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的第3和第4章是一个较短和较少技术性的概述。传道师的努力.2
击，我总喜欢引用史迪威将军在他带领的部队被赶出缅甸时的一句话，
“我说我们遭到了一次该死的冲击”。320校园里的政治活动
我一生已投入许多时间在政治学上，包括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卡内基—梅隆以及在国家这一级中。也许在这里解释卡内基理工学院怎么变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很合适，因为这发生于1967年，在迪克，西耶特当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和他担任大学校长的中间。那年盖福德?斯蒂弗任校长时卡内基理工学院和梅隆研究院被安排合并，后者是由安德鲁?梅隆捐助在匹兹堡建立的一个非赢利工业研究组织。这两个机构以它们的主要捐助人为名合并在一起。
我不知道谁决定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学。梅隆研究院的专业人员是科学家，主要是化学家，他们在理工学院中一直很自在。不知何故，合并被利用作一种机会来宣布卡内基—梅隆由于叫作大学而有了更广泛的使命。
组织理论家将有兴趣了解名称的改变是不会没有影响的。它已支持了诸如这样的论点：“我们现在是个大学了，大学都有哲学系，因此卡内基—梅隆大学应该有个哲学系。”一个名称说明着什么？它说明的许多东西，我们将会看到。
校园政治与管理需要由两个目标引导：优秀和创新。金钱并不保证优秀。虽然大学工资和教工质量有关联，但这种关联远远不完全。在关键的人事决策（聘用、再任命、提升、任期）方面坚持优秀，——大学所得的要相当于它付出的，如果可能的话要更多——能把平凡的教员队伍变成第一流的。
在决定聘任期时，教员们倾向于因人情而牺牲质量，特别是在鉴定亲密的同僚和朋友时。行动时富有人情味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特性，但这很容易误解争论中的问题。教员任期委员会并
321不决定有多少人在社会中将被聘用，而是决定哪些人将在某一大学被雇用。继续雇用一个人，如果他不如其他可能被招聘的人能干，这对（可能不认识的）替代者是残酷的，而这可能对在职者是有人情味的。那些被拒绝任用的教员并不是走进领救济食物的穷人队伍，而将转到其他大学或其他岗位。当大学能记住这些事实时它们就能获得高质量。
创新并不意味着简单地产生思想，而是广泛传播这些思想，思想可以通过说和写来传播，也可以通过为这种传播建立大本营而使传播更为有效。在卡内基，我们成功地产生新思想，创立组织培育这些思想，并通过广大的教育界和科学界来宣传这些思想。我在卡内基投入的第一个创新活动是建立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这个组织和它在商学院教育方面的世界范围影响，前面已作过介绍。第二个活动是成立心理学系，它在发展和传播计算机模拟及信息处理心理学方面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导地位。第三项活动是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发展计算机，而且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处领先地位的计算机科学系之一。
第四项创新活动（同时也是发展）是把设计重建为一种科学活动，并把设计重新引人工科课程。第五项活动是通过强调解题以及强调对自由的（文科的）与职业的价值和途径的融合，在卡内基加强有实效的教育。机构建设连同这些创新占了我生活中大部分用于大学政策和大学政治的时间。
这种活动并不完全与我的研究主流分离，因为卡内基大学提供了能够提出创新思想并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交流的智力环境。经济学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及其中的有限理性思想，通过我们研究小组50年代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联合活动变得引人注目。心理系为发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提供了讲台。一系列组织——以计算机科学系告终——为人工智能提供了相应的讲坛。
322新的认知心理学
第13章与第14章所写的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新研究是1956年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开始的。第一年心理学系的李?格雷格开始参加研究，但系里的其他人却不感兴趣。李看到了新方法的前途，迅速地从行为主义经验论转过来。他原来在威斯康星大学接受的是传统实验心理学教育。
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也曾与心理学有联系，即社会和组织心理学，而哈罗德，格茨科夫曾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和心理学系任职。因为我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社会心理学分会会员（凭借我关于组织方面的研究），我在心理学方面至少也有一点合法地位。我开始为使心理系更多地参与我们发动的认知革命而作宣传。
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一些基金用来雇一些我们以为可以把他们朝新方向引导的年轻实验心理学家，但这个计划不很成功。这些没有长期职位的心理学教员不能参加“反叛”，因为学科传统观念太强，而且他们过分关心在心理学事业中的成功。1960年去兰德公司休假时，我开始怀疑，没有一个也包括心理学系在内的坚实基地，我们是否能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外设机构完成这一革命。我回到匹兹堡后决心对此采取一些措施。
1961年秋，我在估计形势时认为进展不大，而心理学系主任哈勒。吉尔默没有被我对未来的特殊看法说服，不愿允诺更多的东西。我决定运用会带来迅速变化的一些管理诀窍。我的方法是生硬的，但我心中所想达到的目的的重要性不认为这方法是正确的。我深信事关紧要，但这并没有获得同事们的注意。曾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教书教得很好的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退
323休顾问利兰?哈泽德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一件1960年发生的事：在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成立10周年时，我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做“管理和公司，1980”，有12位国内外著名人士参加。芭芭拉?沃德（杰克逊女士）坐在我旁边，赫尔伯特，西蒙坐在对面。芭芭拉对我说，“他生就一副狂热相。”在我能作出回答之前电视灯光打开了。(
Hazard
1982，p.29)
不管我的脸会揭示什么（它不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在重要的目标处于危险境地时我的行动确实冷静而深思熟虑。我认为这和任何关于狂热的定义一样好。我不喜欢伤害别人，但我的行为不一定总是能使人际关系最佳化。当看来事情要办成时，我会发脾气，或者似乎要发脾气。①
在心理学这件事上，我认为许多事处于紧要关头，在午餐会上与哈勒紧张交谈之后（我高声叫而他很平静），我给他写了如下备忘录，概述了我们的谈话：
1961年1
1月2日亲爱的哈勒：
我已进一步思考了我们昨天的讨论中我的行为。我不久将找校长沃纳谈谈如下意见，也许在找到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新院长之后。1．只有当学校里有一个重视认知领域和认知过程的模拟①
我有时表现出这种故意的激怒，很像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是本能的不可控
制的。许多年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母亲的伟大之处在于除非发怒否则
不打我们”。他以为发脾气比起故意装出来的严肃来是挑衅行为的更好借
口，我怀疑这是正常的反应：324的健全的心理学研究生计划时，我才能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既然不能指望地方上的力量——资金和环境——去支持非常普通的第一流的心理学研究生计划，这意味着在系里应比现在流行的作法要更加专门化和集中一些。除了我个人的要求之外，就这个学校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以及关于系统和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的新计划的活动而论，这种专门化的计划是唯一合理的一种。2．过去5年在这方面有一些进步，这是因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愿意提供资金，而且心理学系也少有资源用于此。我曾感到，只要我不推动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在我离开学校的这一年里没有什么行动就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3．要达到目的需要来自心理学系主任的有魄力的领导，他要完全热中于这一目的。从过去两三年里我在系中作为一个坐观者所看到的，由于你自己宣称你能够做的事有限，我不再相信你将准备做这样的领导。过去，我曾为了使心理学系转向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开展研究生工作的方向而施加过压力。现在我不愿继续施加压力。4．要给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研究生计划的管理以正式的职责，从而进一步强调心理学的行为科学计划和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整体关系。心理学研究生计划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工科研究生院院长的督管，而且现在这种半正式的安排对心理学系的成员来说太模棱两可了。这些不是我草率得出的结论，因为在过去一年中我已多次考察了这些问题。如果利氏不决定退出院长职位的话，我会在今年秋天早些时候就向你提出的。赫尔伯特325
心理学系所在的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还空缺着，但就
在那时，一位来自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家杰克?科尔曼填
补了这个空缺。两天后我寄走了这份备忘录，我还写信给杰克
指出，如果需要，我打算向卡内基的校长呼吁使心理学系发生我
认为必要的变化。信的结尾这样写的：“衷心祝你在新的工作中
成功，并为在欢迎你的庆祝会的最初10分钟就给你带来第一次
行政管理危机而致歉。”
寄走这些备忘录后我会见了凯克?莫耶和李，格雷格，他们
积极地领导着心理学系。我再次向他们保证，系里应为除了我
那种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各领域的第一流教员留有充余的活动天
地。相信我们的目标并不冲突，他们同意在系里进行大的．
变动。
哈勒已决定辞职，①我们说服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伯特，格
林来当系主任，他那时已参与人工智能研究。伯格在卡内基的
5年中，与阿伦?纽厄尔一起从全国心理健康研究院获得一笔
研究赠款。这笔经费在认知科学新生的20年里为这门学科提
供了主要的研究资助。这是一笔很大的赠款，它使我们逐渐在
系里建立了一个和谐的信息处理心理学家小组。但是即使有了
宽裕的基金，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因为第一步，要招聘愿意并
且在技术上有能力沿这条路线前进的年轻心理学家就不
容易。
1965年，系里开始每年春天举行认知科学研讨会，至今仍①
哈勒继续留在系里，我很高兴在这些事发生后不太久，我们又成为朋友，也
许他认识到我顺应时代精神，因而在我们的冲突中他不再锋芒毕露。他从
卡内基—梅隆退休后，大约在70岁左右去了弗吉尼亚工学院。在那里他的
事业有成。他帮助发展了那里的工业心理学研究计划，并且和弗吉尼亚的
其他研究机构一起工作。326继续着。研讨会为系里带来了许多著名的访问者，他们能看看我们进行的工作并和我们这里的内行们相互交流。会议录的出版也提高了我们这个研究计划的知名度，那里面有一半论文的作者是我们系的教员。
然而，只要我们这个小岛仍被几乎清一色的全国性行为主义大海所包围，进步就慢得让人烦恼。这与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正统经济学已接受企业的行为理论的问题几乎相同，但在这件事上，我们符合历史潮流，逐渐克服了困难。
进展多少也因学潮而缓慢下来，这一点我将在第18章加以说明。有好几年，这种进展非常需要教师注意、需要支持援助去和有关心理学在大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各种观点竞争。这种情形大约到1973年才完全平定下来，那时李‘格雷格接任心理系主任。他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他1980年早逝。计算机科学
在卡内基确立计算机科学计划比提出认知心理学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只是填补一个空白而不是推翻固有的思想。1956年后，IBM650和阿伦，佩里斯到学校后不久，20个系的教师和学生——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电子工程系、数学系和心理学系——开始对计算机产生强烈兴趣。大约1961年，在“系统和通讯科学”这一标题下，由这些系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
系统和通讯科学委员会的各种成员在他们各自的系里开设我们现在称作是计算机科学的课程。因为我们在卡内基一直努力保持各系和各学院之间界线的渗透性，所以许多系的学生听了这些课程。系统和通讯科学委员会又决定设立并掌管一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博土水平的综合考试。凡是愿意参加的系都可
327以把这门考试作为它们的博士生考试的一部分。委员会所代表的四个系都这样做了。
不久，我们在这四个系授予了实质上是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大学里掌管研究工作的委员会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但到那时除了祝福外做什么都太晚了。我们就这样成为全国——全世界——首先在博士水平上培养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学生的大学之一。
到1965年，这一要求发展到了下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计算机科学系。该系于当年创立，阿伦，佩里斯是其非常得力的第一任主任。从一开始，卡内基—梅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就是全国三个领头的计算机科学博士点。我们现在仍保持这一地位。
计算机科学系与组成系统和通讯科学委员会的几个系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有一些教员在它们中间兼职。目前，有四位教师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兼职。计算机科学系一直留在理学院，到1987年后才独立为一个学院。工程设计
一个几十年住在工学院的人，对工程教育不会没有看法的。我早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职期间就形成了这些观点——但也许主要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我甚至在工程教育促进会（现在是美国工程教育学会）中也比较积极。我起初的看法是，工程教育应少一点职业教育论而多一些科学。
随着我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经验的增加以及眼界的开阔，我看事物开始有些不同了。我开始也看到各种职业教育特别是工程、商业、医学教育的相似性，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
328的目标是平衡职业取向和科学取向。
在我开始了解那些实力较强的工科学院的倾向时，我看到了新型商业教育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在课程设置中科学代替了职业技能。我再看得稍远一点，发现在医学教育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商业院越来越成为运筹学学院，工学院成了应用物理学和数学学院，而医学院成为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院。职业技能在课程表中消失了，而具有这些技能的专业人才也从教员队伍中消失了。
科学与职业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专业人员不仅仅分析（理解）情况，他们还要在找到适当的策略之后对实际情况采取行动（综合）。在商业中，他们设计产品和市场渠道，组织生产过程，并发现新的资金筹措手段；在工程中，他们设计结构、装置和处理过程；在医学中，他们设计和开药方并做手术。但“分析”已从所有这些课程表中赶走了“综合”，
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分析是科学的核心，它最严格而且能够教会；综合过程则很不系统，它们一般被认为是不一定客观的判断和直觉。综合过程作为工作现场中的问题在制图版上、或通过无系统性的商业案例来进行教学，并不符合经严格考虑过的教学规范。结果，为了提高在学术同行眼中的威望，它们被逐渐挤出了职业学校。
人工智能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人工智能程序普遍地实现了设计或综合。早在1956年就有程序设计电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到1961年已有程序设计选择投资有价证券。这种计算机程序打破了直觉和综合的神秘性，因为它们的处理过程完全可以公开检查。我们现在能懂得，不管我们要满足的是怎样严密的细节，设计过程都具有。懂得这一点，我们就能以与我
329们教分析时同样水平的严密来教设计。
在我逐渐懂得了职业学校的两难与人工智能提供的解决办法之后，我开始促使卡内基理工学院在工学院里恢复设计和设计师（或者设计理论家）。60年代早期，这些意见被置若罔闻。那时工学院里的科学家既不懂工程学也不相信他们可以教工程学。他们通过讲授大量物理学和数学来教工程师，希望他们的学生以后能设计安全的桥梁和飞机。
1968年我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知名的卡尔，泰勒，康普顿讲座。我课堂的题目是“人工科学”，其中有一次专门讲设计科学，提出了我刚才概述的观点，并用一份关于课程设计的处方（一种设计）来充实这种观点。在这次讲演中我讲述了我们的研究，这些研究使我们了解了一些人的思维过程包括设计过程，这使我提出了课程设置。这些讲演并没有立即产生轰动反应，但讲演稿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注意。
卡内基（理工学院）逐渐能招聘到几位有这种设计观点的教师来工程学系。最初是加里，鲍尔斯和史蒂文，迪莱克特。他们都来到一个设计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活动很快发展成关于许多种综合过程的大型研究网络。
这一研究转而又开始反映在课程设置中，因此卡内基—梅隆今天被认为是在工程教育中恢复职业技能——设计技能的领导者。当然我们并没有恢复制图板。我们不仅教设计艺术而且教设计科学，其主要工具是研究专家系统和其他搞设计的人工智能系统，从而揭示了其解剖学和生理学。
这些发展使我得到极大的满足，特别因为除了对它们进行最初的宣传外，我没有很积极地参与后来的工作。这些发展现在已牢固地扎根于工学院的土壤之中，而且靠自己的动力前进。如果一个人必需当改革者，那么这是一种最好的改革。
330新校长们
约翰?克里斯蒂安（杰克）．沃纳1965年退休，他曾在我刚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后就担任校长职务。只有少数教师参加挑选他的接班人，我记得只出席过一次有关这一论题的会议。新校长是盖福德?斯蒂弗，1972年他离任去当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
1972年在物色校长人选时，恰逢学潮后的几年，对教师和学生促成的民主的让步使得有更多的教师积极参加特色活动，甚至在有限范围内还请来了学生。
1972年物色校长开始前的几个月，我已被斯坦福大学邀请去参加管理委员会。那时，许多管理委员会吸收一两个来自其他学校的学者，我为这一邀请而高兴并受诱惑。但最终决定，如果我要花大量时间去考虑各大学中的教育政策问题的话，我宁可为卡内基（我在这里会有一些影响）做事，而不是为我们的主要竞争者中的一个去做这些事。
我显然可能当卡内基校长。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慎重思考，我告诉物色大学校长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我不会成为候选人。他请我参加他的委员会，我同意了。我也告诉他我辞退了另一所大学的管理委员职务，但我并不想拒绝让我参加卡内基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在和委员会同事磋商之后，他的反应是积极的，但同意在校长选举之前不做任何事。在物色委员会的任命中，宣布我是作为个人而不是教师代表来工作的。
迪克，西耶特是另一位显然的内部校长候选人。由于他熟练而又卖力的竞选活动，他很快获得教师们相当坚定的支持。虽然有些理科教师认为校长应是自然科学家，但迪克能解除他们的担忧。管理委员会还倾向于从外面找一位科学家或工程
331师，但结果教师委员会的争取使得管理委员会同意他们选择迪克。
我没有很快被说服去支持迪克，因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不满意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正在走的道路，而且至少把部分的过失归咎于迪克的政策。最后我还是赞成了别人的意见，因为没有好得惊人的替代者。迪克并非不知道我几乎是最后一个接受他的人，但他看来并不计较。不过我认为，虽然我曾被许诺过当委员会成员，但如果他反对这种提议，甚至稍对这种提议有些不自在，那么我接受这一许诺是不公平的。相反，他的反应很积极，还延长了邀请期限，我也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同时是大学的一位终身教师又是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不是作为教师代表，当然这对我是一种破格。如果这使有些人不自在的话，我的确不知道。我在任何时刻总是设法记住我是什么身分，而不同时以两种身分出现。有几年我避免在管理委员会处理内部学术事务，而尽最大的努力致力于财政委员会及其从属的投资小组。这几年大学完全改变了管理财产捐赠方式，逐渐把它托管给一小批管钱者，大量的时间用于作出新安排或选择管理者。后来我还在稽查委员会服务。
我的大学管理委员会身分在另外两个方面是有用的。首先，它使我要时时向同行受托人解释大学里的各种事情。卡内基管理委员很少有人接近大学，他们中许多人对大学的了解主要依靠上大学时的记忆（在卡内基或其他地方）。在适当的场合我能提醒他们大学运行的一些其他重要方面，我甚至能提醒他们大学年收入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教师从事企业活动带来的——要比从赠送和捐助得到的收入多得多。他们需要现实地理解从事研究工作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因为卡内基越来越成为那种大学。
332
其次，这种身分使我与迪克，西耶特保持一种坦率的关系。我们对定期在早餐时见面习以为常，我们随意地谈论大学里的所有事务。只有当我极力避免为自己的嗜好，以及与我联系最为密切的大学活动辩护时这种关系才能维持。我不想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经纪人。只要我首先考虑整个卡内基，其次再看它的部分，我就是有用的。我想我经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不曾有什么过失的话，那我倒会很吃惊。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迪克，西耶特是一位能力很强的校长。没有人能想象他会非常容易被说服，他和我也并不经常对学校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在他任校长的18年中一直是亲密的朋友。而且谁在主管学校也从没有过疑问。
既然我自己不当校长的主要原因是要把时间留给我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只是有选择地卷入大学的管理事务，这些工作只占我每周工作时间中的一小部分。我没有干涉大学工作，学校在迪克领导下搞得很好。有关学校的事，迪克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地让我比别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知道更多，除非是有关他想与我讨论的事。
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幼稚地以为我的教师同事们不知道我的双重角色，更不要说那些院长们了。我肯定，我在这种身分下处理事情常常更加慎重，我知道的情况更多．人们试图知道我对已提出的政策的看法和观点，有时我成了让迪克对种种问题关注的渠道。我认识到我比不当管理委员时有更大的影响，但我尽职地利用这一点而不给现有的组织结构添乱（卡内基从没有一张整洁的组织图表，迪克也从未限定他的接触渠道。）
最后，由于我在国内外的科学声誉而带来的影响日益增加，我在学校里的影响不可能不变得混乱。使不可冒犯的人变得不可冒犯的方法很多。
333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大学校长
1961年我显然是利，巴赫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职位的继任者，这离校长职位并不十分遥远。我对事业的选择是：喜欢研究要超过喜欢管理。在我选择生活的迷宫分叉路时，有半打最重要的机会。在利氏辞职时我拒绝考虑院长职位（我肯定已几乎要被任命），1
1年后盖?斯蒂弗辞去校长职务时我又拒绝考虑当大学校长。
虽然我现在想象我总是想要一生从事研究，但实际情况并没证实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个高中生时，我认为我热中于法律（受哈罗德舅舅以及我的辩论经验的煽动？）。我参加了一次职业兴趣测试，在我的得分为“性格非常内向”时，那位顾问认为，法律不会成为我的职业。这种测试对我是否正确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确实发现，在设法与别人交往方面我很难采取主动。
职业兴趣测试并没有决定什么。直到1942年我还在考虑要在行政机构中谋生的前景，甚至考虑过政治生涯。后来我排除了后者，那是因为(1)我不是一个服过兵役的人，(2)我是犹太人。正如我前面解释过的，即使我喜欢在比赛中居劣势地位的角色，这两点也对我从政太不利了。在我开始学术生涯之前，我没有遇到什么有吸引力的从事文职工作的机会。
在多年担任行政管理职务之后（在伯克利领导计量研究项目，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卡内基理工学院当系主任，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当副院长），我为什么决定不接受院长职务了呢？当了一年代理院长使我相信那不是我所想要的，虽然代理院长和正式院长不完全相同。那是一种太强求纪律的生活，当有魅力的想法出现时，却没有机会去追求它们。我感到我并不喜欢这
334样来获得满足，主要靠激励别人作贡献，需要与人们培养感情以取得他们的合作和金钱，特别是主动开始这种接触，，也许职业兴趣测试是对的。在认真考虑了可能性之后，我决定不当候选人。
作出关于校长职务的决定是比较容易的，这既因为不太会成功，又因为我完全可以重新唤起以前作决定时的感觉。不容易成功是因为迪克，西耶特有10年院长经验，而我曾拒绝了这一职务，还因为我为了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利益，激烈的语辞和猛烈的争斗使一部分教员不太喜欢我。
然而也许是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参加竞争。我长时间推托以保证自己在大学决定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我从不后悔这一决定，特别是由于迪克在工作上的杰出表现；我们的同事利兰，哈泽德赞美地说他通过“迂回曲折”使这些工作成绩成为可能。我肯定不具备这一点。
也许我早就掷过骰子。在我第一次列上名人词典时，大约是我到匹兹堡时，我肯定我的政治从属关系（民主党）和宗教信仰（一元论者）已被载入公务记录中了。在从公共政治管理转向商务管理时，我并不想要放弃自由。’在行政管理位置上，这种明显的刚直也许不完全有助于成功。因为那种地位的人必须在包括保守的商家在内的各种顾客中间进行调停。
事实上，作为像卡内基—梅隆这样的大学的校长，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与实业团体密切联合，这会使我不自在。虽然因我不擅长于小型谈话而且对高尔夫或体育运动缺乏兴趣，谈话有时很勉强，但我觉得和实业家交往与和学者交往几乎一样容易。只是当谈话转向当前的事务和政治时我不能隐藏我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它与大多数实业家所持的观点不同。
尽管他们有其他吸引人的品质，也许我与富人们交谈中最严335重的问题是精神和人格上的，他们（根据我的经验）几乎…律对钱没有幽默感。他们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通常表现得（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好像他们有钱是靠正确行事而不是靠上帝的恩惠或运气。不知什么原因，多萝西娅和我对财富缺乏适当的尊重，甚至对我们自己的财富也如此。我们都认为收人税太低了。
我有一次给一个大富翁打电话，我亲昵地直呼他的名字，请他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捐赠价值400美元的公司产品。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与你合出这笔钱。”我很喜欢这个人，我把他看作聪明、有趣、而且有开明社会观点的人——不是同我一样的自由主义，但远不是反动分子。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反应如此不加思索——膝跳反应。甚至一笔无足轻重的小钱也不会随便付出。
供我做出最重要的研究和教育方面贡献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是由威廉．L．梅隆提供资金建立的，他建立了海湾石油公司。这个学院属于由百万富翁安德鲁?卡内基创建的大学。我拥有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大学教授职位是巨富银行家理查德?金，梅隆资助的。以我的态度来看，我是否应该为此感到困窘？一点也不。赠送钱常常是人们处理钱的最好方法，我不反对为了有益的事业而当其受益人。文科教育一职业教育
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探索具体说明了我对教学的实验态度（见第7章）。我从不把教学同发表涉及论题的井然有序的讲演（它将汇合成教科书）混淆起来。杰克?沃纳的前任罗伯特，多尔蒂校长1936年开始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集合一支教师队伍，在他们的脑海中也不存在这种混淆。卡内基在工程教育
336的两次重要运动中走在前列：在工程类课程表中设置大量文科类成分的课程；从讲授内容转变为讲授解题技能。
卡内基理工学院是领先在本科生课程中设置四分之一非工程学、非科学课程的工程院校之一。它也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使这四分之一课程不仅仅是选修课的大拼盘。
多尔蒂校长领导下的卡内基理工学院还提出了“卡内基规划”——基本教育目标报告书，并补充以从这些目标出发专门设计的课程。“卡内基规划”目标的简明陈述，可见之于多尔蒂的论文“为职业责任进行的教育”，我从中引录如下的话：职业教育中的三个变化是必须的。首先，理解人类社会和技术的新的哲学和新的视野。第二，在所有专业人员中发展以职业的思维方式来看问题的真正能力。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在工程领域发展的有效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它在人类和社会领域也同样有效用……
第三，发展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这样在逐渐发展的将来，他们能不断扩展已拥有的基本知识，加深理解并增强他们作为专业人员和有真才实学的公民的能力。(
Doherty1948，pp.76-77)
从中可以看到有一种虔诚的感情。更增添这种情感的是多尔蒂对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再思考，把学科内容范围从属于解题技能教学。在这些努力中他得到了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已成为工程学院院长的迪克，蒂尔和许多其他人的支持。
多尔蒂1950年退休，史密斯1958年退休。他们对大学的影响已逐渐变弱——但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教师没有完全忘记。这些人中有英语教师欧文，斯坦伯格，历史教师西奥多，芬
337顿和迪克，西耶特。由于这个原因，卡内基—梅隆的教师们对教育哲学和实践要比我所熟悉的其他大学教师有更高深的认识。
我到卡内基时，学院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没有授予过学位（玛格丽特，莫里斯?卡内基女子学院有一部分例外）。历史、英语、语言和哲学是“公共服务”系、其中的教师多少是“二等公民”。在斯蒂弗领导时期(1965-1972)，玛格丽特，莫斯学院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并，重新命名大学（合并了梅隆研究院），并在几个文科学科中授予本科学位。
我对这些变化有复杂的感情，因为我对当代文科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教育的自下而上能力有复杂的（否定的）感情。特别是，我没有被这些领域向职业教育主义倾向发展所打动。它们有时好像打算把无用性作为真正的文科学习的根本标准，因为它们显然只重视知识而不重视技能。
当然，实践是另一回事。如果在大学中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把技能当作是游戏的别名，那么语言学系也许可以当之无愧。但语言教师仅在想象中认为，学习读、写、说和理解很不幸只是深入学习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初步准备”。而事实上他们几乎花了所有时间去教这些“初步准备”，这正是生活中的一种不幸（英语教师一般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用语法和拼写来为他们的成见作自我辩解）。
就卡内基—梅隆而言，我认为在“文科教育—职业教育”的大旗下，卡内基规划的基本哲学可能被输入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课程表中。对“文科教育—职业教育”可能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的想法支持这种做法。在与常青藤联盟学院的竞争中，我们在文科学科方面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除非我们做些不同的事并且无可争辩地比他们做得好。如果我们没有相对的优势，我们就不会有质量，如果我们没有质量就不应在商业界
338存在。
但是为了将“卡内基规划”应用于文科，人们不得不相信，在正确解释的“文科”与正确解释的“职业”之间没有冲突。受文科教育的人是有技能的人，而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人，他们的技能与文科的（自由的）价值和知识融合在一起。我们这些受“卡内基规划”影响的人如果还远不算完全，那么在我校，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院中促进文科一职业教育思想方面还算相当成功。
整个事情很复杂，而且还没有结束。其精髓可以通过下面几段话来表达。那是我1977年对教师们的一次讲话，它引起了相当的轰动。那时，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帕特?克里辛和他的副院长李，格雷格正在院里设置基础课程，教师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的设定——虽然许多人是被争取过来的。4月5日我作了一次有很多人参加的讲演，题目是文科教育，目的在于促使学校里认真讨论重要的教育问题。我想讲演是成功的，我以文科教育的定义作为开场白，向文科常轻视技能以及“文科的”和“职业的”之间的紧张状况提出挑战：文科教育从语源学上以及所有其他方式上来看都意指对自由人的教育，对此大家都非常同意。只是当你问一个人为了自由并保持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时才开始有不同意见。按大家都同意的说法，例如描述耶鲁是这样的学校，“在那里可以对青年人教以艺术和科学。他们通过全能的上帝的赐福，可以适合于教会或平民国家的公职。”从古典文学时代开始，将某人培养成为自由人就是把他或她培养得能在社会中占有一个职位。如果这职位包含着做一个公民，那么这就是做公民的准备；如果这职位涉及生产工作，那么这种自由人教育就包括为适当的职业进行培训。(
Simon
1977a,
p.91)
接着我提出一种阐释性的考查（10个问题）作为文科教育的有效定义，并对其中的一个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答案。“注意，”我说，“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考知识——你是否读过荷马和弗吉尔①的诗，我们在考技能，要回答问题，你必需应用写诗的技能或计算机编程或某些其他技能。”
我建议我们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来设计一种恰当的教育：首先，去理解学生的动机，第二，要抓住大部分课外时间用于教育过程——也许甚至是潜移默化地在午餐谈话中进行有关如何做人的教育。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对其动机是智力的、是职业的、是为了社交的、是传统的、还是“没有什么分类的”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投其所好。需要从社会科学出发的第三件事……是一种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有关知识、技能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我们怎么促使学生受到文科教育呢？我赞成设置各专业共修的基础课程，以提供课外的共同话题。面面俱到是不重要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基础课必需通过取样构成。其目的必需在于发展技能和知识：解题技能，盘问专家的技能，和领悟、评价的技能。
接着是一段妙句：“没有受过文科教育的教师是不能提供文科教育的。美国大学的教师们，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受文科教育……如果你走到自己领域内有资格教书的人中间向他们提一个问题，他们中有多少人会说，‘噢，我回答不了这个，这不是我的课时’呢？”我提议，校方为教师们制定一个文科教学计划，要①
弗吉尔，古罗马诗人，其主要作品为史诗《埃伊德》。——译注340求在今后四年内，每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师要通过这个计划中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的综合考试。我说，这是让我们自己准备向学生提供文科教育—职业教育的一种方法。
作为我讲话的结果，教历史课的同事们邀请我参加教一年级学生历史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班子。当然，我必须接受这个邀请（并很高兴这样做）。这门课强调法国革命（我们的侧重点是“例子”，而不是“覆盖范围”）。课程还包括要求学生去检验他们在关于大革命的标准著作中看到的假说，对照存贮在计算机中（英文）的1789年法国地方性会议向凡尔赛提出的请愿书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否支持这些书的主张？就这样，我在教历史和学历史的过程中度过了一个有教学效果的学期——学的比教的多。我没有重复这一经验，主要是因为懒惰，而不是因为再这样做——或是英国文学或法国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乐趣。
我向教师提议的那种学校在卡内基—梅隆还没有建立。但我有耐心，并意识到社会改革不能立刻完成。
回顾我的讲话时，我发现自己在思考我的教育观的起源。对文科教育—职业教育的强烈信仰无疑来自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卡内基理工学院这两个工学院的经历，也结合了这样的观点：传统形式的人文学科在文科教育中的作用言过其实。我从未甘心接受这样的观点：职业教育需要的是狭隘的职业训练或用不太好听的话来说是技巧方面的。我也不相信，当代人文学科对说明人类状况已表明有特殊的能力。
我认为作为社会系统的大学公共基础课程的设置对丰富教育经验很重要，这种认识无疑起源于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那里的启蒙性综合课程涉及所有的知识领域。既然这还不是哈钦斯和艾德勒的芝加哥经典，我没有把那些课程奉为典范。这341种信奉将会使抽样检查的想法变得不可接受，从而使公共基础课的设置无法实行。
虽然仅仅对讲话窥见一斑，但从中可以看到，我那关于社会科学（以及特别是认知科学）对大学教育有重大贡献的观点直接起源于我近年来对学习和问题解决过程的研究。当代认知科学提供了一种对改进教育过程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它也揭示了在各种各样领域的交叉中人类思维过程的共同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效的交流可以在许多特殊文化中间建立并保持，这些文化构成今天职业的、智力的和艺术的社会。17.
争论
我大学生涯的记录，包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及其以后的时期，清楚地表明了我避免不了争论，事实上我是经常被迫卷人争论中的。究其原因，我想这大概不是因为我喜欢争论，而是因为这些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使我所在的大学达到我认为重要的目标：
如果说我在大学生涯就开始争论的话，我在科学研究中也同样争论。我的大量的研究是从基础上搬掉一些既成的东西，起先是在公共行政管理学，然后是经济学，再后是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理所当然的：科学研究理应做出点新东西，而新东西当然与旧东西不同。然而，有许多研究，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发现，有些是从库恩的意义上讲是革命性的发现，与旧东西并不抵触，它们是建立在旧东西的基础之上的。即使有时最终瓦解了旧东西的基础，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毁灭性后果也不总是那么明显的。
我则通常是有意识地宣布我的革命。我那已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是很平稳的。它名为《决策制定与管理组织》，出版于1944年的《公共行政管理评论》上。然而随它而来的是1946年出现在同一家期刊上的《管理格言》，它声言经典的管理理论（例如卢瑟?古利克和厄威克所说的那一套，1937年）的基本原理并非基本原理，它们只是一些格言。其中不乏智慧，却又矛盾百出。
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性的——我指出了经典理论的问题，但只给出了一般性的疗法：“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格言有效。”一直到了5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从经验上证实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勾划的新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