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能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而工人的雄心应该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当然，似乎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有人相信，如果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的话，那只会对雇主有利——而根本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好处。有这样的感觉存在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它确实存在，并且也许它的存在是有自己的合理性的。如果一个雇主要他的工人尽最大的努力工作，那些工人过了一段时间了解到他们的最大努力并没给自己带来任何回报，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失去工作的热情。但如果他们看到艰苦劳动的果实就在他们的工资袋里——证明更努力的工作意味更高的报酬——那么他们就开始认识到他们是公司的一部分，公司的成功依靠他们，他们的成功也依靠公司。
“雇主应该支付什么？”或“雇员应该得到什么？”这些都只是小问题。基本的问题应该是“企业的立足之点是什么？”当然，没有企业能建立在入不敷出的基础之上。当你从一口井里抽水的速度超过井里的水流出的速度，最终井里就会无水可抽。当井水干涸之后，靠这口井喝水的人就只能忍受干渴。也许他们可以把一口井里的水抽干之后，再跳到另一口井里去抽水，可是这样一来，所有井里的水都被抽干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现在有一种广泛的需求，要求公正地分配报酬。不过，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这报酬是有限的。企业本身设定了限度。你不能从一家只挣了10万美元的企业里拿出15万美元去分配。企业限制着工资。但什么事情限制着企业呢？当企业盲从糟糕的惯例时，企业便限制了自己。
当人们不是说“这个雇主应该如此这般去做”，而是说“这家企业应该如此富于激励性且管理良好，以便能如此这般去做”，这时候，他们便有前途和希望了。因为只有企业能支付工资，雇主肯定不能支付，除非有企业提供保障。但如果企业无法保障更高的工资，雇主也拒绝支付，那怎么办呢？作为一条法律，一家企业意味着很多人的生活来源，不能够随意践踏。“杀死”一家企业是犯罪，因为很多的人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到这家企业，他们把它当作是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他们生活的来源。用罢工或闭厂来扼杀一家企业是于事无补的。雇主忽视雇员，并时时问自己：“给他们钱少到什么程度才好呢？”这会使他一无所得。雇员以牙还牙地问：“我能强迫他给出多到什么程度才好呢？”这也会使他一无所得。最后双方将不得不回到企业问题上并问：“这家企业怎样才能变得更安全更有利可图，以便能为我们大家都提供一种稳定的、舒服的生活？”
但不会是所有的老板或所有的工人都会想得这么远。短视行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能为此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规定或法律能对此做出变化，但开明的利己思想会使之改变。使开明的想法四处传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传布它必须是本着对老板和工人两者利益的关注，使他们为着同样的目的工作，使企业能够向前发展。
我们所说的高工资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工资比10个月前或10年前的工资要高。我们并不是指比应该支付的工资更高的工资。我们今天的高工资在10年后也许就成了低工资。
如果一个企业的经理试图进行更多的分红是对的话，那么他应该努力付出更高的工资也一样是对的。但并不是企业的经理自己支付高工资。当然，如果他可以支付但他却不愿意，那么他该受指责。但他独自一人是绝不可能支付高工资的。高工资无法支付，除非工人自己挣得。他们的劳动是生产要素，而它还不是惟一的生产因素——糟糕的管理会浪费劳动和原材料，使劳动的努力化为虚无，低效的劳动也可以把良好的管理努力化为虚无。但是在良好的管理和诚实的劳动伙伴关系中，是工人自己使得高工资成为可能。他投入了他的精力和技术，如果他是诚实地、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他的回报应该是高工资。他不仅挣得了他的工资，而且他还是创造它的重要的一份子。
然而，还应该弄清楚的是，高工资是在车间开始创造的。如果没有车间的创造的话，获得工资袋里的报酬是不可能的，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企业也永远不可能存在，自然规定了就是这样的。无所事事的双手和头脑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工作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是我们的自尊，是我们的救赎。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而绝不是一种诅咒，确切的社会正义只能来源于诚实劳动。那些贡献多的人获得的应该也多，因此，在工资的支付中没有任何慈善的因素在内。那种把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予公司的人是公司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人，如果他的贡献不能被充分认识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那些白天来上班的人感觉到不管他做出怎么样的贡献，他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以保持一份好一些的生活，这种人并不处在工作状态。他处于焦虑和担心之中，这一切反过来损害了他的工作。
但是，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每天的工作不仅能提供他的最低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让他享受一份相当舒服的生活，能够让他给他的儿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并给他的妻子一些生活的乐趣，那么，他的工作在他看来便是美好的，他会很乐意尽最大努力来工作。一个人不能从他每天的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满足的话，那他便失去了工作回报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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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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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天的工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自尊的基础。而老板应该经常承担比他工人的工作更劳累的工作，一个认真地履行自己职责的老板一定是一位勤奋的工人。他不能说“我有好几千人为我工作”，事实上是好几千人在使他为他们工作——他们工作得越好，他们便使老板越忙于处理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工资和酬金都有一个固定的数目，这是必须如此的，以便有一个计算的基础。工资和酬金是以预先固定的数目为基础进行的一种利润分配，但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一年将近结束，企业发现还可以支付得更多，那时就应该支付更高的工资。当我们一起在为企业工作时，我们所有人都该分得利润的一部分——以优厚的工资的方式，或酬金，或额外的补贴。这点现在正开始被广泛认可。
现在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求把企业中人的位置提高到与物的位置同等重要。这是一件应该要做到的事情。问题只在于是否用明智的方式做到这点，一方面能保护现在支撑我们的物，另一方面提高人的重要性；或是用不明智的方式，结果把我们过去多年的物质利益全部消除。企业代表着国家的生活水平，它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我们并不想有损于它，我们所想的是使企业中的人的因素得到更好的认识，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在没有混乱、不损失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就能做到的，并且还能增加我们每个人的福祉，这一切的全部秘诀就在于认识人的伙伴关系。除非每个人都绝对地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方面的服务，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不需要伙伴关系。
这些就是工资的基本真相，他们是伙伴关系中的分配。
什么时候工资可以被认为是给足了呢？从工作中期望得到多少生活费是合情合理的呢？你曾经想过工资是或者应该是什么吗？说工资应该付得起生活费用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生活费用主要是取决于生产和运输的效率，而生产和运输的效率是管理和工人的效率的总和。良好的工作和管理应该带来高工资、低消费。如果我们的经济改变决定结果的各种因素的话，我们是不会得到一个固定的结果的。如果我们想根据生活费来规定工资的话，我们就是在模仿一条追着自己的尾巴的狗。并且，有哪个合格的人能说出应该把生活费定在什么样的生活程度上呢？让我们放宽一下眼界，看看工资对工人来说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
工资担负着工人在车间之外的全部负担，担负着车间内部必要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是所有曾挖掘过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之矿，它肯定应该不少于工人在车间外面的全部开支，肯定应该照顾到年老后他再不能劳动时的生活——并且那时候他也应该不需要再劳动。如果要做到这些，企业就得调整它的生产、分配和奖励规划，使它的利益不要落入那些没有帮助过生产的人的口袋里。为了能够创造一套既不同于善良仁慈，同时也不同于邪恶自私的制度，我们得在生活自身的确切事实中找到一个基础。
不管一蒲式耳小麦值1美元或值2.5美元，鸡蛋是12美分一打或者90美分一打，每天的劳动所付出的体力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一个人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中所付出的体力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只是关系到自己一个人的话，维持他生活的费用和他应该得到的利润将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但他并不只是自己一个人。他是一个公民，为国家贡献福利，同时他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也许是孩子们的父亲，他必须凭他所能挣得的钱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之材。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你怎么去计算一个家庭为每天的工作所付出的是多少？你为一个人的工作而把钱付给他，但他的工作中有多少是要归于他的家庭？多少是归于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多少归于他作为父亲的这一面？这个人确实在工厂工作，但他的妻子在家里也工作，工厂必须为他们两人支付工资。在什么样的计算体系中，家庭能在每日工作的费用单上找到它的位置呢？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能被认为是“消费”吗？能让一家人分享到“利润”是他的能力吗？每天工作的所得只以现金计算的话，是不是要根据个人和他的家人的需要被满足来衡量呢？或者，所有这些关系都认真地在费用项目下进行考虑，而利润却在所有的这一切之外进行计算呢？还有，在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让他们有衣可穿、有房可住，让他们受到教育，给他们标准生活的各种小享受，是不是还应该提供更多一些的可以用来积蓄的钱呢？所有的这些都能从每天的工作中来吗？我认为它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对小孩作孽，因为他们的母亲会被迫出去工作。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准确地进行观察和计算的。也许没有一项与我们的经济生活相关的事情能比认识到每天的工作要承担什么样的负担更令我们感到惊异的了。
也许我们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但这要对每天的工作本身造成很大的妨碍——一天的工作需要耗费一个人多少能量。不过，完全不可能精确地测量出需要补充这人多少能量，以便他能从事第二天的工作。同时也不可能测量出那些耗费的能量中有多少是他永远无法补偿的，经济学还没能设想出替代工人的体力的补偿金。用老年退休金的方式可能建立起一种补偿基金。但养老金并不是每日劳动应得的利润，以用于照顾所有的日常生活费用、所有的身体损失，和体力工人不可避免的日渐衰竭。
一直到现在，曾支付过的最好的工资都不如它们所应得的那么高。企业没有具备足够好的组织形式，它的目的也未充分弄清，以使它能够把比它应该支付的工资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工资支付给工人。这也是我们所面对的工作的一部分。谈论废除工资制度以合作共有的方式代替它，这对解决问题并无帮助。工资制度是我们拥有的惟一的、据此可以进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废除工资衡量的话，我们将陷入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完善这一制度的话，我们将享有普遍的公正。
多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工资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确信的第一点是，除了别的需要考虑的方面之外，我们的销售是依赖于我们所支付的工资额的。如果我们支付高工资的话，这些钱将被花掉，这些钱将使商店老板、批发商、其他行业的生产厂家和工人更富裕，他们的富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销售。全国范围的高工资将产生全国范围的繁荣。当然，高工资是由高生产带来的。付出高工资却降低生产，那么企业将开始走向一蹶不振。
有时候支付工资对我们而言是一件费劲的事。一直到我们完全进入T型车生产后，我们才可能算出工资应有的数目。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些利润分配。在过去的一些年，每年年终的时候，我们把所挣的一部分与工人分享。比如，早在1909年，我们根据服务的年限分配给员工8 000美元。一年工龄的人得到他年工资的5％，两年工龄的得到他年工资的7.5％，三年工龄的人得到他年工资的10％。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意见是说它未能反映钱和每日工作的直接联系。一个人要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很久才能得到他该得的一份，而那时候，它的到来几乎就像礼物一样。让工资带上慈善色彩总是一件不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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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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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工资也未能科学地根据工作得以调整。干甲种工作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个数额的工资、干乙种工作的人会得到更高数额的工资，而事实上，也许甲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或努力要大于乙工作。除非老板和工人都知道所付的工资数额是以比猜测更好的方式确定的，否则的话就会在工资差别中产生大量的不公平。因此，在1913年，我们开始对整个企业的上千种工作进行时间研究，然后，给于大笔的分配额，以便能够更进一步令人满意地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再把所需的技能考虑进去，由此确定了工资等级表。这个表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份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努力，以及干这份工作的人可以指望得到多少工资回报。没有科学研究的话，老板不知道他为什么付出这么多工资，工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拿这么多工资。在把我们企业的工作全部进行标准化计算后，工资等级便确定了。
我们没有计件工资。有些工人是按日付工资，有些人是按小时支付。实际上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标准的生产量。这个生产量标准很低，没有一个人达不到，否则的话，工人和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挣得了工资。在真正的工资能支付之前，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工作量。看门人只要到位了便该得到工资。工人则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工资。
有这些事实在手之后，1914年1月，我们宣布并实行了一种利润分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是一天5美元。同时，我们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8个小时——原先是9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这完全是一个自愿举措。我们所有的工资级别都是自愿确定的。顾及一个举措的社会公正性，这正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在最后的分析确定之后，我们为了自己的心灵满足而实行了这一举措。能够使别人幸福是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你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你的同伴的负担，你把可用于寻欢作乐和积蓄的钱拿出来分给了大家。善良的愿望是生命中很少的几件真正的财富中的一件。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赢得他所追求的几乎任何东西，但是，除非他在赢得的同时还有善良的愿望，否则的话他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益处。
但是，在这一切之中没有加入任何的慈善因素，而这一点并不被普遍理解。很多公司老板认为我们这么宣布只是因为我们赚钱了，需要做广告。他们指责我们，说是我们动摇了标准，违反了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这种标准和习惯完全一无是处，它们必须被废除。总有一天它们会被彻底废除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消灭贫穷。我们进行改革，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想支付更高的工资和认为我们能支付更高的工资。我们支付这些工资是希望企业能奠立在一个更长久的基础之上。我们不是在分发什么东西，我们是在为未来而建设。一家支付低工资的企业总是不稳固的。
也许再没有比这一次宣布的企业举措更能引起世界范围的评论的了，并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未能建立在正确理解事实的基础上。工人们普遍相信他们一天将获得5美元，不管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而事实和一般的印象总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对。这计划是想分配利润，但不是等到利润已经挣得之后——是想在挣得之前便大略估计一下，在某种条件下，把它添加在那些在公司工作超过6个月的人的工资上。它由三种类型的雇员所享有：
1. 已婚男人，与他们的家庭一起生活并负担他们的生活。
2. 超过21岁的单身男人，并被证明生活节俭。
3. 小于22岁的男人，以及作为某些亲戚的惟一抚养人的妇女。
一个人首先领取的是他的正常工资——这份工资平均高于一般市场工资的15％，然后他才有资格享有一定的福利。他的工资加上他的福利得到的是每天5美元的最低收入。这种利润分配率是以每小时为基础进行分配的，因此，那些每小时工资最低的人能得到最大比例的利润，它是和工资一起每两星期发放一次的。比如，一个每小时拿34美分工资的人，每小时拿的福利为28.5美分，这样他每天能有5美元的收入。一个每小时拿54美分工资的人，能拿每小时20美分的福利——这样他每天能有6美元的收入。
这是一种分享繁荣的计划，但是是有条件的。一个人和他的家庭必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清白的公民，并且坚决杜绝任何家长作风！确实发现了有相当大的家长作风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计划和社会福利部门要做出调整的原因之一。但在想法之初所考虑的是应该有很明确的对更好生活的激发，而最好的激发措施便是有维持一份好生活的金钱为基础。一个生活得好的人会把他的工作做好，然后，我们也想避免由于增加工资而造成工作标准的降低。在战争时期，有时候一个人的工资增长太快只是增加他的贪欲，并因此降低他的挣钱能力，这是被证明了的。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增加的钱放在工资袋里面的话，工作标准很可能会垮掉。在这一新计划的实施中，大约一半的人工资翻了一番，它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轻松的钱”，这种轻松的钱的想法会使工作垮掉。过快地给任何人增加工资都是危险的，不管他以前一天挣1美元还是100美元。事实上，如果日工资100美元的人一夜之间工资增加到日工资300美元的话，他可能比日工资1美元增加到3美元的人更可能干出傻事。钞票越多，成为傻瓜的几率就越大。
在这第一个计划中所坚持的工作标准并不琐屑，虽然有时候它们是以琐屑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我们的社会部有大约50个调查人员，他们之间的判断力都是很高的了，但不可能50个人都有着同等的判断力。他们有时候会出差错，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出错的事。计划有规定，一位结婚男子要得到福利的话，就得和他的家人一起生活并负担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打破很多外国工人邪恶的习惯，把他们的家当作是从中挣钱的地方而不是生活的地方。不到18岁的人，如果他抚养另一位亲人的话，他也能拿到一份福利。行为正当的单身汉也可分享一份。这项计划在根本上是造福工人的最好证据，是纪录。在这项计划开始生效时，60％的工人当时就是合格的。在六个月之后就有78％的工人合格了，一年之后，87％的人合格了，一年半之后，只有1％的小部分人不能分享到福利。
高工资还有其他后果。1914年，当第一项计划生效时，我们有14 000名雇员，为了保持14 000的常规劳动力，一年需要补充53 508人，而这些新工人的大部分都是由于企业的发展而招进来的。如果按老式的劳动用工变动方式的话，我们目前的劳动力需要每年雇佣20万人左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我们工厂的任何一项工作只需要最小的努力就能掌握，我们也不能每天早晨、每周或每月就更换一批新人。因为，虽然一个人在两三天之内就能合格地按一定速度完成一定量的工作，但在他有一年的工作经验之后他能比一开始的时候干得更多。劳动力变动从未给我们带来过麻烦。很难提供准确的数字，因为当我们不能全部开工的时候，我们更换一些人，以便把工作在最大的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使得要区分自愿离去和非自愿离去很困难。现在我们也没保留数字。我们现在很少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情况，我们不用麻烦去做记录。就我们所知道的，每个月劳动力的流动情况为3％到6％。
我们对这一套体系做了改动，但我们没有偏离这一原则：
如果你期望一个人贡献出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么请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使他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是很值得的。我们的利润在支付高工资和福利之后——在我们改变这一套做法之前每年的红利为1 000万左右——表明支付优厚的工资是经营企业的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有些人反对这种根据行为分配红利的支付工资的方法，说那会导致家长作风。家长作风在企业中没有位置，福利工作与打探别人的私生活混淆不清是过时的作法。人们需要顾问，人们需要帮助，而且经常是特殊的帮助，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为着正当的利益。但是管得过宽和干预别人的生活，更可能的是使企业僵化，扼制工厂的发展，而不是干好外面的社会工作。
在不用改变原则的情况下，我们改变了一些支付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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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企业为什么不常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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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糟，所以我们才经常要忍受所谓的坏运气。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有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那么为什么要一筹莫展盼望着好企业呢？你要做的只是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老板是一年一年地活着，工人是一年一年地过着。但作为一条规律，他们都是按周来进行工作的，当他们能够并且以他们接受的价格获得订单和工作时，他们便接受工作或订单。在所谓的繁荣时期，订单和工作都很多；在所谓的疲软时期，订单和工作都很少。企业总是要么大张筵席或要么忍饥挨饿，并且总是非好即糟，尽管从未有过一段时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感到得到的太多了——每个人都感到太舒服或太幸福了——但确实有这样的时期，整个世界对货物的极大需求和企业机器对工作的渴求，这两者——需求和满足这需求的工具——被金钱的障碍隔开了。生产和就业都是时好时坏的事情，而不是稳定地前进，我们是一阵一阵地向前跳——刚才跑得太快了，现在又完全停了下来。当大量的人们需要购买时，就出现了货物短缺；没有人购买时，据说就出现了生产过剩。我知道我们总是缺少货物，但我不相信我们竟有过生产过剩。在特定的时期，我们也许积压了太多不对路的产品，但那不是生产过剩，那只是没有头脑的胡乱生产。我们同样会库存很多价格昂贵的物品，但这也不是生产过剩——这不是糟糕的生产，就是糟糕的管理或糟糕的金融造成的。难道企业的好坏是由命运裁断的吗？难道我们必须不可避免地接受这种情况吗？企业的好或坏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我们种植庄稼、开采矿藏和生产物品的惟一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有粮食吃，有衣服可穿，有房子住，有可供使用的物品。再也不可能有别的目的了。但这一目的被迫退居其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挣钱——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卷入了一套金融体系之中，钱不再是用以交换的媒介，有时候反而成了交换的障碍。更多的时候是障碍。
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糟，所以我们才经常要忍受所谓的坏运气。如果我们的庄稼大面积欠收的话，我可以想象国家会陷入饥饿，但我不能想象我们怎么会要忍受由糟糕的管理造成的饥饿和贫穷，特别是由非常不合理的金融结构造成的糟糕的管理。当然，战争使整个国家动荡，使整个世界不宁，但如果管理做得更好一些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当然，也不能光由战争承担责任。战争暴露了金融系统的大量弊病，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只以金钱为基础的企业是多么不稳固。我不知道，糟糕的企业是糟糕的金融方式的结果，还是企业的错误动机创造了糟糕的金融方式，但我确实知道，就像完全颠覆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得不偿失的一样，在服务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企业则是完全可取的。之后，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就会出现。目前的这一套会被抛弃，是因为它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但整个过程将是循序渐进的。
开始使自己的事情稳固下来也许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做到的。一个人单独行动不可能取得完美的效果，但是只要出现一个先锋，就一定会有跟随者。这样，通过较长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有望把裹足不前的企业和它不景气的企业伙伴归入有免疫能力的企业。随着企业和金融的重组，完全有可能消除周期性的不良的一面——即使不能消除周期性本身的话。同时，也能从企业中除掉周期性的萎靡不振。农业已开始了重组化的进程，当工业和农业都彻底地重组时，它们将会互相补充。它们是一体的，而不是分立的。举我们的阀门厂为例吧。我们把它建在18英里之外的乡下，这样就使工人可以同时是农民。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农业将只需要现在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当然农作物自然生长所需的时间要大大地多于人类用以播种、培植和收获所花的时间。很多制造小零件的工厂，它们建在哪里都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有水力的帮助，它们完全可以建立在农耕的乡下。这样我们在一般所不知道的很大的程度上，有着所谓的农民工人。他们在最科学和健康的条件下，既可在田里耕作又能在工厂干活。这种安排很适合一些季节性工厂，还可以根据季节和装备进行连续的生产。另外，还可以通过更细致的管理，消除其季节性。对任何特别问题的彻底研究都会是这样进行的。
周期性的萧条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大得似乎难以控制。除非全部进行重组，否则它们不可能完全被控制，但企业中的每个人可以很容易地为他自己做些事情，这些事情一方面可以造福他的企业，一方面也帮助别人的企业。福特公司的生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好时期或坏时期。不管条件如何，一直都运行得很好，只除了在1917年至1919年，工厂转产生产军用物质。1912年至1913年被认为是停滞时期（虽然现在有人称其为“正常时期”），但我们的销售量翻了一倍；1913年至1914年也是个停滞时期，我们把销售量增加了1/3；1920年至1921年据说是历史上最萧条的一年，但我们卖掉了125万辆车，也就是1913年到1914年的“正常时期”的5倍。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秘诀，它像我们别的企业一样，都是应用一种原则的注定会来的结果。这条原则可以被应用于任何企业。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留地支付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高工资，再也用不着监督了。工人一旦能合格生产——这就看他自己的工作愿望了——他马上就能获得最低工资。我们把预算的利润都加到了工资上，现在支付的工资比战后的繁荣时期更高。但就像我们一贯做的那样，我们是根据工作付给他们报酬的。工人工作的努力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虽然一天的最低工资是6美元，大约有60％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6美元不是平地而是最低点。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繁荣的基础。进步不是由一系列特技推动的，每一步都需要控制好。一个不思考的人是不可能指望进步的。再说繁荣吧。真正的繁荣时期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全部能得到生活所需，并体会到舒适这个词的每一种含义。衡量着繁荣的是大多数人们的舒适程度，而不是生产厂家的银行收入。企业主的功能就是为这一舒适作出贡献，他是社会的工具，只有当他管理他的企业是为了给社会以越来越低的价格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同时为那些与他的企业相关的工人提供根据他们的工作支付的越来越高的工资，只有这样他才能服务于社会。一个企业主或任何企业中的一员，以这种方式并且只要用这种方式就能找到他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对统计学和经济学家关于繁荣和萧条周期性发生的理论并不太在意。他们称价钱高的时候为“繁荣时期”。一个真正的繁荣时期是不能根据企业主给产品所定的价格来加以判断的。
我们也并不太在意词的组合。如果货物价格高于人们的收入的话，那么就把价格降到低于人们的收入。一般来说，产业被认为是以生产为始、顾客为终的过程。如果哪位消费者不买或者买不起企业主想卖给他的东西，那么企业主便指责消费者并宣称企业的情况很糟糕，这正像把车套在马的前面，使它痛苦不堪地走着它的路。这难道不是胡闹吗？
是生产者为消费者而存在，还是消费者为生产者而存在呢？如果消费者不想买——或者说他买不起生产者所提供的货物，这是生产者的错还是消费者的错？还是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如果没有任何人有错的话，那么生产者就不必再做这一行了。
但是什么样的企业曾以生产者开始而以消费者结束呢？那些使车轮运转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消费者那里来，这是肯定的。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有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他可以用质量来吸引，也可用价钱来吸引，消费者最喜欢的是质量最好而价钱最低的物品。任何一个人如果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最高质量的物品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产业的领导者，不管他生产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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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企业为什么不常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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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一筹莫展盼望着好企业呢？你要做的只是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降低工资是最容易、最草率的对付这种形势的方式，更不用说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它实际上是把企业经理的无能转嫁到工人的劳动上面。只要我们明白这点，每一次萧条都是对每一位企业家的挑战，要他更多地把脑子用于他的企业，通过管理来克服别人用降低工资来克服的困难。把乱减工资放在一切之前，这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如果真正的问题一开始便抓住了的话，便不再需要降低工资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迫切的实际问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些人将遭受损失。除了那些有东西可损失的人之外还有谁能损失得了呢？但“承受损失”这一表达相当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只是放弃一些过去获得的利润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久之前我和一位五金商人在一个小镇聊过。他说：“我预计为我的存货承受1万美元的损失。但是，当然，并不是真的损失那么多。我们五金商人有过不少好日子。我大部分的存货都是以高价买进的，但我已经卖完过几次货并从中获利了。此外，我说的我将要损失的1万美元并不是我曾有过的那种美元。它们是某种方式的投机的钱。它们并不是买100％货物的那种好美元。因此，我的损失虽然显得巨大，但它实际上并不大。与此同时，我能够让我们镇的人们继续建筑他们的房子，不会因五金货物的价格而受限。”
他是个明智的商人。他宁愿少赚一些钱，让他的业务能继续进行，而不是为高价囤积货物去阻碍他的社区的进步。像这样的人是镇上的财富。他有着一个聪明的头脑，能够从他的存货中做调整，而不是降低他的送货人的工资，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力。
他并没有就地把持着他的价格，等待时机好转。他认识到了那些似乎被普遍忘掉的事情——业主的一部分职能便是不时地损失一些钱。我们得承担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销售量最终和别的货物的销售一样跌了下来。我们出现了大量的库存，以那些库存的材料和零件的成本价算，我们的车不能以低于我们所定的价格出售。但这个基于企业考虑的价格比人们能够或想要出的价格高。我们决定承受我们该承受的损失，我们降价处理了1 700万的库存——宁愿承受更大的损失而不愿工厂停业。那是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事情。
这从来就是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的选择。他可以直面损失并向前发展他的商业活动，他也可以停业不干，承受无所事事的损失。那种停业不干的损失一般来说要大于实际损失的金钱数额，因为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恐惧会把积极性消耗掉。并且如果关门太久的话，他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再次开业。
等待着企业情况的改善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位企业家要行使他的职能的话，他必须把他的价格降到人们愿意出的程度。不管情况如何，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为生活必需品而出的价格。并且如果有这种愿望在的话，这种价格能被满足。
通过降低质量或短视的节省——这只能引起劳工们的不满——是无法实现的。它没法通过四处糊弄而实现，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被称为陷入萧条时，企业界的人士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头脑提出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而不是集中在服务上，这点可以肯定地表明，这种企业家是不能为他作为业主的存在提出公正的理由的人。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说销售应该建立在真正的价值的自然基础上。这真正的价值就是一件产品中凝聚的人的精力。但是这一简单的公式并不被认为具有“企业味”，它是不够复杂的。我们有的是这样的企业，它们获取大多数人类的诚实劳动，使它们成为那些精明的投机者的手中之物。这种投机者能人为地制造食品或其他某种商品的短缺，并因此刺激社会的需求焦虑。我们得到的是错误的兴奋，然后是错误的麻木。
经济的公平经常被无心地违背。你可以说是经济条件使人类成为其所是，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人类使经济条件成为其所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是经济体制决定人类存在的论断。他们为那些我们看到普遍存在人类身上的错误而指责我们的工业体系。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人说是人类自己一手决定了他自己的状况。如果说经济、工业、社会体制是糟糕的话，那它只是人类自身罪恶的反映。我们工业体制的坏处是人自身的坏处的反映。企业家们迟疑着承认，目前的工业方式的错误，至少部分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系统化和扩大化。如果把这个问题摆在与他不那么密切相关之处时，他是完全能够看出这点的。
毫无疑问，如果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更少的话，那么，从中成长出的将是一个缺陷更少的社会制度。或者，人类天性比其自身更坏的话，将由此产生出一个更坏的社会制度——虽然也许一个更坏的制度不会像目前的这一个一样持续得那么长久。但是没有人宣称人类是有意地建立起一套错误的社会制度，毫无保留地认定一个社会制度的所有缺陷都是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这并不能推断出他是有意地组织他的缺陷并把它们建成制度。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无知，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幼稚。
看看我们现行的工业体制，在最初时候，并无迹象表明它将会怎样成长。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受到欢呼，没有人想到过“资本”和“劳动”是敌对关系，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他成功的事实当中隐藏着危险，并且，随着体制的发展，其中潜伏的每一处缺陷都会展露出来。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以至他的工人多得他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这一事实并不令人遗憾。它也是受到了欢迎的，而它由此导致了一个非人的体制，在其中工作被当成不是人的某种事物——只是一个体制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相信这种非人性的过程是有意制造的。它只是自发地生长起来。它在整个早期体制中潜伏着，但没有人看得见它，没有人能预言到它。只有巨大的、闻所未闻的发展能将它带入光天化日之下。
再看产业的理念。这理念是什么呢？真正的产业理念绝不是为了赚钱。产业理念是表达一种服务性的观念，复述一个有用的观念，满足成千上万的需要它的人们的需要。
为生产而生产。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体制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把生产奠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将为扩张和建立更多的工厂、生产更多的被需要的物品而提供手段——这是真正的产业理念。产业理念的负面是想通过投机而不是工作而获取利润。那些短视的人看不到企业比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大。商业是给予和获取的过程，是生存和让别人生存的过程，它是很多力量和利益的协作。当你发现一个人相信商业是一条河，这条河的有益流动一到他身边就应当停下来，那么你遇到的是一个自认为可以停止商业的流通而使商业活跃的人。他可以停止财富的生产而产生财富。
服务的原则是治好企业的病根，它将引导我们把服务和金融的原则应用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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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主人还是奴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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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这样减少人数是由于贯彻了一条规定：任何东西任何人必须有助于生产，否则就坚决清除。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怎样通过加速资金周转而使我们的使用资金减少。我并不是在讲述一项业绩，而是要指出一个企业怎样能从自己内部发现财源而不用去借。
1902年12月——这是一个令全国所有企业都刻骨铭心的月份。在这个月里，倒闭的汽车制造厂遍地都是，而且大大超出了新开张的工厂数量。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完全陷入了银行家的债务中。到处都流传着几乎每家公司经营状况糟糕的小道消息。我对此产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有报道坚持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而且根本无法弄到钱。我已经习惯了所有关于我们公司的谣言，谣传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现在几乎不做任何解释了。但是这个报道和以前所有的谣言都不一样，它说的那么详尽和具体，从中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偏见，天天都在华尔街上走来走去，拿着帽子向人要钱。谣传还进一步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我很快就要破产了，从此灰溜溜地退出汽车业。
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这是真的。1919年，我们为了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股份买下来而借了7 000万美元，此外，我们还有3 300万美元的所得税，同时我们还想给工人发放每年的奖金，这笔钱是700万美元。在1921年1月1日到4月18日之间，我们总计要支付5 800万美元，而我们在银行里只有2 000万美元——我们的收支状况或多或少是人所共知的。人们普遍认为不通过贷款，我们是不可能弄到所需要的3 800万美元的，因为那是数额巨大的一笔钱，没有华尔街的帮助，这样一大笔钱是无法很快轻易地弄到手的。而且我们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两年前我们借过7 000万美元，由于我们的整个财产没有抵押负担，我们也没有商业债务，一般来说银行借一大笔钱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笔很好的银行业务。
但是，人们却误以为我们借钱是公司即将破产的先兆。虽然谣言从全国各地报纸的新闻栏目中传来，但我开始怀疑但它们可能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当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肥胖的《克里克战斗报》（Battle Creek）的金融编辑散发了有关我们金融状况严重的公告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因此，我并不想去否定这些谣传。而在我们制定了的财务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贷款这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