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不吱声了。“你找到了上帝没有呢？”我问。这是一个粗鲁的问题，可是，突然间我十分渴望想知道。
“镜子中的一张脸。”施瓦茨答道。
“谁的脸？”
“总是那同一张脸。你知道你自己的脸吗？你在出生以前早就已经有了的那张脸？”
我十分惊愕地瞅着他。以前他也曾经用过同样的这些词语。“镜子中的一张脸，”他重复了一遍，“还有，从你肩膀上端瞧着的那张脸，还有在它后面的另一张脸——可是，随后蓦然地，你自身就成了那面重复着无穷映像的镜子。不，我没有找到‘他’。如果找到了‘他’，我们将对‘他’怎么样呢？我们势必不能再做人了。仅仅去寻找‘他’——那是另一回事。”
他微微一笑。“再说，对待那种事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太卑微了。我只能想我爱的东西。正是那个东西使我活下来了。我再也不去想什么上帝，或者公道什么的。圆圈已经合拢。情况跟在河里相同。重复。于是，我又一次剩下了单独一个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多少办法的。你甚至连思考也不行。再说那也没有什么必要，思考只会使你混乱。事情自然地发生。你从一个人可笑的孤立中，回到了一个由不知名的事件组成的世界里。只需要你做好准备。准备在那只看不见的手拍拍你肩膀的时候，撒腿就走。你只要跟着，只要你不提什么问题，你就没有事。你大概以为我在讲神秘的胡话吧。”
我摇了摇头。“我懂得那种感情。在十分危急的时刻，人们有时会有那种感情的。士兵跟我讲起过这种情况。一点理由也没有，有一样什么东西会使你走出那个看样子非常安全的地下掩体。一会儿之后，一次直接命中的轰击叫它变成了一片集体埋葬的坟场。”
“我最后做的，”施瓦茨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它却好像是天下最最自然的事。我把我的东西收拾好。随后，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集中营。越狱的企图大多是在夜里尝试的。我却在大白天走到大门那，告诉岗哨，我已经被释放了。他们是两个人。我扬了扬施瓦茨的护照，同时，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点钱送给他们，要他们为我的健康干一杯。他们甚至连我的释放证明书也没有向我要来看。这两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农民，怎么可能想到随便哪一个人没有得到准许，居然胆敢从大门里出去？
“我慢慢地顺着白色的道路走出去。开始迈了几步之后，我觉得集中营的大门好像变成了一条龙，正在我背后偷偷地跟上来。但是我没有奔跑。我镇静地把施瓦茨的护照藏好，继续往前走。空气中有一股迷迭香和百里香的气味——一股自由的气味。
“过了一会儿，我装作我的皮鞋带子散开了。我弯下身子，朝后望。没有人在跟踪我。我开始把脚步加快了。
“在那些日子里，你可能会被查问许多证件，我一份也没有。我的法语讲得还算好，我希望人家会错把它当作一种什么地方的土话。整个国家在动荡之中，城市里住满了从占领区来的逃亡者，马路上塞满了各种各式的车辆，其中有许多都高高地堆满了被褥和家用器具，还有许多逃兵。
“我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的一边，摆有几张桌子，再过去是一个菜园和一个小果园。酒吧里铺着瓷砖，里头腾出一股泼翻的酒、新烤面包和咖啡的味道。
“招待我的那个姑娘光着脚板。她铺上一张桌布，搁下一把咖啡壶，一只杯子，一个碟子，面包和蜂蜜。何等的豪华啊！自从离开巴黎以来，我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的东西咧。
“外头，在那满是尘灰的篱笆后面，支离破碎的世界移动了过去——这儿，在树木底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和平，蜜蜂的嗡嗡声，迟夏的颤巍巍的金光。我把这些东西都吞饮了，正像一匹骆驼把水储藏起来，为了要穿过沙漠赶那一段艰苦的旅程。我闭上眼睛，感受着光亮，吞饮着。”
13
“有个宪兵站在车站附近。我立刻转身往回走。我怀疑我的消失可能马上会引起注意，可是暂且离开铁路，看来仍然是可取的。一个拘留犯只要住在有刺铁丝网的后面，那就是安全的，谁也不会想起他，可是一朝他逃跑了，他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在集中营里，给他一片面包皮已经过于优待了。可等他逃跑以后要去追捕他，多大的花费可一点也不会被吝惜。整个连队都被动员起来了。我搭上了一辆便车。这辆运货汽车的司机咒骂战争，咒骂德国人，咒骂法国政府，咒骂美国政府，还咒骂上帝，但是让我下车之前，却仍把一点作为午餐的食品分给我吃。我步行了大约一小时，最后才到达下一个火车站。我已经学会，不要试图做得不惹人注目而引起人家的怀疑。我径直走了进去，要一张去下一个城市的头等车票。那售票员犹豫了一下。我生怕他要查看我的证件，便大声吆喝，责备他做事这般缓慢。他又惶惑又恐惧，给了我一张车票。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那里等候开车。火车误点了一小时，但至少终于开出了。
“花了三天工夫，我才赶到海伦的拘留营。有一回，一个宪兵把我拦住，可是我用德语向他吆喝，还拿施瓦茨的护照扬了一扬。他吓坏了，很高兴看到我不再追究下去。奥地利是德国的一部分，一张奥地利护照，简直跟盖世太保的通行证一样顶事。一张死人的护照，一张印着几个字在上面的纸，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想想委实叫人吃惊。它的作用比任什么活人都大咧！
“要到海伦的拘留营去，你必须爬上一座山头。先是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长满了石南、金雀花和迷迭香，随后是一片森林。我到达那边的时候，已经快近薄暮了。拘留营照例围有刺铁丝网的栅栏，可是这里似乎没有韦内那样阴沉，大概因为这里是一座妇女拘留营。我可以从林子里望进去，看见女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戴着鲜艳的头巾或者头巾式帽子。气氛看起来几乎是无忧无虑的。
“那倒使我泄气了。我原来以为这里一定是个十分阴暗的处所，我会像堂吉诃德或是圣乔治[55]那样向它进行袭击。现在的情况既然不是那样，那我好像也就没有来的必要了。如果海伦住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地方，恐怕她早就已经把我忘掉了。
“我仍然隐蔽着，试图摸清这里的地形。黄昏时分，有个女人走近了栅栏，另外一些人也到她这里来了。不久，那里就汇集了一大群人。她们悄没声息地站着，彼此几乎不说一句话。她们视而不见地从铁丝网里往外窥视。那里并没有她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自由。天空转成了紫色，阴影从山谷里爬上来，你可以在各处看到用东西遮起来的灯光。那些女人变成了一个个黑影，她们的脸色看不见了，连她们的外形也看不见了。一张张苍白的、没有形状的脸，参差错落地排成了一行，在铁丝网后面那扁平乌黑的轮廓上方晃动着。随后，这个行列逐渐稀疏了。那些女人一个接着一个走回营房里去。绝望的时刻过去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她们给它起的名字。
“只有一个女人依旧站在栅栏旁边。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别害怕。’我用法语说。
“‘害怕？’停了一会，她问。‘害怕什么？’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你还是免开尊口吧，你这只野猪，’她答道，‘在你那腐烂的身体里头，难道就一点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我目瞪口呆地瞅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装得比你实际上愚钝。你们不过是一群猪罢了。你们村子里难道就连一个女人也没有了吗？你们干吗非得在这儿荡来荡去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是要跟关在这儿营里的一位女士讲几句话。’
“‘原来你不过想做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说一位？为什么不是两位？或者全体？’
“‘你听我讲！’我说。‘我妻子关在这儿。我一定要跟她讲几句话。’
“‘你也来这一套？’那个女人笑了起来。她似乎并不生气，只是很累。‘那倒是个新把戏。每个星期，你们这些家伙总会想出一些新的花样儿来。’
“‘我以前从没有来过这儿！’
“‘你很快就学会了嘛。去死吧！’
“‘你就不能听我讲吗？’我用德语说。‘我不过要你告诉营里一位女士，说我来到这儿来了。我是一个德国人。我自己也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在韦内！’
“‘那倒是个好样的，’那女人镇静地说，‘他也会讲德语。该死的阿尔萨斯[56]人！我希望你害梅毒送命。你和你的那些倒霉的朋友们，每天夜里带着你们想出卖的东西在这儿排着队。我愿你们想出卖的东西上生癌。你们难道一点感情也没有吗，你们这些该死的猪？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正在干的是什么勾当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你们已经把我们关起来了。难道那样做还不够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了！’说到最后，她尖叫起来了。
“我听到别人在走过来，便从栅栏边跳着往回跑。我在树林里过了一夜。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在树丛里躺下来。灯光已经逐渐暗淡，月亮升到了乡村的上空，这个乡村如同白金一样惨白，而且早已被秋天的寒雾包裹起来了。到了早晨，我回到山脚下，设法把我的衣裳换成了一套技工的工作服。
“我又回到了拘留营。在岗哨那儿，我说我是来检查电线的。
“我的法语经得住考验。他们连问也没问，就让我进去了。谁愿意走进一个拘留营去呢？
“我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营里的街道。一排排营房好像是一只只很大的板条箱，用帷幕分隔着。两层，中间有一条走廊，两边都张着帷幕。有很多帷幕都撩开着，你可以望到里面，看得见这些鸽笼式的小间是怎么样陈设的。大多数都只放几件最简陋的必需品，可是有几个住在里头的人却把它们染上一些可悲的个人色彩，放一块布啊，一幅照片啊，或是一两张明信片啊。我从半暗的一排排营房中间慢慢地走过去。女人们搁下了手里的活，瞅着我。‘有消息吗？’她们当中有一个人问我。
“‘有啊——是带给一个名叫海伦的人的。海伦·鲍曼。’那个女人思量着。
“另一个女人走过来了。‘是不是那个在商店里工作的纳粹婊子？那个跟医生打情骂俏的女人？’
“‘她不是纳粹党人。’我说。
“‘在商店里工作的那个也不是，’那第一个女人说，‘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海伦。’
“‘这里有纳粹党人吗？’我问。
“‘当然有。统统都混在一起了。眼下德国人在哪里？’
“‘我一个也没看见。’
“‘有个什么军事委员会听说要开到这里来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的消息？’
“‘没有。’
“‘他们来，据说是为了要把纳粹党人撵出去。可是我又听说，盖世太保也要来了。你知道任何有关的情况吗？’
“‘不知道。’
“‘他们说，德国人不会来非占领区找麻烦。’
“‘这话听起来倒正像是他们说的。’
“‘你难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吗？’
“‘只是些谣言。’
“‘要告诉海伦·鲍曼的消息，是谁叫带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是她的丈夫。他自由了。’
“那第二个女人笑了起来。‘他会碰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咧。’
“‘我能到商店里去吗？’我问。
“‘为什么不能啊？你是法国人嘛，是不是？’
“‘阿尔萨斯人。’
“‘你害怕吗？’那第二个女人问。‘为什么？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隐瞒的吗？’
“‘眼下这种时势，哪一个没有这种事啊？’
“‘这句话你不妨再说一遍。’那第一个女人说。第二个女人没有再吱声。她瞪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间谍似的。她发出一股香气——山谷里的百合花。
“‘谢谢你，’我说，‘商店在哪儿？’
“那第一个女人告诉我怎么走。我从一排排营房的半暗中间穿过去，好像受着夹击的刑罚。一张张脸，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出现在两边。我觉得自己似乎闯进了亚马孙女战士的聚居地。随后我又走到了路上，四周是阳光和一股叫人厌烦的禁锢的味道，这股味道如同一层灰色的釉彩，涂在每一所拘留营的外头。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惘然无知了。对于海伦的是否忠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也是无关紧要的。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唯一重要的是要活着。即使在韦内的时候，我曾闪现过这样一个想法，那也只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我自己虚构出来、随后把它抹掉、随后又把它捡拾起来的念头。
“可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她的伙伴中间。头天晚上，我在栅栏旁边看见过她们，眼下我又看见了她们，这些挨饿的女人，她们已经单身独处了好几个月了。尽管被监禁，她们终归是女人，说实话，这样一监禁，反而使她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女人了。她们什么也不剩了。
“我走到了商店里。一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的女人站在柜台旁边，把店里有的食品卖给一群关押在一起的人。‘你要什么？’她问。我闭上眼睛，用摇头表示我的意思。随后我走到一边。她急急忙忙跟顾客们算着账。‘五分钟之后，我就好了，’她嘟囔道，‘好的还是坏的？’
“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是说，是好的还是坏的消息。我耸了耸肩膀。‘好的。’我说着，走到了外面。
“没过一会儿，那个女人走出来，向我打了个手势。‘我们千万得小心，’她说，‘你给谁带来了消息？’
“‘海伦·鲍曼。她在这儿吗？’
“‘怎么？’
“我没有吱声。我看到她鼻子上的雀斑和心神不安的眼色。‘她是在商店里工作的吗？’我问。
“‘你要干什么？’那女人反问我道。‘情报吗？是为谁送的？你是不是电工？’
“‘为她的丈夫。’
“‘不久以前，’她痛苦地说，‘有个男人问过同样的话，打听另一个女人。三天之后，有人就来找她了。她答应让我们知道情况的进展。可我们从此就没有再听到她的一点消息。你不是一个电工。’
“‘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我叫葛里塔·嘉宝。’那个女人说。
“‘为什么我打听她会让你这么问？’
“‘不少人来过这儿，打听海伦·鲍曼的事，’那个女人说，‘都是些离奇古怪的人。你要知道真相吗？海伦·鲍曼已经死了。她在两星期前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这就是真相。我想你已经在外面得到消息了。’
“‘她已经死了？’
“‘是的。现在你就不要来烦我了。’
“‘她没有死，’我说，‘她们在营房里不是这么说的。’
“‘她们在营房里老是胡说八道。’
“我定睛瞅着这个火红头发的女人。‘你能交给她一封信吗？我就要走了，可是我很想在你这里留下一封信。’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一封信不会伤到人。’
“‘不会吗？’那个女人问。‘你是昨天出生还是前天出生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好歹长大成人了。你可以卖给我一点用来写封信的东西吗？’
“‘那边一张桌子上，你可以找到纸和铅笔，’她说，‘不过，给一个死了的女人写信，有什么用呢？’
“‘这是最新式的做法嘛。’
“我拿了一张纸，写道：‘海伦，我在这儿。栅栏外面。今夜。我等着。’
“我没有把信封好。‘你能不能把这封信交给她？’我问那个女人。
“‘眼下啊，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的疯子。’
“‘能还是不能？’
“我把信递给她，她念了一下。‘能还是不能？’我又问了一遍。
“‘不能。’她说。
“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放。‘至少你别把它给毁掉。’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会再来的，如果你不让这封信送到我妻子手里，我会把你杀死的。’我说。
“‘没有别的事了吗？’那个女人问，从她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上，瞪出一双没精打采的、绿幽幽的眼睛瞅着我。
“我摇了摇头，走到了门口。‘她不在这儿吗？’我又回过头来问。
“那个女人直愣愣瞪视着，没有说一句话。‘我在营里还要待十分钟，’我说，‘我会回来，到时候再问你。’
“我在拘留营的路上走着。我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稍微等一会儿，再回到商店里去察看一遍。可是蓦然间，我觉得我那件无形的保护外衣没有了——我一下子变得又庞大又非常显眼。我必须躲藏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扇门里。‘你来干什么？’一个女人问。
“‘我是派来检查电线的，’我旁边有个人说，其实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吗？’
“‘这里到处都有毛病。但从来就没有被修好过。’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雪白的罩衫。‘这里是不是医院？’我问。
“‘是的。你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的老板从城里派我到这儿来。检查线路。’
“‘那你就去检查吧。’那个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怎么了？’
“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解释着。我望着那个人。我仿佛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电力？’他说。‘药物和维生素着实要有用的多咧。’
“他把便帽往桌子上一撂，走出房间去了。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对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说，‘那一位是谁？’
“‘当然是医生啊。其余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在乎的。’
“‘你们这里病人很多吗？’
“‘很多。’
“‘那么，死人呢？’
“她朝着我看。‘你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答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个个都那么多疑？’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那个女人重复着说了一句，‘纯真的任性啊。你这个有家庭和护照的天使！不，四个星期里，没死过一个人。可是在那以前，是有不少人死了。’
“四个星期之前，我接到过海伦一封信。可见她一定仍然在这儿。‘谢谢你。’我说。
“‘谢我干吗？’那个女人说。‘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父母给了你一个可以热爱的国家，尽管它正逢上艰难时世——尽管它迫害着不幸的人，而且把他们交给狼群——就是那些应当为你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的狼群。现在你就继续干活吧。继续安装电灯。只要你能够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装上一盏小灯就好了！’
“‘有个德国委员会来过这儿？’我性急慌忙地问。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
“‘我听说是有个什么委员会要来。’
“‘你觉得这样的消息特别能吸引人吗？’
“‘不，可是我得去警告一个人。’
“‘哪一个人？’那个女人问，分明在警惕着了。
“‘海伦·鲍曼。’我说。
“那个女人瞧着我。‘你想警告她什么啊？’她问。
“‘你认识她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又是那道不信任的墙——这是后来解释给我听的。‘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你能证明吗？’
“‘不能。我的护照上，用的是另外一个姓名。可是，当我告诉你说，我不是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你或许会相信。’我拿出施瓦茨的护照来。‘一张纳粹的护照，’那个女人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我按捺不住了。‘为了要跟我的妻子再次相见。她住在这儿。她自己写信来这样告诉我的。’
“‘那封信你有没有带来呢？’
“‘没有。我从韦内逃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毁了。为什么人人都那么神秘？’
“‘我也想知道，’那个女人说，“你可以告诉我。”
“那医生回来了。‘需要你在这儿帮忙？’他问那个女人。
“‘不。’
“‘那么，你就跟我走。完工了没有？’他问我。
“‘还没有。我明天再来。’
“我回到了商店。那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卖内衣，有两个顾客。我等着。我又感觉到自己要倒霉了，我还是溜走为妙，要不，在大门口说不定会遇到麻烦。警卫也许会换班，那我就得把所有的经过统统再解释一遍。我看不到海伦的一点踪影。那个女人避开我的凝视。很清楚，她正在拖延时间。随后又来了几个顾客，我还看见一个军官从窗子外面走过。我离开了商店。
“警卫没有换班。他们还记得我，便把我放行了。我当时的感觉，跟在韦内时完全相同：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后面偷偷地追上来，把我逮住。我出了一身大汗。
“一辆破旧的运货卡车正在向我驶来。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我继续往前走着，眼睛望着地面。那卡车驶过我身边，随即停住了。我抵制了逃跑的诱惑。那卡车完全有掉头的余地，而我却绝无脱逃的可能。我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唤：‘嗨，技工！’
“我转过身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你会修理发动机吗？’
“‘不。我是一个电工。’
“‘也许那是点火装置的问题。看一下吧。’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司机说道。我抬头一望，是海伦。她站在那个兵士后面，盯着我看，还把一根手指伸到她的嘴唇边。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毛衣，人很瘦。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她又说了一遍，让我走过去，‘千万要小心，’她悄悄地说。‘装作你很懂你在干着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病。’
“那兵士在我们背后轻松地踱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她嘟囔着说道。我咣当一响打开了车盖。‘逃出来的。咱们怎么能见面？’
“她在我旁边往发动机里张望着。‘我到店里买东西。后天。在村子里。你进去的时候，靠左边的第一家咖啡馆。早上九点。’
“‘那之前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吗？’那个兵士问。
“海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递给他。‘只要两三分钟。没什么严重的。’
“那兵士点燃了烟卷，在路边坐下了。我胡乱修理着发动机，海伦在一旁看着。‘哪儿？’我问她。‘在林子里？在栅栏边？我昨天去过那儿。你今夜能来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吧。今夜。不过，我十点以前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因为其余的人，统统都要到那个时候才离开。如果到十点我还没来，那就改到明天。千万得小心。’
“‘这儿的宪兵怎么样？’
“那个兵士走过来了。‘还不太坏，’海伦用法语说，‘马上就可以修好了。’
“‘这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我说。
“那兵士笑了起来。‘德国佬有新汽车。还有那些部长们。好了吗？’
“‘好了。’海伦说。
“‘我们碰到你真是幸运，’那个兵士说，‘关于汽车，我只知道它们需要汽油。’
“他爬进汽车。海伦跟着也上去了。她调好了档。大概她刚才不过是把开关关掉了。马达发动了。‘谢谢你。’她说，向我探出身子。她动了动嘴唇，发出无声的话语。‘你是个第一流的技工。’她说，然后便把汽车开走了。
“我在那儿蓝莹莹的汽油烟气里站立了几秒钟。我仿佛觉得自己从极端的灼热降到了极端的冰冷。也就是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随后，我逐渐开始思索起来，跟思维一起来的，还有焦躁不安，对我听到的那些话的追忆，以及疑虑的揪心剧痛。
“我躺在树林里等着。海伦管那一排盲目凝视着暮霭的女人叫作‘哭墙’[57]，这会儿正在逐渐散去了。没隔多久，她们绝大多数都踱回了营房里。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直瞪瞪望着栅栏的柱子。它们都变成了黑影，随后在这些黑影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黑乎乎的人形。‘你在哪儿啊？’海伦轻轻悄悄地低语着。
“‘在这儿！’
“我一路摸索到她那里。‘你能出来吗？’我问。
“‘过一会儿，等她们都走了之后。等等。’
“我爬回在树林里躲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人用手电筒往树林里照射，那个距离正好是看不见的。我躺在地上，吸进一股使人陶醉的落叶的气味。吹起一阵微风，我周围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千百个密探正在朝我这里偷偷爬过来。我的眼睛对四周的黑暗渐渐习惯了，我看见海伦的身影，在这身影上端，模模糊糊的还有她那张苍白的脸。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她靠在有刺的铁丝网旁边，如同一朵开在乌黑植物上的白色花朵。随后，她又好像是一个从黑暗的过去显现出来的无名的黑色人形。她的脸——因为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变成了天下所有受苦人的脸。稍微离远一点，我隐隐约约看到了第二个女人，就像海伦那样站着，随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她们站在那儿，像是一排支撑着一顶忧愁与希望的华盖的女像柱。
“这个景象几乎是叫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不去看了。等我重新观望的时候，那另外三个人已经悄悄地不见了，我只看见海伦俯下身子，正在使劲地拉着那有刺的铁丝网。‘把它扳开。’她说。我踩着最底下的一股铁丝，把上面的一股扳起来。
“‘等一下。’海伦低声说。
“‘另外那些人到哪儿去啦？’我问。
“‘她们都回去了。其中一个是纳粹党。我之所以不能早一点走过来，就为了这个缘故。她会出卖我的。她就是那个哭的人。’
“海伦把短外套和裙子脱掉了，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我绝对不能撕破这些衣服，’她说，‘我只有这么一套衣服了。’
“我想起一个穷苦的人家：只要孩子们不把袜子撕破，那么擦破他们的膝盖也无所谓，因为创伤可以治疗，而袜子却非得花钱去买不可。
“我手里触摸到她的衣服。海伦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从两股有刺的铁丝中爬了出来。她的肩膀给擦破了。鲜血在她皮肤上流着，如同一条细细黑黑的蛇。她站起身来。‘你以为咱们能逃跑吗？’我问。
“‘到哪儿去？’
“我没回答。去哪儿呢？‘到西班牙，’我说，‘到葡萄牙，到非洲。’
“‘来，’海伦说，‘来，咱们来谈谈这件事吧。从这儿出去，没有证件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才戒备得不那么严密。’
“她抢在我前面，走进了树林。她几乎全身赤裸——神秘，又十分美丽，在巴黎时候曾经是我妻子的海伦，此刻只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仅仅勾起一种甜蜜而又痛苦的回忆，使我的皮肤由于期望而感到颤抖。从女像柱的雕带走出来的这个女人，几乎没有名姓，仍然沉浸在九个月的奇异生活中间，这一段时日胜过那平凡生活的二十年。”
14
酒吧老板走到我们这边来。“那个胖的可真了不起，”他一脸正经地告诉我们，“是个法国人。懂得所有的窍门。我对她评价很高。我们的娘们儿有一股子热情，可是她们太急促了。”他咂了下嘴唇。“我现在要走了。若想把血液弄弄干净，没有比一个法国姑娘更好的了。她们懂得人生。对她们啊，你们用不着像对我们的娘们儿那样要说假话。我希望你们顺顺当当地带回家去，先生们。可别带洛莉塔或是胡安娜。她们一个都不好，如果你们不把眼睛睁大些，胡安娜还会偷东西呐。”
他离开我们走了。他开门的时候，清晨带着它的声和光冲了进来。“我们还是一起走吧。”我说。
“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施瓦茨说，“而且我们还剩了点酒。”他又为那三个姑娘叫了酒和咖啡，让她们不要来纠缠我们。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谈多少话，”他继续讲下去，“我把我的短外套铺在地上，后来天气更凉了，我们又把海伦的裙子和短外套，还有我的毛线衫都盖在我们身上。海伦睡着了，又醒过来。有一回，我只睡着一半的时候，似乎听到她在哭泣。一会儿之后，她又显示出狂热的柔情。在她抚爱我的方式里，有着一种新鲜的、不熟悉的东西。我没有问她一句话，也没有讲起我在拘留营里听到的事。我十二分爱她，可是总觉得跟她有一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疏远。我的温柔跟一种悲痛糅合在一起，这样就只能使它变得更强烈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边缘相互依恋着。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前程，只是在一块儿飞啊飞，还有就是绝望——一种沉默的、并非尘世的绝望，它喝干了我们幸福的眼泪，喝干了我们在知道只有消逝、没有回头或者到达任何目的地时的那种没有流出来的隐蔽的眼泪。
“‘难道咱们就不能逃跑吗？’海伦还没穿过有刺铁丝网回去的时候，我又问了一遍。
“她溜到那边去之后，才回答我的话。‘我不能，’她悄悄地说，‘我不能。别人会受到处罚的。再来吧。明天夜里再来吧。你明天夜里能来吗？’
“‘如果在那以前我没有被捕的话。’
“她瞪着我看。‘我们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啦？’她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弄得我们的生活变成这种样子了？’
“我把她的短外套和裙子递给她。‘这些都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我问。
“她点了点头。
“‘谢谢你穿上了这些，’我说。‘明天夜里，我会赶到这里来。这我有把握。我会躲在树林里的。’
“‘你总得吃点儿东西。你有东西吃吗？’
“‘有的，当然有。说不定我在树林里可以找到一些浆果。或者菌类，或者坚果。’
“‘你能不能熬到明天夜里？到那时，我会带给你一点吃的东西。’
“‘当然能。现在已经差不多是早晨了。’
“‘任什么菌类你都不要吃。你不了解那些东西。我会带给你很多吃的东西。’
“她穿上了裙子。那裙子很宽大，浅蓝色的，上面有白花。她把它往身上一围，扣上扣子，仿佛准备出征似的。‘我爱你，’她绝望地说，‘我爱你的程度，远远比你能够理解的要热烈得多。这一点你可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她离开我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说这样的话。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人人都可以狩猎的对象。法国宪兵由于错误地热衷于维护法律和秩序而追捕我们。盖世太保企图插手拘留营，虽然也有传说他们已经跟贝当政府[58]订立了一项内容相反的协定。你不可能知道谁会把你抓起来，所以每天早晨我们总要说声再会，仿佛每次都是诀别似的。
“海伦给我带来了面包和水果，偶尔还有一点红肠或乳酪。我不敢待在村子里。离拘留营不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废墟，我把那里当作了家。白天，我睡觉或是阅读海伦给我带来的书报，或是从一个别人看不见我的灌木丛里注意观察着道路。海伦还带给我消息和谣传：德国人正在稳步前进，越逼越近了，而且还不让任何协定去妨碍他们的行动。
“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活几乎还是田园牧歌式的。恐惧不时地控制着我，但是过一小时算一小时的生活习惯，使我渡过了这个难关。天气很好，一到夜里，天空中便布满了星星。海伦带来了一块搭帐篷的布。我们便把它在修道院的废墟中架设起来，中间铺上干枯的树叶。‘怎么准许你出来的？’有一次我问她。‘而且还那么经常？’
“‘我有一个特殊的职务，’停了一会儿她说，‘而且还有很多门路。他们甚至还让我到村子里去。那天你看见我的时候，我正从村子里回来。’
“‘吃的东西，你就是从那边弄来的吗？’
“‘不。是从拘留营的商店里弄来的。只要我们身边有钱，店里有东西卖，我们就可以把东西买来。’
“‘你不怕人家看见你在这里就去告发吗？’
“她微微一笑。‘仅仅是为你担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能发生什么事呢？我已经是一个犯人了。’
“第二天夜里，她没有出现。那道‘哭墙’崩解了，我爬到铁丝网跟前，营房黑魆魆地横在惨淡的灯光里。我等着，可是她没有来。整整一夜，我听到女人们走去上厕所，我听到她们悲叹着，呜咽着，继而蓦然地，我看见路上那些汽车遮暗了的灯光。我在树林里待了一天。我很担忧，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霎时，我想起自己在营里听到的话，可是说也奇怪，它竟然给了我安慰。任何事都比海伦害病、被船运走或者死去来得好——这三种可能性原来在我心中混杂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毫无希望，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待在一起，时机到来的时候试着逃到一个安静的港口去。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给忘掉。
“可是，那是办不到的，”施瓦茨说，“尽管世界上有这些个爱情啊，怜悯啊，仁慈啊，温柔啊，也是不行的。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不在乎。我躺在树林里，瞪着看那些落叶，红的，黄的，褐的，从树枝上掉下来，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让她活着！让她活着，老天哪，我什么都不会要求她。一个人的生活，远远不止那与之发生牵连瓜葛的各种环境。让她活着，只要让她活着，如果必要，没有我也行，但是必须让她活着。
“第二天夜里，海伦仍然没有来。可是我看到路上有两辆汽车在开往拘留营。我绕了很大一个弯爬过去，观察路上的动静。我辨认出都是些穿制服的人。是党卫队还是普通军队，我看不清楚，不过他们肯定都是德国人。这是使人极度痛苦的一夜。那些汽车在九点左右开到，一直到一点过后才离开。那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想，要不他们不会在半夜里来。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看不仔细拘留营里的人有没有哪个被带走。我徘徊了整整一夜，沿着铁丝网，在马路上。到了早晨，我想起自己又该装成一个电工的样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看见那边的警卫已经换成双人岗，大门口还坐着一个文职人员，手里拿着张清单。
“白天好像没个尽头似的。当我第一百次走过那有刺的铁丝网的时候，我忽然瞥见一个用报纸包起来的包裹，放在靠我这一边，离铁丝网没有几步路的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那里面有一块面包，两个苹果，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上面写道：‘今夜。’海伦一定是在我两次来回之间抛出来的。我感觉到自己那么虚弱，只好跪在地上吃起面包。随后，我走到躲藏的地方，睡熟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树叶的颜色越发深沉了。在那漏进我所在的空旷地来的下午的温暖阳光中，山毛榉和菩提树矗立在那儿，又是黄色的，又是褐色的，倒像有个看不见的画家，在我熟睡的时候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火炬，在纹丝不动的阳光里纹丝不动地矗立着。没有一片树叶在飘拂。”
施瓦茨停了一停。“如果我对自然景物给你进行了似乎是多余的描绘，那么请你不要厌烦。在那个时候，自然界对我们，好像对其他动物一样重要。自然界是从来不会不理我们的。它不向我们要求护照，也不向我们要求雅利安主义[59]的证书。自然界有所给予，也有所取，但是它却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那好像是一帖镇静剂。那天下午，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很久。我生怕自己会像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罐那样溢出来。随后，在万籁无声的岑寂之中，成百片树叶离开树枝，飘呀飘地往下掉，仿佛在执行一项神秘的命令。它们安详地滑过清澈的天空，有一些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由，看到了死的无限慰藉。我没有下什么决心，可是我明白，万一海伦死了，我也有结束我生命的力量，免得我只能孤孤单单地留下来。我还明白，对于那些爱得太深而且他们的爱情又非人间所有的人们来说，这种力量乃是一种福分，一种补偿。这一切我都是不假思索地明白了的，一旦明白之后，我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我来说，死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了。
“海伦没有在‘哭墙’的行列中间。她在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出现。她穿着短裤和短外套。她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一瓶酒和一个包。穿着这套不平常的服装，她显得非常年轻。
“‘瓶塞已经撬开了，’她说，‘这儿，我还有一个酒杯。’
“她从铁丝网眼里灵巧地钻了过来。‘你一定差不多快饿死了。我在商店里发现一件自从离开巴黎以来还没看见过的东西。’
“‘科隆香水。’我说。她有这股香味儿，在清新的夜里一股清新的香味儿。
“她摇了摇头。我看到她的头发已经剪过了，比以前短了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道，突然暴怒起来。‘我原来以为他们已经把你带走，或者你快要死了，可你居然出来了，样子好像你才去过美容院似的。你是不是还修了下指甲啊？’
“‘我是自己修的。’她伸出手来给我看，还嘻嘻地笑了。‘咱们喝酒吧。’
“‘发生了什么事啦？那边来了盖世太保吗？’
“‘不。是一个军事委员会。可是有两名盖世太保，跟他们一块儿来了。’
“‘他们有没有带走什么人？’
“‘没有，’她说，‘给我一点儿酒喝。’
“我看到她非常心烦的样子。她双手灼热，皮肤那么干燥，我担心它快要干裂了。
“‘他们来，’她说，‘把营里的纳粹党人编了一份清单。这些人都要被送回德国去。’
“‘人数多不多？’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有人可不承认。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忽然她站出来，说她是一个党员，说她已经收集到重要的情报，说她要回到祖国去，说她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马上把她一起带走呢？我跟她很熟悉。太熟悉了。她知道……’
“海伦很快就把酒喝干了，将酒杯递给我。‘她知道什么？’我问。
“‘我记不真切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谈啊谈啊。她知道我是谁……’她扬起脑袋。‘我永远不想回去！永远！如果他们真要叫我回去，我就自杀。’
“‘你不会自杀的，’我说，‘他们也不会带你回去的。天知道格奥尔格在哪里，他不是样样事情都知道的。再说，这个女人干吗要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呢？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你要保证，你不会让他们把我带回去。’
“‘我保证。’我说。她激动得像发狂了似的，弄得我一点没有办法——我当然无能为力，但是我只好像全能的上帝一般讲话。
“‘我爱你，’她说，嗓音又沙哑又颤抖，‘我爱你，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得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说，心里相信却又不相信。
“她困顿不堪，往后面靠下去。‘我们非得离开这儿不可，’我说，‘就在今天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