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准备在一个高度危险、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作战，而且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派遣他的组织的支持。
●他必须具备军人的所有基本技能，不仅要能作战，而且要能教别人作战。他还必须熟悉许多外国的武器和系统，应当是各种徒手格斗的行家。
●他必须比较精通他正在作战的国家的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政治形势以及那里人民的实际状况。
●由于他将在敌后作战，他必须能够在掩护的身份下生存，必须掌握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所需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他必须具有应付各种压力的心理承受力：独立生存，没有支援，不可避免地被别人把事情搞乱，以及面对由于缺少支持而造成的更大困难。
●他必须足智多谋，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心理、政治和军事敏感性。对于那些不喜欢他、不信任他、总是反对他的人，他必须使他们了解他，对他们进行说服，加以诱导，施以威胁，使他们相信自己。在这种斗争中，他最好的武器往往是他的实际能力，这样他的对手/朋友不得不开始相信他。
●他所面临的威胁很大。他和他的小分队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国家的政策。在如何贯彻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面临多种选择，但却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来自上级的指导。他必须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到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游击队员的生命，而且——也许更加重要——影响到那些“无辜的”或者“被卷入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因素和技能都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阿伦?班克上校。班克的这些技能也是在辛格劳布所在的那所学校里学到的。他后来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绿色贝雷帽们心目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之一。
阿伦?班克
阿伦?班克是1944年空降到法国南部的另一个杰德堡小分队的队员，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活动。他在那里的体验和杰克?辛格劳布的非常相似：袭击战略设施和车队，为抵抗组织提供指导和训练，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法国解放之后，战略情报局的首长要求会说德语、当时已是少校的班克去组织一支由反对当局的德国军人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他们的使命——由比尔?多诺万亲自下达指令——是活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和他的死党准备逃往巴伐利亚深山里的纳粹党徒所说的“国家地堡”去藏身的话。欧洲战事结束时，那座地堡依然是个谜，班克的使命被终止。
后来，班克被战略情报局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里曾经和胡志明一起有过一两天共同的旅行生活，还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个月，懂得了有关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知识。
非常规战争
1945年9月，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班克不情愿地回到陆军部队。他非常怀念昔日的杰德堡小分队，因为当时杰德堡小分队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战斗，而且可以自由地在敌后作战（虽然他知道有些墨守陈规的人们不喜欢给像他这样的人以太多的自由——他们称之为不严格的、非军事的行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历来服从调动，从来没有公开发过牢骚。
更加重要的是：他确信在解散战略情报局杰德堡小分队与其他战斗分队（后者为30人的小分队，可以分为每组15人的两个小组——这是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12个人编组的前身）时，如果不继承那支部队丢弃的作战能力，陆军将失去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缅甸）的敌后，都派遣过这样的战斗小分队，他们起到了直接行动的战斗作用，从事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的破坏设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等活动。
班克认为，战后的陆军需要有类似的部队，但是这样的部队应当受到更好的训练，得到更好的装备，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并配备更好的军官。在他看来，特种作战部队的宗旨是组织、指导并装备抵抗运动和游击运动，在重要性方面，它毫不逊色于美国武装部队中任何一支常规战斗部队。
1947年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其任务是重建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工作。它也被赋予从事秘密的、特种行动任务，以便与抵抗运动和游击队组织打交道，可是它从来没有干好这项工作。中央情报局创建之后，班克依然认为陆军很有必要承担起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行动的全部任务。
他的这种想法得不到陆军大多数人的认同。常规的军人往往认为，非常规战争主要起辅助作用，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无关紧要。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事行动要靠正规的步兵、航空兵、坦克、大炮——远非一些隔靴搔痒的行动。班克在他的回忆录《从战略情报局到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诞生》中写道：“在正统的传统军人看来，它是令人恶心的、卑劣的、非法的、缺乏教养的行为。不符合职业军人正大光明的做法。”
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军人都特别容易受这种态度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陆军在传统上是不喜欢精英的。他们认为它是全体公民的部队——都是一些普通人。出类拔萃的军人和出类拔萃的部队固然很好，可是他们不应当过于引人注目。就他们的特点而言，特种部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美国特种部队组建之后的若干年里，分配到特种部队并没有被看成是一种特别幸运的职业流动。
美国陆军对于古怪的人和崇尚改革的人就像它对精英一样没有好感。它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对革新感到不安，变革的动作缓慢。革命者是不受欢迎的。然而，阿伦?班克知道，陆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有数百个房间的大房子。改革派是得不到鼓励的，但是精明的、勇敢的、有政治头脑的人则在耐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并且愿意以职业生涯去冒险。这些人在试图进行改革——特别是当一些受到鼓舞的人也产生相同看法的时候。
在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班克就在做准备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非常规战争的书。非常规战争是什么呢？它与“常规”战争有什么区别？历史对常规战争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特种”战争？
非常规战争
非常规战争是很难界定的，可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形成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在许多细微的区别上很不明确，但它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
非常规战争主要包括那些不同于运用常规火力和大规模的部队、装甲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的军事行动。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战争是由小规模的、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它发生在普通军事分界线的后方，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侦察、破坏、小规模突袭、大规模袭击、暗杀，尤其是训练和支持友好的游击队。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
直接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喷灯-暴力美/加联合别动队，即所谓第一特别勤务部队（FSSF）。它被官方确定为今天的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那支特勤队的目的，是对在挪威的德国重水生产厂、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之类的目标发动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但后来主要被用于攻占在意大利的山区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非常规——“特种”——战争也存在其他的方面，这是每个杰德堡小分队都知道的：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方面。帮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组织建议和咨询，建造桥梁和道路，取得干净的水——也是一个方面。“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被称之为心理战或者叫心战（在阿伦?班克的年代被称为心理战争）。
“帮助人民”通常属于民政事务。在特种作战的工具包里，这是一个和心战具有同样长历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务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简单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军事模式：对你友好并体验到你的善意的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你的敌人有好感——不会帮助或者支持他们。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特种”部队最纯正的模式是什么——是像别动队或者突击队那样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规模比较大的部队，还是像杰德堡小分队和A级小分队那样的、更专门地从事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
后来的结果表明，“最纯正的”是一个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与上述一切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说，在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两者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战士就与罗马占领者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一千年之后，北欧海盗从海上或者河上展开突击队式的袭击。19世纪初，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游击队使法国军队对自己的征服行动感到后悔（西班牙人把这种形式的战争称为游击战，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规模战争”）。罗宾汉和他的人都是游击战士。Ｔ?E?劳伦斯是个半自由战士式的特种部队军官，指导当地的阿拉伯人摆脱压迫他们的占领军的斗争。
打特种战争的办法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抵抗运动、武装起义或者游击活动都起源于用其他方式无法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获得自由的人们，或者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施高压或暴政的政府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虽然善于思索的军事家们从来没有忽视克劳塞维茨这句至理名言，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的时候，却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碍，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潜在的威胁（“把他妈的那些老百姓统统给我撵走！”）。
近年来这些态度已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映在最近非常时髦的用语“最终状态”中，例如：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反映的是冲突结束后理想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军事领导人通常不会考虑到，他们的手下人怎么可能影响到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战争的结局。
对于从事非常规战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种部队的军人不仅要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政治含义，而且要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行动的军事含义——实际上，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可能对他们受命去帮助与指导的人们产生影响。成功远非只是达成军事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战和民政事务民政事务一度被看成军事治安的辅助——战斗结束、秩序恢复之后，显得非常有用。一场战争结束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警察的保护。后来人们意识到，民政事务不仅在冲突中（在入侵巴拿马的时候，卡尔?斯廷纳就动用了民政事务资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甚至在冲突之前还能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历来是特种战争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灵活性、足智多谋和政治头脑对于杰克?辛格劳布、阿伦?班克以及其他杰德堡小分队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终于发现，具有这些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军队越来越有用处。他们是精确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战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钝得多——虽然它们的杀伤力强大得多。
换句话说：特种作战所针对的是用其他方法无法攻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战略和战术目标与敌人的重心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术语），而重心可以是物质的、心理的或者经济的。如果常规武器无法对付它……特种战争则有可能。
如果一个国家发现其自身不断需要这种力量，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力量组织成特种作战部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与德国军队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他们的特种部队目的在于给他们一个能与敌人打个平手的杠杆。
相比之下，德国人并没有采取打特种战争的办法。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没有组织游击队来抵抗盟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这同样也是个谜。虽然德国人在苏联、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的反游击队的经验，而且亲自体验到游击队如何能使占领者感到头疼，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德军指挥部对突击队的运用是最大胆、最有智谋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时南方默兹河与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装甲坚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纵横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军人把守。马其诺防线上的任何要塞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德国人希望向西进攻，攻打运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进法国，他们就必须拿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国工兵组成的突击队在一名士官的指挥下，在模拟该要塞的场地上进行了6个月的滑翔机作战训练，然后乘9架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屋顶上降落，实施了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攻击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在战争中首次运用了聚能装药技术——结果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只花了30小时就被攻克。聚能装药技术的重点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装甲，现在这项技术在所有的反装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但是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后，这支工兵突击队又回到德国陆军的战争机器中。德国人没有看到反复使用一支常备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必要性。
1943年，盟军入侵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并把他流放到一个位于山顶、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大饭店里。据说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把他营救出去。进入那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索道缆车。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队式的德国滑翔机突击队，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种作战指挥官奥斯特里安?奥托?斯科曾尼的率领下，在离该饭店仅100码的地方着陆，击败了守卫部队，并调来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飞机，把这个恶魔送进飞机运走了。
这支突击队后来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部队。
在荒郊野外
从1946到1951年，美国陆军对于重建非常规作战能力的兴趣丝毫未减。虽然他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却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变化。鉴于以前有过突击队的先例，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建立一支既能执行杰德堡小分队那种教学训练使命，又能实施突击作战的组织的可能性。另一项研究提出建立一支特种部队，利用脱离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军人组织一支特种部队，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过与纳粹进行非常规作战的经验。这些人可以在《洛奇法》的条款下汇集到一起，因为这项法案允许外国人参加美国军队，而且在2年之后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这将是一支美国特种部队的外籍军团。
遗憾的是，最多只有3000人能够应征加入这样的部队，这个数量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虽然《洛奇法》的志愿者后来确实成了早期特种部队的成员）。
这些提案都没有任何结果。
就像所有杰德堡小分队的人一样，阿伦?班克对心理战技术也有所了解，例如，散布谣言以涣散人心，或者散布错误信息。然而，班克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调到心理战部队。他根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这是1951年初发生的事情。当时班克已经是一名上校，正在朝鲜的一个战斗部队，美军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任职。他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美国，到华盛顿报到，到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的手下当心理战参谋。
麦克卢尔是个很了不起人。他在欧洲的时候就为艾森豪威尔策划过心理战（说得更准确些，是白手起家搞起来的），战后他为在德国的盟国军政府主持了清除纳粹主义的计划。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明白了重新建立心理战作战能力的必要性。
麦克卢尔在艾森豪威尔手下负责心理战，他经常与战略情报局的人协调他的作战行动，这样也就与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部经常有联系。他所看到的情况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等到时机成熟，他自己重新开始心理战的时候，他成功地提出在他的部队中要有特种部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麦克卢尔请来了班克和另一个能人，那个人就是才智过人，精力充沛的陆军中校拉塞尔?福尔克曼。他们两人的工作是在陆军中重新组建特种部队。
在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福尔克曼成为英勇无畏、没有投降的美国人之一，他和菲律宾的军人以及在吕宋岛上的少数几个美国人一起组成了抗日的游击队。用班克的话来说：“当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会回来的’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名上尉的拉塞尔作出的回应是‘我愿意留下来’——麦克阿瑟给了他祝福。”经过3年的战斗，他们那支原先很小的武装已经发展到15000人——大致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打死或俘虏了数千名日本人。当日本人终于投降时，接受日本司令官山下将军投降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游击队。
为了表彰游击队对胜利所作出的贡献，麦克阿瑟在正式受降的签字桌上留了一个座位给福尔克曼——他当时已经是上校了。
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把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收集在一起，坐下来试图解决许多长期以来使特种作战专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别动队和特种作战/游击队的支持模式；指挥与控制、人员配置、后勤供应以及实际运作问题；如何利用《洛奇法》中规定的侨民问题，等等。在今后的50年里，这些问题将继续困扰特种作战的专家们另一个有名的菲律宾游击队战士是温德尔?费尔蒂格上校。他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与日本人英勇作战，后来成了班克和福尔克曼的参谋。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非常好的关于费尔蒂格上校的电影，我们的朋友W?E?B?格里芬的小说《战斗在敌后》写的就是他的事迹。。
与此同时，陆军自身也把别动队问题暂时从台面上撤了下来，逐步停止了当时存在的别动队的活动，建立起一所训练别动队的学校，对战斗人员和被挑选的其他人员进行别动队方面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各自回到原单位。阿伦?班克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倾向于战略情报局的模式而不是别动队模式的特种作战。由于陆军仍然需要深度渗透、长期作战，减少别动队的活动将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人员。
此后不久，班克和福尔克曼受命拿出一个组织装备表，这是创建一个军事单位所需的最后一个步骤。现在的问题是：在非标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军事单位以灵活的方式、充足的资源进行运作？作战部队的规模应当有多大？他们应当如何组成？
班克倾向于把一些训练有素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编成以完成具体使命为目的的单位。由于陆军里有种种繁文缛节的手续，这是一个行不通的选择。这时候，战略情报局提供了两个已经受过检验的模式：以3人为单位的杰德堡小分队模式和以30人为一个战斗分队的模式。战斗分队模式虽然不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灵活、那样“隐蔽”，但它能够对敌后纵深处困难目标进行直接袭击，在没有本地游击队的区域进行游击活动。这样的战斗分队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15人的小分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使得班克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建立一支核心的特种部队，使它的作战单位比杰德堡小分队大一些，战斗力强一些，但是比战斗分队直接行动突击队小一些呢？
这个想法导致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或者特攻队）的建立。小分队起初由15个人组成，人员只有战斗分队的一半，但很快就成了今天的特种部队这样12个人的编制。它的指挥官是一个上尉，由一名中尉军官当他的副手（后来是准尉军官），而有经验的士官则在其中起到平衡作用。每一个队员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是——为了增加灵活性，减少冗员——这些专业特长都是配对的：2名武器方面的行家、2名通讯方面的行家、2名卫生兵，等等。每个人都接受交叉训练，但在紧急情况下也能干其他人的工作。每个都具有伞兵和别动队员的手段。
在组建初期，能够流利说未来目标国家语言的人不多。后来每个特种部队成员都接受了高水平的强化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训练。
A级小分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它自身并不具备很强大的火力，可是在这个人数有限的群体中却有许多不同级别和经验的人。它还具有高度灵活的安排：一分为二，就接近杰德堡小分队的形式。把两个A级小分队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战斗分队。
A级小分队将在目标国家的某个具体地区展开野外活动。一支B级分队通常由一名少校指挥，辅助他的是2名军官和9名士官。他负责领导三个A级小分队，往往是从一个主要城镇或地区首府之类的中心位置进行管理。
特种战争中心学校
一个C级分队具有数量相同的军官与士官配备，下辖三个Ｂ级分队，通常从目标国家的首都实施管理。C级分队的首长是一名中校，他的副手是一名少校。
三个C级分队组成一个大队，由一名上校指挥。大队过去有（现在也有）一个地区性的方向。组织装备表规定，特种部队的使命（的本质）是：“从空中、海上或者陆地进行渗透，深入敌人控制的领土，并留在那里组织、装备、训练、控制并指导当地潜在的武装力量进行特种作战。”特种部队作战的界定是：“组织抵抗运动，运行他们所组织的网络，指导游击战争、战地情报收集、谍报工作、破坏活动、颠覆活动、逃避和规避行动。”
所有这些人员都要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办公、学习和训练。他们也需要一个中心，供他们学习、讨论和开发特种作战和非常规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政策和条令、技术和战术。如果阿伦?班克和拉塞尔?福尔克曼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希望有一个专门用于这个目的的设施——特种战争中心学校。然而，自从特种部队暂时被划归特种战争分部，特种战争中心学校就将是心理战中心的附属部分。这是麦克卢尔准将为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设计的。这一中心于1952年3月得到批准。他将暂时由班克领导。他也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担任把重点放在欧洲的第一支特种部队——第10特种作战大队——的司令。
接下来就是招募人员。在初期阶段他们把目标锁定为空降兵、别动队以及《洛奇法》所规定的志愿者。
1952年6月19日，班克组建了第一支部队并担任它的司令。他后来写道：“当天上午前来报到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士兵、一名准尉和我。”
很快这个数量就扩大了。
到那一年的下半年，第十特种作战大队转移到德国慕尼黑南面的巴德托尔兹，但这时它已被一分为二。留下来没有走的成了新组建的第77特种作战大队。
麦克卢尔、班克和福克尔曼——和许多曾经帮助、支持过他们，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人一起——真正地组建了美国特种兵部队。
然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确很小——的外围核心。直到1961年，美国特种部队才有了明确的地位。
第三部分：军中骄子
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军队是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你能留在部队，并且不下岗，那你在军队中就能大有作为。在军队里，任何聪明才智都有发挥的余地，而且有无限的发挥创造和想象的空间。可是由于军队承载着国家的福祉，它是不会由于某个人提出某个新的想法，就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要想让它接受新的思想，就必须反复做工作——有时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
（退役）中将威廉?Ｐ?亚伯勒
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麦凯勒池塘附近的棒与枪俱乐部里，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在到来。那天到场的有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将的新任特种部队司令比尔?亚伯勒、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顿少将、肯尼迪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从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阅一个陆军师——第82空降师。在旗帜招展的西蒙斯机场上，展示的是这支部队及其所有的武器装备。克利夫顿少将认为，让这位年轻的总统看一看展现在他面前的这个陆军师的风貌有很大的好处。然而，另一个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图，因为克利夫顿、肯尼迪和比尔?亚伯勒都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总统体验一下特种部队能干些什么。
肯尼迪对特种作战早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特种作战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对有魅力的东西总是情有独钟。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种部队有能力做他极想做的事情。
当时，肯尼迪的观点在美国的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知音。他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身已陷入一种新的冲突，从而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战争。它对我们通常的作战形式提出了挑战，“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却又非常古老——由游击队、破坏者、叛乱者、暗杀者所挑起的战争；通过伏击而不是通过对垒进行的战争；通过渗透而不是通过侵略，通过瓦解敌人、拖垮敌人而不是与之正面交锋而赢得胜利。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战略，还要有一支全新的军队”。
克利夫顿和亚伯勒认为，一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处的演习，肯定能够向他们的总司令展示：陆军早就具备了在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还远远没有完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亚伯勒认为，这可以说明他已经有了组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个亮点是，特种部队首次在这样的正式场合戴上了绿色贝雷帽。这种帽子虽然不正规，但却很受人喜爱。当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把戴绿色贝雷帽作为统一着装。60年代的陆军不允许像特种兵和伞兵这类“精英”部队有与众不同的着装，其理由是为了整齐划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种部队都藏着绿色贝雷帽，在偏远地区演习或者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戴上它。
比尔?亚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顿在西点军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终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就讨论过部队在接受总统视察的时候要不要戴贝雷帽的问题。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他们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从有利的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的军中同行和公众承认，特种部队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亚伯勒是一个对象征符号特别敏感的人，他认为贝雷帽不只是一件与众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总统看见你的人戴绿色贝雷帽会喜欢的，”克利夫顿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这样想，”亚伯勒回答说。“当然，它们还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
“唔，”克利夫顿说，“你就告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么办呢？”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对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种不同色调和面料的绿色贝雷帽一下子从隐藏转为公开，有些贝雷帽已经经历过数十次野外训练。那一天，头戴贝雷帽的官兵们自豪地站在那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许的。年轻的总统满面笑容，非常高兴。
后来，就在陆军服装委员会为这件事非常恼火的时候，白宫给亚伯勒准将发来一份电报，说总统已同意把贝雷帽作为优秀表现的象征。从那时起，绿色贝雷帽被正式认可。
从那时候起，各种式样的贝雷帽就成了美国陆军各部队正式的行头——首先是那些得到认可的精英部队，比如突击队（黑色贝雷帽）、空降兵（栗红色贝雷帽）。近来——尽管还有许多争论——整个陆军都获准戴黑色贝雷帽（突击队员将换戴褐色的）。
尽管如此，在40年前那个暖和的秋日里，戴贝雷帽还算不上一件大事。那一天的主要活动是“加布里埃尔表演”。这是为了纪念特种部队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士兵——当然这个名字与同样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天使的联想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这个表演是为了展示在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面前，A级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多种技能、灵活反应和足智多谋。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领着总统各处视察，观看各小分队的演练，可是这一次却不行，因为特种部队的特点是在相距较远的不同地区，在秘密的、隐蔽的形势下展开活动，所以给观看带来困难。不过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特德?克利夫顿事先已告诉了亚伯勒）：肯尼迪总统的腰不好，不能进行过多的运动。
这次表演起了作用
所以他们就安排各个分队到总统前面进行表演，而不是领总统到各处去看表演。
为此，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制定了一项计划，让特种部队技能表演小组在用平板车搭建的彩车上（或者用彩车作为平台）进行表演。每辆彩车都将在总统面前停留，表演特种兵的各种活动。表演的重点不是展示武器、装备和器械。表演的重点在于展示人的风采。
例如，有一辆彩车展示的是敌人的游击队基地。它就像老挝、南越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基地一样，很难发现、锁定或摧毁，因为这类基地在不断变换地点，而且利用沼泽地、丛林或山地为掩护。他们对总统说，要找到并摧毁这样的基地，需要受过特种训练、有特种装备、轻装并善于机动的战斗部队。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还可以训练其他人来这样做，而且这样更为合适。
另一辆彩车上所表现的是受过语言与文化训练的A级小分队，他们如何训练和帮助当地的武装力量。还有一辆彩车上展示的是特种部队的助民行动（例如提供医疗帮助）。这对他们的战斗行动将起到辅助作用，因为他们帮助了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就不大可能去帮助敌人，这就等于抽干敌人游击队赖以游泳的池中之水。
其他的彩车表现了特种部队的心理战和通信技能——利用广播、乡村里的广播喇叭，散发传单等。为了加强效果，还从天上撒下数以千计的传单。也有的彩车展示了比较传统的特种作战——比如训练友好的游击队如何深入敌后袭击敌人车队及物资储藏地。
这次表演起了作用。
此后不久，总统就批准建立一支较大规模的特种部队，但是总统的关照并没有增加特种部队的舒适程度。比尔?亚伯勒接任司令之前，虽然特种部队在持久的冲突中也许会发挥作用，但其作用毕竟很小，也很有限。特种部队的成员都不指望在陆军中能够待得长久，或者得到快速提升。对个人来说，这是个没有出路的部队。
只要特种部队保持这种规模，五角大楼的许多陆军将领会很高兴。
肯尼迪前来视察之前，比尔?亚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个人对他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军司令（一位三星将军）就对他说过：“比尔啊，你刚刚晋升准将，我就开门见山跟你说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谁都不喜欢、谁都不会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说动总统。我的意思是，必须让他相信，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楼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陆军“老大”说成是彻头彻尾的障碍也是错误的。
1961年，比尔?亚伯勒接管了特种战争中心1955年12月10日，麦克卢尔准将的心理战中心变成了特种战争中心及学校。。当时他给手下人下达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订出一个根据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来打造这个中心的基本原则——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并且由于陆军“老大”没有理解肯尼迪讲话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陆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贯彻总统关于反游击战方面的意图。
例如，设立了在陆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领导下的特种战争指导委员会。1961年1月，该委员会推出了特种战争学校的第一批反游击战的课程。
1962年初，该委员会以汉密尔顿?豪兹将军为首的13名将军来到特种战争中心。豪兹委员会提出，从上校到四星上将的所有陆军军官以及美国的所有陆军师，都必须接受反游击战的教育和训练。该委员会还提出把特种部队从当时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种部队已经增加到8个大队，总数超过了9000人。
那年10月亚伯勒和克利夫顿为总统举行的表演，实际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当时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分清，也没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尔?亚伯勒是肯尼迪亲自挑选的特种部队司令长官——不过亚伯勒本人并不知道。总统此举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顿的帮助，并听从了他的建议。总统曾经对陆军参谋长说他要用亚伯勒，于是他得到了亚伯勒。最高行政首长的青睐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五角大楼那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喜欢自己负责人事安排。当总统把这项权力从他们手上拿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这就意味着亚伯勒从走马上任起就面临种种阻力。
第二，比尔?亚伯勒知道，特种部队是惟一体现了美国总统十分关注的“新型战争”思想的美国的军事概念。但亚伯勒也知道，没有肯尼迪的帮助，要让陆军接受这样的思想非常困难。在二战胜利后的几十年内，陆军仍然在打二战式的战争——依靠火力和大兵团作战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提倡与推广特种部队的理念，亚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风险。他不得不去做总统和公众的工作。在向总统推荐亚伯勒的时候，特德?克利夫顿深知亚伯勒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观点——他在朋友面前是个“表演艺术家”。他是做这件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三，比尔?亚伯勒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特种部队，因为他已经得到总司令的授权——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种部队重要分水岭的主要原因。亚伯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特种部队将因为他而发生重大变化。
他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克利夫顿和肯尼迪联手把他选调到布拉格堡是个正确的选择。特种部队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当然少不了数以百计的大人物的诸多帮助，但主要还是亚伯勒的功劳。
接手特种部队的初期，亚伯勒心里并不高兴。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报到的命令时，他在欧洲担任高级反谍报官员——第66反情报特种大队司令，他们的总部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负责向美国在欧洲的所有驻军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报特种大队通过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开工作，此外他们还与德国、英国及法国的安全部门官员密切配合。这是他十分喜欢、不愿离开的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的国际性及其成功的记录——他们识别、抓获、或者“消灭”了数量众多的敌人特工——他也喜欢这项工作千变万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宫般的复杂性。对于一个高智能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
在亚伯勒看来，丢下这一切去指挥一个看上去毫无生气的行动，似乎毫无乐趣可言，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也不能够提供多少发展前景或者令他激动的事情。
“我错得不能再错啦，”他说道。
实际上，他的错误并不是他早期对新指挥岗位的特性的描述，而是他没有看到约翰?肯尼迪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还没有看到要有一支新型的部队来打一场新型的战争。阿伦?班克的特种部队保留了他对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和杰德堡分队那段光荣历史的珍贵记忆。现在所需要的是，把班克和福尔克曼训练出来的部队变成一支活跃在敌后的部队，变成一支具有更高的技能、更丰富的想象力、更大的灵活性和文化敏感性、更善于动脑子的部队。亚伯勒培养出的人要完成的任务，比他在欧洲担任情报官员遇到的任务更复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一支独特、灵活、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部队。
对特种部队来说，重要的不是它昔日曾经如何，而是它未来将会如何——这将是亚伯勒的创造。
表演艺术
对比尔?亚伯勒这样一个自称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来说，军旅生涯并不是他理想的职业选择。奇怪的是，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战中曾在西伯利亚作战并立过战功的老兵，精通俄语，退休时已是一名上校。比尔?亚伯勒并不向往军队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他喜欢绘图和绘画。这样的人有时候往往与军队的制度、死板的规定以及缺乏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年轻的比尔?亚伯勒认识到，尽管军队里偶尔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亲的职业是崇高的，那样的生活可能既充实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个军人。
1931年，亚伯勒参加了陆军。军旅生活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他更加了解训练场上的人们。他在后来指挥特种部队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经验。
一年之后他进入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和同班同学特德?克利夫顿一起创办了一个学校刊物《西点指示器》。克利夫顿担任编辑，亚伯勒担任常务编辑，写专题报，绘制卡通漫画——这是一个终生陪伴他的实践活动。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志愿者。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