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的恋人。”我回答。我没有再说一句话，随后伸手挽住她的腰。
又一个月过去了。想想吧，如今母亲、安赫利卡和路易斯·玛丽亚对我来说都充满了富有诗意的神秘感！当然，母亲是玛丽亚·艾尔维拉与之尔汝相称并最亲密地相吻的人。她妹妹见过她脱得一丝不挂。当路易斯·玛丽亚进屋时，她正背朝他坐着，他可以走过去用手抚摸她的下巴。看来，三个人都很幸福，却不善于珍视他们沉浸其中的幸福。
至于我，只是嘴上叼着烟打发日子，就像一个人烧着雏菊喃喃自语：“她爱我吗？她不爱我？”
在佩尼亚家跳过舞后，我多次和她在一起——当然，每个星期三在她家里。
她维持着她的朋友圈子。无论多少次，只要朋友们提议做什么，她总是报之以笑脸，巧妙地跟对方调笑。但是她总能设法不让我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当她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总是这样。但是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却又老是望着别人。
这样做难道合乎情理吗？不，当然不。所以一个月来，我像得了很重的咽喉炎，喉咙像冒烟一般难受。
然而昨天晚上，我却得到了短暂的歇息。那是星期三。阿耶斯塔拉因正和我在一起交谈。玛丽亚·艾尔维拉越过在她周围热衷于调情的人们的肩头，向我们投来一瞥，那一瞥把她那光彩夺目的身姿带进了我们的谈话。于是我们谈起她，并且简单地提到了那段往事。过了一会儿，玛丽亚·艾尔维拉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在谈什么呢？”
“谈论许多事情；首先是你。”医生回答。
“哦，我也觉得是……”她拉过来一把罗马式小扶手椅坐下，把双腿交叉起来，上身向前探着，一只手托着脸。
“你们继续谈，我听着。”
“我在对杜兰讲述，”阿耶斯塔拉因说，“一些类似你患病时发生的情况，情况不多，但是有一些。一位英国作家，我不记得是哪一位了，引证过一个病例，只不过比你的病情幸运一些。”
“比我的还幸运？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患病没有发烧。两个人在梦中相爱。但是在你的情况下，你是唯一在恋爱的人……”
我说过我总觉得阿耶斯塔拉因在谈到我时方式有点委婉吗？如果我没有说过，那么我当时就会有一个闪电般的念头：希望能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不只是用目光。然而，他一定从我的眼睛里多少感觉到了我这个想法，因为他站起来笑着说：
“我走了，你们好好谈谈吧！”
“这个老滑头！”他走远后，我低声说。
“为什么？他对你做了什么？”
“请告诉我，玛丽亚·艾尔维拉，”我叫起来，“他向你求过爱吗？”
“谁？阿耶斯塔拉因吗？”
“对，就是他。”
她先是犹豫不决地看着我，后来又严肃地正眼注视着我。
“不错。”她回答我。
“哼，我早就料到了！……至少他很幸运……”我低声说，感到痛苦极了。
“为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猛地耸了耸肩，望着旁边。她也随着我的目光望去。这样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她追问道，那种漫不经心的、过分的固执劲儿，只有非常乐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女人们才会有。现在和随后的短暂时间里，她一直站着，把一条腿跪在小扶手椅上。她嘴里嚼着一块纸片——我永远不知道那纸片是从哪里来的——她望着我，两道眉毛令人难以察觉地上下轻轻抖动。
“为什么？”我终于回答，“因为他至少很幸运，没有在病床边当可笑的傀儡，并能够正经地讲话，不必看别人的眉毛上下抖动，仿佛听不懂我说的话……现在你明白了吗？”
玛丽亚·艾尔维拉若有所思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嘴里仍然含着那张纸片。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追问道，而我的心房早已发疯似的跳了起来。
她又摇了摇头：
“不，不是真的……”
“玛丽亚·艾尔维拉！”安赫利卡在远处叫她。
大家都知道，兄弟姐妹们的呼唤常常是最不合时宜的。但是从来没有一声这样的叫喊像这次那么不合时宜，就像一盆冰水迎头泼来。
玛丽亚·艾尔维拉吐掉纸片，把跪着的腿放下来。
“我走了。”她笑着对我说，那种笑的样子，当她和别人调情时，我早已熟知。
“等一会儿！”我对她说。
“一会儿也不行！”她回答时，人已经走开了，一面摇着手。
我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了，除了吞下那张湿透的小纸片，或者把嘴埋在她的膝头留下的坑里，或者操起那把小扶手椅往墙上砸去，或者由于愚蠢而让自己立刻朝一面镜子上猛撞。尤其是在非常生自己的气，弄得自己痛苦不堪的时候。这是男人的本能，是羞愧的男人的心理反映！这个头号妖艳的女人的膝盖印还留在那里，她以无与伦比的厚脸皮嘲笑着这一切！
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像个疯子似的爱着她，我不知道——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她是不是真的爱我。此外就是梦了，那么多的梦，和诸如此类的情景：我们挽着胳膊穿过大厅，她一身白衣服，我像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她身边。大厅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都坐着，望着我们走过。但是那是一个舞厅。人们都在议论我们：脑膜炎和它的影子。我醒了，又进入梦乡：这样的舞厅，经常来的都是每天死于某种瘟疫的人。玛丽亚·艾尔维拉穿的白衣服是裹尸布，我还是她身边的一个影子，只是现在头上插着一支体温计。我们永远是：脑膜炎和它的影子。
对诸如此类的梦，我能做什么呢？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去欧洲，去北美，去任何能够忘记她的地方。
留下来干什么呢？重新开始过去那段经历吗？那样就会像个小丑一样独自忍受煎熬。或者每当我们觉得在一起时便重新分开吗？啊，不！结束这一切吧。我不知道这种感情上的分离对我这方面有什么益处(的确，是感情上的！尽管我不愿意这样) ；但是留下来是可笑的，愚蠢的，何必再去取悦玛丽亚·艾尔维拉呢？
在此，我本可以再写些和我刚才记述的多少有点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宁愿简单地讲一下最后一天见到玛丽亚·艾尔维拉的情况。
不只是为了坚强，还是为了对自己提出挑战，或者天晓得是为了自杀者的什么徒劳的希望，在我启程远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去和富内斯一家告别。机票在兜里已经搁了十天——由此可见，我对自己是信心不足的。
玛丽亚·艾尔维拉身体不适——喉咙痛或偏头痛，但病状很明显。我去前厅待了一会儿，问候了她。看到我时，她有点惊讶，但她还是来得及多少照了一下镜子。她脸色沮丧，嘴唇苍白，眼睛深陷，眼圈发黑。但是她总是那么漂亮，由于我已失去她，对我来说她就更漂亮了。
我简单地对她说，我要走了，并祝愿她无比幸福。
最初，她不明白我的话。
“你要走？去哪儿？”
“去北美……我刚刚对你说过了！”
“啊！”她喃喃地说，嘴唇明显地抽搐着。但是她随即不安地看了看我。
“你病了？”
“嘻！……我没有病……只是有点不好。”
“唉！”她又低声叹了口气，然后睁大眼睛，透过玻璃望着窗外，仿佛一个人失去了思想似的。
此外，街上正在下雨，前厅里光线暗淡。
她把头转向我。
“你干吗要走啊？”她问我。
“唔，”我微微一笑，“说来话长，太长了！……总之，我要走了。”
玛丽亚·艾尔维拉还在凝视着我。她的神情由忧虑、专注变成了阴郁。我们结束吧，我心里说。我走到她面前，说：
“好了，玛丽亚·艾尔维拉……”
她慢慢地把手伸给我，那只手因头疼而冰凉、潮湿。
“在走之前，”她对我说，“你不愿意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吗？”
她的声调变低了。我的心房剧烈地跳动着。但是像在闪电下一样，我看见她在我面前，就像那天晚上一样，她笑着离去，一面摇着手说：“不，我已经满足了”……啊！不，我也满足了！那一切，已经足够了！
“我要走，”我清楚地告诉她，“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为自己感到痛苦、可笑和羞耻！现在你满意了吧？”
她的手一直在我的手里握着，这时她把手撤回去，慢慢转过身去，从乐谱架上取下乐谱，放在钢琴上，动作缓慢而有分寸。她又看了看我，面带勉强而痛苦的笑容：
“要是我……要求你不走呢？”
“但是，看在神圣的上帝分上！”我叫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些事要把我折磨死了吗？我受够了痛苦，也受够了自己丢人现眼的不幸。我们得到了什么？通过这些事情你又得到了什么？没有！已经够了！你可知道——”我向前走了一步，又说，“在你患病的那最后一个晚上你对我说的话吗？你愿意让我告诉你吗？你愿意吗？”
她一动不动，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
“好的，你说吧……”
“那好！你对我说，在那个该死的晚上，我听到你说，你很清楚地对我说：如果——我——不——昏——迷——了，你——还——喜——欢——我——吗？当时你还处在昏迷状态，这我知道……可是，现在你还想要我做什么？现在让我留在你身边，按照你的好恶让我活活地流血，就是因为我像个白痴一样喜欢你？……这也是一清二楚的，嗯？哼，我肯定地告诉你，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不，这不是生活！”
我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疲惫不堪，觉得说完话后，我的生命就垮掉了。
但是，是必须结束的时候了。我回过身来，发现她在我身边，在她的眼睛里——这一次它们好像闪着幸福的光芒——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闪光、微醉、啜泣和本以为早已死亡的潮湿的幸福的光辉。
“玛丽亚·艾尔维拉！”我想我是在大喊大叫。
“我亲爱的恋人，我钟爱的心肝！”
她默默地流着痛苦结束后的泪水，终于疲惫地、无保留地、幸福地把她的头舒服地靠在我的胸口上。
没有什么可讲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切更简单的呢？我遭受过痛苦，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也哭过，痛苦地呼号过；我应该相信这一切，因此我才把它写了下来。但是这一切已经非常久远了！而且还要久远，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个故事中最有趣的内容——她就在这里，在我身边，正在用铅笔杆支着脑袋阅读我写的东西。很显然，对于我的不少看法，她是有异议的；但是，为了尊重我们不怕人痴笑而专心致志写的这部文学作品，她作为一个好妻子表示容忍。另一方面，她和我都认为，这个分阶段构建的故事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它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所发生的、我们感觉和忍受的一切。这部出自一位工程师之手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
这时，玛丽亚·艾尔维拉打断我说，最后一行写得不对：我的故事不仅写得好，而且非常好。作为不可反驳的论据，她搂住我的脖子，望着我，我不知道我们相距是否超过了五厘米。
“是真的吗？”她低声说，或者，更准确地说，她是在窃窃私语。
“可以把‘窃窃私语’写上去吗？”我问她。
“当然，写上，写上！”她吻了我一下。
我还能补充些什么呢？
* * *
(1)意为闲扯。
附：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
奥拉西奥·基罗加
一、要相信大师——爱伦·坡、莫泊桑、吉卜林、契诃夫——如同相信上帝一样。
二、要相信，你的艺术是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山。不要梦想你能登上山顶。只要你想做，你就能达到目的，你自己事先并不清楚。
三、你要拒绝能够模仿的东西，但是，倘若影响非常强大，你还得模仿。人格的成长需要长久的耐心，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四、不要盲目相信你获得成功的能力，而要相信你渴望成功的热情。要热爱你的艺术，就像钟爱你全心全意付出的未婚妻一样。
五、当你从第一句话起不知向何处发展的时候，就不要开始写作。在一篇小说中，头三行几乎和最后三行一样重要。
六、如果你想准确地描写这副景象：“从河上吹来一股凉风”，除了有针对性的词语外，人类语言中没有别的词语。一旦娴熟地掌握了词语，你就不用费心去考虑它是否押韵。
七、不需要时不要使用形容词。附加在一个软弱的名词上的尾巴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唯一的名词，它会具有无与伦比的色彩。但是必须找到它。
八、要用手领着人物，牢牢地把他们带到最后，除了你划定的路线外不要关注别的东西。当你看到他们看不到或看到对他们不重要的东西时，你切勿分散注意力。不要去寻找读者。一篇小说是一部清除了废物后的长篇小说。要把这一点视为一条绝对真理，即使它不是。
九、不要在激动的情绪支配下写作。让你的激情消失，事后再回忆它。那时倘若你能原原本本地复活它，你在艺术上就成功了一半。
十、写作时不要想到你的朋友们，也不考虑你的故事给人的印象。讲述时，仿佛故事只对人物的小环境有意义，你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人物。小说的活力只用这种方式即可获得。
译后记
奥拉西奥·基罗加(1878—1937)，乌拉圭杰出小说家，兼写诗歌和剧本。他生于萨尔托城，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几乎在阿根廷度过一生，在那里写出了他的最佳作品。
基罗加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享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的美誉。他先后出版了《别人的罪行》(1904)、《受迫害的人们》(1905)、《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大森林的故事》(1918)、《野蛮人》(1920)、《荒漠》(1924)、《被放逐的人们》(1926)等许多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浑浊的爱情故事》(1908)、《过去的爱情》(1929)，剧本《牺牲者》(1921)，诗文集《珊瑚礁》(1901)等。他的作品主要表现爱情、死亡、精神失常、灾祸、痛苦、不平和反抗，具有地方色彩、自然主义描写和现实主义风格。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被认为是基罗加全部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最优秀的作品，包括《爱情的季节》《脑膜炎和它的影子》《钻石饰针》《被砍头的母鸡》《羽毛枕》《漂流》《合同工》等十五个短篇小说。这本小说集综合了基罗加全部短篇小说创作的三大题材：爱情、疯狂和死亡。这三大题材在他的作品中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再现了基罗加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人生悲剧、命运的无常、社会上和家庭中发生的事件或现象。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与非现实的交替描写，病态的人物总是把他的幻觉和他的艰难困苦交织在一起，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既有对真实事件的描写，也有对虚幻事物的描述；既有对人物外部形象的刻画，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既有有趣的故事，也有悲惨的戏剧……
《爱情的季节》写的是青年学生内维尔的爱情故事。内维尔在异国完成学业回国省亲，途中巧遇同乡少女莉迪亚，二人一见钟情。四个月后，内维尔登门拜访，从此约定每星期在莉迪亚家相会两次。这一对恋人的感情日深一日，终于决定结为连理。但是内维尔的父亲反对这门亲事，因为他认为莉迪亚的母亲玛丽亚早就和一位博士关系暧昧。而莉迪亚的母亲非要内维尔的父亲主婚不可，双方僵持不下。莉迪亚遂与母亲不辞而别，不知去向。十一年后的一天，内维尔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街上偶然遇到伯母玛丽亚，她身患严重的肾病，由女儿莉迪亚陪同，到内维尔的乡间别墅养病。莉迪亚虽未出嫁，但内维尔已经结婚，故二人难修旧好。玛丽亚病情恶化，打吗啡也无济于事，不久便不治而死。这时内维尔的妻子即将从巴黎度假归来，内维尔只得把莉迪亚送走，了却一段旧情。这一对青年男女本来一见倾心，情深意长，但由于传统观念作怪，虽是有情人，最终也未能成眷属。小说以春夏秋冬四季作为爱情故事发展变化的顺序和象征，颇为耐人寻味：春，意味着初恋；夏，意味着热恋；秋，意味着爱情的突变；冬，意味着爱情的冰霜。总之，四季概括了爱情从产生到结束的全过程，也是作品构建的巧妙形式。
《脑膜炎和它的影子》所写的爱情近乎离奇。出身豪门的小姐玛丽亚·艾尔维拉在社交场合遇到年轻工程师杜兰，一见倾心。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没有勇气向杜兰吐露衷情。她患了脑膜炎，发高烧，说胡话，不料道出了心中的秘密。为了让她早日康复，家人写信请杜兰来抚慰她。在陪伴期间，杜兰深深地爱上了她，两人双双柔情蜜意，坠入爱河。但艾尔维拉病愈后慑于封建礼教和人言，强迫自己忘掉病中的一切，对杜兰摆出一副冷漠的面孔。杜兰不胜恼恨，决定远走他乡。在分别的关键时刻，艾尔维拉才向杜兰表露了真情，挽留下了杜兰。故事一波三折，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表现了婚姻自由的新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旧意识之间的尖锐矛盾，作者认为只要勇于同旧传统、旧礼教、旧思想作斗争、决裂，就能赢得婚姻的幸福、人生的幸福。
《钻石饰针》的故事令人触目惊心，写的是一个首饰匠的家庭悲剧。这出悲剧是由人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铜臭酿成的。首饰匠卡希姆身材矮小，虚弱多病，自己不开首饰店，只在家里为有钱人加工首饰。他有一个容貌出众却感情用事的老婆。这个本来出身贫寒的女人，想凭借自己的姿容攀上一门上等的亲事。她总是以自己的身姿挑逗男人，刺激她的女邻居们。直到二十岁才横下一条心，同卡希姆成了亲。但是她那些享受人间荣华富贵的美梦也随之破灭。在丈夫加工首饰时，她总是盯着看，还不时地拿起一枚首饰戴一戴，然后舍不得地放下。她年轻貌美，爱慕虚荣，渴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枚贵重的首饰。有一次，卡希姆发现一枚胸针不翼而飞，后来看到首饰戴在妻子胸前，他要她摘下，她气急败坏地闹了一场。第二天，卡希姆加工了一枚更昂贵的胸针，妻子爱不释手，恳求丈夫带着这枚首饰跟她逃走。丈夫苦苦解释、劝慰，才让她平静下来。第二天凌晨，卡希姆拿着这枚胸针轻轻地走进卧室，卧室灯光暗淡，他把胸针立在妻子的胸前，如同铁钉，猛地一按，将整个胸针刺进她的心脏。这出悲剧显然源于不幸的爱情，源于女人的贪心和虚荣。勤劳朴实的丈夫忍受不了矫情的妻子的纠缠，无法满足她的虚荣心，忍无可忍，不得不把她杀死。一个爱首饰爱得发疯，一个无所顾忌地把妻子刺死，也丧失了理智。疯狂，或精神失常，是基罗加喜欢表现的主题。人的精神失常，原因有多种，表现各不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难免干出异乎寻常的蠢事来。
基罗加笔下的人物，有的原来就精神不正常，悲剧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在《被砍头的母鸡》中，四个小白痴竟然像杀鸡一样把身心健全的小妹妹杀死：马基尼夫妇属于中产阶级，经济还算富裕，并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是他们仍然愚昧无知，全然不相信科学。第一个孩子变成白痴后，医生判断是隔代遗传的梅毒所致，不宜再生。但是这对夫妻的侥幸心理压倒了对科学的认识，又连着生了三个白痴。最小的女儿倒是免遭痴呆的厄运，但还是被无人看管的四个哥哥杀死。小说表现了不相信科学而导致的灾难：没有科学知识就会陷入愚昧、落后状态，灾难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在基罗加笔下的人物中，因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漂流》中的保利诺是个农民，在回家的路上不幸被蛇咬伤。到家后他口渴难忍，灌了一肚子酒。但是对他来说，烈酒已淡如白水，因为毒汁已向全身扩散。趁着头脑清醒，他赶紧跳上一只独木舟，驶向一个镇子去求救。他一面顺水漂流，一面想着将在镇上找到的人。他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想着，停止了呼吸。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一个与世无争的善良人，无法防备大自然的侵袭、毒蛇的危害，就这样抛弃了他所热爱的一切，撒手人寰。《羽毛枕》的故事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阿利西亚一天比一天消瘦，神情恍惚，面无血色，精神萎靡，大夫说她患了贫血症。几天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女佣发现她的枕头上有血迹。一拿枕头，枕头沉甸甸的。打开枕头，大家不禁大吃一惊：里头有一种圆球状的吸血虫，五天五夜把阿利西亚的血吸干了。一个活生生的大人，居然被一些区区小虫杀死了。吸血虫能杀人，蚂蚁亦然。《野蜜》中的会计员上山闲逛，发现一个蜜蜂窝，他把蜜蜂赶走，饱食了一顿野蜜。但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周身发痒，以为是野蜜的毒素所致。不，原来是食肉蚁，像一条黑河似的食肉蚁正顺着他的双腿向上爬，地上还有黑压压的一片。两天后，有人找到了他：骨架上只裹着他的衣服，浑身的肌肉早被蚂蚁吞噬了。这种蚂蚁凶猛异常，虽然又黑又小，却势不可当，无论蜘蛛、蟋蟀、蝎子、蟾蜍、毒蛇、家禽……无论多大多强，都逃脱不掉。它们如果闯入谁家，狗呀牛呀，一切家禽都得吼叫着逃走。
总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总是以冷静的笔调描述人物的爱情故事、发疯或死亡的情景。通过人物的悲剧，或表现人的愚昧无知、丧失理智，或暴露社会弊病，或揭示大自然的冷酷无情。
如上所述，爱情、疯狂和死亡是《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一书的三大主题：爱情，既有男女之间的爱，也有父爱；疯狂，有人类的疯狂，也有动物的疯狂；死亡是人类的死亡，是人类的一大灾难。在基罗加的短篇小说中，死亡往往扮演着主要角色。和爱情、疯狂相比，基罗加对死亡更加关注，是其创作的永恒主题。它和爱情与疯狂一起，从其文学生涯一开始，就是基罗加文学创作注意的重点。它和疾病、幻觉一道，总是在基罗加的作品中左右着人物，折磨着人物，主宰着人物的命运。当然，并不是说死亡不可避免。而是说，这种死亡往往在人物生活或活动的环境中突如其来，突然发生，突然置人物于死地。它就像一个恶魔，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让人防不胜防，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命呜呼了。
有许多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指出，在小说创作上，基罗加深受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影响，正如他在《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中所说的，爱伦·坡是指引他的上帝，譬如，爱伦·坡的影响就明显地表现在《被砍头的母鸡》中。在这篇小说中，马基尼·费拉斯夫妇的四个傻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八岁)一天到晚坐在院子里的一条长板凳上，他们伸着舌头，目光呆滞，嘴流口水，被母亲留在家里，只是望着黄昏降临，等待母亲回家。他们浑身污秽不堪，没人照料，看得出他们一点儿都没有得到母亲的关心。在接二连三生了这四个白痴之后，夫妇二人很不甘心，于是又生了一个女孩，很幸运，这个孩子一切正常，夫妻二人如获至宝，对她溺爱有加，却忘记了那四个傻孩子，他们完全得不到爱抚。一天，他们看见女仆在厨房里杀鸡：砍下鸡头，放血。又一天，当他们的小妹妹爬墙头向外观望的时候，四个哥哥便冲上去，把她拉下来，拖进了厨房，活活地把她杀死了。夫妻二人生了一个白痴，不罢休，又接连生了三个，自然是不理智，是发疯。四个小白痴把小妹妹像宰母鸡那样杀死，更是发疯。
在《羽毛枕》中，一对新婚夫妇度完蜜月后不久，丈夫便发现妻子患了一种怪病，致使她面黄肌瘦，大夫看了却说不清病因，怎么治疗也无济于事，直到妻子死后仆人才在枕头上发现了问题：原来是吸血虫藏在枕头里，白天黑夜偷偷吸她的血，导致她死亡。《漂流》中的那个农民在回家的路上被毒蛇咬伤，疼痛迅速扩散全身，他赶紧爬上独木舟，向一个镇子漂去，好求人给予治疗。但是未等到达目的地他就昏迷，最后死去了。
基罗加在其作品中写了一个个人物之死，正如爱伦·坡在其作品中描写的一样。而在基罗加的一生中，死者也是一个接一个：其中有他的父亲、他的继父，他的兄弟们、他的好朋友、他的妻子等。可以说，正是他的亲朋们的不幸死亡激发了他对人生和人的死亡的思考，表现死亡就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使命：人都是怎样死的，人死时的心境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会遭遇死亡的厄运等，都在他的短篇小说的故事中得到了展现。
阿根廷东北部的米西翁内斯丛林地区为基罗加的短篇小说创作带来了灵感。他的这些小说反映了丛林人的生活、不幸、痛苦和死亡，反映了丛林地区大自然的恶劣环境和对人类的无情折磨。跟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在《旋涡》中描写的残酷的热带丛林一样，基罗加的短篇小说中的大自然也是残酷的。《漂流》中的河流是美洲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被毒蛇咬伤致死，既有其偶然性也与其必然性，因为那样的自然环境本身就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因素。
然而，无论大自然多么严酷，生存环境多么恶劣，人类还是得生活在其中，不能脱离它，而必须与之共存，适应它。只是在基罗加的小说中，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往往显得软弱无力，任大自然左右。一旦受到大自然袭击(比如被毒蛇咬伤)，便无力抗拒，挣扎一番死去。
毋庸置疑，《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是基罗加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中的不朽经典，历来受到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推崇，自然也是历代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但愿它也能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青睐。译者深信，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士，肯定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