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详着他，他现在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专注。可当年约瑟夫·贝尔的表情也曾同样平静，那一夜我在巴黎困顿至极，没能与贝尔通宵达旦地讨论与豪饮。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吊死在自己斗室的窗户旁。他的尸体在风中晃来晃去，风吹打着半扇窗开开合合，宛如敲起了缓慢的丧钟。没有根的人是脆弱的，对别人来说算不上是回事的偶然事件，就能要了这种人的命。智力如果用在与自己过不去上，那是危险的，就像磨盘不磨谷粒而是空转。我明白此理，所以在经历了那夜的激动之后，我几乎是强制自己忘记一切，进入听天由命的艰辛状态。学会了等待的人，更善于对付失望带来的破坏力。但希尔施从来不善于等待。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视角，即雇佣兵队长的视角。刺杀和暴动失败不光激怒了他，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他认为二者的准备都太不专业。这就犹如职业行家在发现了重要错误时的愤慨。
一位面颊红润的家庭主妇走进了店里，她想买一个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烤面包机。当希尔施向她演示锃亮的镀铬烤面包机时，我观察着他。他很耐心，甚至说服那位主妇又买了一个电熨斗。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想象，他当售货员能干出什么名堂。
我望了望街上。正是会计们午休的时间，他们这时一般去兼营快餐的杂货店吃午饭。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有冷气的狭小办公室中解放出来，想象着自己拿的薪水比现在高两级。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果敢自信地一路走来，暖风吹起他们西装上衣的下摆，他们充分享受着午间的生活，脑子里满是男人的幻想。如果这个世道上有公正的话，他们肯定早就当上老板了。
希尔施从我的肩头望过去。“这是会计们的阅兵式，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就该轮到妻子们了。那时她们就全体出动，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出了这家店又进那家店。她们什么也不想买，却专门折腾售货员。她们传播最新的流言蜚语，英语叫Gossip，报纸上到处是这类新闻。她们散步时的等级是简单地根据金钱来划分的，最有钱的走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位钱少些的拱卫着她。如果是冬天，人们一眼就能从她们身上穿的皮大衣看出这种差别：穿貂皮的走在正中间，两侧是穿波斯黑羊羔皮的，全都既狂热又愚蠢。比她们更狂热的丈夫们现在因追逐美元都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美国是富孀之国，过不了多久这些女人就会再嫁人，嫁的是年轻的穷小子，贪婪的男人。生死轮回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滚动，”希尔施笑着说，“这与跳蚤那充满冒险和危机的生存真是天壤之别，跳蚤们得从一颗行星跳到另一颗行星，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一条狗身上跳到另一条狗身上，与飞越各大洲的蝗虫的区别也大了去了，更不用说与那些有凡尔纳式漫游经历的蚊子的区别了，这些蚊子得从中央公园迂回到第五大道！”
有人敲窗户。“死人复活，”我说，“这是拉维克，或是他弟弟。”
“是他本人，”希尔施说，“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拉维克在德国是个名医，流亡到法国后不得不为一个医术不如他的法国医生打黑工。我认识他时，他在巴黎最大的一家妓院替妓女们当兼职医生。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科大夫。他做手术时，法国大夫留在手术室一直等到病人麻药起作用，然后拉维克再进来做手术。他根本不介意，高兴自己能有工作，能做手术。他是个动刀成瘾的外科大夫。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拉维克？”我问。“你怎么干？纽约不是没有公开的妓院吗？”
“我在一家医院里工作。”
“打黑工？”
“‘灰’工，类似一种比较好的男护工。我得再次通过国家考试，用英文。”
“跟在法国的处境一样？”
“好一些。在法国情况更糟，这里至少承认了中学毕业的学历。”
“为什么不能承认全部学历呢？”
拉维克笑了。“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还一直不知道？人道的职业是世上最招人嫉妒的职业。神学家与医生，他们的专业组织用火与剑来维护平庸。如果我战后回到德国，在那儿还得再次参加国家考试，我都一点儿不会感到吃惊。”
“你想回去吗？”希尔施问。
拉维克耸了耸肩。“《拉昂摘要》第六条：走一步，看一步。此前还要经历负隅顽抗之年呢。让我们先挺过这一年再说！”
“为什么是负隅顽抗之年？”我问。“你不相信仗打输了？”
拉维克点点头。“相信！但正因为如此。刺杀希特勒失败了，战争打输了，可德国人还在继续战斗。他们到处被击退，可他们为每一寸土地而战，就像在保卫圣杯。这一年将会成为幻想破灭之年。人们无法再认为可怜的德国人被纳粹强暴了，纳粹是从火星上降落下来的。可怜的德国人本身就是纳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纳粹。流亡者的很多幻想将会像瓷器一样被彻底粉碎。谁为他的所谓压迫者而战，谁就是热爱他的压迫者。”
“那刺杀行动呢？”我问。
“失败了，”拉维克说，“再也没有动静了，最后的机遇也被无可挽回地耽误了。其实也从来没有过什么机遇，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早就已经把它扼杀了。这是继德国司法惨败后军官们的又一次惨败。你们知道最可怕的会是什么吗？事过之后一切都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沉默了片刻。“拉维克，”希尔施接过话茬，“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吗？它已经是铅一般沉重了。”
拉维克脸色变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喝杯烧酒，罗伯特。上次你不是还剩了点儿法国苹果白兰地吗？”
“那个我自己已经喝光了。不过还有点儿法国白兰地和苦艾酒，还有一瓶莫伊科夫自制的美国野牛草伏特加。”
“给我伏特加吧。其实我更喜欢白兰地，可喝伏特加不会酒气熏天。今天下午我还得做第一次手术呢。”
“替别的医生做？”
“不，但有个主治医生在场，以便检查我做的是不是正确。这是一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手术，头一次做是在十二年前，那时世界还太平呢。”拉维克笑了。“生活在险恶环境中的人甚至在进行嘲讽时也该小心翼翼才是！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那个《拉昂摘要》里的座右铭？你们现在是把那都忘了，还是仍旧照此行事呢？”
“我们正在重新开始，”我说，“我们原以为这里安全了，那一套用不上了。”
“人从来都不会安全的，”拉维克解释道，“当你自以为绝对安全的时候，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伏特加不错，再给我来一杯！’‘你们还活着！’这种话是可靠的。别像被雨淋透的母鸡似的没精打采地站在那儿！你们还活着！那么多人尽管更愿意活着，却不得不死。常想想他们，别的事暂且不要想太多，等负隅顽抗之年过去再说。”
他看了一眼表。“我得走了。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沮丧了，就到医院来找我。到癌症病房走一圈准好。”
“行！”希尔施说。“拿上这瓶野牛草伏特加吧。”
“为什么？”
“作为报酬，”希尔施回答说，“我们喜欢快速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并不总对。用更深的抑郁来治疗抑郁毕竟是种独创嘛。”
拉维克笑了。“但不适合神经质患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拿起那瓶酒，把它装进自己那几乎还空空如也的医疗箱中。“还有最后一项建议，免费提供，”他接着说，“别过分捉摸你们的命运——你们俩现在需要的是女人——但尽量别找女流亡者，被分担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自寻烦恼。”
傍晚，我在拐角那家杂货店吃了最便宜的晚餐，两根维也纳小香肠和两个小面包。饭后我盯着冰激凌广告看了半天，这家店中有四十二种不同的冰激凌。美国是冰激凌之国，人们甚至能够看到士兵在大街上懒散地舔着冰激凌。这与德国有很大区别，那里的士兵即使在睡觉时采取的也是立正姿势；他们要是放屁的话，那响声都是模仿机关枪。
我穿过五十二大道回旅馆，这条街上遍布着脱衣舞俱乐部。墙上贴满了全裸或近乎全裸的舞女招贴画，晚间，这些舞女就会站在舞台上当着屏住呼吸的观众的面慢慢脱衣。傍晚时分，各家俱乐部门口就会站着打扮得像土耳其将军的肥胖看门人和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向行人吹嘘在里面能看到些什么。大街上到处可见身穿各类所能想到的暴露服饰的女子，但却绝对见不到欧洲妓女那标志性的雨伞和大挎包。大街上没有妓女，脱衣舞俱乐部里的观众看上去都是些抑郁的手淫者。妓女在这儿叫“应召女郎”，是通过可靠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来的。而且这也是遭到禁止的，警察总是跟踪她们，就好像她们是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似的。美国的道德受妇女联合会掌控。
我离开手淫者的林荫大道，来到以赤褐色砂石建筑为主的街道。这是些狭窄、廉价的多层楼房，外面有楼梯通往楼上，每级台阶都很高，有人默默坐在靠近楼梯扶手铁栏杆旁高高的台阶上。楼梯旁的大街上摆放着铝制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塞得满满的。半大的孩子们在汽车之间乱窜，他们在试图打棒球。母亲们母鸡般蹲在阶梯上，或是趴在窗前。更小些的孩子偎依在她们怀里，就像狭小楼房前那些肮脏的白蝴蝶，怀着全然天真与自信的倦容面对着黄昏。
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劳施旅馆前。“莫伊科夫不在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他回复道，“我当班。莫伊科夫出去了。”
“可不！”星期六，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明天一个漫长而空虚的星期天在等着我。
“菲奥拉小姐刚才也打听过莫伊科夫先生。”菲利克斯顺便说了一句。
“她还在吗？还是又走了？”
“我想还没走吧。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出来。”
玛丽亚·菲奥拉从那间光线昏暗、有丝绒沙发的小厅中冲我迎面走来，头上包着她那缠头巾，这回是块黑色的。
“您又要去拍照啊？”我问。
她点点头。“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得去送神仙酒。可我早有准备，从上次开始我就有了一瓶自己的伏特加，藏在莫伊科夫的冰箱里。连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至今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可这早晚得露馅儿。”
她走在我前面，从冰箱中取出酒瓶。我把两个杯子放到镜子旁的桌上。“您拿错了，”我说，“这是过氧化氢，有毒。”我指了指标签。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瓶子没拿错。这标签是我自己贴上去的，为了吓唬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过氧化氢和伏特加一样没有气味。菲利克斯的鼻子很灵，可他要是不尝的话，就发现不了到底是什么。所以贴了那个标签！剧毒！很简单的招法，对吗？”
“所有好主意都是简单的，”我赞赏地说，“所以它们所向无敌！”
“几天前我就有自己的伏特加了。为了吓住菲利克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把酒装进一个脏兮兮的醋瓶子里，还贴了个西里尔文的标签。可第二天那瓶酒就不翼而飞了。”
“拉赫曼？”我充满预感地问。
她惊异地点着头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一种天生的联想能力，”我说，“他承认此事了？”
“是的，他出于后悔带来了这瓶酒。这瓶要大得多，原来那瓶不到半升，这瓶超过四分之三升了。干杯！”
“干杯！”卢尔德圣水，我想。拉赫曼闻不出来，他是个禁酒主义者。谁知道他把这玩意儿送给那位波多黎各女子后果如何，也许他会说这是耶路撒冷橄榄山的李子烧酒呢。
“我喜欢坐在这儿，”玛丽亚·菲奥拉解释道，“这可以说是以前留下的一个习惯，我在这儿住过很长时间。我喜欢待在旅馆里，这种地方总有事情发生，人来人往，聚了又散，这是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啊。”
“您这么认为吗？”
“难道您不同意？”
我想了想，自己这一生已经经历了足够的聚散，简直是太多了，其中大部分是离别。我觉得平静的生活更令人激动。“也许您说得对，”我回答道，“可就聚散而言，一个大旅馆不是更好吗？”
她摇了摇裹着缠头巾的脑袋，弄得头上的金属卷发器叮当作响。“大旅馆毫无色彩，这里不一样。人们在这儿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这一点您从我身上就看得出来。您见过拉乌尔了吗？”
“还没有。”
“伯爵夫人呢？”
“仓促见过一面。”
“您还会经历很多事情呢。再来一杯伏特加？杯子很小。”
“一向如此。”
我无法不想起拉赫曼，一想起他，这酒就平添了一股敬神时用的乳香味。我忆起了《拉昂摘要》里的一句话：不要沉湎于幻想，它会放大或缩小现实，甚至令它走样。
玛丽亚·菲奥拉伸手拿过她身边的一包东西。“我的假发，红的、金黄的、黑的、灰的，甚至还有白的。时装模特的生活是快节奏的，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所以化妆之前我最后都要来这里待一会儿。弗拉基米尔是个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关键人物。我们今天要照彩色照片，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您有别的安排了？”
“没有，可您的摄影师肯定会把我撵出去。”
“尼基吗？想哪儿去了！反正现场至少还有一打人呢。您要是觉得无聊了，随时可以离开，又不是社交聚会。”
“好吧。”
倘若能够逃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孤独，我是会抓住一切救命稻草的。流亡者扎尔就死在这个房间，我在柜子里找到几封被遗忘的信件，扎尔没有把它们寄出去。其中一封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44]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的。“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我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关押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去焚化！露特·扎尔大概早就被烧死了，可我还是把那封信寄了出去，那是封充满绝望、悔恨、疑问和无能为力之爱的信。
“我们要不要叫辆出租车？”到了旅馆外面之后我问，其实我已经囊中羞涩了。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住在劳施旅馆的人只有拉乌尔叫出租车，我住在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都安步当车，我也一样，甚至喜欢走路。难道您不是吗？”
“我能走很长时间，特别是在纽约，两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没有透露，我只是在纽约才如此，因为我不必害怕警察了。我在这里有一种自由感，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减弱。
“路不远。”她说。
我想帮她拿那包假发，她拒绝了。“我自己拿吧。这些东西很娇气，既要拿得牢，又不能攥太紧，要不然它们就会滑落掉到马路上。女人就是事多。”她自嘲地笑了。“都是些无聊的东西！我这个人有点反常，就是喜欢无聊的东西。人要是一整天都被聪明机智、满嘴俏皮话的人围着，平淡无聊反倒能让人感到清新。”
“您是这种人吗？”
她点点头。“干这行离不开悖论、俏皮话和讽刺，为的是驱散围绕着服装业的那种淡淡的同性恋气息。”
我们逆着人流行走。玛丽亚·菲奥拉不迈小碎步，而是大步流星，她高昂着头像一座船头的破浪神，这使她的个子显得比实际上要高。“今天的日子不同寻常，”她说，“我们拍彩照，穿晚礼服和皮大衣。”
“皮大衣？在盛夏？”
“这不算什么。我们总是比实际季节早一两季拍，夏天就得准备好秋天和冬天的时装。先把式样拍摄下来，然后还得生产和销售这些服装。这要持续几个月。这么一来，我们大伙儿的时间都有些错乱，我们总是同时拥有两个季节，真正的季节和我们拍摄的季节。有时我们也会把二者搞混，一切都带点儿吉普赛人的味道，一切都不完全真实。”
我们走进一条昏黑的侧街，在它的拐角处才看得见卖汉堡包的摊子和杂货店里的白炽灯。我突然想起，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和一个女人上街。
大概有十二三人聚在一个几乎空空如也的大房间里，里面摆着几把椅子，有个平台，几扇浅色可移动的屏风，整个房间被聚光灯照得很亮。摄影师尼基拥抱了玛丽亚·菲奥拉，各处响起嗡嗡的谈话声，因为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让人感觉如坠云雾。其间有人对我进行了简要介绍，威士忌酒被来回传递，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与混乱的拍摄现场拉开一定距离，似乎被人遗忘了。
在我眼前展现了一幕令我感到新奇的景象：大纸箱被一一打开，送到一个帘子后面，又被一一拿了出来。接下来是一件件大衣和皮衣以及一场激烈的争论，到底应该先拍什么。除了玛丽亚·菲奥拉，还有其他两名时装模特：一位金发女郎，除了脚上的银色鞋子外，几乎一丝不挂；另一位则是黑发，皮肤为深褐色。
“先拍大衣。”一位精力旺盛的年长女士宣布。
尼基反对。他是个瘦男子，头发呈砂石色，手上戴着一根很沉的金手链。“先拍晚礼服！否则皮大衣会把它们压皱！”
“姑娘们用不着在皮大衣下面穿晚礼服！穿上别的，或什么都不穿。皮大衣必须首先还回去，今天晚上就得还！”
“那好，”尼基回复道，“皮毛商看来信不过咱们。先拍皮衣。貂皮披肩，配碧玺[45]。”
新一轮用英语和法语进行的辩论又开始了，人们讨论的是该如何对披肩进行拍照。我似听非听。这里的这种人为的激动对我来说本身就有一种舞台演出的效果，就好像正在排练《仲夏夜之梦》或《玫瑰骑士》[46]中的某场戏。我觉得长着角的奥伯朗[47]随时可能登场。
突然几个聚光灯都集中打到一扇屏风上，一个硕大的花瓶被拖到屏风旁，里面插着人造翠雀草。穿银色鞋子的金发时装模特披着一条米色的貂皮披肩走了出来。女设计师把皮毛理顺，两盏低于其他灯的聚光灯亮了起来。模特突然静止不动，就好像有警察用左轮手枪顶住了她似的。“开拍！”尼基喊道。
模特重新动了起来，女设计师也一样。“再来一次！”尼基要求道。“往右一点儿，从镜头旁边看过去，好！”
我向后靠到椅背上。自己的处境和眼前的画面反差太大，令我进入一种非真实氛围，它与迷惘、警觉和梦幻毫不相干。那更该说是一种几乎久违了的深度平静和柔和的愉悦。我突然想起自从流亡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更不用说听歌剧了。匆忙看场电影已经是最高享受了，而且往往还是出于躲避几小时的目的。
我追踪着对貂皮披肩和金发女郎各种姿势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轻灵。我简直难以想象，她和常人一样也食人间烟火。这想必是过强的白炽灯引起的效果，它令一切都变了样，变得非物质化了。有人递给我一杯新的威士忌。我想，我来这里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放松了，平常那种或多或少总能意识到的压力不复存在了。
“玛丽亚！”尼基喊。“拍波斯羊羔皮大衣！”
随着喊声，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站到了台上，身上紧裹着一件闪着暗光的黑色皮大衣，头上歪戴着一顶同样质地的贝雷帽。
“好！”尼基喊道。“就保持现在这个姿势！不要再动了！”
他轰走了女设计师，因为她又开始这里抻抻，那里拽拽。“别弄了！别弄了！海蒂！待会儿再弄。我们还要拍很多遍呢，这张先拍得自然一些，不摆姿势！”
“可是这样就看不见……”
“待会儿，海蒂！开拍！”
玛丽亚没有像金发女郎那样突然静止不动，她就那么站在那儿，就好像她之前也没有动过。侧灯在她脸上滑过，然后照进她的双眼，眼睛瞬间变得很蓝。
“好！”尼基说。“现在把大衣解开！”
海蒂翩然而至。玛丽亚将大衣左右撑开，大衣呈蝴蝶翼状。刚才大衣看着窄小，其实很宽，衬里是白色丝绸，上面印着大灰菱形图案。“就这么撑着！”尼基说。“像只天蚕蛾！敞得再大一些！”
“天蚕蛾不是黑色的，它们是紫色的！”海蒂解释说。
“这儿的天蚕蛾就是黑色的。”尼基霸道地说。
看来海蒂对蝶类还略知一二，她断言尼基指的是一种蛱蝶。可尼基还是赢了，他说时装业根本没有丧服大衣。[48]
“您喜欢吗？”旁边有人问我。
一位面色苍白、一双樱桃眼格外明亮的胖子在我身边的折叠椅上落了座，椅子被压得直晃，还发出嘎嘎声。“太棒了！”我由衷地说。
“我们当然不再拥有巴伦西亚加[49]和法国名裁缝们制作的服装了，”那男子说，“这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其实让梅恩鲍克[50]挑战一下巴伦西亚加也没什么不好，您说是不是？”
“太应该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唉，希望这场该诅咒的战争赶快结束，那我们就又能得到更多的上等衣料了。这些丝绸来自里昂……”
有人叫那位男子，他站起身。这也成为让战争见鬼去的一个原因，我并不觉得特别可笑。相反，当我猫在这儿看时装模特拍照时，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原因之一。
晚礼服也拍完了。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站在了我身旁，她穿着紧身白色连衣裙，双肩袒露。“您觉得很无聊吗？”她问。
“一点儿也不。”我望着她。“我甚至觉得产生了美好的幻觉呢，”我说，“要不我不会觉得您戴的王冠是我今天下午在梵克雅宝珠宝店的橱窗里见过的。那里展示的王冠是欧仁妮皇后的，要不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
“您眼力真不错。那王冠真是梵克雅宝珠宝店的。”
玛丽亚笑了。
“您把它买下了？”我问。眼下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也许这女孩是芝加哥某位经营肉罐头的百万富翁那离家出走的千金呢。这种事我在报纸的花边新闻栏常能读到。
“没有，也不是偷的。是我们为其拍照的那家杂志社借来的。那边那个男子今天夜里会把它带回去的，他是珠宝店的雇员，在这里专门守护王冠。您最喜欢哪件服装？”
“那件黑色的丝绒披肩，您披过的那件宽宽大大的，巴伦西亚加设计的那个。”
她转过身吃惊地望着我。“那是巴伦西亚加的设计，”她慢慢地说，“可您怎么知道的呢？您也是干这行的吗？要不您怎么会知道是巴伦西亚加设计的披肩呢？”
“五分钟前我还一无所知呢。我会把它当作汽车牌子的。”
“那您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是那边那个脸色苍白的男子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其余的不过是联想。”
“那确实是巴伦西亚加设计的，”她说，“是用一架轰炸机运过来的。飞翔的碉堡，用来走私。”
“对轰炸机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用途。要是它们都被用来干这个，那黄金时代就开始了。”
她笑了。“这么说您兜里没有揣着微型照相机，您也不是替竞争对手偷拍我们冬季时装的秘密间谍？真挺可惜！看来得对您留点儿神。饮料够吗？”
“谢谢，足够。”
“玛丽亚！”摄影师喊着。“玛丽亚！开拍了！”
“等会儿大家还要开车去埃尔摩洛哥[51]玩一个小时，”姑娘说，“您肯定一起去吧？您还得送我回家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站到台上去了。我当然不能一起去，我的钱不够。但尚有时间解释这一点，眼下我还愿意尽情享受一下这种氛围。在此氛围中，“间谍”是想偷丝绒披肩式样的人，而不是经受严刑拷打并在清晨被枪毙的人。就连季节在这里也被改变了，外面还是酷暑时，我们这儿已经是严冬了：聚光灯下貂皮衣和滑雪服闪闪发光。尼基重复拍了一些，那位深褐色皮肤的模特戴着红色假发出场了；玛丽亚·菲奥拉先戴金黄色假发，然后戴白色的，几分钟之内她就老了几十岁。这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老相识似的。模特们不愿再费力去帘子后面换衣服，在强光的直接照射下她们都疲惫而激动。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注意这些换衣服的女人，其中有几个汉子毫无疑问是同性恋者，剩下的大概对半裸女人也屡见不鲜了。
当箱子重新装好后我告诉玛丽亚·菲奥拉，我不能跟她去那个地方，据说埃尔摩洛哥是纽约最好的夜总会。
“为什么不去？”她问。
“我带的钱不够。”
“您可真够蠢的！我们大家都是应邀前往，杂志社买单。您是陪伴我的，您认为我会让您掏腰包吗？”
我不知道她这么说是不是在恭维我。我盯着这位浓妆艳抹的陌生女性，她头上戴着假发和镶有祖母绿和钻石的王冠，我们好像从未谋过面。瞬间我感到一阵温暖，似乎我们是同谋犯。“去前不必把首饰还回去吗？”我问。
“梵克雅宝珠宝店的人跟着一起去，他认为我们在那儿戴着这些首饰是在为他们做广告。”
我不再反对。当我们坐在埃尔摩洛哥时，我对里面的灯光、舞者和音乐已不再感到惊奇。长椅上有斑马图案，一个人造星空——星星们不断地升起和降落——照耀着这个非真实的世界。尽管美国在与德国和奥地利打仗，旁边屋子里仍有一个维也纳人在用德语演唱德国和维也纳歌曲。这在欧洲根本无法想象，歌手会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要不就立即私刑处死。这里的士兵和军官却兴高采烈地跟着唱，只要他们知道歌词。“宽容”一词在欧洲已经从十九世纪的一面旗帜蜕变成二十世纪一个粗野的骂人脏字了，对于不得不经历这种变迁的人来说，这场景就像在一片沙漠中某个根本没有料到的地方发现了绿洲。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另一块大陆无忧无虑、慷慨大度的过人之处，我也不想知道。我坐在舞者、歌者和突然成了朋友的陌生人当中，烛光摇曳，身旁坐着一个戴金黄色假发的陌生女人，她那借来的王冠上的宝石闪烁着光辉。喝着白送的香槟，尽情享受着白来的惬意，我变成了一个小寄生虫，就好像今宵也是借来的，明天也要一并还给梵克雅宝珠宝店。我兜里还有一封流亡者扎尔的信在窸窣作响，这封信我没有寄出：“亲爱的露特，我太晚才开始设法营救你们，对此我悔恨万分！但谁能想到他们对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呢？此外我也没有钱，爱莫能助。我由衷地希望你们即使不能写信，但还活着！我祈祷……”后面的话被泪水弄得无法辨认了。我没有寄出这封信，因为我想再思索一下，要是他妻子还活着，读到这封信会不会受到伤害。现在我知道，我不会寄出此信了。
7
亚历山大·西尔弗从店里向外面的我招手，他的脑袋从两件东西之间露出，一件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官服，另一件是挂在官服旁边的吉奥狄斯[52]地毯。他扒开那两样东西，使劲挥手。在他身子下方，一尊石质的高棉佛像凝视着大街。我走进店里。
“有什么新消息吗？”我边问边寻找那件青铜器。
他点点头。“我把那东西给卢氏公司的弗兰克·卡罗看了，是件赝品。”
“真的吗？”我惊讶地问。我不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离老远就冲我拼命招手。
“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会把它收回的。您不该在我们这儿吃亏。”
说着西尔弗去掏钱包，我觉得他拿钱的动作太快了。此外，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也与他宣告的消息不吻合。“不，”我说，冒着损失自己一半财产的风险，“我愿意留下那东西。”
“好，”西尔弗边回复边冷不防地笑了，“这证明您已经知道古董商人的第一条规矩了：不能让他人吓住自己。”
“这我早就学会了，不是当古董商时学的，是遭奴役的时候学的。这么说青铜器是真品了？”
“您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根据三个不重要的原因分析出来的。咱们就别绕弯子了，那东西是真的？”
“卡罗认为是真的。他不明白怎么有人会说它是假的。他以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博物馆的年轻工作人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有时会过分热心，出现评判过严的现象。特别是刚刚受雇的，他们觉得必须表现出自己比前任懂得更多才行。”
“那件青铜器值多少钱？”
“它不是什么珍品，周朝中期的。据说在帕克-勃内[53]那儿拍卖大概值四五百美元，不会再多了。中国青铜器跌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古董都贱卖了，打仗嘛。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收藏中国青铜器。”
“也是因为打仗吗？”
西尔弗笑了，露出嘴里的许多金牙。“您自己那份想要多少钱呢？”
“我付过的钱，再加上利润的一半，不用四六开了，就五五开吧。”
“我们先得把青铜器卖掉。卡罗估的拍卖价也许只能卖到一半，或者更少。”
他说得对。青铜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能卖出的价钱之间有天壤之别。我考虑着是否该亲自出马与卡罗洽谈。
“我们去喝杯咖啡，”西尔弗说，“是喝咖啡的时候了。”
“为什么？”我问，时间才上午十点。
“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杯咖啡。”
我们穿过马路。西尔弗又穿着紫色长袜配他那双漆皮鞋，看上去像个穿小方格裤子的犹太主教。“我想告诉您，我打算怎么干，”他解释道，“我会给卖给我那件青铜器的博物馆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把它转手卖了，买主拿着它去了卢氏公司的卡罗那儿，结果那东西被鉴定为真品。然后我会对博物馆的人说，我会试着把它再买回来。”
“按原价？”
“价钱嘛，我们喝第二杯咖啡时再谈。今天的咖啡味道如何？”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可您为什么偏偏要再卖回给那家博物馆呢？这只会让那个说这件东西是赝品的人很没面子，甚至会惹怒他。”
“没错。他可以再次拒绝，可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世界上的艺术品生意就像是在村里做买卖，艺术品商人都爱吹牛。博物馆那主儿可能从下一个买主嘴里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我将永远失去博物馆这个客户。您明白吗？”
我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可要是我首先问他要不要，他只能感谢我，甚至必须如此。如果他拒绝了，那好，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行动了。这个领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其中之一。”
“您打算跟他开什么价呢？”我问。
“就是所谓您付的那个价钱。不是五十美元，而是二百五十美元。”
“您得多少呢？”
“七十五美元，”西尔弗边说边做了个漂亮手势，“不是一百美元，而是七十五。我们都是人啊，您觉得怎么样？”
“这招儿是挺高，但这桩买卖中毕竟我成了输家。卢氏公司不是说在帕克-勃内拍卖会上那件青铜器……”
西尔弗打断我的话。“亲爱的先生，做股票和艺术品生意可不能追求最大利润，否则会血本无归啊。您可别当赌徒啊！如果有利可图，就赶紧下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54]的座右铭，您该一辈子记住它！”
“好吧，”我答复说，“可对自己的第一笔买卖，我需要一种奖励，我是用自己的一半财产冒的险。”
“我们在争论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博物馆可能会拒绝，那我们就得费尽全力再找新的买主，在这种非常时期！”
“要是您知道这件青铜器是真品，您自己会出多少钱？”我问。
“一百美元，”西尔弗的回答像子弹出膛那么快，“一美分都不能多。”
“西尔弗先生！上午十点半您就说这种话。”
西尔弗冲咖啡店的捷克女服务员招了招手。“您尝尝捷克的奶油蜜糕，”他对我说，“这种点心配咖啡是一绝！”
“上午十点半就吃？”
“为什么不可以呢？生活中，人必须我行我素，否则就成了机器。”
“那好。我在您那儿工作的事有结果了吗？”
西尔弗往我的盘子上放了一块奶油蜜糕，这种点心扁平，有一层厚厚的杏仁和糖。“我跟我弟弟说过了，您明天就可以开始干。这与青铜器的买卖无关。”
我深深吸了口气。“每天十五美元？”
西尔弗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十二块五，这是已经说好的价钱。我甚至觉得您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会尝试这种愚蠢手法的。”
“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也许不会。可我是个不幸的自由思想者，得为生存而奋斗，西尔弗先生。”
“那就更糟了。您真的这么缺钱吗？”
“比缺还缺，甚至负了债。欠那位替我办入境手续的律师的钱。”
“律师们可以等，他们甚至习惯于此。我本人就曾是律师。”
“可我还需要这位律师的帮助，马上就该延长签证了。他肯定等着我偿还部分债务呢。”
“我们回店里去，”西尔弗说，“您的话让我心碎！”
我们又冲进车流中，就像犹太人跳进红海，并幸运地到达对岸。西尔弗看来有一颗叛逆的心，他胸有成竹，根本无视红绿灯，就好比滑冰的人明知摔断骨头得去医院，还乐此不疲一样。“要是喜欢泡咖啡馆，从那儿盯着店里的动静，一旦看见顾客上门，就得迅速跑回去，”他对我解释道，“所以我过十字路口时才这么奋不顾身。”
他抽出磨损了的钱包。“您需要预支款，”他说，“一百美元怎么样？”
“预支的工作报酬还是卖青铜器的钱？”
“加一块儿。”
“好，”我说，“但只算预支的卖青铜器的钱。工作报酬得另付，您最好每周周末付我钱。”
西尔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此外还有什么愿望？想要银币还是金条？”
“哪儿的话。我又不是贪婪的鲨鱼。但这笔钱是我在美国挣的第一笔钱。它让我怀抱希望，不必沿街乞讨或是饿死路旁。您懂吗？这使我变得有点儿幼稚。”
“这种变幼稚的方式倒不错。”
西尔弗拿出十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咱们合伙做生意的预付款，”说着他又掏出五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您为青铜器付过的钱，对吗？”
“够大方。我明天什么时候该开始干活？”
“不用八点来，九点吧。这也是干咱们这行的好处，早晨八点没人买古董。”
我把钱装进兜里，然后告辞。外面艳阳高照，街上一派熙熙攘攘。我享受自由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忘掉金钱与生存二者之间的联系，二者对我来说一向是一回事。我摸着钞票就像把握着生活本身，这些钱够我过三周的。
时值午间，我们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拉维克、罗伯特·希尔施和我。外面会计们午休的时间刚刚开始。
“人啊，”拉维克说，“人的价值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根本不想谈什么情感，这东西是无法衡量的，因人而异。某人对一个人来说价值高于整个世界，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狗屁不值。从化学角度来看，人也毫无特别之处：碳酸钙、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很多水分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合起来大约值七美元。只有想消灭一个人的时候，事情才变得有趣。在恺撒进行高卢战争时，杀死一名士兵的平均费用是七十美分。到拿破仑时代，有了枪炮、重炮什么的，杀死一名士兵的总费用已经接近两千美元，然而进行杀人培训的费用还很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使用了巨量的大炮、碉堡、战舰和弹药，估计每杀死一名士兵的费用大约已涨到一万美元。眼下的这场世界大战，据专家们估计，杀死一名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会计的费用几乎将达到五万美元。”
“要是杀人这么昂贵，那战争将会慢慢绝迹，”希尔施说，“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
拉维克摇摇头。“可惜不是这样。军界寄很大希望于正在研制的原子弹。使用它可以抑制大屠杀中出现的价格飙升，据说甚至有望恢复至拿破仑时代的水平。”
“每具尸体两千美元？”
“是的，也可能更低。”
电视屏幕上跳跃着一条条午间新闻。播音员不遗余力地报道着战争中死亡者的人数。他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这么做，好像给大家正餐前献上的开胃拼盘。
“将军们甚至期待着价格下跌，”拉维克说，“他们发明了全面战争，现在他们不用只在前线消灭昂贵的士兵了，而是实际上也在后方狂轰滥炸，轰炸机在此派上了大用场。现在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全都在劫难逃，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了。”他指着屏幕上的播音员说：“你们看他那副模样，装腔作势像个布道的！”
“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正，”希尔施解释说，“军界对此一向就很在意。为什么就该战士单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为什么不能风险均摊呢？这不过是一种逻辑上的谨慎而已。孩子会长大，女人会生出新的战士——为什么不趁他们成为危险之前就马上把他们杀死呢？军阀和政客的人道是无限的！聪明的医生也不会等着瘟疫失控再采取措施。对吧，拉维克？”
“没错。”拉维克说，瞬间他显得很疲倦。
罗伯特·希尔施望着他问：“要不要我把这个播音员的声音关掉？”
拉维克点点头。“关了吧，罗伯特。我们只能短时间忍受这挺机关枪兴高采烈的扫射。你们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再爆发吗？”
“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我说，“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拉维克摇摇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是感觉不到的，”他说，“这才是症结所在。他也感觉不到他人的死，短时间后他所能知道的就仅仅是自己得以幸免。是我们那可恶的皮肤将我们和他人隔开，使我们成了自私的孤岛。你们在集中营都经历过，对死者的哀痛并不能阻止人们吞下尽其所能搞到的一块面包。”他举起酒杯。“那儿那个胖播音员滔滔不绝地播报死亡人数，就好像他们不是人，仅仅是猪排骨似的，咱们还喝得下这白兰地吗？”
“喝不下，”希尔施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能坦然地活着吗？”
窗前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女人在打一个小男孩耳光，孩子差不多四岁。孩子挣脱后往母亲的小腿上踢了一脚。然后他就跑得直到离母亲有一段距离，让她追不上，并做出各种鬼脸。最后两人消失在四处闲逛的会计们当中了。
“军界人道地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希尔施说，“他们不喜欢说‘数百万死者’，不久他们在报道中就会用‘超级死亡人数’来粉饰。‘超级死亡人数’听上去比‘一千万死者’要好一些。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在古代中国，军人属于下九流，地位还不如刽子手，因为刽子手只杀罪犯，而将军们则滥杀无辜。今天他们却成了人上人，杀人越多，他们的荣誉越高。”
我回身看了看，拉维克靠在扶手椅上，闭着双眼。我知道他的特点，那是医生的典型特点：他可以随时入睡，也可以随时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