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睡了，”希尔施说，“大屠杀、超级死亡人数和偶然的狰狞面目，我们管这些叫历史，它们像无声的雨丝坠入他打的盹。这全靠他所诅咒的、把我们分隔开的皮肤的保佑。噢，能够置身度外是多么幸福啊！”
拉维克睁开双眼。“我没有睡，我在用英文复习子宫切除术的各种问题。你们这些理论上的浪漫派真是不可救药！你们忘了《拉昂摘要》中的条款了？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
他站起来向街上望去。会计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已婚妇女，她们穿着花连衣裙前往各处买东西。“已经这么晚了？我得去医院了！”
“你可以轻易数落我们，”希尔施说，“你起码有个体面的职业。”
拉维克笑了。“却是个毫无希望的职业，罗伯特。”
“你今天话不多，”罗伯特·希尔施对我说，“这种毫无意义的午间专题讨论会是不是已经让你感到无聊了？”
我摇摇头。“我今天成资本家了，当上了雇员。那件青铜器卖掉了，明天我开始在西尔弗那儿帮他们清理地下室的货物。这令人激动。”
希尔施笑道：“看我们从事的这些职业！”
“我对自己的职业并无反感，”我说，“人可以把职业看作是象征性的。清理货物和做古董生意！”我从口袋里掏出西尔弗给我的钱：“这钱你至少拿一半吧，罗伯特。就这样我欠你的还是太多呢。”
他拒绝了。“你最好还是先付给莱文和沃森一些吧，你马上又得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别错过机会，不管是否打仗，主管当局都是主管当局。你的英语知识有进步吗？”
我笑了。“从今天早晨开始我突然听力长进许多，大概是步入市民生活的效果吧。从看什么都新鲜到自己赚到钱，从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到过上小日子。未来开始了。工作、赚钱、安全。”
罗伯特·希尔施审视地看着我。“你觉得我们还适合过这种生活吗？”
“为什么不适合呢？”
“路德维希，也许流亡的岁月已经毁了我们，使我们无法再过正常生活了？”
“这我不知道。这是我开始市民生活的第一天，还是靠打黑工。也就是说我还有可能落到警察手里。”
“有些士兵战后已经不适合再从事任何职业。”希尔施说。
“那咱们就等着瞧吧，”我回复道，“《拉昂摘要》中的第九条说：为明天担忧会削弱今天的判断力。”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我傍晚走进旅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时问莫伊科夫。
“一场灾难！拉乌尔！我们最有钱的房客！此人租用着豪华套间，带沙龙、餐室和大理石浴盆，床对面还有电视。他想自杀！”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下午。他失去了基基，那是他交了四年的朋友。”
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声号哭，就在观叶植物和盆栽棕榈下。“这家旅馆里有不少人掉眼泪，”我说，“而且总是在棕榈下！”
“哪家旅馆里都有不少人哭。”莫伊科夫解释说。
“里兹酒店里也这样吗？”
“在那儿股市下跌时有人哭，在我们这儿则是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望的孤独时会哭，尽管他不相信是这样。”
“这不也同样可以是高兴的理由嘛，能够庆祝自由了。”
“或者说庆祝残酷。”
“基基死了吗？”我问。
“比死还糟！他订婚了，跟一个女人！这才是拉乌尔的悲剧命运。如果他跟另一个同性恋者走了，那还可以算是内讧。可偏偏是个女人！那是永远敌对的阵营！背叛！违背圣灵的罪过！”
“可怜的魔鬼！他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同时与别的男人以及女人竞争。”
莫伊科夫微笑道：“刚才拉乌尔说了一大堆有趣的话，谈他眼中的女人。最简单的莫过于：女人是没皮的海豹。对在美国最受尊崇的女性饰物——丰乳，他也大放厥词。蜕化了的哺乳动物那摇摇晃晃的母牛奶子，这还算是最轻微的诅咒。每当他想象基基拜倒在女人的奶子下时，他就咆哮不止。你回来得太好了，你已经习惯灾难了。我们得把他弄回他的房间去，不能再让他留在下面了。帮帮我！这家伙的体重超过两百磅[55]。”
我们向摆放着盆栽棕榈的那个角落走去。“他会回来的，拉乌尔！”莫伊科夫赌咒说。“别激动！明天一切都会好的。基基会回来的。”
“不干净了！”拉乌尔咬牙切齿地说，他躺在沙发上像一匹受伤的河马。
我们想把他抬起来，但他死死抵住大理石桌子，号啕大哭。莫伊科夫继续劝他：“这是个小错误，可以原谅的，拉乌尔！但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基基会万分懊悔地回来！”
“不干净了，那母猪！那封信是他写的吧？那流氓不会回来了！我的金表他也拿走了！”
拉乌尔又号哭起来。我们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踩到了我的脚，两百多磅啊！我想都没想就骂了一句：“小心点儿，您这娘们儿！”
“什么？”
“哦，”我平和了些，“您的举止确实像个多愁善感、嚼舌根的娘们儿。”
“我是娘们儿？”拉乌尔突然有几分正常地问。
“佐默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莫伊科夫安抚道，“他英语讲不好。这话如果用法语说意思完全不同！是大加恭维。”
拉乌尔揉了揉眼睛，我们预计他会再次爆发歇斯底里的喊叫。“我，娘们儿！”他没有喊叫，而是轻声地说：“偏偏这么评价我！”他感到受了彻底的侮辱。
“他是用的法语的意思，”莫伊科夫骗他，“在法语里那是一种荣耀！一个蛇蝎美人！”
“人就是这么被抛弃的！”拉乌尔边解释边自己站了起来，没要我们的帮助。“被所有人抛弃了！”
我们毫不困难地把他送到楼梯那儿。“睡几个小时！”莫伊科夫劝慰道。“吃两片或三片速可眠，待会儿再喝杯咖啡。然后事情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拉乌尔没有搭腔。我们也属于弃他于不顾的人，全世界都弃他而去。莫伊科夫扶他上楼，“明天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得多！基基没有死，只是年轻人一时误入歧途！”
“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的袖扣[56]他也给带走了！”
“那是您自己送给他的，过生日的时候。另外，他会把它们带回来的。”
莫伊科夫从楼上下来后我问他：“对那个病态的白痴胖子你干吗那么上心呢？”
“他是这儿最好的房客。你看见他的公寓套间了吗？要是没有他，我们就得涨房租，包括你的。”
“慈悲的上帝！”
“至于是不是病态，”莫伊科夫说，“每个人忍受痛苦的方式不一样，哀痛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更不是可笑的。这你本该知道的。”
“我知道，”我羞愧地回复道，“尽管如此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只是相对的。我们这儿有过一个清洁女工，她跳了哈得孙河，仅仅因为她儿子偷了几个美元。她因感到耻辱而活不下去了，可笑吗？”
“可笑，也不可笑。咱们不要再争了。”
莫伊科夫注意听着楼上的动静。“但愿他别想不开，”他喃喃自语，“这些生活中的极端分子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短路’。”
“那位跳进哈得孙河的清洁女工也是极端分子吗？”
“她是个可怜的人。她在一切都自由的情况下不知道出路。我们下盘棋吧？”
“好吧。咱们再喝一杯或两杯伏特加，或干脆一醉方休。你卖给我一瓶吧，今天我想付钱。”
“为什么？”
“我找到工作了，可以干一到两个月。”
“那好！”莫伊科夫边说边留神门口的动静。
“拉赫曼！”我说。“那脚步一听就是他。”
莫伊科夫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是否与月亮有关，可今天就好像是极端分子之夜。”
与拉乌尔比，拉赫曼显得更沉静。“你坐，”我说，“什么也别说，喝杯伏特加，想想那句话：上帝在细节之中。”
“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纯粹胡扯！”拉赫曼说。
“好。因为我们不必死，所以我们应该勇敢。这是另一句话。这儿的一切情感都已经被拉乌尔浪费掉了。”
“我不喝伏特加，我什么酒都不喝，这你是知道的！从前在普瓦捷，你想用一瓶偷来的樱桃白兰地灌醉我。幸亏我的胃造了反，要不大概就被宪兵抓住了。”拉赫曼转身问莫伊科夫：“她回来了吗？”
“没有，还没有。只有佐默和拉乌尔在，两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我想因为今天是满月的缘故吧。”
“什么？”
“满月。它会令血压升高，让人想入非非，增加凶手犯罪的可能性。”
“弗拉基米尔！”拉赫曼痛苦地回答说。“天黑以后就别开损人的玩笑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烦心事！除了他们俩，别人没来过这里吗？”
“只有玛丽亚·菲奥拉来过，她待了一小时十二分钟，喝了一杯半伏特加。然后就告辞了，去了机场。几天以后回来，途中将参加时装秀并被拍照。对一个感情间谍来说这消息够详尽的了吧，拉赫曼先生？”
拉赫曼有些悔恨地点点头。“我是瘟疫，”他喃喃自语，“这我知道。但我对自己而言是更大的瘟疫。”
莫伊科夫听着楼梯那边的动静。“出于小心，我得去看看拉乌尔干吗呢。”
他站起身朝楼上走去，就他的年龄和体重而言，其步履轻捷程度可谓出人意料。
“我该怎么办呢？”拉赫曼说。“我夜里又做梦了，还是那个旧梦！我让人给阉了，是党卫军的人在他们定期聚会的酒馆干的，不是用刀子，是用剪子。我吼叫着醒了过来。这也是满月造成的吗？我指的是用剪刀那事。”
“忘了它吧，”我说，“党卫军没有得手，这大家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当然心知肚明！可我受的惊吓是一辈子的事。此外他们也不是一点儿没得手！我受伤了，留下一个不堪入目的疤痕。女人们都笑话我这个疤，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女人看着你的裸体嘲笑你更可怕的了。这种事是永远忘不了的！所以我才追求那些本身也有缺陷的女人，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我熟悉他的事，他已经给我讲过十多遍了。我也不问他掺了酒精的卢尔德圣水之事的结局，他太神经质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只好问道。
“他们俩要来这里，喝点儿什么。为了甩开我，他们大概看电影去了。饭钱是我为他们付的。”
“我要是你就不会等他们。让他们等你吧。”
“你这么认为吗？是的，也许你的主意对。只是很难做到。人若不是这么孤独就好了！”
“你的职业对你毫无帮助吗？你那念珠和圣像生意，还有你所交往的那众多被授予圣职的人？你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让上帝来干预一下吗？”
“你疯了？那能有什么帮助呢？”
“能让听天由命变得容易些。上帝是发明出来的，目的是用来防止因人类的不平等而发生革命。”
“这你相信？”
“不，但可供地位脆弱的人选择的坚定原则不多。所以得抓住一切救命稻草。”
“你们大家全都牛得不行，”拉赫曼说，“艺术品！你的工作找得如何了？”
“明天开始上班，在一个古董商那儿帮忙整理和登记货物。”
“拿固定工资？”
我点点头。
“这是个错误！”拉赫曼立刻脸露喜色，因为他有机会给人出主意了。“你得改做生意，一厘米生意胜过一米的雇佣工作。”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
“只有那些对生活有恐惧感的人才想要固定工资。”拉赫曼挖苦说。他从悲叹转入攻击的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讶。我想，他也是个极端分子。
“你说得对。我身上对生活的恐惧就像狗身上的虱子一样数不清，”我平和地说，“但我与它们和平共处。你那点儿性焦虑与此相比又算得了什么！知足吧！”
莫伊科夫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睡了，”他宣布道，“那三粒速可眠起作用了。”
“速可眠？”拉赫曼问。“您还有吗？”
莫伊科夫点点头，拿出一个盒子。“您两粒就够了吧，是不是？”
“为什么？您给拉乌尔三粒，为什么不给我三粒？”
“拉乌尔失去了基基，甚至是双倍的损失，从两方面来看。您还有希望。”
拉赫曼还想抗议，他的痛苦不该被缩小。
“赶紧离开，”我说，“满月时药丸的效力加倍。”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我应该当药剂师。”莫伊科夫说。
我们俩重新开始下棋。“今晚玛丽亚·菲奥拉真的来过？”我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她想庆祝解放，从德国人的魔爪下。她在意大利出生的地方被美国人占领了，以前那地方一直在德国人的掌控中。也就是说，她不再是你那不情愿的同盟者了，而是成了新的敌人。她以这种身份让我替她向你问好。我相信，她不能亲口对你说这些是很遗憾的。”
“上帝保佑她！”我回复道。“只有当她戴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冠宣战，我才接受。”
莫伊科夫笑了。“还有另外一个打击在等着你，路德维希。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不久前也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了，是被俄国人解放的。我也从你被迫的盟友变成了被迫的敌人。这你承受得了吗？”
“难。你的国籍一共变过多少次了？”
“大概十次吧，非自愿的。捷克籍、波兰籍、奥地利籍、俄国籍，变过来，变过去。当然在美国这儿我对这种变更没什么切身感受，而且目前的情况也不是最后的定局。你被将死了，今天你的棋下得相当臭。”
“我的棋一直下得不好，弗拉基米尔。你比我多流亡十五年，而且多十一个祖国，包括美国在内。”
“伯爵夫人来了，”莫伊科夫站起身，“满月让他们全体出动了。”
女伯爵今天戴一条皮毛围脖，配她那身老式的、扣得严严实实的花边裙。她看上去像只褪了色的极乐鸟，像是用皱皱巴巴的棉纸叠成的，老态龙钟。她的脸庞窄小、苍白，上面布满了细小的皱纹。
“来杯甜酒，伯爵夫人？”莫伊科夫格外客气地问道。
“谢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有速可眠吗？”
“您想要速可眠？”
“我睡不着觉，这您是知道的！”小个子女伯爵说。“偏头痛加哀伤，再遇上这满月！与皇村[57]上空的那轮明月一样，可怜的沙皇。”
“这位是佐默先生。”莫伊科夫说。
女伯爵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居高临下。她没有认出我。“也是流亡者吗？”她漠不关心地问道。
“也是。”莫伊科夫回复道。
她叹了口气。“我们先是为了不堪忍受的生活而流亡，然后是为了不堪忍受的死亡。”她突然热泪盈眶。“您给我一杯甜酒，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小小一杯，再来两粒速可眠。”她摇了摇鸟形小脑瓜。“谁能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当我还是圣彼得堡的年轻姑娘时，医生们都放弃了希望，不再救我，肺结核。无可救药，只能再活几天。现在呢？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医生、沙皇、那些强壮的军官！只有我还活着，活着，活着！”
她站了起来。莫伊科夫陪她走出去，又转回来。“她拿到速可眠了吗？”我问。
“拿了，还有一瓶伏特加。她已经喝醉了，你没发现，是吗？这就是老派人物的厉害，”莫伊科夫赞叹地说，“这个娇小的老妇人每天要喝一瓶酒，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只剩下对阴暗生活的模糊回忆了，她为这些回忆而恸哭。这些回忆仅仅还在她那老朽的脑袋里作祟。她最早住在里兹酒店，后来住在国宾大饭店，然后搬到一家俄国小客栈，现在住在咱们这儿了。她每年都卖一颗宝石：先是钻石，然后是红宝石、蓝宝石。每况愈下，卖的宝石也越来越小。现在所剩无几了。”
“你还有剩下的速可眠吗？”我问。
莫伊科夫审视着我问：“你也要？”
“以防万一，”我回复道，“因为今天是满月，其实只是有备无患。谁知道睡不睡得着，对司梦官是无法下命令的。明天我得早起去打工。”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当人怀着优越感开始干某事时，那真是令人惊奇，你不觉得吗？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哪个动物哭？”
8
我在西尔弗那里已经工作两周了。这家店有个巨大的地下室，一直延伸到街道下面。它还分成许多隔间，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有童车挂在天花板上。这一切都是西尔弗兄弟继承过来的，他们曾几次尝试对这些东西进行整理和登记，但都未见成效，很快也就放弃了。他们告别律师这一行当，并非为了到一个“地下墓穴”来当簿记员。要是地下室中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那是越放越值钱的。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有时间就心安理得地去喝咖啡了，他们对自己波希米亚人[58]的“职业”很当真。
我每天早晨消失在“地下墓穴”，一般中午再回到地面，就像一只鼹鼠。地下室只安装了几只不带灯罩的灯泡，光线昏暗，常令我忆起自己在布鲁塞尔度过的时光。我起初担忧这种工作环境也许会让我过多地回忆起过去，但我立即决定，要慢慢而有意识地适应这种环境，以便逐步化解自己内心的情结。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不得不进行这类尝试，即通过习惯类似但并非绝对不可忍受的事情，来把不可忍受的变成凑合着还能忍受的。
西尔弗兄弟常常来地下室找我，他们从一个类似梯子的楼梯上走下来。在灯光下，首先能看到的是亚历山大·西尔弗的细方格裤、他的漆皮鞋和长袜；然后是弟弟阿诺德的漆皮鞋、丝质长袜和黑裤子。两人的好奇心都很强，喜欢交际，他们不是想监督我，而是为了与我闲聊。
我已经习惯了这“地下墓穴”和头顶上轿车及卡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慢慢地，我在地下室中居然收拾出一些空地来。有一部分东西毫无价值，根本不值得保留，例如几把厨房用的破椅子，还有几张非手工制作的烂沙发。西尔弗兄弟夜里把这些东西直接放到马路上去，好让城市清洁队早晨收垃圾时把它们拉走。
几天后我在一堆几乎毫无价值的旧机织地毯中发现了两块吉奥狄斯祈祷用跪毯，上面有祈祷壁龛的图案，其中一条图案是蓝色的，另一条则是绿色的。它们非现代仿制品，而是真品，大概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无缺损。我像只犬般骄傲地把它们当作猎物拖到楼上。
店里坐着一位戴着好几条金项链的阔太太。“这是我们的专家，夫人。”看到我上来，亚历山大·西尔弗不动声色地说。“佐默先生，来自巴黎卢浮宫。他主要讲法语。佐默先生，您觉得这张桌子怎么样？”
“路易十五时代的上品，线条很纯净。品相也好，稀世之宝。”我带着很重的法国腔回复道，为效果起见，我又用法语把全部内容重复了一遍。
“太贵了！”戴项链的太太说。
西尔弗听了一愣。“可我还根本没向您报价呢，对吧？”
“报没报价都一样，太贵了！”
“好，”西尔弗很快反应过来说，“那您开个价吧，夫人。”
这时轮到这位太太发愣了。她犹豫了一会儿，指了指那块绿色吉奥狄斯跪毯问：“这块地毯多少钱？”
“这块无价，”西尔弗回答说，“那是我母亲的遗物，不卖。”
那位太太笑了。
“只有那条绿色的是遗物，”我解释道，“那条蓝色的是我的，我带来给西尔弗先生看的。他如果买了，就可以凑成一对儿，价值就能升高两成。”
“在您这儿根本就甭想买到任何东西了？”这位太太嘲讽地问。
“这张桌子和所有其他您所看到的东西。”西尔弗说。
“也包括那条绿地毯？”
地毯的麻烦在于：西尔弗不知道它们的价值，而我也不了解它们的售价该是多少美元。那位太太坐在我们俩中间观察着我们，这样我们也无法沟通。
“那好，”西尔弗碰运气地说，“地毯也可以卖给您。”
那位太太笑道：“我想也该如此嘛，多少钱？”
“八百美元。”
“太贵了！”那位太太说。
“您好像挺喜欢这句口头禅。那您愿意付多少钱呢？”
“一个子儿也不付，”那位太太边说边站起身，“我就是想听听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全是破烂儿。”她快步走向店门的时候脖子上的项链发出叮当的响声，半路还撞倒了一盏荷兰挂灯，连扶都不扶。西尔弗扶起那盏灯，用甜美的声调问：“您结婚了吗，夫人？”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我们，我的同事和我，只想在今晚做夜祷时为您那可悲的丈夫祷告，用英语和法语。”
“这女人不会再来了，”我说，“要么就会带着警察来。”
西尔弗不屑地摆了摆手。“我那律师可没有白当。这匹拉雪橇的牝马反正也不会买任何东西的。这种讨厌鬼成千上万，他们出于无聊到处跟售货员找碴儿。他们一般待在鞋店和服装店，在那儿一连几小时地试穿，最后什么也不买。”他看了一眼地毯问：“我母亲这件遗物情况如何？”
“吉奥狄斯，出产年代是十九世纪初，甚至可能是十八世纪末，产地小亚细亚。很漂亮的地毯，可以算是半古董，真正的古董得是十六或十七世纪的东西。可那时候的祈祷用跪毯比较少见，要是有也大多是波斯货。”
“您认为它们值多少钱呢？”
“战前在巴黎的地毯商那里差不多值五百美元。”
“两条值这么多？”
“一条。”
“天哪！您不认为我们该为此喝杯咖啡庆祝一下吗？”
我们起身去街对面，西尔弗过马路的方式像是要自杀，迫使一辆福特车紧急刹车，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司机对他破口大骂，蠢阉羊还算是其中最温和的字眼。西尔弗满面春风地挥手向男子致歉。“这么一来，”他解释说，“我的自信又恢复了，它先前被那拉雪橇的牝马给践踏了。”
我不解地望着他。“可惜我是个容易动怒的人，”他说，“是那种最暴躁的类型。那司机有理由骂我，但那拉雪橇的牝马没有。现在这两种责骂就扯平了，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咖啡加黄油羊角小面包行吗？”
“行。”
对西尔弗的逻辑我无法全部认同，但我接受了黄油羊角小面包。在法国度过的战争年代以及流亡中的饥饿岁月使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无论什么钟点我都可以吃东西，而且也不在乎吃的是什么。在城里闲逛时，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驻足在食品店的橱窗前，欣赏里面摆放的大火腿、美味小吃和圆蛋糕。
西尔弗掏出钱包。“青铜器的事有结果了，”他得意洋洋地说，“那家博物馆来电报了，愿意收回那件青铜器，出的价钱比我们想象得还要高。那儿的馆长被撤换了，不是因为这件事，他还犯了一些别的错。这是您该得到的份额。”
西尔弗把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到我那盛着黄油羊角小面包的碟子旁。“满意吗？”
我点点头。“预付款怎么办呢？”我问。“我该从这笔钱里退还给您，还是您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西尔弗笑了。“那笔钱已经扣了。您赚了三百美元。”
“两百五十美元，”我解释说，“我自己还付了五十美元呢。”
“对。如果我们把地毯卖出去，您照样会得到一笔佣金。我们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我们以前曾是赚钱的机器。同意吗？”
“同意，甚至非常同意。您是个有双重人格的人，西尔弗先生！”
“再来一个黄油羊角小面包？”
“行。这种面包很好吃，就是个儿太小了。”
“这里很棒，是吧？”西尔弗说。“我一直向往着，店铺附近能有一家好的咖啡馆。”他一直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盯着对面的店铺，看有没有顾客上门。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勤奋的麻雀，蹦蹦跳跳地冒着被马蹄踩扁的危险在觅食。他突然长叹一声说：“要是我弟弟没有那个疯狂的念头就好了！”
“什么念头？”
“他有个女朋友，是个Schickse [59]。您想想看，现在他居然想娶她！一个悲剧！这会毁了我们大家！”
“Schickse？什么意思？”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犹太人，却连这都不知道？也是，您是不可知论者。Schickse就是女基督徒！这个女基督徒耳边的发绺是用过氧化氢染过的，她长着一双鲱鱼眼，那张有四十八颗大牙的大嘴想吞掉我们含辛茹苦节省下来的美元。她就是只染着金发、长着两条罗圈右腿的鬣狗！”
到我想象出他描绘的画面，还真过了好一阵。“我那可怜的母亲，”西尔弗继续说，“要不是八年前在火葬场被火化了，她在坟里也会恼火的。”
我来不及思索这些杂乱无章的事。“火葬场”这个词像警钟一样击中了我，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往后推了推。那股我所熟悉的甜丝丝的无聊气味突然浮现，令我直想吐。“火葬场？”我问。
“是的，火葬是这里最简单，也是最干净的方式。我母亲是虔诚的犹太人，出生在波兰，死在这里了。您知道……”
“我知道，”我匆忙说，“您弟弟呢？他为什么不该结婚呢？”
“可是不能娶非犹太人！西尔弗气愤地说，“在纽约，正派的犹太姑娘比在巴勒斯坦还多。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犹太人！难道他在这儿就找不到一个犹太女人？要是在这儿找不到，那就没地儿能找到了！可他偏要标新立异！这就跟在耶路撒冷非要娶布伦希尔德[60]为妻一样。”
我一言不发听着他抱怨，刻意不向西尔弗指出他言论中逆向反犹主义的悖论。这种事开不得玩笑，连讽刺性比喻都不行。
西尔弗恢复了平静。“我本来根本不想向您讲这一切的，”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了此事的悲剧性。”
“没有真正理解。悲剧对我而言几乎总是与死亡有关，与婚礼无关。我这个人本性非常简单。”
他点点头，继续严肃地解释道：“我们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不与其他教派的人通婚，这是我们的教规。”他看着我说：“您所受的犹太教育肯定已经不是笃信宗教的了，是吧？”
我摇了摇头。我总是忘记自己在他眼里是个犹太人。
“无神论者，”他说，“自由思想者！您真是这种人吗？”
我略加思索后说：“我是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又补充道：“在夜里。”
我现在冒名顶替的这位路德维希·佐默，他曾在巴黎打过黑工，为一位法国商人修复绘画作品。同时他还兼做古董生意，我为他跑过一阵业务，因为他心脏不好，行动受限。他最大的专长是买卖旧地毯，这方面他比绝大多数博物馆馆长还在行。他曾带我去过卖主那里，多是一些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他给我讲过这个领域造假的诡计以及如何识破它们。这和中国青铜器的情况如出一辙：必须完全了解编织手法、颜色以及装饰图案，并对它们进行比较。造假者最容易在这方面露出破绽，因为他们多是些没受过教育的织工，往往在仿制过程中把真正古老的地毯的不规则性当成错误给纠正了。而恰恰这种不规则性才是真品的标志，古地毯没有整块花纹是完全规则的。织工们相信不规则可以避邪，而且使地毯生动。相反，赝品则总是显得有些呆板和做作。佐默收藏了一些小块的地毯残片，他用这些残片给我讲解真品与赝品的区别。我们星期天去博物馆，为的是研究那里珍藏的杰作。那段时光几乎是田园式的，也是我在流亡途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仅维持了一个夏天而已。正是这段经历令我学会了一些本事，才能识别西尔弗那两块吉奥狄斯。
那年是佐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清楚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幻想。他也知道自己在替一个骗子修复绘画作品，以后这些作品会被冠以别人的名字，但他连对此进行嘲讽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历尽艰辛，损失无数，同时却始终保持了理智，以致在最后几个月甚至都没有流露出丝毫愁苦的情绪。他是第一个教导我与命运抗争要适可而止的人，这样才能避免过早地被命运击毁。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就像我也未能学会忘却复仇那样。
那是个特殊的夏季，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常常坐在佐默位于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他喜欢默默地坐在塞纳河畔，放眼望去是漂浮着大朵白云的蓝天，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波光粼粼，还有桥梁和拖船。最后几周他不再开口说话，与他即将告别的一切相比，话语不再重要。而且他反正也不再想进行任何解释、表示什么遗憾或伤感。他的眼睛将不再能看到蓝天，他的呼吸将会停止，生命也将逝去，对此他只有一种对策：他那轻盈而几乎不带任何想法的喜悦心情，一种已经说不上是感谢的谢意，拭目以待日益逼近的死亡的那份镇定。他已然超越了死亡的门槛，在死神的利爪扼住他的咽喉之前，他就默默放弃了，没有痉挛和痛苦。
在对每况愈下进行比喻方面，佐默堪称是位大师。流亡者喜欢说的一个忧伤笑话是：一切都可能会更糟。人不光可能丧失他的财产，而且还可能在德国被关押起来；人不光可能会受到严刑拷打，而且还可能服劳役致死；人不光可能服劳役致死，而且还可能被交给党卫军医生用去做试验或活体解剖，慢刀致死。就算这么被折磨死了，也还有两种处理尸体的可能性：被焚烧或在万人坑中逐渐腐烂。
“我也可能会得肠癌，”佐默说，“外加喉癌。或是双目失明。”他微笑道：“可能性数不胜数！心脏，这种病死得最干净利索！蓝色！你看看这蓝色！这天空！一块老地毯的蓝色。”
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满脑子转的都是自己那些冤屈与复仇的念头。但他感动了我。只要是他体力允许，我们就坐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它们是流亡者常去的避难所，警察从不去那种地方。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61]和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国际家园，它们既意味着安全和安慰，同时人们还能在那儿受到美育熏陶。教堂也一样，然而它们并不十分能体现上帝的公正，对此我们抱有很大怀疑，可艺术在那里却受到了维持。
那些在明亮的博物馆度过的夏日午后令人难忘，那里珍藏的印象派画作使人流连忘返！那感受就像是在非人道的风暴中觅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面对着寂静的画作，正在死去的佐默缄默地坐在我身旁，这些画作成为一扇扇窥探无穷的窗口。在人无恶不作的时代，这些画作就成了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佳作品。“或者我会在灭绝营被活活烧死，在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故乡。”过了一会儿佐默幸福地慢慢说道。
“拿着我的护照，”他接着说，“用它活下去。”
“你可以把它卖了。”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流亡者中有个人什么证件都没有，他愿意出一千二百瑞士法郎买一本护照。这可是个天价，用这笔钱可以送佐默去住院。但他不愿意，他想死在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周围是地毯残片，闻着熟悉的松节油味道。他的医生古根海姆以前是位教授，现在做长袜生意，比这更好的医生他几乎找不到了。“拿着护照，”他说，“这是一线生机。把这个也拿上，这是死亡通行证。”他塞给我一个带链子的小金属盒，盒内用棉花包着一粒氰化钾。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佐默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以备一旦落入盖世太保魔爪时用。他认为自己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情愿速死。
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给我留下了自己的衣物、几幅石版画和他收集的地毯残片。我把这些东西全卖了，为的是给他凑丧葬费。我留下了装有氰化钾的盒子与护照，下葬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也留了一小块吉奥狄斯地毯的残片，是一块带浅蓝色祈祷神龛的边饰，蓝得就像巴黎八月的蓝天，和我在西尔弗那儿找到的那块地毯一样蓝。那粒毒药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我们来到埃利斯岛，我才把它扔进水中，以免惹来不必要的询问。拿着佐默的护照开始几周有些异样，就像一个死者在休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罗伯特·希尔施再次拒绝接受我还给他的钱。“我现在钱有富余，”我抗议道，“何况我还有一份固定黑工，至少可以干六周。”
“先把你欠律师的钱付了，”他回复道，“莱文和沃森先生的钱，这是重要的，你还需要他们的帮助。最后再还朋友，他们可以等，《拉昂摘要》第四条B款就是这么说的。”
我笑了。“你记错了！《拉昂摘要》上的话正相反，先朋友，后他人。”
“这是修订版的纽约《拉昂摘要》。最重要的是逗留许可。或者你情愿进美国拘留营？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有不少这类拘留营，加利福尼亚的是关押日本人的，佛罗里达的是关押德国人的。你愿意与德国纳粹关押在一起吗？”
我摇了摇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如果遭到怀疑。而遭到怀疑并不难，只要护照可疑就够了，路德维希。你难道把那句老话忘了？陷入法律的利爪易，想逃脱它却难。”
“没忘。”我不安地回复道。
“那你愿意在拘留营挨揍吗？挨人多势众的纳粹分子的揍？”
“拘留营难道没有警卫吗？”
希尔施充满同情地微笑道：“我说路德维希！你自己不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嘛，在一个关押着几百号囚徒的拘留营里，夜间是没有保护措施的。那时‘圣灵’就会来揍人，而且不留任何痕迹。有时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事情。当美国人每天成千上万地死在欧洲时，谁又会对一桩所谓的自杀感兴趣呢？”
“那拘留营的指挥官不管吗？”
希尔施不屑地摆摆手。“这种拘留营的指挥官大多是退了役的老兵油子，对他们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纳粹分子会笔挺地敬礼，站得笔直，举手投足都有军人风范，所以他们比起那些其他的可疑分子更容易招指挥官喜欢。而其他嫌疑犯只会抱怨别人骚扰他们。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答道。
“国家毕竟是国家，”希尔施说，“我们在此不遭追杀，受到容忍，这已经是种进步了！但切勿掉以轻心，而且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我们也是二等公民。”他掏出自己的粉色护照：“敌国侨民。二等公民。”
“那一旦战争结束情况会怎样呢？”
希尔施笑了。“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你仍旧是二等公民。你永远没有当选总统的资格。护照到期时你得不断回美国来延长，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麻烦。谁有这么多钱来回跑呢？”
他从某个角落拿出一瓶白兰地。“下班了！”他说。“苦役结束。今天我卖出四台收音机、两个吸尘器和一个烤面包机。业绩太差，我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你适合做什么呢？”
“无论你相信与否，我想成为法学家。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就是法。这个国家是用法律条文杀人者的乐园！法学家我是当不成了，还能干什么呢？人还能相信什么呢，路德维希？”
我耸了耸肩。“我不能预测太远的未来，罗伯特。”
他望着我说：“你是个幸福的人。”
“这怎么讲？”
他嘲讽地微笑道：“不捉摸不该知道的。”
“是啊，罗伯特，”我性急地回复道，“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结果如何呢？”
“人创立了宗教。”
“没错，但也因此而变得不宽容。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因此而引发战争。最血腥的战争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就连希特勒也要借用上帝的名义。”
我们有问有答，就像在教堂做连祷。希尔施突然笑了。“你还记得为了不绝望，我们在拉昂那个鸡棚里练习过这种连祷吗？我们边练还边喝生鸡蛋加白兰地？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正事了，我们将继续这种吉普赛人的生存状况。有些悲伤，有些犬儒，相当绝望的吉普赛人。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回答道，“我想不了这么长远。”
外面正值盛夏，店里开着一台冷风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让人觉得好似置身在一条轮船上。我们沉默地坐了片刻，在人工冷却的空气中白兰地的味道喝起来不如平时好，就连闻上去都显得乏味。“你有时做梦吗？”希尔施最终问道。“梦见以前的事？”
我点点头。“比在那边时梦还要多？”他问。
我又点点头。“你可得提防这类回忆啊，”他说，“这类回忆在这里是危险的。在那边回忆远没有这么危险。”
“我知道，”我说，“可在做不做梦这件事上，谁又能给睡眠下命令呢？”
希尔施站了起来。“因为我们在这里相对安全，所以回忆就更加危险。在那边，我们的心思全用在抵抗上了，因而回忆不可能太深刻。在这儿，人会变得无忧无虑。”
“那巴黎的贝尔呢？露特呢？尼斯的古特曼呢？并不存在什么规律，”我说，“总之得小心。”
“我正是这个意思。”希尔施打开灯。“星期六你的资助者坦嫩鲍姆家有个小型庆祝会，他让我带你一起去。八点。”
“行，”我说，“他家也像你这儿有冷风机吧？”
希尔施笑了。“他什么都有。纽约比巴黎热，是吧？”
“热带气候！闷热得像个满负荷运转的洗衣房！”
“可这里的冬天冷得像阿拉斯加。我们这些倒霉的电器商可就指着这种气候赚钱呢。”
“我想象中的热带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希尔施望着我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里的这段日子，会不会觉得它是我们悲惨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呢？”
我回到旅馆时，眼前呈现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灯火通明，一派节日气氛。这间装饰着棕榈树和观叶植物的房间中央支起了一张大桌子，桌旁围坐着一圈有趣的男女。拉乌尔主持聚会，他身着米黄色西装坐在中间，就像一只冒着汗的巨龟。令我惊讶的是，桌上还铺了白桌布，一位我从未见过的酒吧服务员在给大家斟酒。坐在拉乌尔两侧的分别是莫伊科夫和拉赫曼，后者的身旁坐着那位波多黎各女子。那个墨西哥人也在，系着一条粉红色领带，板着脸，眼睛到处巡视。他身边坐着两个年龄难以判断的女郎，大概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她们长相妩媚，肤色偏黑，看上去像西班牙人。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满头烫出的卷发，人们会猜他是个男高音，一张嘴却是男低音。女伯爵穿着灰色镶花边连衣裙也在场，莫伊科夫的另一侧则坐着玛丽亚·菲奥拉。
“佐默先生！”拉乌尔叫道。“您也屈尊来坐坐吧！”
“有什么缘由吗？”我问。“庆贺生日？庆祝入籍？还是有人中了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