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议。
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雷。克莱恩说：“事实是五角大楼有人
——我想是麦克纳马拉——拿走了原始的信号情报，然后把他们认为是北越要向美
军舰艇发动第二次攻击的证据给总统看。这正中总统约翰逊的下怀。”克莱恩又补
充道：“大家都要信号情报，而且要得很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对情报进行
分析。”最后，他说：“我敢肯定所谓的8 月4 日那次袭击是无中生有。”
25年前，由于华盛顿政府对信号情报警报的错误理解，本该积极备战的珍珠港
却无所作为。25年后的今天，由于华府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本该平安无事的北部湾
却大动干戈。两次事件都是由于华盛顿决策者的指挥失误而导致先前的情报工作前
功尽弃，好比在足球场上，中场队员把费尽千辛万苦截获的足球传给前锋队员，却
由于前锋队员的失误，足球偏出球门，而痛失得分的机会。
近40年来，对五角大楼是否故意挑起北部湾事件以赢得民众和国会对发动血腥
的越南战争的支持这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1968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誓五角大楼绝没有如此祸心：我必须对这种猜疑进行表
态。人们认为美国政府为了找借口采取报复行动，以某种方式促成了8 月4 日的事
件……
令本人不可思议的是，甚至那些对我们的社会、政体有所了解的人也怀疑我们
居心叵测。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及其助手、国务卿、总统在内的几乎整
个负责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指挥层都被牵连进去了。
麦克纳马拉完全清楚他的这番话是诡辩之辞。参谋长联席会议是阴谋的始作涌
者。北部湾事件发生的两年以前，这些参谋长们就曾向他递交过一份计划，策划发
动一场远比“诱使”北越人攻击驱逐舰更为严重的阴谋活动。“北方林”行动无非
是要在美国境内进行秘密的恐怖活动，再嫁祸于卡斯特罗，进而挑起对古巴的战争。
北部湾事件过去了三年多，就在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委员会上佯装义愤、故作
姿态之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在思忖着如何“找茬”发动战争。于是，一艘名为
“旗帜”的无人驾驶的信号情报船被派往危险的北朝鲜沿岸，不为收集情报，只是
作为靶子，诱使北朝鲜对其发动攻击。一旦北朝鲜开火，美国便有了发动战争的借
口。
有关这几次密谋筹划的战争的资料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封存在绝密档案中，
致使几十年来，国会与民众对这些战争的真正原委一直无从知晓。
北部湾事件发生时任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后来承认：“毫无疑问，当时和越
战有关的许多人都在寻找能正当回击北越的借口……派遣驱逐舰前往北部湾执行情
报搜集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挑衅……我想当时大家普遍感觉是：只要驱逐舰遇到任何
麻烦，我们就可以正当还击了。”鲍尔对“北方林”行动一无所知。
10年的和平生活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因无所事事而烦躁不安。他们异想天开地
幻想着战争的出现，任何战争都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感谢上帝，信号情报收集船的
挑衅以及搞混的国家安全局截获的情报，终于给了他们打仗的机会。
随着《北部湾决议》的通过，由大洋深处微波细浪发展而成的潮汐波涛汹涌着
席卷而来，最终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葬身其中。
越南丛林里战火飞扬之时，空中也同时进行着另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捕捉隐秘
电子，破解复杂密码的信号情报战，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情报工作时常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如今破译德军“谜”码与日军“紫”码
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安全局发现，对付北越军队与共产党，老一套办法已然
无法适用。窃听人员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在鲜为人知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迅速扩大着自己在越南的队伍。到1964年，
驻守在越南的密码情报人员已经增加到1747人，仅在西贡的戴维斯基地就有300 名
工作人员。海军派遣了一支水上情报特遣舰队到泊雷库，监听收集老挝与北越的通
讯情报。空军谍报人员也在大南建起了工作站。为了协调日益增多的情报机构，还
建立了一个连接那川、坎上、边化、泊雷库、大南和极米托的通讯网。接着，为了
确保与国家安全局总部进行快捷、安全的联系，又埋设了一条由越南至菲律宾的海
底线缆。这条代号为“湿洗”的线缆在菲律宾与通往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的另一条
海底线缆相接，负责传输包括高速“克里迪克”电路信息以及所截获的、无法在越
南境内破译的北越情报在内的各种信息情报。
在越南北部、军事无人区附近的芙拜驻扎着1000名信号情报人员。芙拜业已成
为国家安全局向北越扩张的基地。在一座没有窗户的办公楼内，监听人员像边境警
察一样，密切探听着任何有关北越向南越渗透及越共游击队活动的蛛丝马迹。另有
一些情报人员负责监听北越军队及老挝共军的作战电报。除了谍报人员，基地还有
500 名负责其他工作的服务人员。基地的四周装有高高的栅栏、带刺的铁丝网及蛇
腹形铁丝网。基地的11个岗哨，24小时日夜有人站岗放哨。
但是随着人员的逐渐增加，出现的问题也随之增多。尽管培训南越士兵的军校
早已建成，而且设备齐全，但是由于当地士兵无法达到国家安全局在信守机密方面
所制定的严格要求，几年来，几乎没有招收什么学员。投人的设备与人力越多，截
获的情报也就越多，然而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语言专家，大多数情报都无法进行分
析处理。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提道：“能读懂越语的人才极为短缺，而能听懂越
语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份文件还指出，尽管国家安全局安排了一些应急培训项
目，“但是语言专家短缺的问题仍然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糟”。通讯方面也是问
题频出。 最令人不解的是国家安全局对付北越密码体系，故意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对付“谜”码和“紫”码那样投注全部的精力。一位曾驻守越南负责情报破译工
作的国家安全局主要官员说：“没有太费劲，我们就已经弄清了足够的信息。也就
是说，我们只运用了通讯量分析、初级密码分析以及搞懂明码电文/ 清晰的对话的
手段。对付北越无须我们太劳神费力。”另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认为，在北越情
报工作上兴师动众势必会牵扯人们对“苏联问题”及其他地区的精力，而且没有人
愿意这样做。他还说：“当然总有人质疑针对一次性密码本的工作是否有用，可是
我的观点是：不去碰它怎么知道它是一次性密码本？”他这句话是影射通过对苏联
一次性密码本的研究而取得的在破译“薇诺娜”密码工作上的惊人突破。
对那些习惯了在和平环境中从事一成不变的情报工作的监听人员们来说，在越
南工作有如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场景中。在破旧的、错落不平的屋顶上面不断地回荡
着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搜寻目标的武装直升机成群结队地擦地而飞；一箱箱开封
的装有绿色火箭榴弹和碟状克来莫杀伤地雷的大箱子随意摆放在娇巧的情人树和荷
花篮旁边。
交战的双方都在进行情报战。但是当时美军并不知道负责信号情报工作的北越
中央研究理事会成功地收集了南越和美国许多关键通信系统上的情报。北越无须破
译复杂的美军密码，因为提倡方便先于安全的美国人往往不愿耗时费力使用密码系
统、通过安全的密码线路发送情报，而只使用普通的联络方式。据国家安全局称，
这个问题成了越战期间美军的致命弱点。一份国家安全局报告说：“美军在越南泄
露了太多的绝密的、极有价值的明语通讯情报，再采取什么措施都已经于事无补。”
几年来，美军偶尔会抓到北越的情报人员，这些人的口供使美军逐渐地了解了
这一事态的严重性。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秘密分析资料指出：“通过审问这些人及对
所缴获的北越文件和信号情报材料的研究发现越共对盟军情报的掌握已达到了令人
恐惧的程度。”后来在1969年甚至还发现了北越的主要情报通讯站，如在宾多省的
一个通讯站。“敌军情报站的设备能监听到美军和盟军作战机构的几乎所有的语音
及莫尔斯密码通讯情报。发现的2000借手抄的英文语音通讯电文及具有极高专业水
平的信号情报指导手册表明敌军的信号情报工作已经卓有成效。”
据美国情报资料分析，北越约有多达5000名情报人员负责监听美军的情报通讯。
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美军手中掌握的截获材料无可争辩地表明敌人正针对在南
越的美军及盟军进行相当复杂的信号情报活动。敌人的截报技术相当高超，竟然能
搞到专门发给美军及盟军特别情报机构的培训资料。缴获的培训材料列出了一些美
军情报机构及其通讯使用的频率、程序、格式及大量的情报样本，还有其他可供越
共情报人员参考的资料。”
美军通讯安全的隐患以及北越先进的信号情报技术给美军的作战造成了严重的
不利后果。国家安全局称这种粗心大意的情报程序为“致命的传输”。曾两度在越
南服役的职业情报官查尔斯。迈尔中将概括性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就在美军按计
划发起进攻之前，敌人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使B52 轰炸机的狂轰滥炸达不到预
期的效果，因为敌人显然事先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情报。”
海上的袭击也同样大打折扣。1965年2 月11日，美军“汉考克”号航空母舰准
备对北越某沿海目标进行轰炸袭击。然而行动前几天，由于使用没有加密的频道进
行有关这次行动的讨论，结果使北越了解到这次袭击。在2 月11日之前，北越海军
部队就已经通过伪装，分期分批的完成了疏散任务。另有几次空袭，当美军飞机飞
抵目标地上空时，早已有地对空武器静候多时，其结果不言而喻。
为了省时省力，美国人常常不愿使用国家安全局认可的标准系统进行情报编码，
而是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家创”的密码。一份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称：“这些东西
的不断出现已经构成了通讯安全方面让人大伤脑筋的一个主要问题。甚至都到了1969
年春季，驻老挝的一位负责协调半隐蔽的美国空军和其他军种行动的美国空军官员
仍在使用他自编的一套密码传输他所发送的大部分情报。”国家安全局负责空军通
讯安全的专家秘密窃听了该官员的通讯联络。随后所发的一份报告称：“敌人完全
可以在每次密码变更后的8 至10小时内破译他的密码。此外，由于他每5 周才变更
一次密码，所以他的大多数情报极易被敌人信号情报人员立即破译。类似情况的一
再出现应该引起情报安全人员的时刻警惕。”
即使美军确实使用了安全的编码体系传递一些诸如袭击时间、日期的机密情报，
问题还会照样出现，因为得到情报的南越军方往往会通过不很安全的通讯渠道讨论
这些机密信息。南越的通讯情报更容易被越共截获。比如，通过缴获的美国通讯设
备，北越游击队就可以收听到美军特种部队通过南越空军通讯网所发送的通讯信息。
一份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报告称：“他们很有可能通过南越空军的通讯联络了解到他
们极想知道的有关不断增援南越的美军的情况。”一名原北越士兵后来告诉美军官
员，由于信息灵通，他所在的部队10年来从未遭遇过美军的突然袭击，而且他们从
来不需要太多的英语专家去分析处理所截获的情报。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缺少保密电话。越战时期用的KYS 型保密电话无法和今天的
手机相比，那些电话大得像个小保险柜。在1965年，虽然美国的一个仓库里储有800
部密码电话，可是却既没有底座，又没有连线。在经过所谓的“一番周折”后，第
一批KYS 型话机终于在1965年末抵达越南，并在随后的三年中被全部分发下去。同
时飞机上使用的KY28机型和移动机型KY38也投人了使用，然而，保密电话还是不够
用。这些电话性能极不稳定，还常常会出毛病。由于这些电话在阳光足、气温高的
条件下一用就坏，所以在掩蔽壕之类的地方毫无用处。因而使用非保密电话进行机
密谈话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迈尔中将说：“信号安全，尤其是语音通
讯中的信号安全，是越战期间美军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中的主要隐患。”
为了避免情报工作中出现程序不严、情报泄露的现象，国家安全局与它在陆海
空三军的分支机构采取了情报安全监控措施。一项国家安全局的越战研究报告说：
“在常规的情报安全行动中，监控者扮演敌人的角色，有选择地截获自己军队的通
讯情报，然后把自己收集到的（敌人可能也收到的）情报向有关机构汇报。”情报
安全监控人员常常在闷热的、布满天线的0.75吨卡车的车厢内工作。他们的周围是
包括能同时窃听30条电话线路的TPHZM 窃听仪在内的各种监听设备。在1967年一年
中，情报安全监听员们总共监听了6606539 次无线电话谈话和50多万次普通电话谈
话。
有一次，很可能是由于这种监控行动使驻越美军副总司令克赖顿。亚伯拉姆斯
捡了一条命。正当亚伯拉姆斯即将登上一架直升飞机从西贡飞往富汪附近的芙拜时，
有关这次行程的时间、高度、路线及机组人员的姓名等情况却以明码电文的形式进
行传输。情报安全人员监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结果临时改变了飞
行计划。北越的情报人员同样截获了这一情报。亚伯拉姆斯乘坐的飞机改变了航线，
可是却没有通知参与此次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一份国家安全局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
说：“这架飞机从西贡到芙拜的一路上屡遭袭击——这次越共的反应非同寻常，因
为他们通常不会对执行类似任务的直升机进行射击。我们确信这是敌人截获了我们
的信号情报的结果。”
北越的信号情报专家也设法在美军的通讯网上传输一些欺骗性的假情报，并且
有时还能诱使美军人员通过电话传给他们一些机密的情报。国家安全局称这种“模
仿性情报通讯欺诈”为“敌军信号情报活动的最高成就”。在某一时期内，曾经有
至少八架飞机因此被击落。
在大南的空军基地，一名越共游击队员杀死了一名美国基地卫兵，然后拿起他
的电话，用英语通知基地的其他卫兵说基地的另一端正在遭袭。当卫兵们都冲向基
地的另一端时，这个游击队员不费吹灰之力就对基地进行了大肆破坏，造成基地设
备及飞机的损失估计有1500万美元。如果当时基地卫兵使用正规的加密通讯系统就
完全可以避免这一事件的发生。
另有一次，北越游击队通过切人美军的通讯频率、运用准确的呼叫信号，诱使
美军直升机降落到他们早已埋伏好的圈套中。美军空军和地面火力被多次诱导轰炸
了一些友军基地。有时，北越游击队还能假传停火命令，让美军停止攻击。
就是当时国家安全局最好的密码系统也存在着潜在的隐患，其中包括KYS 型保
密通话系统及KW7 型机密书面情报系统。一位驻越南的美军指挥官曾告诉国家安全
局：“我们所有的主要作战情报都是通过KW7 型安全线路传输的。所以对比较重要
的情报，我们都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
然而，KW7 和KY—8 型情报设备均被北朝鲜截获并于1968年转交给俄国。而且
直到越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人还能通过沃克间谍网得到传给KW7 和KYS
系统的最新机要文件清单。这就使人猜疑，苏联可能曾向北越提供过一些这类情报。
1965—1968年间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前克格勃办事处负责人、少将鲍利斯。
所罗曼丁否认沃克间谍同促成了美军在越战中的失利。现今仍居住在莫斯科的所罗
曼丁补充道：“如果你们断定沃克网的情报没有转交给北越或我们的其他盟国，你
们的判断就是正确的。”
但当时所罗曼丁的副手、后来投靠了美国、现住在华盛顿的前克格勃少将奥列
格。卡路金不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俄国人不会把机密的情报设备与文件清单转交给
北越，但是他们确实向北越提供过机密情报。卡路金说：“我们确实向越南提供过
通过约翰。沃克搞到的部分情报，而且最后还提供了从北朝鲜搞到的有关‘普韦布
洛’号的材料。苏联军方也插手了越战，不仅为越南提供了军用设备、机件和武器，
帮助越南实施军事行动，还向他们提供有利于作战的信息情报。”卡路金还说：
“通过我们提供的情报……我确信我们帮助了越南人。这一点，我敢肯定。”
苏联还以其他的方式对北越提供了援助。1965年6 月18日，在太平洋关岛的美
军机场跑道上，27架B52 轰炸机排成长队，仿佛是为了迎接世界末日而进行的预演。
这是一派阴森恐怖的景象：长长的飞机队列足有16层楼高；装满燃料、呈后摆形的
机翼足有大半个足球场的跨度；由于沉重的机翼离地面太近，它的下面安装着外形
酷似自行车的机翼外架；机身下方的8 台蒲拉特。惠特尼J —57涡轮喷气机能产生
10万磅的地面冲力；多孔弹舱内足以装载加长轿车大小的核炸弹。
在领航机的座舱内，飞行员戴着手套的右手紧握着8 个引擎开启阀，当他的手
缓缓向前推动开启阀时，硕大的飞机便在跑道上疾驶起来。数秒钟后，携带着总重
量达16吨的51枚常规炸弹的飞机从安德森空军基地升上了天空o ‘其他20多架飞机
紧随其后，飞向浩瀚的太平洋和一列KC135 空中加油机飞行队会合。它们一边通过
吸油管以每分钟6000磅的速度加着油，一边在海平面以上5 公里的低空以每小时300
英里的速度表演着轻盈的空中芭蕾动作。
这次代号为“弧光”的行动目的是要将美国极力拯救的南越炸成石器时代的荒
芜之地。轰炸的直接目标是越共游击队基地。这些B 52轰炸机起飞后要不间断地往
返飞行500O英里，12／J ‘时后再返回关岛。飞机过后的越南乡村被炸得满目疮瘦，
仿佛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一连数月，8000吨铁雨直落南越大地，平均每秒钟就有
400 磅TNT 炸药倾泻到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所及之处无人不伤，无物不毁。
在每次行动前几天的准备过程中，关岛上空总是电波云集。来往的通讯情报包
括索要新的炸弹导索及缓冲器、确定轰炸目标及下达出发命令。总之，信号总量在
日益增加。
“北部湾决议”通过后不久，一艘苏联拖网渔船在距关岛主要港湾阿普拉3 英
里以外的海域上停泊逗留。如一只盘旋在鱼肉加工厂周围的海鸥，这艘布满了天线
的情报船收集了大量的情报。随着“弧光”行动的开始，情报信息量大增。关岛是
美国海军在东南亚许多作战行动的通信枢纽，而且在越战初期是B －52轰炸机对越
轰炸行动的惟一基地。“弧光”行动开始后不久，作战策划人员便开始发现有很多
次轰炸没有达到“突袭”的效果。直到一年多后，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飘荡在阿普拉湾以外海域上的苏联拖网渔船表面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对B －
52轰炸机的起落时间掌握得非常清楚。通过分析攻击前美军的密码通讯，他们能够
从标有“速报”的暗语中辨明紧急待命命令。大约在发动进攻前的一小时，近距离
的甚高频无线电网会传播大量的飞行人员与弹药补给人员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就
像信号员手中的小旗，向苏联人透露了即将发动进攻的信息。而且，类似“652 号
在9 点前准备就绪”的无线电谈话还能使苏联人搞清参战飞机的号码，甚至还能知
道机组人员的姓名。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发的未加密的关于太平洋上空某些区域的天
气预报也泄露了空中加油站的方位。
越共在南越的信号情报行动会弄清美军的打击目标。除了供下令使用核武器的
“特赖登”密码外，B —52轰炸机没有任何编码设备。他们所有的信息通讯都是原
声传递。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有一份美方就一次B52 轰炸机偷袭行动进行的长达两
个半小时的详细讨论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袭击的确切时间和攻击目标的确切方位。
经过国家安全局、空军、海军联合对关岛及其他一些地区的秘密调查，才找到
“弧光”行动未能对北越人及越共产生突袭效果的原因。这次调查查出了“许多由
于安全防范措施不利而使敌人获得机密情报的情报通讯操作行为”。
国家安全局也极为关注苏联拖网渔船通过发现“突破点”而破译美方密码的能
力。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称，“突破点”在技术上被称做“密码信号异常”，
表现为编码过程中的电波紊乱，“警觉的敌人可以利用这种‘突破点’发现明码电
文或者其他数据”。这在当时——现在也是——破译其他方法难以破译的密码的主
要途径。
即使没有“突破点”，苏联情报船仍然有可能通过截获发自美军密码机的辐射
来破译美军的编码体系。连续数年，国家安全局一直对高灵敏度的通信及编码设备，
甚至电源线的辐射，会泄露出多少情报这个问题困惑担忧。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
这些辐射信号确实能泄露正在进行编码处理的秘密情报的内容，就是说在情报还没
有进行编码处理以前就已经泄露了。同样，在打印一份刚收到的情报之时，即在情
报刚被解除密码之时，其内容也会被敌人探知。为了消除或减少这种辐射，国家安
全局进行了长期的“暴风雨实验”行动。
国家安全局派出一支行动小组飞往关岛，到当时停泊在苏联拖网渔船附近的
“查尔斯。白丽”号驱逐舰上工作。在狭窄的信号情报室里，监听人员开始测试周
围的电子环境，以确定苏联那只拖网渔船究竟能窃听到多少情报。随后，驱逐舰又
开往距关岛3 英里的其他海域进行测试。在围关岛绕行一圈的测试过程中，行动小
组录下了7.7 万英尺长的磁带。庆幸的是在苏联信号情报船附近，没有发现任何
“危及情报安全的密码信号异常”现象。然而，在关岛周围的任何一点都能清楚地
听到空军基地地勤人员的谈话。据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通讯交谈都使用普通语
言，因此，至少在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员就可预测到B52
轰炸机开始行动的时间。”
完成了海上调查，国家安全局行动小组又着手对陆地上的通讯线路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电传打字机在打出未加密的绝密文件时会把信号泄露到未加密的语音通
讯频道中。这样，通过截获并仔细分析语音信息，苏联人就能破译出机密情报。
此次调查的结果使国家安全局就通讯情报泄露的问题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分
析。其中代号为“紫龙”的分析认定北越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了解到美军袭击的预
定目标，其中一种方式是监听KC135 空中加油机队传发的未经加密的无线电通讯情
报。
分析结果令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感到极度震惊。前国家安全局负责通讯安全的
副局长沃尔特。迪雷说：“因为敌人总会在预定的打击目标区神秘地消失，所以美
军空袭行动的成功很值得人怀疑。地面扫荡遇见的也都是非老即幼的百姓；海军陆
战队强击猛攻的往往是空寂无人的海滩。显然，敌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避开我们的
部队，极有可能是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迪雷还说，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被国家安全局告之情报安全方面存在严重失
误后，军方竟然拒绝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驻越南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常常忽视通讯安
全并且对给他们发出的安全警告不屑一顾。通讯情报人员还把这些警告称为“混帐
东西”，因为监察小组竟然监听美军自己的情报信息。对此，国家安全局无可奈何。
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情报安全监督与分析人员只可做顾问，而无权下令改
变现状。出于种种原因，指挥官们常常对情报安全机构的调查结果不是置之不理，
便是一读了事，而不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如此一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常常是不
堪设想。
一次，一个美国陆军指挥官正在第一步兵师总部里打电话，有人进到他的办公
室里提到了将于“明天在距此35公里以北的地点”发动一次特别行动。通讯安全监
督人员窃听到了这个电话，且听到了即将进行的行动的方位，于是马上通知了这个
指挥官，但这位官员根本不愿改变行动计划。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刚一到达目
的地，袭击部队就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抵抗。美军损失惨重，约有58人死亡，82人受
伤。”当时在场的军队安全处的指挥官“认为这种结果正是敌人利用我们在情报方
面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这次由于美军情报安全措施不利及北越成功获知这一情报
造成的重大伤亡后果引起了人们极度的担忧。国家安全局曾指出：“敌人信号情报
机构确实截获了大量的美军情报，并用之于作战行动。美军的许多战斗行动因此而
失败或损失惨重。”
美军重蹈了德军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辙，在对北越的情报战中意外
地败北失利。有了俄国人的帮助，北越可能一直能够窃听到国家安全局使用最安全
的密码系统传输的情报。北越在情报战中的突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德军
“谜”码和日军“紫”码的情形如出一辙。即使没有这种突破，北越人也获取了大
量的美军信号情报，足以使他们多次避开美军的袭击，进而还击美军。
从一开始，美军官员就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他们以为北越军队和在丛林里安
营扎寨的越共都是“土包子”，认为他们头脑简单，不可能搞懂美军复杂的情报通
讯网络。他们怎么可能把这支穿废轮胎做成的凉鞋，进行行军打仗的部队放在眼里
呢？一项国家安全局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美军指挥官怀疑敌人是否有能力开展
有效的信号情报活动。这些官员认为，美军在训练、火力及灵活性方面的绝对优势
使情报安全工作变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重创
的德军和日军指挥官一样，他们大错特错了。
1965年3 月8 日，美军两个海军营对大南进行了猛烈攻击，这是第一支参战的
美军正规战斗部队。到同年年底，加入越战的美军数量猛增到20万人左右。经过一
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越共于5 月11日在全国范围内突然大举进攻。1000多名游击
队员冲到美军力量薄弱的柬埔寨边境，攻下了西贡以北50英里外的省会城市嵩边。
为了堵上柬越边境的缺口，美国决定派国家安全局的“牛津”号情报船投入战
斗。“牛津”号是美国派往越南的第一个水上信号情报工厂。5 月26日，“牛津”
号接到命令后，即刻起航驶往东南亚。当时，“牛津”号正在完成一项为时将近四
个月的西非巡航任务。当得知此次航行不是回家，而是去参战，而且从此以后他们
的大本营不是诺福克，而是圣地亚哥，这些家在东海岸的船员仿佛迎头挨了一棒。
当时在船上工作的一位电子情报员乔治。加西迪回忆说：“在西非，我们负责
监视当地某些区域之间的通讯联络，搜集任何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信息。搞到任何与
共产党或苏俄有关的情报都是无上光荣的成就。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搞到与苏俄有
关的情报。”
接到国家安全局的调令后，加西迪说：“我们离开德班，出于某种原因，我们
绕到了南非的另一边。大约下午3 点钟，船长宣布命令。大家听后都焦虑万分。我
的意思是说，船上有些弟兄的婚姻正濒于破裂，这下可好，夫妻更是天各一方了。
在东海岸我们有房子、家、汽车、孩子、老婆、情人，我们的一切都在东海岸，可
是却对我们说‘现在去越南’。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军心涣散的程度不亚于肯尼迪
遇刺时引起的民心涣散。”
在驶往东南亚的长途旅行中，加西迪发现了一种鼓舞士气的办法，他把船员们
在执行任务期间，逛各种妓院时所拍的照片搞成集成照片。他说：“船员们在妓院
里拍了照片，带到船上让其他船员冲洗出来。我让他们发誓保证绝不给船上任何人
看，尤其是不给长官看。同时我会把精彩的照片多加印一份，锁起来保存好，放到
一个没人能找得到的地方，就是洗相室通气孔处的一个大金属罐子里。
“这件事（奉命前往越南）发生以后，我跟几个弟兄说了照片的事，他们建议
说你怎么不用这些照片做一个大的招贴画，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我说：”我可不
能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后来，我找到舰长，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如
果照片上的内容不是不堪入目的话，看看照片未必是个坏主意。’所以我就到每个
船员那里问他们是否在乎展出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确没人介意。这样，一天下午，
我们就在寝居甲板上展出了照片。说实话，这还的确鼓舞了士气。这些照片有的是
弟兄们在金丝雀群岛的德班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也有我在加勒比海拍的几张，还
有几张是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的苏黎士大酒店拍的。”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亚洲，任何有关“牛津”号的消息都是秘密。糟糕的是
这给从美国本土派来加入“牛津”号行动的人员带来了麻烦。其中一位来自加利福
尼亚的约翰。德车尼回忆说：“他们对‘牛津’号的行踪高度保密。开始我们先到
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因为‘牛津’曾在那里登记过。我们到达克拉克空军基地，
再乘巴士走小道用了四个小时进入苏比克市区。到了那里却被告知‘牛津’号实际
在日本的横须贺。所以我们乘车返回克拉克空军基地，随后飞往横须贺。到了那里
却听人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只船。后来，又有人说这只船在西贡附近。所以我们
就飞往西贡，但那里的人却说船不在那儿，而就在苏比克。我们又返回苏比克，但
还是见不到船的踪影。最后，他们发了舰队搜寻令，才知道‘牛津’号已经在日本
的佐世保干船坞待了两个月。所以我们就飞往日本的某个空军基地，然后乘坐日本
火车一路直奔那里，次日一早到达了佐世保。我们辛苦奔波了一个星期，最后总算
找到了它。”
“牛津”号从干船坞出发驶向泰国湾地区的指定目标，那是富国岛南端安堂附
近的一个偏僻海域。德车尼说：“我们在柬越边境的这个地区待了两个月，抄写、
记录所有来自敌方和友方的通讯情报。大多数时间我们离海岸只有约两英里远，这
是能窃听和确定该地区上百个通讯机构方位的理想位置。”
在“牛津”号舰首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区内，监听人员使用高灵敏度的KG14多频
道接收器进行监听。为了翻译情报，“牛津”号信号情报组里配有高水平的泰语、
几种汉语方言、俄语及越语专家。舰上的情报人员中至少有一人熟悉菲律宾土著语
——他加禄语。德车尼回忆道：“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着情报工作。米德堡既要情
报录音，又要文字记录，还要破译的信息。我们能做的情报工作，我们都做遍了…
…一名国家安全局的人在舰上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他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他待在
船上干什么。”在船尾区，电子情报人员把从数百个雷达系统中收集的信号用32声
道的爱派克斯录音机录在磁带上。
“牛津”号在东南亚期间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监听马尼拉七国首脑会议。
会议于1966年10月23日至27日在菲律宾举行。停泊在马尼拉湾的“牛津”号恰好在
斯坦利角海军机场的对面，正好能听到谈判的内容。这样，美国的谈判者可以通过
了解其他谈判者的战略计划和谈判要点而先发制人。德车尼说：“会议期间，船上
的监听员发现了一个企图行刺（美国总统）约翰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我想
还有顾仁草库的阴谋。”策划者是受共产主义鼓动的新人民军运动成员。由于情报
人员报告有功，船上的每个成员都受到了嘉奖。
在这条船上，情报人员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互不往来。德车尼说：“一般
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就知道每天早晨，我们会鱼贯进入
船头或船尾的安全门里，到中午的时候再出来吃饭。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跟我们
保持着距离，而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好像有两艘‘牛津’号似的，
我想，情况也确实如此。”雷。勃克朗赞同道：“他们（信号情报人员）生活在与
世隔绝的环境中。”
1966年7 月，国家安全局决定让“詹姆斯”号临时接替“牛津”号，并把“牛
津”号派往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信号情报活动。当时中国正在秘密而激烈地进行
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德车尼说：“在中国大陆沿岸巡航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的
收获却寥寥无几。一切迹象表明，中国人知道我们的行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通讯传输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就没有通讯传输。”
尽管中国沿岸的窃听任务相当乏味，但在中国南海上的惊险遭遇却是他们始料
未及的。“奥拉”号台风迅速向“牛津”号推移。德车尼回忆说：“船在剧烈摇晃，
风暴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失去了一枚导弹，被困在
海里，几乎就在台风中心。船在风中飘荡，大风把我们推向了红色中国的内海水域。”
紧急求救信号发出后，一天多过去了，却不见任何救援的迹象。德车尼说：
“船上所有的人都基本上了解所处的困境，并被告诉随时可能下达弃船的命令。通
讯情报技术人员登上了备用急救船，准备毁掉所有的情报设备和文件。船长也在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