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热马斯的死成为毕加索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以图鲁兹劳特累克风格绘画，他十分欣赏他在“四只猫”酒馆中发现的这位艺术家。毕加索选择的无论人物还是主题都是这位长者认可的，使用的颜色均为人民大众喜爱的鲜亮色彩。1900年作的《加莱特风车》便是一例。自从朋友不幸离开人世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这一风格，其作品侧重反映的是悲惨的事件和凄凉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风格与当时在蒙马特尔的那一帮西班牙人生活的贫困窘迫、心情的忧郁寡欢相吻合。这就是毕加索创作史上的“蓝色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画家刚到巴黎的那个阶段，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心情既悲伤又苦恼。他多次赴圣拉扎尔的女子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出现女犯人。这充分表明，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悲惨与痛苦比较感兴趣。
蓝色既符合画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观看法，也符合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一人封闭在画室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事创作。
他和朋友们一样，经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饱腹?
他们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奥了。帕克杜里奥曾经是高更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他拥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尔吉丝岛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画、水彩画和15幅油画。正是他介绍毕加索结识了高更。帕克经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饭。别人不来，他就出去与他们聚会。他常常在毕加索的门前放一块面包或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朋友，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十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
从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并非毕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马诺鲁。此人黑头发、黑眼睛，虽穷困，但十分忠诚，遇事办法多，很乐观，机灵活泼得像个孩子。只有他同毕加索讲加泰罗尼亚语。马诺鲁爱好雕塑，但由于缺乏胶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从事雕塑，才被迫从事绘画。人们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画。他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哪里能睡就睡哪里，见到什么就偷什么。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马诺鲁住。当帕克外出几个星期后回来时，雕塑家强装笑脸迎接他归来，把钥匙还给帕克之后，悻然离去。帕克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未变，惟独高更的画全部不翼而飞了。无疑，马诺鲁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沃拉尔德Ambroise Vollard(1868—1939)，法国画商、收藏家、法国艺术出版商。。
一天，毕加索对他的朋友说：
“你呀，将来上刑场，都没有人能够处决你。”
“为什么?”
“因为你太逗人，他们会乐死的!”
他简直成了不劳而获、玩着混吃混喝的大师，他掌握着一整套炉火纯青的专门技术。他天天在做弥撒的圣地演练其手艺。来巴黎后，他首先参观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弥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该往哪里坐的样子，此时从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来一位妇女，她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给了她一个铜板，他就座之后，她却消失不见了。于是，马诺鲁也模仿那个妇女的样子，向来人递上椅子，无数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花招，赚取几个零用钱。他在这同时，还可以获得比在盛圣水的碗中浸泡过的圣体更加实惠、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
不去教堂时，他就玩抽奖、碰运气。他挨门挨户地敲蒙马特尔所有人家的门，向他们出示一幅他计划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图。
“一个号，100生丁!”
他用一个带编号的硬纸卡片换一个币。但买卡片者中无人能够中奖，因为那个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当人们问他中奖号码时，他回答说：“萨尔蒙的号码!”
这样混了几年之后，他有钱购买从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维莱Daniel-Henry 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国，法国艺术作家、油画商。经常买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维莱来订货时，马诺鲁企图狠宰他一下。在谈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时，马诺鲁要求画商加钱。
“为什么?”画商问。
“因为它将比其他的好。”
“您常这么讲。”
“这一次，是真的。”
“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没法干了。”
卡恩维莱不仅仅是商人，也是审美家，是艺术家们的朋友。而马诺鲁不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说：
“这一件雕塑作品将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卖出比其他的更高的价钱。”
“它将比其他的大许多吗?”
“是的，非常大。”卡恩维莱多付了他几张票子。此时，马诺鲁乱蓬蓬的黑发下，那双黑眼珠乐得闪闪发光。
夏末秋初，卡恩维莱收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个蹲着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买的作品一般大小。画商召见马诺鲁，说：
“您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您没有看清楚……”
马诺鲁站在其作品前。
“这是一个女人……”
“我知道。”
“这个女人是蹲着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来呢?”
“如果她站起来?”卡恩维莱疑惑不定地重复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来，她不就大了吗?而且大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