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
陆军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个想法——不过比尔?亚伯勒总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电影。
1941年，比尔?亚伯勒成为新组建的伞兵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学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让美国军方和美国公众相信这支很有战斗力、但仍让人有些疑虑的部队。
好莱坞帮了大忙。
1941年，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RKO）拍摄了电影《伞兵营》，影片中3个年轻人的角色由罗伯特?普雷斯顿、埃德蒙?奥布赖恩和哈里?凯里饰演。他们3个人都经过跳伞训练。因为让大明星冒险从飞机上跳伞是不行的，所以比尔?亚伯勒和他的伞兵同行们就当上了替身演员。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但它确实使得空降部队令人神往，吸引了陆军“老大”和公众对他们的注意。
后来，亚伯勒抓住了一个类似的机会。那是作家罗宾?莫尔亲自上门提出要写一部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亚伯勒很赞赏这种想法，所以他琢磨写一本关于绿色贝雷帽的书，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约翰?韦恩主演的非常卖座的电影。
《绿色贝雷帽》结果成了一部向美国公众介绍特种部队“加布里埃尔表演”的著作。
不过亚伯勒没有就此歇手。
还是在亚伯勒当小兵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军乐队。他喜欢那些老的进行曲以及军队歌谣对心灵产生的冲击。后来，在他当了特种部队司令后，他强烈地感到绿色贝雷帽应当有一首自己的激励人心的军歌。他把西点军校的乐队主管找来，请他写一首绿色贝雷帽进行曲。后来有一天，特种部队里有个叫巴里?萨德勒的年轻士官走进亚伯勒的办公室，开始演奏一首由他谱写的歌曲《绿色贝雷帽赞歌》。
神勇的战士从天而降
无畏地战斗面对死亡……
由此又引出另一件事情。过了不久，仍在服役的萨德勒士官在《埃德?沙利文的表演》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曲立刻轰动一时；后来它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对美国特种部队的热爱和尊敬迅速增加——比尔?亚伯勒不仅有了一首军歌，还为他的绿色贝雷帽取得了公关上的巨大成功。一个出乎意料、令人高兴的认可来自苏联的检查人员，他们禁止《绿色贝雷帽之歌》在苏联发行。
现在他有了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电影、军歌。他只要另外一个部件：特种部队的祈祷词——没有宗教色彩的话语，能够表达和规定特种部队军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进行交流的话语（在散兵坑里是没有无神论者的）。这个祈祷词应当能让他的所有官兵都接受，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是什么。下面就是他写的祈祷词：
万能的主啊，你是自由的倡导者，是被压迫者的希望，听听我们的祈祷吧。
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承认，在保卫人类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依靠你的支持。
在保卫那些无力自卫，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的战斗中，我们愿与你在一起。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国家的格言是：“我们信任上帝”；我们的国家期待我们获取荣誉。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永远不能给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战友脸上抹黑。
请你给我们智慧的头脑、勇敢的心灵、强健有力的手臂，请用你的手保护我们。
我们为你而战斗，胜利的桂冠属于你。
因为你永远是一个王国、一种力量、一种荣耀。阿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伯勒不断进行跳伞训练，而且参加了实战——1942年11月对北非的入侵（这是实战中第一次动用美国伞兵部队）以及后来在突尼斯的行动。他所指挥的伞兵营在入侵西西里的时候，因“友军”的高射炮火而损失了23架飞机。后来他的伞兵营在意大利安其奥作战。他手下的士官保罗?Ｂ?赫夫是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伞兵。后来，他的伞兵营被空降到法国南部，从法国的里维耶尔到法意边境的滨海山脉一带作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被提升为上校，并被授权指挥在山岩崎岖的意大利沿海到热那亚一带作战的一个团级的步兵小分队。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颗银星。
不过，早先他几乎断送了自己在军队的前程。
亚伯勒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师长指挥的西西里大规模空袭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那次空袭中，许多运输机被击落，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员伤亡。他的上司，当时的陆军少将马修?李奇维对于这个部下的直言不讳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所幸的是，李奇维的上司，陆军第5军军长马克?W?克拉克中将很赏识亚伯勒，从这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让他临时担任参谋，后来把他调到另一个作战部队担任指挥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勒和李奇维成了好朋友，而且亚伯勒逐渐意识到，在下进攻命令时，李奇维那样做是必要的。这就像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下命令时的情况一样。攻击行动必须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尽管会有相当大的损失。这是每个指挥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给年轻的亚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课。
战争结束后，亚伯勒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美军宪兵司令和维也纳宪兵司令。这是类似警察局长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个占领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地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合作。这是亚伯勒第一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之为“民政事务”的工作。
四个占领国的正式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亚伯勒逐渐感兴趣的问题是：占领军会怎样干扰这个过程——例如，通过犯罪活动。为此，他开始进行一些统计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了哪些国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这些恶行的性质。然后，他定期出版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显示谋杀、强奸、盗窃、纵火、黑市交易等活动的曲线。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俄国人的恶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国人，接下来是美国人，排在最后的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几乎毫无积极性。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品行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战斗的美国军队表现比较好，比较守纪律，可是那些来接替他们的部队到达之后，纪律开始涣散，犯罪率开始上升。
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对自己的部队加以约束。实际上，亚伯勒的俄罗斯同行（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告诉他，许多俄罗斯指挥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里，这是有点令人怀疑的。那些人的行径是对规章制度的嘲弄。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
离开英国之后，亚伯勒被调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研究了包括游击战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未来战争形态。为了这项研究，他访问了布拉格堡的特种部队。当时那支部队的负责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伞兵，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亚伯勒像贵宾一样听取了特种部队使命和作战能力的情况简介。尽管拉夫非常热情，可是亚伯勒所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特种部队可能会对游击队产生一些影响，并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但这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副团长。他花了大量时间前往实地，和柬埔寨军队一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有很大启发的体验（他热爱柬埔寨）。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战争，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柬埔寨军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他说过如下一番话：
1956年，奇科莱拉将军和我都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我们到东部省份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从金边出发去了邦美蜀越南南方地名。，走的是一条当年法国人修建、如今已被丛生的植物覆盖的道路。一些已经锈蚀的机器还在路旁。我猜测，在边界两边的部队（共产党的和反共产党的）有过接触，但已经脱离了接触，因为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边界上，没有发生军事行动的迹象。可是一旦进入越南境内，大多数可能的通道都处于坚固防御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这两个省的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们就遇上了瓢泼大雨。
与我们随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组成的小分队，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两辆吉普和一辆拖车。那里的天黑得很快，这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我们的道路逐渐被水淹没。我们的两边除了平地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到无计可施。我们不仅可能被水淹没，而且在一片泽国、没有任何地貌特征的地方，我们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迷路。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该怎么办？
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小山包——我们把车开了上去。雨水倾盆而下，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我们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铺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办法。
大约凌晨3点，我们听见我们来时的方向上有动静。很快我们就朦朦胧胧地看见雨幕中有一些闪光——沿着公路传来骡拉车发出的声音。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名浑身湿透的年轻柬埔寨中尉走上前来，敬了个礼，然后用法语问道：“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我们问：“呃，你是什么人？上哪儿去？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们要去边境哨所，”他解释说。“我们是从泥水中过来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做给我们看。
他们在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上装了一个绞盘，把一根绳子固定在树上，然后向前开25—30英尺。接着再重复先前的动作。他们这一路上采取的都是这种办法。
“你们在这儿过夜吗？”我们问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来？”
“哦，不，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接着他问道：“要我们带你们一起走吗？”
“不，我们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说。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经可以看清方向了。
大约向前走了10英里，我们来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营地。他把他们运到边界哨所去的东西都摊在那里。柬埔寨的军官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了他们的“柬袍”（一种裹在身上的衣服），几个勤务兵在服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显得轻松自如……确实是很优秀的丛林和前线军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边界哨所。这个哨所就像从前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堡垒。它的四周有木尖桩，为的是防止当地土著山民。他们把这些山民称之为“山农”，而越南人则称他们为“山民”。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吹号，升旗。那些柬埔寨军人还到镇上去（很近），用锆石锆石是一种矿物，经加热、切割和磨光，能做成华丽的蓝白色宝石。去换东西。就像我们当年西部开发时的士兵与印第安人换东西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回到哨所。
我的感觉是，柬埔寨人能够成为了不起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士，从事游击战争。
特种部队使命的另一颗种子种下了。
1957年，亚伯勒担任第7步兵团团长，部队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调到德国。不久他就被派到欧洲反情报中心……而后又被调到布拉格堡，担任特种部队的司令官。
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
约翰?肯尼迪关于非常规战争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对20世纪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担心——“共产主义帝国”的扩展似乎到了疯狂与危险的地步，殖民主义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义——由西方大国统治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殖民主义的灭亡（除了苏联的模式）经历了大约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
遗憾的是，老殖民主义者的离去并没有给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他们并没在当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可用的东西。他们从来就没有作出“白人负担”的承诺。大多数新近摆脱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缺乏维持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银行和投资，尤其缺乏的是能保护他们的、可执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感兴趣的，是他们个人势力和财富的扩张，而不是建设和发展国家所需要的长期艰苦的奋斗。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东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把欺压我们的人打倒了，”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痛苦和牺牲之后）。“现在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胜利果实。”
但胜利果实没有立即出现——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倒退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腐败、更加肮脏和腐朽的前景。他们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们的情绪很快变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自然就变成了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舞台。这不仅涉及到对世界上巨大自然资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支配和影响。
在这个较量的初期，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共产党人具有不少优势：他们与旧时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大国没有联系，他们承诺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间天堂……而且会很快。他们（尤其是中国人）还拿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把那些对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转变成严重威胁这些政府的种种机制。
西方大国（尤其是作为其领袖的美国）开始反击时，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未来。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声名狼藉的过去。民主国家在进行心理战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国家为了适应其自身文化要求和传统所采取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愿望。西方国家没有能够做好宣传这一真理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满可以转化为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不同政见可能转化为颠覆活动和恐怖活动。而颠覆和恐怖活动又能转化为活跃的叛乱活动。叛乱活动可以转变为游击战争。到了一定的时候，游击战争就会转变为常规的军事行动——但只有在游击队员完全相信最后结果将对他们有利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制度上的弱点。其目的不是直接发生冲突，而是让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腐败。他们派出人员去腐化或“转变”那些政客们。另外还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会、学生团体、农民团体。他们渗透到媒体、军队和警察之中——所有这些人都起着宣传和颠覆的作用。
革命者并不指望经过一次或者几次斗争就可以摧毁一个制度。然而经济、政治、心理和物质方面的任何弱点都可能摧毁一个制度。实际上，一个制度最致命的弱点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从来就是地下斗争的主要目的。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事颠覆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
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的，即使出现新的阶段，每个阶段依然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与此同时，搞颠覆活动的地下组织具有复杂的细胞状组织结构，它的各个成员和各个阶段都能受到保护，不至于被发现。即使砍断它一个手指，它的躯体依然存在，还会长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点说得也很有道理：他们的所有成员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报工作，而从总体上说，他们都做到了。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们都知道。
最后一点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较活跃的阶段几乎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支持——供应、情报、财源和兵源。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支持往往要冒极大的风险，花极大的代价。统治机构——例如在被占领的法国，那些德国人的机构——会寻找还击的机会，或者是寻找各种传递强硬信号的方法。他们发出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激发起暴力——从心理上来说，这对革命有利。
当然，革命者要经受得起这样的攻击，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并得到人民的鼓励。
这就产生了毛泽东著名的鱼水关系的说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鱼。大海不仅使鱼得以生存，而且还保护他们免受伤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才会露面。否则他们便会回到大海、大山或者丛林之中。
当然，革命者几乎都能得到一个或者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支持。这是一种代理人的战争。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愿意为那些出价最高的或者在当时情况下最方便的人提供服务，这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新型战争。它变换过许多名称：革命、人民战争、半地下战争、多维度战争、缓慢燃烧的战争、暗影中的战争。这些名称都很有用，它们描述的是这种斗争的某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就说明了一个严酷而又基本的事实：过去的作战方式几乎已经行不通了。你不能就这样把一支骑兵或者一支装甲部队派过去。你可以用轰炸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人回到石器时代，然而他们的孩子们将会从洞穴里走出来，投掷石块，然后再回到洞里隐藏起来。
敌人在哪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什么人作战？我们占领了一块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肯尼迪总统说得对：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战部队。这支部队应当彻头彻尾地了解游击队——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作战，怎样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的特种部队到那儿去不会有问题，可是仅仅具有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或者追击游击队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对早期的特种部队而言，游击队员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朋友。当游击队变成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重新定向的工作。这并不是什么难度很大的转向，但是我们的态度要改变，我们要学习新的技能。
其一，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铲除游击队，除非你了解孵化和支持他们的地下机制——从事颠覆、恐怖、支持和情报工作的那张巨大而无形的网——然后才能攻击他们。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而同时又不完全清除美国想保留和提倡的自由，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到别人的家里，替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摆放整齐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主权国家把内部颠覆看成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很少让外国人触及支持颠覆的那个机制。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已病入膏肓。革命者所提出的治疗办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可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这就是说，如果美国特种部队想在反游击战中发挥好的作用，就必须走好一根又细又险的钢丝。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指挥官和政府的指示，以谨慎、灵活的办法应对当地的政府，同时应当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比较深厚的关系。
比尔?亚伯勒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这种非常敏感的心理和政治环境，特种部队的标准远非只是游击战专长和技能方面的要求。个人的人格变得极端重要——判断力、成熟、自律以及与那些文化上完全不同于美国人的人协调工作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军人才能有效地作战？
首先——这种情况与1961年时完全一样——他的思维方式应当不同于普通军人的思维方式。特种部队的军人像所有其他军人一样，也是按一条指挥链行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不能随时与他们的上级取得直接联系，甚至无法进行定期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有时候他们必须单独行动，也就是说他们难免要自己作出决定——虽然希望他们的决定是在对上级和国家的意图有清晰的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他们不仅要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会遇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也会影响到指挥链上的各级指挥员直至总统对政策的制定。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只有特种部队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实际技能问题——特种部队的军人也许要学会接生、拔牙，或者要会设计桥梁并监督其施工的本领。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心理问题——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进行劝说、诱导，或者利用一个不很友好的当地领导人去做一些可能符合美国利益、但显然不符合他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两种问题都是难以预料的、复杂的、没有现成答案的，而且也无法确保会得到上级的帮助。
除此以外，特种部队的军人不能把自己个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和思想集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反复操练过的军事技能。对他们所灌输的以及期待他们去做的，就是要善于思考。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使之符合他们这个团队的利益，而且要使之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要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出这些问题，并且能够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军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特种”，部分原因就是，可以信赖他们去作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比尔?亚伯勒获得总统的授权来培养这些军人，他还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必须接管“老的”特种部队，并把他们造就成“新的”特种部队——并不是所有“老的”都希望变成“新的”。他必须把这支规模比较小、人员有限的部队发展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还要招募最优秀的人员。这就意味着要把陆军部队中最优秀的、别人不愿意放的人“挖过来”（他有权挑选，不过会招致很多不满）。他必须剔除那些不够标准的，对那些经过挑选和考验而留下的人进行高标准的教育和训练，然后由他对这些人单独地或者集体地进行荣誉和自尊的教育。同时，他还要研究敌人的特点，让其他人也学会与这样的敌人作战的方法。他还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少有（即使有的话）哪个军事组织的研究达到他这样的深度。他还要找到一些方法，让特种部队不仅学到这些思想，而且能在他们流血流汗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思想。随后，他还必须向陆军“老大”以及美国民众进一步推销他这支一直处于比较脆弱、易受伤害地位的特种部队。
一种新型的战斗部队
比尔?亚伯勒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须“清理房间”——包括提高门槛。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种部队之后不久，亚伯勒逐渐意识到特种部队的原有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达不到他的新型作战部队的标准。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军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较敏感的形势下，他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亚伯勒说：“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我特别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击队员’，也就是老式突击队中的那种人。坦率地说，在特种部队中这样的人还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曾经和突击队并肩战斗，我了解他们，也很钦佩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勇敢的‘放血者’。他们是作战的机器。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对于我们所说的比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他们几乎从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些事符合当时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这样，也行。他们去那里就是打打杀杀的。不论你放手让那些突击队或别动队队员去干什么，他们都会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在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依然把特种部队看成某种突击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有些老特种部队的人无论是在岗还是不在岗，都很厉害——这就给亚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烦。
由于特种部队的编制有限，提衔晋职都很困难。优秀的军官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都不愿意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那时，特种部队对军官的训练水平也比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资格课程，而且常常是这样。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二战和/或朝鲜战争的老兵，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都负过伤），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不会温良恭俭让的。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
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首先去找了罗杰?希尔斯曼。在提出反游击战以及非正规战争的概念方面，希尔斯曼在国务院和白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尔斯曼到特种战争中心来过好几次，向亚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学员提供了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亚伯勒和他的参谋人员还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它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反游击战理论——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在向当地的游击队渗透的过程中不要心慈手软，然后把他们从人民中连根铲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虚假胜利。
向他提供经常性咨询的人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查尔斯?M?泰勒（二战中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杰伊?扎沃德尼博士（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二战时与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后来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正规战争和心理战方面的论著）以及其他几个有专长的人。
五角大楼的一些人
他所咨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亚伯勒不怕使学生感到惊讶。他知道，按常规的思维是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倾向的法国军人作家贝尔纳?福尔就经常应邀到特种战争学校非常规战争班去讲学。福尔的《没有欢乐的街道》被用作该校的教科书。那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写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那场战争。福尔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言辞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评论，常常在他的军人听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亚伯勒写道：“他有事实，有数据，有历史，还有个人体验。而学生方面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缺乏充分的资料，所以通常情绪比较低落。”
最后，福尔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鄙视，使得“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对他在布拉格堡的频频出现表现出关注。亚伯勒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叫贝尔纳?福尔的法国人在特种战争学校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当亚伯勒要求把这项命令落实成书面文字的时候，他们收回了这项要求，而福尔的出现就像催化剂一样，继续给学校里年轻的绿色贝雷帽们带来冲击。
关于非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看法，则来自有传奇色彩的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似乎是从间谍小说中跳出来的真实人物。实际上他的故事曾经鼓舞了好几位小说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和莱德勒与伯迪克创作的《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人物原型（他们的人物中还可以看见罗杰?希尔斯曼的影子）。虽然他的成就是有争议的——他在越南的行为值得怀疑——但却是真实的。在20世纪50年代，兰斯代尔被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而后被分配到菲律宾。他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对付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胡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兰斯代尔采取了好几种办法。首先，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影响，他推出了一个无疑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拉蒙?麦格赛赛麦格赛赛在二战期间是菲律宾吕宋岛游击队队长，战后曾任该国国防部长，进行了长期的反游击战。。有人争论说，麦格赛赛是菲律宾的华盛顿和林肯。他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但是上任后不久就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第二，兰斯代尔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在“黑色”心理战方面有超群才华的人——散布能够伤人的谣言。例如，他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内心邪恶的人将成为当地吸血鬼的盘中餐。接着他让手下人把一个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后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尸体仍到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谣言不胫而走，说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点也是比尔?亚伯勒研究非正规战和政治战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亚伯勒写道：“埃德?兰斯代尔使我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民事行为与正规军在民众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对菲律宾的游击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众觉得，军队不是压迫者，穿军装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们热情地支持并帮助民众，那么政府肯定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军人所做的好事证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诚信。
“在后来的研究中，”亚伯勒写道，“我发现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不是埃德?兰斯代尔……而是毛泽东。毛泽东是这种思想在当代最伟大的推动者。
“我研究了毛泽东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我发现，在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当毛泽东沿长征的道路一路退却的时候，他领导的军队对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热爱，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不是通常那种军民关系，老百姓不是躲避他们，而是欢迎他们。
“这样的行为要追溯到毛泽东的九项规定。他要求红军记住这些规定（它们甚至被谱成歌曲天天唱）。这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受到严厉惩处，也许被处死。”
这里有一个例子：
●不拿贫苦农民一针一线。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买东西要付钱。
●买卖公平。
●对老百姓有礼貌，尽可能帮助他们。
亚伯勒继续写道，这实际上意味着“军人所熟悉的战场上的那些普通规定已经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碍了军队，也不能把他们赶走。鼓励军人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口粮与农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块门板睡觉（这是中国的一种习惯），那么部队在离开之前要把门板还回去。一个最佳的阵地也许就在一个墓穴上。即便如此，红军也会尊重老百姓，把枪架到其他地方。
“结果，红军的力量壮大了，蒋介石的部队越来越不得人心。”
亚伯勒研究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长征等人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杰出领导人，著名的游击战术理论家。武元甲是越南杰出的军事与政府领导人，熟悉游击战，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长征是越南的政治领导人，曾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国会常委委员会主席。，对多维战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国防部那帮人”并不鼓励这样的研究。）亚伯勒的研究表明，他们的非正规战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时间对我们有利。时间将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长征。
●各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击队方面来。
●通过不断地宣传和恐怖袭击削弱敌人的士气。
●在战术上有利于游击队时，不断对敌人的人员和敏感点实施攻击。
●避免与势均力敌或者占优势的敌人展开阵地战。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护他人撤退时才打防御战。
●把敌人的供应系统当成自己的，让敌人运送存储军需物资，然后夺取之。
●不断努力把秘密武装变成正规武装，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时间和情况下，把仗打到敌人的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