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诺威！好家伙！多远的路哪！’
“‘是的，是有好一段路程呢。可是，谁愿意在家乡附近度假呢？’
“那个猎人笑了起来。‘那倒是事实。论天气，你还算是幸运的。’
“我感觉到我的衬衫已经粘在我的背上了。‘是的，天气倒真是好极了，不过还热得有点像仲夏。’
“他们三个人又重新拾起那关于寡妇普夫德纳的话题。过了几站，他们都下去了，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火车正在经过欧洲最美丽的乡村风景之一，可是我没有看到多少风景。我被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感觉制服了，那是悔恨，是害怕，是绝望。我到底为什么要越过边境？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我那个角落，眼睛眺望着窗外。我是一个囚徒，是我自己让锁咔嗒一声扣上了。我一直在想，我还是走下火车，当夜就设法回到瑞士去。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的左手一把抓住了我口袋里那张已经亡故的施瓦茨的护照，仿佛它会给我力量似的。我反复告诉自己，这会儿下车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处，我越是深入内地，我将越是安全。我决定通宵都乘火车。在火车上，人家来查问你证件的可能性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大。
“临到惊慌失措的时刻，你往往会觉得有盏聚光灯照在你身上，会觉得除了搜捕你以外，谁也不会干别的任何事情。
“我闭上了眼睛。要我向惊慌失措屈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大了，因为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明白，现在我让步一厘米，那么临到我真正陷入险境的时候，这一厘米就会变为一米。我对我自己说，没有什么人在找我，现政权对我不会比对沙漠里的一铲沙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可疑之处。这当然是事实。我跟周围的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长着白皙皮肤、金黄头发、碧绿眼睛的雅利安人是德国的神奇传说。你不妨看一看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那些头儿们[23]—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自己那套欺人之谈活生生的反证。
“到了慕尼黑，我第一次离开车站的候车室，强迫自己出去散步一小时。我不熟悉这个城市，因此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认识我。我到方济各酒馆去吃饭。那个地方挤满了客人。我找了张空桌子，一个人坐下来倾听着。没过几分钟，有个满头大汗的矮胖子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了。他要了啤酒和炖牛肉，打开了报纸。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看一看德国的报纸。这会儿我才买来两份。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德文书报了，现在听着周围的人个个都在讲德语，仍然仿佛感到有点儿不习惯。
“社论是令人讨厌的，里面尽是残杀成性、狂妄自大的谎言。外头整个世界全被描绘为堕落、奸诈和愚蠢，除了让德国吞并以外，别的用处似乎一点也没有。这些报纸都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小报，它们曾经都享有过很高的声誉。
“我仔细观察跟我同桌的那个人。他吃着菜，喝着酒，看着报纸，津津有味。我环顾四周。很多客人都在看报，从任何人脸上，我都探测不出一丁点儿嫌恶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他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他们看来，仿佛就像他们喝的啤酒一样正常。
“我继续看着报，后来在简明新闻栏里发现了一条关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消息。洛特街上有幢房子着火了。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条街。它从黑格尔门的城墙外面开始，一直往城外伸展出去。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我在国外时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孤独感。
“我的心情在震惊和宿命论的冷漠之间起伏波动，但是很快我就习惯了。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安全。我越是逼近奥斯纳布吕克，危险就越是会增加。这一点我知道。那边会有从前认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人。
“为了避免在旅馆里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买了一只便宜的手提箱，还有一些短途旅行中必备的常用物品。于是，我又搭上了火车。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样跟我的妻子见上面，我每过几分钟就改变一下我的计划。我只好听天由命，我甚至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屈服于她的家庭——都是些忠诚拥护纳粹政权的人——而跟别人结了婚。看了这些报纸，我实在没法肯定，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相信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毫无可能进行比较的情况之下。外国的报纸，在德国是要受到严格的审查的。
“到了德国境内的明斯特[24]，我找到了一家很普通的旅馆。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下去，夜里不睡觉，白天就往这儿那儿随便打个盹。我非得冒个险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可，去旅馆借宿是要向警察局报告的。你知道明斯特这个地方吗？”
“稍微知道一点，”我说，“那儿是不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很多教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5]就在那儿签订的？”
施瓦茨点点头。“1648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就在三十年战争[26]结束以后。有谁知道这一次战争要打多久？”
“要是照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是不会太长久的。德国人只花了四个星期就把法国给征服了。”
侍者走过来，说这个地方就要打烊了，别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会儿仍然开着的？”施瓦茨问。
里斯本不太有什么夜生活，那侍者告诉我们。可是当施瓦茨给了他一些小费的时候，他却又说他知道一个地方，非常秘密，是一家俄国人开的夜总会。“时髦极了。”
“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我问。
“当然会让你们进去的，先生。我的意思只是说，上那边去的女士可都时髦极了。什么国籍都有。也有德国人。”
“那地方一直开到什么时候？”
“只要有客人，它就开着。夜里的这个时候，客人总是不少。眼下，多的是德国人。”
“什么样的德国人？”
“就是德国人嘛。”
“有钱的？”
“当然，”那侍者笑了起来，“那个地方可不便宜咧。可就是招待得挺好。你们只说是曼努埃尔指点你们来的。这样，你们就用不着告诉他们别的了。”
“难道你照例非得告诉他们一点什么事不成吗？”
“不。那儿看门的会拿给你一张会员卡，让你填上一个化名。也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
“听上去倒挺不错。”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慢慢地走下那带着梯级的街道。一幢幢灰白色的房子，好像相互伏在肩膀上沉沉睡着了。从这些房子的窗口里，你可以听到里头那些用不着为护照而烦恼的人们的呻吟声、打鼾声和呼吸声。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也比白天响多了。“那灯光，”施瓦茨说，“灯光也会叫你吃惊吗？”
“会的。我们仍然习惯于灯火管制的欧洲。我总是这样想，有人忘了把灯火熄灭，敌机随时都会来空袭。”
施瓦茨立定下来。“光，原是上帝作为一件礼物赐给我们的，”他激动地说，“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点属于上帝的东西。可现在，我们把光掩蔽起来，就因为我们把心里那点属于上帝的东西扼杀了。”
“根据我记得的那个故事，”我说，“众神并没有把火送给人类。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偷来的。为了报复，众神让他得了个肝硬化的慢性病。”
施瓦茨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久很久不说笑话了。人们一说笑话，就会把事物的体量给缩小的。”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如果它能够透进一线希望的光来，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你说得对。我忘了你是想离开这儿的了。一个想离开这儿的人，哪里会有时间去考虑事物的体量呢？”
“你不是也想离开吗？”
施瓦茨摇了摇头。“已经不想啦。我是要回去了。”
“去哪儿？”我惊奇地问。我不能相信，他的意思是想第二次回到德国去。
“回去，”他说，“我待会儿会向你解释的。”
3
这家夜总会就是典型的1917年革命以来白俄们在欧洲各地开设的夜总会那样。侍者往往全是从前的贵族，合唱队全是由从前的近卫军官组成的，这类场所都收取很高的费用，而且都有一种忧郁的气氛。
除此以外，它们全都灯光暗淡，这一点我倒是估计到了。正如那个侍者说的一样，里边有德国人，这些德国人肯定都不是流亡者。他们大概是密探，是德国使馆的人员，或者是德国公司的雇工。
“这些俄国人，”施瓦茨说，“在安家立业方面比我们更有成就。一点不错，他们先走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流亡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终身的经历。”
“他们是第一批流亡者，”我答道，“人们还在为他们惋惜呢。他们弄到了工作许可和其他证件，南森护照[27]。等我们到来的时候，世界上储存的怜悯早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成了叫人厌恶的东西，成了白蚁，几乎谁也不为我们说一句好话。我们没有权利工作，没有权利生存，而且我们也没有证件。”
我们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不安。这大概是对这间关得很严、帘幔挂得很厚实的屋子的反应，也是由于我知道这里有德国人，而且我坐的位子离门口又太远，不容易逃跑。我老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不论到哪儿，总是挑一个靠近出口处的地方就座。还有一个使我紧张不安的原因是，我从这儿看不见那条船。说不定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当天夜里它就提前出航了。
施瓦茨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两张船票放在我的面前。“把这个拿去，我不是奴隶监工。把这个拿去，要是你愿意，你就走吧。”
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天下所有的时间。”
施瓦茨没有搭理。他等着。我把那两张船票拿过来，放进了口袋。
“我安排好乘这样一班火车，”他接着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要在薄暮时分到达奥斯纳布吕克。我好像觉得这会儿才越过边境。在这以前，人啊，东西啊，即使是在我的故土，对我来说也都陌生得很。可是这会儿，每一棵树都开始说话了。火车经过的村子我都熟悉，不是我在上小学时去过那儿远足，便是我在认识海伦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跟她一块儿去玩过。我当年很喜爱这个乡村，正像我喜爱那座有着房屋和花园的城市一样。
“在这以前，我的恐惧都是抽象的，都是一个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使我麻痹了，把我变成了石头。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把它仔细地考虑一番。事实上，我也害怕这样做。可是这会儿，蓦然地，一些细小的东西都开始说话了，和恐惧毫无关系而又构成恐惧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
“乡村并没有改变。它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在残阳的照耀下，尖塔仍然发出淡莹莹的绿锈般的光泽，河流仍然倒映着天空。这都使我记起从前我出去钓鱼，梦想在他乡异地冒险的那些日子——不错，那样的事情我确实经历过很多，可是和我想象中的情况却不完全一个样。蝴蝶和蜻蜓蹁跹飞舞的牧草地并没有改变，栽着树木、开着野花的丘陵也是旧貌依然。它们跟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完全相同，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我的青春——那些日子可以说已经被埋葬了，如果我要用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说准备重新发现那段时光，或是我要争取更加乐观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能玷污这番景色。从火车上，我没有看见多少人，而且也没有看见穿制服的，仅仅看见那乡村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站长家小小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它们全跟以往一个样，‘麻风病’并没有侵蚀到它们。它们攀缘在木制的棚架上，和法国的那些花朵一样。牧草地上站着许多奶牛，也跟瑞士的牧草地一样，棕的、黑的和白的——没有什么万字——同样有着苍老而坚韧的眼睛。我看见一只白鹳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翻飞，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这种样子。只有人改变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出来，而且也理解不了。再说，它们也并不像我可笑地设想的那样，一概都不同了。车厢里一会儿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穿制服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人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谈话跟我在法国和瑞士经常听到的差不多——关于什么天气啊，收成啊，当天发生的大事啊，还有担心战争的爆发啊。对于战争，他们也是害怕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德国国外，每个人都知道是德国要发动战争，而在这里，我却听说是别的国家要把战争强加在德国头上。几乎人人都拥护和平，每逢战争爆发之前，人们总是这样的。
“火车停站了。我跟着人群，一起挤出大门。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以来，车站内部没有什么改变。跟我记忆中的相比，它仿佛只是显得小了一些，尘灰多了一些。
“我一踏进车站广场，刚才在寻思的那些事情统统都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夜幕正在降临，空气湿乎乎的，好像才下过一场雨。我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我知道，从这以后，我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同时，我又觉得什么意外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好比我站在一口玻璃钟的底下，这口钟可以保护我，但是也可能随时裂得粉碎。
“我回到售票处的窗口，买了一张回明斯特的车票。我不能住在奥斯纳布吕克。这太危险了。‘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我问售票员，那个人坐在窗洞里面，沐浴在黄橙橙的灯光里，光秃秃的脑瓜闪闪发亮，活像一尊小镇上的弥勒佛，十分安全，不受外界一切变动的干扰。
“‘一班是九点二十分，还有一班是十一点十二分。’
“我走到一台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要有张车票放在手头，万一在开车之前我就得迅速脱身，也好有个方便。一般说来，站台原也不是一个好的隐蔽场所，可是往往有几个站台可以供你挑选——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三个——你不妨跳上一班就要开出的火车，向列车员解释说，是你搞错了，补张票，到下一站下车。
“我决定跟从前一个朋友通个电话，这个人我知道他并不拥护纳粹政权。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语调，可以让我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我不敢直接同我妻子通话，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公用电话间里，面前放着一本电话号码簿。我翻过一页页肮脏揉皱的书角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够听到，我甚至认为连别人也听得到，于是便伛下身子，免得让人家认出来。我心不在焉地翻到了自己原来那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名字，仍然是那个电话号码，可是地址却已经改变了。里斯穆勒广场现在叫希特勒广场。
“我一看到那个地址，就仿佛觉得电话间里这个阴惨暗淡的灯泡忽然发出百倍强烈的光芒。我抬起头来观望，感到外面已是黑夜，而我自己却正站在一间灯光熠耀的玻璃亭里，或是站在一盏探照灯照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的愚蠢行为。
“我走出电话间，穿过半暗的车站。蔚蓝的天空和‘力量来自欢乐’[28]的海报上面那些愉快的脸蛋，威胁地向我俯视着。准是有一两班火车已经进站了，一大群旅客正在从楼梯上涌上来。一个党卫队员离开人群，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没有逃跑。说不定他是在找别人。可是他就在我面前立定了，而且直瞪瞪盯着我的脸。‘对不起，’他说，‘您有火吗？’
“‘火？’我重复着。于是急忙答道：‘有，当然！火柴！’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
“‘干吗要找火柴？’那个党卫队员惊奇地问。‘你的纸烟还燃着呢。’
“我连自己正在吸烟都没想到。我递过烟去。他用自己的纸烟顶住我那闪闪发亮的烟头，同时抽着。‘你抽的是什么烟？’他问。‘味道有点像雪茄。’
“那是高卢牌香烟。我在穿越边境前买了几包。‘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我说，‘法国货。黑烟草。他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对我来说，这号烟也太烈了。’
“那党卫队员笑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再吸烟了。像元首那样。不过，这样做也不容易，特别是像眼下这种时势！’他行了个礼，走了。”
施瓦茨有气没力地微微一笑。“当我还是一个人，有权利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时候，我对作家们描写恐惧的那种表现手法，往往表示怀疑——说什么受到恐惧袭击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啦，他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啦，冰冷的寒战传遍他的脊梁啦，浑身冒着大汗啦，我认为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俗套文章。也许是这样。可是，那倒也是真情实况。我现在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滋味，虽然在我淳朴无知的年代，这种情况曾经叫我发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你们两位先生想找个伴儿吗？”
“不。”
他朝我伛下身子。“在你们回答‘不’字以前，可否让我提请你们注意那两位坐在吧台边的女士？”
我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似乎长得很健壮。两个人都穿着紧窄贴身的夜礼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蛋。“不。”我又说了一遍。
“她们都是贵妇，”那侍者说，“右边那一位是德国人。”
“是她叫你来的吗？”
“不，先生，”侍者答道，露出一抹叫人消除疑虑的天真微笑，“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吧。那就别提了。你还是给我们来点吃的东西吧。”
“他要干吗？”施瓦茨问。
“他要把我们拴在玛塔·哈里[29]的孙女身上。你一定是小费给太多了。”
“我连账都还没有付咧。你以为她们是特务吗？”
“很可能。可都是冲着世界上那个真正的‘国际人物’——金钱。”
“是德国人吗？”
“其中一个是。”那侍者说。
“你以为她是被派遣来哄骗德国人回去的吗？”
“我有点怀疑。眼下这类事情在俄国人身上发生得更多。”
那侍者把一碟开胃小菜给送来了，这道菜是我点的，因为酒劲上来了。我打定主意要保持清醒和机警。“你不想吃东西吗？”我问施瓦茨。
他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烟卷会泄露我的秘密，”他说，“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彻底检查了一遍。我的火柴也是从法国带来的。我把它跟剩下的纸烟一起扔掉，另外买了德国产的。后来我又记起来，我的护照上有法国的入境印章和签证，万一查问，我也不难说明这些法国烟卷的来源。我浑身大汗，并且为了这样害怕而跟自己大发雷霆。我重新回到公用电话间去。
“我必须再等一会儿。有个女人佩戴着很大一个党徽，连续拨了两个号码，大声发着命令。第三个号码没有接通。那女人走了出来，一副妄自尊大、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拨通了一个朋友家的号码。那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嗓音。‘能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吗？’我发现我的嗓音有点儿沙哑。
“‘请问您是哪一位？’那女人问道。
“‘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女仆，但是信任她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个错误。
“‘请问尊姓大名！’那女人说。
“‘我是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答道，‘请你就去跟他这样说吧。有紧急的事。’
“‘我很抱歉，’那女人的嗓音答道，‘要是您不肯告诉我尊姓大名，我是没法为您去通报的。’
“‘你得破个例啊，’我说，‘马顿斯医生正在等着我的电话呐。’
“‘既然是这样，那您当然可以把尊姓大名告诉我了……’
“我急得没办法，便拼命地搜索枯肠。随后，我听到那边把话筒给挂上了。
“我站在灰暗的车站里，风在其中穿梭。我的第一步，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可就走错了，于是，第二步该怎么走，我便心中无数了。也许我应当直接打个电话给海伦，她家里人会听出我的嗓音来，这个险我只得冒一下了。我不妨另外讲一个姓名，可是讲什么姓名呢？就说是马顿斯医生吧——那会儿别的姓名我一个也想不出来。我迟疑着。随后有个主意浮上我心头，那么清楚明白，即使我十岁时的一刹那间也会闪现出来。干吗不给马顿斯医生打个电话去，就把我小舅子的姓名冒用一下呢？马顿斯跟他挺熟悉，十年前就对他十分厌恶。
“还是原先那个女人来接电话。‘我是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我精神勃发地说道，‘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
“‘刚才有过一个电话，就是先生您打来的吗？’
“‘我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我要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马上去请他来！’
“‘是，’那个女人说，‘请等一下。’”
施瓦茨瞅着我。“在电话里等待逃生的时候，听着听筒里那种可怕而轻柔的嗡嗡声，这你体验过没有？”
我点点头。“你等待的甚至不一定是逃生。也可能是你试图赶走的那种空虚之感。”
施瓦茨继续讲他的故事。“‘我是马顿斯医生。’我最后听到那边开腔了。我又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要是在从前肯定会叫我发笑的。而那时，我的喉咙焦干了。
“‘鲁道夫。’后来我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鲁道夫，’我说，‘我是海伦·于尔根斯的亲属。’
“‘我不明白。难道你不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吗？’
“‘我是想打电话给他，鲁道夫。要找海伦·于尔根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嗓音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道，‘有个病人我才诊断了一半……’
“‘我能不能上你的诊所去，鲁道夫？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你到底要干吗？你是谁，我甚至还不知道，可你……’
“‘老沙特汉德。’我说。
“我突然记起童年时，我们在扮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彼此称呼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从卡尔·梅[30]的小说里找来的，十二岁那年我们都曾贪婪地阅读这些小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听到。随后，马顿斯轻轻地说：‘那是什么意思？’
“‘温内图，’我答道，‘你把从前的名字都给忘了吗？哎呀，那些都是元首爱读的书嘛。’
“‘那是事实。’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床头总是放着三四十卷卡尔·梅的作品。这些描写印第安人、用陷阱捕兽的人、打猎的人的小说，连十五岁的孩子都认为有点儿荒谬可笑的，却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温内图？’马顿斯用怀疑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非得来见你不可。’
“‘我不明白。你在哪儿？’
“‘这儿。在奥斯纳布吕克。我们能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马顿斯呆板地说。
“‘我有病。能上你那儿请你诊断一下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顿斯说，他这种嗓音，说明他已经决定好怎么办了。‘如果你有病，就到我这里来见我。干吗还要费事打电话啊？’
“‘什么时候？’
“‘最好是七点半。七点半，’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提前！’
“‘好。那我到七点半来看你。’
“我把电话挂好。我满身是汗。我慢悠悠地朝出口处走去。一弯苍白的半月从云层中稍微露出来了一会儿。只消再过一星期，我想，它就会成为一轮新月。正是穿越边境的好时机。我看了看表。还有三刻钟。最好是离开这个车站。凡是在车站周围闲荡的人，往往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走的是光线最暗、行人最少的街道。这条路通向古老的城墙。有一段已经给平整了，还栽上了高大的树木。另外那沿河的一段，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我顺着城墙，穿过广场，经过圣心教堂。
“从城墙的上层，你可以越过河面，眺望城里的房顶和高楼。大教堂那巴洛克式的穹顶，在摇曳的月光中闪烁。我熟悉这片景色。它被复印在成千张风景明信片上。我也熟悉河水的气味，熟悉城墙边缘那条马路上的菩提树的味道。
“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树木中间的长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河流和城市的景色。我在一条空着的长凳上坐下了，为了消磨那去见马顿斯以前的半个小时。
“大教堂里的钟开始敲响了。我心里十分烦躁，只觉得那钟声的振荡确确实实震撼着我。好似在观看一场无形的网球比赛，运动员的一方是我非常熟悉的旧我，他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考虑自己的处境。另一方是新我，他勇敢大胆，甘冒生命的危险，好像没有其他可能的出路——一场古怪的精神分裂的竞赛，由一个冷静客观的人当裁判，这个人尽管毫不偏私，心底里却希望那个新我能够取得胜利。
“我记得那半个小时里的一切详情细节。我甚至还记得对自己做出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表示的惊奇。倒好像我正站在一间四壁镶有镜子的屋子里，这些镜子漫无穷极、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前前后后地照射出我的形象，而在每一个映影后面，我都发现另一个映影，俯临在前一个映影的肩膀上。这些镜子似乎陈旧灰暗，因此我也看不清楚那些形象的表情到底是迟疑，是悲伤，还是满怀着希望。照出来的形象都被闪着银光的昏黑弄模糊了。
“一个女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而且我也不清楚这个野蛮政权眼下是不是连这些事情也都要变成军事训练了。因此我站起身来，走了。我听到那个女人在我背后笑着，我后来一直没有忘记在奥斯纳布吕克池堤上那个陌生女人轻盈、相当傲慢，却又表示同情的笑声。”
4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株叶子又长又韧的植物。桌子上搁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印的图像里有纳粹党的要人、兵士以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马顿斯站在门口。他直瞪瞪瞅着我，然后摘下了眼镜，眨巴着眼睛。候诊室的光线很暗淡。他起初认不出是我，大概因为我留了小胡子。
“‘是我，鲁道夫，’我说，‘是约瑟夫。’
“他向我打了个手势，叫我说话轻声些。‘你打哪儿来的？’他悄悄地说。
“我耸了耸肩膀。那有什么关系吗？‘我来啦，’我说，‘你一定得帮助我。’
“他朝我望着。他那双近视眼，在暗淡的光线里，看上去仿佛是养在碗里的一条鱼的眼睛。‘你到这儿来是得到许可的吗？’
“‘只得到我自己的许可。’
“‘你怎么穿过边境来的？’
“‘那没有关系。我来是要看看海伦。’
“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你来原来为的是这个吗？’
“‘是啊。’我说。
“我突然觉得镇静下来了。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本来一直在发抖。这会儿，我的烦恼激动统统都消失了。眼下的问题是，要让我那位给弄得焦躁不安的朋友镇静下来。
“‘就是来看看海伦？’他问。
“‘是啊，来看看海伦。可你一定得帮助我。’
“‘天哪！’他说。
“‘难道她已经死了吗？’我问。
“‘不，她没有死。’
“‘她在城里吗？’
“‘在。至少她一星期前还在城里。’
“‘我们能在这儿谈话吗？’我问。
“马顿斯点点头。‘我把我的接待员打发走了。如果有什么病人上门来，我也可以把他们给打发走。我不能请你到我家里去。我已经结婚了。两年前，你总懂的……’
“我懂。在这个千年帝国[31]，亲戚家属都是不能信任的。告密，被德国的救世主们看作是民族的美德。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密告我的，是我妻子的弟弟。
“‘我的妻子不是党员，’马顿斯急忙说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他慌慌张张地瞅着我——‘讨论过像眼下这样的事情。她有些什么想法，我没有确切的把握。请到里面来吧。’
“他推开了诊察室的门，随手就把它锁上了。‘让它开着吧，’我说，‘一间锁上了门的屋子，比我们万一被人看见更会引起怀疑。’
“他把钥匙从锁孔里往回转了一下，望着我。‘约瑟夫，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偷偷过来的吗？’
“‘是的。可你用不着把我隐藏起来。我住在城外一家旅馆里。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让海伦知道我已经来到了这儿。五年来，我没有接到过她一封信。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甚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再婚了。如果她已经……’
“‘你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啊，’我惊讶地答道，‘不是为了这个，我干吗要回来？’
“‘我们一定得把你隐藏起来，’他说，‘你不妨在这张长沙发椅上宿一夜。七点以前，我会把你唤醒。七点，那个女佣人就要进来打扫。八点过后，你可以回来。不到十一点，不会有病人上门的。’
“‘她有没有再婚？’我问。
“‘海伦吗？’他摇了摇头。‘我甚至认为她还没有跟你离婚呢。’
“‘她眼下住在哪儿？还是从前那套公寓吗？’
“‘我想是的。’
“‘有人跟她住在一起吗？’
“‘是的。’
“‘和谁？是和她母亲、妹妹、弟弟，或者别的什么亲属吗？’
“‘那我没把握。’
“‘你一定得打听清楚，’我说，‘而且你一定得告诉她，我已经来到了这儿。’
“‘你干吗不自己去告诉她呢？’马顿斯问。‘电话就在那边。’
“‘万一她不是一个人在家呢？如果她弟弟在那里，那怎么办？他已经密告过我一次了。’
“‘这倒是事实。她大概也跟我一样会目瞪口呆。那样就有可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来。’
“‘我甚至还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鲁道夫。已经有五年了，可我们的婚姻生活却只有四年。五年比四年长——而分离比在一块儿生活更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我不懂。’他说。
“‘这一点我能明白。我对自己也还搞不懂呢。我们过的生活不一样。’
“‘你干吗不写信给她？’
“‘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鲁道夫。快去找找海伦。跟她谈一谈。看看她有些什么想法。如果情况还不坏，你就告诉她我在这儿，并且问问她我们怎么样见面。’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
“又刮风了，摇曳的树枝把晃动的阴影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号叫的机器上，以及他们背后教堂墙头那静谧的雕像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32]。听众的脸都全神贯注，样子也变了。那自动装置向他们叫嚣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处于一种奇妙的催眠状态，向这个脱离肉体的嗓音欢呼喝彩，倒像它是一个活人似的。这个场景，在我看来，这恰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那邪恶如恶魔般的暴民精神，也代表了所有跟着口号走的受惊的、歇斯底里的人群。至于那些口号来自右派还是来自左派都无所谓，只要它们能使群众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就行。
“我没有料到大教堂里会有这么许多人。后来我才记起，五月的每天晚上都要望弥撒。有一会儿，我在思忖新教的教堂是不是会好些，可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它们会不会还开着。我挤到门口近旁一张空着的靠背长椅上。圣坛上亮着辉煌的烛光，可是教堂的其他部分却显得阴森暗淡，人家要把我认出来也不太容易。
“一个神甫身处焚香的烟霭和蜡烛的光芒中在圣坛周围走动，周围几个辅祭穿着红色的教袍和白色的法衣，其中有一个正摇动着烟霭袅袅的香炉。我听着管风琴和唱歌的声音，仿佛觉得我正在望着跟外面的那些同样的变了形的脸，同样的梦游病患者似的出神的眼睛，眼睛里洋溢着毫不怀疑的信仰和想不负责任而安全存身的那种渴望。教堂里的气氛比外面的更幽雅，更温和。可是，这种劝说我们爱上帝、爱邻人的宗教，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温和：在漫长的黑暗时代，它也曾经流过大量的鲜血。它一旦不再受人迫害，就马上反过来，开始用火，用剑，用酷刑去迫害他人。海伦的弟弟在集中营里审问我的那一回，就提到过这一点：‘我们采用了你们教会的方法。你们的宗教裁判所用上帝的名义来严刑拷问，教育我们该怎么样去对付信仰的敌人。其实，我们倒并没有那么残酷：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把人活活烧死。’他向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正被吊在一个十字架上——那是他们威逼犯人招供的较轻的刑罚之一。
“站在圣坛那儿的神甫举起那金色的圣体盒，为在场的信徒们祝福。我纹丝不动地坐着，可是仿佛觉得自己漂浮在一个满是炉香、抚慰和亮光的温水浴缸里。接着，最后一支圣歌开始演奏了：‘愿汝在今夜成为我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这支歌，我小时候唱过。那时候，夜晚的黑暗让我恐惧——现在，让我害怕的却是亮光。
“人们开始离开教堂。我还要等一刻钟。我溜到撑住拱顶的一根大柱子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海伦。最初，我没认出是她，因为我没料到她会在这儿。后来，她打我身边走过了几步路，到了一处人群已经不太拥挤的地方，从她向前走时摆动肩膀的样子，我才认出她来。她好像没有碰到别人，而是在人群的缝隙中悄悄溜过去似的。蓦然间，她差不多摆脱了人群，在那条宽阔的中央通道上站住了。映衬在烛光和高大的罗马风格窗户那蓝里带红的黝黯色彩中，她看上去娇小苗条，好像茫然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来，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不敢打招呼。人还是太多了，一打招呼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仍然活着，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她没有死，也没有生病。在我们这种处境，这往往是第一个念头。你感到惊奇，某样东西居然还跟从前一样——某人居然还在那儿。
“她急匆匆朝唱诗班那儿走去。我悄悄离开靠背长椅，走出来，跟着她。到了圣餐围栏旁边，她立定了，转过身来。她朝那些仍然跪在靠背长椅行列里的人们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后慢慢地顺着通道往回走。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她肯定能在一排靠背长椅间发现我，所以她在我身边走过，挨得那么近，我们差一点就要触碰到了。我跟着她。等她再一次立定下来的时候，我也在她背后站住了。‘海伦，’我说，‘不要回过头来。走到外面去。我会跟在你后边。千万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在这儿。’
“她一阵哆嗦，好像被人打了一下，可是她继续往前走着。她究竟干吗要到这儿来呢？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很可能会被人认出来。可是我自己，原先也并不知道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人。
“我看着她在我前面继续往前走，可是我毫无耐心，因为我巴不得尽快走出教堂。她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伸直的脑袋微微侧向一边，仿佛在谛听我的脚步声。我在她后面放慢了脚步，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又不致她走出我的视线。我从经验中学到，你被人认出来，往往只因为你跟别人太靠近了。
“她经过石制的圣水盆，穿过高大的正门。接着，她往左转，沿着大教堂，有一条石板铺砌的宽阔走道，用系在砂岩柱子上的铁链将它同广场分隔开。她跳过铁链，往黑暗中走了几步，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来。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便是我的生命，我全部生命正在我前面走着，明明已经离开了我，随后却突然又回到我的身边，我说的这些又是一堆陈词滥调，这句话既正确，又不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了这种感受，不过，那并不是我的全部感受。我向海伦走过去，向她那黝黑的身影，向她那苍白的脸蛋，向她的眼，向她的嘴，我觉得落在我后边的都是那过去的一切。我们不在一起的岁月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存在着，不过那只是我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你是从哪里来的？’没等我走近她，海伦就问我，那口气简直像怀有敌意。
“‘从法国。’
“‘他们放你进来的？’
“‘不，我是偷越边境过来的。’
“这些问题马顿斯差不多都问过。
“‘为什么？’她问。
“‘来看你。’
“‘你不应该回来！’
“‘我知道。一天又一天，我都对自己说别回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