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勒吸了一口纸烟，便把那纸烟按在我的眼睑上，好像把火灌进了我的眼睛里。三个人又爆出了一阵大笑。‘站起来，孩子。’那个笑眯眯的人说。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我刚一站起，他又揍了我一下。‘这不过是热身练习，’他解释道，‘我们有的是时间，整个一生嘛——你的一生。下一回你突然想起要装病逃差，那我们还有一件要使你十分吃惊的玩意儿。你包管会勃然大怒。’
“‘我可没装病，’我说，‘我心脏本来就不好。非常可能，我下一回就此站不起来，不管你们怎么个搞法。’
“那个笑眯眯朝打手们转过脸去。‘咱们的孩子说他心脏不好。咱们应该相信他？’
“他又打了我一拳，可是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已经发生了作用。他不可能把我打死以后再交给格奥尔格。‘那个地址你还记得吗？’他问。‘这会儿你还留着几颗牙齿，讲给我们听比较方便些。’
“‘地址我不知道。我也巴不得能知道。’
“‘咱们的孩子真是个英雄。多动人啊！可惜除了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用脚踢我，一直踢到他自己觉得厌倦了。我躺在地板上，试着护住我的脸和下身。‘现在好像已经够了，’他最后说，‘把他关在地窖里。晚饭过后，我们再正式开始。夜里审讯才叫人兴奋呢！’
“这一套我很熟悉。那正如歌德和席勒一样，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在集中营里也都领教过了。可是我身边带有毒药。他们搜查过我，但不是十分仔细，这东西没有被发现。我还有一张剃刀片，嵌在一小条软木里——宽松地缝在我裤脚的翻边那里。这东西也没有被他们发现。
“我在黑暗中躺着。我当然很失望。但是说来也奇怪，真正叫我沮丧的，倒不是那黑暗的前景，而是想到我竟会愚蠢得被抓住。
“拉赫曼看到他们逮捕我了。他不知道那是盖世太保，因为法国警察似乎也参与在里面。可是，如果我过了最多二十四小时后还不回去，海伦会试着通过警察来跟我取得联系，而且大概会发现逮捕我的到底是谁。可是，那个笑眯眯会不会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估计他们马上就会去通知格奥尔格。要是格奥尔格住在马赛，那天夜里他就会‘接见’我的。
“他的确住在马赛，一点不假。海伦的眼睛没有看错。他来了，还向我表示了他个人的关注。我不愿意拿细节的描述来惹你厌烦。当我昏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用水浇我，把我拖回地窖。全靠那点毒药，我总算忍受了下来。幸亏格奥尔格没有耐心试验笑眯眯答应过我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酷刑，不过，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他还是相当卖力的。
“那天夜里，”施瓦茨说，“他后来又回来了。他带来了一张凳子，就坐在那儿，胸脯宽阔，身材矮壮，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我们原以为这种绝对权力已经在十九世纪被抛在我们后面了，可是它——也许正因为那样的缘故——竟又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标志。那天，我看见了两个罪恶的化身——笑眯眯和格奥尔格，一个是绝对的邪恶，一个是十足的残暴。如果区分一下也还合适的话，那么笑眯眯比格奥尔格更坏——他折磨人是为了取乐，而格奥尔格是为了把意志强加于人。那时候，我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我非得逃出那所房子不可。当格奥尔格回来的时候，我装作彻底垮了的样子。我说，要是他不再伤害我，我一定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他龇牙咧嘴地露出一抹养尊处优、目空一切的微笑，这是属于那样一种人的微笑，这种人从来不曾有过这类处境，因而相信如果真正身历其境的话，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如同教科书里的英雄一般。其实，换作是他，他的气派早就被彻底摧毁了。”
“我知道，”我说，“有一回，我听到一个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尖声叫嚷，因为他正在用一根铁链要把一个人打死，而他自己的大拇指却在这根铁链子里给压扁了。那个正在挨打的人倒是一声也没有哼。”
“格奥尔格用脚踢我，”施瓦茨说，“‘啊哈，’他说。‘原来这会儿咱们在试着讲条件了？’
“‘我一点也不想讲什么条件，’我答道，‘可是，如果你把海伦带回德国去，那她会逃跑，或者会自杀。’
“‘胡扯！’格奥尔格咆哮着说。
“‘在海伦看来，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她知道自己有癌症，也知道那个病是治不好的。’
“他直愣愣瞪着我。‘那是胡说，你这只猪！她没有什么癌症。那只是一种女人家的病。’
“‘她有癌症。她第一次在苏黎世开刀时，就发现了。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来不及治了。医生这样跟她讲的。’
“‘什么医生？’
“‘替她开刀的那个外科医生。她要知道嘛。’
“‘那只毫无人性的猪！’格奥尔格吼道。‘可是我也会抓到他！再过一年，瑞士也将是德国的。’
“‘我要海伦回去，’我说，‘她拒绝了。可是我想，如果我跟她决裂，她是会回去的。’
“‘真可笑。’
“‘我可以那么残忍，这样她今后一辈子都会恨我。’我说。
“我看到格奥尔格在思考。我用双手撑起脑袋，盯着他看。由于我试着要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所以两只眼睛中间那块地方我觉得有点痛。
“‘要怎么办？’他最后答道。
“‘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她的病，我会对她起反感。那是她最大的恐惧。如果我那么说了，她一定会跟我永远断绝关系的。’
“格奥尔格在沉思。我可以追踪他的思维。他看出我的建议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即使他严刑拷打，从我嘴里逼供出海伦的地址，她还是会一直恨他。可是如果我表现得像个混蛋，她就会恨我，那时他可以站出来，好像是她的救星，对她说：‘我本来就跟你这样说的嘛。’
“‘她住在哪儿？’他问。
“我编造了一个地址。‘可是那边有六七个出口，’我说，‘通往地下室和其他街道。要是警察想去逮捕她，她很容易逃走。如果我一个人去，她是不会跑掉的。’
“‘或者我去。’格奥尔格说。
“‘那她会认为你已经把我杀死了。她身边有毒药。’
“‘胡说八道！’
“我等着。‘那么作为交换，你要求我什么呢？’格奥尔格问。
“‘要你让我去。’
“他微微地笑了一阵，如同一只猛兽那样龇牙咧嘴。我知道他怎么也不会让我去的。‘好吧，’他说，‘跟我一起去。这样你就耍不了花招。你要当着我的面告诉她。’
“我点点头。‘我们走吧，’他说。他站起身。‘到那边水龙头上去冲冲干净。’
“‘我要把他一起带走，’他跟一个打手说，那个人正在一间装饰着鹿角的屋子里荡来荡去。那打手敬了个礼，护送我们到了格奥尔格的汽车那里。‘进来，坐在我旁边。’格奥尔格说。‘你知道往哪儿走吗？’
“‘从这里我不知道。要从卡奴比埃尔大街出发才行。’
“我们把车开进了微风吹拂的寒夜。我本来希望当汽车减缓速度或者停下来的时候，就从车厢里跳出去，可是格奥尔格把我这边的车门给锁上了。叫喊也没有用，从一辆德国汽车里发出来的叫喊，谁也不会想到要做出反应的，而且，没等我叫喊到一半，格奥尔格就会把我打昏过去。‘你最好现在就把真情实况告诉我，’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要不，我会剥掉你身上的皮，让你在胡椒粉里打滚。’
“我蜷缩在座位里。当格奥尔格为了避让一辆没有点灯的大车，把车刹住的时候，我故意向前面扑倒下去。‘胆小鬼，’格奥尔格怒气冲冲地向我喝道，‘这不是假装害病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儿晕。’我说着，慢慢地直起身来。
“‘懦夫！’
“我已经撕开了裤脚翻边上的缝线。他第二次刹车的时候，我摸着了那个剃刀片。第三次时，我让头撞在挡风玻璃上。等我重新坐稳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已经把剃刀片拿在手里了。”
施瓦茨抬起头来望着。他额角上湿涔涔的尽是汗水。“他是怎么样也不会放走我的，”他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当然相信你。”
“我们绕了个弯，这时候我尽可能大声地嚷道：‘注意左边！’
“这一声出其不意的叫嚷把格奥尔格弄得措手不及。他的头机械地转到了左边。他刹住车，抓牢驾驶盘。我朝他使劲打去。剃刀片不大，可正好触到了他的颈脖侧面。我用力向前一拉，割到了他的气管。他松开驾驶盘，一把抓住他的喉咙。随后他颓然倒在了车门上。他的胳膊撞着车门的把手。汽车猛一下冲进了一个灌木丛。车门突然打开了，格奥尔格就这样摔了出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我爬出汽车谛听着。所能听到的只是马达的轰鸣声。我把它关了。风好像在岑寂中呼啸，可是，那其实是我耳朵里的血液。我瞅着格奥尔格，寻找那带有一狭条软木的剃刀片。它在踏脚板上闪闪发亮。我把它捡了起来，等着。我还以为格奥尔格随时都会跳起来。后来，他两腿一阵颤抖，随即就纹丝不动了。我扔掉刀片，可又把它捡起来，埋进地里。我熄掉车灯，倾听着。一点声息也没有。我没有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会儿，我可非得赶快行动不可。要在时间上抢先，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我剥掉了格奥尔格的衣服，把它们扎成一捆。随后，我把尸体拖进了灌木丛。在一段时间里，他是不会被发现的，即使发现，要认出他来也得费点儿工夫。要是我幸运，人家还会把他列为无名死者。我检查了一下汽车。没有损伤。我把它开回马路上。我呕吐了。在汽车里，我找到一支手电筒。座位和车门上都沾着血水。这两样东西都是皮制的，很容易把它们抹干净。沟里有水，我就拿格奥尔格的衬衫当作抹布。我把踏板也擦了一下。我打着手电筒，将整个汽车仔细检查了一遍，不停地擦啊抹的，直到统统都弄干净为止。随后，我自己也擦洗好了，坐上汽车。坐在格奥尔格坐过的那个地方，实在叫我恶心。我仿佛觉得，他会从黑暗里向我扑来。我驾驶着汽车走了。
“我在离那幢房子不远的一条横街上走下汽车。天已经开始下雨。我穿过横街，喘着粗气。渐渐地，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痛。在一家鱼店外面，我立定下来。窗子旁边有一面镜子。从那黑黝黝的银白色涂料里，也看不见多少东西，可是尽我所能看清的是，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那天下午，我来过这儿。
“我设法从那看门人身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过去。她早已睡熟了，正在嘟嘟囔囔地说梦话。这么晚才回来，于我也是常有的事。我急忙走上楼。
“海伦不在那儿。我直瞪瞪瞅着那张床和衣橱。给灯光照醒了，金丝雀开始啾啾地叫起来。猫来到窗台上，用它一双发着磷光的眼睛，活像一个该死的鬼魂似的往里头死死盯着。我等了一会儿。随后，我蹑手蹑脚地摸到拉赫曼的门口，轻轻地敲着门。他马上就醒来了。流亡者总是睡得不沉。‘是你——’他开言道。随后他朝我瞅了一眼，就不再吱声了。
“‘你看到我的妻子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她出去了。一个小时前她还没有回来。’
“‘谢天谢地。’
“他瞅着我，好像我已经发了疯似的。
“‘谢天谢地，’我又说了一遍，‘这样看来，大概她没有被抓走。她不过是出去一下罢了。’
“‘不过是出去一下，’拉赫曼把我的话重复了一下，‘你出了什么事啦？’他随后问。
“‘他们审问我。我逃跑了。’
“‘是警察吗？’
“‘是盖世太保。事情过去了。回来睡觉啦。’
“‘盖世太保知道你住在哪儿吗？’
“‘如果他们知道，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天亮以前，我就要走。’
“‘稍等一下。’拉赫曼翻检了一阵，回来时拿着几串念珠和圣像。‘这儿，你把这些东西带着。有时候，它们会创造奇迹。它们曾帮助希尔施越过边境。比利牛斯山区的人都笃信宗教。这些东西又是教皇亲自祝福过的。’
“‘当真吗？’
“他的微笑美极了。‘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拯救我们，那么它们就是被上帝亲自祝福过的。再见，施瓦茨。’
“我回到屋里，把东西拾掇好。我感到十分空虚，可是又很紧张，如同一只里面什么也没有的鼓。在海伦的抽屉里，我发现一小包寄给她的信，都是在马赛存局待领[80]的。我不假思索，把它们放进了她的提包里。我也把她在巴黎买的那套晚礼服放了进去。随后，我坐到洗脸盆旁边，旋开了水龙头。我那被烧伤的指甲正隐隐作痛，疼得我难以呼吸。我望着外面湿漉漉的屋顶，什么也不想。
“终于，我听到了海伦的脚步声。她站在门口，活像一个美丽的、被蹂躏过的鬼魂。‘你在干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啦？’
“‘咱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海伦，’我说，‘马上就走。’
“‘是格奥尔格吗？’
“我点点头。我打定主意，尽可能少告诉她一点。
“‘他们把你怎么啦？’她惶恐地问道，向我走来。
“‘他们抓住我。我逃跑了。他们会搜寻我的。’
“‘我们必须要离开吗？’
“‘马上。’
“‘咱们能去哪儿呢？’
“‘西班牙。’
“‘怎么去？’
“‘坐车，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你能把车开快吗？’
“‘行。’
“她退缩了一下。
“‘你疼吗？’她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是谁？我思忖。那是谁？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镇静剂有剩下的吗？’我问。“‘不是很多了。’
“‘我们再去搞一点。’
“‘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她说。
“我站在过道里。房门只打开一条缝。出现的脸，都带着一双双狐猴的眼睛。有的脸，只有一只眼睛，带着歪曲的嘴。拉赫曼穿着一条长长的灰色衬裤，如同蚱蜢一般跳上楼梯，把半瓶干邑白兰地塞在我手里。‘这对你迟早会有用，’他轻轻地说道，‘特优陈酿级的！’
“我当场就痛快地喝了一大口。
“‘你能不能再卖给我一瓶？’我问。‘这里！钱，我可多着咧。’
“我的第一个冲动本来想把格奥尔格的公文包扔掉，可是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从这个皮包里，我找到了一大笔钱——而且更加有用的是，他的护照，以及海伦和我自己的护照。
“我用格奥尔格的衣服包住一块石头，抛进了海港里。随后，我打着手电筒仔细察看了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就走到格雷戈里乌斯的家，将他唤醒了。他肯不肯替我改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换上我的相片呢？起初他很惊恐，一口回绝了。他的营生是‘修正’流亡者的护照，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他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正直，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乱七八糟的局面应当由上帝来负责——但是他以前从来不曾见到过一张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的护照。我告诉他，这不是一幅画，用不着签上他的名字，又说一切责任统统由我来承担，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跟这张护照有过任何的瓜葛。
“‘要是他们严刑拷打你呢？’
“我给他看我的手和脸。‘我在一小时后就要动身，’我说，‘作为一个流亡者，脸又给弄成这副样子，我是十公里都跑不出去的。可我又非得离开法国不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的护照。把相片翻拍一下，拿来粘在盖世太保的护照上。该收多少费用？我有钱。’格雷戈里乌斯最后同意了。
“拉赫曼送来了第二瓶干邑白兰地。我付了钱，回到房里。海伦站在床边的桌子边。原来放着那些信件的抽屉，依然打开着。她砰的一声把它关上了，走到我面前。‘是格奥尔格干的吗？’她问。
“‘是一个委员会。’我说。
“‘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走到窗子那儿。那只猫逃走了。她打开了百叶窗。‘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又说了一遍，带着那种深沉激动的判罪心情，像是一个巫医诅咒他部族的敌人。‘罚他的灵魂今世来生入地狱……’
“我握住她那抓紧的拳头，把她从窗子那儿拉开。‘咱们该走啦。’
“我们走下楼梯。一双双眼睛从每一扇门里盯着我们。有一条灰色的胳膊打了个手势。‘施瓦茨！背包不要拿。警察正在注意这些个背包。我有一只人造革手提箱，又便宜又漂亮……’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手提箱。我需要运气。’
“‘我们的手指会一直交叉着给你祝祷的。’
“海伦已经走在前面了。我可以听到一个在门口避雨的湿淋淋的妓女劝她不要出门，在这样的雨里你接不到什么生意。也好，我想，对我来说，街上不可能太冷落。‘那玩意儿打哪来的？’海伦看见了汽车，便问。‘偷来的，’我说，‘应该能带我们走一程路。上去吧。’
“天色仍然很黑。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了下来。如果踏板上还留着一点血迹的话，这会儿也一定都给冲洗干净了。我在离格雷戈里乌斯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了车。‘站在那边底下，’我跟海伦说，指了指一家出售捕鱼用具商店门口那个悬挂的玻璃遮棚。
“‘我就不能待在汽车里吗？’
“‘不能。要是有人走过来，你就装作正在等候客人。我一会儿就回来。’
“格雷戈里乌斯已经改好了。他的惊恐变成了艺术家的自豪。‘唯一的困难就是那身制服，’他解释着，‘你相片上穿的是便服。因此我就把他的头给切掉了。’
“他先把格奥尔格的照片给撕下来，剪掉他的头和脖子，将那身制服贴在我的相片上，然后把这张剪辑的照片重新拍下来。
“‘纳粹党冲锋队大队长施瓦茨。’他骄傲地说。他已经将那张翻拍的照片弄干，而且粘了上去。‘钢印凸出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验看得很仔细，我只好承认，你就完蛋了——即使是真的，你也一样会完蛋。这是你原来的护照——一点也没有弄坏。’
“他把两张护照以及剪剩下来的格奥尔格的相片都给了我。我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一路把那张相片撕成了碎片，扔在从沟里流走的水中。
“海伦在等着。我查看了一下汽油，油箱里是满满的。要是走运，这点汽油可以让我们开过边境。在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我找到一个小本子，是汽车出境时必须交验的一份证件——已经用过两次了。我下定决心不到汽车被看见过的地方穿越边境。我还找到一张米其林地图、一双手套和一本汽车驾驶员用的欧洲地图集。
“我们在雨里疾驰着。我们还要过几小时才能看到黎明，现在正朝着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方向前进。我打定主意停在大路上等候天亮。‘你要不要让我来开车？’隔了半晌，海伦问。‘瞧你那双手。’
“‘行吗？你还没有睡过咧。’
“‘你也没有睡过嘛。’
“我朝她望着。她似乎精神饱满，心境平和，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何会是这样的。
“‘要来一点儿干邑白兰地吗？’
“‘不。我要开到一个能喝到咖啡的地方去。’
“‘拉赫曼另外又给了我一瓶干邑白兰地呢。’
“我从外衣口袋里把它掏出来。海伦摇了摇头。她刚打过针。
“‘等会儿吧，’她十分轻声地对我说，‘试着睡一会儿。咱们轮流开车好啦。’
“海伦驾驶汽车比我高明。过了片刻，她唱起歌来了，都是些单调幼稚的歌。我一直都很紧张。这会儿，汽车的隆隆声和她轻盈的歌声倒开始叫我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应当睡觉，可是我老是醒着。灰茫茫的乡村飞闪过去，我们不顾灯火管制的条例，开着锃亮的车灯。
“‘你是不是把他杀了？’海伦突然问道。
“‘是的。’
“‘非杀不可？’
“‘是的。’
“我们往前急驰着。我直瞅着马路，各种各样的事情，浮过我的心头。随后，我像石头一样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时间已是清晨，汽车发着嗡嗡的响声，海伦在驾驶，我仿佛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刚才告诉你的全都不是真的。’我说。
“‘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人。’我说。
“‘我知道。’
“她望也没望我一眼。”
18
“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穿着制服的边防警卫站在黑魆魆的风口里，活像戈雅[83]一幅画里的人像。他们行了个军礼，我们把车开到葡萄牙一侧的检查站，他们也一样轻易地让我们通过了。等我们开车起步的时候，有一个警卫从我们后面奔上来，叫嚷着要我们停车。稍稍迟疑了一下，我依从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下一个城镇，这辆汽车也很容易被拦住。我停下车来。我们连呼吸都屏住了。那警卫走到我面前。‘你的carnet [84]，’他说，‘你把它留在办公桌上。你回来的时候会用到它咧。’
“‘多谢你了。’
“在我背后，那小孩子宽慰地舒了一口长气。有一会儿工夫，我自己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眼下你到了葡萄牙啦。’我跟那个孩子说。他慢慢地把一双手从他嘴上挪开，第一次朝座位背后靠下去。一路行来，他一直保持向前弯腰低头的姿势。
“一个个村庄飞闪过去。狗在吠叫。一家铁匠铺的火光在晨曦中闪耀，那铁匠正在给一匹白马钉蹄铁。雨已经不下了。我期待着那种渴望已久的释然之感，可是它并没有到来。海伦默默无言地坐在我身边。我想望幸福，可是我却觉得空虚。
“在里斯本，我给马赛的美国领事馆通了个电话。我把格奥尔格出现之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很好，那我是平安到达了。从他那儿，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诺言：如果签证被核准，他会把它寄到里斯本的领事馆。
“保护我们那么多时日的汽车，现在必须要抛弃了。‘把它卖了。’海伦说。
“‘我就不能把它推到什么地方的海里去吗？’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她说，‘你需要钱。就把它卖了吧。’
“她说得对。把它卖掉很容易。买主跟我说，他可以支付税金，再把汽车漆成黑色。他是一个商人。我用格奥尔格的名义把汽车卖给了他。一星期之后，我看见它安上了葡萄牙的车照。这种汽车，里斯本有好几辆。只因左边挡泥板上稍稍有一点凹痕，我才把它认出来了。格奥尔格的护照，我把它烧了。”
施瓦茨望了下表。“再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了。每个星期，我去一次领事馆。就靠出卖汽车得来的钱，我们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我要海伦尽量享受一下舒适的生活。我们找到一位医生，他帮她弄来了镇静剂。我甚至把她带到赌场里去。我为此租了一套无尾晚礼服。海伦仍然穿她那身从巴黎带来的夜礼服。
“我还给她买了一双金色的拖鞋。我把她原有的拖鞋落在马赛了。你知道那家赌场吗？”
“知道，也算是倒霉。昨天夜里，我就在那边。那是一个错误。”
“我要她赌博，”施瓦茨说，“她赢了。她有着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把赌注随意一掷，那个号码就开出来了。
“那最后的几天简直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在别墅时的那段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了。我们俩都有几分演戏的样子，不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已经完全属于我了，虽然她一小时一小时地从我身边流逝，正在投进那个最残酷的情人的怀抱。但这会儿，她还没有向他投降，可是她已经停止战斗了。有多少个受苦忍痛的黑夜，她哭了。可是接着，又来了那几乎是超凡绝俗的瞬息，甜蜜、悲愁、智慧以及一种没有肉体限制的爱情，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了。‘我亲爱的，’有一天夜里她跟我说，说这样的话，她只有这么一次，‘咱们不能一起看到你的应许之地[85]了。’
“那天下午，我曾带她去看医生。现在，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反抗的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法抱持住他所爱着的人会有的。
“‘海伦，’我的窒闷的嗓音说，‘咱们怎么啦？’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摇摇头，笑了。‘咱们尽力而为吧，’她说，‘那就够了。’
“后来有一天，领事馆里有人告诉我，那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两张签证寄来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酒醉之后忽然发出的奇想，居然产生了不管多少次拼命的恳求也达不到的效果。我笑了。真是歇斯底里。如果你能笑，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对吗？”
“有时候，我们却非得不笑才行咧。”我说。
“怪就怪在，最后那几天里，我们竟笑得那么厉害，”施瓦茨接着说道，“我们仿佛待在一个港口里，哪一边来的风都吹不到。苦痛已经溜走，眼泪已经没有，我们的哀愁变得那么清澈明净，跟一种叫人啼笑皆非、消沉抑郁的欢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小公寓。我带着难以置信的盲目，继续进行着逃往美国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条船也没有，随后，终于宣布有一班轮船就要启航了。我把最后一幅德加的画卖了出去，买进了两张船票。我很高兴。我想我们是得救了。不管那重重艰险！不管那医生的话！
“船期又延了几天。后来，就是在前天，我又到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去了一趟。轮船决定在今天开船。我告诉了海伦，然后自己出去买了点零星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却已经死了。房间里的镜子，统统被砸了个稀烂。她的夜礼服，也被撕碎了扔在地板上。她就躺在夜礼服旁边，她并没有躺在床上。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被一个窃贼谋害了。随后，我又当她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务杀死的。可是，他要追捕的是我，而不是她。后来，看到除了镜子和夜礼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损坏的时候，我这才明白了。我记起我曾经交给她的那点毒药，据她说已经弄丢了。我站在那儿，定睛观看，随后，我找找有没有遗书。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不留片言只字，就这样走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能。”我说。
“你理解？”
“是啊，”我答道，“她能写些什么呢？”
“总有可写的嘛。什么原因。或者……”
他不说下去了。他大概正在想着那最后的话，爱情的最后的标记，以及他说不定可以把它一起带进他寂寞中去的什么东西。多少传统的想法，他都已经摒弃了，可是这一点分明还没有。
“她要是一动笔，”我说，“那是怎么也写不完的。干脆不写，她告诉你的反而比她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多。”
他思忖了一会。“你有没有看见旅行社里的那块指示牌？”他随后咕咕哝哝地说。“延迟了二十四小时。如果她知道，她准会多活一天的。”
“不会。”
“她不愿意去。所以她才寻了短见！”
我摇了摇头。“她再也受不了这个痛苦了。”我说。
“那我不信，”他答道，“为什么正当有关远行的事统统都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她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还是，她难道想到了由于她害着病，美国将不准她入境？”
“这一点，我们能不能让一个将死的女人去决定呢？那时候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说。“依我看，我们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直瞪瞪瞅着我。“她已经竭尽所能，能支撑多久就已经支撑多久了，”我说，“为了你的缘故，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的缘故。她一知道你已经得救，她便不想再活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那么瞎了眼，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一个劲地硬要到美国去，那又会怎么样呢？”
“施瓦茨先生，”我说，“那也治不了她的。”
他古怪地动了动脑袋。“她已经死了，”他低声说着，“而蓦然间，仿佛她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似的。我瞅着她，没有一点反应。我到底干了什么？是我杀死了她，还是我给了她幸福？她爱我吗？还是我仅仅是一根拐杖，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依仗一下？我找不到一个答案。”
“难道你非要找到一个答案不成？”
“不，”他说，“原谅我。大概不是。”
“没有什么答案。从来也没有——除了你自己做出的那一个。”
“我把故事讲给你听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因为我非得弄个明白不可。我一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一个毫无用处的、妻子不忠的丈夫的生活，一个凶手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你喜欢，那也是一个恋爱中的男人的生活，或者，如果投合你的心意，那也是一个圣人的生活。可是，名字有什么用处呢？那是你过去的生活。这不就够了吗？”
“的确是这样！可是现在呢？”
“你能生存多久，它就能保留多久。”
“保存这段生活往事的只有我们，”施瓦茨轻轻地说着，“你和我，此外一个也没有了。”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千万不要忘记这段经历。总得有人把它保留下来。不该让它消失。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在我这儿，是不安全的。可是，千万不该让它消失。它必须继续保存下去。在你那儿，是安全的。”
尽管我抱着怀疑态度，可还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忽然涌上心来。这个人到底要什么？他是不是要把他的往事跟他的护照一起遗赠给我？他是不是打算自杀？
“为什么在你那里它就会消失呢？”我问道。“你还要活下去，施瓦茨先生。”
“我不会自杀，”施瓦茨不动声色地答道，“只要我知道那个笑眯眯仍然活着，我就不会自杀。可是，我的心意却是试图摧毁这个记忆，把它嚼烂，把它弄碎，把它篡改，把它驯化，使它变成一种我能据以生活下去的东西。甚至几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可能把今天告诉你的话讲给你听了。我之所以要你听我讲，原因就在这里。你不会将它篡改，因为对你来说，它不会带来危险。而它总得有个地方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忽然他显出十分孤独凄凉的样子。“总得有人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至少保存一段时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护照，往我面前一搁。
“这儿还有海伦的一张护照。两张船票你都已经拿了。现在你又弄到了美国签证。两个人的。”一丝朦胧的笑意掠过他的脸上，他不吱声了。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两张护照。费了好大的劲，我才勉强问了这么一句话：“难道你当真再也不需要这两张护照了吗？”
“你不妨拿你的一张来跟我交换，”他说，“我还要用一用，也只消一两天工夫。仅仅是为了出境。”
我瞅着他。
“在外籍志愿兵团里，他们是不会查看护照的。我用不着告诉你，他们容许流亡者去参加。只要像笑眯眯之流的野蛮人仍然活着，那么自杀将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那就糟蹋了一条本来可以用来跟他们战斗的生命。”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护照，递给了他。
“谢谢你，”我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你，施瓦茨先生。”
“另外，还有一点儿钱。我用不着那么多。”施瓦茨看了看表。“你能不能再替我做一件事？过半小时，他们就要来运走她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好的。”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走出屋子，进入了绝妙的清晨。
外面停着那艘轮船，白皑皑、晃悠悠地浮在塔霍河上。
我站在那个房间里，挨在施瓦茨旁边。镜子的框架依旧吊在那儿——空空的。打碎的玻璃都已经扫清了。“昨天夜里，我是不是应该跟她在一起？”施瓦茨问。
“你是跟她在一起啊。”
那女人躺在棺材里，凡是死人总是这个样，她的脸看上去是无限的超脱。什么都与她无关了，施瓦茨也好，我也好，她自己也好。无法想象她从前的模样。躺在那儿的，是一尊塑像，只有施瓦茨一个人才留有她呼吸时的印象。可是，施瓦茨现在却相信我也跟他有同样的印象。
“几封信……”他说。“就在昨天……”
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几封信。
“这些信我都没有看过，”他说，“把它们拿走。”
我拿了信，正想把它们放进棺材里。随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这么做——此刻，这个死了的女人毕竟只属于施瓦茨一个人，或者他相信是这样。别人的来信已经变得毫不相干——他不需要她将它们带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它们毁掉，因为它们到底曾经是属于她的。“由我拿着吧，”我说着，便把信藏进了口袋，“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它们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张你可以用来买一盆汤的零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