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哪儿去呢？你有护照吗？’
“‘有。有个在保管拘留人员证件的机关里工作的人，把护照还给我了。你的护照在哪一个的手里呢？’
“她没有回答。她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这儿有一家犹太人，’她随后说，‘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来到这里才只几天。那个孩子病了。他们也跟纳粹党人一起站了出来。他们要回到德国去。“你们是不是犹太人？”队长问他们。那个丈夫回说他们都是德国人，要回到家里去。队长还想讲几句别的话，可是几个盖世太保都在那儿。“你们当真要回去吗？”他又问了一遍。“把他们列到名单上去，队长，”有一个盖世太保笑着说道，“如果你们确实那样想念家乡，那我们可以帮你们个忙。”他们的名字给登录了下来。跟他们讲也没有用。他们说他们生活不下去，他们说孩子病得很厉害，又说所有在这儿的犹太人反正也会被抓起来，因此他们还不如现在就站出去。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落进了圈套，他们还不如索性自动走掉。他们的行动，活像聋了的骡子。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
“‘我？我能谈些什么啊？’
“‘你在那儿待过。你在德国集中营里待过。你回去过。后来又逃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们谈呢？’
“‘就在这儿呗。我去找那个丈夫来。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把你的情况告诉过他。我们还能把他挽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带着一个满面病容的人，这个人不肯从铁丝网眼里钻过来。他就在我对面，站在营房的一边，听着我说话。不一会儿工夫，他的妻子也出来了。她脸色十分苍白，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被捕，大约是在十天之前。他们本来关在两个拘留营里。他们逃跑了，随后奇迹般地又重逢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写在人行道上。”
施瓦茨望着我。“你听到过‘苦路’[60]吗？”
“谁没有听到过呢？它从比利时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一直要追溯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那几天。可是大规模的撤退，却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并突破马其诺防线以后开始的。最先是一辆辆汽车，高高地堆放着家具和被褥，后来是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运货马车，手推车，婴孩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是无穷无尽的步行的人流，在明媚的夏天向南涌去，一路还被俯冲轰炸机追逐着。流亡者掺进了这股撤退的洪流。失散了的家庭成员用煤块、粉笔、油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把姓名和音信写在墙壁、房屋的正面和路牌上。这就成为一种近似路边公报之类的东西。此外，那些早已流亡了好几年、一直在躲避警察的流亡者，还发展了一种所谓的地下铁道，一种通信地址网，从尼斯直通到那不勒斯，从巴黎直通到苏黎世：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能得到新闻、情报和忠告，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留你宿一两夜。多亏这种路边公报和秘密通信网，这个犹太人才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然的话，他们早已如同谚语中说的那样，针沉大海，消失不见了。
“他们担心，”施瓦茨接着说道，“如果留在拘留营里，他们又会被分开。这里是个妇女拘留营。他们一起被抓了来，可是已经得到通知，那丈夫马上就要被移送到男子的拘留营去。‘那我们就受不了。’他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考虑过一番，确实认为其他办法一点也没有。逃跑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试过，而且差一点就饿死。眼下，孩子病了，那母亲完全被搞得筋疲力尽——而他自己呢，力气也都已经用光了。‘你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他说，‘情况也不会比屠宰场圈栏里的牲畜更好。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走来把你们抓走。为什么？’他最后问道。‘法国人没有趁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放我们走呢？’他是一个文弱的绅士，瘦瘦的脸上，蓄着一撇浅黑的小唇髭。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们不需要我们，但又不肯放我们走——可是当整个民族已经瓦解的时候，谁还能够为这样一件多少有点荒谬的事情操心呢？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这样的事本来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却就是不肯费一点精神去想一想。
“第二天下午，有两辆运货汽车沿着大路开过来。就在这时，我看见有刺铁丝网活动起来了。十二个或者更多的女人相互支援，爬过铁丝网，奔进了树林。我仍然躲藏着，直到我看见了海伦。‘我们接到地方警署的警告，’她说，‘德国人已经来找那些愿意回去的人。法国当局不知道德国人还要干些什么，因此他们准许我们躲进树林，等德国人走了再说。’
“除了那一回在路上的片刻工夫，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海伦，这还是第一次。她那双长长的腿，还有她的脸都给晒黑了，可是她显得精瘦精瘦的。一双眼睛太大了，而且太亮了，形容似乎很憔悴。‘你把吃的东西都给了我，可你自己却一直在挨饿。’我说。
“‘我吃的东西才多呢，’她说，‘都考虑到的。这儿，’她把一只手伸进口袋，‘甚至还有一块巧克力呢。昨天，我们还可以买到鹅肝酱馅饼和沙丁鱼。可就是没有面包。’
“‘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也要走吗？’我问。
“‘是——’
“蓦然间，海伦的整个脸都在哆嗦。‘我怎样都不要回去，’她说，‘怎样都不！你答应过我。我不要他们来把我抓去！’
“‘他们不会把你抓去的。’
“一个小时之后，那两辆汽车又开走了。那些女人唱着歌，歌声被微风吹送到了我们耳朵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61]。
“那天夜里，我把从韦内带来的毒药，分了一半给海伦。
“第二天，她知道格奥尔格已经发现了她住的地方。
“‘谁告诉你的？’我问。
“‘知道这件事的人呗。’
“‘是谁？’
“‘营里的医生。’
“‘他怎么知道的？
“‘从拘留营的司令官那儿。有过调查的。’
“‘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办吗？’
“‘他可以在拘留营医院里把我藏这么几天。时间可不能太久。’
“‘那你非离开不可。警告那些处境危险的人躲到树林里去的那个人是谁？’
“‘地方长官。’
“‘那就好，’我说，‘把你的护照要回来，耍一个花招，把这里的释放证骗到手。说不定那位医生能够帮你的忙。如果不行，我们干脆就走。千万别泄漏一点风声。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试一试去找那个地方长官谈一谈。他似乎还有点人性。’
“‘那使不得。千万要小心。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要小心啊。’
“我尽可能把我的工装裤弄得干净些，到了早晨，我就从树林里走出来。我充分估计到会碰上德国巡逻队或是法国宪兵，但是从这时起，我能预料到的只剩这个了。
“我总算来到了地方长官那儿。我冒充德国技术员，说是为了架设军用用途的电力线路需要了解一点情况，把一个宪兵和一个公务员哄骗了过去。我从经验中学到，索性大胆莽撞往往会产生效果。假如那个宪兵把我当作一个难民，那他当场就会将我逮捕。相反，我却向他大声吆喝。像他这一类的人，对吆喝反应最快。
“等我走到地方长官那儿，我就把真情实况告诉了他。他凭冲动要做的第一件事原是想把我撵走。随后，我的厚颜冒失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递给我一支纸烟，叫我滚开，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过。十分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德国人大概有一份名单，万一少了什么人，是要叫他负责的。他不愿意在德国集中营里结束他的一生。
“‘地方长官先生，’我说，‘我知道您曾经保护过俘虏。我也知道您必须服从命令。可是您和我又都知道，法国正处在混乱状态之中，今天的命令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耻辱，而且如果混乱蜕变为毫无意义的残暴，那么以后将难以找到辩解的借口。为什么您，违反您的意志，把一些无辜的人关在有刺铁丝网的囚笼里，把他们送到死刑毒气室和拷问营去呢？不难想象，当法国还在保卫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外国人关在拘留营里，不管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自己的敌人，多少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战事已经结束了。几天以前，那些胜利者已经把他们的人民带了回去，其余仍被你们留在营里的，全是一些受害者，他们在恐惧中生活，就怕被押回去送命。我应当请求您为他们所有的人说个情——但是我现在来只是为一个人请命。假如您害怕那份名单，那就不妨把我的妻子说成是逃跑——或者是死了，反正我都无所谓。如果您愿意，就说她是自杀的，这样您就一切责任都没有了！’
“他瞅着我好长一会儿工夫。‘明天再来吧。’随后他说。
“我一动也不动。‘明天，也许有人会把我逮捕起来，’我说，‘今天就把它解决了吧。’
“‘过两小时再来。’
“‘我就在您的门外等着，’我说，‘那是我能够想到的最最安全的地方。’
“他忽然微笑起来。‘Quelle histoire d'amour！’[62]他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你却又非得过着仿佛没有结过婚似的生活。一般说来，情况往往是反过来的。’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一小时过后，他叫我进去。
“‘我已经跟营司令官通过电话，’他说，‘一点不错，对你的妻子确实进行过调查。我们现在采纳你的建议，把她当作已经死了来处理。这样做，会使你安心，同时也使我们安心。’
“我点点头。蓦然间，一种古怪阴冷的恐惧袭到我身上，一种迷信的残余。我正在蔑视命运。可是，我自己不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死去，现在不是在用一张死人的护照过活吗？
“‘明天我们会把这件事情解决的。’地方长官说。
“‘今天您就把它解决了吧，’我答道，‘我在集中营里给关了两年，就因为我迟了一天做出逃走的决定。’
“我已经精疲力竭。他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脸色发灰，快要昏过去了。他叫人去拿干邑白兰地来。‘咖啡。’我说着，便往一张椅子里沉了下去。屋子在旋转，幻变成一个个灰蒙蒙、紫莹莹的阴影。我千万不能昏倒，我暗自思忖，这时候我耳朵里响起嗡嗡的声音。海伦释放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一张脸和一个嗓音，跟翩翩翻飞和嗡嗡作响混合在一起。那嗓音叫嚷着，起初很模糊，随后既响亮又清晰。我试着跟上那个嗓音和那张脸，随后我听到：‘你以为这对我来说是闹着玩儿的事情吗，merde alors [63]？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不是什么监狱的看守，我是一个体面仁慈的人……叫他们统统滚开——让他们走，让他们所有的这批人走！’
“后来我没法儿再追踪那个嗓音了，我不能肯定它当真是这样子大声叫嚷着呢，还是仅仅在我耳朵里回荡着这么大的声响。咖啡送来了，我一摇一晃地走了出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没多一会儿，有个公务员走出来，通知我再等几分钟——我本来就不打算离开。
“随后那地方长官走出来，告诉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似乎觉得，我那一阵昏晕比我所有的话都更见效。‘你感到好一些了吗？’他问道。‘你用不着怕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法国省级地方长官罢了。’
“‘那倒比上帝更好呢，’我高高兴兴地说，‘上帝给我的，只是一张在地球上居住的普通许可，而且是完全无用的。我实际需要的是在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而它却是除您之外谁也不能给我的，地方长官先生。’
“他笑了起来。‘可是，假如他们在寻找你的话，这里将是最最危险的地方了。’
“‘假如他们在寻找我的话，马赛比这里更糟。他们指望会找到我的地方，正是那里，不是这里。请你给我们一张一星期的许可。到那时，我们将会动身渡越红海了。’
“‘红海？’
“‘那是流亡者的用词[64]。我们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逃出埃及以后一路上过的日子一般。我们背后是德国军队和盖世太保，两边是法国和西班牙警察的海洋，我们前面是有着里斯本港口的葡萄牙天国，那是通往人们更加向往的美国天堂的大门。’
“‘你们有没有弄到美国的签证？’
“‘我们就会弄到的。’
“‘你们似乎很相信奇迹。’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嘛。何况，今天不就出现了一次吗？’”
施瓦茨向我微微笑着。“说起来也真叫人惊奇，你在绝望的时候，多么能深谋远虑。我心里完全清楚，为什么我最后说了那几句话，又为什么我恭维省长，把他比作上帝。我只能从他那里弄到一张短期的居留许可。当你完全依靠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心理学家，即使你害怕得连喘气也不敢。也许正因为害怕才变成这样。害怕和谨慎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功能，彼此各不侵犯。你的害怕是真实的，你的苦难是真实的，因而你的深谋远虑也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为着一个目的：得救。”
一看就知道施瓦茨已经镇静了些。“我马上就要完结了，”他说，“我们确实弄到了两张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我就站在那个大门口等候海伦。那时候已近黄昏。天下着蒙蒙细雨。医生跟她在一起。在她看见我之前的一会儿工夫，我看见她在跟医生讲着话。她说话时很兴奋，脸上显得比平时更加激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忽视的过路人，从街上往一间屋子里张望着。随后，她看到我了。
“‘你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对我说。
“‘一点不错，’海伦笑着说道，‘我现在被释放出来，因此可以到医院里去死了。那是商定好了的嘛。’
“‘我说的话很正经！’医生的口气里带着敌意。‘你妻子的确应当住院。’
“‘为什么很久以前不就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去呢？’我问。
“‘这都是些什么话啊？’海伦说。‘我没有病，我也不想住到任何医院里去。’
“‘你能把她送进一家让她安全住着的医院里去吗？’我问医生道。
“‘不能。’停了一停，他回答。
“海伦又笑了起来。‘当然不了。好一场荒谬的谈论！Adieu[65]，让。’
“她抢在我前面，开始顺着马路走去。我想问一问医生，她害的到底是什么病，可是不成。他瞪着我看，随后急忙转过身，回到拘留营去了。我跟上了海伦。
“‘你的护照拿到了没有？’我问。
“她点点头。‘把你的手提皮包给我。’我说。
“‘里边没有多少东西了。’
“‘反正你给我就是。’
“‘你在巴黎给我买的那套晚礼服，我还保留着。’
“我们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着。‘你病了吗？’我问她。
“‘要是我真的病了，我会躺倒下来，不是吗？我一定会发烧。我没有病。他在撒谎。他要我留在这里。你瞧我。我有病容吗？’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是的。’我说。
“‘不要悲伤。’她说。
“‘我并不悲伤。’
“现在我知道她是病了，而且我知道她对这一点是怎么也不会承认的。‘住进医院对你会有帮助吗？’我问。
“‘不会，’她说，‘一丁点儿也不会。你一定得相信我。如果我病了，而医院对我有帮助，那我一定会试着住进医院的。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突然感到绝望得失去信心了。‘也许你应该留在拘留营里，’最后我说。
“‘要是你不来，我会自杀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雨开始下大了。水沫在我们周围飘舞，如同一片灰茫茫的帷幕。‘咱们想办法到马赛去，’我说，‘随后再前往里斯本和美国。’
“在美国，有好的医生，我想，还有医院，那里是谁也不会进去逮捕你的。而且，说不定他们还会让我工作。‘咱们把欧洲当作一场噩梦那样把它忘掉吧！’我说。海伦没有回答。”
15
“那是我们奥德赛[66]的开始，”施瓦茨说，“穿过沙漠，渡过红海的行军。我估摸，所有这一切你都知道的。”
我点了点头。“波尔多。比利牛斯山。你要摸清边界的出入口。撤退到马赛。当蛮族部落逼近的时候，为鼓动懒散的人心而进行斗争。在这期间，官僚政治的疯狂变得更加疯狂。不给居留许可，可是又不给出境许可。他们既不让你待着，又不让你离开。最后，你总算拿到了你的出境许可，可是你的西班牙过境签证正好又期满无效了。你要另搞一张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葡萄牙签证，而这又取决于另外一个什么条件。这就意味着，一切你又得从头开始——你的日子将在领事馆门外的等候中度过，在那天堂与地狱的通廊里！疯狂的恶性循环！”
“起初，我们走进一个平静的地带，”施瓦茨说，“那天晚上，海伦哭了一通。我在一处偏僻的旅馆里找到了一个房间。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像一对真正结了婚的夫妇那样，两个人单独住在我们自己的屋子里——这使她禁不住流泪了。后来，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那个小花园里。天气很凉，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想去睡觉。我们喝了一瓶酒，望着外面那条通往营里去的路。我心里涌起一种感激之情，那么深沉，那么强烈，简直近乎痛苦。那天夜里，其他一切都被挤掉了，甚至我对海伦健康的担心也被撇在一边。她哭了一场以后，仿佛超然物外，十分恬静，如同雨后的景色，又像宝石浮雕上的某些面容一样可爱。我肯定你是理解的，”施瓦茨说，“在我们这类人的生活中，疾病有着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奔走了。”
“我知道。”我辛酸地说。
“第二天晚上，我们看到一辆汽车顺着大路往拘留营驶去，由于灯火管制而熄灭了车灯。海伦变得神魂不安起来。我们整天待在屋子里，难得动弹一下。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张床和一间房，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简直一分钟也不愿意错失。我们两个人都清楚，我们筋疲力尽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我实在巴不得几个星期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家旅馆里。可是海伦要离开。她一望见那条通往营里去的路，心里就受不了。她生怕盖世太保仍然在寻找她。
“我们把我们仅有的很少几件东西拾掇好。趁我们还有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的时候，马上动身是明智的。万一我们在别的什么地方给逮住了，他们对付我们的最坏一招就是将我们遣送回来。他们不会囚禁我们——或者我们希望能如此。
“我的打算是到波尔多去，可是在路上，我们听说到那边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搭乘了一辆四座的雪铁龙汽车，司机劝我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躲一躲。他指点我们，离他要去的地方不远，有一座小别墅。他知道里面没有人住，也许我们在那儿可以暂宿一夜。
“我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那天下午近傍晚时分，司机让我们下了车。在我们前面那灰蒙蒙的光芒里，横着那座小别墅，其实那更像是一所乡间住宅。窗户黑沉沉的，没有什么帘帷。我走上石头的台阶，试了试门。它没有上锁，锁仿佛是被人强行撬开的。我的脚步声在半暗的通廊里回荡。我喊了一下，而唯一的回答便是一个断续的回声。屋子里都是空荡荡的。凡是可以搬走的东西，统统都给搬走了。可是仍然可以看出那种美轮美奂的十八世纪风格的内部装饰，镶着嵌板的墙壁，气派十足、比例协调的窗子，美丽的天花板，还有雅致的楼梯。
“我们慢慢地探测着这座房子。没有谁来回答我们的叫喊。我找寻电灯的开关，一个也没找到，根本没有电。别墅依然是当初修造时的那个样子。小小的餐室涂着金色和白色，我们进去的第一间卧室漆的是金色和浅绿色。一件家具也没有，房屋的主人一定已经把它们统统搬走，好好地保藏起来了。
“在阁楼上，我们了发现一箱面具，几套华丽而俗气的廉价服装，分明是一次舞会留下来的，还有几包蜡烛。更巧的是，我们还发现一张铁床和一块垫褥。在厨房里，我们找到了一点面包、几罐沙丁鱼、一束大蒜和半坛蜂蜜。在地窖里，还有几磅马铃薯、几瓶酒及一堆木柴。一句话，美妙仙境。
“每间屋子里，几乎都有一个壁炉。我们挑了一间卧室安顿下来，用几套服装把窗子遮好。我重新走出门去，发现了花园、一块蔬菜地和几株果树。树上还有几只苹果和梨子。我把它们摘下了，带回屋里。
“等到天色已经黑得再也看不见烟雾的时候，我才在壁炉里生了火，我们便吃起东西来。那气氛有点像闹鬼和施了魔法似的。火光在美丽的嵌板上闪耀，我们的身影在墙壁上端跳动，如同来自极乐世界的精灵。
“屋子里暖和起来了，海伦把衣服脱下，拿去烘干。她找出那套在巴黎买的晚礼服，将它穿上。我开了一瓶酒。我们没有酒杯，大家就对着瓶子喝起来。后来，海伦又换了一套衣服。那是一件面具斗篷和一个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半截子面具，她穿戴着这两样东西，在黑乎乎的楼梯上忽上忽下地走动。她一会儿从上面喊叫，一会儿从下面喊叫，她的嗓音从四面八方发着回响。我看不见她，我只听到她的脚步声。随后蓦然间，她站在我背后的黑暗中，我颈脖上可以感觉到她的呵气。
“‘我还以为我把你丢了。’我说道，把她搂得紧紧的。
“‘你怎么也不会把我丢了的，’她从面具的隙缝里轻轻地说着，‘可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吗？因为你从来也不曾试着要抓住我，如同一个农民要抓住他的土地那样。最最迷人的人，偏偏是个没有那种品质的闷蛋。’
“‘我知道我并不迷人。’我惊奇地说。
“我们站在楼梯平台上。卧室的门半开着，从开着的门缝里，漏出来一条摇曳闪烁的壁炉里的火光，落在楼梯栏杆的铜饰和海伦的嘴和肩膀上。
“‘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喃喃地自语着。一双眼睛，在那面具背后直瞪瞪的，火辣辣的，看不见一点眼白，像是一条蛇的眼睛。‘可是，但愿你知道所有这些唐璜类型的人多么可怕就好了！好比一件衣服，你只能穿一次。你——你可不一样。你是我的心哪！’
“也许因为我们都化了装，这才激励我们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虽然带几分勉强，我也换上了化装外衣，让我的工装裤放到炉边去晾着。那摇曳的火光，那怪异的衣服，还有周围那‘美好时代’[67]的场景，协力同心，一齐把这种不寻常的语言塞在我们的嘴里。熟悉的语言也改变了它们的涵义。‘忠实’与‘不忠实’失去了它们那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和不妥协性，变得自相矛盾和可以交替使用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不同程度和细微差别。
“‘我们都死了，’海伦悄悄地说着，‘我们两个人。对死人是没有什么法律的。你死了，因为你带着一张死人的护照，而我是死在医院里。你看一看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好像两只华丽而俗气的蝙蝠，在一个死了的世纪里蹁跹飞舞。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纪，有着它的小步舞曲，有着它的优美仪态，有着它洛可可式[68]的天堂——可是种种的庆祝活动总是以断头台来结束，在寒冷的早晨那既晃亮而又无情的断头台。我倒想知道我们的断头台将会在哪里。’
“‘海伦，’我说，‘你不要那样说话。’
“‘哪里都没有，’她轻轻地说着，‘没有什么处决死人的断头台。他们不能杀我们的头，你总不能杀亮光和黑影的头吧？抓住我吧，在这儿，这种被施了魔法的金色的昏暗里，说不定其中有些东西会跟我们一起存在下去，来照亮我们那最后一息的可怜时刻。’
“一阵轻微的哆嗦通过我的全身。‘海伦，’我恳求着，‘不要那样说话。’
“‘一直记着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她低声说着，‘谁知道我们往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到美国去，’我说，‘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的。’
“‘我并不是在抱怨，’她说，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要不像现在这样，我们又将怎么样呢？还不是一对单调而平庸的夫妇，在奥斯纳布吕克过着单调而平庸的生活，怀着单调而平庸的感情，逢到夏天，有几个星期的假日……’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那是对生活的一种看法。’
“那天夜里，她十分快乐和欢畅。手里擎着一支蜡烛，她穿着那双购买于巴黎、历经了艰难险阻总算被保存下来的金色小拖鞋，奔下楼梯，从地窖里又拿来了一瓶酒。我守候在楼梯平台上，看她从昏暗中走上来，背后跟着重重叠叠的影子，她的脸在烛光中向我昂起。我很高兴，如果这个词也适用于一面镜子的话，这面镜子照出了一张心爱的脸，在无数影子的衬托下显得既纯洁又完美。
“炉火熄灭了。她在一堆服装下面沉沉睡着了。这是一个奇异的夜。后来，我听到飞机的呼吼声，那些洛可可式的镜子开始轻轻地咯咯作响了。
“我们单独在那儿住了四天。随后，我到最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买了些吃的东西，听说有两条船就要离开波尔多。‘德国人还没有占领那个地方吗？’我问。
“‘占领了，也没占领。这要看你是什么人。’
“我跟海伦讨论了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她居然并不没有太大的兴趣。‘船哪，海伦！’我说，兴奋得忘乎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离开这儿。到非洲。到里斯本。到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下去呢？’她说。‘花园里有水果有蔬菜。只要木柴不缺，我是一直可以煮东西吃的。面包嘛，我们可以到村子里去买。我们还剩着点儿钱吗？’
“‘有一点。再说，我还有一幅画。我可以在波尔多卖掉，作为买船票的费用。’
“‘眼下还有谁会买这些画啊？’
“‘那些有钱投资的人。’
“她笑了。‘那么就把这幅画卖掉，让我们在这儿住下去。’
“‘我但愿我们能够这样做！’
“她已经爱上了这座房子。在它的一边，有一个小公园。公园后面有一个果园和一片蔬菜地。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池塘和一架日晷仪。海伦喜爱这座房子，这座房子似乎也喜爱她。她很中意这个环境，以前住的是旅馆和营房，现在来了一个改变。在这座属于宁静过去的住宅里，我们化装了的生活给了我一种陶醉的希望，有时甚至还给我一种对死后生活的信心——好像这是我们的一次彩排演出。像这样的生活，我也巴不得过他个一百年。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想着波尔多。我觉得未必有这样的可能，如果城市已经被部分占领了，而轮船居然还可以开出去——不过，那时候战争到底还是没有全面打响。法国已经停战了，可是和约毕竟还不曾签订。想必是有一个占领区和一个自由区，但是法国执行任何协定都软弱无力，再说，德国人是由军队和盖世太保两方来代表的，而他们之间也并不一直都是联合行动的。
“‘我非得去打听个明白，’我说，‘你等在这儿，我设法溜到波尔多去。’
“海伦摇了摇头。‘我不愿意一个人等在这儿。我要跟你一起去。’
“这倒不是毫无道理的。安全地区和危险地区，再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分界了。你可以从一个敌军司令部里逃生，却又在一个遥远的岛上被盖世太保的特务逮住。没有什么你可以信赖的规律。
“我们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前行，”施瓦茨说，“我猜想，那样的旅行方式你一定很熟悉。事后回想起来，你简直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是可能的。步行，乘车——有段路程我们甚至骑了两匹背脊宽阔、脾气很好的农家牲口，有个雇工正要把它们牵出去卖掉。
“波尔多已经驻扎了军队。城市没有被占领，可是已经驻扎了军队。这情况让我们很吃惊，我们估计随时会被捕。海伦穿着一身并不显眼的衣裳，除了那套晚礼服，还有一条宽松的裤子和两件毛线衫，她的全部行装就是这些。我在背包里也还放着另一身衣服。
“我们把提包寄存在一家酒馆里。带着行李的人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尽管有不少法国人还拎着手提箱在走路。‘我们到旅行社去打听轮船的事。’我说。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们果真找到了一家旅行社还开着门。窗子上贴着许多陈旧的广告海报：‘到里斯本过秋天’——‘阿尔及尔，非洲的明珠’——‘到佛罗里达度假’——‘阳光明媚的格拉纳达’。它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褪色了，只有里斯本和格拉纳达的色彩却仍然璀璨辉煌。
“我们在窗子前面没有等候很久。有个十四岁的专家把情况告诉了我们。轮船吗？根本没有。这一类的谣言，沸沸扬扬已经传了几个星期了。在德国人来这里很久以前，一艘英国船开到这儿，为正在英国组织的波兰军团装走了波兰人和其他志愿参加那个军团的人。眼下，开航的轮船一艘也没有。
“我问他所有其他那些等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那个专家说。
“‘那么你呢？’
“‘我已经把离开的念头放弃了，’他说，‘对我来说，这里也有一条谋生的道路。我是一个译员、顾问、签证和住房的专家……’
“那倒并不奇怪。艰难时世促使人们早熟，而年轻人是不会被感伤之情或先入之见弄糊涂的。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那个专家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概况。军队就要撤走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要搞到一张波尔多居留许可，这就很难了，要弄到一张签证也极不容易。眼下，据说在巴约讷[69]可以弄到西班牙签证，可是那里人太挤了。马赛看来是最好的地方，可是路程却很远。或早或晚，我们大家都是走那条路的。你是不是也走那条路来的？”施瓦茨问我。
“是的，”我说，“那是我们的骷髅地[70]。”
施瓦茨点点头。“我当然也到美国领事馆去试过。可是海伦有一张有效的德国护照，是由纳粹签发的，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是有生命危险的呢？那些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什么证件也没有，躺在门外的铺道上，他们仿佛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我们的护照给我们提出了反证。连死去的施瓦茨的那张护照也一样。
“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那座别墅去。我们两次被宪兵拦住，我的暴躁脾气两次都起到了作用——我向宪兵们吆喝，把护照塞到他们鼻子底下，还嘀咕了几句军事当局。海伦笑了，她觉得非常滑稽。这个新策略，是我在回酒馆去取我们的行李的时候想起的。老板说他从来也没听到过行李啊什么的。‘要是你想去报告警察，你尽管去报告好了，’他微笑着说，‘可是我料想你是不愿意那么干的！’
“‘我不需要警察，’我答道，‘你只要把我的东西拿给我就行！’
“老板向那侍者做了个手势。‘亨利，先生想要走了。’
“亨利卷起袖管，走近来了。‘要是我是你啊，亨利，我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难道你就这么想知道德国集中营里是个什么情况吗？’
“‘Ta gueule.'[71]亨利说着，举起他的拳头。
“‘好吧，中士，开枪！’我大声喝道，视线扫过亨利。
“亨利信以为真。他环顾四周，可是拳头仍然高高举着，因此我便使出全副劲道猛踢他的腹股沟。他吼了一声，倒在地下。老板抓起一个酒瓶，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我抓起一瓶杜博尼酒，将瓶颈在柜台角上敲断，然后挥舞着这件武器。老板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背后又有一个酒瓶摔破了。我没有向四周观望，我不能让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是我，’海伦说，接着又向老板嚷道，‘Salaud！[72]把东西还给我们，要不，看你还会留着你的脸蛋才怪！’
“一只手里抓着那个摔破的酒瓶，她蹲下身子，朝老板走去。我用那只空着的手将她抓住。她那个酒瓶一定是绿茴香酒的，因为突然之间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茴香味儿。一连串码头装卸工人的咒骂倾注在老板身上。海伦仍然伛偻着身子，试图挣脱我的那只手。老板退到柜台后面去了。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门口那儿有个声音用德语问道。
“老板开始龇牙咧嘴地笑了。海伦转过身去。为了对付亨利而被我捏造出来的那个德国中士，居然亲临现场了。
“‘他有没有受伤？’那个中士问。
“‘那只猪吗？’海伦指着亨利，那家伙仍然弯着身子躺在地板上，将拳头放在腿缝中间。‘那不是血。那只是杜博尼酒！’
“‘你们是德国人吗？’那中士问。
“‘是的，’我回答，‘我们的东西给抢走了。’
“‘你们有证件没有？’
“那老板又龇牙咧嘴地笑了。看样子他好像懂得几句德语。
“‘证件吗，我们当然是有的，’海伦生气了，‘我一定要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她举起她的护照。
“‘我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于尔根斯的姐姐。你瞧……’她指了指护照上的日期。‘我们眼下住在一座庄园里。’她说的那个别墅的名称，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只是到波尔多来玩一天。我们把东西留在了这儿，交给这个贼。现在，他硬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她又朝老板那儿走去。‘是真的吗？’中士问他。
“‘那当然是真的。德国妇女不说谎话！’海伦说。那是民社党政权的愚蠢口号之一。
“‘那么你又是谁？’中士问我。
“‘汽车司机。’我说，拉了拉我的工装裤。
“‘好的！你还在等什么？’中士向老板咆哮。
“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人不再龇牙咧嘴地笑了。
“‘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的这个下流场所给封了？’中士问道。海伦津津有味地翻译着，中间还插入了她自己加进去的‘salauds’和‘sales étrangers’[73]等几个词。我自己常常被人家用这些个字眼来叫骂，因此听到她管这个住在他祖国的法国人叫卑鄙的外国佬时，就给我一种特殊的快感。
“‘亨利！’那老板吼道。‘你把东西都搁到哪儿去啦？这对我来说全是新鲜事。’他对中士说道。‘一定是他把东西给拿走的。’
“‘他在胡扯，’海伦说，‘他只是想把罪责推在他的打手身上。快，把东西还给我们，’她向老板吆喝，‘要不，我们就去叫盖世太保了！’
“那老板踢了亨利一脚。亨利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请求您原谅，’老板对中士说，‘这只是一个误会。你想来点儿什么，我买单？’
“‘干邑白兰地，’海伦说，‘要最好的。’
“老板往柜台上放了一个酒杯。海伦朝他瞪了一眼。他又加上了两个。‘您是一位勇敢的女子。’中士说。
“‘德国妇女是无所畏惧的。’海伦引用了纳粹手册上的这一句话，把破碎的绿茴香酒酒瓶放下了。
“‘你驾驶的是哪一种汽车？’中士问道。
“我直愣愣地紧瞅着他那双天真的灰色眼睛。‘梅赛德斯牌的，当然。那是元首的汽车嘛！’
“他点点头。‘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不是啊？不像咱们的家乡，但十分漂亮。你喜欢这儿吗？’
“‘很可爱。可是不像咱们的家乡，当然。’
“我们喝着酒。这干邑白兰地倒是挺出色。亨利拿着我们的东西进来了，把它们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翻看了一下背包。什么也没有丢。
“‘样样东西都在。’我跟中士说。
“‘这是侍者的过错，’那老板说，‘你被解雇了，亨利！走吧！’
“‘谢谢你，中士，’海伦说，‘你是一个德国军人，又是一位拥有骑士风度的人。’
“那中士敬了个礼。他还不满二十五岁。‘还有被摔破的两瓶绿茴香酒和杜博尼酒的账款要付咧。’老板说道，他勇气又恢复了。海伦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他不是一个有骑士风度的人，’她又补充说，‘用不着付。这是自卫。’
“那中士从柜台上拿起了旁边的一瓶酒。‘这瓶我拿了，’他说，带着一种豪侠的神气，‘胜利者总得享受一些特权！’
“‘女士不喝橙酒，’我说，‘把那瓶干邑白兰地拿上吧，中士，尽管已被打开了。’
“中士把那瓶酒送给了海伦。我把它放在了背包里。一到门外，我们就互相道别。我本来在担心那个德国兵会要我们陪他去看我们的梅赛德斯汽车，可是海伦把这件事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他临别时说的话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有秩序。’
“我目送着他。秩序，我暗自思忖。用严刑拷打，弹穿颈项，以及集体屠杀得来的秩序。像酒馆老板那样的小流氓，我会碰上一百万个咧！
“‘你觉得怎么样？’海伦问道。
“‘很好嘛。我倒不知道你会那样子咒骂。’
“她笑了。‘这是我在拘留营里学会的。怎么样的一种宽慰啊！把一年的拘留生活从我背上卸下来了。可你又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领，能用破酒瓶跟人打架，照准人家要害的地方踢腿呢？’
“‘为了人权而打架呗，’我回答，‘我们正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为了确保和平，我们要进行战争。’
“那差不多是正确的。我们要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便是说谎和欺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到农民的树上去偷果子，到他们的畜栏里去偷牛奶。那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危险，荒谬可笑，有时候还叫人伤心，而且往往很有趣——但是从来没有半点儿痛苦。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关于酒馆老板的插曲。类似的事情开始不断地发生。你大概也有同样的经历吧？”
我点点头。“是的，的确很有趣，如果你能用那样的眼光去看待的话。”
“我是慢慢学会的，”施瓦茨说，“通过海伦。她不再把过去记在心上。在我只是偶然经历的事，在她却是日常中光辉灿烂的现实。每天，过去都在她背后化为乌有。她的全部经历聚集到了现在。在别人那里铺展于整个一生的事，在她却集中于瞬息之间。但是，这种集中倒也没有什么疯狂或者歇斯底里的成分。那是十足轻松自在的，如同莫扎特一般宁静安详，如同死一般不可抗拒。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和责任已经不复存在了，代替它们的便几乎是非人间的更崇高的动力。已经没有时间来做平凡的事了。她像烟火一样闪闪发光，可是她的烟火却不留一点灰烬。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她已经丧失了得救的希望，她知道挽救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既然一味坚持，她就照样扮演下去——而我，好像一个傻瓜，把她拖在身边，从苦路的一个站走到下一个站，走完所有的站[74]，从波尔多到巴约讷，路远迢迢地赶到马赛，最后来到了这儿。
“当我们来到别墅的时候，它已经被占用了。我们看到军服，士兵们搬来了木头工作台，军官们穿着空军的马裤和擦得油光雪亮的高筒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活像一只只古怪的孔雀。
“我们躲在公园里一株山毛榉树和一座大理石女神像的后面，偷偷地观望着。那是一个柔和的薄暮。‘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留在那儿吗？’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