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的第3和第4章是一个较短和较少技术性的概述。传道师的努力
迄今为止，可以看到心理学学科并没有过分急于想接受新的信息处理范式。从赫尔的S-R心理学（且不说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到计算机模拟存在太大的飞跃。大声思维口述报告被当作资料，有时被误解为企图复活内省法。甚至赫布的工作也很少起作用，虽然它为心理学准备了较多认知的途径，因为他对处理过程的生理学解释给心理学的独立信息处理层次留下很小的余地。
因为在我们开始打人心理学时，我只是一个勉强够格的心理学家（通过我关于社会和组织心理学的工作），而阿伦则根本不是，所以两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和卡尔?豪夫兰很早被信息处理观点吸引过来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在英格兰像布罗德本特已从信息论和战时关于人类因素的研究达到了这
297一点。1958年我们在兰德公司的研究小组加人了这股力量之后，心理学家对信息处理途径渐渐产生了“谨慎的”兴趣，再不把它拒之门外了。
我们的事业得到了同时发展的关于短时记忆研究和知觉的精密计时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也逐渐采用信息处理这个标签[
Donald
Broadbent(1954)是这种工作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一研究路线虽然和我们打着同一信息处理大旗，但与我们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它具有非常强的实验心理学传统，理论对于实验起着显然是从属的地位。第二，它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较简单和较传统的关于知觉和选择的实验室任务，而不是我们常采用的较复杂的问题解决任务。第三，它不太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计算机模拟作为构成理论、检验理论的方法。最后，它依赖于较标准的实验设计，用反应速度和准确度作为其主要论据，很少利用或根本不利用大声思维口述报告作为论据。
心理学的认知途径或信息处理途径中的共同点，或者说，它们区别于行为主义的共同基础，是愿意考虑位于两耳之间的东西，并毫无羞涩地用心智一词。它们不仅对思维现象感兴趣，而且对思维的机制和过程感兴趣。这两种信息处理研究都一直有各自的信徒。时至今日，信息处理这个标签已确实成为时髦。人人都是信息处理心理学家了。
认知心理学中两种变体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在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方面（例如，与比尔，蔡斯一起做的工作）要比计算机模型（像词语学习理论的EPAM，尽管它能解释各式各样的实验数据，仍受到忽视）更加迅速地被接受。
至于我们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工作，“通用问题解决者”取得极大的成功，但我建立的或帮助建立的其他系统像“启发式编
298纂者”和“理解”的影响则很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处理的这些问题往往太专门化，要求注意心理学细节而不是系统构造的一般原理。被承认的征兆
我不希望读者从我的这个说明中看出有任何自怜的迹象。任何认为世界已忽视了我们的研究的论点将是惊人地不顾事实，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狂想症状。我申述的目的不过是要了解为何以及何时某些流星伴随着可怕的坠落声从天空降临，而其他的则静悄悄地不被注意地掉人海中。
对于我那一时期的工作有许多确实的被承认的证据，虽然并不总是很容易知道要被承认的是什么——是关于组织和管理的研究、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还是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我很早就应邀在各个大学里作讲演或系列讲演：1959年在纽约大学讲管理，1961年在普林斯顿作范纽克西斯讲演，1963年在哈佛作关于认知心理学的威廉，詹姆斯讲演，196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作关于人工智能的康普顿讲演。在纽约大学的讲演产生了《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
Simon
1960，1965，1969)，康普顿讲演推出了《人工科学》一书(Simon
1969，1981)。范纽克西斯讲演和威廉，詹姆斯讲演稿没有发表，因为它们的内容与最后在《人类问题解决》一书中与阿伦合作的工作太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各种荣誉学位和奖励也降临到我身上：最早是(1963年)耶鲁大学、卡斯大学和（1964年）芝加哥大学的学位。1959年我已经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波斯顿学院”）的院士和美国哲学学会（“费城学院“）理事，也许它们与我通过我在社会科学研
299究理事会的活动所得到的知名度一样。
1969年，美国心理学学会授予我“卓越科学贡献奖”（它多少使我有些麻烦，因为它应该是我与阿伦合作的奖，而他不得不等到1987年才得到）。1975年，阿伦和我获得计算机械协会的图灵奖，也许在协会决定如何处理合作奖时耽误了几年。早在70年代结束以前，阿伦和我就已经完全被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学界所确认了。
我很快懂得了，一个人获奖主要是因为他正在得到这些奖：这就是鲍伯?默顿称之为“马太效应”的一个例子。这也与政治学上所说的“当选可能性”或“人名识别”现象性质相同。一旦一个人变得有足够知名度，他的名字会很快自动地出现在受奖者名单中。
20年的研究使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段路程，跨越了我们从“逻辑理论家”的有利地位所看到的平原，我们的大学是对这一进步作出贡献的主要研究中心，
最初的研究策略一直没有任何根本变化。我们认为人们在娱乐（谜题或游戏）或作为日常业务一部分（投资决策，模式发现，言语学习）的各种重大智力任务是同一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解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有一个好机会来编写计算机程序去完成这些任务，那么研究生和教员就着手编制这些程序，并测试它们的有效性以及它们与人类完成任务时的表现的一致性。当我们开始对比较简单的心智领域有所了解时，我们便着手研究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探索领域的边界不断扩展，但总是有宽阔的疆土没有被认识——到本章结束时的1978年，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不久所有领域都会被勘探。
15.经轴上的私人线索
除了我的童年、大学经历以及新婚岁月之外，我还很少谈到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我很清楚人为的事情本来就分为两部分，在从中整理私人生活的线索时，我并不追求描述我职业生涯时所表现的那种坦率。我的职业活动并非不受感情的激励，我生活的大部分的乐趣来自于这些活动，但这也并非纯粹孤独的或智力方面的乐趣。我的多数研究和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大学的社交事务。我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偶尔也与一些我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并因这些合作和友谊而深感愉快。对于妻子和我，社交生活已和职业生活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与我们互有来往的客人都来自学术界，常常是多萝西娅系里或我系里以及办公室的同事及其家属。工作的社交活动和休闲的社交活动没有明确的界线。
与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生活所经历的阶段与子女的成长的阶段密切同步。在芝加哥(1937-1939)和伯克利时，我们是两人家庭。在芝加哥的第二个时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们成了5口之家。大约1961年，孩子们几乎都离家去了学校，我们又是两个人。除非孩子们来访，我们一直是两人生活。下面我将叙述在这些不同的情境下我们的生活特点。家庭生活
我已谈过一些有关我对姑娘们和妇女感兴趣的事。如果金西报告中的统计数字至少近似正确的话，我不得不判断我的“利必多”强度和我对它的反应多少接近于中间分布状态。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对姑娘们以及后来对妇女不感兴趣。①
半个多世纪来，我与多萝西娅的婚姻已成为伴随着深情厚爱的伴侣关系。在我21岁生日的晚上遇到她时，并不比我第一次见到其他漂亮女人时多一些或少一些爱的感觉，然而这次好的开端发展了一种令人完全满意的关系。6个月以后，在1937年的圣诞节我们举行了婚礼。多萝西娅和我自那以后一直都非常融洽，或者可以说幸运。
尽管我在学院里当了50年的专家，但我对婚姻问题并不比那些称职的婚姻顾问能谈得更好。回顾起来这似乎很容易。但路上并不是没有不得不去探察并搬走的地雷。多萝西娅与我一开始就对政治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有完全相同的兴趣。我有点担心（这不是开玩笑）她并不懂计算，但她保证去补救，她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实践了这一许诺。我想让我的妻子与我分享我所有的兴趣，其中包括数学社会科学，但这一点并没完全做好。
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兴趣，很快又增加了我们的社交生活①
当看到年轻秘书们走下最高法院大楼的台阶时端庄地抓住她们的裙子以
防被阵风吹起，我将很快能对0．W.霍姆斯法官的评论作出反响，说：“哦，
又成了80岁”。以及后来养育儿女中的共同兴趣。我们都持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并参加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在孩子们出生前，我们在一起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市政府的论文。我们结婚时，多萝西娅正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我们决定两人都要在工作中拿出点时间去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当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生活时，我们都达到了各自的要求。
虽然按今天女权主义的标准我是不合格的，但我肯定没有我父亲那种关于妻子对家庭预算作贡献时的心烦和不安。我们都有工作时，两人分担家务的问题通常靠在外面吃饭并雇一位管家来解决。我们承担家务所依据的规则现在会被看作老式的，但那时还算是进步的，虽然或许并是不什么先锋派的。
我的事业被假定有优先权。我们同意气候或其他地理条件在选择或改变工作时并不重要。只要能让我干得最好，我会去任何地方，而多萝西娅会和我一起去。这可以看作是重大的让步，特别是因为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但她从未特别渴望回到那里去。她的工作不得不适应于我的工作时似乎也不需要作什么重大决定，或者根本不用作什么决定。
多萝西娅高兴工作多长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多长时间，但是当我们建立起家庭，她可能要管几年家务。我的回忆又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假定，而不是要求讨论的明确决定。在凯西出生后，多萝西娅确实继续工作了两年，但后来成为专职的母亲和主妇，一直到孩子们长大，虽然期间她在妇女选民联盟和其他几个组织中参加了大量志愿者活动。孩子们长大后，她回学校为在教育研究方面的新事业作准备。结果，我们很高兴地又在一起工作，并发表文章，这次是认知心理学方面。
遵照我们治家的惯例，我们家庭的大小对多萝西娅的生活要比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大得多。因此她在作决定时有多数票，
303虽然我记不起我们有什么不同意见的地方。我们一直等到快结束研究生学习时才有凯西，那时是1942年，彼得和芭芭拉分别是两年和4年后出世的。那个时代，所有学者家庭好像都有3个孩子，所以我们也照此行事。
那时，父亲在生孩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极小的。我想，凯西出生时我在看电影。我一直确信在医院里是不会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但是当彼得和芭芭拉问世时，我尽职地坐在等候室里。（彼得出世时我带了一本关于矢量分析的书以打发时间，但记不起芭芭拉出生时我读的是什么东西了）。我学着换尿布、值夜班，而多萝西娅负责照看婴儿：
我倾向于做家庭的严格教育者，多萝西娅和我对纪律的不同态度常常是引起我们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彼得开始表现得性情暴躁，不服管教以后。不管怎么样，现在已长大的孩子们告诉我，我是个严厉的父亲，但他们又向我保证，在他们年少的记忆中我不是一个有敌意的父亲。
虽然是一个严格的教育者，但我也许并不始终如一，其原因有两条。首先，我对心智和精神的独立有深深的敬意，我想我的研究生将会愿意去证实这一点。当彼得与我、为许多事较量而取得胜利时，我暗中赞赏他的勇气和决心。我肯定从没压垮他的精神，虽然生活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如果我曾做到这一点的话。
第二，在我成年的大部分生活中我是一个工作狂，一星期60到80小时地操劳（更准确地说，我喜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孩子们，但除了在晚上给他们朗读之外从没有长时间地与他们一起很好地玩过。我很少有耐心详细地听他们说或与他们一起做游戏。我父亲也没有感到有责任要像一个小男孩那样与我玩耍，虽然我确实花了许多时间去观察他在做些什么。但他的活
304动——侍弄花园、做木匠、钓鱼——比我的写文章要值得观察得多。
所以我不是…个第一流的父亲，况且，我深深怀疑我是否知道什么对我的孩子们最好，或者我是否能预言用…种方法对待他们的结果会比用另一种方法要好。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受到大量放任自流的管理，我相信父亲的作用是孩子们不应被过分引导或过份保护。小垒球联合会和它的啦啦队要让父母们参加，这种想法使我凉透脊背。我孩提时代，垒球是自己组织的在…块空地或小巷里玩的游戏，大人是不受欢迎的。
近年来，我对我的父亲身份感觉好多了。我好像没有给孩子们永久的伤害。凯西、彼得和芭芭拉现在已40多岁了，他们在有趣的、富有挑战性的生活中不断进步。他们热情、亲切，显然对他们的父母没有深怀忌恨。互相探访时，我们在一起很愉快。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我能尊重的（这就是说，它们很像我的价值观）。多萝西娅与我和他们一起共同分担他们的许多问题，他们也这样对待我们。而且这20多年来，我们又看到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六个孙儿们的身上。因为有一个孙儿现在已结婚，我们甚至不久就可以当曾祖父母了。我很满意地注意到我的儿孙们没有一个因我在世界上的声名狼藉而不适当地受到损害或胁迫。
然而，有个金钱的问题。这是在生活中必然引起注意的话题，即使两个人过日子可以和一个人时那样少花费。在我们的整个婚后生活中，很幸运的是收入从来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如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果你量人为出，要保持支付能力是不困难的。特别是，懒惰和缺乏想象大大地帮助了支付能力。买一所度假的别墅、一艘帆船或另一辆轿车，甚至重新装修一下住宅，都要求创新的才能和精力。多萝西娅和我似乎总是太忙于其他
305活动而找不到太多时间来干这些事。
然而有两个时期，我大学的工资收入使我们有些拮据。1948年我们在芝加哥买了一所房子，而不得不于1949年在匹兹堡又买一次。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幸亏我父母能为我们第二次买房作抵押。后来，当凯西上大学而彼得和芭芭拉在私立学校读书时，开支很紧，但我能从兰德公司和其他咨询工作中贴补工资的不足。最近几年我一直很幸运，能根据专业兴趣而不考虑收入来接受或拒绝咨询或讲演。
一年我只给自己总共4天的时间来关注投资或其他财务上的事。我从未详细核查过帐目，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所做的如同我们的储蓄是按生活指数调整的基金那样，也许更好一些。但在这些事上除非进行核算，否则人们很容易自欺欺人。作为经济学家的训练已以重要的方式帮助了我：它使我相信在金融市场上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信息，
这意味着，我不必每天甚至每个月去注意股票市场，既然它不能告诉我，我是应该买还是卖。因此我的投资周转额很低，这使我的经纪人很沮丧（而我也从未从他们那里得到过秘密消息或忠告）。我在卡内基—梅隆评议会的财政委员会服务中所学到的东西也没有表明这种策略是错误的。它达到了满意的结果，甚至这也许是最佳的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我把金钱看作是不重要的。多萝西娅和我总有充余的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通常还有富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无疑会唱另一种调子。况且挣大钱（我意思是很多钱）可能是一种有趣的赌博，这完全不是我偶然玩过的赌博。我对它的得失所系的方面——通常是这样——可能有些疑惑。除了赌博方面，我很难想象人们为何要这玩意，如此烦恼！
有人用“大争端”和“关键事件”来描写生活，但重新阅读这
306几页的内容；我几乎没看到它们传达了我们一刻接着一刻的存在——即我生活的大多数列刻。格特鲁德，斯坦把它称为她的“日常生活”，并时髦地称它为“基础设施”，它对于生活和对于社会一样是基本的。多萝西娅和我的一刻接着一刻的生活一直很简单。我们热爱家庭，我们设法使它对我们更有吸引力、更舒适，但从来没有设法使它成为艺术作品。我们喜爱美食，但吃得很简单。我们很少请客，而且那只是为了友谊而不是为了保持社会地位。我们喜欢尽量互相陪伴（以及与世隔绝），因而我们很少外出。我们喜欢好的音乐和美术，但并不经常费劲去体验它们。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很少使用，钢琴常弹{业余的）。最近几年，我甚至不常去看电影。但我们在贪婪地读书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口味。
你会说，陷入泥潭。娱乐与消遣
如果说我们曾尽力“自娱”的话，那就是在国内和国外旅行。我们结婚后不久，几次在假期徒步旅行，这我在第一部中已作过描述。我们没有与孩子们去野营——也许是因为懒于搞后勤——但通常在暑假和他们三四个人一起开汽车长途旅行到西海岸、缅因州以及魁北克、亚特兰大和恩塞纳达等许多地方。这些旅游（我想对我们都）很有趣，并给我留下了关于当父亲的最好记忆。
我家人很早就走空了。当彼得与我们及当地学校发生严重矛盾时，我们为他在新英兰找到一所学校耐心并成功地引导他。芭芭拉在圣莫尼卡的高中度过特别幸福的一年后，看到她在不太适宜的匹兹堡的中学将很孤独，我们也在新英格兰为她找了
307一所私立学校c）同时凯西已上大学，开始在安?阿伯，后来在纽约。到1961年，多萝西娅和我多数时候只有两人在我们的大房子里，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相互的爱和感情的习性、共同的职业活动和对我们周围几乎所有事的共同好奇心。我们会用意不态恶毒地聊聊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我们的孩子和亲戚、我们各自的日常生活。百科全书、地图、词典和世界年鉴常常被拿到餐桌上以回答问题和调停争论。我的华盛顿邮报或多萝西娅的匹兹堡日报、委员会、科学、政治、宗教、艺术、我们读到的可笑或荒唐的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谈话的资料。如果这些还不够，我们有时争论起来或退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去。
60年代以来，我们的旅行最经常的是在国外，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一样多。它们通常和我的专业会议和讲演有联系，但消遣目的要大于事业目的，至少直到1972年的中国之行。第20章和第22章我将谈谈这些旅行中较值得注意的事，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中国和（前）苏联之行。我们许多充满生气的共同经验为我们的回忆提供日益增加的愉快的源泉——一种我们并不打算去抵制的老年病。
当然，我们也有几千小时用于业余爱好。我主要的业余爱好是徒步旅行、钢琴、象棋、绘画及学外语。小时候我喜欢但并不擅长于多数体育运动。我不大去滑雪、划船、打网球。我的5种业余爱好中只有徒步旅行能便于社交（除非你认为下棋也是，它提供一种奇特的社交活动）。这也是我与多萝西娅共享得最多的唯一业余爱好。她有她自己的消遣方式，特别是编织和其他手工艺以及栽培花草。
时间是个暴君。一个人不能忠于两种工作正如一个人不能忠于两个情人。不管什么时候，我一旦发现某种爱好使我的注意力大大地偏离研究，我就放弃了它。在50年代末，开始是下
308棋后来是绘画。在这两件事上，我发现自己曾一心想达到专业水平，它显然将需要无限地献身。是该停止的时候了。我常发现自己对那些开始作为消遣的活动变得认真起来，这也许说明我的竞争意识。
在高中时，我花了两年时间多少有些认真地下象棋。城市的娱乐部门在晚上为下棋提供了方便。在那里我遇到了阿帕德，埃洛，他搞了一种通用下棋评估系统，这个系统能说出一个棋手是大师、专家或者仅仅是一个A级棋手（我从未超出过A级）。有一天晚上，我和埃洛下棋，同往常一样输了，如同在玩具钢琴上演奏怀特。我回到家里，重新分析棋局，发现在走第17着棋时如果我用“象”进行正确的进攻的话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的。第二天晚上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说：“哦，但我们的比赛是在昨天晚上。”
我在大学里明智地放弃了下棋。在爱德华，拉斯克到校园来访问时，我们三人与他进行了一盘评议性的比赛，并击败了他，多年后，我给他看比赛的分数，他后悔地指出他曾在哪里有过大的失误。在我们开始研制NSS程序以前，下棋一直对我们并不重要。那以后我开始经常在匹兹堡象棋俱乐部下棋，以提高我的老练程度，并以研究作为我的藉口。
不久，我在城市锦标赛中下棋，得分1853，提高相当快。我甚至击败了那时该市最强的对手。（他对较弱的棋手过分自信，而在他应满足于打平局时又企图赢。）这时我感到强烈的竞争意识在我心中升起，我立刻放弃了下棋。因为如果我想保持比赛名次，我必须每星期至少用一两天来比赛。
至于绘画，我从未认为我有真正的才能。我的色盲肯定不会使我在这些艺术方面有很高的修养。我想是在1958年圣诞节时，我开始制作抽象的美术拼贴画，后来转向油画。也许部分
309原因是想使自己从个人忧郁（在下节中讨论）中解脱出来。不久后，多萝西娅和我都去听听绘画课，我们发现表现世界的本领既包括才能也包括技巧（和其他所有事一样）。
我迷上了油画：首先，有些难题要解：一个色盲绘画者用什么样的调色板才不至于以把画布搞得一塌糊涂而告终（既然你可能完全分辨不清抹上去的是绿斑还是红斑）?但是除这种挑战之外，绘画还开始在我思考研究问题时控制我、占据我的思想。我发现这是一种高要求、高满意度的活动。一两年以后，我逐渐停止并再也没有去画，但我时时被它诱惑。
我旅行时继续画一点。有时我带一本写生簿，虽然从不带照相机。现在（在校园里我那个可以隐匿的僻静办公室里）放满了我的素描，它们使我想起那可爱的日本旅馆、香港、天津、瑞典、阿尔卑斯山、圣莫尼卡海滨、斯肯利公园附近的班萨洼地。我对素描的质量不抱幻想，但它对于唤起回忆很重要。
徒步旅行不是一种有竞争性的运动，因此它不会提出严肃的忠诚问题。我确实没有成为世界级旅行家的大志——而且如果我热中于爬高山，我的才智将会被吓走。
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认真发展钢琴技巧比较困难。我小时候不情愿练琴，为了避免让教师指责，我不得不大力发展见谱即奏技能。这一长处使我能离开钢琴很长时间而回来时仍以某种精确性和相接近的拍子来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巴赫的序曲之类的曲子。我现在的演奏并不比17岁时好，却也没有退步。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对此感到遗憾。很奇怪，不管我怎样经常练习，我从来没有把它们记下来。
我曾花一点时间用于音乐创作，但仅是一点点时间，而且已把它用于研究那些能进行音乐分析的计算机程序（你可以在《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二卷中看到一份有关报告）。与绘画一样，我
310知道我可能很快要产生热情时，我就相应地提防沉溺其中，
我的业余爱好中还有用外语看书，我在外语上花的时间可能比用于其他四种爱好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我对我的语言兴趣前面已作过…些说明。在我讲到这个话题时为何不一般地提及阅读呢？当然，这远非业余爱好，它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事情。我读书和我吃东西一样几乎是兼收并蓄。但我读书的胃口比吃丰富食物的胃口要好得多，所以我不给自己限量。
常有人称赞我兴趣广泛，但你们可以看到，我对它们是严加控制的。而且，事实上我对理解人类思维的热望压倒其他爱好，这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因为我能意识到我从事的任何…种活动都不过是另一种研究认知（也许还有情绪）的形式。我发表过一些文章谈论下象棋、音乐格调、汉语以及其他许多仅仅是我偶然遇到的题目。我也曾鼓励和拥护别人搞计算机绘画工作（值得注意的有杜安，帕里卡和哈罗德，科恩），虽然我自己并没对此发表过什么文章。我总能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的嗜好看作我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这是各种可能做到的事中最好的。爱情与婚姻
爱情在我生活中并非无关紧要。用斯坦海尔或普鲁斯特最广义的关于爱的定义的话，我从未爱过一个不美的女孩或妇女，也没有对漂亮女人完全无动于衷。(1)
美的标准不一定是古典的：脸庞必需是吸引人的，不仅毫无瑕疵，而且脸和眼一定要由智慧①
阿利斯泰尔?库克从查理，卓别林的自传中引录道：“生育是自然界的上要
事务，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每个男人在遇到任何妇女时都要估量他们之
间的性潜力。”311点燃，否则美是很难表现出来的。我总感到：既然脸比身体变化更大，美也多少更属于脸。在我遇到一个女人符合我关于美的观念时，我会立刻激动，但如果她没有智慧，这种诱惑力很快会消退。
爱情在婚姻以及导致婚姻的一系列行为中同样重要。但是我承认对美的敏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样适应一夫一妻制。
有两个“心—身”问题。一个古典的问题是物质系统怎么会有思想。电子计算机表现出来的思维已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此大不相同的第二个问题是神圣的爱和世俗的爱的问题。其解答并不像第一个问题那样明确，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产生了我们所说的文学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年轻人，我必须设法作出自己的回答。
有几年，我认为，心身出于某些目的应互相分离——性魅力可以是爱的先决条件，但当然不是同义的（我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与被爱的人或其他人的性行为对一个人的爱情来说没有牵连（我不再相信这一点）。我想我是应自己身体的需要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并不是读了关于自由恋爱的小册子的结果。
我现在认为非常幸运的是，我从没有完全照我早期的这些原则行事，而一直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如果在精神上并不那么严格遵守的话。我有几次陶醉于（偶尔也清醒地）向其他妇女求爱，但有两样东西使事情没有发展得太远。首先是我的虚荣心，要去吸引一位妇女却发现她并没被吸引，这将刺伤我的自尊心。一个稳妥的预防措施是决不去尝试，决不去作试探并等待反应。这在恋爱和战争方面都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但在爱情问题上，它确实保护了虚荣心并支持了一夫一妻制。
使我免于放荡的第二道防御是我喜欢诚实的形式。当一个
312女人对我只有性吸引时，我决不会对她说我爱她。唐，胡安教导我们，大多数妇女并不因没有希望爱而受到很多伤害，但她们喜欢排他性的爱。50多年来我深爱我的妻子，而且我从来不愿说我不爱她。我不接受任何玩弄妇女的标准作法。我不会说因为我妻子误解我而需要另一个女人。有时多萝西娅确实误解我，我有时也会误解她，但是只要我们仍相爱，伏在别人肩上哭似乎不是解决办法。
如果查看一下前面的话，好的逻辑学家会看到我仍没有摆脱危险。我没有否认（也不能否认）可能真诚地同时爱上两位妇女，而且这种事偶尔发生过。
我婚后六七年，班里来了一位年轻妇女，我称她为卡伦。她比我小几岁，具有非凡的沉稳的贵族式的美，聪明而富有想象力。她受过艺术和语言文学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的教育，有着受这种教育所具有的大部分看法，包括有些不信任技术以及某种温和的神秘主义。上课时注视她美丽聪明的脸令人很愉快。我们成为朋友，但严格地说我从不能确定她是否对我有性吸引力。我很快知道她已结婚而且她丈夫远在军队里。有些暗示表明这婚姻并不成功。
我们谈话的话题是城市规划、艺术而不是爱情。这学年结束后，我很少见到她，而且从未在会导致亲昵环境下见她。她到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的办公室里来过几次。她约会时常迟到，有时来得很晚，这让我处于极度迷乱兴奋的期待之中。我那时不怀疑我爱上了她，也不怀疑我至少同样地爱多萝西娅。我决定保持这种状态，这是个容易坚持的决定，也因为卡伦虽然是个热情的人，但她从未暗示有超越友谊的要求，我也没有。
有一次，也许不止一次，她（带着一个求爱者）到我家来。我想，多萝西娅喜欢她而且并不妒忌她——至少没有妒忌的痕迹，
313除了有一次下午我因与卡伦见面而回家很晚。我与多萝西娅在一起时并不常想卡伦，但在我旅行时，特别是1948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帮助组织“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时，我有时梦见她们两人之一（从未同时梦见她们俩）：我与卡伦的接触后来很少，而且多数是交换短笺。我得知她离婚又结婚、第二次离婚。我通常知道她的下落，而且我没有忘记她。
1958年夏天，我的情绪达到顶峰。我们进攻人工智能初战告捷，并开始被承认。阿伦和我组织的兰德公司暑期研讨班刚胜利结束。在离开洛杉矶机场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沿着圣莫尼‘卜海滨散步，身边掠过涌向新的娱乐码头的拥挤人流，那一天新码头刚开张。我被人流带到码头，然后转身逆着人流走？游离-：欢乐的大众、喋喋不休的人群，我深深地感到了孤独和空虚，但…登上飞机，我的幸福感就恢复了。
几周后，我去两个城市给高级管理人员作讲演，这一活动使我感到兴奋。在一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我从第…个城市驱车到第二个城市，一路上大声唱着（我并不经常如此）。在愉快的晚餐和香甜的睡眠之后，次日我将作第二次讲演。第二天上午开完会后，：—位与会者向我作自我介绍并说他受托传达对我的问候——卡伦的问候！她将于当天下午到达。而且希望见我。
在罗克沼泽时（见第2章），有一次我站在小溪中抓住了围栏的电线。我刚受到的震动被我这几周来的幸福感所增强，它对我的打击和那次受电击一样剧烈。那一天我很难专注于工作。卡伦于傍晚之前（准时）到达。我们三人一起驱车回纽约，她开着车。在我们的同伴面前我试图谨慎地传达自己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天晚上，我飞回匹兹堡，陷入了感情危机的边缘。
314
我告诉卡伦我爱她，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拼命设法以超出朋友的方式见到她，而不违背对多萝西娅的承诺。卡伦承认她觉得我很有魅力（这宽慰了我的虚荣心），但她不会插足一个有妇之夫（我们从未讨论过离婚）的生活。
很快，我对进行这种交涉而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使我不得不与妻子摊牌。我再也承受不了这种与卡伦友好但柏拉图式的谈话。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到我渴望得不到的东西，我确实如此，而卡伦以为我也许在爱一个想象中的女人，也许确实如此，虽然我并不这样想。她们俩甚至背着我见过一面，对我的问题满意地进行心理分析。
我做了明白的事（如果你没有陷入爱情就是明白的）：不再去见卡伦，其中有一两次反悔，但每次反悔后是痛苦的沮丧，这又加强了我的决心。伤口上的盐慢慢溶化。至今我仍能以又甜又苦的措辞来讲述这个故事，一个伤感的老人追忆他逝去的青春。
如果我不承认这段插曲的重要性，那将歪曲我的生活。而且，这一经历为我的爱情理论增加了一条重要推理：你可以同时爱两个或更多女人——否认这一点将否认自己的感情——但你只能忠诚于一个人。把爱两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还不够。除非伴随忠诚与承诺，否则爱情只为婚姻或令人满意的持续结合提供脆弱的基础，即使这种爱远远超出性魅力。
我们谁都逃避不了的时间有限性，迫使我们要考虑价值和人的优先性问题。婚姻中的承诺意味着另一人的需求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优先。这个人必须能依靠我们如同我们依靠他或她一样，而两个人的需要不能在同一紧急关头同时满足。这种爱情和承诺的结合，使我与多萝西娅一起度过的53年在我的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对她也是如此。正是我的
315上述经历使我理解了这一点，我为自己这么慢才明白而感到窘迫，但我并不后悔有这种经历。
这里大约有些隐藏的道德上的反省，它与新的“关系”概念的道德有关。六七十年代这种关系概念在我们社会中发展流行。但我猜想，我只是让新一代的人对忠诚作出他们自己的定义。也许他们将发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16.为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创造一个大学环境
1960—1961年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一年之后回到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利?巴赫告诉我，由于健康原因他将辞去院长职务。这是个很不愉快的消息，我很难想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另一位院长领导下运行。学院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成功已如此惊人，使得利氏的后继者能幸运地守住已取得的阵地。这很像是去继承曾为帝国大大开拓疆域的罗马皇帝的事业。
我是显然的继承人。但因认知科学研究而产生的兴奋再加上我以前的管理经验，包括做了一年代理院长，使我确信我不想把时间花在院长职责上。同时，迪克，西耶特已在学院里做过大量领导工作，他那时大约41岁，已当了几年本科生工业管理系的主任——我到卡内基理工学院来时担任的工作，而且他已形成了一支较年轻的教师队伍，得以实现一种适用于理科硕士课程的创新管理计划。他和吉姆，马奇正在完成他们合写的书《公司的行为理论》，还有其他出色的研究为他增添声誉。
比尔?库珀不久开展了支持迪克当选的一场教员活动。利．
317巴赫多少有些反对，他相信我们应从院外寻找候选人；迪克看来并没有出色到足以胜任著名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职务。但教员对迪克的支持迅速增加，
我对迪克总体上是肯定的，而且曾经是任命他当系主任的主要提议者，我只有一个保留：他好像太喜欢权力了，这是领导者的一个使人烦恼的特性（领导者应行使权力，但喜欢权力是另-，回事，也很危险）。与迪克长时间坦诚交谈之后，我虽然保留关于他对权力态度的顾虑，但是相信他对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目标也有强烈的兴趣——权力将被负责地使用，而不仅仅是推进他的事业。我还得出结论：既然他现在懂得我的顾虑，我们能相处得很好——我们确实如此。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迁走
迪克1962年被任命当院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服务到1972年成为大学校长。我对工业管理研生院这10年中方向的变动曾有认真的保留意见，但这种变动除了院长作用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他最严重的缺点是他对数学和正规方法的迷惑，结果，资深教员不仅忍受着非定量研究的减少，还要忍受着脱离正规理论的经验工作。虽然迪克以前从事过企业的行为理论研究，但这项研究是这个新偏见的第一个受害者。我们招聘的对数学感兴趣的教员对经验研究却很少有兴趣和才能，因为那些工作并不从建立正规模式出发（有时以建立正规模式结束）。
很长一段时间，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运筹学专家联合的结果统治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高级政策委员会，其决策使得教员的组成越来越不平衡。虽然我从不认为我对社会科学的数学研究途径缺乏共鸣，但我很快发现在反对过于形式化和浅薄的数学炫耀时自己常处于少数派地位。在新经典正统开始支配经济学家时，这种情形变得更坏。非常奇特的是，这开始于杰克，马思、，
杰克在研究生时曾是霍尔特—莫迪格利尼—马思—西蒙动态编程研究小组中一位有贡献的成员。他过去（现在）非常聪明，是一位优秀的应用数学家。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他研究预测未来销售的技术以及更广泛地处理不确定性的技术<…）在完成了与这个研究项目有关的学位论文后不久，杰克于1961年发表厂《计量经济学》，为处理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建议。他显然应为此而获诺贝尔奖，即使我并不认为它正确地描述了现实世界。有时，一种并非逐字正确的观念在科学上会极其重要。今天，经济学家们把他的思想称作“理性预测”。我这里只作概略的解释，详细的说明会使我们深陷于与本文无关的技术问题。
理性预测向有限理性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因为它假定经济活动者的理性是超越任何极限的，而以前甚至在新经典理论中也认为有这些极限。这种理论的名称提示了它的总体思想：它宣称人的理性甚至扩展到他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预测。事实上，这种预测是从一种有确实根据的经济学模型中推导而出的，并为所有的决策者所共享。
杰克的建议开始并没有受到经济学教授们关注，但16年之后，它引起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一位新来的年轻助理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的注意。他刚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①从1971年开始，卢卡斯和汤姆，萨金特使理性预测理论成为国内外闻名的理论，后者也曾与我们短时间合作过。有限理性和理①
考尔斯委员会已从芝加哥迁到耶鲁。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下，芝加
哥在忠诚于新经典信仰方面已变得极端正统，完全不容有其他替代的观
点。鲍伯，卢卡斯是新芝加哥学派的产物。319
性预测这两种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后的主要建议（博弈论是第三种）虽然它们互相完全对立，但几乎同时在那个小商学院里产生并盛行。这不能说没有讽刺意味。
这两种理论不仅盛行，而且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一起由一个四人小组中的人提出。这个四人小组为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在一起密切友好地工作了好几年。霍—莫—马—西研究小组同时聚藏着两位凯恩斯主义者（莫迪格利尼和霍尔特）、有限理性宣扬者（西蒙）和理性预测的发明者（马思）——先前的正统观念、一种异端邪说和一种新正统观念。
总的说来，理性预测和新经典数学经济学家逐渐使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与我越来越不相宜。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并为容忍其他观点提供保证，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致力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政治活动，这不是我那时的兴趣所在。我也不清楚我是否会在我已参与的斗争中获胜。
在这些争论中我慢慢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退却，在迪克，西耶特成为院长后不久开始，虽然我一直努力工作（而且比较成功），以保证其他观点的经济学家在校园别处有活动的余地——在城市和公共事务学院，后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和决策科学系。最后，大约在1970年我的办公室搬到心理学系，但继续参加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制定政策的会议并保留副院长的位置——我喜欢的说法是“不管部长”，实际上，说我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退却只是部分正确。由于我自己研究兴趣的转移，我是被吸引到心理学系以及围绕计算机而萌发的新活动之中去了。①①
有限理性和组织理论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失败对我们是一个真iE的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