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些研究作为指导，特种部队新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们是为了教会一个受游击队威胁的国家的军队如何与当地游击队作战，那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仔细策划并执行军事的与非军事的行动，从而使这些军队能够赢得并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纪律性，不仅绿色贝雷帽部队要这样，当地的武装部队也要这样。这样的纪律能够确保部队在政治敏感地区有高水平的行为和道德表现。
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务人员
虽然常规部队的军人通常并不关注处于战火中的老百姓，但是缺少这种关注往往会产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带结果，这种附带结果显然会给战场上的辉煌胜利造成负面影响。军事领导人必须认真调整自己的思维。在美国陆军中，特种部队是第一个正式接受这种课程教育并将其作为作战原则而付诸实践的部队。
没有过多久，贯彻执行美国版毛泽东“行为规范”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开始对生活在偏远地区、往往是丛林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人物”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先前，这些人在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这些“小人物”往往对在他们中间的外国军人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些军人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技术，他们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谊。
绿色贝雷帽部队关注其他军人很少关注的各种小事情。例如，他们帮助某个村民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状况。他们和他并肩劳动，建起一座小木桥，这样他到那块原始的土地上干活时，就不必再在沼泽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半英里了。他们教会他如何挖灌溉渠。他们给他种子，这些种子长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他们是把这个村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他们可以用当地语言与他交谈——也许不够流利，但是用于交流已经足够。他们和村里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村民们同餐共饮，晚上和他们一起围坐在火堆旁，和他们交谈，住在和他们一样的农舍里。
一旦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之后，保卫村庄的军事任务就开始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规划了村子的防御工事轮廓，村民们把一根根尖桩埋在地上，尖头对着通向村子的道路。在绿色贝雷帽的帮助下，他们在村子里挖了防护掩体。他们还建立了报警系统，所使用的是旧轮胎的轮毂和空炮弹壳，遇到情况就发出警报。在这段时间里，绿色贝雷帽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在遇到袭击的时候，他们就与村民们并肩战斗。
绿色贝雷帽A级小分队都具有一些医学专长——有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务人员，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小分队其他8个人也学了不少医疗技术。
学习这种专长和特种部队原先的使命有关，那就是组织和训练游击队以及地下武装。在刚开始的时候，游击队简直不堪一击。在他们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必须隐藏在茂密的丛林、大片的沼泽和崇山峻岭这些难以到达的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来往往就是一种胜利。如果某个游击队员生了病或者负了伤，那他是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外来援助的。
绿色贝雷帽的医疗技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医务兵可以提供医疗知识，以确保游击队员的战斗力。
这些技能在那些和游击队基地几乎同样与世隔绝的乡村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也是产生友谊和信任的原因。对村民们来说，看牙病，作产前检查，服用抗菌素，接受预防接种，学习营养和疾病防护知识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为完成这些任务所进行的训练是强化的、高难度的，而且是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他们让从国外完成任务归来的绿色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并让他们帮助培训前去接替他们的人。此外他们还建立起一些模拟的村庄，连细节方面都很像。为了完成任务，绿色贝雷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实地一样，包括吃饭、住宿、作业、语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为了有助于训练，亚伯勒还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拟越南游击队居住的村庄，从使用的器具、饲养的家畜和逃离用的通道，应有尽有。亚伯勒后来去越南的时候发现，在越南人的步兵训练中心有一个模拟村庄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感到很欣慰。
比尔?亚伯勒不仅非常关注特种部队的强化准备工作，还非常关注诸如服装、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在内的（陆军）专用装备。可以预计，那些陆军中的“大人物”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感到很棘手。
比尔?亚伯勒回忆了下面一段往事：
我一直认为特种兵的装备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这和武器没有多大关系。士兵的健康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尽量做到让他得到最好的着装、战地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人和使用较差武器的当地武装在一起的时候，它自身的可信度就受到了损害。例如我就不相信特种部队应当配备M16；特种部队士兵更需要生存的武器。即便他在特定条件下没有适当的武器，他还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者临时制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拉格堡的训练体系中就包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武器。一个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熟悉所有这些武器并能组装、使用它们。
我认为特种部队士兵不是一个直接作战的工具。我认为他是一个催化剂，他可以把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担当起领导任务，他所携带的武器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个人装备和特种服装，虽然后勤供应部门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些东西没有好感，认为这些观点太理想化，认为在陆军中最基本的东西是给予士兵一件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鞋子，以及必要的运输手段。
1961年，我到马萨诸塞州内蒂克的后勤仓库，看看有没有可供我们去东南亚的人员使用的热带装备。我去了之后大吃一惊。他们没有任何适用于丛林作战的装备。二战中在丛林和热带地区作战的经验已被丢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后勤博物馆发现了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可是这些服装的设计思路和淘粪工的工作服如出一辙，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衬衣有两个上口袋，但没有下口袋。裤子上只有一般的口袋，没有可以携带大件东西的口袋。不过衣服的面料还可以。面料织得非常细密，穿上能够防止蚊虫的叮咬。
于是我说：“好吧，我们来看看。面料不错。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接着又说：“给我送一件去，我们进行一些修改，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得比较适合作战用。”所以我就带了几件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在裤子上加了可以放大东西的口袋，在衬衣上加了两只带褶的大口袋。我把胸前的两只袋改成了斜向的，以利于在穿上伪装网的情况下方便手的进出，戴上肩章，在腰部扣上搭襻以便把上衣束紧。衣服袖子设计得比较宽大，在没有蚊虫或者天气允许的时候，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绿色贝雷帽成为暴发户
在我们的帮助下，军需部门逐步改出了在越南使用的丛林作战服——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有必要进行修改。
可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仅仅有关发放丛林作战服的文件就重达好几磅。在第一批服装发放的时候，就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只有在战场上穿，而且只能是特种部队穿。
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结束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却又恰到好处地说，美国军队非常幸运，因为在美国最终向越南派遣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为特种部队设计的丛林作战服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
就在比尔?亚伯勒培养造就新型军人的时候，陆军老大还在继续走传统的道路，对这个怪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事投以非常冷淡的目光，尽管这支部队得到了总统的青睐，得到了相当多的资金（“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军队历来是以零和的方式运作的），而且他还有权从最好的部队挑选最优秀的士兵——尤其是其中最优秀的士官——“把他们从陆军中挖走，”这是一位四星上将所说的。
将军们开始窃窃私语，对绿色贝雷帽成为暴发户，对它成为亚伯勒的“私人部队”表示不满。他们的话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多数人还是对经过试验证明有效的东西表示赞同。“在布拉格堡他们让当兵的吃老挝人吃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打胜仗要靠火力，不是靠令人讨厌的食物。”有些话说得更明白：“他们在那儿自行其是。他们不遵守规章制度。他们搞自己的一套，不按军队的规定来搞。”
有些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亚伯勒实际上从来没有违反规章制度，可是他却在任意曲解；只要规章制度上有空子可钻，他就钻。如果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的解释，他就钻不了空子了。
他在作辩解的时候，从来不说假话。在不得不临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在钻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很难想象怎样才能建立起规章制度所没有预见到的组织。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不久，反对意见达到了高潮。常规思想根深蒂固的现任陆军参谋长H?K?约翰逊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担任驻南越大使之后，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由他接任）就是对这种新型军人很不理解的将军之一。他对亚伯勒的所作所为深感不安，认为他走得太远了。
约翰逊的解决办法是：他必须让比尔?亚伯勒知道是谁说了算。在亚伯勒和总统之间还隔了陆军中的好几层呢。他认为亚伯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其实，约翰逊是个正直、诚信的人，也是个英雄。在二战中他曾经被日本人俘虏过。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先去看了亚伯勒的部队的操练——他离开的时候印象很深。“我跟你说吧，”他对一位将军朋友说，“他组织了一支很棒的部队。”
即使如此，亚伯勒还是得离开。毕竟他已经干了4年，到了该换个地方的时候了。
当时，亚伯勒已经晋升为两星少将。他被派往韩国，作为联合国驻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高级成员。他在那里同朝鲜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打交道，他在特种部队的经验使他具备了相当的能力。这项工作不仅要谈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战和宣传方面的技能。许多观察家说，他是共产党方面在板门店所遇到的最强劲的谈判对手。
从韩国回来之后，他到了五角大楼，所干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陆军情报工作（他的正式头衔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后来（1966年）他被晋升为中将，负责在韩国的情报工作大队。1969年他前往夏威夷担任美国陆军太平洋战区参谋长和副总司令。1971年，他在部队服役36年之后退休。
在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他的绿色贝雷帽部队不仅被派往东南亚执行任务，而且还活跃在世界其他几个地方。
他们应一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邀请，从巴拿马的基地派出好几个小分队到了那些国家。例如，在哥伦比亚发生了长达10年的被称为“暴力”的反政府武装暴乱，造成了大约30万人的死亡。绿色贝雷帽部队和哥伦比亚保安部队的官员们一起研究，拿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以民事行为为基础，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对付恐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还会受到恐怖之苦，但是反政府组织“暴力”的活动结束了。
在美国最北面的地方，绿色贝雷帽用极地的装备，靠狗拉的雪橇、雪地鼬鼠和飞机展开活动，给那里的人看病、看牙，并教会他们如何做计划。
有的绿色贝雷帽小分队在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上活动，修建道路、校舍和娱乐设施。有的在菲律宾活动。还有一些在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后称扎伊尔，后来又改称刚果）。
1961年，当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特种部队经历了4年的改革和极大的发展。他离开特种部队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少将。为了绿色贝雷帽部队，他和他的上司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但他的职业生涯还是挺顺利的。
在这4年的发展期间，有许多优秀的军人加入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列。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卡尔?斯廷纳上尉。下面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了。
第四部分：乡下人卡尔
占地100英亩的农场
卡尔?斯廷纳是在农场里长大的。那是一个占地100英亩的农场，离田纳西州北方小镇拉福利特8英里。在20世纪30和40年代，那里的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城里的主要道路是柏油路面，其余都是土路和石子路面。那里的人偶尔也进城，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的商店里买东西。有汽车的人家很少，电力供应也很稀缺。到1948年，斯廷纳家的农场才通了电。人们创造自己的娱乐方式。对男孩子们来说，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户外活动——到附近的坎伯兰山里去狩猎或者徒步旅行。或者到诺里斯湖——1936年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兴建的大型项目——去游泳或者钓鱼。
那里的人们信仰上帝，也热爱乡村生活。到了星期天，大家都去（多半是）浸礼会教堂做礼拜。每个青壮年男子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在拉福利特镇和与之毗邻的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伯勒之间，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斯廷纳清楚地记得，二战时期才六七岁的他从田野上望去，看见年纪大的男青年走到公路上，乘汽车去拉福利特的征兵中心的情景。无论他们是被征兵去的还是自愿去的，反正他们都去了。后来他以崇敬的心情听那些回乡的男孩子（都已长成了大人）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那些可怕、难受、痛苦但却很有意思的事情，讲述他们在刚刚解放的城市中行进时的喜悦心情。即使一个10岁的小孩也能理解为什么要牺牲。
等他到了当兵的年龄，他懂得自己应当为国家作贡献，而且应当不亚于那些曾经作过贡献的人。①斯廷纳的家人和阿巴拉契亚农村的大多数人一样，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斯廷纳家族是1710年前后从德国移居美国的。这个家族有5个兄弟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后又迁徙到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1820年，亨利?斯廷纳为了寻找土地，来到田纳西州东部。在鲍威尔河流域一个叫大本德的地方，他找到了所要的土地。那条河两岸土地肥沃，森林里常有鹿出没，河里有许多肥美的鱼，附近只有4户人家。亨利购买了1000英亩土地，然后返回北卡罗来纳把家人接了过来。和他们一起来到鲍威尔河谷的还有另外几户人家。到1889年，他们定居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家商店、一家蒸汽机锯木厂以及一家磨坊。那儿的居民已经有了27户，总共有100多个孩子，还有35条狗和65匹马。
到了1936年，由于诺里斯湖的水位上涨，鲍威尔河大本德的居民都搬迁了。埃米特?斯廷纳和他的家人都被迫搬迁。埃米特是卡尔的父亲。
卡尔?斯廷纳记忆中的家是这样的：
从1936年起，我父亲就参与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诺里斯大坝以及该局在30和40年代修建其他水坝的工作。他是一名打眼放炮的工人。他的工作就是钻孔，装炸药，炸掉岩石，为水坝打牢基础，开凿泄洪道。到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这就意味着他没有被征兵，而是被送去修建橡树岭核电站（离拉福利特仅几英里）。
由于他自身的背景，他的有些军中朋友就称他“乡下人卡尔”——这是一个善意的诨名，丝毫没有嘲弄的含义。斯廷纳对自己的出身特别满意，任何一个错误地把他看成乡巴佬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因此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不建造水坝和核电站的日子里，我父亲就种地。战争期间，橡树岭核电站是优先发展项目。
那座核电站是1942年动工的（但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制造出原子弹之前，它的存在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公布）。那是一个重大工程，保安措施非常严密。这个设施的四周是高高的菱形格铁丝网，有骑马的武装保安人员在四周巡逻。要求建筑工人像军人住军营一样住在工厂的大楼里（他们在那里常常是一个星期干7天活）。偶尔我父亲也可以在周末抽空回一趟家。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凯西?斯廷纳就掌管这个农场并照顾这个家。
我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还有3个弟弟和1个妹妹。我的爷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干活很卖力。把租用的土地算在内，我们耕种的土地总共大约200英亩。除了种植烟草和谷物，我们还养了一些牲口——当时还没有拖拉机。马和骡子是用来干活的。男孩子到6岁时就下地干活了；农忙季节（我们都在上学）我们总是起早摸黑地干活，只要是好天，一个星期要干6天活。即使下雨，也有事可干，像堆干草或者给牲口磨饲料什么的。
干活很辛苦，但是我们的生活还不算艰难。星期天不干活，就可以上教堂，找朋友玩，或者自己玩耍。由于每家只有一辆汽车，所以很少用它出去玩。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我们农场。星期天下午，15到20个男孩子聚在一起打球或者练习拳击。
男孩子们都喜欢到我们家农场来，因为它的位置居中，土地平整，适宜于球类活动。如果我们决定进行牛仔竞技，农场上有的是牛（不过我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玩这个，因为他不喜欢别人胡乱摆弄牲口）。有时候到了下午，我们会分成两拨，在谷仓里用玉米棒子打仗。这种仗有时候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脑袋上被湿玉米棒子砸一下，那确实会成为难忘的体验。
在山里玩也有许多乐趣（现在人们称之为徒步旅行，我们当时称之为爬山）。山里有洞穴，有瀑布，还有壮观的景色；随时都有可能看见铜斑蛇，那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挑战。附近的诺里斯湖总是诱惑我们去游泳、划船或者钓鱼。那是一个深藏在大山里的秀丽湖泊，形状窄窄的，湖水很深，水面很大——周长800多英里，有许多瓶瓶罐罐的东西和树枝都流进了岸边的低洼处。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一般都选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夜里，先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坐在那里一直钓到天亮。在适当的季节我们还去狩猎。
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
我父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总是带着两只很能干的猎鸟犬。等我年纪稍大，知道猎枪的用处之后，我就想和他一起去打猎了。我开始帮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开始带我去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已经长大，扛得动枪或者能射击了。但是，我可以钻进灌木丛或者鸟巢，把鸟儿赶出来。我还可以向他学习安全用枪的知识以及其他打猎的技巧。
13岁那年，他第一次让我打猎枪。只有一发子弹，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一条狗示意了目标的方向。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打到那只鸟，而且不会在其他方面出危险。如果我打不着，父亲还来得及补上一枪。
等我年纪稍大，学会了他认为我应当知道的狩猎技能，他就让我一个人去打猎了。上中学的时候，每到感恩节那一天，无论下雨不下雨，我和我的一帮朋友都要出去打鹌鹑（为了安全起见，每次最多去4个人）。我们一去就是一整天，中间也不吃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妈妈都会端出一只大火鸡。
年轻真是了不起。我们发现所做的一切都带冒险性。如果不带，我们还要弄出一点来。我们出去找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干，而且无论干什么——包括干繁重的农活——都要学会看它好的方面和它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不会感到厌烦和沮丧。
我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从中得到很多满足。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我。我到现在还住在乡村，种种地。我想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上大学以后就离开了农场，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那里。我必须回到家乡，尽可能地为家乡作一点贡献，因为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家庭里成长是很幸运的——那是一个注重纪律、关爱、尊重和有原则的家庭。
毫无疑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很坚强——就像他曾经浇灌过的混凝土一样——但是又很正直，他希望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他还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有原则。但他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成为（就像过去陆军征兵广告词上所说的）“尽其所能的人”。他要是当了兵，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士长。
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值得一提，因为我一直把它们放在心里，而且一直在努力实践这些原则：
●要尊重别人，除非他们使你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不要与伤害羊的狗为伍，除非你愿意承担和它们一起被抓住的后果。
●任何值得做的事都要做好。任何好东西都是经过艰苦劳动得来的。
●有多大的能力就要发挥多大的能力。
●你必须为那些在你手下工作的人作出榜样。你不愿做的事，也不要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比他的雇工干得多。）
●不要只看到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靠自己努力。
我父亲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从来没想让我们继承他的衣钵，一辈子弯着腰在艰苦的建筑工地上或农田里无休止地干活。他知道教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虽然他自己只上到八年级）。随着我们不断长大，他和母亲也不断督促我们要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你们总不想一辈子就干我现在干的事吧？”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不可能永远直着腰。那样你们将永远不可能向孩子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能支持自己的家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母亲把我送到大学门口时的嘱托（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学。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我是永远去不了那个地方的）。他说：“孩子，好好学习，学不好就不要回家。”
他的忠告结出了成果。在他的孩子中，除了一个人之外，都上了大学，拿了学位。大多数又继续在大学深造。我大弟汤姆在部队服役29年，退休时是个上校。6年前他被选为县行政长官。我的二弟格伦41岁时去世。我的三弟埃莫勒是伯灵顿工业集团的一名管理人员。我妹妹琼年龄最小，现在是一名注册护士。
当年促使我们上大学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战前，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田纳西州乡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想到要上大学。可是战后有了美国大兵法案——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士带着他们的专业技能回到田纳西州东部社区。这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长远的利益。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仍然可以利用从陆军和其他兵种获得的技术技能以及培训机会，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如电工、机修工和管道工等。
我们惊讶地发现，所有这些技能和专业知识使我们的社区得到了发展。这些课程我们自己学起来也不难。我的目标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上大学。我向两三所大学提出了申请，他们都录取了我。
当年，中学里并没有咨询老师来指导我们，不管怎么说，除了农业之外，其他我都不大懂。与此同时，我强烈地意识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毕业后最好当一名军官）。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去田纳西工艺专科学院，简称田专。在我申请的3个学院中，只有它同意向我提供农业学学位和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这所学院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以北82英里处的库克维尔。
虽然学院只提供了陆军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其他军种去服役。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那里出去当兵的人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是看见他们去当兵打仗的。另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是和许多朋友一起在农村、在户外长大的。陆军的生活将是那种生活的继续。实际上，我对其他军种知之甚少也是一个原因。
1958年6月30日，也就是我毕业那一天，我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这是一个预备役军官的军衔（2年之后我被授予正规部队的军衔）。我母亲和两个弟弟前来参加了毕业典礼和授衔仪式，可是我们并没有时间庆祝，因为我必须当天就去作战部队报到。不到1小时，我就驱车驶向本宁堡（在佐治亚州西南，靠近哥伦布），而且一路上马不停蹄，为的是赶在午夜前报到，不至于犯“擅离职守”的错误。
大型军事基地
本宁堡是个大型军事基地，主要是步兵——被称为“步兵的摇篮”。那里有步兵学校、空降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基本的和高级的军官课程学校，此外还有军官预备生学校。许多战备部队都驻扎在那里。此外，刚从德国回来的第10山地师也在那里。我是作为见习排长被分配到那里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固定距离的步枪靶场当“蹲坑”军官（不断地出靶和收靶），并负责一个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靶场。每星期最少有两个下午，军官要给士官上普通教育课程，以帮助他们获得中学毕业文凭。
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部队——尽管开始时我的工作没有什么挑战性，我也没有担负多少责任。我喜欢部队的一切：部队里的人，部队的特定环境，训练，责任，以及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创造性来发展的机会。
经过大约6个月时间，我修完基础军官课程，接着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在18个月的时间里，我通过了所有训练。
基础课程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课程的继续。我们掌握了更多的高级技能，以及领导能力、武器使用和确保我们能领导一个排作战的战术科目。例如，识图课程就比预备役军官训练时详细得多。我们学会了如何有效使用编配到排的各种武器。我们学会了巡逻以及排一级的战术、集中使用火力以及步兵如何利用装甲的问题。
在本宁堡学习初期，我的另一个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休。
本宁堡被称为步兵之家，而哥伦布则是众所周知的“丈母娘”，因为当地许多女孩子都嫁给了来到这个小镇、刚刚晋升的年轻少尉。结果我也是这样。
我大学毕业那天是个星期五，开车到达本宁堡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钟。我在师部签名报到，被分配到单身军官宿舍，并告诉我于星期一上午9点再去。
我从来没有来过本宁堡，还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个周末。
第二天上午，我在找地方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吉姆?史密斯中尉。他也住在单身军官宿舍，而且知道一个吃早饭的好去处——问我有没有车（他的车撞坏了）。他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吃早饭，下午开车去军官俱乐部，他的女朋友以及她的一个朋友在等他，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好，所以下午我们就去了。他女朋友的朋友就是休。
吉姆?史密斯的女朋友安?斯科特在军官俱乐部的游泳池旁等我们。史密斯向她介绍了我之后，她指了指她的朋友休。她喊了喊正在游泳的休，让她过来。相互介绍之后，我们就安排了当天晚上的活动。“你们今天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去吃饭，怎么样？”吉姆向休和我发出邀请。
休长得很漂亮，个性开朗，讨人喜欢，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知道吉姆是想坐我的车。我想休也许会有点儿迟疑，可是他们站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让我们没法拒绝。休和我耸了耸肩，说可以，于是我们当晚就到本宁堡的巴顿屋去吃饭。
吃晚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休19岁，是伯纳姆货车服务公司总裁和副总裁的秘书，还在佐治亚州哥伦布中心参加夜校学习。原来她还是“佐治亚州航空预备役小姐”（显然，有人也像我一样认为她很漂亮）。
她家有5个姐妹和1个哥哥（情况正好跟我们家相反）。他哥哥是家里的老大，参加过二战，后来成为佐治亚州发电厂的线路工，不幸触电身亡。她父亲在比布织造公司（哥伦布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她母亲操持家务。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我逐渐认识她家人之后，也很喜欢他们。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像我看待她那样看待我，不过我们开始了偶尔的约会。我还是继续干我的事，干一个少尉军官该干的事。
与此同时，我跟一个汽车修理站的老板成了好朋友。他叫柯比?史密斯，他有2辆经过改装的运牲口的车。虽然他并不亲自驾驶，可是他却让他的机修工参加这种车的赛车活动。我喜欢赛车，一到周末就和他们一起去，过了不久我就开起那种车来。通常我们是星期五晚上去佐治亚州的韦尔多斯塔，星期六晚上从那儿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然后到亚特兰大，进行星期天晚上的比赛，并赶在星期一早晨的起床号之前返回哥伦布。
我喜欢这样的赛车——它充满挑战、竞争、冒险和紧张感。我想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军队分配给我的大多数任务都给了我类似的满足感。
我和休经过18个月的恋爱，于1959年8月订婚。3个月之后，我们在她家所在的教堂结了婚。那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浸礼会波特纪念堂。我向休求婚之后，就不去参加赛车了。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你要么要赛车，要么要我，”她说道。“你自己作出选择。”很快我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回顾我们41年的婚姻生活，我觉得休是男人能找到的最佳终身伴侣——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对我最严厉的批评者。她是个模范母亲，培养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女儿。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任职，她都精心照顾我们这个家，尽做妻子的责任。娶她为妻是我作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从飞机上跳伞
克兰西：完成基础科目之后，斯廷纳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接受培训。基础科目一结束，他就去了伞兵学校。他星期五从基础科目班毕业，星期六休息一天，星期天就去伞兵学校报到，星期一早晨便开始训练。
跳伞和突击队的训练非常艰苦。几乎没有多少人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你随时都会遇到危险；降落伞并不是每次都能打开的；即使能正常打开，伞兵在着地的时候也可能摔成骨折。
当然，夏季在沼泽地上、冬季在大山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几乎没法睡觉，没有食物的时候只能依靠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训练的紧张程度以及对体能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实战。突击队员的训练则把一个军人推向了心理与体能的极限。
另一方面，成功地通过这些艰苦训练的军人，有资格感到自豪。优秀的军人往往都是来自空降兵和突击队：空降兵部队和突击队被认为是精锐部队。
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和挑战
尽管如此，在60年代，每个军官都必须到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学习。即将分配到作战部队去的军官，无论是去步兵、装甲兵还是炮兵，都必须上这两所学校。军队希望每个军官都是多面手。军官仅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效服务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具有指挥部队作战所必要的各种技能，也需要由此而带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即使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如军需、弹药和通信军官，也应当能够处理与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和挑战。
军官在到他所任职的部队去之前，至少必须在作战部队待2年，从基本的军官资格课程学起。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很难得的经历，对他们将来为战斗部队提供服务与支持都有极大的帮助。
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陆军的做法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军官数量不足，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兵种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充足的财力培训军官了；另一部分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军也与时俱进了。现在陆军也采用了企业管理的方法管理军队，大多数军人都是干专业的。40年前，技术部门之外的人被看成是什么地方都可派用场的通才。其理念是到了战场上，你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有一套基本的军官技能，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带领好自己的人，那你就是一个较好的领导。
与40年前相比，如今陆军的战备状况和战斗力都已大大提高，但军官在作战部队的训练和体验方面缺乏连续性，这确实是一种损失。
伞兵学校的训练目标历来是：教会学员如何正确背负降落伞和其他设备，如何跳出飞机并安全地降落与着地。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警觉、信心，以及对跳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出自动反应的能力。
这个课程一般为4个星期，但是陆军正在进行试验，看是否可以把课程压缩，达到既节约训练时间和经费，又不影响效果的目的。所以，1958年的步兵少尉和中尉班就曾把课程压缩为3个星期。课程的教官都是经过挑选的士官，都是一流的伞兵——他们都是职业跳伞员，而且很厉害。
教学计划中规定地面作业、跳伞塔作业以及跳伞作业各1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强化的体能训练项目，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严格的个人检查，特别是在前2个星期。
每天训练开始前，都要接受黑帽子（空降兵的军官）在队列中的逐一检查。开始是1个小时活动量很大的体能训练：俯卧撑、下蹲跳、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深度弯膝、下蹲出腿，还要穿上作战皮靴跑3英里。黑帽子们在教警觉性时最拿手的就是大声喊叫：“预备！”这可能是冲着某个人喊，也可能是冲着整个小组的人喊。听见这句话的人必须立即单脚离开地面6英寸，摆好准备跳出飞机的正确姿势——下巴抵着胸口，小臂和手指伸出，好像在抓备用降落伞。肘部贴紧身体两侧，并开始数数。“一千、两千、三千、四千”，表示降落伞张开所需要的时间。一旦进入跳伞姿势，就必须屈膝，脚尖向下做上下跳动动作。如果反应慢了，而且 /或者动作做得不对，就会听见黑帽子喊“给我做20次，”或者按他们的要求做俯卧撑。
为了确保动作一致和思想警觉，黑帽子用来对付训练中的违规和错误——不管谁做错了——的拿手“武器”就是让你做俯卧撑或下蹲跳。无论是哪一天的训练，受训者都会发现自己多做了200次或者更多次的俯卧撑。
第一个星期，斯廷纳和其他人学习的是如何从不同方向落地（左前方、右前方、左侧、右侧、左后方、右后方）。开始的时候他们站在地面上铺着锯木屑的坑里向上跳起，然后根据口令朝不同方向倒下。他们在地面上掌握了这个技能——也许有100多次跳伞落地的动作——之后，就爬到离地面5英尺高、木头搭建的跳伞落地动作平台上。接着他们就从那儿再往下跳，直到熟练掌握各种落地动作为止。
每一次做跳伞落地动作时，各人都要想定一个“准备落地”的姿势——也就是说，要伸手抓住（假想的）降落伞前面的拉绳，双肘紧贴身体两侧，下巴贴近胸口，双膝微屈，双脚和双膝并拢，脚尖略向下指向地面。着地后要朝能给他最大缓冲的方向翻滚。
完成落地动作训练之后，他们就上升到“摆动落地动作训练器”上面去训练。那是一个环形框架，用一根钢缆悬挂在平台上方6英尺的地方。携带全副跳伞装具的学员把他的张伞绳钩在这个环形框架上，然后跳下平台，开始自由摆动。地面上的教官不仅控制学员的摆动幅度，还控制学员的着地时间和方式，而且往往是在学员处于最尴尬的位置时让他着地。这套装置最现实地模拟了实战条件下伞兵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大多数的伤情都发生在伞兵落地时，掌握这些动作对于学员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个星期，他们登上一座高34英尺的跳伞塔，从上面往下跳可以大致体会从飞机上向下跳的情况，只是没有125节大风吹在身上的感觉。专家说，34英尺是制造最大恐惧的最理想高度。没有降落伞的人从这个高度掉下来也有可能不死。超过这个高度，一切都完了。
跳伞塔的顶部是一个模拟飞机机身的箱状结构。从这个“机身”里有一根大约150英尺长的钢缆呈一定角度向下延伸，然后被固定在离地面大约8英尺的地方。学员把自己的张伞绳钩在钢缆的滑轮上。听见“站到门口去”的命令后，学员就在门口取某种姿势站好。听到“走”的命名，他就起跳并冲出去，身体立即蜷缩并开始数数，这时候他下落的距离已经相当于张伞绳的长度——大约8英尺，可以感觉到缆绳的拉力（在实际跳伞过程中，等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人已经下落了大约200—250英尺）。跳伞者感觉到这个拉力的时候，应当检查一下他（想象中）的伞盖，看它是否完全张开，断掉的悬伞绳不能超过4根，伞盖上不能有比头盔大的洞。他是通过与空中其他人的下落速度相比较来进行这项检查的。如果他比其他人的下降速度快，就要考虑打开备用伞。
可以进入下一轮训练
在下降过程中，跳伞者必须高度警惕，以避开其他伞兵，等他到了离地面50—100英尺的高度时，就要准备着陆。这时候他已经到达钢缆的另一端。到了那儿之后，一个黑帽子会对他作一番讲评，然后叫他上去再跳。一个受训学员至少要从那座34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跳15—20次，才“可以进入下一轮训练”。
在第二个星期的最后2天，斯廷纳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250英尺的跳伞塔。学员背上一个特制的降落伞，把它连接到一个周长与真降落伞伞盖相同的圆环上。接着他被吊上从跳伞塔延伸出去的机械臂上。到顶之后，他的降落伞被打开，然后让他自由落向地面。他的落地很重，就像真的从一架飞机上跳伞落地一样。
第三个星期完全用来练习跳伞。训练内容包括模拟在飞机上的所有动作。担任跳伞长的黑帽子先让大家熟悉跳伞命令。这些命令包括：“20分钟”，意思是：“初步检查自己的装备；戴上头盔，等。”10分钟后的命令是“准备”，意思是：“解下座位安全带，准备站起来。”接下来的命令是“靠外侧的站起来”，意思是：“坐在靠近飞机舱壁的先站起来。”然后是“坐在中间的站起来”，意思是：“其他的人统统站起来。”接着一道命令是“挂钩”，意思是：“所有跳伞者都把挂钩夹挂上。”挂钩夹的一端是张伞绳，钩子挂在那根钢缆上。下一道命令是“检查装备”，意思是：“伞兵们检查各自的装备以及胸前的张伞绳。”接下来的命令是“检查完毕报告”。报告从待跳伞队伍的后边开始，最后那个人大声说“完毕”，然后拍拍前面人的屁股。这样，报告就从后逐一向前传。传到了最前面那个人时，他向跳伞长打个手势，报告说：“跳伞长，全部检查完毕。”在离开降落区还有1分钟的时候，装卸长（属于机组成员）打开跳伞门。跳伞长向外看看，证实我们确实在降落区上空，接着他向飞机后面看看，确信后面的飞机不低于他的伞兵即将进入的空域。当他确定可以安全跳伞的时候，就指着队伍最前面的伞兵下达命令：“站到门口！”那名伞兵慢慢地走到门口，摆出起跳姿势，等候绿灯闪亮。绿灯一亮，跳伞长就命令说：“走！”并在他的屁股上拍一下。那个人就跳了出去。每隔1分钟就有一个人跳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