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相信什么“取悦人的手段”、职业化的“个人情感能动”或“人的因素”。对于要做一天工作的人来说，没有时间再去做这种事。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些廉价的同情，社会状况不是用言语就可以改变好的，它们是人与人之间日常关系的结果。最好的社会精神可以从一些行动中得到表现，这些行动需要管理人员的付出，但能造福所有的人。这是惟一一条表达良好意愿并赢得尊重的道路。宣传，公告，讲演，它们什么也不是，重要的是诚实地采取正确的行动。
一个大的企业相对一个人来说真的是太大了，它变得如此之大，以至要取代人性了。在一个大的企业中，雇主就像雇员一样，淹没在人群之中。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输送出这个世界想要购买的物品，人们购物所付的钱反过来为企业的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一份生活，企业自身就变得了不起了。
在一个庞大的企业中有一些神圣的东西，它为成百上千的家庭提供了生活。当人们看到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人们看到男孩女孩结伴去上学，当人们看到年轻的工人以他们自己工作的所得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当人们看到上千的家庭用自己所挣的钱购买生活物品——当人们看到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使所有这一切事情得以完成，那时候，人们就会感到让这个企业继续发展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变得比个人更伟大、更重要。
雇主也只不过是一个像雇员一样的人，有着人性的所有局限，只有当他工作称职时他才有理由拥有他的工作职位。如果他能领导企业向前发展，如果他的人员相信他能把工作做好且不会危及他们的安全，那么他就是称职的。否则的话，他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完成不了他的工作。雇主，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是完全根据他的能力来进行评价。他也许是个徒有虚名的人物——一个布告牌上的名字，但还有企业——企业比人的名字更重要。企业能供给人们生活，而生活是一件可以感受到的事情。企业是现实性的，它在工作，它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它的合格的证明就是，工资袋能够财源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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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工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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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中你不可能有太多的和谐，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在挑选人员的时候，在因他们的和谐而选择他们这点上走得太远。你拥有那么多的和谐，以至于没有了足够的冲劲，因为一定的竞争意味着努力和进步。一个组织正是由于有了竞争这个东西才能为一个目标而和谐地工作。但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每一个独立的工作单位之间能够和谐地工作则是另一回事了。有一些组织，花了那么大的时间和精力来保持一种和谐的感情，以至他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气去为那些组织为之成立的目标而工作了，而对于那个目标来说，企业组织是第二位的。惟一有价值的企业组织是这样的组织：当中的所有人员都为同一个主要目标而努力工作，共同前进，忠诚地相信并诚恳地向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是最重要的和谐的原则。
我为那种可怜的家伙感到悲哀，他们是那么柔软、脆弱，总是要置身于一个“感情很好的氛围中”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确实有这样的人，最终，除非他们能获得足够的精神和道德勇气，把他们从对感情的软弱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否则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不仅他们的事业是失败的，而且他们的人生也是失败的，那就好像他们的骨头没有获得足够的硬度，以使他们能依靠自己的脚站立起来一样。在我们的企业组织中，存在着太多的对良好情绪的依赖。人们太喜欢和那些他们喜欢的人一起工作，而最终，它将损害很多宝贵的品质。
请不要误解我。当我使用“感情良好”这一词时，我指的是那种习惯于根据个人的喜好作为判断标准评判一切人和事的情况。假设你不喜欢一个人，是因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也许恰恰是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的喜好有什么事实根据吗？每一个感觉正常的人似乎都知道，有一些人是他不喜欢的，而那些人实际上比他自己更能干。
不把所有这一切局限于工厂企业，高瞻远瞩地说，并没有必要让有钱人爱穷人或者让穷人爱有钱人。雇主并不需要去爱他的雇员，雇员也不需要去爱他的雇主。每一方都需要去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职责公正地对待另一方。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谁应该拥有砖头、石灰、火炉和工厂。民主根本就与“谁应该成为老板？”这样的问题无关。
问这个问题简直就像是在问“谁应该成为四重唱中的男高音？”很显然，那个能唱高音的人应该成为男高音。你不该把卡鲁索（Caruso）排除掉，假设根据某种音乐民主的理论，应该把卡鲁索归为音乐无产阶级，可难道这就能让另一个男高音来代替他？或者说，卡鲁索的音乐天赋还是他自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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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期待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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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渐学会了把事情的原因与结果联系在一起思考。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换一种观点来看世界，就能够把过去糟糕的制度变成未来美好的制度。我们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且开始知道我们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生活最需要的东西。
我们正处在变化之中——除非我没有读对征兆。这种变化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发生，缓慢地、几乎不被觉察地、但却以坚定的步伐发生着。我们逐渐学会了把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考虑，我们称之为动荡的很大一部分——很多在那些似乎是传统机构内部的不安——实际上只是某些东西将要走向新生的表面迹象。公众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实际上只需要换一种观点来看就能把过去很糟糕的制度变成未来美好的制度。我们正在剔除那些过去被称赞为坚强的美德，它实际上是榆木脑袋，铁石心肠，同时我们也正剔除泡沫似的多愁善感。第一种人把强硬和进步混为一谈，第二种人把软弱和进步混为一淡。我们对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且开始知道我们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生活最需要的东西。一旦我们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更好地使用它们。
无论是什么错误——我们全都知道有很多不对之处——都能够通过对错误的定义的清理而得到改正。我们正彼此打量，看到一个人拥有什么，另一个人缺乏什么，我们从中所进行的个人事务已经超出了个人范围。可以肯定，人的天性渗透在我们大部分的经济问题中。自私是存在的，毫无疑问，它使生活中所有的竞争活动都有着它自己的色彩。如果自私只是某一个阶级的特点的话，那它是很好对付的，但它是人类的原罪。并且，贪婪也是存在的。嫉妒存在，羡慕也存在。
但是，只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斗变得少了——它比过去要少，虽然一种不安宁的感觉增加了——我们有机会追求一些更好的动机。当我们变得对文明的虚饰习惯以后，我们更少会想到它了。进步，正如世界对它的了解那样，是伴随着生活中的大量事物而逐渐积累的。在普通美国人的院子里，有着比在一个非洲国王的整个王国里还多的齿轮和机械材料，一个普通美国小孩周围的工具比整个爱斯基摩社会所拥有的还多，厨房用具、餐厅用具、卧室用具和煤矿设备可以列一个单子，这个单子将使500年前最奢侈的大富豪目瞪口呆。生活设施的增多还只是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像带着所有的钱到镇上来的印第安人买下他看到的每一种东西一样，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和工业材料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为世界增添一些无价值的小玩艺。这些小玩艺被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被买下来只是为了占有，不能为这个世界提供服务。它们终将只是垃圾，如同它们最初只是一种浪费一样。人类已经向前发展，超出了生产小玩艺的阶段，工业已经用来满足世界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发展，朝着我们现在很多人可以眺望的生活发展，但是目前“已经够好了”的阶段阻碍着我们去获得那种生活。
我们正在摆脱这种对占有物质的崇拜，成为富人不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事实上，成为富人不再是共同的野心了。人们并不像他们过去的那样为挣钱而挣钱了，他们也当然不再敬畏它了，也不再站着向拥有它的人敬礼了。积攒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不能增添我们的荣耀。
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就个人好处来说，大量地积攒金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只是一个人，他只靠同样数量和种类的食物养活，靠同样多的衣服取暖，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人能同时住两间屋子。
但是如果一个人能考虑到服务，如果一个人有着宏伟的计划，这计划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一生的抱负，想使产业像玫瑰一样开出那么美丽的花，一天的工作生活突然开放成新鲜的充满激情的人类动机，那么，他在一大笔金钱中看到的就像一个农夫从他的玉米苗中看到的一样——新的更大的丰收的开始，这丰收的幸福将像太阳的光辉一样洒遍大地。
这世界上有两种傻瓜。一种是百万富翁，他认为通过聚集钱财能在某种程度上积累真正的权力，另一种是身无分文的革命家，他认为只要他能从一个阶级手中把钱拿过来，再把钱给另一个阶级，这世界上的所有痼疾都将治好。他们都误入了歧途，等于是在试图买下世界上所有的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以为这样他们便获得了大量的棋牌技巧。我们时代的一些最能挣钱的人，从没有为人类的财富增添过一分钱的东西。难道一个玩牌的人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任何财富吗？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尽我们最大的创造能力创造财富的话，那么这将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东西，这世界也能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任何真正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不是由钱包里缺少金属片的碰撞声引起的虚幻的匮乏——都只能归因于缺少足够的生产。而缺乏生产经常只能归因于缺乏怎样生产和生产什么的知识。
我们必须相信以下这些是基本出发点：
土地出产或者能够生产足够的物质以供每个人过上美好的生活——不只是粮食，而且还有我们需要的其他一切，因为一切都是从土地出产的。
劳动、生产、分配和报酬是能够组织得非常良好的，能根据公正的原则使每个人得到与他的贡献相称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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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期待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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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类本性的弱点如何，我们的经济制度都能够调整好以使自私——虽然也许不能消除——没有机会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公。
企业的生存是容易还是艰难，这要看生产和分配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含量。有人认为企业是为利润而存在的，这是错误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它是一种职业，必须有被认可的职业道德，违背这种职业道德将使一个人丧失他原先的社会地位。企业需要更多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从自豪感中获取职业正义，而不是从被强制中获取。这种职业精神能够发现自己被违背之处并能对此示以惩罚。企业有一天会变得清白。一台一会儿停顿一下的机器是一台有毛病的机器，它的毛病就在它的自身之内。一个不时得病的身体是一个有病的身体，他的疾病就在他的自身之内。企业也是如此，它的错误，其中很多纯属企业的道德错误，妨碍着它的发展并且使它一会儿得一场病。总有一天企业道德将被普遍认可，到那时候下海从商将被看作是所有职业中最古老最有用的职业。
福特公司所做的一切——我所做过的一切——就是致力于证明把服务置于利润之上的、能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事业是一种高贵的职业。我经常想我们的公司能取得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显著的发展——我不想说“成功”，因为这个词是墓志铭，而我们正当新生——要归因于一些偶然事件。我们所使用过的一些方法，虽然方法本身非常好，但只适合制造我们的特别产品，而不能用于其他任何企业或者不能用于与我们不同的生产或人类事务。
曾经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了解，事实已经驳倒了这种评论，但是仍有人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由其他任何公司去做——我们是被一根魔杖点中的，我们或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按照我们生产汽车和拖拉机的方式去制造鞋子、帽子、缝纫机、钟表、打字机，或任何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只要我们冒险闯入其他的生产领域，我们就会很快地发现我们的错误。对于这些说法，我不能表示同意。没有任何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本书前面的篇章可以证明这点。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拥有的，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特别的好运气，除了那些总是眷顾任何尽最大努力工作的人的好运气。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称为有利的因素。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干出来的，是通过对一种原则的坚定信仰和永不停息的劳动而取得的。我们把一种被当作奢侈品的东西变成一种生活必需品，没有耍任何花招或诡计。当我们开始制造我们目前的这种汽车时，全国只有很少的路况良好的公路，汽车也很缺乏，公众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辆汽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有钱人的玩具，我们惟一的有利之处是缺乏先例。
我们根据一条原则开始投入生产——一条在当时尚未被企业所知的原则。新的观念总被人看作是古怪的，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来如此，我们不能不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都必须是古怪的并且可能是奇异的。源于我们的信条的机械产品经常改变，我们不断地发现新的和更好的方式并把它用于实践，但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改变这些原则。我不能想象怎么可能会有必要去改变这些原则，因为我坚信它们是绝对普遍适用的，肯定能够引领所有的人们走向更好的更广阔的生活。
如果我不这么想的话，我将不会一直工作，因为我的人生目标不是赚钱。金钱只有用于以实际的例子推进一条原则时才是有用的。这条原则就是：企业只有提供服务才是正当的企业，企业必须从社会获取很少而给予很多，除非每个人都能从一个企业的存在中获利，否则这个企业就不应该存在。我已经用汽车和拖拉机证明了这点，我还想用铁路和公共服务公司来证明它——不是为了使我个人满意，也不是为了可以从中赚钱。（应用这些原则，却不能够比把利润当作主要目标获取更大的利润，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想要证明它，这样，我们所有的人就会拥有得更多，通过增加所有的企业提供的服务，我们所有的人就可以生活得更好。贫穷不可能用公式来消除，它只能通过艰苦和智慧的工作来消除。实际上，我们是进行证明一种原则的实验站。我们确实赚到了钱，这只是我们对它的效应提供的更进一步的证据，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一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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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期待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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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中我已阐述过我们的信条。让我在根据这些信条而完成的工作的回顾中再把它重复一遍——因为它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
1. 无惧未来，不忘过去。一个人如果惧怕未来、害怕失败，他就会作茧自缚。失败是更理智地东山再起的惟一机会。失败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害怕失败。过去的经验，只有能为未来指明方向和出路才是有价值的。
2. 不要纠缠于竞争。不论是谁，如果能将一件事干得更好，就理应由他去完成这件事。试图破坏他人商业活动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这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妄图降低别人的竞争条件，这是用权力使坏而不是用智力较量。
3. 服务第一，利润第二。没有利润，企业无法生存，因此谋取利润当然没有错。诚实经营的企业不会得不到利润回报的，但利润必须作为良好服务的报酬而实现。利润不是服务的出发点，而是结果。
4. 拒绝低买高卖。
做生意是这样一个过程：以公平的价格买进原料，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把这些原材料转化为可消费的产品，再把它提供给消费者。赌博、投机和损人利己的交易，这些只会阻碍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必须生产，但生产背后的精神才是更重要的。提供服务的产品不可避免地带来进行真正的服务的愿望。各种各样的完全人为的规则在金融和工业方面建立起来，并作为法律被通过，这些东西的经常性失败证明它们甚至不是好的设想。所有经济推理的基础是土地和它的出产。使土地以各种形式生产，作为真正生活的基础的足够多和足够可靠的物品——不止限于吃喝的生活——是最高的服务。那是一套经济制度的真正基础。我们能制造物品——生产的问题已经被极好地解决了。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东西以成百万的数量生产，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极有力地证明了这点。现在还有很多的程序和改进可以很快地用于实践，以使生活的物质水平达到极完善的程度。但是我们太沉溺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一直被它包裹着——我们对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的理由没有足够的关心。我们的整个竞争体制，我们的全部创造性表达，我们所有人员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物质生产中心，此外物质生产的副产品——成功和财富，也都是这样。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利益可以以牺牲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但我们不可能通过打倒任何一个人而得到任何好处。如果农民压倒工业主的话，他会变得更好吗？如果工业主压倒农民，难道他就会变得更好些？资本家能够通过压倒劳动者而获得利益吗？或者说劳动者可以通过压倒资本家而获益？或者一个企业的人能通过压倒竞争对手而获益？不能，毁灭性的竞争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那种引起大批企业失败而给少数企业带来利润的竞争必须被摒弃。毁灭性的竞争缺乏那种产生进步的品质，进步来自于高尚的竞争。糟糕的竞争是个人化的，它是为了满足某些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膨胀。它是一种战争，它是由一种想搞垮某人的欲望煽动起来的。也就是说，它的动机不是对生产的骄傲感，也不是想在服务中超人一等的愿望，更不是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生产的正常的雄心。它只是被把别人挤出去的欲望推动，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而垄断市场。一旦达到目的，它总是代之以质量低劣的产品。
把我们从那种渺小的毁灭性竞争中解脱出来，也就能把我们从很多观念中解脱出来。我们被紧紧地捆绑在老方法和单一的、一条道的使用上。我们需要机动性。我们使用一些东西就用一种方法，我们只用一条渠道输送很多东西——当这种使用减少了，或那条渠道堵住了，企业也就停顿了，所有的“萧条”的悲惨结果便开始了。拿玉米为例子。在美国储存着上千万上百万蒲式耳的玉米，却看不到有任何出路。一定数量的玉米被用作人和动物的食粮，在禁酒法通过之前，相当一部分玉米用于酿酒。这并不是使用好玉米的好方法，但在漫长的岁月里，玉米便沿着这两条渠道使用，当其中的一条被堵住，玉米的存货便开始堆积起来。通常使货物不能流通的是金钱因素，但即使有足够的钱，我们也不可能消费掉我们所拥有的粮食。
当食物多得不能作为粮食去消费时，为什么不寻找其他的消费途径呢？为什么只把玉米用于喂猪和酿酒？为什么要被动地为降临到玉米农场的可怕灾难而悲伤呢？难道除了生产猪肉或酿造威士忌之外，玉米就没有别的用处了吗？肯定有的。只要最重要的用途能够完全满足，玉米应该还有很多用途的。总是有足够的渠道畅通，以使玉米能被使用而不至被浪费。
有一段时间，农民把玉米当燃料去烧——因为玉米很多而煤很少。这是处理玉米的极野蛮的方式，但这其中包含着一个新想法的萌芽。玉米中有燃料，何以从玉米中提取油和酒精燃料。有人打开这种新思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储存的玉米便可以挪动了。
为什么我们的弓上只有一根弦？为什么不能是两根？如果一根断了，还有另一根。如果养猪业衰落了，为什么农民不把他的玉米变成拖拉机燃料？
我们需要更多的多样化。到处都是四通八达不会是个坏主意。我们有一个单行的货币体制，对那些拥有它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体制，对于食利者、控制信贷的金融家来说，这是完美的体制。这些人直接拥有叫做钱的商品并直接拥有造钱和使用钱的机器。但是人们发现这是一套糟糕的体制，因为它限制生产，堵塞流通。
如果存在对利益集团的特别保护，也应该有对平民百姓而设的特别保护。多样化的出路，多样化的用途，多样化的金融途径，这是我们对经济危机的最有力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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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期待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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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也是一样。肯定应该有由年轻人组成的机动性劳动力队伍，可以为等待收割的田野、矿井、工厂或铁路提供紧急援助。如果由于缺煤，几万家企业的用火有熄灭的危险，上百万人有失业的危险，那么有足够数量的人员自愿到煤矿和铁路上去工作，这就既是一份好工作又是很人道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做，并且只有我们去做。整个世界可能游手好闲，在工厂中也许“无所事事”，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可能会“无事可做”，但总是有一些事需要去做。这一事实应该促使我们去组成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使得“有事要做”可以做到，使失业减少到最低程度。
每一种进步都以很小的方式在个人身上开始发生。群众不会比单个的个人相加更好，进步在人的自身之内开始。当他从兴趣所至发展到有明确的目的；当他从犹豫不决进展到选择决定性的方向；当他从不成熟的判断进展到成熟的判断；当他从实习生变成师傅；当他从业余爱好者变成一个在工作中发现真正乐趣的工人；当他从一个需要别人监督的人变成一个可信任的不用监督和鞭策就能干好自己工作的人——那时候整个世界就前进了。前进并不容易。当所有的人都被教导说一切都应该轻松容易地进行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疲软没劲的时代。有真正意义的工作从来都不会是轻松容易的。你所承担的责任越重，你的工作就越难做。当然，轻松也有它存在的地方。每一个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足够的休闲时间。工作劳苦的人应该有他轻松的椅子，舒适的炉边，快乐的环境。这些是他应享的权利。但一个人只有做完他的工作后才能享有他的轻松。从来就不可能给工作罩上轻松的面具。有些工作是没必要的劳累，它可以通过适当的管理给予减轻。应该采用每一种装置，以使人能自由地干他的工作，血肉之躯不应该用来承担那些可以由钢铁承担的重负。但即使条件到了最好，工作仍然是工作，任何一个投入工作的人都会感到这是工作。
不会有多少可挑挑拣拣的。那些被分派的工作可能远不如所期望的，但一个人的真正事业并不总是他愿意选择去做的事业，一个人的真正事业是他被选择去做的事业。现在，微不足道的工作比未来社会的要多。只要还有这样的琐细工作，就需要人去做。但是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而去处罚他的理由。有一点可以用于描述琐屑的工作而不能用于描述很多所谓的重要工作，那就是：它们是有用的、是令人尊敬的、是诚实的。
已经到了必须把苦役从劳动中清除出去的时候了。人们反对的不是工作，而是苦役。我们必须把苦役从我们所发现的任何地方驱逐出去。在把惩罚犯人的踏轮从日常工作中清除出去之前，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文明。现在，发明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着这件事。我们在把人从又重又累的榨取他们力气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即使在减轻重活的时候，我们也未能消除工作中的单调。这是向我们召唤的另一领域——废除单调，为了做到这点，我们毫无疑问将要发现必须对我们的体制作出的另一些改变。
现在工作的机会远比过去多得多，进步的机会也更大了。这一点是真的。现在的年轻人进入产业时，他所进入的是和25年前的年轻人开始他的生活时所进入的完全不同的一套体制。这套体制变得更严密了，其中更少了游戏或磨擦的成分。很少有事情能迎合人的喜好愿望，现代工人发现他是一个组织的一部分，这组织显然没有留给他多少主动性。虽然一切如此，但“人只是机器”并不是真的，“在组织中机会已完全失去”这也不是真的。如果年轻人愿意从这些观点中解脱出来，按体制本来的模样看待它，那么他将发现他原来以为是障碍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帮助。
企业组织并不是阻止能力扩张的手段，而是减少由于平庸造成的操作失误和浪费的手段。它并不是阻止有抱负、头脑清晰的人们发挥其最大能力的手段，而是阻止那些满不在乎的人表现出其最糟糕的一面的手段。那也就是说，当懒散、马虎、迟钝和无精打采得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为此受累。企业不可能繁荣，因此也不能支付负担生活的工资。当一个组织使那些满不在乎的人工作得比他们的本性支使更好时，这是为他们好，因为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更好了。如果放任这些满不在乎的人自行其事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支付工资呢？
如果一个企业体制在把平庸的人提高到更高标准的同时，却把有能力的人降到更低的标准——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体制，确实是非常糟糕的体制。但是一种体制，甚至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体制，必须要有能干的个人来使它运作。没有一种体制能够自己运行。现在体制的运行比旧体制的运行需要动更多的脑筋，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头脑的人，虽然也许需要他们的地方和以前需要他们的地方不一样。这就好像动力一样：以前每一台机器都是由脚力带动，这种动力对机器也不错，但是现在我们把动力往回移，把它集中在动力房。这样我们就使工厂的每一件工作不再需要最高的能力了。头脑更好的人适用于智能电站。
每一个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为有能力的人们创造新的用武之地，这点它不可避免地做到了。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新的机会每天都到来，并且成群结队地到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它们只有在艰苦的劳动之后才会到来。只有那些能承受得住日常劳苦并依然能保持生气和机警的人，最后才能获得机会。一个人在企业中并不是寻求一鸣惊人，而是正当地、扎实地工作。大的企业采取行动时必须从容和谨慎，有抱负的年轻人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为事情的发生留下充分的准备时间。
大量的事情正处在变化之中。我们应该学会作自然的主人而不是自然的仆人，虽然我们已经拥有那么奇妙的技术，我们仍然极大地依赖于自然资源，并且这些自然资源是无法取代的。我们开采煤炭、开采矿石和砍伐树木，我们使用煤和矿石，这些东西便被消耗掉了。树木不能在短期内重新长大以供使用。有一天我们将充分利用我们周围的热能，不再依靠煤炭——我们现在能够通过水力发电获取能量。我们将进一步改进这种方法。我非常相信随着化学的发展，比如我们将发现一种新的方法，能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变成比金属更耐用的物质，比如我们几乎还没有考虑到对棉花的使用的研究，我们将会制造出比生长出来的更好的木材。真诚服务的精神将会为我们创造一切，我们每个人只要诚恳地干好我们的每一份工作。
一切皆有可能……“信仰就是希望的载体，就是未知世界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