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巴那斯缭绕的死亡幽灵
这是一个外星来的孩子，追求现实生活对他是不现实的。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基斯林毫不动摇地等着基基。他约定九点，总是九点准时到达。而她呢，总起码晚40分钟。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而且已经成了习惯。耳根特别软的萨洛蒙太太经常为此批评他们。基基和基斯林吵架时相互咒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并且技艺高超，咒骂语言花样翻新。
但是，他们的相爱也十分温馨。基基夫人心里不痛快时，基基先生想方设法逗她笑，为她唱歌，为她跳舞，拉着她和他一起唱，一起跳。两个人比赛谁叫喊的声音高，比谁的嗓门大。邻居们找上门来抗议时，他们立即停止喧哗吵闹。斯波罗斯基或者一个爱看热闹的人常来看他们，以饱眼福。
莫迪利阿尼时而也来看望他们。他于1919年5月从尼斯回到巴黎，三个星期之后，让娜也来到了他的身边。1918年11月，让娜生了一个女孩。本来需要找一个奶妈，因为据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第一位妻子说，无论是孩子的父母亲还是外祖母都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
让娜到巴黎重新见到她女儿的父亲时，她又怀孕了。1919年7月7日，莫迪利阿尼立字据保证尽早——即一旦收到符合结婚要求的必要证件，就同她结婚。这份字据由另外三人会签：让娜、斯波罗斯基和路尼阿杰科夫斯卡。许多年之后，路尼阿对莫迪利阿尼的女儿坦白说，自己经常在约瑟夫-巴拉街斯波罗斯基的家里看护她。
莫迪利阿尼经常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斯波罗斯基家的门，想知道一些有关他女儿的情况。路尼阿从窗口大声命令他别大声喧哗，他立即安静下来。但他并不马上离开，而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坐许久后，才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常喝酒，每次都喝得过多，而且不停地咳嗽。他发现了文学奠基人伊西多尔迪卡斯，也叫做洛特雷阿蒙伯爵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莫迪利阿尼首先在观象台大街的长凳上与安德烈布勒东一起研读，后来又去国家图书馆抄写。
他在大茅草屋街的画室接待模特儿，画一笔，喝一口朗姆酒。他在到处是煤灰的黑糊糊的路上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只有去酒馆的时候，他才显得精神焕发。他给别人画像，换酒喝，吃一口三明治，咳嗽一阵，喝一口酒。把剩余的一点儿钱分发给更加穷困潦倒的人。然而，他自己却常跟着一帮朋友，在大街上，在阿莱齐亚教堂广场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栽倒在哪里，就在那里睡去，甚至倒在雨地里，也就在雨地里睡去。
他寻找斯波罗斯基，想向他借几个钱。他忘了斯波罗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伦敦为他的一位客户和朋友办展览去了。他跨过塞纳河，爬上蒙马特尔山丘。拥抱郁特里罗和苏珊瓦拉东，并为他们唱一段之后，再下山回到塞纳河左岸，在她母亲寄来的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给母亲写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对让娜埃布戴尔纳也不说。因为让娜又瘦又弱，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对她保持绝对沉默。几个月以来，斯波罗斯基一直在说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治疗，每次阿姆多总用同样的话回答他：“请收起你那一套教训吧！”
然而，他或许早已知道死神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整天狂饮，只是为了缓减病痛，为了麻痹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穷困对他的折磨。外面的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他却在内心世界中挖出了战壕，留出做最后冲锋的地盘。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罗童德。当时天正下着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严寒暴雨中坚持了两个钟头。他咳嗽不止，连喝酒的力气也没有了，倚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艰难地攀登着通向画室的十分陡峭的楼梯，进门瘫倒在床上让娜的身边。他吐血了。
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德扎拉特离开巴黎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不仅他自己没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样在病中的斯波罗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于是，1月22日，他来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门，连着敲了两次、三次，屋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和声响。这位智利人又等了几分钟，后退几步，下定决心用力把门撞开。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让娜的怀里，缓慢地喘息着，口中轻轻地呼喊着“意大利……意大利”。室内的火炉早已熄灭，地上散乱地扔着的沙丁鱼盒子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冰，酒瓶都是空的。整个屋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冲下楼去，叫来一个医生。医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会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