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是！就是个简单的社交聚会。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舌头发硬地回复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他向那位有着男低音嗓音的金发年轻人说，“你们握握手吧，这是约翰·博尔顿。”
握手时我觉得手里好像攥着一条死鳟鱼，听到他的男低音后，我本以为他的握手应该是强有力的。“您想喝点儿什么？”拉乌尔问。“您想喝什么这儿都有！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黑麦威士忌、可口可乐，甚至还有香槟。前不久当我悲痛欲绝的时候，您说什么来着？逝者如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最漂亮的人也会衰败，爱情也不例外。真是至理名言！那您想喝点儿什么呢？”拉乌尔摆着谱招呼服务员：“阿方斯！”
我坐到玛丽亚·菲奥拉身旁。“您在喝什么？”
“伏特加。”她高兴地答道。
“那好，给我也来杯伏特加。”我对阿方斯说，这侍者长着一张鼠脸，双眼疲惫而浑浊。
“上双份的！”拉乌尔眼神迷离地说。“今天的酒都是双份的。”
我望着莫伊科夫问道：“他又动心了？”我问，“被爱俘虏了？”
莫伊科夫微笑着点点头。“是的！但你同样可以把这称作幻想，人在这种幻想中都会以为对方被自己俘获了。”
“这进展得可够神速的！”
“一见钟情，”玛丽亚·菲奥拉说，“当然总是单恋而已，对方永远都不会知道。”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望着她问道。置身在西班牙人中，她身上突然就有了那么点儿西班牙味儿。
“前天。”
“您又是准备去拍照吗？”
“今天例外。为什么？您想一起去吗？”
“是的。”
“在极具象征性的感伤氛围中这总算是个明白无误的答复。干杯！”
“干杯！”
“干杯！干杯！干杯！”拉乌尔边喊边同所有的人碰杯。“干杯，约翰！”
他试图站起来，却又跌坐回去，把屁股下面那把宝座压得嘎嘎直响。这间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除了其他令人惊愕的东西外，还摆着新哥特式家具。
“今儿晚上，”拉赫曼对我耳语道，“我要把那墨西哥人灌醉。他以为在和我喝龙舌兰酒，可我买通了侍者阿方斯，他给我上的只是水。”
“那位女士呢？”
“她什么都不知道。灌醉那男的后，事情就好办了。”
“要是我，我就宁愿跟那女的喝。”我说。“你不是说过，是那女的不愿意，那男的并未反对吗？”
突然间他有些不自信。“没关系！”接着他解释道。“会成功的！不要事先把一切都策划得面面俱到，否则准砸锅。得给偶然性留点儿余地。”
我有些羡慕地审视着他。他凑到我耳边——呼吸既热又潮湿——小声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连通管原理，是感情的缓慢电击，是宇宙的平衡。当然人得适当助助阵，因为大自然是超然和善变的。”
瞬间我竟然哑口无言。这种谬论也闪电般意外地击中了我。然后我庄严地鞠了个躬，对从绝望中汲取的希望，对这种黑白魔术营造出的无忧无虑的奇迹，理应表示尊重。“我向你心中的爱情梦致敬！”我说。“也就是那目标明确的，而不是盲目的一见钟情！”
“别开玩笑！”拉赫曼痛苦地答道。“我可一点儿没开玩笑。这事对我来说生死攸关，至少暂时如此。”
“好极了，”我说，“特别是最后的限定说得好。”
拉赫曼招手让侍者阿方斯再送一杯水来。“又是一见钟情！”玛丽亚·菲奥拉对我说。“我们坐在桌子这儿，似乎被他们这种人包围了，就像夏季雷雨一样躲都躲不开！您该不会也一见钟情了吧？”
“没有，可惜没有！您呢？”
“前段时间有过一次，”她笑着端起了盛着伏特加的杯子，“可悲的是，这种感情无法长久。”她解释道。
“这要看怎么看待这种事，生活毕竟会因此而绚丽多彩。”
“更可悲的是，这种事会重复，”她说，“它们不是一次性的。而每一次都变得更可笑，也更痛苦。这不是悖论，奇迹是不该重复的。”
“为什么不可以重复？”
“重复会削弱这种感情。”
“弱一些的奇迹毕竟还要胜过根本没有奇迹吧。谁强迫我们把削弱看作是丢脸的事呢？”
玛丽亚·菲奥拉从旁边端详着我并嘲讽地问：“哎呦，敢情您是生活艺术家啊？”
我摇摇头。“‘生活艺术家’这个词多可恶啊，”我说，“我觉得还是对活着能简单地持感恩态度更好。”
她突然盯着自己的杯子说：“有人往我的伏特加中掺水了。”
“那只能是侍者阿方斯干的。”我望着对面的拉赫曼问道：“你的饮料现在是不是有点儿什么特殊的味道？”
“是的，现在喝起来不像水了。我说不上是股什么味儿，但肯定不是水的味道。我从未喝过酒，挺辣的，到底是什么呀？”
“你完蛋了，你这个狡猾的骗子！”我告诉他。“是伏特加。阿方斯搞错了，把杯子弄混了。你马上就会感到酒劲儿的。”
“后果会如何呢？”拉赫曼脸色煞白地问。“我跟那墨西哥人碰杯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是一口干了的。天哪！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也一口干了他那龙舌兰酒的。”
“这回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也许你会因祸得福！”
“总是无辜的人倒霉！”拉赫曼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道。“你说我能得什么福？”
“也许你微醉的样子会更招那波多黎各女子的喜欢。不那么目标明确，而是更含糊不清，更诱惑迷人。”
拉乌尔费力地站起身说：“女士们、先生们，每当我想起，为了基基那个癞蛤蟆我前些日子差点儿自杀，我就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当我们觉得自己最高贵的时候，恰恰就是最愚蠢的时候！”
他做了个大幅度的手势，结果碰翻了摆在一位西班牙女郎面前的一大杯绿色薄荷酒。黏糊糊的汁液顺着桌子流到那位女郎的连衣裙上。刹那间，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原始森林中，里面有几百只正在筑巢的鹦鹉妈妈受惊而起。那两位西班牙女郎冲着拉乌尔尖声喊叫，戴满假首饰的胳膊在空中乱舞。
“我赔件新的，”拉乌尔急忙喊道，“一件更漂亮的！明天就买！帮忙啊！伯爵夫人！”
喊声再起。冒着火星的眼睛和锋利的皓齿逼近了拉乌尔这尊胖佛陀，后者已是大汗淋漓。
“我从不掺和任何事，”女伯爵平静地解释道，“主要是负面经验太多。1917年，在圣彼得堡……”
当拉乌尔掏出钱包时，喊声突然终止了。他慢条斯理而充满尊严地边打开钱包边问：“菲奥拉小姐，您是干这行的。我愿意慷慨大方，可不愿意挨宰。这件连衣裙值多少钱？”
“连衣裙可以送到洗衣店去洗。”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
周围立刻重新陷入混乱。“留神！”我边喊边截住一只扔向玛丽亚的盘子，上面还带着掼奶油。西班牙女郎们不再纠缠拉乌尔，她们张牙舞爪冲玛丽亚奔来。我一把将她拉到桌子底下。“她们在扔盛着红葡萄酒的杯子呢！”我说，接着我指了指下垂的桌布上的大块酒渍。“据我所知，这种酒渍是洗不掉的。对吗？”
她试图挣脱。“您不是想去和这些鬣狗玩儿命吧？”我问。“最好待在桌底下别动！”
“我要用观叶植物的阔叶把她们捂死，放开我！”我紧紧抱住她。“您不是很爱自己的同性姐妹，对吧？”我问。
她再次试图挣脱，她比我想象的要强壮得多，而且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瘦。“我根本什么都不爱，”她咬牙切齿地说，“这正是我不幸的根源。您放开我！”
一块装有干腊肠的盘子啪的一声扣到我们身边的地板上，接下来四周稍微安静了些。我紧紧拽着玛丽亚。“再等一分钟，”我说，“战局可能重开的。这一分钟您的举止应该像欧仁妮皇后那么优雅，您不是仪态万方地戴过她的钻石首饰吗？”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起来。“要是欧仁妮皇后，那一准会把这两个女人拉出去毙了！”她说。我把她从有一大片污渍的桌布下拉了出来。“小心！”我说。“加利福尼亚的勃艮第红葡萄酒。”
拉乌尔像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漂亮地结束了这场战斗。他把几张钞票扔向房间最后面的角落，两位西班牙女郎犹如盛怒的火鸡急匆匆赶去捡钱。
“现在，我的女士们，”他说，“我们必须分手了，我为自己的笨拙衷心表示歉意，但我们现在必须分手了。”
他招呼侍者阿方斯，莫伊科夫也站起了身。期待着争端再起的人都失望了，咒骂声戛然而止，两位西班牙女郎裙裾摇摆地退了场。
“她们俩到底是哪儿来的？”拉乌尔问。
没人能够回答，每个人都以为她们是别人带来的熟人。“反正也无所谓，”拉乌尔大度地说，“生活中什么事不会发生？现在你们懂了吧，女人对我来说为什么是陌生的？不知为什么，跟她们在一起人总会变得可笑。”他转过身问玛丽亚：“菲奥拉小姐，没有伤着您吧？”
“只伤到了心灵。那只飞来的盘子被佐默先生截住了。”
“您呢，伯爵夫人？”
老妇人做了个不值一提的手势。“连枪都没开。”
“那好，阿方斯，最后再给大家上一圈酒，压压惊！”
那位波多黎各女子突然唱起了歌。她的嗓音深沉而洪亮，边唱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墨西哥男子。这是一首充满激越和自然欲望的歌，几乎是悲恸的，它远离任何思维与文明，以致它同时兼有些许死亡的肃穆。那时人类还不知何谓最人性的善良、幽默和笑，这首歌直接、淫荡而无辜。墨西哥人纹丝不动，那女子除了嘴巴和眼睛，也一动不动。他们俩四目相视，眼都不眨，歌曲的旋律越来越强，犹如汹涌的波涛。他们虽无任何接触，却已融为一体，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大家沉默不语，当歌曲旋律渐缓时，我看到玛丽亚·菲奥拉已然热泪盈眶。我还看到其他人也都愣了神，拉乌尔、约翰、莫伊科夫，甚至拉赫曼与女伯爵，众人在瞬间都被这个女子勾走了魂。而这个女子的眼中则只有那个墨西哥人，在他身上，在他那张卑鄙的小白脸上她看到了生活，这种生活既不奇特，也不可笑。
9
我提早去接罗伯特·希尔施，好去参加在我的担保人坦嫩鲍姆家举办的庆祝活动。“今天可不是平常那种每月一次的聚会，给贫穷的流亡者一个大吃特吃的机会，”希尔施解释道，“意义深远，是一次庆典！告别、死亡、出生和新生活！坦嫩鲍姆一家明天就入籍了，今天庆祝此事。”
“他们在这儿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五年，确确实实。他们也是真正按照移民配额号来到美国的。”
“他们是怎么办成的？这种配额不是很多年都满额了嘛。”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在配额制以前就来过这里，也许他们在美国有具有影响力的亲戚，或者干脆就是运气好。”
“运气？”我问。
“运气或是偶然性。这有什么可问的？难道我们大家多年来不是靠运气活着？”
我点点头。“我希望人们能够别总是忘记这一点。要是能记住，那生活就容易多了。”
希尔施笑了。“恰恰是你最不应该抱怨。由于你的英语知识欠缺，你不是产生了一种第二春的幻觉吗？好好享受这种感觉，不要诉苦。”
“好吧。”
“今晚我们也要把坦嫩鲍姆这个名字送进坟墓，”希尔施说，“明天它就不存在了。在美国入籍时可以改名，坦嫩鲍姆当然会这么做的。”
“我不能为此责怪他。那他想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新名字呢？”
希尔施笑了。“他为此绞尽了脑汁。用坦嫩鲍姆这个名字时，他经历了太多磨难；作为一种平衡，他觉得只有最好的名字才可予以考虑。他想尽量贴近历史上伟人的名字，他平时是个低调的人，可在起名这件事上突然让一种终生的情结占了上风。他家里人建议用鲍姆、坦恩或奈鲍，全是原来名字的一种缩写。坦嫩鲍姆坚决不同意，他的反应就像有人想劝他去搞鸡奸似的。这你肯定无法理解。”
“我理解。可别说出那些已经话到嘴边的反犹言论！”
“用佐默这个名字生活要容易一些，”希尔施回复道，“你算幸运，你用他护照的那个犹太人叫这个名字。也有许多基督徒叫。希尔施这个名字就困难些了。相反，叫坦嫩鲍姆，那得从出生前就英勇奋斗，直至死亡。”
“那他最后到底选了个什么名字呢？”
“起初他只想改名，不改姓。他不巧名叫阿道夫，阿道夫·坦嫩鲍姆，跟希特勒同名。这么一来他就无法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那些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在德国不得不遭受的嘲讽与打击。所以他也想起个典型的英语姓，但这一阶段也过去了。坦嫩鲍姆突然想尽可能隐姓埋名，他翻阅电话簿，想找在美国出现最频繁的名字。最后他选中了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的人成千上万：弗雷德·史密斯。这对他来说就等于隐姓埋名了。他对自己终于能够潜入史密斯的汪洋大海中感到很幸福，明天他就叫这个新名字了。”
坦嫩鲍姆出生在德国，也在那里生活过，但他对德国人和欧洲人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经历了1918至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最后破了产。
他像德国威廉二世[62]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是个狂热的爱国者，当时反犹还被认为是粗鄙的，犹太人还能晋升上层社会。1914年他用自己的财产认购了战时公债，当1923年的通货膨胀最终让万亿马克只值四马克时，他不得不申报破产。这件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他把赚的钱都投放到美国去了。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法国和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所以没再受什么损失。纳粹上台前两年，即1931年，德国马克突然被禁止与外币相兑换，那时坦嫩鲍姆已经把他的大部分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了，但他在德国仍有生意。马克一直没有再开放兑换，这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毁灭，因为他们不能再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所以他们必须留在德国。此事最大的讽刺就在于：那家摇摇欲坠、引发兑换禁令的银行恰恰是一家犹太人开的银行，而禁令又是由一届民主政府下达的。这么一来，德国的犹太人就无法外逃，后来便成了集中营的牺牲品。在纳粹上层，人们把这当作世界历史中的一则最佳笑话。
1933年，坦嫩鲍姆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被平白无故地指控犯了各种名目的诈骗罪。一名他连面都没见过的未成年女学徒工，由母亲出面代讼遭到他的强奸。出于对德国残存法律的信任，他同意对簿公堂并拒绝满足那位母亲高达五万马克的敲诈欲望。但他很快学会了如何应对此类局面，当第二次有人企图敲诈他时，他接受了对方的条件。那是一名刑警秘书，在党内高层有靠山，一天傍晚他找到坦嫩鲍姆，告诉他，如果他不理智行事的话，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这次被敲诈的数额比上次高得多，出了这笔钱后他和他全家将有机会经荷兰边境出逃。坦嫩鲍姆起初并不相信这种许诺，可他也别无选择。最终他在所有需要他签字的文件上签了字，接下来发生了他没有料到的事情，他的家人确实越过了边境。他的妻子和女儿先走的，两天后，当他收到她们寄自阿姆斯特丹的明信片时，坦嫩鲍姆把最后一批德国股票交给了敲诈者。三天后他自己也到了荷兰，他遇到了诚实的骗子。悲喜剧的第二幕在荷兰接着上演，在得到美国签证之前他的护照就过期了。他试着去德国大使馆延长护照，可他在荷兰身上没有太多的钱。他的钱财都存放在美国了，而且只有他本人才能支取。在阿姆斯特丹，坦嫩鲍姆突然成了囊中羞涩的百万富翁，他得借债，这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他成功地延长了护照，最后还搞到了美国签证。当他从纽约的银行私人保险箱中取出一捆股票时，他亲吻了最上面的一张，他决定成为美国人，更名改姓，忘掉德国。他并未完全忘掉德国，他帮助从那儿流落到此的流亡者。
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沉静、谦虚，与我的想象完全两样。我感谢他为我提供了担保，他微笑着谢绝道：“可这担保并没给我增加任何开销啊。”
他领我们穿过客厅来到一间巨大的餐厅。我站在门口惊愕道：“天哪！”
三张大桌子搭成马蹄形，是为自助餐准备的。上面摆满碗、盘和碟，以致几乎看不见桌布了。左侧的桌子上是各色糕点，其中有两块巨大的圆蛋糕，一块深色的外面有一层巧克力，上面写着“坦嫩鲍姆”；另一块外面是一层粉色的杏仁泥，中间是一支杏仁泥玫瑰，上面耀眼地写着“史密斯”。“这是我们的厨娘罗莎的创意，”坦嫩鲍姆解释说，“她坚持要这么做。那块‘坦嫩鲍姆蛋糕’今天切开吃掉，‘史密斯蛋糕’明天办完入籍手续回来吃。我们的厨娘想出这个点子，是认为它具有象征意义。”
“您怎么想到史密斯这个名字的？”希尔施问。“迈耶这个名字不是也很常见嘛，而且更有犹太味。”
坦嫩鲍姆有些窘。“这与我们的犹太教无关，”他解释道，“我们既不想否认犹太教，也不想时时刻刻用‘圣诞树’这个可笑的名字来强调它。”
“在爪哇岛，人们一生要换好几个名字，”我说，“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很明智。”我着了魔似的盯着眼前的一只鸡，它被浸泡在波特酒勾兑的汁中。
坦嫩鲍姆仍有些怕刚才的话伤害了罗伯特的宗教情感。他知道一些罗伯特作为犹太教马加比在法国的事迹，对他十分尊重。“您想喝点儿什么？”他问。
希尔施笑了。“在这种场合当然得喝最好的香槟，唐·培里侬[63]。”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这种酒我们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准备法国葡萄酒，因为我们不想回忆起任何与过去有关的事。本来我们是可以弄到一些荷兰金酒和德国摩泽尔白葡萄酒的，但我们没要。我们在那儿经历的苦难太多，是美国收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只准备了美国葡萄酒和烈酒。对此您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希尔施对此似乎并不理解。“您在法国遇到了什么事？”他问。
“我在边境被遣返了。”
“所以现在您就进行单枪匹马式的封锁复仇？打一场饮料战！真够有主意的！”
“不是复仇，”坦嫩鲍姆解释说，“只是对接纳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单纯感恩。我们有加利福尼亚起泡酒、纽约和智利白葡萄酒以及波旁威士忌。我们想遗忘，希尔施先生！至少今天！要不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我们想遗忘一切，包括我们那可恶的名字。我们想完全重新开始！”
我望着这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他的头发已经花白。遗忘，我想，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天真的字眼啊！但每个人对它大概都有不同的理解。
“坦嫩鲍姆先生，这里摆出的食品看上去可真是赏心悦目啊！”我说。“这足够一个连的人吃的了！这些今晚都要被吃光吗？”
坦嫩鲍姆轻松地微笑道：“来我们这儿的客人都有好胃口。您倒是动手吃啊，这是自助餐，谁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
我立即取了一条泡在波特酒汁中的鸡腿和些许肉冻。当我们慢慢在巨大的冷餐桌旁转悠、寻找可口食品时，我问希尔施：“你对坦嫩鲍姆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没有，”他回复道，“我仅仅对自己不满。”
“谁又不是这样呢？”
他望着我。“遗忘，”他激烈地说，“就好像这很容易做到似的！就那么忘了，好让舒适的生活不受干扰！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可遗忘的人才能遗忘。”
“也许坦嫩鲍姆就属于这种情况吧，”我平静地边说边拿了一块鸡胸脯，“也许他有待忘记的只是钱财方面的损失，他们家没有亲属死亡。”
希尔施再次审视着我说：“每个犹太人都有死难亲属需要遗忘，每个！”
我环视一下四周。“罗伯特，”我说，“谁能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吃光？真是太浪费了。”
“会吃光的，”希尔施回答说，他的语气平静了些，“甚至有两拨人来吃。今晚来的是第一拨，来的都是混出些名堂的流亡者，或者是还没混出名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医生和律师，还有英语还很差或者干脆学不会的演员、作家及科学家。一句话，都是些逃出来的硬领无产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食不果腹。”
“那明天呢？”我问。
“吃剩下的明天会送到一家援救组织，由他们分发给更贫穷的流亡者。这种援助方式虽然简单，但却有效。”
“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吗，罗伯特？”
“没有。”他说。
“我也这么认为！这里的所有食物都是家里自己做的吗？”
“无一例外，”希尔施回答道，“做得多棒啊！坦嫩鲍姆在德国时有个厨娘是匈牙利人，所以她可以待在犹太人家里。当他离开德国时，厨娘没有另谋差事，而是在两个月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也来到了荷兰，胃里还装着坦嫩鲍姆妻子的首饰。他妻子在离境前及时把那些未经镶嵌的美丽宝石交给了厨娘，过境前这位厨娘用两杯咖啡、一些奶油和几块柔软的点心把它们逐一吞了下去。事后证明她这么做几乎没有必要。她金发碧眼，体态丰满，拥有匈牙利有效护照，根本没有遭到盘查。现在她在这儿掌勺，连助手都不需要，谁都不知道这么多饭她是怎么做出来的。真是个宝！她堪称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伟大美食传统的最后传人了。”
我盛了满满一勺焦黄色的鸡肝，是用洋葱炒的。希尔施闻了闻。“谁也经不住这种诱惑，”他说着也往自己的盘子上盛了一份，“上一次就是一份鸡肝救了我的命，我才没有自杀。”
“那份鸡肝里有没有蘑菇？”我问。
“没有，但有很多洋葱。你知道，《拉昂摘要》中说过，生活由不同的层面组成，这些层面分别有自己的重大事件发生。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会一起坍塌，刚刚出了问题的层面则由其他层面支撑着。只有当所有层面一起坍塌时，才形成最大的危险。那就是人无缘无故自杀的时候，我也经历过那种时候。当时使我放弃轻生念头的正是洋葱炒鸡肝的味道。我决定在死之前还要吃一份洋葱炒鸡肝，这道菜还没有做好，我还需要等。我还要了一杯啤酒，但它不够凉，我等着它被冰镇到一定温度。期间我和别人聊天。我很饿，又等着第二份洋葱炒鸡肝。这么左等右等，我就恢复了正常，不想自杀了。这可不是趣闻轶事啊。”
“我相信你的话！”我拿起盛菜的大勺又添了一份洋葱炒鸡肝。“这是预防措施！”我解释说。“谨防自杀。”
“我还想给你讲另一个故事，每当听到许多流亡者说着蹩脚难懂的英语，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那是一位流亡的老妇人，她贫病交加，无依无靠。她本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差点儿做成此事。可就在她拧开了煤气灶的开关时，她想起自己学英语的过程曾是多么艰难，最近几天她感到自己能听懂的好像多了一些。她突然认为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那一星半点的英语知识就是她拥有的一切，她紧紧抓住它不放，不忍让它与自己同归于尽，她就这样挺了过来。此后，只要我听到流亡者们带着很重的德语腔、费力而起劲地说英语，我都会想起她。这种英语虽然令我厌恶，却也让我刻骨铭心地感动。滑稽能防范悲剧，悲剧却无法防范滑稽。你看看那边那堆受挫的人吧！他们站在盛着鲱鱼沙拉、意大利沙拉和烤牛肉的容器前，既感动又感恩，虽然已经微醺，却仍旧满怀着可怜的勇气！他们以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熬过去了！他们试着在此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其实最糟糕的事还在后头呢！”
“什么事？”我问。
“现在他们还有一线希望。可要是真回去的话反而更糟！他们梦想着回国，作为一种补偿，哪怕他们不敢承认。这种梦想支撑着他们，但这仅仅是一种幻想！他们并非真的相信能回国，只不过是希冀着而已。要是他们回去了，可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就是那些所谓的德国好人也不愿意，一部分人将直接继续怀恨他们，另一部分人则间接怀恨，因为他们让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从前在故乡的日子要比在异乡这里还难过，他们能忍受这里的日子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能作为受欢迎的受害者回归故里。”
希尔施看了一眼排队拿自助餐的客人。“他们真让我怜悯！”他小声说。“他们这么老实。他们的老实让我怜悯，令我疯狂。走，让我们离开这儿吧，每次我在这儿都受不了！”
我们没走成，因为我看见了几年来都没有见过的精美维也纳煎肉饼。“罗伯特，”我说，“你知道，《拉昂摘要》第一条告诫我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情绪败坏胃口。稍加锻炼，二者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这只是在表面上听起来有些犬儒主义，实际上是很明智的。让我尝尝这煎肉饼吧。”
“尝吧！但要快！”希尔施笑道。“我看见坦嫩鲍姆的夫人来了！”
她穿一身红，像一艘满帆的护卫舰向我们走来，裙裾发出窸窣声。她人高马大，体态丰腴，情绪高昂，光彩照人。“希尔施先生，”她一口气说道，“佐默先生！您二位快来啊！要切蛋糕了，那块巧克力的。来帮忙切吧！”
我看着手里那块令人垂涎欲滴的维也纳煎肉饼。希尔施明白我的心思。“《拉昂摘要》第十条，”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吃一切想吃的东西。维也纳煎肉饼和巧克力蛋糕也可以一块儿吃！”
巧克力蛋糕很快就被吃光了。我觉得此后坦嫩鲍姆看上去要显得更幸福一些。“您现在靠什么为生呢，佐默先生？”他谨慎地问。
我向他讲述了在西尔弗兄弟那儿打工的事。“那活儿是长期的吗？”他问。
“不是，大概还有两周时间就可以干完了。”
“您懂画作吗？”
“稍微懂点儿，但还不足以当推销。您为什么问这个？”
“我认识一个人，他正在找帮手。工作性质跟您现在的差不多，打黑工。这也正是您所需要的工作方式。此事不急，一旦您知道什么时候有空，就给我打电话。”
我惊喜地望着他。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思，要是西尔弗那儿的工作结束了，我该干点儿什么。我只能打黑工，而黑工又不好找，并且报酬很低。“我有空，”我赶忙说，“在西尔弗那儿的工作随时可以终止。”
坦嫩鲍姆阻止道：“不要这么急。您一周后来电话也不晚，我还得跟那位熟人沟通此事呢。”
“我只是不想坐失良机，坦嫩鲍姆先生。”
“我也一样，”他微笑着答道，“我为您担了保的。”他站起身。“佐默先生，您会跳舞吗？”
“非跳不可的时候才跳，我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跳舞了。”
“我们请了一些年轻人。这年头要想举办欢乐的晚会已是奢望了，人们马上就会良心不安。可我希望家里人能真正高兴一回，特别是我的女儿露特。我不能一直等到人人都认为时机成熟了再办，对吧？”
“没错。况且今天的庆祝活动也有慈善性质。这类活动战时到处都有，纽约每隔几周就有一次。”
坦嫩鲍姆脸上担心的表情消失了。“您是这么认为的吗？也许吧，您说的肯定有理。那您就大快朵颐吧，我妻子会高兴的，还有我们的厨娘罗莎。十一点的时候还有晚餐，那时我们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就烧好了。下午就炖上了，有两种不同口味的，我建议您吃匈牙利塞格德[64]风味的！”
“他请你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那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是在一口大锅里炖出来的，”他说，“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吃到。此外，这家人的朋友还可以带走满满一盒。这是美国最棒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他突然不言语了。“你看见那边那主儿了吗？那位正在吃加奶油的苹果派的，就跟饿死鬼似的。”
我向他指的方向望去。“那可不是什么‘主儿’，”我说，“明明是位绝代佳人嘛，你看那脸蛋儿多标致啊！”我又往那边瞟了一眼。“她怎么误入歧途来到这儿了？来参加这个悲伤的聚会？她有什么隐秘的缺陷吗？大象般的脚踝或是定音鼓似的骨盆？”
“丝毫没有！等她站起来你就能看到她有多完美！脚踝像羚羊，膝盖似狄安娜[65]，酥胸的线条犹如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双脚居然连一星半点鸡眼都没有。任何人们对美女惯用的溢美之词她都当之无愧！”
我吃惊地望着他，因为我很少听过他对什么人这么称颂有加。“意外吧！”他说。“我知道。为了让刚才提到的那些成堆老套的溢美之词更加全面，我还要告诉你，她叫卡门。”
“还有呢？”我好奇地问。“她还有什么奇闻异事？”
“她蠢！这个尤物蠢，不是一般的蠢，而是奇蠢无比！刚才吃苹果派那股劲儿对她来说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脑力劳动了，此后她其实得休息了。”
“可惜了。”我说。
“正相反！”希尔施反驳道。“引人入胜！”
“为什么？”
“因为这出人意料。”
“一座雕像会更蠢。”
“一座雕像不说话，这主儿可说。”
“可罗伯特，你是在哪儿认识她的？”
“在法国，有一次我帮她摆脱了困境。当时情况已是十万火急了，我那挂着外交官牌照的车就停在门外，我想开车带她逃离。但她却要先洗澡，然后更衣，接下来还想收拾所有的衣服带走。她做这一切的时候，盖世太保已经上路来抓她了。如果她提出还想去做头发，我都不会感到惊奇，幸好当时已经找不到理发师了。可她还想吃早餐，她认为不吃早餐会倒霉。我真想把那些羊角面包都甩到她那漂亮脸蛋儿上。她吃了早餐，还想把剩下的羊角面包和果酱带着路上吃。我紧张得浑身直哆嗦。在盖世太保赶到前一刻钟，她终于不紧不慢地上了车。”
“这可不再是简单的愚蠢了，”我欣赏地说，“这是天生懒散之具有保护性的魔术外套！是种上帝的馈赠！”
希尔施点了点头。“后来我不时还能听到她的消息。她就像一艘漂亮的帆船，在斯库拉[66]和卡律布狄斯[67]间慵懒地驶过。她曾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那难以描述的从容不迫甚至解除了凶手的武器，她都没被强奸过。她是坐最后一架飞机——要不怎么说她从容不迫呢——从里斯本飞到这里的。”
“她现在干什么呢？”
“凭着圣牛般的运气，她马上得到了一份工作，当时装模特。而且不是她自己找的，找工作多费劲啊，是别人主动提供给她的。”
“她怎么没去演电影啊？”
希尔施耸了耸肩。“她没兴趣，那活太累。她既无抱负，亦无情结，一个奇特的女人！”
我拿了一块奶酪卷。我能理解希尔施被卡门迷住了，他自己仗着勇敢大胆和视死如归才办到的事，她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对他必定拥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我审视了他片刻。“我能理解，”我最终说，“可人对如此的愚蠢能忍耐多久呢？”
“很久，路德维希！愚蠢是所有冒险中最刺激的。智慧是乏味的。人们很快就会摸清智慧的路径，事先就能猜出其反应。可人们永远无法理解让人炫目的愚蠢，它永远新奇，毫无逻辑，因而充满神秘。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希冀的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的话仅仅是在戏弄我，还是多少有些认真。突然，那对孪生姐妹出现在我们身边，随她们而来的还有几个杰西·施泰因的熟人。大家脸上的喜庆劲儿都有些做作，这令人心碎。那些没有工作的演员们也在场，他们白天去卖长袜，每天早晨都小心翼翼地查看脸上的皱纹是不是更明显了，他们还惦记着能再次出演年轻情人的角色，那是十多年前离开德国之前的事了。他们在谈论着他们的角色和观众，就好像他们昨天才登台演出过似的。他们在坦嫩鲍姆家枝形吊灯的灯光下一连数小时想入非非，憧憬着他日还乡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也在场，他叫科勒，复仇欲极强，没有工作，很会享受生活。他忧郁地站在拉维克身旁，目光盯着餐桌上的剩饭剩菜。
“您又增补您那喋血名单了吗？”希尔施嘲讽地问。
科勒用力地点了点头，神情仍旧抑郁。“增加了六个人，必须干掉他们，这是回到故乡后立即要做的事！”
“谁去射杀他们？”希尔施问。“您吗？”
“到时候自然有人做。法院会管这事的。”
“法院！”希尔施不屑地说。“您是指十年来一直在搞误判的德国法院吗？您还是把喋血名单搬上舞台吧，科勒先生，编一出喜剧！”
科勒气得脸色煞白。“按照您的意思，就该让这些凶手逍遥法外不成？”
“不，可您找不到他们。这场战争结束后，就不会有纳粹分子了，只有帮助过犹太人的正直的德国人。就算您能找到一个凶手，您也不会把他绞死，科勒先生！您无法用您这张愚蠢的喋血名单绞死他！相反，您会突然理解他，甚至原谅他。”
“像您一样，是吧？”
“不，不是像我，而是像我们之中的有些人。这正是犹太人该诅咒的痛苦！我们所能做的不外乎是理解与原谅，而不是复仇。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牺牲品！”
希尔施环顾四周，如梦方醒。“我这是在扯什么淡啊，”他说，“真见鬼，我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请您原谅！”他对科勒说：“其实我指的并不是您，流亡者科勒！每个人有时都难免会冲动的。”
科勒傲慢地望着希尔施，我拉着他走开。“来，”我说，“坦嫩鲍姆已经在厨房准备好塞格德风味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等着我们去吃呢。”
他点了点头。“罗伯特，我可受不了听那头滑稽的牛来原谅你。”我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嘟囔道，“让我抓狂的是所有那些关于忘记、不要忘记和重新开始的废话。路德维希，这些字眼都让人说烂了。”
达尔那对孪生姐妹出现了。一个手里端着一块杏仁蛋糕，另一个举着托盘，上面放着咖啡壶和咖啡杯。我不由自主地寻找莱奥·巴赫，他就在不远处，正贪婪地打量着步履轻盈的姐妹俩。
“您弄清她们之中哪个是圣女，哪个是梅萨利娜[68]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说：“还没有，但我得到了别的消息。这两姐妹刚到美国，就从码头直奔一家整容医院，用最后一笔钱做了隆鼻手术，以便开始全新的生活。您对此有何评论？”
“干得好！”我回复道。“看来新生活在这里就像春季的暴风雨，到处挥洒。坦嫩鲍姆-史密斯，达尔孪生姐妹！我赞成。第二现实中的冒险万岁！”
莱奥·巴赫不解地望着我。“上哪儿冒险去呀？”他抱怨说。
“您可以试着找到那家医院的地址嘛。”我说。
“我？”巴赫说。“为什么是我？我可哪儿都没缺陷。”
“这可是句大话，巴赫先生。我多希望也能这么标榜自己啊。”
那对孪生姐妹现在满面春风地站在我们面前，手中端着蛋糕和咖啡壶，她们的臀部令人想入非非。“大胆些！”我对巴赫说。
他瞪了我一眼，拿了一块蛋糕，并没有捏两姐妹中任何一位的屁股。“您早晚也会坠入情网的，您这个爱出风头的冷淡家伙！”他嘟囔道。
我寻找希尔施，他刚好在和坦嫩鲍姆的夫人说话，坦嫩鲍姆本人也凑了过来。“尤塔，先生们都不跳舞，”他对巨型护卫舰说，“他们都没学过，现在也不是跳舞的时候。这就像战争中的孩子们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一样。”他拘谨地微笑着。“我们邀请了一些美国大兵过来跳舞，他们个个都会跳舞。”
坦嫩鲍姆夫人衣裙窸窣地走了。“全都是为了我女儿，”坦嫩鲍姆解释道，“她很少有机会跳舞。”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他女儿在和喋血名单编制人科勒跳舞。科勒在跳舞时也显得倔强，他生硬地拽着坦嫩鲍姆那身材纤细的女儿在大厅里旋转。我觉得她的一条腿好像比另一条腿短一些。坦嫩鲍姆叹道：“感谢上帝，明天这时辰我们就是美国人了！”他对希尔施说：“到那时候我就终于摆脱三个讨厌名字的重负了。”
“三个？”希尔施问道。
坦嫩鲍姆点点头。“我有两个前名，阿道夫和威廉。我那爱国的祖父在给我起名威廉时还是用心良苦的，那还是帝国时期。可阿道夫！他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我认识一个德国大夫，名叫阿道夫·德意志，”我说，“还是个犹太人。”
“天哪！”坦嫩鲍姆大感兴趣地说。“这可比我的名字还要糟。他后来遭遇如何？”
“他被强迫改名，名和姓都得改。”[69]
“此外就没别的了？”
“没有。他的诊所被没收了，他逃到了瑞士。那还是1933年的事呢。”
“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乌有[70]，”我说，“乌有医生。”
坦嫩鲍姆愕然。我看到他在思索，捉摸自己是否犯了个错误。“乌有”对他好像蛮有吸引力，因为它比史密斯更为隐姓埋名。接着他听到了厨房的门响，厨娘罗莎在那儿挥舞着一柄大木勺。他的精神为之一爽。“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炖好了，先生们！”这位曾经的阿道夫·威廉解释道。“我们最好就在厨房吃，这道菜在厨房吃最过瘾。”
他在前面带路，我正想追随他，希尔施拦住了我。“卡门在那边跳舞。”他说。
“掌握着我的未来的人往那边走了。”我回复道。
“未来可以稍等片刻，”希尔施紧紧抓住我不放，“美可是稍纵即逝。《拉昂摘要》纽约修订版第八十七条如是说。”
我向卡门望去。泰然自若，犹如所有被遗忘的梦的化身，她被一名美国中士搂在怀里，这位中士高个，红发，双下巴，双臂长得令人想起猿猴。她的表情看上去悲天悯人。“她大概正在捉摸一种土豆煎饼的食谱吧，”希尔施说，“或者连这都没想！我尊崇这头温柔的母牛。”
“别哀叹！”我说。“要行动！您为什么没有早下手呢？”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神奇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可以不留痕迹地消失数年。”
我笑了。“这个特点可是连国王们都不具备的，女人们就更难做到了。忘掉你那痛苦的过去，马上行动。”
他疑惑地望着我。“此间我要去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我说，“塞格德风味的！同时与阿道夫·威廉·史密斯为自己那渺茫的未来未雨绸缪一下。”
当我回到劳施旅馆时，已是午夜。令我惊奇的是，玛丽亚·菲奥拉和莫伊科夫还坐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里下棋。
“您跟您的摄影师夜里很晚的时候还要开会吧？”我问。
她摇了摇头。“真爱打听事！”莫伊科夫替她回击道。“看来是个神经症患者！刚一出现就问这问那！真败兴！幸福就是安安静静不发问。”
“那只是母牛的幸福！”我反驳道。“这我今天晚上可是完全领教过了。绝对泰然自若的绝代佳人，一言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