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9
193先生。这些高级管理者谈论着“权力分散”以及“权利分享”，实际上却是铁腕人物，是作决定和行动的人。也许——很可能——他们听取意见，但我怀疑他们会在后面领导。
我从这些国外旅行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强有力的指导原则和积极性并不与来自上面和下面——来自各处——的意见相对立。管理部门不必软弱到只去“参与”<：）所要求的就是要有…位内在说服力够强的管理者，当然他不一定不倾听外来的意见c…）
利，巴赫过去（和现在）也是一位铁腕人物。他是靠强大的实力地位来领导的，但他从不怕各种意见，甚至是别人的意见。他之所以不怕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有能力把见识和胡言乱语区分开来；他从未被花言巧语和激烈争论（用他最喜欢用的措词）击倒过。
利氏在选择成为经济学研究生之前在法学院学了一年时间。也许这一经历使他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反复盘问的人。反复盘问结束时，所要考虑的提议已被彻底解剖，它的骨、肉、血管在解剖台上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解剖）J是普通的英语，没有数学方程和技术行话。对此，任何一个在午饭时或教室里被他提问过的人都会作证。
利氏有一种正统性和等级制的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有些过时（不民主？），尤其是在一种特有的学术环境下。但卡内基理工学院不是一种特有的学术环境，它出于工科大学的传统，与文科大学的传统大不相同，而更接近商业和工业的组织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利氏从不让你忘记院长有责任在学院中作最后决定，也就是说别忘记他是院长。
另一方面，我很少感到利氏高高在上，因为他的决定是经过充分讨论的，而且更经常能达到一致意见。利氏在引导教员们
194过冗长乏味的“贵格”讨论会时非常耐心。这种讨论会常能达成一致意见，很少进行正式投票。有时他确实在开会前就知道必然会有什么结果，他一般是进行劝告和说服，很少把一些想法标上自己的名字让别人接受。如果因为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政策或其他原因必须在特定的基本规则下作决定，他就公开明确地申明这些限制。
利氏有时被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人认为很冷淡，这个名声是出于他对正式组织的关注。他最大的弱点是不能把枝节小事委托给别人，这使他工作负担太重。有一年，他度假不在，我当代理院长。我很难使他相信，如果他完全忘掉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一段时间的话，也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春天作预算时，虽然假期没结束，但他还是回来，整天工作。如果我真正地想要掌管而不是花些时间在研究上，那一年我可能会很不愉快。
在当代理院长时我确实完成了一件事。我总觉得，因为他对名声持超然态度，所以重要的是，他应有个秘书使来见利氏的人可以见到一张彬彬有礼的笑脸。但在我接任的时候，他的秘书并非如此。我很快使她对我的管理作风感到非常不快，所以她辞职了。利氏从来没有对他的秘书的离去说过什么，但我想他在发现我新雇的秘书使他的公共关系大为改善时原谅了我。
1961年我从兰德公司度假回来时，利氏通知我他要辞去院长职务。他已知道他得了病，而繁重的行政负担会加重病情，而且他又不愿滥竽充数。几年后他去了斯坦福，在那里他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他的忠告和建议在斯坦福商学院的迅速进步和整个大学的重大政策制定上起过重要作用。
我事先说过，我不能从关于利氏的故事中告诉你怎样成为一个有本事的管理者，事实确实如此。有效管理的原则很简单，甚至微不足道。它们不能被广泛实践的原因与基督教精神不能
195被广泛实践一样。只知道原则是不够的；在面对各种强烈刺激让你偏向更舒适愉快的道路、无约束地对待挑衅以及让你只是吊儿郎当时，你必须养成根深蒂固的习惯去执行这些原则。利氏实际上具有应用这些原则去当一个好的管理者和领导的自我约束能力。我们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另一个对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对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及对我极其重要的人是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史密斯总是很细致地指出他名字拼写中有两个“l”和两个“t”，这样把他与更有声望的新英格兰的艾略特(
Eliots)区别开来。尽管他加上一句他是在芝加哥长大的，他还是从不忘记或不让你忘记他那新英格兰的根基或他与耶鲁的联系。
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贵族，他听任自己完全保留那些标志英格兰（新和1日）绅士的特有风格和怪癖。偶尔他也流露出一点屈尊相从的仇犹情绪，但要是我是爱尔兰人，我肯定会发觉相应的傲慢态度。我从没有见到这种傲慢变为不公正的行动。他确实知道他出身名门望族，并且没有拒绝这种出身的人所具有的血统优越感。他妻子玛丽和他一样是新英格兰人。
埃利奥特．D．史密斯毕业于法律系，他在丹尼森制造公司做人事管理工作多年，这是一个一流的办公用品制造公司，在那里，他自学成一个相当好的业余心理学家（我不知道业余这个词在这里是否得当），他很关心把心理学应用于工业管理。他1928年出版的书题目为《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学》，被列为心理学优秀书籍。这些优秀书籍的作者中还有当时的心理学家——詹姆斯、伍德沃思、华生、考夫卡、杜威、F.A.奥尔波特等人——但没有弗洛伊德。这本书充满了机能主义心理学和常识。
埃利奥特，D．史密斯的特色主要不在于是位作家或学者，而在于是一位热情的教师和教师培训者。他自己的教学主要在
196人际关系领域，起初是在耶鲁大学工程学院教工业管理，后来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给大学本科生教工业管理计划，最后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教书。
也许他对人际关系的兴趣有其根源。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在芝加哥约翰。杜威的实验学校接受教育。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他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些欠缺，这一事实或许进一步促进了他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当然，他在丹尼森制造公司工作时这兴趣才发展成为他工作中主要的专业。
他的课程“工业中的人际关系”除了他自己讲课外还有讲座和角色扮演课。他是把角色扮演作为教育手段的先驱之一。他雇用并训练了戏剧系的学生扮演一些与学管理的学生相对的角色，这种做法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舞台上，学管理的学生会见秘书、申请工作（史密斯充当未来的雇主）、呈交咨询报告、惩戒犯错误的雇员，台下是他们的同学，史密斯对演出作评议。
史密斯在学期开始时的一个最喜欢的表演是在台上大声朗读，并评论他从学生那里收到的真实的申请书，这些学生被要求以这种方式申请助教职位。任何一个学生在自己的信被这样朗读（当然是匿名的）后，都不会忘掉史密斯对自己性格的生动简短的概述。这整个程序绝对没通过大学的人事评审委员会，那时这个机构还不存在。
性格分析完全是第六感觉，并不科学（但是当然，现实世界中这种做法也起作用）。我想史密斯相信自己的诊断，但这不是关键。他向学生证明我们如何用书面和口头语言有意或无意、准确或不准确地向其他人展示自己，这种证明令人难忘。
史密斯的课程适合于那些追随詹姆斯和杜威而忽视弗洛伊德的人，他的课提出了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人际关系观点，这种
197观点主要建立在学习理论基础之上。他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看到自己如何去学习人际关系技能和其他东西，如何去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实质上，他是教技能而不是知识——仅当知识对技能有用时才相信知识。学生们懂得并且应用基本的心理学原理要比陷人纯理论心理学更重要。
因此，这门课是对一种简单而又适当的学习理论进行问答式教学，并配合以运用问答式教学的练习。学习过程需要知道结果（强化），学生从做中学，而且仅仅从做中学（教师只影响学生的行为）。还有一些关于问题解决技能和人际关系技能的原则，但那只是增加一些风味而已。学期开始时他把几页油印的问答资料发给学生，史密斯在这里用的语言非常深奥晦涩。——我猜想这是有助于记忆的手段，它使不会正确使用这种神秘化语言的学生非常苦恼。
在耶鲁，史密斯已见到过电气工程师、工程学院院长罗伯特，多尔蒂。后者成为卡内基理工学院院长后把史密斯带到这里当教务长。于是埃利奥特的全部舞台要比他与那些学行政管理的学生一起扮演角色的那个舞台大得多，那是整个卡内基理工学院。
史密斯瘦高个、精力充沛、走路和说话都很快。他头脑中经常有各种想法，有新的，也有旧的，只要他有这些想法就热情地为它们辩护。他不是一个顽固的人，但他在和我们大多数人相处时，通常在两次谈话之间而不是在谈话中改变想法。作为领导，他的精力和积极精神常使下属感到畏惧。当人们被他一连串的论据压倒（他认为那不算命令，而是觉得不得不使人相信），并同意做完全不合理的事时，他们希望史密斯会忘掉答应过的事。这种希望常常会（不是总会）实现。
有一次我听史密斯的课时（有一阵子他希望我能听他的课，但最终还是随我怎么去做了），他做了一个概括性的陈述，然后转向我问：“西蒙教授，是不是这样？”我父亲曾精心教导过我，“在推销员面前不要表示同意”。我已很懂得这个有价值的教导，几乎达到无条件反应的程度。我愣了一会儿，很快回答，“从整体上说，这似乎是合理的”。史密斯转向课堂，带点讽刺声调说，“西蒙教授说从整体上说这似乎是合理的，我告诉你们，事情就是如此。”
作为工业管理系的领导，我常有机会与教务长史密斯交换意见。发现自己常不能“及时”跟上他的论点时，我发明了一个防卫策略：在被召到教务长室去时我经常带上另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的任务是当他看到我处于要同意某种我不应接受的东西时，便向史密斯摇动岔开谈话话题的红旗。这使我们大家的生活都省心一些。
我已把埃利奥特．D．史密斯描绘成一个怪人，一个相当难以相处的人。但与他相处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他期望你深入而充分地思考教育，根据基本原则来判断你的观点，并把它们放到周密设计过实践之中。而且，他自己遵守的基本原则虽然其表述方式有些特别，但几乎全都是相当合理的。因而，他对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教育有巨大而持久的积极影响，而且许多其他学院通过模仿和借用，最后也深受影响。差不多40年以后，我们这些与他有相当多接触的人都认为，他是对我们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有过巨大影响的人，并发现自己常引用和抄袭他讲过的话。
我从对埃利奥特．D，史密斯的观察中得知，做一个正派的人是极重要的，但做一个“老好人”则一点也不重要。埃利奥特．D．史密斯从没做过高官。他在鲍伯?多尔蒂退休时接任了卡内基理工学院院长的职位，他虽然能影响多尔蒂，却从没能左右多
199尔蒂的继任者杰克?沃纳（他对研究比对教学更重视），他是带着某种痛苦和失败的感觉退休的——后者我想是不正确的，他也许会是任何组织中令人讨厌的主管，但是由于他的想法而不是职位，他会比大多数主管有影响得多。我推想自己不愿走上管理者之路，部分原因是看到了埃利奥特．D-史密斯的经历，并拿自己的人际关系技能和他相比之故。新型商学院
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经受了第一次危机并重视社会科学，这使它很快在全国被看作新型的商学院。欧洲的一些大学开始小心翼翼地引进商务教育，普遍地发现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科学方法比哈佛商学院那种陌生的实例教学法更加得心应手。两项全国性的商务教育研究（其指导者是学文科的，总的说来他们非常怀疑商务教育）选择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作为其他商学院模仿榜样(R.A.
Cordon
and
J.E.Howell
1959;F.C.Pierson
et
al.1959)。
5年之内，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被看作国内两三个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为了避免约束我们的创新能力，在我们的声誉好得足以不让批准机构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遵照传统观念之前，我们并不试图让国家承认我们。
1957年12月26日我写给芝加哥大学劳伦斯。A．金普顿校长傲气十足的信，以及他1月6日异常亲切的回信，可以说明1957年年底我们这个学院的情况。
亲爱的金普顿校长：
您最近给校友的书信中，有几段话使我回忆起经常表200现在鲍伯，哈钦斯言辞里的那种对芝加哥以外的学术界的轻视，当然最刺人耳目的是提及商学院。商学院需要改革，这不是秘密。但是您那对“甚至是最好的学校”的评议，表明阿伦?沃利斯没有很完全地告诉您，过去10年中卡内基研究生院以及近年来麻省理工学院、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其他学院都做了些什么。事实上，甚至哈佛商学院至少也和芝加哥一样快地前进，使自己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关系更密切，虽然哈佛商学院改革的概念与我们的相当不同。
当您宣布芝加哥商学院今后要加强定性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加强商务问题的定量研究方法时，我想我并没有真正指望您会增补一个脚注以承认卡内基是这个想法的起源。然而，如果您或阿伦想知道这些目标实现后贵校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很高兴欢迎您来我们校园看看。有时不谦虚地说，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商务教育和麻省理工学院在工程教育中所做的工作相当，如果麻省理工学院做了这工作的话。
但是，如果说一项特别吸引人的新发明已被过早地提出而有些令人失望，那么也许值得安慰的是，这个预期的事物主要是芝加哥鲍伯，哈钦斯的产物——包括利，巴赫、比尔?库珀、杰克，科尔曼、哈罗德?格茨科夫和我。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在芝加哥获得了某种相同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对此，我向哈钦斯抱怨说我们往往毫无拘束地轻视传统。
祝愿您和阿伦带领芝加哥商学院共同努力，使这方面的大学教育和大部分其他职业学校一样成为重要的有生命力的事业。201您真诚的赫尔伯特，西蒙行政管理学教授亲爱的西蒙教授：
感谢你1957年12月26日的来信，我有时信手写写文章，也确实谈论过商学院。我非常称赞你和你的同事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所做的工作。既然我们在过去几年里花了许多时间设法雇你、利，巴赫和你们商学院的一些其他人，我想我们的行动证明我那轻率的话是多么错误。
感谢你对我们商学院发展的良好祝愿。阿伦现在于得非常出色。我应当向你承认，我已经告诉杰克?沃纳（卡内基理工学院的院长），只有当我们的商学院开始在质量上能与你们相媲美时，我才会感到我们已取得了巨大成功；请原谅我。你最真诚的劳伦斯．A．金普顿
福特基金会为了设法改进商务教育，利用它的钱财推拉着其他商学院走上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开创的道路。它为那些想学些新方法的其他商学院教工出资办了一些暑期学校，这些学校由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教员负责教学。福特基金会每年颁发最佳商学院学位论文奖和研究生奖学金，而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学生经常获奖。该基金会还资助我们的一些研究（虽然从来没有达到我们认为应得到的那种规模）。我们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不久成了其他商学院的院长。生活环境和文化
既然我从没有见过卡内基理工学院校园的建筑师、建筑系第一任领导亨利?霍恩博斯特尔，这个故事讲的只是他的建筑物而不是他本人。但是由于我在他设计的校园里住了40年，所以对这个人也多少有些了解。我不清楚在1904年开始修建校园时他是否坚持不超过预算——很幸运，我去之前已有好几代人在付这笔帐。我所知道的是他有巨大的想象力，而且我逐渐体会到优美的校园建筑给住在这里的我带来极大的愉悦。
我第一次看到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建筑物时，它们的美术对称和装饰细节使其显得古怪而有趣。尽管我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米斯‘冯德罗的建筑系打过交道，但我还是相当迷恋于包豪斯风格和国际风格。霍恩博斯特尔是16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弟奥的信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15世纪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信徒。校园座落在开阔的四方形的场地上，其纵向轴线从东向西沿着斯肯利公园的边界伸展，其坡度显然为4度左右。
东边（高处）以美术馆为界，那是一个意大利宫殿式建筑，是霍恩博斯特尔的明珠。它的地板上铺的马赛克砖显示出许多有名建筑物的楼面图，对面院子的建筑物下面布置着一系列空的壁龛，打算——直到预算用完为止——安放雕塑。西边（低处）以哈默施莱格大楼为界。那是一幢工程学大楼，也是电厂。它的烟囱设置在…个华丽的意大利式柱形钟楼里。因此我经常——尤其在冬天从钟楼里出烟和水汽时——把它想象为俄式大茶炊。这一切都非常匀称和谐。正面对着院子，与阿尔贝蒂在曼托瓦的杰作之一圣安德烈教堂的正面极为相似。
203
院子的南边即斯肯利公园，是贝克大楼和波特大楼，两幢楼由500英尺的中央走廊连接。既然这些建筑物的轴线倾斜，那么这些建筑物也倾斜，所以走廊有点倾斜，使得从东向西滑旱冰成为一项极好的运动。从东边的大门看，一楼走廊能让你想起什么，文森特，凡高的名画“在圣雷米的圣保罗医院”。贝克大楼东门附近是铺了地砖的漂亮圆形楼梯。
当然贝克大楼的地面并不倾斜（虽然你从隔壁的秘书办公室到我办公室来时必须记住要下台阶），通过把两边大多数的空间和主要的走廊形成直角来保持平坦。和所有的门道一样，两侧的拱形通道用很粗的黑铁条围着，对匹兹堡和安德鲁?卡内基来说这是经济基础的忠实提醒者。所有建筑物的外面和走廊里面都砌着黄砖，最初屋顶用的是红瓦，但几年前更换时我们不得不换上不太贵的材料。
对这些原初的校园建筑我还能说很多，但也许我已充分地传达了对它们的印象。如果我的描述似乎有些含糊其辞甚至不恭，那么这恰恰正确地表达了多数人对校园的第一印象。经常看到这些建筑物，并住在里面之后，人们慢慢地认识到它们是杰作。也许近年来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有圆拱窗的帕拉弟奥式建筑，这种时尚帮助我们接受它们，但我在此之前就已发现它们是杰作。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想他的名字叫尼尔斯，富卡，他有一个习惯，一旦看到有什么艺术异端时就会说：“听起来比莫扎特还要好！”所以我要说“看起来比霍恩博斯特尔还要好！”你甚至不需要到匹兹堡来。他还设计了加里福尼亚奥克兰的市府大厦（不幸这幢楼在1989年被地震破坏后被推倒了）以及地狱门大桥的建筑方案——从拉瓜地亚机场穿过特里鲍去曼哈顿，在路的右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型铁路拱桥。我还
204是小孩时，有一本地图册上有这座拱桥的照片，它最早使我对霍恩博斯特尔风格的优美着迷。
我对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和它的研究计划的描述，特别是我对它早期行政管理危机的说明，可能会使那些在民权运动风潮和越战期间或以后进入学术界的读者或与工科院校没有接触的读者，非常惊讶甚至震惊。在美国，技术院校，包括工学院和获得政府拨给土地的农学院，与文科院校有相当不同的传统，甚至和那些以研究为主的大学里的非专业院系也很不同。
文科传统（如果不总是惯例）是权力极分散化的。在它的极限形式下，一个系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每位专家在自己的领域中具有被称为学术自由的自主权。当然，也必须做一些集体的决定——选择新教员、评估入学学生、设置课程等等——它们大多由广大教员参与决策，
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教员按学科界限组织为系（也就是说，一个系的成员一般有同一学科的学位；受过相似的训练），系主任是同事中资格最老的人，他们通常是由系里的教员选出来的。课程表是集体进行决定的，这些课程必须和其他课程保持最低限度的协调，个别教员在他们认为适合时组织并指导他们班级。
在研究工作成为教员的部分职责的大学和学院中，研究者自己选择课题。在搞研究工作的重点大学中，高级研究人员常相当正确地被描述为封建贵族，他们的学术自由是他们有权在自己的领地内活动而不受当局的干扰。他们通过开创性的活动为自己的研究活动筹集大部分资金，从而获得这种独立性，他们代表当局来管理研究队伍。
当然我所描写的是些典型。很少大学是以这种样式运作的。小型大学里的校长以及大型院校的院长和系主任在决定人
205事和工资方面不只有一票表决权——有时是唯一的表决权。在综合性大学中，大量基础课常常由教研组来完成，这些教研组必须协调计划和工作。我前面对在查尔斯?梅里亚姆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描述，说明那并非完全民主。
我来卡内基时，理工学院更接近于那些来自工业实践的传统。行政管理等级规定得很清楚，院长、系主任通常是由上级领导与其部下稍稍协商后任命的，他们拥有实权。至于研究范围由系里的成员来确定，教员被说服朝某些方向努力，这些都不难想象。
卡内基理工学院，包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内，显然属于理工学院传统，而不属于文科传统。我们这些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有领导职权的人毋庸置疑或者问心无愧地有责任（权利？）来确定学院的研究和教学目标。我前面提到过的1950年和1952年的研究备忘录，是我们尽这项义务的例子。我们勾划的研究方向有许多也是我们在招聘教员时所想的。我们设法找那些有能力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会认为这些任务是有挑战性的。我们并不指望他们完全独立地确定自己的任务。
这种认识对我们工业管理方面招来的大多数教员是很相宜的。我们的环境和设想与其他商学院和工学院没有明显区别。而对于从心理学、经济学领域招来的教员就很不相宜，这些学科通常在他们的大学中属于文科，而且不常得到能产生“领地”的大笔研究资金。所以人们可知，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的紧张关系有一部分是两种学术文化的冲突，这两种文化对学术角色和学术自由有不同的定义。
利，巴赫、比尔?库珀和我都是学文科（事实上我们三人都来自芝加哥大学），但接受了其他文化的前提条件，对此我不能做出完全的解释。我们是领导者的这一事实无疑使我们乐意把领导的作用定义得广一些。我们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大笔研究资金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去掌管使用这些资金的活动。
因此，教学和研究都不是教员完全自治的领域。组织对教学和研究的内容都很关注而且很投入。我们常推断年轻教员有哪些特殊才能，并劝他们朝某一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开展工作。例如，默顿，米勒曾在金融经济学方面有非常显著的成就，但他开始并没打算投身于这一领域。我们使他相信这个领域缺少人才，而他的才能在那里会比在其他地方更好地得到发挥。他极有效地调整了自己，朝这方面发展了。这种劝告在文科大学或搞研究工作的综合大学里也不是陌生的，只是在我们这里更常见而已。
我希望在我描述这些行政管理安排时，语调中没隐含着道歉口气。我觉得大学的管理总能安排好，使人们能精力充沛地努力达到目标，去创新，甚至以适当的方式改变世界。在这种综合性大学里，我发现，领导和被领导角色一般都很轻松自在，虽然我必须承认我自己的领导经历比被领导的经历多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术机构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那些起源于理工学院和职业学校传统的学校也变得逐渐向基层民主化发展，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潮大大加速了民主化。
今天，甚至在多数不大有名的大学中，一个人没有学院中教员的强烈支持是不能出任院长的，没有全系的同意也不能出任系主任。甚至在任命大学校长时，教员的意见——特别是它暗中与候选人联合在一起时，好像也和评议委员会的意见同样重要，至少能对不想要的候选人行使否决权。最后一次在少数教员参与下，由上级任命卡内基理工学院院长是在1965年。
今天，在综合性大学里要促进真正的革新比民主化发生以前更困难了。我对这点感到遗憾，并认为组织民主化的代价已经很高了。更有甚者，我不相信这种组织内部的民主化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有什么联系或相干，但这个话题超出了我在这里的意图。20810.研究与科学政治学
我到卡内基—梅隆以后并非所有时间都致力于组织和机构建设。这一章我要专门讨论我们在那里开展的研究以及我在校外的专业活动。研究各种组织
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前6年，我的研究从经验上和理论上填补了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搭起的关于决策问题的框架。我文件夹里有一份哈罗德?格茨科夫和我于1952年2月28日写的计划，也许是一份申请资助的提议，论述了关于组织研究的5年计划的要点。它以《管理行为》作为其理论起点，建议进行实地研究、实验室研究和理论研究，强调为了建设理论，需要把那些从各种来源而不仅仅是从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发现集中起来。
文件中最有趣的重要介绍是组织中的决策应该与学习理论相联系：“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组织结构和组织成员的参照系同角色的学习有密切的关联。”这一想法的来源可能结合了哈罗德?格茨科夫以前关于“定势”或参照系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和我几年前在帮助组织“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时的经验。这一想法预示了参照系在问题解决和学习中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现在喜欢称它为“问题表征”或“构架问题”。在完成这份备忘录以后39年的今天，问题表征仍是认知科学研究议程中的重大问题。
甚至在这份计划备忘录写出之前，我们已开始了第一次大型经验研究：“管理人员研究”(
Simon
et
al
1954)。我们为此去工厂和售货处看高炉操作员和售货员用什么帮助他们进行决策，会计师如何进行公司会计和成本会计记录的。
“管理人员研究”对我是一种冒险。我仔细观察乔治?科兹曼茨基从调查对象中提取的信息，与此同时，我还长途跋涉穿过麦基斯波特美国国家钢铁厂红棕色的尘土，去了解钢厂如何精确管理并如何决策的。科兹曼茨基是我们从哈佛商学院雇来的一位年轻博士，他在分析会计记录方面特别熟练。
与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后来关于组织决策的经验研究时一样，我在进行“管理人员研究”时与许多同事一起工作。这些集体组织的关系是我以前在伯克利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经历过的关系的混合物。就像在伯克利时那样，我的许多同事是年轻学者，他们参加我们小组时懂得他们将和这些科研项目联系在一起。我是他们的同事，但也是科研项目的领导者。那一时期我有8位同事属于这一类。
另4位是更年长的教员同事，我与他们的关系类似于我与唐?史密斯伯格和维克多，汤普森的关系。我与两位一起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合写了《公共行政管理》一书。另外，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前5年，我与8个学生一起发表过论文，其中只有两人（爱德，费根鲍姆和阿伦，纽厄尔）是我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按照那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惯例，我一般不在那些以我学生的博士论文为依据的文章上共同署名，甚至直到近年来我也只是在学生的邀请下这样做过五六次。
在卡内基，项目研究小组的人员通常每周见面汇报进度，布置任务，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讨论研究工作。在关于组织决策这个项目中，我们记录并传阅了这些会议内容，所有参加科研项目的人员常常准备工作论文，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给同事们评论。
除了科研项目，我通常还和单独一人合作，偶然也有与三四个人合作的。在这种场合和我与研究生在一起时一样，我们也常常每周讨论。和个人讨论通常安排一小时，工作小组的会议可能要花几个小时。搞合作时每个成员在两次会议之间在个人的经验和理论工作上所花的时间要比开会的时间多得多。
最终要发表的论文初稿可以由参加合作的任何一个人来撰写。因为我写起来不费力而且流畅，所以我实际上写的要比分担的任务多，当然最后出版时我是论文的合作者之一。发表的论文按姓氏字母排列，除非合作小组中有一两个人是明显的重要作者。．
我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中继续和许多学生、教员同事一起工作——我总共与踟多人合写过论文——但通常不是在涉及许多人的大型经验研究项目情况下。而在伯克利的几年和在卡内基最初5年，我主要的经历是参加大型的经验性实地工作。
“管理人员研究”之后接着有一个福特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它包括一些让我们获知其决策过程的公司的某些特定情况的详细案例研究。迪克，西耶特和吉姆?马奇都参加了这个项目，这样开始的合作导致了他们的开拓性著作《公司的行为理论》（1963年出版）的问世。
211
在有哈罗德，格茨科夫、吉姆，马奇和我及其他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的记录中，我们用于描述决策过程的发展的语言很有趣。我们对能从组织中的某个管理者传达给另一个管理者作为决定而输入的“决策前提”以及这种前提的“岛屿”谈论了很久。当哈罗德把他关于问题解决的早期研究成果介绍给这些会议时，我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决策过程与问题解决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正在从事的创立经济理论的工作也朝类似的方向引导着我。因此早在1951年，问题解决的说法就开始慢慢出现在我们工作会议的会议录中了。
我们对问题解决兴趣的增强使我们重新去学习曾在这个课题上做过研究的心理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像诺曼?梅尔、马克斯，沃特海默、卡尔，邓克尔和乔治，卡托那。这是试验性的第一步，不久以后，顺着这条路，我和阿伦，纽厄尔与克利夫，肖合作去建立启发式问题解决计算机模拟。
吉姆、哈罗德和我还着手制定一种组织理论的“命题调查表”，这是福特基金会的伯纳德，贝雷尔森委托我们做的。吉姆，马奇和我在哈罗德的帮助下合著了一本名为《组织》的书(
Marchand
Simon
1958)。这本书代表了我们对这一任务的解释。它在组织理论的系统化方面是成功的，而在对支持其命题的经验证据的配置方面不太成功。
尤其是因为，虽然我们敏锐地感到有必要利用实地研究来验证和扩展我们的组织行为理论，但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比较来自各种不同案例研究的信息，这些案例研究在收集和分析数据时使用了一些相对来说是非正式的和完全非标准化的方法。在卡内基，研究工作后来大都针对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学会了处理全部或大部分方法论难题。也许我们最重要的贡献是表明人类大声思维的口述报告可以被用作客观的资料，特别
212是在和计算机模拟结合在一起时。
贝雷尔森并不认为我们的书包含了命题调查表的大部分，而且它包含的理论已陈旧。吉姆和我几次谈到想对它进行修订，但我们都认为把我们从不同的专业道路上再回到一起将很困难。（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出版…种独立的第2版，看看哪一种畅销！）
1957年哈罗德另谋高就，1964年吉姆也走了。1956年以后，新的计算机模拟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移了我的注意力。1961年迪克?西耶特当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院长，这就大大减少他的研究时间。既然我们关于组织决策的研究至少在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招聘不到一个人能代替原来四人小组的领导。他们的确不是由其他博士点培养出来的。
60年代早期，组织理论和企业的行为理论的黄金时代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已告结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运筹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尖端数学技术的研究和新经典经济学理论逐渐统治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1951年经济学家流产了的革命在60年代获得很大成功。数学方面
在我进行管理科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同时，我与考尔斯委员会并通过它与兰德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参加那里的咨询活动，因此受益匪浅，同时能遇到更多的人，以便通过招募研究人才的新方法来帮助推进应用目的。如前面所说的，1952年初，我常去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并在后来的10年中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暑假和整整一年(1960～1961)。
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我的管理科学研究，如在第9章中说明的那样不同于我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是比尔，库珀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计划在1950年2月21日的一份基本规划备忘录中作过安排，那是在我讲述的那次危机发生前的一年中。在“生产技术”这一标题下，包括库珀—查尼斯的“线性规划”工作和霍尔特—莫迪格利尼—马思—西蒙①的“工厂生产日程安排”研究。
这份计划还有许多地方强调财政数据对决策的影响——这是比尔，库珀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它终于导致像查尔斯，博尼关于企业的计算机模拟这样的结果，它表明会计系统中的变化如何引发业务决策的变化。
我自己那时在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有若干课题，它们都涉及到实质内容和方法论。《人的种种模式》(
Simon
1957a)
-书对此作了充分的概述。该书收集了我在卡内基最初5年写的论文。第一部分包括那些论因果关系的论文，是从我在考尔斯委员会研究认同问题的工作中引申出来的；第二部分试图表明对几种流行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乔治，霍曼斯和利昂?费斯廷格的理论）进行“数学翻译”的效用；第三部分提出几个模型来阐明巴纳德和我提出的组织理论如何同企业的经济理论发生关系；第四部分对有限理性概念进行形式化处理并作进一步探讨。这四章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对我后来的生活及经济工作中发生的重大事情很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