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小心的。咱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如果你谈得太多，小心也会不起作用。’
“她把一只手搁在我的手上。‘我这才开始意识到你回来了。尽管这是你应该离去的时候。太晚了。’
“‘我也是一样，’我说，‘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太晚啦，’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可现在，你又要离去了。’
“‘并不太晚，’我说，‘而且咱们一直是知道的。要不，我会回来吗，你会等着我吗？’
“‘我没有一直等着你。’她说。
“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一直等着，可是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的。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都绝不遮掩，也毫无防备。要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随时回到这种时刻，到明斯特那闹嚷嚷的饭店里去汲取力量和信心。那将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往里头照一下，它将会给我们照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命运要我们显示的样子，另一个是命运已经把我们变成的样子。
“‘你现在该走啦，’我说，‘小心点儿。汽车不要开得太快。’
“我们站在两排古老的房子中间当风的街上。‘你得小心点儿，’她悄声说道，‘你更需要小心。’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随后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走到火车站去，买了一张前往慕尼黑的车票，还记下了行车的时刻。那天夜里有一班车，我决定就搭那一班车走。
“城里静悄悄的。我经过大教堂，在那里立定下来。在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广场上几幢古老的建筑物。我想起海伦，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可是我对未来的幻想，却跟大教堂那黑魆魆的正门高处的巨大窗户一样，既庞大，又模糊。我带她出去，是不是做对了，我暗自寻思，还是我们将会遭到不幸？我是轻举妄动地犯下了一个罪行，还是我仅仅接受了一份崭新的礼物？或者说不定两者兼而有之？
“旅馆附近，我听到轻轻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两个党卫队员从一所房子的门里出来，推着一个人，走到了街上。就着街灯的光芒，我看见那个人的脸。它又窄又黄，从一边嘴角上有一条黑乎乎的血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流。他头顶光秃，可是两边却长着一片黑发。他眼睛睁得很大，充满着几年来我不曾见到过的那种惶恐。什么声音他都没有发出。那两个党卫队员不耐烦地又是推他，又是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都是悄没声的。这整个场面有着一种压抑怪诞的气氛。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党卫队员都朝我恶狠狠地、挑战似的瞥了一眼，而那个被捕的人却用惊呆的眼神瞪了我一下，做了一个恳求救助的手势，他的嘴唇动了一动，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这是一个跟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情景：权势的奴才，受害者，永远在场的第三者，不肯伸起一根手指去保护受害者的旁观者，他不肯试一试去解救他，因为他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而恰恰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安全往往会受到威胁。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为这个被捕的人做什么。那两个有武器的党卫队员，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制服。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起过一个类似的情景。他看见一个党卫队员正在逮捕并殴打一个犹太人，他就上前去救助。他把那个党卫队员打得人事不省，并且关照那个受害者赶快逃跑。可是，被捕的犹太人却咒骂他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一下，他才真正完蛋了，因为这笔账也要算在他的头上。他一边抽泣，一边去拿水来把党卫队员浇醒了，为的是这个党卫队员可以送他一命归天。这个故事这会儿又回到了我心头，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惊慌恐惧和无能为力感到十二分的羞惭。我觉得当别人正在被杀害的时候，却想到我自己的利益，那是有罪的，也是渺小的。我走到旅馆里，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火车站，虽然时间尚早。坐在候车室里，比起躲在我的旅馆房间里要危险得多，但是我就是要那么干。十足的孩子气，可是担这个风险也叫我稍稍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8
“我走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天，没遇到什么麻烦就到达了奥地利。报纸上尽是谴责、抗议和关于边境事件的一般报道——这些事件当然是由弱小的一方挑起来的——战争之前往往是这样。我看见火车上满载着军队，可是和我交谈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不会发生战争。他们料想会有一个新的《慕尼黑协定》。他们确信欧洲其他的国家都太软弱，太腐败，不敢冒险跟德国作战。这与法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人人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受威胁的一方往往比侵略者知道得更多，也知道得更早。
“我到了费尔德基希，在一家小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时是夏天，正是旅游季节，所以我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两只手提箱使我显得很有气派。我决定舍弃它们，以便轻装前进——背包将是最合适的装备。这一带多的是徒步旅行者。我预付了一星期的房钱。
“第二天我就出发了。在离边境不远的树林中的一片空旷地上，我一直躲到了半夜。我记得先是那些蚊虫扰得我心烦，后来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注视着一个水塘里的一条蓝色的蝾螈。一条有冠的蝾螈。它不时地冒出水面来吸一口气，我可以看见它那长有斑点、黄里带红的肚子。我心里在想，在它看来，世界仅止于这个水塘。对它来说，这个小小的水潭就是瑞士、德国、法国、非洲和横滨，全部合成为一体。它冲下去又冒起来，冲下去又冒起来，跟夏季的黄昏极为和谐。
“我睡了几个小时，做好了准备。我满怀信心。十分钟之后，有个海关警卫出现在我身旁，仿佛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般。‘站住！不准动！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准是在黑暗里已经潜伏了很久。我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清白的徒步旅行者，可是这一点也不起什么作用。‘你不妨到总部去跟他们这样讲吧。’他说着，扛起步枪，把我推在他的前面，走到离得最近的村子里。
“我给压垮了，惊呆了。不过，我那头脑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仍然是完全清醒的，我在考虑该怎么样逃跑。可是，逃跑是毫无可能的。这个警卫很精通他干的那一行。他走在我的后面，恰恰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要向他进行突然袭击是没有机会的，我跑不到五步准会被他开枪打死。
“到了海关哨所，他打开一间小小的屋子。‘进去。等在这儿。’
“‘等多久？’
“‘等到你被提审的时候。’
“‘你不能马上就提审吗？我根本什么也没有干。’
“‘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我倒不是担心，’我说着，把背包摘了下来，‘咱们开始吧。’
“‘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自会开始的。’警卫说道，他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得少见的牙齿。他的外貌，他的举止，都像一个猎人。‘明天早晨，值班的警官就要到这儿来。你不妨在那把椅子上打个瞌睡。也只有几小时工夫。希特勒万岁！’
“我在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番。窗子用木条钉着，门很坚实，而且从外面锁起来了。我可以听到墙的那一边有人在走来走去。逃跑是不可能的。我就坐下来等着。天气很阴沉。后来，天空变得灰蒙蒙的，接着逐渐转成蓝色，亮了起来。我听到人声，闻到咖啡的香味。门开了。我装作刚刚醒来，打着呵欠。一个海关警官走进来。他身材矮胖，脸色红润，看样子要比那个猎人来得随和。‘到底来了！’我说。‘在这个地方打瞌睡，可真是不舒服咧。’
“‘你在边境那儿干什么？’他问道，打开我的背包。‘想偷越出境吗？还是想走私？’
“‘你可曾听到过走私旧裤子的？’我问。‘或者衬衫，这也算违禁品？’
“‘也许没有。可是，你夜里在那儿干什么？’他把我的背包搁在一边。我突然想起身上带的钱。要是被他发现，那我就完蛋了。我默祷着，但愿他不要来搜我的身。
“‘我是在欣赏莱茵河的夜景，’我笑嘻嘻地说，‘我是一个徒步旅行者。那是非常富于浪漫色彩的。’
“‘你从哪里来的？’
“我把那个城市和住的那家旅馆告诉了他。‘今天早晨我原打算回去的，’我说，‘我的包都还在那儿咧。我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一个走私的会这样干吗？’
“‘这个我们会去调查，’他说，‘过一小时，我再来找你。我们一起回去，看看你的包里搁的都是些什么。’
“路很远。那个胖警官一边推着他的自行车，一边抽着烟。他也像警犬一样警惕。我们终于到了。
“‘他来啦！’有人从旅馆窗子里嚷道。接着，老板娘冲出来，激动得满脸通红，活像甜菜根。‘天哪，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你整整一夜都到哪里去啦？’
“发现我的床上没有睡人，她当时以为我被谋杀了。很显然，有个盗匪在那一带作案。她便去报告了警察局。这会儿，那个警察跟着她走出屋子。他与那猎人属于同一种类型。‘我迷路了，’我说，尽量装得很镇静，‘又是那么可爱的一片夜色。从我童年时代起，这还是第一次露天宿夜。真是妙极了。我很抱歉，叫你们操心了。不幸的是，我走错了路，走得太靠近边界。是不是可以请你告诉这位海关长官，我是借住在这儿的？’
“那老板娘答应了我的请求。海关警官满意了，可是那个警察却竖起了一只耳朵。‘原来你是在边界那儿游荡，’他说，‘你有证件没有？你到底是谁？’
“霎时，我的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海伦的钱藏在我里边的口袋里。要是被发现，他们就会怀疑我想把这笔钱偷运到瑞士去，当场就可以把我抓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我说出我的姓名，但没有拿出我的护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不需要交验护照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个我们正在搜捕的盗匪呢？’那个看去像是猎人的警察问。
“我笑了起来。‘没有什么可笑的。’他气冲冲地说，便动手搜查我的包。
“我装成把这整个事情当作在开玩笑。可是，假如他们当真搜我的身，那么带那一大笔钱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打定主意，说是我想去附近置办点产业。
“那警察从我一只手提箱的旁边袋子里找出来一封信。我大为震惊，我记不起来会有这么一封信。那只手提箱是我从奥斯纳布吕克带出来的——我把以前的几件日常用品抛在里面，后来海伦把这只箱子放上了汽车。那警察打开信纸，念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一点也想象不出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只希望里头不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警察咕哝了一下，抬起头来。‘你是叫约瑟夫·施瓦茨吗？’
“我点点头。‘你干吗不早说？’他问。
“‘我早说啦。’我答道，一面就试着透过信纸看那信笺上端印着的文字。
“‘这倒是事实，’海关警官说，‘他跟我们说过的。’
“‘那么这封信是跟你有关的了？’那警察问。
“我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把那封信递给我。我看了下信笺上端印着的字：民社党总部，奥斯纳布吕克。我慢慢地念下去：党员约瑟夫·施瓦茨外出执行重要秘密任务，奥斯纳布吕克当局要求有关人员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下面签着‘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是海伦的笔迹。
“我抓着那封信不放。‘原来你就是约瑟夫·施瓦茨先生？’警察的口气已经变得谦恭多了。
“我掏出护照，指指上面的姓名，随后又放回去。‘政府的秘密任务。’我说。
“‘原来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样，’我一脸严肃地说，把信塞进口袋，‘我希望你已经满意了。’
“‘当然。’那警察眯缝起一只浅蓝色的眼睛。‘我明白。监视边防嘛。’
“我举起一只手。‘我必须要求你千万不要透露一个字。这是机密。先前我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竟把它从我这里刺探出来了。你是党员吗？’
“‘当然是。’那警察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头发是红色的。我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好样的！这有一点小意思，想送给你们两位。把你们麻烦够了，一起来痛饮一杯吧。’”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抹凄凉的微笑。“也真奇怪，蒙骗那些以怀疑为职业的人竟是这样的容易。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没有证件的时候可不曾有过，”我说，“可是，我很钦佩你的妻子！她估计到那封信迟早会有用。”
“她一定认为，要是她跟我讲明了，我是不会拿这封信的。为了道德上的原因，或者，也许我不敢。其实，我是会拿的。不管怎么说，这封信倒是搭救了我。”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兴趣越来越浓了。这会儿，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眼。一个英国人和那个德国外交官在舞池里。他们正在跳狐步舞，那个英国人的舞艺比较高明。德国人需要更多的回旋余地。他跳起舞来一味蛮干，把他的舞伴推在前面，活像推一门野战炮似的。在半明半暗中间，有一会儿工夫，我仿佛觉得一盘棋活过来了。两个棋王，那个德国人和那个英国人，不时危险地碰在一起。可是那个英国人却往往能够设法避开。
“后来你又怎么办呢？”我问施瓦茨道。
“我走到自己房间里。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把事情考虑一番。海伦救我出险的做法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正好比突然出现了一个救星——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把一片绝望的混乱变成一个美满的结局。可是，事情很清楚，在那个警察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和思考之前，我最好还是启程上路。既然鸿运临头，我就决定信赖我的幸运。我问了问火车的时刻，发现一小时后有一班开往瑞士的特快车。我跟老板娘说，我必须去一天苏黎世，只带走一个包，问她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另一个包保管到我回来。于是，我到了火车站。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你小心谨慎了几年，随后你把一切谨慎小心都抛到风里去了。”
“干过，”我说，“可是，有时候你做错了。你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但是，事实上它根本什么也没有欠你。”
“当然没有。”施瓦茨说。
“可是，有时候你对老办法失去了信心，决定试一下新的。海伦要我同她一起乘火车通过边境。我没有那样做，要是她的灵机妙算没有救我出险的话，我一定就完蛋了——因此，现在我认为还是照她的办法做为妙。”
“你那样做了？”
施瓦茨点点头。“我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奢华往往会使人产生信心。我到火车开动的时候才想到身上带的那笔钱。在车厢里，我又没法儿把它藏起来：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我有一个同车旅伴，一个男人——他脸色十分苍白，看样子有点忧心忡忡。我试了试卫生间，可是两间都有人占用。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到了边境的车站。我的本能驱使我走进了餐车。我坐下来，点了一瓶价钱昂贵的酒，还要来了菜单。
“‘您有行李没有？’那侍者问。
“‘有，在隔壁一节车厢里。’
“‘那您是不是可以先去照顾一下海关的事儿？这里的座位我可以替您保留着。’
“‘那要花很多时间。先来点儿东西让我吃吧。我饿透了。我把账先付给你，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要回来的。’
“我本来希望边防警卫会放过餐车，可是没有那样的幸运。那侍者刚刚把酒和汤在桌子上放好，两个穿制服的人就走过来了。就在这时，我把我的钱偷偷地塞到毡制桌布下面，一边又把海伦的那封信夹在我的护照里头。
“‘护照！’一个警卫干脆地问。我把护照递给他看。‘没有行李吗？’打开护照以前，他问。
“‘只有一个手提箱，’我说，‘就在隔壁一节头等车厢里。’
“‘你得把它打开。’另一个警卫说。
“我站了起来。‘给我保留这个座位。’我对那个侍者说。
“‘当然，先生。您账都预先付了。’
“那海关警卫瞪着我看。‘你账都预先付了吗？’
“‘是啊。要不，我就付不起啦。一出边境，你得用瑞士法郎。这种货币，我可一点也没有咧。’
“那海关警卫笑了起来。‘这个主意倒不坏，’他说，‘有趣的是，许多人都想不出来。你先走吧。我一路上还要检查别的乘客。’
“‘我的护照怎么样？’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你的。’
“我走到自己的车厢里。我的旅伴坐在那儿，看样子比刚才更焦躁了。他不时用一条湿漉漉的手帕抹着他那满是汗水的脸和手。我望着外面的站台，把车窗打开了。万一被捕，我跳出去也没什么意思。逃跑是不可能的，可是让窗子开着，好歹对我起到了抚慰的作用。
“一个警卫站在门口。‘你的行李！’
“我把我的手提箱拿下来，打开了。他朝里看了看。随后他去搜查我那旅伴的行李。‘好了。’他说道，敬了个礼。
“‘我的护照。’我说。
“‘在我的同事那儿。’
“他的同事，停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他不是那个刚才取走我护照的警官，而是一个穿制服的党员，戴着眼镜，穿着高筒皮靴。”施瓦茨微微一笑。“德国人多么爱穿高筒皮靴啊！”
“他们需要它们嘛，”我说，“要踩过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
施瓦茨喝干了他那杯酒。他总共也没有喝多少。我看了看手表：三点半。施瓦茨注意到了。“不会再耽搁多久的，”他说，“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搭乘那条船。余下来的，都是有关幸福的事。关于幸福的事，从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
“怎么让你混过去的？”我问。
“那个党员已经看过海伦冒写的那封信。他把护照还给我。问我在瑞士有没有熟人。我点了点头。
“‘是谁？’
“‘阿默尔和罗滕贝格。’
“那是在瑞士工作的两个纳粹党人。凡是在那里住过的流亡者，个个都知道他们，而且个个都恨透了他们。
“‘还有别的人吗？’
“‘我们派在伯尔尼工作的一些人，我想没有必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说出来吧？’
“他敬了个礼。‘祝你幸运。希特勒万岁！’
“我的旅伴可没有那么幸运。他只好把所有的证件都交出来，而且受到盘问。他浑身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我不忍看到这个光景。‘我能回到餐车里去吗？’我问。
“‘当然！’那个党员同志说。‘我祝您好胃口。’
“在我离去的一段时间里，餐车里已经坐满了乘客。一家美国人把我的桌子给占了。‘我还以为你替我把位置保留好了！’我跟那侍者说。
“他耸了耸肩膀。‘我试了，先生。可是，对付美国人你有什么办法啊？他们不懂德语，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坐下了。您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就坐呢？一张桌子终归只是一张桌子嘛。瞧，我已经把您的酒都给搬过去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家四口把我的桌子给占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钱钞旁边。我不可能硬要回到先前那张桌子。那样会引起无谓的骚乱。我们毕竟还在德国的土地上呢。
“当我站在那儿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侍者说：‘请您坐下吧，先生。他们一走，我就让您搬回去。美国人吃东西倒是挺快的。三明治和橘子水。回头我再侍候您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好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选了一个座位，从那里可以密切注视我的钱。你想到这一点也真觉得有趣——一分钟之前，我宁肯花掉世界上所有的钱，只要能够穿过边境。可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却是，我们一穿过边境，我就把钱给取回来，即使非要我向那一家美国人进行袭击不可。我朝外一望，看见那个忧心忡忡的矮个子被带走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受到他那样的遭遇——随后，我才产生了同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同情也不过是一种用魔法驱走厄运的伪善的尝试。
“我十分憎恶我自己，可是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我确实想有所作为。我既要安全地越过边境，又要取回我的那笔钱。倒也不是那笔钱的本身——那是安全，海伦，未来的岁月。再说，那是钱，那是我自己的命根子，我利己主义的幸福。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它。可是，在我们心里，却往往躲着那个放肆且伪善的蹩脚演员——”
“施瓦茨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怎么样把钱拿回来的？”
“你提得对，”他说，“可是，我的长篇大论也是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瑞士海关警官走进餐车，而那家美国人不但有手提行李，而且还有衣箱放在行李车里。他们不得不走了。几个孩子也跟着出去。他们已经吃好。桌子也抹干净了。我便搬回原来的座位，把一只手搁在桌布上，摸着那微微隆起的地方。
“那侍者又把酒搬了过来。‘跟海关警官应付得还不错吧？’他问。
“‘当然，’我答道，‘把烤肉给我送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
“‘不，’他说，‘还没有，要等我们火车开动的时候才算。’
“他走到厨房里去了，我便等着火车开动。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极不耐烦，我肯定你是全都知道的。我定睛望着车窗外面站台上的人们：一个穿着晚礼服、裤子显得太短的矮子，来回地推着一辆小车，发疯似的在试着兜售奥地利制造的酒和巧克力。跟我同车厢的那个惊慌失措的人正在走回来。只有他一个人，赶得非常急促。‘喝得真快！’侍者在我旁边说。
“‘什么？’
“‘看起来好像您在试着扑灭大火似的。’
“我朝酒瓶瞟了一眼。它差不多已经空了。我甚至连自己在喝酒都不知道。这时，餐车突然倾侧了一下。酒瓶摇晃起来。我用手将它抓住。火车开动了。‘给我再来一瓶。’我说。侍者一溜烟不见了。
“我把钱从桌布底下取出来，放进了口袋。没过一会儿，那一家美国人回来了，往我刚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坐下，点了咖啡。那个小姑娘开始拍风景照片。她聪明极了，我心里这样想，这正是天下最最美丽的风景。
“侍者拿着一瓶酒回来了。‘这会儿我们已经在瑞士啦。’
“我付了一瓶酒的钱，还给了他一笔优厚的外赏。‘这瓶酒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不需要它了。我要庆祝一件喜事，可是我发觉那第一瓶酒对我来说已经过量了。’
“‘因为您是空着肚子喝酒，先生。’他解释道。
“‘是的，正是这个道理。’我站起身来。
“‘今天是您的生日吗？’侍者问。
“‘不，’我说，‘是我的金婚纪念日。’
“跟我同一间车厢的那个小矮个子默默无言地坐了几分钟。他的汗水已经不流了，可是一点也不夸张，他的衣服却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了。随后，他开腔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
“‘是的。’我说。
“他又不吭声了，却朝车窗外面望着。我们在一个写着瑞士地名的车站上停车了。有个瑞士站长挥动着一面旗子。两个瑞士警察站在行李车旁边聊天。有一个出售瑞士巧克力和瑞士香肠的货摊。我那旅伴伸出手去，买了一份瑞士报纸。‘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他问那个报童。
“‘当然，咱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啊？十个拉庞[39]。’
“‘什么？’
“‘十个拉庞！十个生丁[40]！那份报纸的钱嘛。’
“那个人把钱付了，好像他刚刚中了奖似的。瑞士的钱一定叫他相信这是到了瑞士地界了。他刚才还不相信我的话呢。他打开报纸，浏览了一下，就把它搁下了。过了好些时候，我才听清他说的话。我尽想着自己获得了新的自由，因而觉得火车的轮子仿佛在我头脑里辚辚作响。随后，我看见他的嘴唇在掀动，意识到他是在说话了。
“‘我终于出来了，’他说道，朝我怒目注视着，‘走出了你们这个该死的国家，党员同志先生，这个国家已经被你们这帮猪变成了兵营和集中营。这儿是瑞士，这儿是自由的。谁也不用听你们和你们这批家伙的指挥。这儿，我爱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不会让我的牙齿被踢落到嘴里。你们这些贼，你们这些杀人犯，你们这些刽子手，你们把德国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小小的唾沫泡出现在他的嘴角上。他直瞪瞪地紧瞅着我，如同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瞅着一只癞蛤蟆。根据他刚才听到的话，他以为我是一个纳粹党人。
“我不动声色地倾听着。我只是为自己平安无事而感到高兴。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说，‘跟你相比，我至少要重二十磅，高出十五厘米。可是，你还是把话痛痛快快地讲完吧。这样好叫你心里舒服些。’
“‘你还胆敢拿我开玩笑！’他嚷道，比先前更恼火了。‘这我可受不了。咱们现在再也不是在纳粹的国土上了。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父母的？我的老父亲又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可是如今！如今，你们要把整个世界都放一把火烧起来了！’
“‘你以为战争就会爆发吗？’我问。
“‘倒好像你还不知道似的，’他说，‘除了发动战争，你们还能让你们这个千年帝国和你们的武装力量干些什么呢？你们这些杀人犯！要是你们不发动战争，那么你们的虚假繁荣就会消失，而你们也会跟着垮台！’
“‘我跟你有同感，’我说，脸上感到暖洋洋的下午的太阳，好像它在抚摩我似的，‘可是，如果德国胜利了，那又怎么样呢？’
“那个衣服湿透了的人瞪着我，咽了一口唾沫。‘如果你们胜利，那就没有天理了。’他费力地说。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站起身来。
“‘你别碰我，’他嘶嘶地说道，‘你就要被逮捕了。我要拉那个紧急制动器。我要揭发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应该被检举的，你这个密探！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
“我倒是巴不得那样，我想。‘瑞士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说，‘光凭揭发，你也不可能让一个人被逮捕。德国的一些坏主意，你倒是把它们捡拾起来了。’
“我拿起手提包，走到另一间车厢里。我想还是不要向这个歇斯底里的人表白自己为妙，可是我也认为不必再跟他坐在一起了。憎恨是一种腐蚀心灵的酸性物质，不管抱持憎恨的是你还是别人。这一点，我在流浪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苏黎世。”
9
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41]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施瓦茨说着，把门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强壮男人。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屋子，沿墙放着许多酒桶，中间摆着几张桌子，有一张已经给一对男女占坐了。我们要了酒，还要了一客凉煎鱼。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苏黎世你熟悉吗？”施瓦茨问。
“熟悉。我在瑞士被逮捕过。挺好的牢房，比法国的还要好得多。特别是冬天。可惜他们至多关你两星期，虽然你也乐于在那儿休息一下。随后，他们把你驱逐出境，于是边境马戏团又重新开演了。”
“我那公开越过边境的决心，多少使我得到了解放，”施瓦茨说，“我不再害怕了。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也不再瘫痪无力了。我仍然感到一点震惊，但是很轻微，恰恰足够使我欣赏自己得到的自由。”
我点点头。“危险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只要危险不是太靠近，生命总是挺完美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施瓦茨古怪地瞟了我一眼。“我还要想得远些，”他说，“要想到我们所谓的死亡，想到更远更远的所在。难道一个城市因为你离开了它就不再存在了吗？即使它被毁灭了，难道它不是依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吗？谁知道死亡是什么？也许生命不过是一道光，慢慢地掠过我们那一直在变化着的脸。也许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一张脸，而在我们所有会死的脸都已逝去之后，这张脸依然会存在下去呢？”
一只猫鬼鬼祟祟地溜到了桌子上。我丢了一块鱼给它。它翘起尾巴，转身就走了。
“你在苏黎世遇到你的妻子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旅馆里遇到了她。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感觉到的那种窘迫的因循延宕已经消逝了，而且是永远地消逝了。她不再悲愁和恼火，而是策略地利用起她的创伤了。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我热爱的女人。仿佛平静无事过去的九年已经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那个过去却已经失去了把她禁锢起来的力量。对她来说，时间的毒药也在她越过边境的时候蒸发了。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支配：它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通常只是岁月的一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反映，可是我们的过去却成了这样一面镜子，只反映我们，而不反映其他的东西。冲破罗网的决心以及冲破罗网的行动使我们那么彻底地离开早已逝去的一切，以至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新生。”
施瓦茨瞅着我，他脸上又掠过那种古怪的表情。“幸福就那样待下来了。把它保持下去的是海伦。我没有能做到——特别到最后那段时间。但是她能够对付过去，这就够啦。要紧的倒是这个。你不同意吗？可是现在，我自己也非得这样做不可啦，不过仅仅这一遭。我跟你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们在苏黎世住下来了吗？”我问。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施瓦茨说，用一种更正常的语气，“我们住在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就欧洲来说，那里的世界还没有开始旋转，只有那么个地方了。我们的钱，足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海伦还带着几件珠宝饰物，我们可以拿来变卖，到了法国，我还有那个死去的施瓦茨的几幅绘画。
“1939年的夏天啊！倒像上帝想要最后一次让全世界看到和平是怎么个景象以及什么将要失去。那些日子里，洋溢着夏天的无忧无虑的气氛，但是等到我们离开苏黎世到南面的马焦雷湖[42]去的时候，情况可完全变得不像是真实的了。
“海伦已经接到她家里的来信和电话。她临走时留言，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医生。对她家里的人来说，要找出她住在哪里是容易的：瑞士的登记制度效率极高。他们又是盘问，又是责备，搞得她不得安宁。她仍然可以回去。我们得做出决定。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不是住在一起。我们是结了婚的，但是我们的护照上却填着不同的姓名。在这种时世，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几张纸而已。我们确实不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可是它却增强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倒流回来了。根据一种法律，我们是夫妻，根据另一种法律，我们又不是。新的环境，长久的别离，特别是到了瑞士以后海伦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样样东西似乎很模糊，然而同时又是极度真实。而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界上空，飘荡着我们已经记不起来的一场梦境那最后几抹正在消散的薄雾。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幸运的状态——我把它视为一件意外的礼物，好像有个神祇答应我把我第一次搞糟了的那一段生活重复了一遍，把它变成完美的生活。没有护照而从边境线的地下打洞过来的鼹鼠，如今变成了一只不知道有疆界存在的飞鸟。
“有一天早晨我去找海伦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一位克劳泽先生谈话，据她介绍，这是德国领事馆的一个人员。我一进去，她跟我用法语讲话，称我为雷诺阿先生。克劳泽把她的话给误解了，用拙劣的法语问我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儿子。
“海伦笑了起来。‘雷诺阿先生是打日内瓦来的，’她说，‘可他会讲德语。不过，他倒是一个十分崇拜雷诺阿的人。’
“‘你喜欢印象派的绘画吗？’克劳泽问我。
“‘他甚至还有些收藏品咧。’海伦说。
“‘我有几幅画。’我说。把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得来的遗物变成了收藏品，似乎又是海伦的一个新的奇想。但是，既然她有过一个奇想使我免于关进集中营，那我就扮演下去吧。
“‘你知道瑞士温特图尔的奥斯卡·赖因哈特的收藏品吗？’克劳泽和蔼可亲地问道。
“我点点头。‘赖因哈特有一幅梵高的画作，我愿意拿我一个月的生命去交换。’
“‘哪一个月？’海伦问道。
“‘梵高的哪一幅画？’克劳泽问。
“‘《精神病院的花园》。’
“克劳泽微微一笑。‘一幅了不起的杰作！’
“他开始谈起绘画来了，当他把话题转到卢浮宫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进去，多亏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受到的教育。海伦的策略，我现在懂了。她试着不让克劳泽认出我是她的丈夫或是一个流亡者。德国领事馆不怕向瑞士警察局检举揭发。我感觉到克劳泽是想刺探出我跟海伦的关系，这一点她一开始就知道了，现在，她替我虚构了一位妻子——吕西安娜——和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说是钢琴弹得好极了。
“克劳泽的眼神从这一个转到另一个的身上。他利用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建议再约会一次——为什么我们不在湖边一家小饭馆里吃一顿午饭呢？那里的鱼可美味呢——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绘画的人，着实不太寻常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