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是说，她上班吗？她是干什么的？”特德问他。
“她做饭，”爱德华多回答，“有时候看孙女——有时也帮别人看孩子，还帮人家打扫房子……”
“说不定她会愿意打扫这座房子，”特德说，“也许还愿意给我做饭，照顾我四岁的女儿，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字叫露丝。”
“当然，我问问我老婆，我想她肯定愿意。”爱德华多说。
埃迪觉得，玛丽恩要是知道了这些，一定会疯掉。她离开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丈夫已经找全了替代她的人（起码他认为玛丽恩可以被替代），一口气雇好了园丁、木匠、看守和杂工——爱德华多的妻子很快还会来做饭、照顾露丝！
“你老婆叫什么？”特德问爱德华多。
“肯奇塔——可不是香蕉啊。”爱德华多告诉特德。
不久，肯奇塔真的来给特德和露丝做饭了，她不仅是露丝的主要保姆，特德外出的时候，肯奇塔和爱德华多还住进帕森尼奇路的科尔家照看露丝，就像她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戈麦斯夫妇的孙女玛利亚和露丝同岁，成了露丝童年的玩伴。
被沃恩夫人解雇，对爱德华多来说只意味着快乐和好运气，特德·科尔很快成为他和肯奇塔的主要收入来源，事实证明，与做男人相比，特德·科尔做起雇主来可爱多了，也更可靠。（埃迪·奥哈尔的打工经历是个例外。）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1958年8月的那个星期六早晨，特德问爱德华多。
“随你的意。”爱德华多回答。
“嗯。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爱德华多。”特德告诉他。他看都没看站在一旁的埃迪，就对爱德华多说：“先开车送这孩子去奥连特岬角的码头怎么样？”
“当然可以。”爱德华多说。他礼貌地朝埃迪点点头，埃迪也朝他点了点头。
“你可以马上就走，埃迪，”特德对小埃迪说，“我的意思是，早餐前。”
“好，”埃迪说，“我去拿我的东西。”
就这样，埃迪·奥哈尔没跟露丝道别就走了，他不得不在露丝醒来之前离开，只能匆忙打个电话告诉家里，昨天半夜他刚把父母叫醒，今天早晨不到七点又需要再吵醒他们一遍。
“如果我先到了新伦敦，就在码头等你，”埃迪对父亲说，“小心开车。”
“我会去的！我们码头见！我和你妈都去，爱德华！”薄荷激动地对儿子说。
至于汉普顿地区的校友通信录，埃迪差一点把它放进包里，但最后改了主意——他把每一页都撕成细长条，再团成球，丢进客房的废纸篓。他走了以后，特德会偷偷检查这个房间，发现纸团，误认为它是情书，费劲巴拉地拼好碎纸之后，他才意识到，埃迪或者玛丽恩是绝对创作不出如此离奇的“情书”来的。
埃迪已经把奥哈尔家族收藏的那本《老鼠爬墙缝》摆在小皮箱的最上层，薄荷希望科尔先生在这本书上签名，但埃迪实在开不了口（在目前情况下）向著名作家暨插画家索要签名，所以他偷来特德的一支钢笔，特德签名时最爱选用这种笔尖的笔。埃迪打算在轮渡上苦练特德·科尔的笔迹，模仿他在书上签名，但愿父母不会看出其中的差异。
在车道上，他们没有什么告别语可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没有。
“嗯，”特德沉吟半响，好容易才开口，“你是个好司机，埃迪。”然后伸出手。埃迪伸出右手和他握了握，左手小心翼翼地递出那个面包形状的破烂包裹——给露丝的礼物，这东西只能交给特德了。
“这是给露丝的，但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埃迪说，“我父母送的，在我的旅行袋里搁了一夏天。”他解释道。特德察看变了形（几乎散开）的包装纸的时候，埃迪看出了他的厌恶。礼物仿佛在恳求人们将它拆开，哪怕摆脱这层可怕的包装也好。埃迪固然好奇里面是什么，也害怕礼物现了原形后会令他尴尬，不过，他发现特德也想拆开包装。
“我能拆开吗，还是让露丝拆？”特德问埃迪。
“你为什么不能拆呢？”埃迪说。
特德拆开一看，原来是件衣服：一件小T恤衫。四岁小孩能对衣服感兴趣？如果真让露丝来拆，发现不是玩具或者书，她大概会很失望。而且，这件小T恤对她来说已经太小，到了明年夏天穿T恤衫的时节，以露丝那时的个头，根本套不进去。
特德把T恤完全展开，举起来给埃迪瞧，衣服上的埃克塞特校徽当然吓不倒小埃迪，迄今为止，十六年的人生中，他就过了三个月的每天不把“埃克塞特”挂在嘴边的日子。灰色的小T恤的前胸还印着一行深红色的字：
埃克塞特 197-
特德把薄荷附上的赠言卡片也给埃迪看了。他父亲写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埃克塞特恐怕都不会招收女生，然而，同为埃克塞特校友，我想，您一定乐于见到令嫒进入埃克塞特就读，感谢您给予犬子第一份工作！”落款是“乔·奥哈尔，1936届”。真有讽刺意味，埃迪想，因为1936年不但是他父亲毕业的时间，特德和玛丽恩也是在那年结的婚。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露丝·科尔后来真的进了埃克塞特——尽管薄荷（以及其他许多本校教工）相信这座历史悠久的老派学院不会搞什么男女同校，1970年2月27日，学校董事会还是宣布，当年秋季，埃克塞特将招收女孩入学。于是，那一年恰好满十六岁的露丝离开长岛，来到新罕布什尔州这所古老的寄宿学校读书，十九岁毕业，成为1973届校友。
1973年，埃迪·奥哈尔的母亲多事西·奥哈尔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的前雇主的女儿从埃克塞特毕业了——与她一起毕业的还有另外46个女孩和239个男孩。多事西还向儿子承认，女孩的实际数目可能比她估算的还要少于男孩，因为她错把几个男孩认成了女孩——谁叫那么多的男生都留长头发呢！
这是真的：埃克塞特高中的1973届毕业班里，男孩流行长发，女孩流行中分长直发——露丝也未能免俗，她顶着这样的发型进了大学，直到终于能够主宰自己的头发之后，才将它剪短，她一直想留短发，不仅仅是为了跟父亲对着干。
1973年夏天，埃迪·奥哈尔短期返乡探望父母，简单浏览过露丝所在毕业班的年鉴照片。（还是薄荷把这本1973年的埃克塞特年鉴硬塞给他看的。）
“我觉得她长得像她母亲。”薄荷告诉埃迪，他不过是信口乱说而已。薄荷从未见过玛丽恩本人，充其量在报纸或杂志上（科尔兄弟去世后）看过她的照片，但他的话引起埃迪的注意。
见到露丝的高中毕业照，埃迪认为她更像特德，不仅是发色深，她的方脸盘、宽目距、小嘴巴、大下巴，无一不像父亲，人长得虽然漂亮，但更偏向俊朗，是男性气质的那种好看。
校壁球队合影中的露丝更有阳刚气。她毕业后第二年，埃克塞特才成立女子壁球队，所以，1973年，十九岁的露丝获准加入校男子壁球队，成为实力排名第三的球员。单看合影，露丝很容易被误认作男孩。
露丝在1973年埃克塞特年鉴中的最后一次露脸，是与班克罗夫特女生宿舍楼的舍友合影，她站在这群女孩的正中央，笑容恬静，看上去心满意足，但也透着落落寡合的孤寂。
匆匆翻完露丝在埃克塞特年鉴中的照片，埃迪更加认定她还是1958年夏天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上次看到她时，她还在睡觉呢。二十二年后，二十六岁的露丝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时年三十八岁的埃迪·奥哈尔读到这本书，方才承认露丝的内心更像玛丽恩，不那么像特德，而直到露丝本人四十一岁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露丝实际上更像她自己，不管是玛丽恩还是特德，都没有对她产生本质上的影响。
然而，现在，1958年夏天，埃迪·奥哈尔可无法从一件小T恤衫上预见未来，而且这件衣服露丝已经没法穿了，眼下的小埃迪只想回家，汽车已经在等着他了。十六岁的少年钻进皮卡车厢，坐在爱德华多·戈麦斯旁边，园丁把车倒出车道。埃迪纠结是否要向特德挥别，因为他还站在车道上。如果他先朝我挥手，我就朝他挥手，少年决定。就在他眼看着特德马上要挥起小T恤衫来的那一刻，对方忽然想起了比挥手更重要的事情。
爱德华多还没来得及驶离车道，特德就跑上前来，拦住了卡车。清晨的风带着寒意，反穿着埃克塞特运动衫的埃迪却不在乎，他曲起胳膊肘，架在敞开的车窗上。特德一把捏住埃迪的胳膊肘，说：“关于玛丽恩——还有件事你应该知道，即使在事故发生前，她也是个别扭的女人，我是说，如果不出事，玛丽恩也很难相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埃迪？”
特德捏着他的胳膊肘，一直没松劲，但埃迪既没把胳膊撤回去，也没说话。特德·科尔拦住卡车，告诉他玛丽恩是个“别扭女人”，埃迪思索。连只有十六岁的他都觉得用“别扭”这个词形容她是不对的，由这个关键点可以判断，特德的这番话其实很假。“别扭”更像男人对女人的偏颇看法，男人含蓄地贬损前妻的时候，往往会用这个词，言外之意是女人不合他的意，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接近。说这种话的男人，总是另有所图，困扰他的问题根本不在“别扭”上。无论如何，男人嘴里的这个词往往带有贬义，可埃迪却想不出话语来回应。
“忘记说了——还有最后一件事，”特德告诉小埃迪，“关于那只鞋……”如果埃迪现在还能动弹，他肯定会赶紧捂起耳朵，可他根本动弹不了——仿佛变成了一根盐柱，他现在可算是理解玛丽恩为什么一听到“事故”就会变成石头一样了。“那是一只篮球鞋，”特德说，“蒂米叫它‘高帮鞋’。”
特德要说的就是这些。
皮卡经过萨格港时，爱德华多说：“我就住在这里，我的房子能卖不少钱，但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不久以后即使拿出这么多的钱也买不起房子了，至少在这附近买不到。”
埃迪朝园丁点头微笑，可他说不出话，他的胳膊肘依旧架在副驾驶一侧的窗沿上，已经被冷空气冻麻了，但他怎么用力都收不回来。
他们搭乘第一班小轮渡，登上牛尾洲，又驾车横穿该岛，乘上另一班从牛尾洲北端开往格林波特的小轮渡。（多年以后，露丝总是把这一连串的小轮渡视为离家返回埃克塞特的前奏。）
到了格林波特，爱德华多·戈麦斯对埃迪·奥哈尔说：“我要是把萨格港的房子卖了，可以在这里买到一座非常不错的房子，但是在格林波特当园丁可赚不了多少。”
“对，我想是这样。”埃迪终于能说话了，但他还是觉得舌头不像自己的，话也好似不是自己说的。
两人来到奥连特岬角，海面上并不见轮渡的影子，暗蓝色的海水翻起白色泡沫般的浪花。由于今天是周六，许多计划一日游的人在等轮渡，大都是去新伦敦购物的徒步旅行者。这群乘客与六月时埃迪在奥连特岬角下船时邂逅的那一群不同，而且，当时那群人里，站着玛丽恩，而且，她正在等他。（“你好，埃迪，”玛丽恩说，“我还以为你怎么都看不见我呢。”说得好像他没看见她似的！好像他会错过看她的机会似的！）
“好吧，再见了，”埃迪对园丁说，“谢谢你送我来。”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问，”园丁诚恳地说，“为科尔先生工作究竟怎么样呢？”
离开长岛
跨海轮渡的上层甲板异常寒冷，埃迪跑到操舵室的背风面躲避寒风，顺便在他的写字簿上练习特德·科尔的签名。大写的字母T和C模仿起来简单，特德写得像线条圆润均匀的无衬线字体，而模仿小写字母比较难，它们不仅个头小，而且是花哨的斜体，倾角完美划一。在本子上试过二十多次后，埃迪还是发现自己的运笔习惯会无意识地在仿写过程中显露出来，担心非常熟悉自己笔迹的父母会怀疑签名是伪造的。
全神贯注的他并未注意，曾经与他在那个命中注定的六月天一道跨越海湾的蛤蜊车司机也在船上。除了星期天，蛤蜊车司机每天都搭轮渡往返奥连特岬角和新伦敦，他认出了埃迪，便跑来坐在少年身边的长椅上，发现他正在苦练一个签名，联想到埃迪不久前找了个奇怪的工作——他们还就何为“作家助理”讨论过几句——蛤蜊车司机猜测，这孩子不厌其烦地重写同一个名字，必定是为了完成他的古怪工作。
“最近怎么样啊，小伙子？”蛤蜊车司机问，“你还挺努力的嘛。”
未来的小说家埃迪·奥哈尔——即使算不得最成功的一位——也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年轻人，正因如此，在这个节骨眼上见到蛤蜊车司机，他喜出望外，立刻说明了自己的难处：他“忘记”请特德·科尔在书上签名，但不想让父母失望，只好勉力模仿，可仿得又不像。
“我来试试。”蛤蜊车司机说。
于是，在寒风凛冽的轮渡上甲板，操舵室的背风面，一位驾驶卡车运送蛤蜊的司机，成功模仿出了畅销书作家的签名，字体形神兼备，无可指摘。
他只在本子上试过五六次，就直接在书上动了真格，埃迪也不反对，欣然允许情绪酝酿到兴奋的司机在奥哈尔家传的《老鼠爬墙缝》上信笔挥洒。一挥而就之后，大叔和男孩躲在暖和无风的角落，满意地欣赏书上的签名。为了表示感谢，埃迪要把特德·科尔的钢笔赠予司机。
“你开玩笑的吧。”蛤蜊车司机说。
“拿着——归你了。”埃迪告诉他，“我真的不想要了。”他说的是真心话，蛤蜊车司机开心地接过钢笔，别在脏风衣内侧的口袋里，他身上一股热狗、啤酒和蛤蜊的混合味道——蛤蜊味儿在没风的时候闻起来尤其明显。司机提出请埃迪喝啤酒，被少年拒绝，遂又问他明年夏天会不会还到长岛当“作家助理”。
埃迪并不这么认为。不过，说实话，埃迪·奥哈尔一生中从未真正离开长岛——至少他的心若即若离——尽管明年夏天他将在埃克塞特的家中度过（在学校招生办帮忙，为有意来埃克塞特读书的学生及其家长做校园导游），但第三年的夏天一到，他便重返长岛。
从埃克塞特毕业那年（1960年），因为急于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找一份暑期工作，加之进一步确定自己对年纪大的女性特别有感觉——她们也格外喜欢他——埃迪想起他一直保留的佩妮·皮尔斯的名片。直到面临毕业之际——佩妮·皮尔斯早在一年半前就邀请他到南汉普顿的镶框店工作——他才恍然觉悟，皮尔斯女士给他的远不只是一份工作。
所以，埃克塞特的毕业生给南汉普顿的离异人士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直抒胸臆：嗨！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给特德·科尔当过作家助理。上次我去你店里，你说要给我一份工作。你想起我是谁没有？对，我曾经是玛丽恩·科尔的情人，虽然时间不长！
佩妮·皮尔斯的回复也不客气：嗨你个头。不记得你？六七个星期搞了六十次——谁还能把你忘了？想要暑期工作？来吧！
当然，除了在镶框店打工，埃迪还得给皮尔斯女士做情人。1960年的夏天一开始，他就进驻皮尔斯女士在福斯特耐克路的新家，暂居客卧，待找到合适的住处再搬过去。但是，在他找到这样的地方之前——甚至还没开始找，他们就成了情人。佩妮·皮尔斯很高兴埃迪能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与她做伴，而且房子里也需要一些活泼的室内装饰。
然而，要消除房子里的悲惨气氛，仅凭换个墙纸、重新装潢可不够：不久前，一位名叫蒙齐耶夫人的寡妇在这所房子里自杀了，她的独生女很快便把房子卖掉，这个女孩还在上大学，据说，蒙齐耶夫人寻短见时，母女俩的关系已经疏远。
埃迪不会知道，蒙齐耶夫人就是出现在科尔家的车道上、被他错认为玛丽恩的那位女士，更不清楚特德在这对母女的不幸遭遇背后扮演何种角色。
1960年夏天，埃迪没联系过特德——也没见到露丝，但他见了露丝的几张照片。照片是爱德华多·戈麦斯拿到佩妮·皮尔斯的店里去镶框的。佩妮告诉埃迪，自两年前玛丽恩卷走儿子们的照片后，科尔家送来镶框、聊以填充墙壁空白的照片屈指可数。
这些照片都是露丝的，而且——和埃迪在1960年见过的那六七张照片一样——拍照时摆的姿势都不自然，感染力压根及不上托马斯和蒂莫西那几百张率真随性的日常抓拍。相片里的露丝冷静严肃，双眉紧锁，怀疑地望着镜头，偶尔的几个笑容也显然是在别人的劝说下挤出来的，绝非发自内心。
短短两年，露丝长高了，头发更黑更长，经常梳着辫子。佩妮·皮尔斯告诉埃迪，露丝的辫子编得很专业，辫稍处的发带打的结子也很精致，明显不是特德的手艺，佩妮指出——六岁的小孩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本事。（辫子和发带结出自肯奇塔·戈麦斯之手。）
“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皮尔斯女士评价露丝，“但恐怕不会出落得像她母亲那么漂亮——还差得远呢。”
1958年夏天和玛丽恩做过大约六十次爱的埃迪·奥哈尔将近两年没有性生活。高三这一年，他有资格选修英文创意写作课，这门课的老师是哈夫洛克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埃迪写了一个年轻人在比他年纪大很多的女性怀抱中获得性启蒙的故事。在此之前，对于1958年夏天的经历，他只把替特德·科尔送画给沃恩夫人的经过改写成了一个超长的短篇故事。
在埃迪的故事中，“作家助理”这个人物送的并不是画，而是色情诗，人物的设定也很像他本人，是沃恩夫人怒火的无辜受害者。沃恩夫人的角色没怎么变化——只是名字改成了“威尔莫特夫人”（因为埃迪只记得汉普顿地区的埃克塞特校友中有个姓“威尔莫特”的）。自然，威尔莫特夫人的拉美裔园丁相当有同情心，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捡拾挂在树篱上和泡在环形车道中心的喷泉里的色情诗碎片的重任。
色情诗人的角色却并不太像特德，他是个瞎子，所以需要雇用助理——而且他还缺个司机。在埃迪的故事中，诗人没有结婚，他和有夫之妇威尔莫特夫人（他那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色情诗要么是写给她的，要么是写她的）的风流事被归咎到女方身上，盲诗人则完全是个令人同情的无辜小天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丑陋女人引诱和抛弃。
作家助理在剧情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诗人对邪恶的威尔莫特夫人的爱坚定不移，备受虐待的作家助理甘冒牺牲工作的风险，向盲诗人揭发威尔莫特夫人的真面目，忠言逆耳，诗人一怒之下解雇了他，后来，年轻人的肺腑之言终于将诗人从他对威尔莫特夫人这种女性的自毁式迷恋中解放出来。（“丑陋”的主题欠缺提炼，甚至并不成熟，虽然埃迪指的是心灵的丑陋，但故事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威尔莫特夫人外表的丑陋与不顺眼。）
坦率地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故事，但作为小埃迪初次写作的尝试，还是给哈夫洛克先生留下了足够的印象，他也因此批准埃迪选修创意写作课，在一群有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中间，埃迪开始尝试描写那个更诱人的主题——母子恋。
他自然不好意思把最早期的作品拿给同学们看，这些故事他只偷偷请哈夫洛克先生掌过眼，哈夫洛克先生也只把它们给自己的妻子看过，他妻子正是那位名声在外的不剃腋毛、不穿胸罩的哈夫洛克太太，埃迪最早的性幻想对象。哈夫洛克太太对埃迪的母子恋写作主题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兴趣。
其实，比起埃迪的平铺直叙，哈夫洛克太太对他选择的题材更感兴趣，这也难怪，她是个三十好几却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更是封闭的校园之内、近八百名男性学生唯一可见的性幻想目标。她虽不曾受到其中任何一个男生的色诱，却难免不会注意到他们对她垂涎三尺，连设想一下这种关系的可能性都让她感到恐惧。她的婚姻幸福美满，从来只觉得男孩子……不过是孩子罢了。所以，十六岁男孩和三十九岁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埃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激发出她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哈夫洛克太太生在德国，到苏格兰做交换生的时候认识了她的丈夫——哈夫洛克先生是英国人——然后一步踏入这个全是男生的美国精英寄宿学校，常感迷惘沮丧。
尽管埃迪的母亲说她“玩世不恭”，但哈夫洛克太太本人并没有做过色诱任何男学生的事。她是个好妻子，尽可能地为取悦丈夫而打扮——是哈夫洛克先生喜欢她不剃腋毛和不穿胸罩，甚至苦苦求她刀下留毛，因为他最崇尚天然美，哈夫洛克太太却觉得这样做有点老土，而且，那些性欲旺盛的男孩为此对她产生的更为不羁的幻想令她惊惶失措、无地自容。
安娜·哈夫洛克的娘家姓是“雷纳”，每次她从教工公寓出来，都会让游荡在宿舍楼里的男孩们脸红心跳，有的甚至直接撞到房门或者墙壁，因为他们的眼珠子就像粘在她身上一样，根本拿不下来。她每次给丈夫叫到家里来辅导功课或点拨创意写作的学生端上咖啡和甜甜圈，他们都会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已然被她迷走了三魂七魄。哈夫洛克太太是个非常理智的人，对此深恨不已，央求丈夫带她回英国或德国去，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知道在那些地方自己可以不受打扰地生活。然而她的丈夫亚瑟·哈夫洛克却热爱埃克塞特的生活，他是个精力充沛的教师，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同事的喜欢。
埃迪·奥哈尔把他令人困扰的故事——他与玛丽恩·科尔的肉体纠缠——带进了哈夫洛克太太基本算是美满的婚姻（存在争议的问题只有上面这一个）。当然，埃迪在故事中隐去了自己和玛丽恩的影子，故事的男主角并不是什么著名童书作家暨插画家的助理。（因为薄荷·奥哈尔不厌其烦地四处吹嘘他儿子的暑期工作经历，弄得埃克塞特高中的英语教学组没有人不知道埃迪为特德·科尔工作过。）
埃迪的故事中，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在南汉普顿的镶框店找到了暑期工作，玛丽恩的角色是以佩妮·皮尔斯为原型捏造的，出自他对佩妮并不完善的记忆。因为他记不清皮尔斯女士的相貌，女主角的外表是玛丽恩的漂亮脸蛋和佩妮·皮尔斯微胖身材的别扭组合——佩妮的身材并不与玛丽恩的脸庞相配。
与皮尔斯女士一样，埃迪故事中的女主角已经离婚，并且十分享受离异后的生活，男主角则充分把握住了这次性启蒙的机会，夏天还没过完，就已经和女主角做了六十次爱，这个情节让哈夫洛克先生和哈夫洛克太太看得目瞪口呆。男主角也享受到了女主角所获大笔离婚安置费的好处——他住在镶框店老板的南汉普顿豪宅中，房子和沃恩夫人在琴酒路的豪华住所极为相像。
虽然哈夫洛克太太被埃迪故事中的性描写深深吸引，陷入烦乱之中，哈夫洛克先生——不负良师之名——却更关心埃迪的写作质量。他确定了埃迪早先的一项猜测：他的故事有些地方写得比其他地方更加真实，比如性方面的细节、男孩与对他意味着一切的女人（可他觉得自己对她没那么重要）的夏季恋情、他对这段关系终将随季节结束的阴沉预知——以及他对性的不懈期待（期待过程几乎与做爱本身一样激动人心）……这些内容读来确切可信，就像真的一样（埃迪清楚，它们就是真的）。
但其他细节不太有说服力，比如埃迪笔下的盲诗人，这个人物塑造得并不完整，他的色情诗既无诗意，也不够色情——不过，沃恩夫人的角色的愤怒、她对色情诗和给她送诗的倒霉的作家助理的反应……却是上好的描写，听起来也很真实。（埃迪明白，这本来就是真的。）
盲诗人、色情诗、玛丽恩和佩妮·皮尔斯混合而成的女主角的外貌都是埃迪编造出来的。哈夫洛克先生和太太告诉他，女主角的形象不够鲜明，他们“看”不到她。
虽然故事是自传性质的，埃迪完全可以处理得真实可靠，但他也试图想象——去虚构、去创造——结果却总是不如记忆中的情节有说服力，这对小说家而言是个严重的限制！（当时他还是埃克塞特的学生，意识不到究竟有多严重。）
最终，他的作品虽然名气不大，但以文学性著称，并凭借这一点赢得了尊敬。然而，他永远没能像露丝·科尔那般撼动美国读者的心灵，没能具备她那样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创设出庞杂丰富的人物与情节——行文的气势则更不如她。
即便如此，埃迪还是可以靠写小说为生，不能因为他不像切斯特顿评价的狄更斯那样，具备“无须任何文化、传统、宗教、哲学或重要外国学派的熏染助力，自然迸发出的纯粹的天才之火”，就全然否定他作为小说家的价值。
尽管埃迪·奥哈尔绝非狄更斯那种不世出的天才（拿切斯特顿的评语来赞美露丝·科尔也是过誉），至少他的作品能够出版。
关键在于：埃迪只写他熟悉的自传体小说——翻来覆去都是围绕同样的主题说事，而且，虽然下笔谨慎（文风简洁明晰），对于时间和地点绝对忠诚（人物的真实虚假一看便知），但他的作品缺乏想象力，或者说，如果他放松了约束想象力的缰绳，小说的可信度就会打折扣。
他的第一部小说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却没有摆脱他的好老师哈夫洛克先生早就指出的毛病。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暑期工》，基本上是他在埃克塞特时写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书出版于1973年，露丝·科尔恰好在那一年由曾经的全男校埃克塞特毕业。）
《暑期工》里，盲诗人变成了聋诗人，他雇用男主角也不是为了给自己配备助理，原因更接近特德雇用埃迪的目的：酒鬼需要司机。男主角和聋诗人之间的关系固然可信，聋诗人的“色情”诗却名不副实——要粗俗不粗俗，说色情不色情。这个诗人既是聋子又是酒鬼，还有个脾气不好的情人（以沃恩夫人为原型，仍然叫“威尔莫特夫人”），故事对威尔莫特夫人的丑陋刻画得颇有技巧，可诗人苦大仇深的妻子——玛丽恩的角色——既不像玛丽恩，也不像佩妮·皮尔斯。
埃迪想把她塑造成一个性格最难捉摸但真实有说服力的中年妇女，可她在故事里的形象十分虚幻，让读者觉得作家助理的恋爱对象不太可能是这样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她选择埃迪做情人的动机也不充分，读者搞不清楚她究竟看上了只有十六岁的小埃迪的哪一点。埃迪没在《暑期工》里面提到玛丽恩的两个死去的儿子，他的小说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也没有引入露丝的角色。
读到《暑期工》，特德·科尔的心情是愉悦的，他自以为是地觉得这是一部无甚价值的虚构作品，但也感激三十一岁推出处女作的埃迪对事实的改动。露丝长大后，听到父亲告诉她，埃迪·奥哈尔曾经是她母亲的情人，也感激埃迪没有在小说中写到她自己。她没刻意在女主角身上寻觅玛丽恩的影子，只知道母亲仍旧下落不明。
1958年8月的那个星期六，与蛤蜊车司机一同跨越长岛湾的埃迪·奥哈尔对未来一无所知，更料不到自己会成为小有名气——却有一群忠实追随者——的小说家，有时候，他也会因为忠实读者大多是些中老年妇女（还包括少数年轻男性）而感到困扰，他尽管笔耕不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正式工作——大学教书匠，而且把这份工作做得尽心尽力、光明磊落，也正因如此，虽然在教学方面并未表现出什么天赋，照样受到学生和同事的尊敬——但不是崇拜。
蛤蜊车司机问他：“不当作家助理，那你想干吗？”埃迪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浑身散发着臭鱼烂虾味道的直率男子：“我要当作家。”
十六岁的小埃迪自然想象不出，当作家偶尔也得伤害别人，他会无意识地伤害到哈夫洛克夫妇——更不用说佩妮·皮尔斯，其实他有点故意要伤害她。可哈夫洛克夫妇对他那么好！哈夫洛克太太喜欢埃迪——部分原因是，她觉得埃迪不像那些垂涎她的男生，水平比他们高，她能看出，埃迪曾经爱过什么人，而且她没过多久就忍不住盘问他这件事。哈夫洛克夫妇两个都知道，埃迪的想象力不够，编造不出年轻男人和年长女性之间如此露骨的性爱情节，而且太多的细节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因此，埃迪向哈夫洛克夫妇承认了他与玛丽恩历时六七周的恋情，也把他写不出来的那些可怕故事告诉了他们。起初，哈夫洛克太太以为是玛丽恩强奸了埃迪，认为她有罪，占了“未成年男孩”的便宜。但埃迪说服哈夫洛克太太相信，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拥有与年长女性打交道天赋的埃迪很容易在哈夫洛克太太面前哭出来，她的毛腋窝和不受拘束的跳脱乳房依然令他难以忘怀，向他发出往昔的呼唤。哈夫洛克太太就像他的前女友，偶尔让他心猿意马一阵，虽然达不到全情投入的状态，他还是甘愿暂时沉浸在她温暖的母性关怀之中。
遗憾的是，他还是要写到她，就在他那本“逊于往常水平”的“第二部小说”里——这本书是他最糟糕的作品，继处女作《暑期工》之后，第二部小说是他创作生涯的低谷，这之后，他的文学声誉会略有提高，然后在稳定、庸常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显然对罗伯特·安德森的剧本《茶与同情》深有研究，这部剧后来拍成电影，黛博拉·蔻儿饰演里面的年长女性，无疑给埃迪·奥哈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茶与同情》在埃克塞特校园特别出名，因为编剧罗伯特·安德森是1935届的毕业生，正因如此，当埃迪的第二部小说《咖啡与甜甜圈》出版时，哈夫洛克太太感到格外尴尬。
《咖啡与甜甜圈》里，一位埃克塞特的学生被他最喜欢的英语老师的妻子迷得神魂颠倒。这位师娘——因为不戴胸罩而双乳下垂、腋毛葱茏勃发，一看便知是哈夫洛克太太——恳求丈夫带她远离埃克塞特的影响范围，原因是成为那么多男生的性幻想对象，她深感耻辱，而且，有一个男孩甚至被她无意中散发出来的性感搞得精神崩溃了，她觉得十分抱歉。
这些内容都太接近“身边事”了，后来，薄荷·奥哈尔这样告诉他的儿子。《咖啡与甜甜圈》出版后，连多事西·奥哈尔都同情地看待深受打击的安娜·哈夫洛克。埃迪一度天真地认为，这本书是对《茶与同情》的致敬——也是对哈夫洛克夫妇的致敬，感谢他们曾经的帮助。然而在小说中，哈夫洛克太太的角色与被她迷住的痴情高中生上了床，因为这是她说服反应迟钝的丈夫带她离开这所全校上下都视她为自慰幻想对象的高中的唯一手段。（至于埃迪·奥哈尔怎么会将印着这种情节的书视为向哈夫洛克夫妇致敬的方式，众人百思不得其解，谁也讲不清楚。）
对哈夫洛克太太而言，《咖啡与甜甜圈》的面世至少让她实现了一桩心愿：按照她的要求，丈夫带她回了英国。亚瑟·哈夫洛克最后跑到苏格兰教书去了，那里是他和安娜初次相识的地方。虽然《咖啡与甜甜圈》里哈夫洛克夫妇的角色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现实中的他们并没有为此感谢埃迪写了这本令人尴尬的书，事实上，他们此后再也没搭理过他。
唯一欣赏《咖啡与甜甜圈》的人大概只有那个假冒罗伯特·安德森的家伙，他以1935届校友、《茶与同情》作者的口吻给埃迪写了一封文绉绉的信，表示他感受到了埃迪的敬意和在营造喜剧效果方面的苦心。（埃迪读到最后，骇然发现信末“罗伯特·安德森”的署名后面紧跟一副圆括号，内书“逗你玩儿的！”几个大字。）
那个星期六，和蛤蜊车司机站在跨海轮渡的甲板上，埃迪闷闷不乐，仿佛已经预知他和佩妮·皮尔斯未来的某年夏天会搞到一起，而且读了《暑期工》之后，她还会写信骂他。佩妮当然不会喜欢小说中玛丽恩的角色，并且只觉得这位女主角影射的是她自己。
其实，皮尔斯女士在读到《暑期工》之前，早就对埃迪失望了。1960年夏天，她和埃迪睡了三个月，几乎是埃迪与玛丽恩睡觉时间的两倍，然而埃迪和皮尔斯女士做爱的次数却远远不到六十次。
“你知道我还记得什么吗，小伙子？”蛤蜊车司机说。为了吸引埃迪的注意，司机把啤酒瓶伸到操舵室的防护墙外面，瓶子被风一吹，发出呜呜的声音。
“不知道，你记得什么？”埃迪问司机。
“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个娘们，”蛤蜊车司机说，“穿粉红毛衣来接你的那个，开着骚包的小奔驰，你不会是给她当助理吧？”
埃迪犹豫了一下。“不是，我是她丈夫的助理，”他说，“她丈夫是作家。”
“他可真幸运！”蛤蜊车司机说，“你可别想歪了啊，我只喜欢看女人，不乱搞。我都结婚快三十五年啦——老婆是我高中时候的女朋友。我们过得很快活，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她长得不怎么漂亮，但好歹是我老婆，跟蛤蜊差不多。”
“你说什么？”埃迪问。
“我是说，老婆跟蛤蜊……差不多，虽然不是最中看的，可最实在。”蛤蜊车司机解释道，“我想自己跑运输，起码卡车得是自己的，我不愿意给别人开车。运蛤蜊以前，我拉过各种货——都太麻烦，后来我发现还是倒腾蛤蜊更简单，混饭吃够用。”
“我明白了。”埃迪说。老婆，蛤蜊……这个比喻挺晦涩，无论怎么表述，都不太容易理解，未来的小说家想。如果说埃迪·奥哈尔像司机选择运蛤蜊一样，选择当作家是为了混饭吃，还是有失公允的，他并没有差劲到那个地步。
蛤蜊车司机又把啤酒瓶往墙外面探了探，瓶子里的酒现在被他喝光了，呜呜声变得更低沉。轮渡减慢速度，向码头靠近。
埃迪和司机走到上层甲板的船头位置，迎风而立，发现自己的父母站在码头上，正朝着船发疯似的挥舞手臂，家教良好的他连忙也向父母招手致意。薄荷和多事西都在抹眼泪，抱在一起，抢着给对方擦脸，仿佛埃迪刚从战场平安归来。埃迪却并未像平时那样感到尴尬，见到父母如此，他甚至半点都不觉得丢人，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他们，而这样的父母，露丝·科尔见都没有见过，单凭这一点，他就比她幸运。
接着传来铁链的拖拽声，轮渡跳板颤悠悠地放下，装卸工人的叫嚷在喧闹中此起彼伏。“很高兴和你聊天，小伙子！”蛤蜊车司机喊道。
埃迪最后瞥了一眼（他认为是最后一眼）长岛湾波浪汹涌的水面，他并不知道，有朝一日，往返长岛湾会变得和进出埃克塞特主教学楼的大门、从召唤他成为男子汉的拉丁铭文下穿过一样成为他的家常便饭。
“爱德华！我的爱德华！”他的父亲号啕大哭，他母亲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埃迪只看了他们一眼，就明白他永远不可能把暑假的经历全部告诉父母。在这个非常时刻，他很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局限性：有本事编谎，却没本事把谎编圆。比方说，他既不敢把自己和特德、玛丽恩、露丝的关系向父母老实招认，又想不出令人满意的完美谎言。
埃迪说谎主要靠避重就轻，他简单地告诉父母，这个夏天他过得并不高兴，因为科尔先生和科尔太太打算离婚，现在玛丽恩已经撇下特德和小女儿一走了之，就是这样。所以，当母亲发现儿子的衣柜里挂着一件粉红色的羊绒开衫时，他迎来了更具有挑战性的磨炼说谎技术的机会。
老实说，比起他的作品中那些缺乏想象力的情节，埃迪平日里的谎言更自然、更有说服力。他告诉母亲，有一次，他陪同科尔太太出门买东西，在东汉普顿的一家精品店里，玛丽恩指着这件毛衣告诉他，她早就看中了这件衣服，希望丈夫买给她，可现在他们准备离婚了，她的丈夫大概不会愿意浪费钱给她买了。
埃迪说，后来他回到商店，买下这件昂贵的毛衣。然而，还没来得及送给科尔太太，她就走了——抛家舍业，连女儿都不要了。他告诉母亲，他想留着毛衣，有机会遇到玛丽恩的话再送给她。
儿子的善良让多事西·奥哈尔颇感骄傲，她时常把毛衣拿出来给教工朋友们展示——埃迪对郁郁寡欢的科尔太太的体贴成为多事西活跃家宴气氛的首选话题——弄得他很尴尬。他撒的谎还有进一步的副作用：1960年夏天，埃迪没能完成和佩妮·皮尔斯做爱六十次的暑期工作指标的时候，多事西·奥哈尔结识了埃克塞特一位教工的妻子，发现她的身量穿这件毛衣正合适，所以，等埃迪第二次从长岛回家，他的母亲已经把玛丽恩的粉色羊毛开衫送人了。
不幸中的万幸，他母亲从来没发现玛丽恩的淡紫色吊带背心和配套内裤，因为埃迪把它们埋藏在存放他的运动护裆和壁球短裤的抽屉最深处。假如多事西·奥哈尔把玛丽恩的内衣也翻出来，恐怕就不会认为儿子给科尔太太买下这种东西是出于“体贴”了。
新伦敦的码头上，1958年8月的那个星期六，埃迪给父亲的那个坚定的拥抱中的某些东西说服薄荷把车钥匙交给儿子，他也没再说什么前方的交通状况“和埃克塞特的不一样”之类的话。老奥哈尔毫不担心，因为他发现埃迪已经成熟懂事了。（“乔——他完全长大啦！”多事西也小声对丈夫说。）
薄荷把车停在新伦敦火车站的月台附近，距码头有一段路。多事西和他在路上略微争执了一下（两人都想坐副驾驶，给埃迪当“向导”），然后就像满怀信心的孩子一样坐进车里，完全听儿子的。
离开火车站停车场的时候，埃迪才发现，玛丽恩的深红色奔驰就停在离月台几步远的地方，车钥匙现在很可能已经寄给她的律师了，律师会把玛丽恩的要求转告特德。
这么说，她大概没去纽约，埃迪波澜不惊地想。即使玛丽恩把车留在新伦敦的火车站，也不一定意味着她要返回新英格兰——她可能已经开始继续北上了。（也许目标是蒙特利尔。他知道她会讲法语。）
可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埃迪很纳闷，他还会继续纳闷三十七年，不停琢磨玛丽恩的想法。她在干什么？她到哪里去了？
第二部 1990年秋天
四十八岁的埃迪
九月的某个星期一傍晚，天下着雨。埃迪·奥哈尔浑身僵硬地站在纽约运动俱乐部酒吧间的吧台前，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原先的深棕色头发多半变成了银灰色。他正趴在台面上读着什么，一大缕头发不时滑下前额，挡住眼睛，他只好伸出梳子齿一样的细长手指，不停把头发向后拢。埃迪出门从不带梳子，头发总像刚洗过一样，蓬松狂野，其实，他整个人从头到脚，也就是发型还有点野性。
埃迪又高又瘦，无论坐下还是站着，都会不自然地挺起肩膀，他几乎像个军人，总是刻意地挺直身体：因为他常年遭受下背部疼痛的困扰。他刚刚和一个叫作吉米的秃顶矮个男人连打三场壁球，三次都输给了吉米。埃迪永远记不住吉米姓什么，只知道他已经退休——传言说他已经七十多了——而且每天下午都来纽约运动俱乐部，等着和那些被球友放鸽子的年轻壁球玩家临时凑对打球。
正在喝健怡可乐（他只喝这玩意儿）的埃迪以前就输给过吉米，自然，他也被人放过鸽子。他在纽约有几个亲近朋友，但没人玩壁球。三年前（1987年）他才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四部小说《六十次》。虽然这本书评价不错（也有点不温不火），但俱乐部会籍委员会之中唯一读过它的那位成员却没有被打动，该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私下告诉埃迪，他被批准入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那些小说，而是他的姓氏。（自创立以来，纽约运动俱乐部有过许多姓奥哈尔的会员，不过没有一个是埃迪的亲戚。）
尽管觉得俱乐部是在挑三拣四，埃迪还是乐于成为会员：来纽约的时候，在这里打发时间可以省钱。自他的第三本小说《离开长岛》出版，近十年来，埃迪经常到纽约来——但可能只待一两天。1981年，他在布里奇汉普顿买下自己的唯一一处住房，距特德·科尔在萨加波纳克的房子五分钟车程。虽然已经在萨福克县做了九年的纳税居民，埃迪一次都没有开车从特德在帕森尼奇路的家门口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