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的第3和第4章是一个较短和较少技术性的概述。传道师的努力.3
《管理格言》一文引起了人们相当的注意，但并非全是赞许的。厄威克从未原谅过我对于他的终身事业的攻击，但古利克在后来的年月中却对我相当友好，也许他宽容了一个年轻人的过分自信。过分自信、自大或随便怎么说吧，那篇论文使我在公共行政管理界得到了立即的和永久的知名度，至今还经常被引用。
在第4章里，我谈到了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运动，它的先锋是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梅里亚姆的系。赫尔伯特?斯托林编了一本书，书名叫《政治学的科学研究论文集》，在这本书里，他每人一章地批判了行为主义的带头人物，其中也包括我。
要回答这个攻击需要一本同《管理行为》一样厚的书．我压根也没想过写这样一本书。在我看来，《管理行为》一书本身就为自己做了最好的辩护。我的判断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减少这本书的光彩。
当然，我现在仍然被指控为“实证主义”，而且好像这是多大一个罪过似的，不是大罪也是小罪。同时，至今仍有相当普遍的人不太理解，如果在前提中不是至少有一个“应当”的话，为什么就不能按逻辑推导出“应当”来。然而，我想这些困难与斯托林
344的书没有多大联系。它们起源于现今的总趋势，把实证主义作为贬义词用，对于实证主义者相信的是什么却没有个清楚的概念。
．
在经济学方面，论战开始得比较缓慢。我最初的攻击是几篇关于税会落在谁的身上①和技术改变的文章，这几篇论文与新古典主义的框架相安无事。然后是几篇文章，建议需要认识到理性的限度以便创造比较真实的企业形象。在这些论文中，我都没有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它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提出强烈的挑战，尽管在《管理行为》以及后来关于企业的论文中已经提供了进行这种挑战的素材。
第一场论战的形式是反击有限理性的反对者爱德华，梅森(
Mason
1952)和弗里兹，马克卢普(Machlup
1946)，前者声言我对于企业的理论的修正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后者认为所有的人，不管表面上怎么样，都是在追求最佳结果。但是，论战的挑起者，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不容易指定的。我在卡内基②经济学方面的同事肯定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怀疑态度。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尽管在匹兹堡时和离开匹兹堡以后都与我保持密切的朋友关系，可他从来没有将我误认为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盟军；杰克，马思，在他1961年的理性期望宣言中，清楚地标明了对我的有限合理性学说的回击。午餐时间与同事的辩论以及关于决定经济学教席的人事的争论，无疑导致了我与同行们的冲突。而等到70年代我重新关注经济学时，这场论战就公开爆发了。①
著者对此的解释是，例如，房东按法律理应交税，但是他通过提高房租的办
法，将税“转嫁”到房客头上。——译注②
指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及后来的它与梅隆研究院合并而成立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译注345
同样，这里的任务也不只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怀疑，而是要建立经济学的新基础。你不能用无去反对有。《管理行为》是一个开头，接着是50年代初的关于组织的平衡、关于雇佣关系的理论和关于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型三篇文章，每篇都堪称为经济学理论，而且都是发表在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上的：
梅森的反对得到一些同行的附和，他声言我的修正与关于工业和经济的经济学所主要关注的事毫不相干。他的反对导致我加强了我的攻击，以致于我对支持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的证据提出了挑战。这种改变可以从70年代中期以后我写的经济学论文中看出来。在这里我提出了理性的过程性理论与理性的实体性理论的区分，坚持了经济决策制订需要计算理论，对通常用来支持在真实市场边际供需平衡信念的证据提出了挑战，同时还指出了正是那些与最优化理论的主要假设相对独立的辅助性假设，使得经济学家们能够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这些文章有明显的火药味。随着经济学家们更多地接纳异端邪说（如同他们目前正在做的那样），我对他们的批评可能会减少。
我与阿伦，纽厄尔和克利夫，肖一起搞的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开始于1956年的“逻辑理论家”，这方面的工作很明显是建设性的。我们的方案在方法论（计算机模拟和大声思维口述报告）和主题（由物理符号系统执行的运用启发式探索的解题法）两方面都是具体、明确的。当然，这些方案面对的是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尤其是其强烈的斯金纳形式。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以及支持它的证据，而没有明显地向当时盛行的信仰挑战。事实上，我们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Newell，Shaw，鈕d
Simon
1958a)中明确地声言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两者的自然的后继，是对这两个对立学派的一种调和。
346
不一致并不需要直说出来才能让人家感觉到。心理学家们一旦结束了对我们的忽视（这种忽视的时间不长），就认识到我们所说的东西的革命性意义。但是，在心理学领域进行的论战与在公共行政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论战很不相同，这显然得归因于心理学较强的经验性。虽然，心理学有哲学的宣言和方法论论述的一面，但这一切产生于经验发现成果的逐步积累。然而，积累经验发现成果是个长期的过程，一直到70年代经验证据才表明这场革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不论是阿伦?纽厄尔还是我，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直接回答来自行为主义者、格式塔主义者以及现象学的非议。我们采取的政策是“用行为而不是语言去宣传”[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或索内尔(?))的话①。最好的辩词是建立和检验模型、做实验。让哲学家们去编织语言的网吧，这种网不难撕破。
在我已经建成的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学模型中，有许多就是当我思考对信息加工的攻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构想出来的。例如，当乌尔里克?奈瑟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中断言计算机无法对情绪做出反应，也无法满足多个目标。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个挑战，构造了动机与情绪对认知的控制的模型，这个模型刊载在我1967年发表的那篇以此命名的论文中。
同样，我和巴伦菲尔德一起搞的关于国际象棋感知的工作成果发表于1969年，其目的就在于反驳蒂乔米洛夫和波曾扬斯卡亚(
Tichomirov
and
Poznyanskaya1965)关于计算机扫描国际象棋棋盘不可能像象棋大师那样理解棋子间的格式塔联系的说①
巴枯宁(1814
-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索内尔(1847，1922)，法国政治
哲学家。原著者指出，这里是套用了一句无政府主义者的名言，“不要去演
讲，去扔炸弹吧！”但他记不清是这两位中哪一位讲的了，于是用了问
号。——译注347法。我对科学发现的模式的持久兴趣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想表明，与现象学家的断言相反，可以设计程序去发现科学规律、发明新概念
像这些建设性的证据远比无论怎样雄辩的辩词更有效地回击非议。
讲到计算机模拟和哲学家就碰到了一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我们是否该说计算机会思考。认知心理学家，即使是那些赞同用计算机模拟的认知心理学家，通常都回避这个问题，而代之以“计算机比喻”：谁也不能否认计算机有比喻意义上的思维能力。问题在于“计算机是否真的能思考（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思考）”。这个问题引起哲学家有时还引起市井民众的极大热情。
有一种无法反驳的论点，据说能一下子将问题全解决。这种议论大体是：计算机是机器，机器不能思考，因而计算机也不能思考。对此种议论的一个未必合适的反驳是：人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机器，如果机器不能思考的话，那么人也不能思考。
与形式逻辑不同，在这里，争论的基本前提不总是那么清楚，但却又像是已经存在于读者的记忆中，只需把这些信念拿出来，再做推断就行。上面给出的论点，其结构就是如此。大多数读者已经“知道”机器不能思考，并且计算机是机器。这些前提都不需要证据。
事实上，大多数读者会接受这种说法，“计算机不会思考”，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明晰的论证，因为一旦作出了这个结论，它所需要的前提就可以从记忆中出现。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说法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许多读者不相信人是机器，或者，即使相信的话，也要加上很多条件和限制。
在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中，已在大多数读者心中建立了牢固的信念的一派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在关于机器思维的争论中，
348我们所处的困境与当年达尔文提出人与猿有共同的祖先时所处的困境一样，也与伽利略主张地球绕自身的轴旋转时的情形一样。疲于为我们自己的非直观性前提和结论而争论，阿伦?纽厄尔和我通常用不断增加的程序积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来演示计算机的思维。计算机替自己说话（不论是在比喻意义上还是在实在意义上），总有一天它们将使所有的人，除最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①外，信服它们在思考。
为进一步说明这些观点，在此我附上十几年前我写给我女儿芭芭拉的信。
1977年5月21日亲爱的芭：
你问到韦曾鲍姆和所有有关这方面的事。这是个既长又复杂的故事，它至少涉及到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一整套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亦即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及其他行为过程，人工智能已经做到了什么和将会做到什么的问题，至少从原则上讲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是一个应当通过冷静地观察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其次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成果——不管是大还是小——对人类社会和民众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但它的答案部分取决于第一组问题的答案。
第三是关于人民对智能机器的感觉以及智能机器与人民的关系的问题。这些是情感和价值方面的问题，演示和①
fundamentalist。原指坚持按圣经文字来解释一切者。例如，坚信上帝确定用
六天造了世界，而在第七天休息。这里指极端保守主义者。——译注349证明在此不易起作用①。
观在我们来讨论第一和第二两组问题。它们是关于事实的问题，或多或少可独立于涉及到情绪的第三组问题。从50年代人工智能刚开始的时候起，它就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恐惧、焦虑以至愤怒。从这一点讲，人工智能已经有了与达尔文发表进化论时同样的影响，因为两者都引起了一些人对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意义和价值的忧虑。因此，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个（我记得）名叫莫蒂默，陶布的工程师写信给《科学》杂志，对我和阿伦发表在那上面的“通用问题解决者”的第一篇论文表示愤怒；然后他又写了一本更加愤怒的书。在他以后是理查德，贝尔曼，然后是人文主义哲学家休伯特‘德赖弗斯（贝尔曼的研究助手的兄弟），然后是韦曾鲍姆。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但上述这些人是最引人注目的。
一般说来，我没有回答这些攻击。你不能与一个人就他的宗教信仰进行太深远的争论，而这些正是德赖弗斯和韦曾鲍姆们的宗教信仰争论问题。例如，韦曾鲍姆的书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徘徊：(1)人工智能的要求被夸张了；(2)这些要求有即将被实现的危险；(3)人们极力去实现这些要求是不道德的。（有时他用“猥亵的”这个词，并将这样的人与纳粹党人相比。）现在我理解乔(
Joe)③之所以生气的一些原因了（他本人就是从纳粹那里逃出来的难民），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将计算机作为他所有焦虑的目标。在任何事上我都看不到与他争论的要点，①
严格来讲，感觉的本质也是一种事实，但它的判断涉及到情绪和价值。②
韦曾鲍姆是姓，乔是此人的名。350
我自己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从长远出发，我的科研工作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工作将会确定人的思维过程有多少能够被模拟。我相信最终能模拟所有的思维过程，但没有必要急于向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证实这一点。在科学中，只有事实能给我们最后的回答。
关于社会后果，我相信每个研究者都有责任对自己正在努力创造的研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评估，并告诉其他人。在我们发表的运筹学论文及其预言中，①我和阿伦极力想履行这个责任（1958年），在我的三个版本的《管理决策新科学》与《人工科学》中，我也履行了这个责任。当然，我不能期望别人总是或经常同意我的预言。但我有时失去自制而激动起来是因为我做这些预言却要受到攻击。但是，在对这些攻击感到遗憾的同时我并没有对它们感到惊讶。在科学争端中很少能保持冷静，而且在如此敏感的神经被触动的情况下我不能指望保持冷静……
最后只有两条意见。第一，我不认为，为了发现生命的价值，我们必须维护人的任何独特性或不同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特性。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将人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的观点比将人与自然分离或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更可接受。但其他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认为，那些反对我将人的特点简单化的人多少有点想在他们自己心中保留一份深深的神秘，否认他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一体化关系。在我看来，揭示某些行为似乎非常①
著者说，这里指的是纽厄尔和西蒙于1958年发表在《美国运筹学协会杂
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作了著名的人工智能10年发展预
测。——译注351复杂和奇异的事物实际上是由很简单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是一种美，而不是贬低自己的做法。我认为每个科学家都必须这样想，因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在混乱的复杂事物中间发现意味深长的简单性。
哲理讲得够多了。我希望这些意见能使你多少了解我对这种批评的反应。爱你的，爸爸
我只是不完整地描述了我所参加的科学争论的情景。除了那些属于“革命的”范围的争论以外，还有一些小范围的争论。不管在前面几页中我的主张如何，在许多场合下我已回击了那些具体的攻击，也就是说我自己也攻击别人的研究成果。我不想将这些例子列出个完整的目录，只想谈谈某些突出的事例。
1955年我在《生物统计学》上发表了我第一篇有关不对称分布的论文。在写完那篇论文的草稿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钱珀努恩，乌尼?尤尔，本诺伊特?曼德尔布洛特（后来是著名的分形学家）的有关工作上去了，对此，我在已发表的那篇论文中已及时表示过感谢。我还直接与曼德尔布洛特就那篇论文进行过讨论和通信。
1960年，我发现曼德尔布洛特在前一年的《信息与控制》上攻击过我的论文，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部都没有通知过我或给我以回复的机会。我写信给曼德尔布洛特，提议我们可以联合写篇文章阐明我们的共同观点和不同观点，但目的不在裁决。他同意了，而且我们也交换了一些草稿。由于情况很快就变得很清楚：我们的争论在逐步升级，而不是在调和，因此，我们放弃
352了合写文章的打算，我将自己的答复交付出版。
然后，针对我的答复曼德尔布洛特另写了一篇答复。针对他的答复我写了一篇答复，对此他又写了一篇答复；对他的这个答复，我写了一篇最后的答复。不堪长期折磨的编辑同意了我提出的能使争论过程很快收敛的办法：每篇答复的长度限定为前一篇答复长度的一个固定的真分数①。尽管回顾这场争论的读者会注意到我的部分总是小于曼德尔布洛特的，但这个办法奏效了。双方都以相当绚丽矫饰的散文来进行交流。如果我曾在这些答复中反复考虑过我言词的生动性的话，我就决不会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
为什么用断言而不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呢？因为要充分理解曼德尔布洛特的论点和我的论点，并在这些论点之间进行裁决，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去阅读和思考，可能与我们写这些时所花的时间一样多。很少有读者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在这样一个交战中能得到的最佳结果就是，让读者相信双方都有些道理，双方得到相同的分数。这是参加辩论的原因还是回避辩论的原因呢？
几年后，在英国的《应用统计学》杂志上，我发现另一篇攻击我在《生物统计学》上的那篇论文的文章，这次是个名叫赫登的语言学家的攻击，他声称我所提出的词频分布模型甚至连间接地适应数据都做不到。仔细考查，他的论点基于谬误的统计过程，我给编辑寄去了答复。不幸的是，我同时还寄去了一封信说：合格的评审人不可能推荐赫登的文章。
在愤怒的回信中，那位编辑说：赫登的论文是由两位著名的①
这个主意不是新的。在E.G.博林担任美国心理学学会评论刊物《当代心
理学》的第一编辑时，就采用这个办法来处理意见交换。353统计学家推荐给杂志社的。然后他还附上了一页他自己对我的论文的批评。我写了一篇很长（而又简洁）的答复，为我对编辑过程的含沙射影的讽刺表示道歉，同时坚持说我应当有机会回答赫登的攻击。在这封信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答复。最近，我又从我的文档中找到了这封信，在我看来，我对赫登的答复仍然是对的，他的文章漏洞百出。《应用统计学》现在换了新编辑，也许我应当再试一试。
我的论文引起一位数学家勃然大怒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另外两次交锋也产生了与我跟曼德尔布洛特的论战一样生动的辩词。一次是与挪威数学家卡尔?奥伯特(
Aubert
1982)；另一次是与一个名叫尼尔?科布利兹的美国人(
Koblitz
1988)。这三次交锋中，每次首发攻击的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激烈程度和纯粹从个人偏见出发的态度都使我感到惊讶（我应当补充说明一下，在应战时我进入了争论状态，但并没有提高声调）。对于奥伯特和科布利兹，我以为我都胜利了。这两次论战都是干净利落地击倒对手，我没有错觉。不像与曼德尔布洛特的论战，读者可以深入研究双方的论战，得出自己的看法。
我在描写这些事件时的心情比我在事件进行过程中的心情要轻松些。被人指出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有重大的数学错误是令人窘迫的。几年前，逻辑学家理查德?蒙塔基曾指出我的这样一个错误。我承认了那个错误，并在后来的出版物中说了在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时就应当说的话。这种交流没有在我心里留下什么永久的伤痕。
因犯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错误而受到讥讽嘲笑是非常令人恼怒的。当攻击袭来时，你当然不知道你是否有错；重新检查论证中的每一步后，才发现没有什么可焦虑的。每交换一次意见，你就得重复一次同样的过程。但是，当你确信自己的观点的确很
354有根据之后，由于来回倒腾的缘故，你又觉得自己的立足点不是很牢。只要你的对手固守阵地，世上其他的人就决不会知道究竟谁是对的。这就像法庭上的一桩刑事案件一样，无论裁决是有罪还是无罪，人们总有怀疑的余地。
从某些方面看，在刊物上辩论甚至比刑事案件还要糟。因为到最后并没有有罪或无罪的裁决，留给旁观者自己去找出他们最可能的裁决。同时，由于无风不起浪，决没有彻底宣判清白无罪的。
近年来，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已告诉我们，科学界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此，科学家往往也是很好斗的。每个科学家都想发现正确的理论，并且都想第一个发现正确的理论。有许多激烈的争端都是关于谁是正确的，以及谁是第一个的争论。我们知道，甚至连最伟大的牛顿也陷进了这种争端，例如他与莱布尼兹、胡克等人的争端。
正如我对我的一些论战的部分说明所显示的那样，我的策略不是一致的。在重大问题上，例如行为的对传统的政治科学之争，有限理性对最优化之争，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之争，以及机器思维，我很少直接回击批评，而更喜欢根据自己的主张来证实自己的道理；宁愿自己来确定问题，而不愿在对手设定的框架中进行辩论。
我不清楚当时我是否知道我的策略的合理性如何。但当我回顾时，我认为它相当有效，因为它使我能将我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为我的理论建立经验证据上。同时，还因为它使我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问题上。在宽广的文化和哲学阵地前沿上，保持提出问题的首创精神是很重要的。进攻比防卫更有效。
然而，当我的出版物被批评有技术上的缺陷时，我通常会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清楚的。虽然我刚刚讲了对这种辩论结果的结论性表示过怀疑，但我决没有为让错误的数学放任自流、不受批评而感到心安理得过。
如同所有科学家的生活一样，我的科学生活也有舌战的成分。它不是我最喜欢的科学活动，但它证明我没有逃避作为科学战士的责任。18.
学生动乱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将60和70年代我们校园里学生的不安分叫做“动乱”，并且一想到他们我就想到这个词。因为在动乱的早期阶段，卡内基—梅隆校园比较平静，我是通过我女儿凯西和她的丈夫戴维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动乱分子的。那时，凯西和戴维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他们参与了600名学生占领行政大楼斯普鲁尔大厅的活动。几天之后他们被警察强行赶了出来。
我之所以用一章的篇幅来讲我个人介入这次动乱的情形，不是因为这特别引人注目，事实上它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它揭示了许多我对政治过程的态度以及我的教育观点。我在具体情况下的言行比泛泛而谈更可靠地表达了我的信念。当然，你必须考虑我是一个参与者这个事实。出于某种语言效果来表达事情的方式与安安静静在书房中讲话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伯克利革命者的忠告
也许最能表达我对伯克利学潮态度的，是我给凯西、戴维及其朋友写的“革命者指南”。在那封信中（下面重印了那封信的部分内容）我说，由于支持“肮脏演讲”运动（即用所谓自由演讲的方式自由地发表亵渎言论的运动），他们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事业。（那封信未必不适用于近年来发生在东欧的画面大得多的事件。我要让读者们自己去判断，看我对革命者的忠告对那些运动的参与者是有用的还是有碍的。）
1965年5月23日
亲爱的凯西和戴维：
很抱歉，我的“革命者指南”编写得这样慢。
革命旨在用不合法的手段造成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合法的东西与社会将容忍的东西是有区别的。在对革命目标同情的情况下，不合法的手段可能变得可以接受，而反对这些手段的法律则不能实施。
如果一场革命旨在推翻整个法律制度的话，这种不合法行动的作用就是要唤起同情的人群，要驱使这种法律制度的保护者采取严酷的惩罚，进而唤起更多的同情；要表现力量，以减少对当局的惧怕而增加对革命者的惧怕；最后，要夺取武器，占领战术据点。当人们不再相信现有的法律可以实施的时候，革命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剩下的任务就是保证它掌握在“正确的”党派手中，而这正是温和派失败的共同点。
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全国性的民权运动与上述358革命有不同的目标。它们根本上是保卫而不是攻击法制。在这里，法律比政府以及“舆论”得到的“更好”的实施。在这里，革命从增加对法制的接受而获利，由于采取不合法行动而受损。在过去，法庭一直都是保卫个人自由的主要堡垒。因此，增加人民接受司法程序的愿望有助于这场革命；而减少这种愿望则有损于这场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讲，使民众不顺从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
与大多数成功的革命相比，这场革命的群众支持基础比较弱。革命通常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但总是拥有大多数人的同情。从上一代人对种族和言论自由的民意测验中，你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许多人来说，你们正在为之斗争的问题只是些皮毛问题。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固定的看法。因此，他们的观点常常会迅速而剧烈地变化。2，观点上的那些一时的变更，通常由突然的事件引起。这些事件究竟引起赞同还是反对的态度，只取决于那些引起注意的东西。因此，“曼哈顿地铁抢劫案”（我不曾提过种族）引起了与“黑人科学家不能购置住宅”很不相同的反应。3．对于种族平等和言论自由，许多美国公众的赞同态度更多的是由内疚而不是热情所驱使的。因此，如果提供减少这种负疚的信息（比如“加利福尼亚纠正了学生是垮掉的一代的说法”）的话，就容易使反对保护这些权利的议案合理化。
对于任何一场革命来说，保证公众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一场力图更强有力地实施法律的革命来说，这一
359点尤为关键。
目前法律得不到实施是因为它们的条文不符合民意——许多人认为它们以不合理的方式规定了自己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使用非法手段时必须有节制，并且只有当他们的“目标”得到绝大多数公众舆论的支持时才这么做。去年秋天，言论自由运动的确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广泛支持。静坐抗议可能是一种正当的战术，但是，在法庭中为这些行动辩护时，重要的是要将注意力扭转到革命的目标上来，不要让案子停留在你们是否事实上妨碍学校事务上。（如果你们能使它让人信服的话，“警察暴行”问题也是有力的。）
但是“脏话”一事是很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太令人厌恶，以致于它将失去人们对比较重要的自由问题的善解。革命必须使中产阶级信服。革命者不能随便指责中产阶级为“持偏见的人”或“古板守旧的人”。
一两个殉难者对一项事业并非坏事，虽然这对于殉难者来说有些冷酷。想到在斯普鲁尔大厅的人，我很高兴没有人被杀害，但如果真有人被杀害的话，言论自由运动可能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没有一点流血的准备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是吗？
接受我的“战术指南”而不愿按它去行动的革命者是表现主义者。对于一个表现主义者来说，感情比事业的成功更为重要（他就是那个夸口说“我一定斥责他”的人的堂兄①）。有些时候我们都是表现主义者。有时我们面对非正义的事就是想大声喊叫，或者想站起来并被计算在坚持①
某人的堂兄在这里指与某人很相似。——译注360正义者之列。这些是崇高的动机，但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必须经常让自己放弃自我表现的乐趣。他必须根据行为对制度的最终影响来判断自己的行动。
坐在离加利福尼亚2
500英里远的这里，我一直在努力评价过去这几个月中伯克利革命领导的有效程度，相反地，还有他们受表现主义侵蚀的程度。我想直到“脏话”出现之前，它的成绩都很好，而在此之后，我就不太能确定了。
是的，我这一代的校园革命者大多是表现主义者。但是，当然，今天的青年人受的教育更好，我们希望他们了解他们的马基雅维里①。我将继续兴致勃勃地观察。
祝你们好运爱你们的爸爸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动乱
几年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与那些自认为是毛主义者的学生有许多接触，他们正在号召世界革命，要从我们这些30岁以上的人手中夺权。由于我较早接触过3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因此我没有对他们幼稚的理想主义抱更多的希望；而只是与①
马基雅维里(1469
-
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当
过国王的顾问，写过《君主论》一书。这本书既是现实的，又是玩世不恭的。
它教导国王们怎样驾驭臣民，怎样保持权力和摧毁敌人。其方法可能是有
效的，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却是不道德的。据著者解释，这里的意思是，希
望革命者们能知道怎样有效地进行革命，而不仅仅是表达他们的情
绪。——译注361他们进行对话。他们的价值观几乎都是对的，而他们对于改革这个世界的想法却几乎都是错的。
在学校正在建造一座新的科学楼，而学生们正在支持匹兹堡的黑人试图进入到全是白人的建筑工人工会时，这股风潮来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这是我拍手欢迎但没有积极参与的一项极好的事业。在学生们召集校园集会以抗议当局对取消该工会的种族隔离问题缺乏积极性的时候，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长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声明。为了强调他对黑人学生的同情，他说：“呃，昨天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共进过午餐，发现他们真的是人。”他的意图极好，但他太不会说话了。
建筑工会与抗议者之间达成了一个消除种族隔离的和解，于是校园冷静了下去。在整个全国学生动乱期间，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基本上都比较平静，直到学生报纸变得激进而打破这种平静为止。
与《Tartan》①的冲突
建筑工会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毛主义学生，主要是建筑系的学生，控制了学生周报《Tartan》开始煽动所谓“学生生活的贫困”，这是他们从法国革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那里学来的一个口号。如同大多数大学一样，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许多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甚至那些从没认为学生生活是受贫困煎熬的人，都同情学生，或者对整个事件持消极态度。
学生们的言行越来越粗暴，这特别激怒了我，于是我决定介
①
据著者说明，Tartn是一种苏格兰方格呢的图案。苏格兰士兵围上它作为
家族的标志。因为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创建人安德鲁，卡内基来自苏格兰，
这家大学就为他的家族造了一种方格花纹的图案。这个图案作为学校的
标志用在各种场合。——译注362入。我给《Tartan》写了一封信，主张让学校立即停止给这家报纸补贴，因为一份受人资助的报纸不可能是言论自由的报纸。致卡内基‘梅隆大学《Tartan》的编辑：1970年9月28日亲爱的先生：
言论自由是那些有见解要表达的人的权利，但它没有说见解不同的人有义务补贴发表见解的人。
Tartan，通过卡内基—梅隆大学全体学生的非自愿贡献（我相信，每年约15
000美元），补助该宣传机构的一小撮自称的“激进分子”，他们将这个补助用于鼓动乱糟糟的茶会无政府主义①。可笑的是这个全能的机构还要为号召革命付帐单。这岂止是可笑，这简直是不道德……
原则很简单：不应当强迫学生为传播他们所不同意的政治观点捐款。任何强制为这个目的捐款的系统，无论是通过学校筹集的，还是利用学校的权力作为集资机构由学生协会管理的，都是违背良心自由的，应该现在就停止。
我想向学生们、我的教师同事们、行政管理当局以及校董事会建议，全部中止对这个学生出版物的补贴。我将很高兴听到其他同意我的意见的人的声音，让我们一起重申这个校园受第一修正案②保护的权利。①
茶会是英国人下午喝茶休息的时间。据著者解释，茶会无政府主义是指一
种知识分子在这种场合不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只有言论，没有行动。——
译注②
指关于宗教、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译注363你诚挚的赫尔伯特．A．西蒙
我的信，使得《TarLan》的编辑怒火中烧。在我的答复中，我反对了《Tartan》用过多的篇幅重复科恩—本迪特的观点，提议“让《Tartan》刊登5个星期关于不同的世界观（我自己的，并非贩卖来的）”。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在那个学期，我写了8个星期（而不是5个）的专栏，在“西蒙说”①的标题下发表在该报上。
前四个专栏印出时都加了美国国旗作为边框。在看到第五篇专栏文章没加边框登出来的时候，我确信我已赢得了这场战事。新年后不久这个专栏就停止了，远在我提出我的学校改革计划之前。因为一些学生哭喊求援，说他们没有发表作品的空间了。我将那算作我的第二次胜利，悄悄地从作者行列中撤出了。（每周写一个1
000字的专栏是一桩工作量不小的工作。）
“西蒙说”
我不会将我的专栏文章推为文学珍品——讽刺味浓了点——但它们表达了我那时持有的革命、大学教育以及技术与社会的许多观点（其中大多数我现在仍坚持）。像在我的其他职业活动中一样，我极力用社会科学知识来阐述眼前的问题。这里，我不详尽引用这些文章，只想介绍一下它们的特点，
第一篇文章警告说，改革运动要退化到权力斗争，暗示这种情况正在学生运动中出现：“因此，让我们停止谈论改革的目标……着手于让他们失去权力、我们得到权力的工作。让我们①
“西蒙说”本是一种儿童游戏。一个领头人说“西蒙说做什么什么”，你就得
照着做什么。例如，他说’西蒙说指鼻子”，你就得指鼻子。但如果领头人
没有加“西蒙说”，而只说“指鼻子”，你就必须不傲。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弄
错了就被罚出局。坚持到最后的一人赢。因为著者姓西蒙，此处戏用此言
作为专栏标题。一译注364来计算一下委员会成员中学生的数量（如果我们指的是学生的话）。我们要增加学生的数量，增加委员会的数量。”
在第二篇专栏文章中，我论述了大学作为“一个学习的环境”的作用，主张（纯埃利奥特?史密斯①式的）“学习来自学生所做，而不是（除间接之外）教师所做”。然后对选课制度稍加抨击：“学生对无限制选择课程的自由的要求总是与其对与个别教授密切的个人指导关系的需求相伴。也就是说，与感情和智力依赖的需求相伴②。如果大学要帮助学生自力更生的话，我们就必须抵制这些要求。”
我的大学改革办法（纯芝加哥大学风格）：“废除课程要求和学习时间要求。允许每个学生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准备好了，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这种证明可以采取综合考试和独立撰写论文的形式。在大纲中指出所有学生必须获得的主要技术和知识。”
第三篇专栏文章又回到政治主题：“我们怎样不用炸弹就能搬走和动摇常青藤的围墙？”我们要从学习如何和解、如何联合开始：“那些认为他们将建立最好的世界的人……放弃了为较好的世界而工作的机会。”然后我们用知识来论证：“如果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的话……那么思想和理性在改革中就有一席之地。而思想的力量并不来自于不妥协的要求、恐吓或暴力。”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