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1956)，是第14章的姐妹篇。它再次采用了满意化这一观点，提出一种关于理性的达尔文模型。把满意化和达尔文主义放在一起看来好像矛盾，因为进化论者常讲适者生存。但事实上“自然选择”只预言生存者将是足够适应的生物，也就是说，比那些在与其竞争中的失败者更适应一点。它要求的是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这篇论文表明，生物生活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不相适应的需求，比较简单的选择机制如何能使生物在通过其生活迷宫的搜索中得以生存。它为生物描绘出了一种完全是以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为依据的程序理性。
第15章有一个奇特的副产品——我写过的唯一的一个小故事。既然没有人告诉我它有什么文学价值，那么它应当作为哲学读物而不是文学作品。它用迷宫的隐喻来探讨满意和人类基本价值之间的关系（第15章把模型自由地转化为隐喻）；下一章我将详述。
《人的种种模式》第11章，“雇佣关系的形式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先声。近年来奥利弗?威廉森等人已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我在第11章中打算以新经典推理的模式来阐述组织理论的某些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倒退逆转。在197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伊利讲座上我为此这样解释：在我1951年的论文中，我阐明了雇佣契约的特性……我的论证需要有一个定理和15个数学方程，并假设雇佣双方都发挥其最大效用。实际上，实用的基本论据很简单……严密的经济学论据（包括论雇佣双方发挥最大限度能力的行为的想法）是不难转变为一种简单的定性论据，
即雇佣契约可以是处理某些种类的不确定性的有用（“合理”）的方式。
因此，我的雇佣契约理论大部分内容可以完全不用方程或最大化来表述。但它以定性形式出现时就引不起经济学家的注
216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他们继续在往新古典推理的旧瓶里倒新酒<：）至少我们有些新酒。
第13章“伺服机构理论在生产控制中的应用”，这项工作起始于我和查尔斯，霍尔特在一家油漆工厂所做的安排生产日程的运筹学探索工作，更准确地说，它引导我们用一种新的运筹学工具来处理种类广泛的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计划问题，那个油漆厂应用了这一研究。
通过对成本作很近似假设，我们能通过少量计算来解决精确的最大化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找到大致接近于现实世界的最优方针。后来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和包括约翰?马思在内的几个研究生参加了动态规划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直接产物是霍尔特，莫迪格利尼、马思和西蒙撰写的那本书：《计划生产、库存和劳动力》（Holt，Modigliani，Muth，and
Simon
1960）；还有一个间接产物——理性的期望值——这属于下一阶段的事了。系统研究实验室
除了1952年兰德公司让我去参加咨询以外，我与兰德公司从1952年到1955年还有另一方面的联系，这对以后的事有很大影响。
1952年以前，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忙于组织决策研究时有四个人——约翰?肯尼迪、威廉?比尔、罗伯特?查普曼和阿伦?纽厄尔（都在圣莫尼卡）——构想了一个宏大的——或者说宏伟的——在实验中研究防空组织行为的研究计划。该实验室取名为系统研究实验室，它将模拟整个防空预警站（大约有50名）：作人员）。美国空军为模拟提供预算和接受试验的飞行员，
217
在这一虚构的研究项目的计划阶段，这个小组的人来请教我，因为我在指导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实验和其他组织研究方面有经验，我成了顾问；而且1952年初我第一次访问兰德公司时，见到过阿伦，纽厄尔。我以前不认识他，但熟悉他写的几篇数学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试图把组织理论形式化。我对其中的数学印象不太深，觉得好像文章中定义比定理多（对形式化理论这总是不好的迹象），但我对那些有意并有技能把数学应用于这类问题上的人有好感。
我和阿伦谈话的最初5分钟，我们都发现我们的思想意识很类似。我们立刻开始热烈的讨论，虽然认识到我们两人用的词语不同，但我们都把人的心智看作一种符号操作（我的术语）或信息处理（他的术语）系统。
系统研究实验室为想知道雷达操作员和航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如何决策的人提供了极微细的数据资料。这一系列实验进行了3年，积累了大量这种资料。在这期间，接受试验的人员之间的所有通讯都被记录下来。但我和阿伦在试图对这一过程作形式描述时仍不断受挫。不知怎么的，我们缺乏必要的语言和技术把能思考的人称作信息处理机。结果我们对在系统研究实验室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作很好的分析，而只发表过一篇有关这些实验的相当平淡的论文。①
阿伦和我在系统研究实验室实验数据上遇到的挫折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其中第一次失败将在本书第12章谈及。简单地说，它决定了我的余生。它使我处于我再也没有逃脱或再也不①
然而，系统研究实验室并非完全无用。如果说它对基础科学很少作出实质
性的贡献的话，它的技术借助于计算机后完全自动化了。它的培训程序后
来独立成为系统发展公司，该公司多年来负责培训军事人员来操作远程预
警线防空系统和各种新式的系统。218想逃脱的迷宫之中。社会科学政治学
我的“向心性”通常使我参加校外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专业活动。既然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时已开始卷入科学政治学，我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讲起，简单地回顾那时的情景。
鉴于我受过政治学家教育，我把相当多的时间献给政治学大概是不足为奇的。我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关心社会科学，然后是关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里我谈社会科学这一部分，第二部分将在第19章谈，因为它与我1967年被选人国家科学院后发生的事关系更密切。
政治学
我作为政治学家进O＼了科学政治学领域——这就是说，进人了与自然科学（有人会称它为“真正的”科学）完全隔离的领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职期间，我活跃于美国政治学协会(APSA)，是煽动这一学科中的行为主义革命的顽童，我在第4章详述过这一革命起源。《管理行为》和以前发表的文章使我在煽动者中有些名望，但我们没有找到可靠的长者领导我们（V．O．基是我们的候选人，他多少致力于行为科学主义。但他是一个渐进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
我对这一活动的全部记忆是在一次召开APSA会议期间，我与其他共谋者在华盛顿市中心（那时还是新建的）希尔顿饭店我房间里的会晤；还有后来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APSA会议上挫败重选APSA的在职秘书。我们的目的是要设法确保《美国政治学评论》赞同行为科学框架内的研究，并使这项研究在协会
219的年会中占有适当地位。行为科学家逐渐引起协会注意，但那是因时间的推移和旧卫土的退休引起的，而不是通过革命活动实现这一变化的：
福特基金会
大约1951年伯纳德，贝雷尔森来与我商议有关福特基金会新行为科学部未来的研究项目，包括一项关于培训中心的很有试验性质的计划。阿诺德，撒克里（1984年）在福特研究项目的历史报告中指出我早先被定为可能的顾问，这可能是因为我熟悉该项目的组织者之一，密歇根大学的唐‘马奎斯。
我第一次对伯纳德提出忠告是在芝加哥他召开的…次会议上。我提出基金会在行为科学方面的钱应该用来资助研究，而不该用于像培训中心这样徒劳无益的事。我认为研究项目最有用的作用是填补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它的章程中所遗漏（因而也不给资助）的社会科学这一空白。
我在芝加哥会议上提出建议后，又于12月10日给贝雷尔森一封长信。我争辩道，“福特基金会的其余研究项目是如此倾向于应用，以至基金会应有戒备地管好项目的财源。”我又…次表示反对培训中心的想法，认为把这些钱分配给三四个学院要好得多，让一些年长的教员与有才能的高年级学生一起自由地研究和工作。应要求这些学院合作，这样才能保证在几个学院中分派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工作，而且基金会还要“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加设竞争性的奖学金方案”。
由于我对我长期以来所关心的事——即学生在确定在自然科学中度过一生之前很少接触到社会科学——表示关心，我提议拨一些款给几个学院，d’让它们可以试验一下培养几个有杰出研究才能的人，使之早期就关注社会科学。我还评论基金会对
220支持交叉学科研究的提议：把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放在一起比一个人从事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困难问题要少。但是把交叉学科队伍合并却屡屡失败……除非让各学科的个别成员成为交叉学科的人。我不愿拿出一分钱去帮助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家去和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合作，除非他们俩保证认真地而不是不求甚解地学习另一门学科至少一年。在三页多这样的批评和评论之后，我表示：希望尽管有这些不同意见，我在芝加哥时向你表露过，我对这一总体目标和你在研究计划中所强调的内容很热心……（我感到我们）都根本上确信要……做这项工作：培养行为科学进步所需要的人才；促进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积累，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围绕一些以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为代表的核心学科扩大研究。
但福特基金会一半以上的人已承诺去创建一个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所以我不久也成为帮助贝雷尔森制定规划的委员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拉扎斯费尔德（贝雷尔森的长期合作者）那思想丰富的头脑已有这样一个中心的想法，他设想那是年轻的博土后拜名家为师学习其好方法的地方。
在我（和其他人）看来这是可怕的想法，我们逐渐改变计划，取消原来提议的年轻人和年长者双峰分布，代之以有各种年龄段和资历的学术骨干。中心将是研究和写作的地方而不是培养博士后的地方，它将招聘到它能找到的最好的社会科学家，这些
221人能在这里过上一年，最好是在他们已完成一项重大研究并处于反思和写成论文阶段。
我反对原计划的理由是我怀疑年纪大的人是否具有教社会科学的好方法，博士后“年轻人”是否应拜他们为师（我那时35岁）。也许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并不缺少那些知道怎样搞好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而是缺少钱去支持他们的研究。如果成立一个中心，它的资源至少应尽可能贡献给研究。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这一计划的改变打破了保罗，拉扎斯费尔德的梦想，虽然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是朋友，但他从没有完全原谅我参与了破坏活动。
关于另一个争端，我不坚持。在考虑了中心的几个可能的地点之后，选中了斯坦福校园上方的小山——荷花园中的美景，我是不会选这里去提高生产力的。这样做产生了不曾预见的后果（或它没被预见？）：后来斯坦福大学能在50年代与60年代聚集起一支极大的社会科学教师队伍，他们来自这个中心的加利福尼亚“老兵油子”。
我卷入福特基金会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对我个人事业的主要影响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知道了我，我还获得大量有关现行研究状况的资料，尤其是全部研究者的名字和人数。另一个结果是，由于我强烈反对该中心，所以我一想到要在那里过一年就感到不自在，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不愿去那里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显然缺乏合适的计算机设备）。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50年代我被聘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几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20年代查尔斯，梅隆等人创建的促进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其中的商业企业研究委员会聚集了对商业企业有兴趣的经
222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对组织有兴趣的人。几年后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卡尔?豪夫兰、乔治?米勒和我）管理来自福特基金会的一小笔赠款，资助我们搞现在称之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工作。
1958年，我应邀参加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会，一直干到1971年（包括当了5年主席）。其中大部分时间，彭德尔顿，赫林任理事会主席。我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对社会科学家的数学培训，并打消学科间的界限。
1952年，这个理事会成为旨在提高社会科学数学熟练程度的活动先锋。在这一问题上，我仅仅是支持已经进行的事，并促进把数学扩展到计算机模拟。理事会的社会科学家数学培训委员会后来脱离出去成为独立实体。它主要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这个委员会在几年中特别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极有成效地传播数学技能（在经济学领域，数学化已飞快地继续地进行着）。
促进跨学科活动本是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主要动因。但在理事会会议上，我经常心寒地听到这样的措辞：“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等等。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措辞就向它挑战，但这就像试图从密尔沃基本地人的词汇中清除掉“不是这样吗？”那么难。
我在芝加哥大学自由游荡的经历，以及我在考尔斯委员会和兰德公司许多跨学科的接触，并没有让我做好准备面对我在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遇到的对某一学科的忠诚。我看到了这些学科在学术界起的作用如同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起的作用。学者们通常是在本学科文化中度过他们一生的，很少能摆脱这种孤家寡人的存在方式所造成的眼界狭小（我后来从我自己在
223经济学中的遭遇得知，这些学科和国家一-样热心地从事帝国主义冒险）。
我尽可能促进理事会这些跨越界线的活动，并对那些似乎更适合学科的专业协会的活动表示异议。我的努力至多只是在…定程度上获得成功。1966年，我成为理事会主席的前一年，有10个委员会真正是跨学科的，但至少有6个委员会只是布置单学科活动。我在理事会活动的这些年里，这一比例变化不大。
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福特基金会已深深地迷恋于地区问题研究，地区问题研究产生了俄国、东亚、拉丁美洲或非洲事务的专家。几乎所有资助的钱，特别是它的奖学金都挪用到这方面。理事会用于跨学科培养的传统奖学金几乎枯竭。1966年，理事会有9个委员会从事地区问题研究，这还没算上培养地区问题研究专家的研究员挑选委员会，
这些地区问题研究是否就是我寻求的那种跨学科主义呢？我想不是的，也许我的判断太严酷，根据不是太充分。它们的目的多半在于培养地区专门化范围内的学科专门化：俄国经济问题专家、中国政府问题专家、印度尼西亚家庭问题专家。由于需要强调语言技能，加之经常受当前事件的吸引，他们似乎往往退化为高级记者。
向福特基金会争论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是无效的。还是有点儿迟疑（“我吃谁的东西，就唱谁的歌”）。至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来扭转地区问题研究，使它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重要论题的比较研究委员会，把合适的地区问题研究专家拉到一起。这将迫使他们在更高的理论水平把他们的工作形成概念。
我们从没有看到基金会在这一点上做很多事。我也从不肯定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对我有多少理解和支持。在我就这一话题
224定期发表讲话时，人们点头称是，但过后却看不到有行动。我肯定他们在如何打动我们的投资人方面比我更现实。
然而，今天我看这一活动领域时，我更多地看到文化间的比较分析多数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所以我对地区问题研究计划的长期效果更加肯定了，我想我不会对这些新的发展声称有任何个人功劳。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工作对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没有什么明显影响，而且可能还不高产。但它对我起教育作用而且令人极为愉快。除了两个月一次在纽约的会议外，理事会每年秋天在波可努斯的名胜地斯基托帕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会上我有机会与许多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成为朋友，并参加他们鼓舞人心的谈话。
在福特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活动中我首次试图影响一些大事，然而一个人的努力是否有什么成果，这不清楚，但在那里甚至一个极小的成果也会是很重要的（小的正数乘以无限大能是一个大数）。11.没有牛头人身怪物的迷宫
在1956年的论文“理性选择和环境结构”中，我围绕迷宫隐喻编织了一种形式模型描述一个生物（一个人？）如何能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满足多种需求并且不依赖于超人的理智和计算能力来生存。这种模型为有限理性的生物——与我们一样的生物——提供了一种实际可用的构想。
我为论文中对理性的说明感到非常得意，一年后我觉得自己照着这个说明在写一个小故事“苹果”。我故事中的迷宫与克里特岛神话中的迷宫不同，没有哗众取宠的豪言壮语，没有提修斯在迷宫中心寻找可怕的牛头人身怪物，然后顺着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线逃离。它的核心人物不是提修斯而是一个普通人雨果。这个故事描述雨果的一生，非常像所有人的生活，是一种在迷宫中的搜索过程。写故事时剥去了运用隐喻的技术性论文的数学包装。
我对迷宫原来有些想法，我与作家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1972年在（阿根廷共和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谈话促使了“苹果”一文的写作。与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
1970年12月，多萝西娅与我访阿根廷。我要在那里做几次关于管理的讲演。在安排日程的通信中，我作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我要求拜会一位名人。10年来我一直很欣赏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那时我不知道他的诗）并被故事中迷宫起的作用所打动。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给他写了信（用英文，因为我知道他英文很流利）：我的职业是社会科学家，我试图通过数学模型（或像近些年来那样，用计算机模拟程序模型）方法来理解人类行为。1956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把生活描述为通过迷宫的回廊的搜索，这个迷宫有大量要达到的目标，它们使迷宫有许许多多岔路。
几年后我偶然读到Ficciones①，特别是《通天塔的图书馆》这个故事，发现你也把生活设想成通过迷宫的搜索。我问是否还曾发生过类似的转移，即从无生命的数学模型转移到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
（那时或后来我都没有向博尔赫斯承认，1956年我也试图设法把我的数学模型的灵魂转移到一个小故事中去。你将在这章的后面看到这一尝试的结果。）
我在国家图书馆博尔赫斯那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漂亮的巴洛克式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我们（用英语）谈了几个小时。这里①
1960年到1961年我在兰德公司时，爱德，费根鲍姆让我注意这本书。
227我转载与迷宫有关的部分。
博：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这次谈话感兴趣。
西：我想知道迷宫是如何进入你的想象，进入你的思想的，以致你把它编入小说中。
博：我记得在一本法文书中看到过迷宫的雕刻——那时我还是孩子。那是一种没有门但有许多窗的圆形建筑。我常凝视这幅雕刻，并想如果我拿了高倍放大镜接近它的话，我将看到牛头人身怪物。
西：你看到了吗？
博：实际上我的视力从来就不好，不久我发现生活复杂性的某些东西好像是…种游戏。这时我并没有提到象棋。也许我可以用诗来表示：对于爱我已变得太老我的爱
已使我年迈。但还不至于
老眼昏花
长夜茫茫
笼罩着我们。那深藏在爱
和激情之中的什么
仍使我惊异。
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在英语中，用迷滓(
maze)表示“迷宫”，用惊异（amazement）表示“吃惊”，这里也有清楚的语义
228含意。
这是我感知生活的一种形式：不断的惊讶；连续不断的迷宫岔路。
西：牛头人身怪物的迷宫和你的迷宫之间有什么联系，哪一种要求不断选择？类比是否超出了一般概念？
博：在我写作时，我并不依据教义来思考。我想我的故事是以某种方式被赐予的，我的任务是编写它们。我既不寻求含蓄的言外之意，也不从抽象的思想出发；我不是玩弄符号的人。但是，如果对我的…个故事有些超凡的解释，那不是因为我发现了它，那是批评家和读者的事。
我写故事，仅仅因为人物和思想使我感到有趣（它们也许会使别人发生兴趣）。批评家和学者们把所有这种种意图都归因于我；认为这个或那个故事应该是某种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甚至形而上学思想意识的根据。也许在我这里意图是下意识的，并不在意识层次。我也不打算把它用于意识层次。
我料想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我相信这种事对解释思想家的作品是适当的，而我不是思想家，除非把所有人都看作思想家。‘，
西：无疑在你作品中出现的独特的迷宫之间有明显的差别。显然在《通天塔的图书馆》中你是从抽象概念开始的。
博：这不对！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故事是怎样涌现的。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一个小公共图书馆里工作过9年，只拿可怜的一点点工资。在那里工作的人很难相处。他们无知，实际上是愚蠢。这给我一种恐怖感。
有…天我对自己说，我整个生命要被埋藏在这个图书馆里了。为什么不发明一种由无止境的图书馆来描述的世界呢？在这种图书馆里人们能找到所有已经写出来的书，同时，我学过
229一些排列组合，看到这种图书馆中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这是一个例子，我知道有关故事中该论题的起源。
这种图书馆的想法唤起我最深切最真心的欢乐，我在写它时感到真正的快乐。这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满足，而且是一种无上的幸福。
西：那么为什么你如此强烈地被牛头人身怪物的观念所吸引？
博：这很奇特。这种观念在这个神话故事中并不像另一个名字那样吸引我。我在一本字典中看到阿斯特朗的名字。它的含义是星星或天体。这是一种印象，我总以为读者能欣赏它。
西：我确实发现你作品中的迷宫概念具有一种真正理性的统一性，虽然在每个故事或叙述中有非常有趣的特色差别。
博：事实上我相信这种统一性的出现是因为我所有讲迷宫的故事都是对我精神的特殊状态的反应，这种精神状态恰好把我带给这个题目。
西：至于你的组合分析观念，它们的起源是什么？
博：我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这是伯特兰德，罗素的《数学哲学导论》。后来我对一本叫《世界和个人》的书感兴趣(
JosiahRoyce
1899)，这本书提出了有关这个论题的非常奇异的实例。它举了一个英格兰地图的例子。这张地图就画在整个岛上，假设这张地图本身在整个地图的某处，地图中还有地图，以此类推。这就产生了一种无限的思想。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对这种推理形式的爱好，他常常让我在一旁与我交谈并问我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有一次他拿了一个桔子对我说：“照你看，这桔子的味道是不是在桔子里？”我说：“是的。”然后他问我：“好，那么你认为桔子是自己在不断地辨味？”
230
西：我料想这些问题的结果把你引向深奥的唯我论。
博：事实上，我父亲并没有让我思考哲学根源，他只是给我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很久以后他给我看一本哲学史，在那里我遇到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起源。我父亲用同样的方法教我下象棋，虽然实际上我总是下得很差，而他下得非常好。
另外，我父亲对诗的爱好也传给了我。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济慈、雪莱和其他诗人的书。他还背诵这些诗，甚至现在我背诵菲茨杰拉德的《奥马尔?加亚姆》或其他的诗时，我母亲还说她好像在父亲那里听过。
西：有人告诉我，你第一次读的《唐吉诃德》是英译本。
博：是的，确实如此。
西：这很奇怪，因为我第一次读的是用西班牙语本。当我用英语看这本书时，唐吉诃德的幽默完全失去了它的微妙。
博：是这样的。翻译作品常常如此。
然后，博尔赫斯问到我的工作，我开始谈计算机以及相信用计算机模拟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思维的可能性的含意。
西：我设想自由意志有如下形式：它属于这样的事实，在我采取某一行动时我是那个行动者，而且已引起这一行为的某种东西并不使我（行动者）不自由。
所以在我们到达迷宫的岔路时，“某种东西”帮我们选择走哪条叉路。我研究的原因，以及我对迷宫着迷的原因是我一直想观察人们在面临岔道时的行为并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向左走或向右走。
博：似乎这种事在我的故事中不断发生……但如果我不用特殊的词语来写这些故事，那么一切将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说，
231如果我写了这些故事，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去写，或是因为我需要写。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会创作其他故事，而它们对我就无意义，或者也许对读者就没意义。因为读者会感到它们是做作的文学练习。
这样博尔赫斯否认了《通天塔图书馆》或《岔路的花园》背后有抽象的模型。他写故事，他并不是用具体例证说明模型。他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小故事
我打算写故事时确实开始于一个模型，事实上正是我1956年的论文“理性选择和环境结构”中描述的迷宫模型。在完成的作品中无疑可以觉察这一点。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写它。你们可以把它看作哲学、看作故事或者看作做作的文学练习。要是你们不喜欢方程式，它至少可以对我的决策理论提供一种不太费力就可以理解的介绍。
苹果：迷宫的故事
从前有个人叫雨果，他住在一个有无数房间的城堡。因为
这些房间都没有窗，而且他一出生就住在那里，城堡就是他
所知道的唯一世界。他母亲在他很年轻时就去世了。她曾
告诉他另一个“外部的”世界，由一个单独的大灯照亮，灯每
隔10或12小时开和关。她本人也没有看见过外部世界，
但关于它的故事世代相传。雨果从不确切知道他的祖先是
否真的住在那个世界或看过那个世界，或者这些故事是不
是很久以前编造出来给城堡的孩子们娱乐的。不管怎样，
他只是通过他母亲的故事知道外部世界。
232
城堡的房间是正方形的，而且非常长——雨果以轻快的脚步从房间一头走到另一头要10分钟。每个房间尽头的墙上有四五扇门。这些门上备有锁，所以只可以从一边打开，从另一边则打不开。可以打开房间西边的门进屋，同时，可以打开东边的门走到邻近的房间。当雨果走进一间房间，他身后的门就关上，他不能沿原路回去而只能通过一扇东边的门走到其他房间。
有一阵子，雨果很好奇地想知道这些房间是否可能被排成一个圈。这样，如果不是直接地，他也可以绕道回到某一房间。这一点不容易决定。
因为许多房间看起来都一样。有一次他在通过的每个房间里撒了一些面包屑，并留心看他回到他走过的房间的迹象。他一直没有再次看到面包屑，但他不能肯定是不是与他同住在城堡里的老鼠把它们吃了。
他母亲死后，雨果独自住在城堡。也许看来很奇怪，他和他的祖先一样不久就要饿死于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大多数房间是没有装饰的，里面只有一两把椅子和一张沙发。雨果觉得在他漫步途中要休息或睡觉时有这些已很舒适了。但时不时地他走进一间房，看到盖着白亚麻布的小桌上有充足的可口饭菜。
我们这些习惯于多种食物的人为了餐桌上的快乐从世界各地聚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对伙食完全满意。但对口味简单的人——雨果来说，他的口味还没有发展得很精细。有的房间里有水果、蔬菜、面包、熏肉和干肉，雨果觉得这些房间里的食谱已足够令人满意了。既然雨果不了解其他世界，他对城堡为他的疲倦和饥饿所作的安排并不惊讶。他从不问他母亲是谁在桌上放了食品。
233
有食物的房间不很多，如果雨果受过足够的数学教育，
就能估计食物的相对数。连接各房间的门是用明亮的玻璃
做的，雨果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五六间屋里有没有餐桌。如
果视觉范围内任何一间房里有餐桌，他从他站的地方就能
看到。
当雨果一段时间没吃东西而饿了时，他就会挨个在四
五扇出口门上张望，看哪间屋里能看到食品。如果没
有——通常这样一他就打开一扇门，快步走到另一间屋，在
新的地点重新察看。通常在1-2小时的活动之后，他最终
能看到一间有餐桌的屋子。然后他快步走到那里，以保证
在1小时内吃到东西。他从没有真正处于饥饿的危险。只
有一次，他被迫连续找了足足4小时才看到餐厅。
因为城堡的生活并不十分紧张，而且在雨果面前时时
摆着的食品颇为丰盛，他很少一天超过两餐，在他实际上
并不饿而溜达时，他要是碰到餐厅就只是穿过它，甚至连点
心也很少拿。有时，他要在走累之前找到餐厅，以保证在他
醒着的时候及时吃到早饭。
由于大自然的这种慷慨——或者说城堡的安排，总之
它发生了——搜索食品只占雨果一小部分时间，其余时间
他只是睡觉和闲逛。多数房间墙上有动人的壁画，幸好他
觉得这些画很令人愉快，他自己的思考也足以令他不感到
无聊。他已习惯于孤独的生活，并不因孤独而烦恼。
雨果坚持写简单的日记，他发现他的时间是这样度过
的：每24小时中睡觉占8或10小时；大约3小时找餐厅，
吃饭2小时。余下IO小时闲逛、看城堡的装饰品和在房间
里舒适的椅子上做白日梦。
雨果这样活着，除了穿的衣服外，很少需要私人财产，234但他母亲给了他一个小背包，他一直背在身上，里面有梳子、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其他一些有用的物品——以及一本圣经。圣经是他所知道甚至是看过的唯一的书。在他母亲教导下，圣经是他的启蒙读物，而且不断地为他提供愉快的有教益的活动，虽然其中讲的“外部世界”上大部分的事对他几乎是无意义的。
你可能假设城堡墙上的壁画会帮他理解外部世界，学习像“树”那样简单的单词的意义。但图画没有什么用——反正如此——因为城堡壁画师画在墙上的图案是完全抽象的，即使在这些画中出现，也没有一样东西像树——或像外部世界的居民可认识的东西——那样平常。
然而壁画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了雨果。花很长时间去察看它们使他大大发展了理解和欣赏抽象关系的能力。必须认为他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来读圣经中的创世神话和寓言——具体的物体在他看来呈现出抽象符号的意义，这就是说，他理解圣经的方式恰恰与圣经的写作方式相反。这些故事的作者在故事和寓言中发现用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来传达关于世界意义的深刻真理。雨果剥除这些经验，而以抽象的体验，常常能把这些故事直接还原为这些故事要传达的主张。
我不是想暗示雨果完全理解他读过的全部东西。伊甸园的故事使他特别迷惑。智慧树上具有的什么样的诱惑力使夏娃不顾后果地任性——为一个苹果而冒被逐出伊甸园的风险？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树，他却很熟悉苹果，因为他常在铺着亚麻布的餐桌上看到它们，他母亲还曾教他说它们叫苹果。雨果觉得苹果味道很好，但也并不比他用以充饥的许多其他东西好多少。也许在这件事上，他的实际经
235
验妨碍了他的抽象能力，并使这个特殊故事比其他故事更
难理解。他确实及时学会了回答，但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经
验引导他这样做的。
木一个冬天的下午——当然是根据外部世界的事件和
日历来判断的——雨果一直在安乐椅上休息，忽然感到饥
饿，他习惯地站起来走向屋子的东头，透过玻璃找餐桌-
由
于什么都看不到，他打开第二扇门走到另一间旁间，重新察
看。这次他从第4扇门看到第5个房间有他所找的餐桌。
不到一小时他已到达餐厅，准备享用正等着他的饭菜。
但正在这时，雨果做了他从未做过的事。坐下吃饭前，
他扫视了一下桌子看看有什么样的面包。他看到桌子中间
放着香肠和奶酪，半个刚烤好的黑麦面包。他看到面包就
闻到——更确切地说是想到，因为与他的鼻子无关——用
白面烤制的法式面包的香味。伴随着这想象中的香味，他
稍稍觉得厌恶面前的饭菜。
如果雨果在他生命的关键时刻停了一下并作思考，他
想象中的不明确动向可能会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生活也会
和以前一样。他虽然一生中有许多时间是在进行反思，但
他以前从没有机会去深入思考实际走的路线，他现在也没
有去思考。没有再停顿，他从桌旁转身很快走向下一排门。
透过玻璃看不到餐桌，他推开其中一扇门又快步向前
走。在第3间屋的一头透过安全门他又看到了一张很远的
桌子。他努力要辨认桌上放的是什么食物，但太远了。他
几乎跑着过去，走进最后一间屋，很高兴地发现在桌上摆着
的食品中有一个法式的白面包。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不久
后就睡着了。
雨果逐渐发展了——或发现了——口味和偏爱，这是236不知不觉中的事，并没有让他觉得不习惯。虽然不是每张桌子上有法式面包或熟橄榄（他不久开始爱吃熟橄榄），但大多数桌子上有。此外，他并不坚持每顿饭要吃这些美味。肯定，他每天用于找食物的时间增加了，但这仅仅意味他以较认真的意向代替闲逛，这或许为他的生活稍增加乐趣。
但几次重大事件预言了更困难的未来。有一次雨果先后走过4张餐桌，因为食物不合他的口味，3个多小时在饥饿中匆忙地寻找后终于找到第5张桌子，但是除了他更饿以外桌上的食品与前4次没有什么不同。在有过这种经历几天后，雨果不太挑食了。
同时，雨果发现他的偏好还扩展到对城堡墙上的画上。他发现自己有两次在一个门口简单地察看了前面的房间后走开了，因为那壁画上的颜色和图案并不令他喜欢。几星期后，在他刚有点饿时看到远处有一餐厅，但要到那里去就要经过一些房间，那里的装饰他不喜欢。到第二间屋他转身窥视其他几扇玻璃门——都看不到餐桌——看是否能欣赏着较满意的壁画而到达为他准备好饭菜的房间。他失望了，只好按原来的路走。但后来，他怀着能找到一条新路得到食物的希望转身去看别的房间。
现在雨果的日记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首先，他醒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喜欢的食物，他对某些房间的反感进一步妨碍了他的搜索。其次，他现在的日记包括了大量他走过的路线，其中标上了旅程中所伴随的愉快与烦恼，饥饿与腻烦的感觉。如果他把这些感觉加在一起，他能把日记编写为一份简单的只有一刻钟的日志，它能达到使他满意的水平。现在这个水平当然还会激烈波动，而这些波动反过来又使他的察觉能力更加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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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自己觉得无力使这些感觉的锋芒变钝，他现在开始感觉到它们的刺痛。说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也许太过分，更可能的是，他甚至还没有想到他的口味和偏爱可以由他来控制——谁能说事实上它们是否能被控制？
但是即使雨果没有限制自己的欲望，他也确实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去满足它们。他开始去寻找一种线索，在他透过一系列的门窗远远地看到餐桌时，可以判断桌上可能有什么样的食品。他提出一种理论，即以绿色装饰的房间比其他房间更可能通向白面包，而蓝色则是接近熟橄榄的重要信号。
雨果甚至开始保留简单纪录以检验他的预测。他还提，出了一种损益结算表，告诉他花多少时间搜索食品——结果如何——以及他对装饰的爱好会对他的搜索效率有多大影响（尽管蓝色和绿色顺利地通向好吃的，他还是真的喜欢可爱的红色和黄色）。
这些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并暂时降低了他在时间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但损益结算表提示的倾向并不很保险。每个月用于寻找最好的食物的时间增加了，然而他不能使自己相信，他的满意程度也相应增大了。
雨果逐渐对周围环境认识得更多，对他的选择反思也更多，他还开始观察自己——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他发现他对装饰的爱好在慢慢地变化，以至他实际上开始喜欢绿色和蓝色，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些颜色更可能使他得到他特别想吃的食物。他甚至认为已觉察到一个相反的效应：他讨厌高度对称的壁画糟蹋了他对佳肴的享受，在这样的房间却似乎总放有鱼子酱。但这种感觉如此微弱，以至于可能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东西。238
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为肚子服务，这多少平息了雨果的不安，因为他意识到这使他的工作容易一些。在回顾过去时，他问自己最初喜欢某些壁画是否有意识地出于在类似装饰的房间中吃到特别美味的佳肴。
雨果的探索，以及他那自相矛盾的爱好的逐渐调停，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灾难，如果他不断增加要求的话。在我们谈话时他已达到真正可叹的地步。他每天一醒来就坐在他休息前找到的那个餐桌边。但是他自己预备的饭莱不管怎么好——甚至鸡蛋煮得生熟正合适、面包均匀地烤得焦黄——他还是不能毫不分心地享受。他要在桌上打开笔记本，异常兴奋地计算着他一天的任务。他最近是什么时候吃的鱼子酱？这一天去找桃子馅饼好不好？或者，既然他前一天吃得相当好，他是否坚持要吃那总是很难找到的鲜草莓？
制定了暂时的菜谱后，他查阅笔记本来看看在找这些特定食物时他过去有些什么经验。他常会发现他不太可能在少于10—15小时的搜索就找到他所列出的食品的位置。
偶尔，在他特别强烈地要为快乐而搜索时，他设计这样的菜谱，除非他愿意一星期不吃饭，否则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然后他会在单子上勾掉最难找到的几项或几组项目，但只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失望情绪——甚至对城堡吝啬的安排带有一种隐约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