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道帮助永远不能印成分类卡片或做广告。有更多的孤儿在那些爱他们的人们家里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收养机构。住在朋友家里的老人要比你在老年之家看到的更多，而由家庭给予家庭借款得到的帮助，要比社会贷款给予的帮助更多。这就是，基于人道的人类社会对它自己本身的守护。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把慈善的自然本能商业化。
职业慈善机构不只是冷漠的，并且其害处多于益处。它贬低了那些接受帮助的人们，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它是和伤感的理想主义相联的。几年前，一种观念广为流传，认为服务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为我们而做的事情。数不清的人们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我们中的一大部分被娇宠成陷入等待的、孩子一样无助的状态，由此诞生了为人们做事的常规职业。这给了可称赞的服务热情一个渠道，但它并未给人们的自强做出任何贡献，也没有改变产生对这些服务的需要的状况。
比这种鼓励孩子气的任性更糟的是，它不是训练自强和自足，反而造成了一种憎恨的情绪，这点总是抵消掩盖了慈善的好处，人们经常抱怨他们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第一，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没有真正的慈善，没有完全是出于同情的。第二，没有人会由于被迫接受别人恩惠而感到快乐的。
这样的“社会工作”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拿的时候被藐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被蔑视了——这是一个问题。慈善从不会使一桩事能彻底了结。慈善机构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它自身变得不必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服务，它只是在为它自己制造工作，是不生产的记录上添加的又一项。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这种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投入生产时，慈善便可有可无了。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述的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完全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缺手、断足和瞎眼的人来做。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会被它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站在它在生活中应站的位置上。在企业之外、之内都肯定会有需要强壮的人运用全部力气进行的工作，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更高的技术。产业分工使得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总是能使用他的力气或技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的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上。那是一种浪费。因为在那时候，每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完成，因此几乎没有余地留给那些由于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们或那些由于没有机会学一门手艺的人们。
没有机器，只靠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温饱生活，他不可能有积余。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到年老之后，他必须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能得到公众赡养。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很多高度分工的工厂里盲人能干的活比非盲人的还多。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那些可能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视力不佳者，能够挣得和那些最灵巧、身体最棒的人完全一样的舒适的生活。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得一样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让囚犯去锤石头或捻麻绳或做任何琐屑没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坐牢的人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家的话，他应该能够积攒一笔钱，在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实际上像奴隶一样使役人。这样的想法是羞于出口的。不管怎么说，监狱的事我们已经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有监狱，它们就能被恰当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中，这样一座监狱便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这可以减轻公众的负担，同时也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由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愚蠢的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劳工命令通过的。它们其实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一个社会的负担不会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头脑里牢记着服务的念头的话，那么每个社会中要做的工作比能做工作的人都要多。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慈善事业，不管其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自强而存在的。我们必须自强。一个对现状表示不满意不满足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我不是指那种琐屑的、日常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一种高瞻远瞩似的不满，它相信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并且应该在最后干得更好。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必须进行服务——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得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我依靠和自我养活。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慈善，像别的一切一样，应该变得有生产能力，我也相信它能够这样。我个人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发现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而维持下去。结果，我发现它们能够。
我并不赞同一般的那种中等职业学校，孩子们只是获得一些零散的知识，他们并没有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中等职业学校不应该是技术学院和学校的交叉点。它的目的应该是教会孩子们成为能够从事生产的人。如果他们做一些没用的事——写一篇文章然后把它扔掉——他们将会失去兴趣或获得知识的权利。在上学期间，孩子们是没有生产能力的；除非靠赞助，学校没法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需要资助，他们必须接受能到手的第一件活。他们没有机会挑挑拣拣。
如果孩子们这样没有经过训练便进入生活，他们只是给已经数量巨大的不合格劳动人数增添了数量而已。现代工业需要一定程度的能力和技术，这既不是尽早离开学校，也不是长期呆在学校能够获得的。为了能激发这些孩子们的兴趣，就要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劳动培训部门引进了更先进的学校制度，但即使这些也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只是迎合而不是满足正常的孩子们的创造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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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慈善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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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对孩子们进行各种教育，同时开始在生产线进行工业培训的要求，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在1916年成立了。我们并没有把慈善这个词和它联系在一起，它是想帮助那些为环境所迫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们而建立的。这种给予帮助的希望非常符合为工厂输送经过训练的工具制造者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便遵循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孩子应当被当作孩子对待，不能够转化成未成年的工人；第二，文化教育和工业实践共同前进；第三，孩子们对他的工作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训练他去做的工作是有用的。他制造着有明确的工业价值的东西。这所学校是作为私立学校开设的，招收12到18岁的孩子，它是以奖学金为基础组织的。每个孩子在入学时一年给予400美元现金的奖学金。如果他的成绩令人满意的话，奖学金将逐渐增加到最高的600美元。
课堂和车间工作的成绩都有记录，同时还有孩子们在这两者中表现出的勤奋程度，对他以后的奖学金进行调整是根据他的勤奋程度的。除了他的奖学金外，每个月每个孩子还得到一小笔钱，这笔钱他必须存起来。这笔节约资金必须存进银行，直到他离开学校，或者经学校允许在紧急情况时使用。
管理学校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我们也发现了实现它的目标的更好方式。刚开始时，孩子们一天的1/3用于课堂学习，2/3用于车间工作。这种一日之中的两项安排被发现是对进步的阻碍，所以现在孩子们是按周数进行安排的，一周用于课堂学习，两周用于车间学习。课程连续进行，各学习小组轮换进行他们的学习。
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是工厂职员，教材就是福特工厂，它比绝大多数大学更能提供实践教学的机会。算术课来自具体的车间问题，孩子们的头脑不再被那神秘的可代表4英里的A和代表2英里的B所扭曲。实际的程序和实际的状况就展现他眼前，他被教会进行观察。城市不再是地图上的黑点，世界不再只是书上的纸页，因为工厂运往新加坡的产品和工厂收到的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原材料就展现在他面前。世界成了人们居住的星球，而不是老师讲台上的彩色地球仪。在物理课和化学课方面，工厂提供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理论变成了实际，课程变成了实际经验。假设要教的是水泵的工作，老师讲解零件和其各自的功能，解答问题，然后他们一起去机房看那台大水泵。学校有固定的工厂车间，里面的设备都是最好的。孩子们从这一台机器到下一台机器地进行运作，他们主要生产公司所需要的零件。但我们的需要是如此广泛，这张需求单几乎可以包括一切了。通过检查，合格的零件由福特公司购买，当然，不能通过检查的零件便是学校的损失了。
那些进步最快、程度最好的孩子们做精细的测定微螺旋的活儿，他们做每个操作时都明白其目的和相关的原理。他们修理他们自己的机器，他们学会在置身机器之中时怎样保护自己。他们学习制模，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他们和自己的老师一起为他们成功的人生打下牢固的基础。
当他们毕业时，工厂总是有工资优厚的工作向他们敞开。孩子们的社会和道德健康得到了周到的关怀。监管不是权威性的，而是朋友似的。每个孩子的家庭状况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他的性情得到关注。我们并没有试图去娇宠他，也没有试图把他当性格软弱的人看待。有一天，两个孩子要打架，我们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关于打架的坏处的教育，而是提议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当他们男子汉气概十足，更喜欢更原始的解决方式，我们便给他们两副拳击手套，到工厂的某个角落去决斗。对他们惟一的规定是必须在那里结束战斗，不能在工厂外面打架。结果是短暂的对抗——随后是友谊的产生。
他们被当作孩子进行管理，但他们良好的孩子气本能受到鼓励。当人们在课堂上和车间里看到他们时，人们会很容易看到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们有一种集体归属感，感觉到正做着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主动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他们所学的东西是每个活跃的孩子都想学的。关于他所学的，他经常能问出一些他的家人不能够回答的问题。
学校从最初的6个孩子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由于学校有着一套那么实用的制度，它还可以扩张到700人。学校起初也有财政赤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能够自我维持是我的基本观念之一，它也是要发展的，现在它已经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了。
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享受他的少年时代。这些孩子是学习做工人的，但他们没有忘记怎样做一个孩子。这点是最重要的。他们一小时挣19到35美分——这比他们作为孩子从事任何为孩子提供的工作所挣得的都多，他们呆在学校比出去工作更能帮助分担家庭负担。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已有了良好的普通教育和初步的技术教育，他们是相当有技能的工人，能挣一份好工资。这份工资，如果他们喜欢的话，能给他们继续选择接受教育的自由。如果不想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至少也有了在哪里都能挣得一份好工资的技术了。他们并没有被要求必须进我们的工厂。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进了我们的工厂，因为他们不知道哪里还能提供更好的工作——我们想使我们的工作对那些接受这些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工作。但并没有任何义务束缚着孩子们，他们是自己走过自己的路的，没有欠下任何债务。这里没有慈善，学校是独立自主的。
福特医院也是按相似的模式建立的。但是由于战争的出现，它被移交给了政府，成了第36号综合性军医院，住着1 500位病人——这并没有达到确定的极限。它是在1914年作为底特律综合医院开建，计划用公众的捐助来建立。和其他人一道，我也捐助了，接着建筑工程开始了。但第一栋楼还远远没有建成，资金便用完了。我收到再次捐助的请求，但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管理者在他们动工之前应该知道这楼要用多少钱才能建成。这样的开头使人对医院建成之后将会管理成什么样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我同意把医院全部接过来，把所有其他的捐赠都退还回去。这事办成了，我们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直到1918年8月1日，整个医院转交给政府。它在1919年10月又交还给了我们。同年的11月10日，我们接收了第一位私人病员。
医院位于底特律的西大波尔瓦德（West Grand Boulevard），占地20英亩，因此有很大的扩张空间。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所拥有自己存在理由的医院。医院的最初设计被完全废除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所在设计和管理方面都与众不同的医院。有很多为有钱人开设的医院，也有很多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但没有为那种能支付得起适度的医疗费并且愿意支付、以免有受慈善救济的感觉的人开设的医院。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所医院不可能既是服务性的又自负盈亏——医院要么是由私人捐赠得以维持，要么是成为谋利的私人疗养所。这所医院的设想是要自立，以最低的费用给予最大的服务，不带有哪怕最轻微的慈善色彩。
我们新建的楼里没有所谓的病房。所有的房间都是供私人享用，并且每个房间里都有浴室。这些房间24套一组，全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家具，一样的设置。房间不能挑选。我们计划要做的就是让医院内没什么是要进行挑选的。每一个病人都和其他病人一样处于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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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慈善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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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就无法肯定，那些按现在的管理运作的医院，是为病人而存在还是为医生而存在。我对一个能干的外科大夫或内科大夫把大量时间用于慈善不是没有注意到，但我同时无法信服手术费应该根据病人的贫富来规定，并且我完全相信所谓的“职业成规”是对人类的诅咒，并且阻碍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对疾病的诊断并没有大的发展。我并不想成为这样的医院——医院的每一条措施不是为了保证病人按照他确实所患的病进行医治，而是按照某个医生认定他所患的病进行医治——的所有人之一。职业成规使得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诊断非常困难。会诊的医生，除非他是一个非常圆通的人，否则不会改变一个诊断或治疗方案，除非那位找他来的医生也完全同意。并且如果诊断或治疗方案被改变了的话，通常也不会让病人知道。似乎存在着一种这样的观念：一个病人，特别是在医院的病人，成了医生的财产。一个有良知的行医人不会剥削病人，一个没有良知的行医者确实是在剥削病人。很多医生都把维护他们的诊断看作与病人的康复一样重要。
我们医院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废除所有的这一切行为，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它便成了所谓的“封闭性”的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所有的护士都是按年聘用，并且不能到医院外面去行医。包括实习医生在内，一共有21个外科大夫和内科大夫在医院。这些人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工资至少达到如果他们个人行医很成功的话才能挣得的数目。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从医治任何一位病人中获得金钱利益。病人不能由外面来的医生治疗。我们很高兴能给家庭医生留下他的位置和发挥作用的余地，我们并不想取代他，我们接过他放下的病例，并且尽可能快地把病人交还给他。我们的制度使我们不希望病人在医院住比他需要住的时间更长——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情况。我们将与家庭医生分享我们对病情的了解，但当病人住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对外面医生的治疗的“封闭”，虽然我们并没有封闭与任何有意愿的家庭医生的合作。
对病人的管理是件挺有意思的事。进来的病人首先由高级大夫检查，然后再转给三个、四个或根据需要的多少的大夫检查。不管病人是由于什么病而来到医院，这种多重检查都是要进行的。因为正如我们所逐渐认识到的那样，重要的是身体的全部健康状况而不是某一种病症，每一个医生都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每一位检查过的医生都写下一份检查结果交给主任医师，检查的医生没有任何机会和另一位检查过的医生进行商量或咨询。最少有三份，有时候有六份或七份，绝对完全和绝对独立的诊断意见，交到医院院长的手里。它们构成了这一病例的全部记录，采取这些谨慎的措施是为了在目前的知识限度内保证诊断的正确性。
目前，医院能提供600张病床。每一个病人的医疗费是根据一个固定的收费表收取的。收费表包括医院的住房费、膳食费、药费和手术费、护理费，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医院也没有私人护士，如果一个病人需要的照顾多于安排给他的护士所能提供的，那么就再加一位护士，但病人不需要再多付费用。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病人都是根据他们所需要的护理数量进行分组的。根据情况的类型需要，也许一个护士照顾两个病人，也许一个护士护理5个病人。一个护士护理的病人不能超过7个，但鉴于这种安排，一个护士照顾7个并不是病危的病人也是挺容易的。在一般的医院里，护士们必须走很多不必要的路，她们用在走路上的时间要多于用在照顾病人上的时间。而这所医院的设计是要节约走路的时间的，每一层楼其自身都是完整的。就像在工厂里我们致力消除浪费的动作需要，我们同样在医院里也致力消除浪费的动作。病人为房间、护理和药物照顾所缴的费用是4.5美元一天，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这一收费还会降低。大手术的手术费是125美元，小手术的收费则根据固定的收费表收取。所有的这些收费标准都是统一的。医院就像一座工厂一样有一个成本计算体系，这些收费将根据收支平衡来进行调整。
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使这些试验不能成功。这所医院的成功纯属一件管理和数学的事。能够使一座工厂提供最大服务的管理方法，同样也可以使一所医院提供最大的服务，并且是在很低的、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的价钱范围之内。在医院和工厂之间惟一的财务差别就是我不指望医院回报利润，只是我们确实指望它能承担自身的费用。对这所医院的投资到现在为止大约是900万美元。
如果我们能摆脱慈善业，现在用于慈善业的资金就能投入到促进生产之中，使物资的生产更便宜、产量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不但能够把税务的重负从公众身上卸下，让人们轻松一下，而且我们还能普遍增加财富。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用在私人利益上了，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服务集体利益的事情。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性思考，在经济事务中我们需要一种“通用的训练”。投机资本的过份的野心，如同对不负责任的劳动的不合理要求一样，都是由于对生活的经济基础的无知而造成的。没有人能够从生活中获取多于生活所能给予的东西——然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自己能够获得。投机资本想要比自身能有的更多的利润，劳动想要比自身能得到的更多的利益，原材料出售者想要得更多，购买的公众想要得更多。一个家庭如果入不敷出是无法生活的，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这点，但公众似乎从来就没有明白，他们无法超出自己的收入而生活——即拥有比生产出的更多的东西。
在清除慈善的需要中，我们头脑里不仅要牢记存在的经济事实，而且还要记住缺乏对这些事实的了解会助长恐惧。消除恐惧，我们就可以自力更生。在自力更生实行的地方，慈善没有容身之地。
恐惧是由于把依赖置于外部事物而产生的，依赖于一个工头的善良，又或者是，依赖于一个工厂的繁荣，依赖于市场的稳定。用另一句话来说，恐惧就是那些把自身的事业置于尘世环境中的人的一部分。恐惧是身体凌驾在灵魂之上的结果。
失败的心境纯属精神上的，并且是恐惧之母。这种心境总是固定在那些没有远见的人的身上。他们开始做着某种从A到Z的事情。在A的时候，他们失败了，在B的时候他们摇摇晃晃，在C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然后他们叫喊着“失败了”把整个事情扔掉。他们甚至没有给他们自己一次机会去经历真正地失败，甚至没有给自己设想一个机会去证明其对或证明其错。他们只是让自己被一些很普通的困难击败，而这种困难是在每一种工作中都会遇到的。
更多的人是被打败的而不是失败。他们需要的不是智慧、金钱、才智或所谓的“推动力”，而只是毅力和骨头。这种粗糙的、原始的、简单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力量——是靠努力称雄的世界里的无冕之王。但人们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他们看到人们创造出来的成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很轻松容易。但这是一个远离事实的世界。失败才是容易的，成功总是非常艰难。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失败，而只有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他才能成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成功如此悲哀——如果它不能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变成没用的东西的话。
如果一个人对工业形势经常感到害怕的话，他就应该改变他的生活，不再依附于它。土地总是有的，现在在土地上工作的人比以前少多了。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对某个雇主的恩惠改变的恐惧中的话，他应该使自己摆脱出来，不再依靠任何雇主，他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比他离开的那个人还要穷的老板，但他至少摆脱了那种恐惧的阴影，而这一点是能给他带来一大笔钱和一个好职位的。对于这种人来说，最好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摆脱恐惧。在那些你丧失自由的地方成为一个自由人，在你失败的地方赢得你的战斗。你将会看到，虽然你的外部环境有许多不好之处，但在你的自身内部有更加不对劲的地方。这样你就会知道你自身内的不好之处甚至会毁掉你外部环境中好的方面。
人类仍然是地球上万物的灵长。不论发生什么，他还是一个人。企业也许明天会不景气，但他还是一个人，他经历环境的变化，就像他经历温度的变化一样——他仍然是一个人，只要他让这种思想在他身上重生的话，它就会在他自身之内挖掘出新的井和矿。在他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安全之处，在他自身之外也没有财富。消除恐惧也就带来了安全和供给。
来吧，让所有美国人在溺爱面前像钢铁一样坚强吧。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拒绝溺爱，因为它们是毒品。站起来走出去，让那些脆弱的人去接受救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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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工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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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再没有比“民主”用得更滥的词了。那些大声叫嚷着这个词的人，其实是最不想要民主的人。我总是对那些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很怀疑，我想他们是不是想建立某种专制，或者是不是要别人为他们做那些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我拥护那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平等机会的民主。
也许现在再没有比“民主”用得更滥的词了。那些大声叫嚷着这个词的人，我想，作为一条规律，其实是最不想要民主的人。我总是对那些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很怀疑，我想他们是不是想建立某种专制，或者是不是要别人为他们做那些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我拥护那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平等机会的民主。我想，如果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用于为我们的同胞提供服务的话，我们将不再在乎政府的空洞形式，而在乎它所做的事情。一心想着服务，我们就不会为对工业或生活产生良好感觉而操心，我们将不会为群众和阶级操心，或为工厂的关闭和开工操心。这种事情与真正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可以深入实际，我们可以站在实际需要之中。
当人们清醒过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这一事实时，他们会感到震惊。整个一群人看待其他人时不带有人的感情，有人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把这看作是一个阶级的态度，但它实际上是所有“阶级”的态度，正如他们在“阶级”的错误观念上摇晃似的。以前有一种频繁的宣传努力想使人们相信只有“富人”没有人性，于是穷人中间特别具有人类美德的观点便流传开了。
但是“富人”和穷人都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你不能把整个社会在这两个名目下完全分类。没有足够的“富人”也没有足够的“穷人”可以服务于这种分类的目的。富人不会因为改变他们的本性就会变穷，穷人不用改变本性也会致富，而问题不会受此影响而得到解决。
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是一大群既不富也不穷的人。一个全部由百万富翁组成的社会和我们目前的社会不会有什么区别，有些百万富翁得种植小麦、烤面包、制造机器以及开火车，否则的话他们全都会饿死。必须有人要工作。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阶级，我们只有不愿意工作和愿意工作的人。人们在报纸和书上读到的“阶级”大部分是虚构的。挑一些资本家的报纸来看，你会被有些关于劳动阶级的观念弄迷糊了。我们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劳工阶级的人都知道那些说法是不真实的。再看一些劳动者的文章，你会对他们所谈的“资本家”同样地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双方都有一点儿真理。那个除了是资本家便别无所是、那个拿别人的劳动果实去赌博的人，确实该承受所有指责他的话。他和那些把工人们的工资骗走的下流赌徒完全是一类人。我们在资本家的报纸上读到的关于劳工阶级的报告极少是由大公司的经理们写的，而是由一群写一些认为能取悦他们雇主的文章的作者们写的，他们写一些他们想象中能取悦人的东西。再检查一下劳工报纸，你会发现很相似的另一群作者，他们试图迎合他们认为劳动者所具有的偏见。两类作者都只不过是宣传家而已，而不传播事实的宣传是会自动垮台的，并且也应该如此。你不能为了你在抢劫他们时让他们站着不动而向人们宣传爱国主义，你不能向人宣传努力工作和大量生产的职责，而把这当作是你谋取额外个人利润的烟幕弹，工人也不能用什么词句来掩饰他并没有去干每天该干的活。
毫无疑问的是，雇佣阶级掌握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被雇佣阶级应该知道，以便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同样也毫无疑问，被雇佣阶级掌握的事实对雇主也同样重要。然而，特别令人怀疑的是，这两方中的一方会拥有全部真理，而这一点正是宣传的缺陷，即使它可能是完全成功的。持有一种观点的阶级把持有另一种观点的阶级打倒是不值得的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建设。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工会和罢工权这件事。
这个国家惟一强硬的工会成员是那些从工会中领取工资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富有，有些人对影响我们的大金融机构的事务很有兴趣。另一些人对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持如此极端的态度，以至到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步——他们从工会拿的工资使他们从工作的需要中解脱了，这样他们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颠覆性的宣传中去。所有的这些人都享有一定的声望和权力，但如果这些是通过自然程序去竞争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得到的。
如果工会的官员本人也像它的众多会员一样坚强、诚实、高尚、聪明和朴实的话，那么最近几年的整个工会运动就会呈现一幅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这些官员大部分——当然有一些著名的例外——并没有致力于表现工人的自然优秀坚强品质的联盟，而是利用这些人的弱点，特别是新近到达美国的这部分人的弱点，这些人还不知道美国主义是什么。如果把他们留给当地的工会领导去监护的话，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点。
工人们，除掉那些极少数被灌输了“阶级斗争”的错误信条的人和接受“进步是在工业中煽动混乱”的哲学的人（当你得到12美元时，别就此满足。闹腾起来要求一天14美元。当你得到8小时工作日时，别当个傻瓜就此心满意足，要闹起来，要求6小时工作日。闹腾起来！永远要闹腾起来！），都有着朴实的感受，这朴实的感觉能使他们认识到随着原则被接受，情况已有所变化。但工会领导们从不会看到这点，他们希望一切旧状况都保持原样：不公正的状况、煽动、罢工、怨恨，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之中，否则的话，哪里还会需要工会官员的存在呢？每一次罢工都是他们的一个新的证据，他们指出这点并说，“你们看！你们还需要我们！”
惟一的真正的工人领袖是那些领导工人去工作并挣得工资的人，而不是那种领导工人去罢工、去破坏、去挨饿的人。在这个国家最突出的工会将会是那些其利益互相关连的人们的工会——他们的利益完全依赖于他们提供的服务的效用和效率。
转机即将到来。当“工会领导们”的工会消逝时，随之而去的还会有黑心老板联合会——那些除了迫不得已，从没为他的雇员做过一件人事的老板。如果这种黑心老板是一种疾病的话，这些自私的工会领导就是抗菌素。当工会领袖变成疾病时，这些黑心老板便成了抗菌素。两者都是不称其职的人，两者在组织良好的社会都没有存身之地。他们将会一起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些黑心老板的声音在说，“现在是粉粹劳工阶级的时候了。我们要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声音将和宣传“阶级斗争”的声音一起归于沉寂。那些生产者——从制图版的人到铸造车间的人——在一个真正的联合会中团结在一起，从此以后他们将会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对不满意情绪的利用是当今世界的一件有组织的勾当，它的目的不是解决任何事情，也不是做成任何事情，而是使不满的情绪一直存在下去。而用于做这事的工具是一整套错误的理论和虚幻的谎言。只要地球仍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这些理论和谎言便永远不会实现。
我并不是反对劳工组织，我并不反对一切有助于进步的组织。但它是组织起来限制生产的——不管是老板组织的还是由工人组织的——这一点是事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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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工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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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己必须提防一些非常危险的观念——既对他自己危险也对国家的福利危险的观念。有时候有人说一个工人干得越少，他为其他工人提供的工作机会就越多。这是错误地认定游手好闲是创造性的工作。无所事事决不会创造出工作机会，它只会创造出负担。勤奋工作的人从来不会使他的同伴工人失去工作。事实上，正是那些勤奋的工人和那些勤奋的经理合作开创出更多的事业，因此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种观念会广为流传：有头脑的人们会相信通过磨洋工来帮助其他的什么人，这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只要稍微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这一想法的荒谬之处。我们要的是健康和工作，总能为更多的人们提供机会去挣得一份体面美好生活的工作，是那些每个人身处其中都会为之感到骄傲的工作。那些能更安全地存在的国家，是其工人们诚实地劳动、不对生产工具玩弄花招的国家。我们不跟经济规律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游戏，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干的话，将会受到它的严厉报复。
一份工作以前由10个人干而现在由9个人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第10个人因此失业，他只不过是不再被雇佣于做这份工作了，公众并没有为那份工作付出多于他们应付的——因为最终算来，是公众在出钱以承担他养家糊口的责任。
一个对效率有着完全清醒认识的公司，一个对公众完全诚实、只收取必需的成本费此外再也不多索取的公司，一般来说它通常有很多工作用以雇佣那第10个人。它注定要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工作机会。一个管理良好的企业总是寻求降低公众负担的劳动成本，它肯定能比那些耗费时间并使得公众为它的管理不善付出代价的公司能雇佣更多的工人，付出更高的工资。
一天的工作远不止是在工厂上完规定时间的“班”，它意味着给予和所拿的工资相等的服务。这一等式如果被任何一种方式破坏，如一个人付出的比他得到的更多，或者得到的比他给予的要多，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如果让这种情况在全国蔓延的话，你就会看到情况完全失控。所有的工业问题都出在工厂破坏了这一基本等式。管理者必须和劳动者一起分担责任，管理者也一直很懒惰——他们发现，多雇佣500个人比改进他们的管理方法，比使以前的100人从这件工作中解除出去做其他的工作更容易。公众会为此出钱，企业也会兴盛，而管理用不着去费这个劲。办公室的情况和车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区别，平衡的法则被经理们违背，就像被工人们违背一样经常。
实际上光靠要求是无法取得任何重要成果的。这就是为什么罢工总是失败的缘故，虽然它们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了。一次取得更高工资或更短的工作日和把负担转给社会的罢工，并不是真正成功的。它只是使得工业更难以进行服务从而减少它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这并不是说没有一次罢工是合理的——它可以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恶魔的存在上。人们可以为正义而罢工——而他们将由此得到正义则是另一个问题。为适当的工作条件和公平的工资而罢工是正当的，然而令人难过的是，人们要被迫利用罢工这种手段才能获得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没有一个美国人应该为了获得他应得的权利而被迫罢工，他应该自然地、轻松地、作为理所当然之事而得到那一切。这些正当的罢工通常是雇主们的错，因为有些雇主不称其职。雇佣工人，使用他们的工作能力，按诚实的比例确定他们的工资和产量的关系，加上企业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雇主可以是不称职的雇主，就像一个开车床的工人可以是个不称职的工人一样。合理的罢工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老板需要干另一种工作——即他能够胜任的工作。不称职的老板要比不称职的工人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你可以给后者调换更多的合适的工作，但是前者通常必须留给赔偿法去处理。因此，如果老板把他的工作做好的话，正当的罢工是绝不会出现的。
还有第二种罢工——有着潜藏意图的罢工，在这种罢工中，工人们被一些操纵者当工具使用了，他们想通过工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个大企业，它的成功是由于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了公众的需要，它有着公正的记录。这样的企业对投机者来说是具有很大诱惑的。如果他们能控制它的话，他们就能够从所有投入其中的诚实劳动中大捞一把。他们能够毁掉企业优厚的工资和利润分配，从公众身上，从产品中，从工人身上攫取最后一个美元，并把这个企业降低到和其他企业一样，没有纪律和效率。这些罢工的动机可以是因为投机者个人的贪婪，或者是投机者想改变企业的经营方针，因为它作为榜样使其他的企业主尴尬，那些企业主不想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企业无法从内部去煽动，因为它的工人们没有罢工的理由，所以那些人便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这个企业有可能会让很多外面的工厂为它提供材料，如果这些外面的工厂能够被煽动起来的话，这个大企业也就瘫痪了。
所以罢工总是从外面的工厂煽动起来。每一种行动都是想切断这一家企业的材料来源。如果外面的工厂和工人们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把戏的话，他们就会拒绝玩了，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被那些有阴谋的资本家当工具使用了，却一点也意识不到。然而，有一点应该引起参与这种罢工的工人们的怀疑。如果罢工不能自行解决的话，不论双方答应怎么去做，那么这几乎是一个肯定的证据，肯定有第三者在其中想让罢工继续进行。这种隐藏的势力不想在任何期限和条件内解决罢工。如果这样的罢工由罢工者赢了的话，工人们的情况会得到改善吗？在把企业扔进外面的投机者的手里之后，难道工人们会得到更好的待遇，或者会得到更好的工资条件吗？
还有第三种罢工，这种罢工是由想给劳动以恶名的金钱利益的驱使而挑动起来的。美国工人一贯有着判断力正确的美誉，他不会把自己降低到让每一个大喊大叫的人牵着鼻子走的地步，相信那人的许诺能从稀薄的空气中创造出黄金时代。他有自己的头脑并会使用这头脑，他总是能认清最基本的道理——没有充分的理由，暴力是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美国工人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人民当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公众的观点倾向于尊重地聆听他的观点和希望，但似乎有人下定决心努力要把美国劳工和布尔什维克捆绑在一起，从而做出一些闻所未闻的举动，而这将使公众的感情由尊重转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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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工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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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只是避免罢工并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这么对工人说：
“你的确是有可抱怨的东西，但罢工并不是解决之道——无论你是赢了还是失败了，罢工都只能使情况更糟。”
然后工人可能会承认这是真的，并克制住不再罢工了。但这解决了什么问题吗？
没有！如果工人把罢工看作取得好结果的坏手段而抛弃时，它只意味着雇主必须采取紧急的行动以纠正错误，改善工人们的状况。
福特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我们与工会没有对抗，但我们既不参与雇主组织的活动也不参与雇员组织的活动。我们的工资总是比任何有理性的工会所要求的工资都高，我们的工作时间比他们所要求的都低。成为工会会员对我们的工人来说没有任何必要。有一些工人可能加入了工会，但是大部分工人没有。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如何也不想去知道，因为这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我们尊重工人，同情他们的良好目的，指责他们的不良目的。我想，反过来，他们也尊重我们，因为我们的工厂从未有过想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谋取权利的任何企图。当然，激进的煽动者不时地想制造一些麻烦，但是大多数人只是把他们看做人类中的怪物，认为他们的兴趣完全和那些用四条腿行走的人一样，他们也可以归为这一类。
在英国，在我们曼彻斯特的工厂里，我们确实曾公正地与行业工会打交道。曼彻斯特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工会会员，通常的英国工会对产量有严格的限制。我们接管了一个生产车身的工厂，这个工厂是木匠工会的成员。工会的官员马上就要求见我们的管理人员，并提出要求答复的条件。我们只与自己的雇员打交道，从来不和外面的代表打交道，所以我们的人拒绝见工会的官员们。于是他们便把木匠们叫出去罢工，那些不情愿罢工的木匠被从工会开除出去，然后那些被开除的人们提起诉讼，向工会要求分享他们的那一份互助基金。我不知道法庭最后是怎样判决的，但这就是在英国，行业工会的官员想要干涉我们经营的结果。
我们并没有试图去讨好那些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们。这绝对是一种给予和获取的关系。在我们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时期，我们确实有一支相当大的监督力量，工人们的家庭生活被调查过，我们作出过努力想要弄清楚他们拿自己的工资干什么用了。也许在那个时候，这是有必要的，这给予了我们很有价值的信息。但这并不是一件需要长久干下去的工作，因此这种做法已经废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