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其自传的第一卷，主要讲述一个关于由衷的钦佩的故事，即他对母亲的钦佩之情。这是一幅伟大的教师父/母辈的肖像画，他母亲当时热中于欧洲高雅文化，正在自信地工作，当时的年代尚未将这样一位家长变成自私的暴君，尚未将这么一个孩子变成“超级优等生”（借用一下用以表达当代人对早熟和追求知识的蔑视的无知标签）。
“母亲她最高的敬重对象是伟大的作家，”她是首要的赞赏者，是其许多赞赏的、充满激情的、毫不宽容的倡导者。卡内蒂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沉浸于书本及其在谈话中扩大这些书本知识。有晚间的朗读，有关于他们阅读的一切、关于他们同意要尊重的作家的暴风骤雨般的会话交流。许多发现都是分别作出的，但是，他们必须一起来赞赏，有时，在面红耳赤的争辩中会杀开一条歧路来，直到其中一人屈服为止。他母亲赞赏的方针创造出一个紧张的世界，由忠实和背叛来界定。每个新的赞赏均可以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拷问。卡内蒂曾经写到，他母亲听了《马太受难曲》后有一段时间精神涣散、兴奋不已，最后失声痛哭，因为她担心巴赫已经使她只想聆听音乐，“再也不想看书了”。卡内蒂当时十三岁，他安慰她，让她放心她仍旧会想看书的。
“怀着惊奇和赞赏”，卡内蒂目睹母亲性格上的反复无常和恼人的矛盾，尽管如此，他没有低估她的残暴。不吉利得很，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斯特林堡；换个年代，很可能是D. H.劳伦斯。她对“性格培养”的强调经常让她这位最尖刻的读者痛斥这个勤奋的儿子追求“死知识”，逃避“艰难的”现实，让书本和谈话使他变得“缺乏男子气概”。（卡内蒂说，她看不起妇女。）卡内蒂讲到自己有时觉得他是如何被她毁了，然后又如何将这一毁灭转化成一种解放。在承认自己身上有着他母亲充满激情的投入的能力时，他选择反叛她的狂热、她的热切表现出的过分排他性。耐心（“巨大的耐心”）、坚定和关注的普遍性成为他的目标。他母亲的世界里没有动物——只有伟人；卡内蒂两者都要。她仅关注文学，而仇恨科学；一九二四年起，他将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化学，一九二九年获博士学位。她嘲笑他对原始民族的兴趣；卡内蒂准备写《群众与权力》的时候坦承：“我生活的一个严肃认真的目标就是逐渐了解所有民族的所有神话。”
卡内蒂不希望做受害者。在为母亲所作的肖像画中，他表现出许多骑士品质。它也反映出某种像必胜主义政策的东西——坚决拒绝悲剧，拒绝不可改正的受苦受难，这似乎与其对有限、死亡的拒绝有关，卡内蒂的许多能量均从中而来：他在赞赏和热情方面挡不住的能力，以及他对抱怨所怀有的文明的蔑视。
卡内蒂的母亲感情内敛——哪怕是最轻的触摸都是个事件。但是，她说起话来——争论、虚张声势、沉思、叙述她的生活的故事——却毫无节制、滔滔不绝。语言是他们的激情的传媒：词语、然后是更多的词语。依靠语言，他迈出了脱离母亲的“独立的第一步”；十四岁那年，他离家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去学瑞士德语[7]（她恨“粗野的”方言土语）；也是依靠语言，他保持了与她的联系：用拉丁文写了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为了她，他在行间配了德语翻译，长达一百二十一页），他将诗剧献给她，并给她寄去，但要求她作一详细评论。
卡内蒂似乎急于列举出他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的诸多技巧——包括那些他培养起来用于反对她的技巧，将这些统统慷慨地算作她馈赠的礼物：执着、思想独立、思维敏捷。他还推测，小时候他说的拉地诺语所具有的灵活曾帮助他作出敏锐的思考。（对于早熟者而言，思考即一种速度。）对一个心智早熟的孩子来讲学习所意味着的超乎寻常的过程，卡内蒂作过复杂细致的描述——比穆勒的《自传》或萨特的《词语》中所作的描写更充分、也更具教育意义。因为卡内蒂作为一个赞赏者的能力反映出作为一个学习者不倦的技巧；没有后者，前者不可能深入。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者，卡内蒂对教师、对甚至（或尤其是在）他们不经意之间做得好的事情上表现出一种不可遏止的忠诚。他现在要向其“鞠躬”的他当年求学的寄宿学校的教师赢得他的尊重，是因为在一次全班同学参观屠宰场时这位老师非常残忍。卡内蒂在老师的强迫下，面对一种特别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场面，他就此明白，谋杀动物是“别指望我能忘记”的事情了。他母亲即使残忍的时候，也总是用话语来满足他那极为明显的警觉。卡内蒂自豪地说：“我发觉沉默的知识是危险的。”
卡内蒂声称要成为“听者”而非“看者”。在《迷惑》中，基恩练习成为瞎子，因为他发现，“瞎是对付时空的一种武器；我们的生存就是一种巨大的瞎。”特别在其《群众与权力》以后的著作——如标题含有说教意味的《马拉喀什之声》、《耳闻录》、《得救的舌头》等作品中，卡内蒂强调道德家的器官——耳朵，而贬低眼睛（继续大讲特讲瞎的主题的变化）。无论何时，只要什么重要的事情出问题了，如果仅以耳、嘴（或舌头）和喉咙隐喻形式出现，那么，听、说和呼吸就受到推崇。卡内蒂说到“卡夫卡作品声音最响亮的（loudest）段落谈及与动物有关的这一内疚”的时候，该形容词本身即是一种坚持的形式。
听到的是种种声音——耳朵是其见证人。（卡内蒂不谈论音乐，也不讨论任何非语言的艺术。）耳是注意的感官，比眼睛谦卑、被动、直接，不像眼睛那样明察秋毫。卡内蒂否认眼睛，这是他远离美学家感受力的一个方面，而该感受力通常对视觉，即表面的快乐和智慧予以肯定。给耳朵以无上的权利是卡内蒂后期著作中突出的、有意要仿古的主题。他这是在间接地重申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耳文化与眼文化、道德与美学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鸿沟。
卡内蒂将认知等同于听，将听等同于听到一切并仍能作出反应。他在马拉喀什逗留期间获得的种种异国印象，通过对他试图唤起的其内心“声音”的专注性而获得统一。专注性是该书的正式题材。面对贫穷、苦难和畸形，卡内蒂努力倾听，即真正地关注“处于生存边缘”的话语、呼号和不善辞令的人发出的声响。他研究克劳斯的文章刻画了一个他认为既是理想听者又是一种理想声音的人物。卡内蒂说，克劳斯受到声音的搅扰，驱之不去；他的耳朵永远竖在那儿，“真正的卡尔·克劳斯是个言说者。”将作家描写成一个声音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以至于卡内蒂所谓的力量——以及典型的如实性——有被忽略的可能。对卡内蒂来说，声音代表无可辩驳的存在。将某人处理成一种声音，意味着赋予其权威；断言一个人听见，意指他听见必须听见的东西。
像博尔赫斯故事里将真实的与想象的博学结合在一起的学者那样，卡内蒂也雅好知识，喜欢奇怪的分类和语调的大胆转换等稀奇古怪的妙合。这样，《群众与权力》提供了来自生理学和动物学的类比，以解释领导与服从；当该书将群众的概念加以延伸，将集体单元也包括进来的时候，也许是最有新意的地方；这里所谓的集体单元，并非由人类组成，它们“让人想起”群众，让人“感觉是一种人群”，并“在神话、梦、演讲和歌声中为之代表一种象征”。（在这样的单元里——在卡内蒂聪明的目录中——是火、雨、手指、蜂群、牙齿、森林、患有震颤性谵妄的蛇。）《群众与权力》许多部分依赖于事物，或部分事物那潜在的或不经意的科幻小说意象，这些事物或部分事物变成可怕的自主，也依赖于不可预见的运动、节奏、容量的意象。卡内蒂将时间（历史）转换成空间，一种生物形态实体——大野兽[8]、人群的各种形式——奇特的排列在其中自娱自乐。群众移动、散发气味、成长、扩大、收缩。其选择成双成对地来；卡内蒂说群众是快速的、又是缓慢的；有节奏的，又是死气沉沉的；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一伙人（群众的另一名称）哀悼，劫掠，它是安静的，是外在的，或者内在的。
作为关于权威的心理学与结构的一种描述，《群众与权力》回到了十九世纪关于人群和群众的话题上，以便阐明其政治恶梦的诗学。对法国大革命、而后又对巴黎公社的谴责，这是十九世纪讨论群众的书籍（它们当时平常得很，亦如它们今天不时髦一样）的要旨；这些书籍从查尔斯·麦凯的《异乎寻常的民众妄想与群众的疯狂》（一八四一）到勒庞的《乌合之众》（一八九五）这本弗洛伊德推崇的书，再到《革命心理学》（一九一二）。但是，早先的作家满足于陈述人群的病理学并就此进行训诫，而卡内蒂则希冀以其生物形态范例来解释——详尽地解释——比如人群的破坏性（他说：“破坏性常常是作为其最明显的特征而被提及的。”）。勒庞是提出理由来反对革命、维护现状（他视现状为不太压迫的专政）；与勒庞不同，卡内蒂提供了诉讼要点，来反对权力本身。
通过考虑群众来理解权势（这不利于像“阶级”或“国家”这样的观念），便完全是要坚持一种非历史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未被提及，不是因为卡内蒂自信到不屑提及通常会提及的名字，而是因为卡内蒂的论点明显是反黑格尔、反马克思主义的。卡内蒂的非历史的方法和保守的政治脾性使他与弗洛伊德非常相似——尽管他根本不是什么弗洛伊德主义者。卡内蒂是弗洛伊德如果不是心理学家的话可能成为的人：运用许多对于弗洛伊德来讲是重要的来源——精神病患者施雷贝尔法官的自传、人类学材料和古代宗教史、勒庞的群众理论，他得出关于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形成的迥然不同的结论。像弗洛伊德一样，卡内蒂倾向于在宗教里找到群众（即非理性）行为的原型，《群众与权力》许多章节不啻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话语。例如，卡内蒂所谓的悲伤的一伙人正是悲伤的宗教的另一名称，对此，他作了非凡的分析，将天主教虔诚和仪式的缓慢节奏（表达出宗教对坦率的群众所怀有的永恒的恐怖）与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疯狂的悲悼相对照。
与弗洛伊德一样，卡内蒂也将政治消解在病理学中，将社会处理为一种必须解码的精神活动——当然是一种野蛮活动。于是，他没有停步，便从群众这一观念移到“群众象征”，并分析社会分组和社区形成，认为它们是群众象征的交易。当卡内蒂将法国大革命放置在其位置上，发现大革命作为破坏力的爆发没有作为法国人的一种“全国的群众象征”那么有趣的时候，便已经达到群众论点的某些最后转变。
对于黑格尔及其后继者来讲，历史的（反讽之家）与自然的是两大根本不同的过程。在《群众与权力》中，历史是“自然的”。卡内蒂争辩着走向历史，而非从历史的立场上争辩。首先做的是对群众的描述，接下来是作为说明的部分——所谓“群众在历史中”部分。历史只是用来提供例证——这是一种快速运用。卡内蒂对于（黑格尔式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证据是有偏向的，他认为人类学轶事与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历史社会里的某个事件有着同样的说明价值。
《群众与权力》是一本怪书——它所追求的“普遍性”使其真的很怪异，这导致卡内蒂避免明显地提及希特勒。希特勒只是间接地出现在卡内蒂赋予施雷贝尔法官案子的中心的重要性上。（此处是卡内蒂惟一一次提及弗洛伊德的地方——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里；卡内蒂在此谈到，假使弗洛伊德活的时间稍长一些，他也许会以一种更具相关性的方式来看待施雷贝尔的偏执狂妄想的：作为一种政治的，特别是纳粹的心态的原型。）但是，卡内蒂真的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最大成就之一。卡内蒂熟悉欧洲思想，又了解中国思想；他知晓基督教，也熟悉佛教和伊斯兰教，他显然没有那样的简化思维习惯。他似乎无法简化地运用心理学知识；敬重布罗赫的这位作家不可能视一切如个人动机般普通。他反对那种更貌似可信的向历史的简化。“我愿意付出许多，来克服我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习惯，”他在动笔写《群众与权力》两年后，即一九五〇年这样写道。
他反对历史地看问题，目标不仅是反对最貌似可信的简化，而且是对死亡的抗议。思考历史即意味着思考死者，并不断得到提醒：人总是要死的。卡内蒂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思想。它——也是他——不想死。
“我首先希望感觉到内心的一切，然后再去对它们进行思考。”一九四三年，卡内蒂写道。为此，他说，他需要长寿。过早去世就意味着未能充实自己，因此未能尽材尽器，运用自己的头脑。卡内蒂几乎好像不得不让他的意识永远处于一种劲头十足的状态之中，永远不与死亡妥协。“脑子里什么都丢不了，这太棒了！”他也在笔记本里这样说，当时肯定是常常心情愉快，“仅此不就是长寿或长生不老的充足理由吗？”需要感觉内心的一切、将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头脑中，这些不断出现的意象说明卡内蒂希望通过神奇的思考和道德喧哗来“驳斥”死亡的一个个企望。
卡内蒂主动与死亡讨价还价。“一个世纪？微不足道的一百年！对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来讲，这是否太过短暂了！”为什么是一百年？为什么不是三百年？——就像卡雷尔·恰佩克[9]的《麦克罗普洛斯事件》（一九二二）中的三百三十七岁的女主人公那样。该剧中，一个角色（一名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描述了正常人的寿命的种种弊端。
人一辈子六十岁能干什么？能享受到什么？又能学到什么？你种了果树，都活不到品尝果子的那一天；前人发现的事情你会永远学不完；你工作做不完，也无法为你身后的人树立什么榜样；你没怎么活就死了。而要是活到三百岁，那就不同了。你可以有五十年的儿童时代和学生时代；五十年逐渐了解世界，看看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你有一百年的时间来为大家谋福利；然后，获得了人类所有的体验，还有一百年用来生活在智慧里，用来管理、教导、树立榜样。哦！人要是能活到三百岁，那么，人生该多有价值啊！
他的话听上去像卡内蒂说的——除了一点，即卡内蒂渴望长寿，其理由并非是要利用长寿来干出一番事业。精神价值如此之大，其本身就可以用来反对死亡。对卡内蒂来说，精神是如此真实，因此，他敢于挑战死亡；身体是如此的不真实，因此，他根本不认为极其长寿是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卡内蒂太愿意成为一个世纪老人了；他在狂想的时候，并没有索要浮士德要的东西——返老还童，也没有要求得到伊米莉亚·麦克罗普洛斯的炼金术士父亲给予她的东西，即神奇的长生不老术。青春在卡内蒂对永恒的幻想中没有位置。卡内蒂企求的是纯粹的长寿，精神的长寿。简单地说，在长寿这一点上，性格有着同于精神的利害关系：卡内蒂认为“人生短暂使我们变坏”。而伊米莉亚·麦克罗普洛斯则指出，长寿使我们变得更糟：
你不可能持续爱上三百年。而且，你无法持续希望、创造、凝视什么三百年。你受不了。一切都变得令人厌倦。做好人让人厌倦，当坏蛋也让人腻味。……然后，你意识到没有什么真正存在。……你太接近于一切。你能看到一切东西的某些意义。对你来讲，一切都有些价值，因为你的有生之年就那么长，无法满足你的享受欲望。……想到你多幸福就令人感到厌恶。完全是因为你就快死了这一荒唐的巧合。你对一切都有兴趣，像猴子一样。……
但是，这一貌似令人信服的命运正是卡内蒂所不能苟同的。食欲不振、欲望满足、激情贬值，其可能性他根本不在乎。卡内蒂不去思考情感的败坏，就同他不考虑身体的腐败一样，他执着于精神。像他这样始终顺应精神活动、又是这样态度明朗的人，实属罕见。
卡内蒂是这样一个人，即他深刻地感觉到词语的责任，其大部分著作均努力与读者交流某种他已学到的如何关注世界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但有大量的讥讽、急迫、悲伤，以及愉悦。思想的激情传达的信息就是激情。“我试图想象某人对莎士比亚说‘悠着点儿！’”卡内蒂说。他的著作为紧张、努力、道德的和非道德的严肃性作出有力的辩护。
然而，卡内蒂并非只是又一个意志的英雄。所以，他才会在布罗赫身上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出乎意料的最后的品质。他说，这样一位作家教会我们如何呼吸。卡内蒂推崇布罗赫的作品，因为它们“富于呼吸的体验”。这是卡内蒂所给予的最深最怪的赞辞，因此也是他给予歌德的（他的赞许中最能让人料想到的）：卡内蒂也读出歌德在说“呼吸吧！”。呼吸在被理解为从其他需要（如建功立业、追求知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也许是一种最激进的职业。卡内蒂在这一赞许进程的最后，即向布罗赫表示敬意时所讲的，表明了有什么最可赞许的东西。这位认真的赞许者所取得的最后的成绩就是立即停止让被赞许的人或物激发起的能量马上发挥作用、填满被赞许的人或物打开的空间。藉此，有才华的赞许者允许自己呼吸、更深地呼吸。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超越急切，认同超越成就、超越集结权力的东西。
［一九八〇］
[1] Canetti， Elias（一九〇五——一九九四），小说家、剧作家。一九八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祖先是西班牙系犹太人，他用他的第三语言德语写作，他的第一和第二语言是拉地诺语（犹太西班牙语）和英语。——译者
[2] Broch， Hermann（一八八六——一九五一），奥地利小说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德国文学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梦游者》三部曲、《维吉尔之死》等。——译者
[3] Murdoch， Iris（一九一九——一九九九），英国当代小说家、哲学家，早期作品受萨特影响，著有《黑王子》等。——译者
[4] “他怪在哪儿？”他问道。“哦，我不知道，”安妮特说，“他那么……嗯……”“我觉得他不怪，”雷恩伯勒等了一会儿，安妮特还没找到那个形容词，便说，“除了眼睛，米沙身上只有一件事显得异乎寻常，即他的耐心。他手头总有成百个计划，我从未见过哪个人像他这样，甚至为一个琐屑的计划等上几年，让它成熟起来。”雷恩伯勒敌视地看着安妮特。“他在报上看到什么，是不是真会大呼小叫起来？”安妮特问。“我看根本不可能！”雷恩伯勒说道。安妮特眼睛瞪得大大的……《逃离巫师》（第一三四页，海盗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5] 德语标题是Die Blendung。——译者
[6] Weil， Simone（一九〇九——一九四三），法国社会哲学家。桑塔格有专文论及，见《反对阐释》中的《西蒙娜·韦伊》。——译者
[7] Swiss German，瑞士用的德语方言。——译者
[8] 喻指靠本能生活、不思考的群氓。——译者
[9] Cˇapek， Karel（一八九〇——一九三五），捷克小说家、剧作家，捷克表现主义戏剧的先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投入反法西斯斗争，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戏剧《罗索姆万能机器人》（一九二〇），剧中的机器人“Robot”业已成为国际通用名词。——译者
译后记
《在土星的标志下》译完了，即将付梓出版。此刻的我，心情是复杂的。作为译者，我的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而，想到开始翻译此书的时候，我人还在费城，译完的时候，我早已回到南京；想到二〇〇三年我译完《恩主》，将整理好的问题一次次发给桑塔格，然后，她如约亲自回答我的一个个问题；想到她忙里抽空，为我撰写中译本序，而现在，倏忽间，她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也无法为我解惑答疑，更别提写序的事儿了，思之，心中不禁一片怅然。
译完桑塔格的《恩主》，我有机会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高访。宾大离桑塔格在纽约的寓所仅两小时的路程，而且交通十分便利。在我访问她的时候，她希望我多翻译她的作品。不久，她就通过版权代理人请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参与《苏珊·桑塔格文集》第二辑的翻译。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抵达美国后第一个月的事情。翻译《恩主》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知道翻译桑塔格可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一年半载怕是“啃”不动她；况且，我在美国要做的课题是赛珍珠研究，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我计划访问赛珍珠国际（Pearl S.Buck International）、赛珍珠母校和她的出生地，还要与美国的赛珍珠专家交流切磋，但是，想到桑塔格对我的信任，想到批评文集在其著作生涯中的地位，更想到她就在我的身边，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向她本人当面请教，我便愉快地接受邀请。于是，我在收集资料、从事赛珍珠研究的同时，着手阅读桑塔格的几种批评文集，尤其是《在土星的标志下》，并于二〇〇四年四月中旬正式动笔翻译这部我非常喜欢的集子。
拙译依据的是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新版的美国版《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New York：Picador， USA）。文集最早的美国版由她儿子大卫·里夫编辑，出版于一九八〇年，收录了桑塔格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批评文字，凡七篇。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著名的《纽约书评》和《纽约客》杂志，结成集子时，桑塔格在文末均注明了最初发表的时间，敬请读者留意。
我曾说过，桑塔格是一位横跨欧美亚大陆、驰骋文史哲天地的作家，面对这样一位作家，要她易懂易译，是不可想象的。《在土星的标志下》也不例外。坦率地说，在翻译过程中，我碰到了不少疑难问题，就连书名的翻译也颇费思量。在中文世界里，这本文集有多种译名，如《在土星下》、《在土星象下》、《在土星星象下》、《在土星的光环下》、《在土星的符号下》、《在土星的标志下》，以及《命随土星》。第一种译名略去了原标题中的“sign”一词，似有回避之嫌；而汉语中的“星象”，指星体的明暗、位置等现象，古代迷信的人往往借观察星象，推测人事的吉凶；而“土星的光环”在英文中的相应表达应当是“the rings of Saturn”，而非“the sign of Saturn”。《命随土星》比较“归化”，但似乎比较强调作家本人的命运，多属于作家的层面，而不甚涉及作品。其实，桑塔格在这本集子中，主要是集中讨论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特有的土星气质——沉郁愁闷——对其作品的决定性作用，沉郁愁闷即是具有土星气质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标志，因此，拙译定名为《在土星的标志下》。
尽管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但我非常幸运，因为桑塔格是我整个翻译工作的精神支柱。当然，十分遗憾的是，我在美国期间仅仅完成文集的大部分文字的迻译，等到我译出全部初稿，已是二〇〇四年年底。而桑塔格五月份就又一次病倒，住在西雅图的医院里化疗，年底前转回纽约，十二月二十八日因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并发症在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去世。我原来希望待全书译完，整理出问题向她请教，并再次邀请她为我撰写中文版序，现在，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斯人已去，所幸文字长留人间。我手头收集的材料，包括访谈录、研究专著等等，都成了我置于案头、随时翻阅查考的资料，对我的翻译和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它丰富的藏书和一流的服务为我的翻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在那里研读了桑塔格在书中提及的书籍和画册，如《最后的努巴人》、《党卫军制服》，以及桑塔格本人编辑的多卷本《安托南·阿尔托文集》等等。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李丹先生热情邀请我翻译这部文集，并寄赠《苏珊·桑塔格文集》第一辑三种书目，让我参考；感谢文集诸位译者，他们有的是我的友人，有的迄今未曾谋面，但是，他们的译文风格，以及对术语的处理，对我都颇有启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先生为拙译的出版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感谢美国诗人、学者詹妮特·罗伯茨（Janet Roberts）女士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所有问题；感谢桑塔格的最后一任秘书安妮·江普小姐（Anne Jump）为我寄来有关资料，并不断向我转告桑塔格当时的情况。
拙译经过数次校对、多方查核，才最后定稿。尽管如此，由于译者才疏学浅，难免出错，诚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译者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于南京月光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