一起去吃饭吧，”他说，“在纽约虽然找不到可以坐在户外进餐的地方，可却有许多一流的海鲜店。”
“有可以坐在户外的地方，”我说，“圣莫里茨旅馆有个狭长的露台。”
希尔施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吃晚饭不行，那儿为思乡的流亡者准备的只有咖啡和点心。还有烧酒，喝醉了就不会再思念巴黎那些带露台的小饭馆了。”
“也不用去想盖世太保和那儿的警察了。”
“那儿没有盖世太保了，那座城市已经摆脱了那种瘟疫。乡愁却没有消失。这事也怪了，在巴黎时，流亡者思念德国，到了纽约，他们又思念巴黎，思念也跟竹笋似的一层一层的。不知下回该轮到思念哪儿了？”
“可也有些流亡者哪儿都不思念。”
“那些上等美国人和一心想当世界公民的主儿。他们也有乡愁，不过被压抑了，变为神经症，匿名存在。”希尔施笑了。“世界又开放了，巴黎自由了，整个法国几乎都自由了，比利时也一样。苦路又畅通无阻了，布鲁塞尔解放了，荷兰也自由了，人又可以重新思念欧洲了。”
“布鲁塞尔？”我问道。
“这你本该知道的呀，”罗伯特·希尔施吃惊地回答说，“昨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报道布鲁塞尔是如何被解放的。我把那篇文章替你留起来了，在这儿呢。”
他走回黑灯瞎火的店里为我取来那张报纸。“待会儿再读吧，”他说，“现在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去吃那些螯被束缚的龙虾？”罗伯特点点头：“去吃那些被捆绑着、在橱窗里的冰上等着被沸水煮死的龙虾。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儿吃饭的情景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街道对我来说就像是金子与希望铺成的。”
“那现在呢？”
“不一样，也一样。我什么都没忘。”
希尔施端详着我。“这很少见。记忆是最大的叛徒。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路德维希。”
“此话我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过，他听后差点儿把我打死。也许人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沿着第三大道向前走。我西服口袋里那张报道布鲁塞尔解放过程的文章像一团火，在我心头燃烧。“卡门好吗？”我问。
希尔施不回答。暖风犹如猎犬，在房屋周围嗅来嗅去。纽约夏季的桑拿天已经过去了，风带来了海洋的咸腥味儿。“卡门好吗？”我再次问道。
“老样子，”希尔施说，“她是一个并无奥秘的谜。有人想带她去好莱坞发展，我劝她去。”
“什么？”
“这是我能留住她的唯一可能，你不知道吗？玛丽亚·菲奥拉好吗？”
“她在好莱坞，”我说，“作为时装模特，她还回来。她常去那儿。”
海王餐厅的橱窗灯火通明。被捆绑着的龙虾沉默地在冰上受罪，等待着被抛进沸水中煮死。“它们被扔进锅里的时候会叫吗？”我问。“我知道螃蟹被扔进热水中时会叫。它们不会马上毙命，身上那层平时保护它们的甲壳在死亡过程中就成了它们的厄运，使死亡变得更缓慢，也更痛苦。”
“到这儿吃饭，你是最合适的搭档，”希尔施说，“今天我情愿跟你一样吃蟹腿，它们至少已经死了。你胜利了。”
我呆望着那群身上带黑纹的硬壳龙虾。“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无声的呐喊，它们向往的是宽阔的海洋。”我说。
“打住，路德维希，要不然我们就得吃素了。思乡？只要是自愿离开的，不过就是多愁善感罢了，无害，无益，多余。如果是被迫逃离的，要不然就得死、受刑或是进集中营，那就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获救一段时间以后，倘若不是特别小心、特别勇敢或是特别幸福，得救本身就会变成蚕食五脏六腑的癌症。”
“恐怕也是当局者迷吧。”我说。那篇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在我口袋中仍像一团火在燃烧。
我早早回到旅馆，时间好像突然变多了。不是那种可以找些事做就能打发的时间，而是像黑洞一样的时间。这种空虚你越想填满它，它越空虚。玛丽亚·菲奥拉走后，我就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我也没指望会有消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对此我已习惯，此外我还学会了知足常乐。尽管如此，我仍旧感到空虚。这不是怕玛丽亚不再回来的那种恐慌，即使我知道她早晚得搬出五十七街的那套公寓。这种空虚就像心中缺少了什么。我并非不幸，只有某人死亡了，人才会感到不幸；这个人如果离开了，哪怕是离开时间不长或是永不能再相见，人都不会感到不幸。这也是我在生活中学到的。
不知不觉间已然是秋季，闷热的桑拿天突然消失，夜间更是秋高气爽。我仍旧过着冒名顶替的日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的战争仍在进行，在世界的另一侧像回声般涌动，在欧洲，在南太平洋，在埃及。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在此我受到容忍，甚至还得到了小小的私人幸福。我实在不配得到这种幸福，它让我几乎产生一种负罪感。每当我想起那堵影子般的黑墙，它就在我面前徐徐打开，让我更加接近这么多年在流亡中支撑我活下来的信念，现在，我面前日益清晰的是这一信念的血腥誓言，我都不想要这种幸福。
我在一盏街灯下站住，打开了那张刊载着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的报纸。我本想回到旅馆房间里再读，但我几乎害怕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它。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回过神来。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还提到许多我所熟悉的街名和广场名，我的耳畔曾响起过那座城市街道的喧闹声，似乎有人在我心中喊出它们的名字，那喊声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灰色幽灵出没的地方。这地方突然间亮起了白色和绿色的墓地灯，就像一个大厅在黄昏时点起了炽光灯，里面的声音是听不见的，那份悲哀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若非亲身经历，我是绝不会相信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人会毫无知觉地站在那里，像被冻僵了似的，低唤下落不明或是已经死去了的人的名字，这些平淡无奇的名字所隐含的痛苦是令人彻底绝望的，念叨着它们，人就如芒在背。出现在这些名字后面的面孔苍白，抱怨，却不控诉；脸上的眼睛充满询问，但它们在询问什么，询问什么呢？询问他们的生活？询问帮助？什么帮助？询问回忆？什么回忆？询问复仇？我不知道答案。
我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里面的旅行箱一层层堆放着，艺术得像一座座金字塔。我盯着这些箱子，它们被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那里，好像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似的。那些堆放了它们的人曾生活在何处并有过怎样的生活？我在哪些市民宁静与舒适的小屋中可以找到他们？我这个活在自己自责与回忆风暴中的“麻风病人”，能否在他们那不知情的微火上温暖自己的双手？
我张望一下四周。有人撞了我一下并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明白。我仍旧望着眼前的箱子，它们是无忧无虑旅行的象征，我已不知这是什么感受。我的旅程一向是逃亡，逃亡是用不着皮箱的。就是在这里，我也依然处于逃亡状态，尽管我已不能也不想再继续逃亡了。现在，在这个秋天的傍晚我意识到，我在逃避自己，逃避的是生活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破碎与迷惘的人。他喊叫着一心要摧毁那毁灭了我的东西，否则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一直在躲避他，也将继续躲避他，因为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我才能行动，过早动手，毁掉的将仅仅是我自己。这血腥而禁锢的世界重新开放的程度越大，我自己的内心冲突越激烈，并在阴暗中徘徊于软弱与行动之间。我只知道必须行动，至于行动的结果是否会毁灭自己，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有人在等你，”莫伊科夫说，“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
我往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瞧了瞧，并没有走进去。“警察？”我问。
“我想不是。他说他早就认识你。”
“你认识他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没在这儿露过面。”
我又等了一会儿。我恨自己又被吓着了，但我知道今生恐怕都难克服这种流亡者情结了。它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可谓根深蒂固。我走进了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
盆栽棕榈下有人站起身喊道：“路德维希！”
“天哪！西格弗里德！你还活着？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名字还是老名字。你现在叫佐默，对吗？”
问题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仿佛彼此在墓地重逢，惊奇地发现俩人居然都还活着。我是在德国集中营认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他是个画家，也会弹钢琴。这两样技能使他免遭枪杀。他教那些指挥官的孩子弹钢琴，这样指挥官便省下了请钢琴教师的钱，伦茨也可以继续活着。伦茨教钢琴的速度就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为的是拖延时间，好能多活些日子，当然，这速度也不能慢得让指挥官丧失了耐心。他也在党卫军和冲锋队员聚会的晚上演奏，当然不是演奏纳粹党的歌曲，否则就真成了种族耻辱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演奏的是进行曲、舞曲和轻歌剧。集中营警卫在殴打和刑讯犹太人后往往能领到免费的烧酒，他们就听着音乐喝个烂醉。
集中营换了指挥官，新来的没孩子。可伦茨运气仍旧不错，新来的指挥官听说他不光会弹琴，还会画画，就命令伦茨给他画肖像。为了能多活些日子，他同样以慢镜头的速度作画。当他终于画完时，指挥官晋升了。他得到了新军服，伦茨又得重新画他。他给一位位看守画像，他画指挥官的老婆，他画其他军官们的老婆，他为生存而作画。他画那位想给他一针、送他上西天的医生，直到他被转押到其他集中营，后来我就没有再听到任何他的消息了。我以为他在用画笔抵御死亡的殊死搏斗中失败了，已经进了焚烧炉，以致几乎把他忘了。现在他又出现在我面前，变了样，胖了，留着胡子，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
“你干吗要留胡子啊？”我没话找话地问。
“胡子可以剃掉，”伦茨回答说，他对我这个如此愚蠢的问题显然感到吃惊，“留胡子能让人马上变得几乎认不出来。要是必须得逃亡，这可是一大优势。有备无患总没错，对吧？”
我点点头。“你是怎么出来的？从集中营？”
“他们让我溜了，是一个指挥官成全了我。那人让我给他全家画像，包括祖父母和朋友们。我画了，最后一张没画完我就溜了。否则画完后他们又会把我关押回去。我一路逃下去，一直到了法国。”
“在法国呢？”
“我继续画，”伦茨说，“在德国时有人让我藏了一晚上，为了表示感谢，我也给他们画了像。可一晚上的时间太短了，最多只能画一幅水彩画。在法国边界我给海关的人画像，会点儿二把刀的艺术的用处确实令人惊奇。我不是什么好画家，我只是个涂鸦者，画出来的跟相片区别不大。梵高和塞尚那种画法就别想过边境了，他们还送了我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并给我指了路。我跟那些海关税官一起过了一个感人的圣诞夜。他们得到了画像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千恩万谢。”
莫伊科夫来到桌旁，一言不发地放下一瓶伏特加和两个酒杯。
“如果有博若莱葡萄酒的话，我宁愿喝博若莱葡萄酒，”伦茨解释道，“一种伤感的老习惯。另外我也喝不了烧酒。”
“我们有那种酒吗？”我问弗拉基米尔。
“拉乌尔先生有，我可以打电话跟他换点儿。有这个必要吗？”
“有，”我说，“这回有必要。甚至来瓶香槟都不过分。这次重逢让人相信奇迹不光中世纪才有，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战争期间你在法国被抓到过吗？”
伦茨点点头。“为了弄到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当时我正在昂蒂布[120]作画。我得到了签证，却被关进了集中营。几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我用蛋彩画法[121]给集中营的指挥官画了像，释放我并不难，因为我已经拿到了签证。”
莫伊科夫回来了。“拉乌尔先生让我问候你们。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血腥行星上的朝圣者。”他开了一瓶香槟。
“拉乌尔先生也是流亡者吗？”伦茨问。
“他是个有异国情调的流亡者。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西格弗里德。”
“是从葡萄牙搭货轮来的，我……”
我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你画了船长画大副，画了大副画二副……”
“后来又画了厨师，”伦茨补充道，“那厨师我甚至画了两次，他是黑白混血，会做非常好吃的爱尔兰炖肉。”
“您也给签发签证的美国领事画像了吗？”莫伊科夫问。
“没给他画，”伦茨回复道，“他给我签证是因为我能够出示集中营的释放证明。我出于感激想至少给他画张素描。他拒绝了，他收藏立体派的作品。”
莫伊科夫斟满酒杯。“您仍旧画肖像吗？”他问。
“如有需要，偶尔也画。令人惊奇的是，公务员、海关税官、警卫、暴君和凶手全都酷爱艺术，民主派人士也不例外。”
“你还弹钢琴吗？”我问。
伦茨望着我说：“弹得不多了，路德维希。所以我也不常作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出人头地，我有抱负。这一切都在集中营烟消云散了。我无法将我那点儿雄心和那些可怕的回忆区分开来，有太多的有关死亡的回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我们大家的遭遇都一样，西格弗里德。”
“没错。反正对流亡者来说，搞音乐与绘画要比写小说和诗歌强。写小说和诗歌能写出什么名堂呢？即使你是个出色的记者又能如何？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就已经有语言障碍了。人变成了哑巴。你也是如此吧？”
“我也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伦茨微笑道：“古老的苦路依旧存在，这里也不例外。秘密电报。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字。是在一家俄国夜总会。”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一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玛丽亚·菲奥拉，”伦茨说，“我当时谈起了你。她认定说的是你，就告诉了我你在这里的地址。反正我也碰巧要到纽约来，所以就来这儿找你了。”
“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只待几天。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韦斯特伍德，尽量远离欧洲。住在一座人造城中，来往的都是些搞电影的，他们认为拍电影才是生活。那种生活比现实生活好忍受些，现实生活我是过够了。你不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如果我们了解的就是现实的话，你说得没错。”
“什么是现实你也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西格弗里德。每天的情况都不同。”
莫伊科夫又走了进来。“满月。”他说。
伦茨不解地看着他。“秋季的满月，”弗拉基米尔解释道，“这令流亡者不安，比平时更加不安。”
“为什么？”
“我也说不好。大概跟关在笼子里的候鸟差不多，它们也开始振翅扑腾。”
伦茨边打哈欠边看了看四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显得相当无聊。“我累了，”他说，“因为时差。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吗？”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三楼，八号房间空着。”
“我明天得回去，”伦茨说，“我只是想见见你，路德维希。”他微笑道：“奇怪，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重逢后却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也许是不幸的单调使然。”
我陪他向楼上走去。“是不幸吗？现在？”我问。
“不，可这说得上是幸福吗？人们在等待，等什么？”
“你愿意回去吗？”
“不，我想是不愿意。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在集中营时曾说过，只要活着，就没输？我们那时候多傻啊，于事无补的错误的英雄主义。要是说只要活着，就会受刑，或是只要活着，就得忍受痛苦，这更正确。晚安，路德维希。明早我还能见到你吗？”
“那当然，西格弗里德。”
伦茨又微笑起来。那是一种绝望、犬儒与悲哀的微笑。“这话我们在集中营有时也问过。但答案并不这么肯定。你知道吗，我们也许是集中营仅剩的还活着的人？”
“大概吧。”
“这也不容易呢，是吧？”
“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我说。
我又回到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女伯爵正巧飘然而至，她身穿灰色带滚边的连衣裙，脸色有些苍白，面前摆着一大杯伏特加，坐在那儿显得颇纠结。“我想尽办法，要在不得不进济贫院前体面地死去，”她小声说，“我信仰的宗教禁止自杀。但我为什么有这么一颗铁一般结实的心脏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我这颗心是橡胶的？”
“它是由所有材料中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答道，“由回忆与眼泪。”
她点点头，喝了一大口酒。“难道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吗？”她迟疑地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我想是一回事，伯爵夫人。哪怕在幸运儿那儿也是一样，在幸运儿那儿更是如此。”他冲我转过身并张开他的大手，里面有几粒安眠药。“需要多少？”他问。
“两粒，”我说，“要不三粒吧。你是个神机妙算的人。”
“满月。小心起见还是拿三粒吧。我得留两粒给伯爵夫人。”
我睡着了，可几个钟头后又喊叫着惊醒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平静下来。我梦见了沉默的西比勒那张苍白的脸，还有巴黎另一个人的脸，那张脸僵硬，周围苍蝇嗡嗡乱飞。也梦到了其他死者，其间还梦见了玛丽亚·菲奥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骗子，既骗了生者，也骗了死者。我愣了一会儿神，穿上衣服，想在夜色中去外面到处转转。稍后我又脱掉了衣服，向院子里望去，看了看外面的建筑，又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接着我把剩下的安眠药都吃了，我想起西格弗里德·伦茨，还有欲死不能的女伯爵和不想死的杰西，以及许多其他人。最后我把自己留着的其他安眠药也吞了下去，终于再次缓慢地滑入黑色的虚无梦境中，我害怕发出汩汩声的影子梦境，因为在它面前我束手无策，只剩下那撕裂的自我，它既令我痛苦，亦遭我蔑视。
21
我要离开旅馆时遇到了西格弗里德·伦茨。“一小时之后我就走了，”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吗？”
我点点头。“拐角这儿有家杂货店。你睡得怎么样？”
“非常糟，路德维希，你现在是叫这个名字吧？”
“路德维希·佐默。”
“好吧。要是对回忆也能像对名字那样迅速更改就好了，是吧？人自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刚刚重遇一个以前的同伴，一切又都历历在目了。战争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将很多事都遗忘了，或是说这些事慢慢长了一层令人可以忍受的铜锈。可集中营呢？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战争是愚蠢的，几乎是无目标的杀戮，没准谁倒霉就挨了枪子儿。可集中营——这是彻头彻尾的残酷，绝对的恶毒，是大屠杀，而且是出于对酷刑和杀人的嗜好。即使活到一百岁，对这种事也不可能淡忘。”伦茨略带微笑说道。“因此也不可能有定期聚餐的士兵协会，因为回忆无法淡化与篡改。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说，“这种协会在德国会有的，不是受害者的协会，而是凶手的协会。你知道，我们那可爱的祖国是良知的故乡。德国凶手和施刑者的所作所为全是出于理想主义，他们问心无愧。这是他们最令人恶心的地方，他们做什么都自有其道理。你还记得那些在绞刑架下进行的人道演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