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我赶紧宽慰他。
他递给我一根细细的雪茄烟，这看来是个好兆头，西尔弗雇用我的时候，也给过我一根雪茄，但西尔弗的是巴西货，这支可是地道的哈瓦那雪茄。这种以前我只听说过，还从未抽过。
“画像活物一样，”布莱克说，“好比女人，若想保持魅力和价值，就不能到处抛头露面。您懂吗？”
我点点头。其实我根本不懂，这不过是一种空话，而且不对。
“至少对商人来说是如此，”布莱克进一步解释道，“被过多展示的画，在行话里叫‘烧了’。相反，一直被私人收藏着、很少示人的画被称为‘处子’。行家认为后者的价值更高，倒不是因为它们比别的画更好，而是由于行家自己的发现乐趣在起作用。”
“为此他们也愿意付更多的钱吗？”
布莱克点点头。“这就是所谓的势力迎合。这是一种好的迎合，比这奇特的迎合还有很多。特别是在今天，也是战争使然。财产易主，有些旧的丢失了，有些新的又迅速出现了。老收藏家不得已必须变卖藏品，新收藏家虽然有钱，却不是行家。要想成为行家得有时间、耐心和爱好。”
我边听他讲边捉摸他会不会雇用我。对此我颇感怀疑，因为他不再考问我的相关知识，也不提议付我多少薪金，而是给我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实在有些跑题。他又往画架上放了一幅新画。“这幅告诉您些什么？”
“一幅莫奈的画。一个置身于罂粟田的女人。”
“您喜欢吗？”
“太奇妙了，多宁静啊！法国的阳光！”我边说边想到拘留营。
布莱克叹了口气说：“卖掉了！卖给一个军火商了，他喜欢宁静的画。”
“可惜！他为什么不反过来，喜欢战争题材的画，却生产美容化妆品呢？”
布莱克被我逗乐了，他匆匆瞥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这间屋子，它整个用灰色天鹅绒装饰着。除了画架，屋里只有一张沙发、一张矮桌和几把椅子。“早晨我常常一个人和几张画待在这里，”他说，“有时只有一幅画，有画就不孤独，人可以和画对话；或者更好的是，聆听它的倾诉。”
我点点头。我对能在他这儿得到一份工作越来越不抱希望了。布莱克跟我谈话的方式就像是在与一位顾客谈话，而且是在拐弯抹角地引诱他买画。可他何必如此呢？他明知我不是顾客。也许他把我当成坦嫩鲍姆-史密斯的掮客了；要不就是他说的是实话，他是个不太得意的有钱人，干这一行的感觉并不太好。可苍天在上，他实在没有必要跟我耍心眼儿。
“莫奈的一幅杰作！”我说。“几乎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东西可以同时并存，画、战争和集中营！”
“这是一个法国人的画，”布莱克反驳道，“不是德国人的。这也许能说明一定问题。”
我摇了摇头。“德国绘画中也有这类作品。很多，正是这一点让人不可思议。”
雷金纳德·布莱克拿出一个琥珀烟嘴，把他那支雪茄放了进去。“我们可以先试一试，”他温和地说，“您在这儿干不需要太大学问，更重要的是可靠和嘴严。八美元一天怎么样？”
他那非同一般的雪茄、寂静的房间、画作和轻声细语先前如同在对我进行催眠，现在我一下子惊醒过来。“一天是多长时间？”我问。“上午还是下午？”
“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六点，中午休息一小时。咱们这种活也没法把时间定得太精确。”
“布莱克先生，”我清醒地说，“这跟一个好点儿的听差赚的差不多一样了。”
我等待着布莱克先生明确告诉我，我的差事与一个听差的也并无区别。但他更机敏，他给我算了一笔账，精确地告诉我好点儿的听差挣多少钱。一句话，比他开的价更少。
“低于十二美元我不能干，”我回复道，“我还得还债呢。”
“已经欠债了？”
“是的，欠的是律师的，替我办居留许可的。”
布莱克不满地摇了摇他那秃脑袋，同时又捋了捋自己那发亮的黑络腮胡子；能把这两个不同的动作协调好，那也是一项很好的体操成绩了，他做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鉴于我举了债，他要重新考虑到底能否雇用我。猛兽终于要露出狰狞本色了。
但我没有白白在路德维希·佐默那里学过徒，他在措辞方面比布莱克几乎还要技高一筹。而且我的新蓝西服也没有白买。布莱克腼腆地笑着向我指出，因为我是打黑工，所以不用纳税，此外我的英语也不够流利。我马上抓住他的后一个论据反驳道：可我会法语，我解释说这对做法国印象派绘画生意来说是个优势。布莱克用手势阻止我再说下去，可他到底同意每天给我十美元，而且答应如果干得好，报酬还可以再商量。“此外您还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说，“我经常不在，也就没有什么生意可谈了。”
我们商定，我五天后开始工作。“早上九点钟，”布莱克解释道，“艺术品生意不像其他行当八点就开始。”他叹了口气。“它其实就不该是生意，而应是行家派头十足地达成的交换其财宝的共识。您说是不是？”
我根本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种共识就是：每个人都想蒙骗别人。当然我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说：“那是理想状态。”
布莱克点点头，站起身。告别时他随意问道：“您的朋友坦嫩鲍姆家里到底为什么不挂些绘画作品呢？”
我耸了耸肩。我回忆了一下，在坦嫩鲍姆-史密斯那儿确实只看到过一些漂亮的静物，它们摆在桌子上，都是可吃的东西。“现在他是美国人了，也该挂些画了，”布莱克说，“这可以提升人的地位，此外还是出色的投资方式。比股票强多了。嗨，也没法帮助每个人得到幸福。再见，佐默先生。”
因为我向亚历山大·西尔弗透露了布莱克的事，他迫不及待地等着我。“说说吧，在海盗那儿的情况如何？”他问。
“不是海盗，”我回复道，“更应该说是个自命不凡的亚述人。”
“什么？”
“秃顶，有教养，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的男人，胡子像亚述人一样闪闪发光。很有礼貌，也迷人。”
“我认识他，”西尔弗说，“一个极端狡猾、专蒙乡下人的骗子，做派像个王侯。您大概也被他拿下了，得小心啊！”
我忍不住笑了。“小心什么？难道他会拖欠我的工钱不成？”
西尔弗瞬间有些困惑。“这当然不会！不过此外……”
“此外什么？”
我有些得意，因为他看上去是嫉妒了，这让我很受用。“他是个寄生虫！”西尔弗最后解释道。他靠在一张出产于佛罗伦萨的椅子上，椅子是萨伏那洛拉式[82]的，上半截是真品。“艺术品生意是个没良心的行当，”他说教道，“商人赚的钱本来是艺术家该得的。艺术家几乎饿死，商人却有钱买宫殿。我说得对吧？”
我没有反驳。佐默就没买过宫殿。“做古董和工艺美术品生意的还没有这么糟糕，”西尔弗继续解释，“有钱赚，有时赚头还不小，但也冒险，会上当。情况恶劣的是纯艺术品，您想想梵高吧！他本人一幅画也没能卖出去，所有那些上百万卖画的钱全让商人们——那些寄生虫赚走了。对吧？”
“梵高的情况是这样，别人就另当别论了。”
西尔弗做了个不同意的手势。“我知道！艺术商与画家们签约，每月付给他们一定数目的钱，可有了那钱虽不至于饿死，却也活不好。而且为此画家必须把作品交给他们，出一二百法郎就弄到了杰作。对吗？这就是奴隶贸易啊！”
“可是西尔弗先生！艺术家画那些画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买它们的。他到处兜售，却几乎无人问津。最终只有艺术商买，而且就连艺术商也不知道，这些画会不会砸在手里。”
我不是在为雷金纳德·布莱克辩护，而是为穷途潦倒而死的路德维希·佐默。可亚历山大·西尔弗误会了我的意思。“瞧瞧！”他小声说。“佐默先生，连您也开始为寄生虫说话了！几天后您将会戴着硬礼帽和手套到处奔波，为布莱克效劳，把那些不懂行的寡妇辛酸得来的遗产骗走。干这种事所需要的蓝色西服您已经有了！我曾经相信过您！受骗了！又一次上当了！”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怎么又一次呢？谁还骗过您？”
“阿诺德，”亚历山大低声说，“在沃伊津那顿带鹅肝糜和鱼子酱的晚餐白吃了。今天中午我毫不知情地去散步，您猜我突然看见谁了？阿诺德跟那个染过头发的女基督徒，挽着胳膊，阿诺德戴着硬礼帽，就像赛马场老板似的！”
“阿诺德并未向您保证再也不见那女基督徒啊。吃甜点的时候——甜点是橘子黄油薄荷饼，味道极美——他只说对结婚的事会再考虑考虑。所以他并没有欺骗您，西尔弗先生！或者他此间已经结婚了？”
西尔弗面色苍白地问：“他结了吗？您听谁说的？”
“没听任何人说过。我只是问问而已。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欺骗您！”
“是吗？”西尔弗又打起精神。“他跟那个女基督徒从饭店出来，让我撞个正着，不是欺骗，您管这叫什么？这个骗子现在居然领她去那儿！我带他去了那家饭店，他现在竟然拽着那女基督徒去那儿！这难道不是欺骗吗？我的孪生兄弟这么对我？”
“太可怕了！”我回复道。“可这就是爱情，它不会使人变得更好。它提升了感情，却毁害了性格。”
那把佛罗伦萨椅子突然咔嚓一声散了架，因为西尔弗一激动在上面靠得太用力。我们把碎片捡起来，我边捡边说：“这些可以再粘起来，并没有真正摔断。”
西尔弗喘气的声音很粗。“西尔弗先生，留神您的心脏，”我说，“没有人想欺骗您，阿诺德也不想。现在一切还未成定局，阿诺德还可能爱上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呢！”
“那个女基督徒不会放过他了！”亚历山大嘟囔道。“他若是天天带她去沃伊津饭店，她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会考虑到这点的。”
“他如果继续这么干，我们就快破产了。”亚历山大·西尔弗解释说，接下来他突然面露喜色。“破产！这倒是个办法！如果我们破产了，那金发女人肯定会甩了他，就像跳蚤蹦离死人。”
我看到他心里在打什么算盘。“是不是该上对面咖啡店喝一杯了，再来一块带罂粟籽的新月形小酥饼？”我小心地问。“自从有了跟阿诺德在饭店的经历，我都不敢再向您提什么建议了。毕竟也是您领我去的这家咖啡馆，一天之内两次受骗，哪个心脏不好的人都受不了。尽管如此我愿意请您，也许吃块发面糕点，喝卡布奇诺咖啡？或者索性来盘金子？”
亚历山大·西尔弗似乎如梦方醒。“就这招儿了，”他嘟囔道，“万不得已就破产！”然后他转向我说：“这是两回事，佐默先生。我亲自劝过您去布莱克那儿，至于我认为他是个寄生虫，这与您去他那儿打工不相干。您说去吃带罂粟籽的新月形小酥饼？为什么不去呢？”
我们起身去过马路，可西尔弗魂不守舍。他虽然穿着细方格裤子和漆皮鞋，却心不在焉。他在一辆送牛奶的车子前稍微迟疑了一下，没有像往常那样抢行，结果被车后窜出来的一辆自行车撞倒了。我把他拽了起来，推向人行道。在那儿他再次跌倒，这回是摔到一个端着洗衣筐的女人脚下，这女人吓得直尖叫：“虫子！”
西尔弗爬起来，仍旧站立不稳。我帮他拍打身上的尘土。“幸好没受什么重伤，”我说，“您今天捉摸的事太复杂了，西尔弗先生，这让您分了心，动作就慢了。复仇、世界观、道德和假破产，这些让人失控。”
咖啡店的女服务员米齐从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刷子。“我的天啊，西尔弗先生！您差点儿丧命！”她也帮着亚历山大掸土，然后用刷子刷他的细方格裤子。“裤子上看不出什么脏！”她哀叹道。“进咖啡店来吧，亚历山大先生！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先生，居然被这么一个愚蠢而半疯的骑车人给撞倒了！就是撞也得被辆凯迪拉克车撞啊！”
“要是被凯迪拉克车撞了可就没命了，米齐。”我说。
西尔弗摸了摸自己的脚骨。“那女的喊‘虫子’是什么意思？”他问。
“那洗衣妇？她指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生物，具有理想的社会共存形式[83]，”我回答说，“它们的存在远远早于人类。”
米齐端来了卡布奇诺和满满一盘新鲜的特色糕点，我们挑选了奶油蜜糕。“亚历山大先生，假如您现在已经死了，那奶油蜜糕对您也就毫无意义了，”米齐说，“这种事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赶快吃吧，希望您现在觉得它格外好吃！”
“说得好！充满智慧，米齐。”我边说边拿起第二块点心，这次是块萨赫蛋糕。“可惜人们悟出这番道理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我们总是缅怀过去和恐惧未来，很少活在当下。请再来一杯卡布奇诺！”
西尔弗盯着我，就像在看一只肥硕的树蛙。“警句，”他嘟囔道，“警句和胡扯！这正是平凡之事的恼人之处，它们以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比思想深邃的悖论来得更真实。”
“它们是昨日的悖论，经过检验并屡试不爽。”
西尔弗笑了。“警句只是满天飞！有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总是这样？这您应该知道呀。”
“只有当人们战胜了危险的时候才是这样，再说那代价也往往太高了。”
“我说寄生虫其实不是那种意思，”西尔弗和解地说，“部分是蔑视，此外也有很大成分的嫉妒。我们这些有店铺的商人其实就是吉普赛人，我们西尔弗家族的人喜欢如此，只要阿诺德……”
我打断了他的话。“西尔弗先生，赛车手有个老传统，如果他们出了事故，在产生心理阴影之前要立即开车把这段路再跑一遍，这样可以防止震惊和心灵创伤。您准备好起跑了吗？或是我们再等等？”
西尔弗向外望了一眼，他有些犹豫。他又往对面的店望了一眼，有人站在橱窗前，接着又推开了店门。“一位顾客！”亚历山大小声说。“快走，佐默先生！”
我们横穿过车辆呼啸而过的马路，西尔弗又像往日一样敏捷了。来到人行道上我们放慢了脚步。有顾客时我们从不直接走到橱窗前，而是在离店二十来步的地方从侧面迂回过去。这样西尔弗就有足够的时间，悠闲而从容地走进店内。一般情况下，他先一个人进去，如有必要，我再随后出现，而且身份是偶然来到的博物馆专家。
一切进展得十分迅速。顾客是位五十来岁的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他询问那块带蓝色祈祷神龛的跪毯的价格。
“四百五十美元。”刚刚大难不死的西尔弗神气活现地说。
那位顾客微笑着答道：“不过是块半真的古董，品相中等的吉奥狄斯毯，要这么贵？一百美元。”
西尔弗摇摇头。“那我宁愿白送。”
“好，”那男子道，“一言为定！”
“可不是送给您。”西尔弗回复道。
“祈祷神龛是修补过的，”那男子解释道，“上面的滚边是后织上去的。甚至许多地方的颜色也是用苯胺喷雾剂处理过的。一块废毯！比抹布略强！”
透过窗户我看到西尔弗恼了，他示意我进去助阵。我走进店内，那位顾客宽阔的后背让我觉得好像有些眼熟。
“巴黎卢浮宫的佐默先生恰巧在纽约，”西尔弗说，“他正在鉴定我们的地毯呢，他肯定能给您一个内行的答复！”
那位顾客转过身，摘下他的金丝边眼镜。“西格弗里德！”我吃惊地叫道。“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你呢，路德维希？”
“原来两位先生认识？”西尔弗好奇地问。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是同一位大师的弟子呢。”
西格弗里德·罗森塔尔偷偷把手指放到嘴上，我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我为辛辛那提的维达尔地毯商号工作，”他说，“替他们收购旧地毯。”
“半古董，祈祷神龛是修补过的，颜色新喷过的，总之，废物，对吧？”我补充道。
罗森塔尔微笑起来。“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可不就仗着一张嘴嘛。这块地毯到底多少钱？”
“要是西尔弗先生同意的话，那就375美元卖给你。”
罗森塔尔听了吓得一哆嗦，就好像有只黄蜂钻进了他的后脖领。“四百美元。”西尔弗说。
“付现金。”我又补充道。
罗森塔尔的眼神就像一条正在死去的圣伯纳犬。“你可真够朋友！”
“我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我回复道，“可惜跟你在同一个行当。”
“作为巴黎卢浮宫的专家？”
“跟你一样是自由掮客。”
罗森塔尔花三百七十美元买走了那条吉奥狄斯毯。
“我们能找个地方喝一杯吗？”他问我。“我们得喝酒庆贺一下意外重逢啊！”
西尔弗冲我眨眨眼。“去吧！”他说。“友谊是种神圣的东西！甚至在竞争对手那儿也不例外。”
我们再次穿过喧闹的大街，罗森塔尔胳膊底下夹着那块卷起的地毯。“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我问。
“姓没变，只是西格弗里德这个名字不能用了[84]。若用这个名字如今就没法卖地毯了。我们去哪儿？”
“去一家捷克人开的咖啡店。那儿有李子烧酒和咖啡。”
我们走进咖啡店的时候，米齐并未感到惊奇。除了我们之外，店里没有别的顾客，罗森塔尔在地上打开那块吉奥狄斯毯。“这种蓝！”他说。“几天以来我都看见这块地毯挂在你们的橱窗里，这是路德维希·佐默喜欢的颜色。”
米齐端来了李子酒，是南斯拉夫产的，战前剩下的。我们默默地喝着，谁也不想打听对方过去的遭遇。最后罗森塔尔说：“问吧！你不是认识莉娜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她进了拘留营。”
“你不认识她？我把所有的事都记混了。我把她从那儿弄出来了，她病了，医生挺明智，把她送进了医院。她得了癌症，六周后医院的医生没送她回拘留营，而是让她回家了。我们曾经租过一个小房间，在那儿存了一些东西。当我们向房东索要存在那儿的东西时，她感到既意外又尴尬。莉娜在一条衬裙里缝进了一些首饰，但衣物和首饰都不翼而飞了。房东声称东西被人偷走了。我们无计可施，只能为可以再得到这间阁楼房而高兴。‘您妻子反正也用不着那些衣服了。’房东安慰我说。莉娜的情况越来越糟。两周后我下班回来，你知道，我替一位地毯商兜售货物，我刚好看见莉娜被三个盖世太保的人推出房门。她已几乎无法行走，有人告发了她。她在街上看见了我，突然双目圆睁。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她的眼睛在喊：快逃！她脑袋的动作别人几乎觉察不到，她无法张嘴与我说话。我站在那儿像冻僵了似的，一动也不能动。我束手无策，什么也不能做，否则我只能被打死或是一起押走。我无法抉择，一切都停滞了。我的脑袋木了，只看到莉娜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呐喊：快逃！盖世太保的人急匆匆地把莉娜往一辆车里拽，就在被推搡的瞬间，她还扭转头凝视着我。她的嘴动了动，她在微笑，那是一种没有牵动嘴唇的微笑。这就是我看到的她最后的模样，她的微笑。当我从僵硬状态复苏过来时，一切都结束了。对此我无法理解，至今仍不理解。”
他讲这些时，声音是微弱和单调的，突然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刚擦掉它们，新的汗珠又出现了。“后来办移民所需要的证明材料来了，”他说，“一周以后来的，太晚了。我们在辛辛那提的亲戚，官僚主义，一切都太慢了，太晚了。证明材料在领事馆被耽搁了。这你能理解吗？我不能，至今无法理解。一切都太晚了！我们省吃俭用，一直憧憬着这趟旅行，寄希望于美国的医生。这世道我已经弄不大懂了。我想留下，想找莉娜。我想去自首投案，申请替换莉娜。我疯了，房东把我赶了出去。如果我继续住在那儿，她本人也得受牵连。许多事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人帮助了我。我什么也不理解。你理解吗，路德维希？”
我摇摇头。“你现在叫佐默，”罗森塔尔说，“也就是说他死了？”
我点点头。“最初的几周最糟糕。”罗森塔尔说。“莉娜病成那样，那帮畜生还把她带走了。这我真无法理解，”他开始卷起地毯，“就像一堵让人看不透的墙。让我弄不明白的事接二连三。我想她遭的罪已经够多了，也许这次就不那么痛苦了；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人对某一处伤口的疼痛不会再有特别的感受一样。两次被击伤的人的情况据说就是这样。疯了，对吧？最后我又想，也许她根本挺不过押送这一关，所以那些野兽也就没有机会折磨她了。一连几天，这种想法成了一种可怕的安慰，你能理解吗？”
“当人们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时，也许就把她送进医院了。”我说。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
“有这种可能，以前也有过这种事。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我不能再叫你西格弗里德了。”
罗森塔尔惨淡地微笑道：“我们那些乐观的父母们的名字都不错，是吧？我现在叫欧文。”他把地毯放到身边的沙发上。“莉娜在辛辛那提有亲戚，我现在为他们工作。云游四方，收购地毯。”他注视我很长时间后说：“我无法单身生活，”他说，“我做不到。你明白吗？我做了傻事，半年前又结婚了，对方并不了解我的身世。这你能理解吗？我不能。有时我云游回来会问自己：这个陌生女人怎么会在这儿？不过这仅仅发生在我进门的瞬间，其实她人很和善，也文静。我无法独身生活，否则就像四壁坍塌了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你现在的妻子感觉到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没感觉到什么。我常做梦，噩梦。梦中我看到莉娜的眼睛，是两个会呼喊的黑洞。它们现在在喊什么？喊我离开了她？她早就死了，这我知道。这些怪梦！它们意味着什么？你从不做梦吗？”
“哪儿啊，常做。”
“别人在梦中呼唤我们，这意味着什么？”
“不，呼唤你的仅仅是你自己。”
“你这么认为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该再次结婚？是这样吗？”
“不，就是不结婚你也照样会做梦的，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有时我觉得自己又结了婚，就像是对莉娜的背叛。但我太疲惫了，而且情况也完全不同，和与莉娜在一起时两样，你懂吗？”
“可怜的女人。”我说。
“谁？莉娜？”
“不，你现在的妻子。”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很文静。四十岁了，我想她也高兴不再独身。我不知道。”罗森塔尔凝视着我。“你认为这是背叛吗？有时夜里人想得太多。那双眼睛，那张脸！一张白脸，那眼睛在呼喊，并且在询问，或者它们没有询问，你怎么看？我跟谁都不能谈这件事。仅仅因为我遇到了你，所以才问你。你不用给我留面子，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回复道，“这件事肯定与那件事没关系。尽管如此你还是会做梦，事情搅在了一起。”
罗森塔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然后又翻转回去，油汪汪的李子酒顺着桌布流淌开。我同时想到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你怎么看？”罗森塔尔继续刨根问底。
“我不知道，这件事帮不了那件事。你失去了莉娜，留神别再失去现在与你一起生活的这个女人。”
“怎么会呢？你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会失去她呢？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从来没有。”
我避开他那呆板的目光，不知道自己该说点儿什么。“人就是人，”我最后喃喃道，“哪怕我们不爱这个人。”我恨自己说的这句空话，可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一个女人只有在感到对方也幸福时，她也许才会幸福。”我边说边为这句俗透了的老生常谈而更加痛恨自己。
“什么叫幸福？谁在谈论幸福？”罗森塔尔不解地问。
我没有接这个话茬。“你有个伴已经不错了。”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
“是的。”
“这不算背叛吗？”
“不算。”
“那好。”
罗森塔尔站起身，米齐走过来。“让我来付账，”他说，“一定让我付。”他付了账，把地毯夹到腋下问：“这儿有出租车吗？”
“下一个拐角处有。”
我们来到街上。“别了，路德维希！”罗森塔尔边说边戴上了他的金丝眼镜。“我说不好与你重逢是不是高兴，也许吧，也许高兴。但我不知道是否愿意再见到你。你懂吗？”
我点点头。“我也不相信自己什么时候会去辛辛那提。”
“莫伊科夫不在。”玛丽亚·菲奥拉说。
“他的冰箱没上锁吧？”我问。
她点点头。“但我还没偷过伏特加呢，今天还没偷过呢。”
“我得喝一杯，”我说，“甚至得喝一杯地道的俄国伏特加。是个不认识的女间谍送的。还有点儿，够咱们俩喝的。”
我打开莫伊科夫的冰箱。“那儿没有，”玛丽亚说，“我已经看过了。”
“在这儿呢。”我拿出一个瓶子，上面贴着一个大标签：小心——蓖麻油。“就是它！贴这个标签不过是个简单的办法，以防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动它。”
我从冰箱中拿出两个杯子，在热空气中它们马上蒙上了一层雾气。“冰凉！”我说。“杯子就该是这样！”
“干！”玛丽亚·菲奥拉说。“干！太爽了，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油的味道？蓖麻油？”
我吃惊地望着她，这是什么想象力啊！上帝怜悯我今后的生活吧！“没有，没有油味儿。”我说。
“好，只要我们俩之中总有一个人清楚，”她回复道，“就不会发生意外。下面那大碗里是什么？”
“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说，“那碗上贴着苏格兰胶带，还是为防贪吃的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想不出什么标签能挡住他，他什么都吃，哪怕上面写着鼠药。所以贴了胶带。”我撕开胶带，打开盖子。“是个匈牙利厨娘做的，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赞助人送的。”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还真有不少人给您送礼啊，那厨娘漂亮吗？”
“她的姿色犹如酿酒厂拉车的马，体重两百磅。您吃饭了吗，玛丽亚？”
她眼睛一亮。“您想听什么，路德维希？时装模特靠喝柚子汁和咖啡活着，还有烤面包干。”
“好，”我回复道，“也就是说您总处于饥饿状态中。”
“干我们这行的总是饥肠辘辘，却从来不能吃自己喜爱的食物。但也可以有例外，比如今天，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该死！”我说。“我没有热东西的电炉，不知道莫伊科夫有没有。”
“不可以凉着吃吗？”
“绝对不行！吃了凉的会得肺结核和脑萎缩。但我有个朋友，他管着一座电器仓库。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会借给我们一个电炉的。这儿还有莳萝腌黄瓜，喝第二杯时，可以当小菜。”
我拿出黄瓜，然后给希尔施打电话。“罗伯特，你能借给我个电炉热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吗？我想把它热热再吃。”
“当然，要什么颜色的？”
“这跟颜色有什么关系？”
“你想与她分享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那位女士，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我想借给你一个颜色相配的电炉。”
“我跟莫伊科夫一起吃，”我回复道，“所以那电炉最好是‘秃’的。”
“莫伊科夫两分钟前还在我这儿，给我送伏特加来了。他说还要去布鲁克林。放心地过来取吧，你这个小骗子。”
“我们借到电炉了，”我放下电话后宣布说，“我马上去取。您想在此等一会儿吗？”
“同谁一起等，同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吗？”
我笑了。“好，那咱们一起去吧！要不要叫出租车？”
“这么美的傍晚用不着乘车。我也不是很饿。”
这个傍晚呈蜂蜜色，夏季的炎热令人懒散，孩子们疲倦地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垃圾桶散发出的臭味很容易让人想起劣质葡萄酒在桶里刚开始发酵时的气味。卖水果的埃米利奥肯定又从大批火葬者身上捞到了好处，他站在百合与香蕉之间激动地冲我招手，手里还拿着一束白色兰花。大概又是新搞到的便宜货。“看阳光反照在对面窗玻璃上多迷人啊，”我指着对面方向对玛丽亚说，“就像古老的黄金。”
她点点头，并未注意到埃米利奥。“沐浴着阳光人的体重好像减轻了一半，”她说，“犹如在水中畅游。”我们来到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我走进去问：“电炉在哪儿？”
“你想让那位女士在外面等吗？”他问。“为什么不让她进来？她很美丽，你不放心她进来吧？”
我转身望去，玛丽亚站在街上的行人中。此时正是有孩子的母亲们回家的钟点，她们刚刚打完桥牌，或是跟邻里扯完八卦。玛丽亚站在那里宛如一名年轻的亚马孙女战士[85]，阴差阳错地沦落到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之中。把我们隔开的橱窗奇特地使她变得陌生起来，可望而不可即。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但我突然明白希尔施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来取电炉的，罗伯特。”
“电炉我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给你。一个小时之前我自己刚刚用它热过史密斯-坦嫩鲍姆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在等卡门来吃晚饭。这畜生晚了三刻钟。另外，今晚是拳击锦标赛的最后决赛。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吃的东西足够，一会儿卡门也来，但愿吧。”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想到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死去的流亡者扎尔的房间以及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好主意！”我说。
我出去找那位依然还站在远处的亚马孙女战士，在橱窗灯光的反射下她身上闪烁着银灰色的微光。当我站到她身旁时，觉得她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熟悉和亲近。我诧异光影和反射居然能造成如此幻觉。
“有人请我们吃晚饭了，”我说，“还可以看拳击比赛。”
“那我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呢？”
“热好了，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亚马孙女战士吃惊地看着我。“在这儿？难道您在城里各处都分发了一碗碗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只在一些战略性据点。”
我看见卡门走过来了。她穿着一件浅色雨衣，没有戴帽子。她从容地走过街道，就好像她是唯一的行人似的。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穿雨衣，天气热，而且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不过大概这些她也忘了。
“我来得有些晚了，”她解释道，“不过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晚点儿没关系，热过之后味道更好。你也带樱桃派来了，罗伯特？”
“有樱桃派、奶酪派和苹果派。是史密斯他们家厨房今天上午送过来的，那儿的储藏室可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甚至有伏特加和莳萝腌黄瓜，”玛丽亚·菲奥拉出人意料地说，“伏特加来自莫伊科夫的地下室，真是到处都有魔术啊！”
电视屏幕变亮，出现空白，接着广告开始了，拳击比赛已经结束。希尔施看上去有些疲倦，卡门睡着了，放松而安详。拳击比赛对她来说是过于无聊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希尔施半恼火半惋惜地对我说。
“您让她睡吧，”玛丽亚·菲奥拉小声说，“现在我得走了。多谢款待！我平生第一次吃了一回饱饭，饱极了。晚安！”
我们来到街上。“他肯定想和他女朋友单独在一起。”她说。
“这我可说不准。这事对他来说并非那么简单。”
“她很漂亮。我喜欢漂亮的人。但有时这种人又令我伤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永远漂亮，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不能这么说，”我反驳道，“人性之恶就不变。但是如果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不是很可怕吗？单调乏味！缺少变化，同时也就没有了希望。”
“还有死亡，”玛丽亚·菲奥拉说，“这是人无法理解的，您不怕死吗？”
我望着她。多天真的问题啊，天真得令人感动！“我不知道，”我说，“也许并不怕死亡本身，而是怕其过程。这算不算怕，我也根本不清楚。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死亡。”
“这我捉摸过，”她说，“我非常害怕死。怕死，怕变老，怕孤独。您不怕吗？”
我摇了摇头。这聊的都是什么呀！我想。人不该谈论死亡，这是十九世纪的一个话题，那时死亡是疾病的后果，而不是炸弹、大炮、政治以及大屠杀伦理造成的。“您的连衣裙真漂亮！”我说。
“这是夏季套装裙，曼波彻牌的。今晚借来试穿的，明天就得还。”玛丽亚笑了。“借的，跟我身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
“这更诱人。谁愿意自己永远是那副老样子呢？世界为借者敞开。”
她飞快地扫了我一眼。“也为偷者敞开吗？”
“偷者的余地就要小一些了。他已经想占有，这就限制了他。”
“我们不想占有，对吗？”
“不想，”我说，“我们两人都不想这样。”
我们来到第二大道。同性恋者的林荫大道现在正热闹：各种颜色的哈巴狗蹲在排水沟旁，狗主人们手腕上的金手链闪闪发光。“一个人如果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的恐惧是不是就少了？”玛丽亚边问边躲避着两条正在吠叫的达克斯猎狗。
“反而更多，”我回复道，“那时剩下的就是恐惧了。”
“没有希望了，对吧？”
“不是，希望还有。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心怀希望，希望的幻灭要比人自身的死亡还困难。”
我们来到她的住处。她纤细且虚弱地站在门下，看上去让我觉得无懈可击。汽车的灯光掠过她的脸庞。“你不害怕，是吗？”她问。
“眼下不怕。”我说着一把将她揽入怀中。
回到旅馆我在冰箱前看到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进来时轻手轻脚，他没有发现我。他面前放着盛有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大盖碗，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勺正在十分投入地吃着，吃得满嘴流油，旁边还放着一瓶百威啤酒。
“祝您胃口好，菲利克斯！”我说。
他吓得扔掉了长柄勺。“遭天杀的！”他说。“真倒霉！”
他想开始解释。“人是软弱的，佐默先生，特别是夜深人静和倍感孤独的时候……”
我看到他没有动那瓶俄国伏特加，看来那警示的标签起了作用。“您接着吃吧，菲利克斯，”我说，“那儿还有点心。莳萝腌黄瓜也都消灭掉了吗？”
他点点头。“那好，那您就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吃光吧。”我说。
菲利克斯那双潮乎乎的眼睛扫了开着门的冰箱一眼。“我可吃不下了。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把剩下的给我们家人带回去。剩下的东西还不少呢。”
“我不反对。可那大盖碗得拿回来，那不是我的。得完好无损地拿回来，不许碰坏。”
“当然完好无损！您真是个基督徒，佐默先生，尽管您是个犹太人。”
我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恐惧，我想，恐惧有许多类型。我想到罗森塔尔和他那颠倒了的忠诚概念。夜里这概念就不会如此颠倒，而且它对我来说也不陌生。夜间一切两样，那时通行的法则与白昼不同。
我把从佐默那儿继承来的旧西服挂进衣柜里，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这时我找到了流亡者扎尔的那封信，这封信我没有寄出：“人们怎会料到，他们会把妇女和儿童关进集中营呢！我应该留在你们身边，我为自己没有这么做感到由衷懊悔。最亲爱的露特，我经常梦见你，你总在哭泣……”
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收了起来。楼下那个收垃圾的黑人开始唱歌。
12
受雇于西尔弗时，我是在街面下那地下墓穴般的地下室干活；到了雷金纳德·布莱克这儿，我被安排到了顶楼上。我坐在这幢房子的阁楼里，对布莱克迄今买卖的所有画作逐一进行登记，在画作的照片上标明其产地，并研究其来源。这种活是轻松的，我置身的这间宽敞明亮的阁楼有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鸟瞰纽约市。周围堆满各种画作的照片，让我常恍惚觉得自己忘却了尘世的一切，正坐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奥古斯丁大码头。
雷金纳德·布莱克有时会上来看我，身上带着一股克尼策淡香水和哈瓦那雪茄的味道。“您的工作一定无法完整，”他边说边轻柔地捋着自己那亚述人式的胡须，“当然缺了很多巴黎画商从画家手上购买画作时照的照片。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的。您听说了吗，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防线了？”
“没有，我今天没听广播。”
布莱克点点头。“法国防线已被攻破，现在正向巴黎进军。”我吓了一跳，一时还搞不清怕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布吕歇尔起，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百多年间，进军一直是条顿人的战争呐喊。但这次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向被盖世太保和德国将军们占领的巴黎进军。
“慈悲的上帝啊！”我说。“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前还不知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呢？”
“像罗马一样，”布莱克说，“他们会放弃它的。”
我摇了摇头。“他们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是因为教皇生活在那儿。他们与教皇签过一个协定，教皇签这种协定真该受到诅咒。他是德国人间接的盟友，为了保护德国的天主教徒，他居然允许德国人在梵蒂冈的城墙下逮捕犹太人。尽管他比任何其他人——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更了解纳粹的罪行，却从未提出过强烈抗议。德国人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这些因素在巴黎都不存在，法国与德国是死敌。”
雷金纳德·布莱克吃惊地望着我。“您认为巴黎会遭到轰炸？”
“这我不知道。德国人也许没有那么多飞机用于轰炸；或者在轰炸之前这些飞机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冒险轰炸卢浮宫？”布莱克惶惶不安地问。
“如果他们轰炸巴黎，那卢浮宫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卢浮宫？轰炸那些失而不可复得的艺术瑰宝？那全世界都会抗议的！”
“伦敦被轰炸时，全世界并未抗议，布莱克先生。”
“可卢浮宫不一样！还有珍藏着印象派大师们杰作的国家网球场美术馆！不可能！”布莱克激动地寻找着论据，最后他轻声说：“上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我默不作声。上帝允许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些事雷金纳德·布莱克大概只从报纸上读到过，但亲眼见到这些事又不一样。从报纸上很容易读到两万人被杀的消息，但那种震惊毕竟几乎总是停留在纸上的，不够力度。但如果你亲眼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折磨致死，而你又不能帮助他，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不是两万人，而是唯一一个你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