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著者的解释是，当时的学生想得到完全的自由。但如果真的给他们以
完全自由的话，他们会无所适从，会感到被抛弃不顾了。因此，他们就想从
他们认为会照顾他们的老师那里得到帮助和指导。他们不要规则来告诉
他们该怎样做，却希望友善的导师来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尽管这两者说的
可能是一回事。——译注365
第四篇专栏文章谈到文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我承认有能源、环境及其来自于技术的问题（学生运动的主要目标），同时指出科学和技术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解答的一个基本部分：“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能达到较高的目标，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因而使我们能设立更高的目标；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能看到我们行动的后果，这些是以前看不到的，我们不可能再因无知而将疾病带给陌生人①。这两者都使得科学和技术成为提高我们道德价值和志气的关键力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使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是它们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进步的现实和未来。”
在第五篇专栏文章中，我们又回到政治主题。这一次我是答复学生们对我们政治制度的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没有政治，就不会有民主。它们只是对同一个基本的、不完善的制度的好说法和坏说法：“我们……想象自己脱离了政治，而没有注意自己由此也失去了对民主的热爱。”我又一次称赞了互让和解：“与他人共同生活（他们是两亿人）意味着与其他的见解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学会妥协和交易的道德，也许幸运的是乌托邦还没有宣布。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乌托邦宣布了，它会是在数量上比我们多的其他人的乌托邦，而不是我们的。”
第六篇专栏文章是在圣诞节之前发表的，采用了比较柔和的声调，讨论了环境学家在圣诞购物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此后，经过短暂的沉默，接着是圣诞节后的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了我和多萝西娅如何在秘鲁的库斯科度过1971年的新年。以下全文①
著者对此的解释是，例如，天花是欧洲人带到美洲来的。印第安人对此毫
无免疫力，因而导致很多印第安人死亡。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不是所有的
情况下），这是由于无知而在无意中造成的。随着知识的增长，不大可能再
无意中做出这类事了。——译注366引载了这篇文章，因为它最好地表现了我在做这场新闻文字练习的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我没有像上星期吹毛求疵的《Tartan》编辑们提议的那样“随风飘走”①，而在度完仲冬假期之后正好赶上写这篇积压已久的文章。这次冬假使我和妻子得以亲眼看到正在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进行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以及在阿根廷可能滋生的革命。说“一瞥”比“观察”更好，因为我很怀疑旅行者的印象，即使我自己就是那个旅行者我也怀疑。但是形成印象是旅行乐趣的一半，只要你不像报告地缘政治事实那样谈这些印象就行。比如说，谈谈对库斯科的新年印象。
高高地位于秘鲁高原上的库斯科，海拔两英里，做着古代印加族光荣的梦，等待着新年的到来。环绕中心广场的拱廊下摆着小桌子，一家家印第安人正在这些桌上摆宴吃喝，有烤肉、玉米和汤，还有从乡下买来的、乡间酿就的玉米酒和秘鲁皮斯科白兰地。午夜时分，广场前三座大教堂的钟声叫人们去做弥撒。许多人去做弥撒，还有许多人就在广场上一直呆到天亮。在这南半球的仲夏，黎明来得很早。
旅行者可以混进广场里拥挤的人群中跟着人群乱转，没人说他，也没人注意他。在那里他找到了异国情调：艳丽的印加农民服装，西班牙和奇楚亚口音的混合。尔后，他发现这一切又都非常熟悉。他感受着那个晚上在时代广①
《随风飘走》（Cone
Wi山出。Wind）系…部著名的美国电影，中文译名为
《飘》。——泽注②
时代广场位于纽约曼哈顿，百老汇与42街交叉路口。新年之夜，很多人在
那里欢庆，几家大电视台也在那里做现场直播。——译注367场②、或在他家乡的中心广场也呈现着的同样的激情、同样的期盼、同样欢庆的心情。
新年那天，在将要登上带他经过一个大峡谷去往古印加前哨马丘比丘的列车时，他买了一份《库斯科晨报》（也许是当地唯一的报纸）。报上头版登着用传统、通俗的成语写的社论，回顾过去的1年和过去的10年，展望来年和今后10年。这样的社论过去他已读过许多次。在这个新年的早晨，如果他在纽约、在斯德哥尔摩、在东京甚至北京，打开报纸也会读到同样的回顾和展望。
“全体人类都在今天睁开眼睛遥望新的地平线，将脚踏上不熟悉的路，预期这些路会引导人类走向更高阶段，走向更加公允的生活。”①
在这座世界前哨之山，这座活生生的印加历史博物馆里（你会设想，这里曾每日充满为食宿而进行的斗争，充满将它带进现代世界，以便使斗争变得容易一些的艰苦的努力），那位编辑怎样写过去和未来的10年的？他谈到人均收入、土地改革、不断增加的土著印加人和印地安人权力以及工业化吗？没有这些。也许，这些太显而易见、人人知晓，甚至在这个庆典时节也不用提起；也许它们虽然重要，但还不是作者对人类的主要印象。那么他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发现在过去10年中有什么值得一提？他对未来10年的希望是什么？
“过去的l0年，带着它那可怕的人与人斗争的苦痛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人类对月球的实地造访仍然是头号大事；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代替人去与恒星建立密切的关①
引号内是西蒙引用的《库斯科晨报》，下同。——译注368系；有报道说有个人要把自己的心脏保留下来作为壁炉架子上的装饰品。”①
“过去的10年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②里面装满未曾预料的奇异的事情；而从今天开始的时代使人们能够期望科学领域会有更多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期望是不会落空的。但它同样也应当带来一些更加宏伟、更加高尚、但科学和人类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东西：精神的宁静，心理的平和，人类幸福的源泉和精华——幸福，人类永恒的同时又是不可企及的梦想。”
因此，在离家7
000英里的地方，站在马丘比丘太阳神殿巨大的基石旁，面对在峡谷冉冉上升的雾气中半隐半现的陡峭的群山，这个旅行者与那个不知名的作者及其一代代印加先人一起，用传统、陈旧而真挚的手法撰写人类的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真诚而热烈地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这个库斯科（它应当有个好些的运气），祝福我们的社区，万事如意；我们更为所有的人祝愿世界和平。”
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转入了平淡，呼吁大学建立—个正式团体来注意它的长期教育规划L＼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体，规划就是每个人的事，因而也就不是任何人的事。这个呼吁，如同我提出给教师以文科教育的建议一样，至今还没有在大学实现。①
指60年代心脏移植的成功。——译注⑦
希腊神活，潘多拉带着主神宙斯送的盒子来到人间+她违禁打开盒子，使
—切灾害和罪恶跑出来，散布到世上，等她急忙关上时，只有希望还在里
面。但在此地，那位库斯科的社论作者看来将它转意为带来很多出人意料
的东西的盒f。——译注369写完第八篇专栏文章，我就终止了自己作为报纸专栏作家的短期职业——那委实足一种累人的职业。动乱兴衰
也许，在学生运动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教师们对学生粗暴行为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官方对学生暴力行为的反应的反应。看来，许多大学教师在情感上完全受学生对他们的爱的支配，他们受不了学生们对他们发火。当学生们表现出好像就要撤回对他们的爱戴时，或者当学校或行政当局采取哪怕中等强度的防卫措施时，这些教师就被征服了，不能做出有助于事的反应。
这在1968年民主集会时期，教师们在对芝加哥暴行的反应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这件事有两方面的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警察对学生的攻击可能与他们所受到的学生的攻击程度差不多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孩子受到了攻击！（这很像父母们在治安法庭上袒护他们的流氓儿子的做法：“那不是我的约翰尼干的，他是个好孩子！”）在校园里，义愤是对这种事件的主要反应。
在这次动乱时期，我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有一段有趣的教学经验（我想有趣这个词用得很贴切）。我定期为硕士生讲授一门有关组织理论的课程。我最大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些能够代替组织经验的东西（因为大多数学生都缺乏组织经验），从而使这门课不那么干巴，使学生能够学到一些真正的技巧——如果说不是处理组织问题的技巧的话，至少也应是一些判断组织状况的技巧。
大约在1970年，针对学生们不断提出要得到更多的自主权的要求，我决定将自主权放给他们，看看他们得到自主权后会如
370何运用之。在授课的第…天我宣布，这门课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开发他们自己的组织技能；有一本教科书(March
and
Simon，1958)可能包含…些有用信息和建议；有一位讲师可以帮助他们；第一次作业是：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便计划和管理他们在修这门课期间的教育活动；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认为我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都可以来办公室找我。我平静而愉快地讲完这番话，然后就离开了教室。
学生们…片愕然：他为什么生我们的气？难道我们没有交学费吗？难道教师的工作不是教我们吗？
他们考试不及格。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组织起来去管理自己的教育活动。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确实组成了小组，并定期找我…起讨论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学期里，他们完成了…个项目，现在我已记不清那个项目的特点了，他们认为这个经验是有用的。在以后几年里，那个班另外一些学生在返校活动或访问校园见到我时，也告诉我说那是…种有益的——尽管令人震惊——学习经验。我从来不过分坚持要他们讲所学到的东西。
大多数学生只是继续生气，气愤地离去，我猜想，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了。当然，我也没有真让他们考试不及格，如果那样，那就是一次真正的争吵了。但是，用他们喜欢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状态：他们全拉稀了。在那个学期的教师评价上，他们给我评了我历史上最低的分数，低了好几个标准差①。可见，不仅是教师需要学生的爱，学生也需要教师的爱。在第一堂课上，我似乎已告诉他们，我在拒绝他们，也许当时我就是那样的。在那些年里，学生们是非常顽劣的。①
标准差又名：均方差，是统计术语、，低好几个标准差证明低得不正
常。——译注371
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四个学生被杀后的那个周末形势很紧张。在那之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动乱逐渐减弱。我们想尽办法防止那座后备军官训练队所在的大楼被烧毁；我们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与学生交谈，这才使得校园气氛差不多平静下来。那时，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学生们的反应也相对有节制了些。
在这些事件过去两三年后，我回想起那个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我在校园见到学生们脸上愉快的表情时，我曾对自己说：“我真高兴总算结束了。”公平地说，取代革命的雅皮士气氛是不是一种改进还是个问题。但从一个方面，即就文明礼貌水平而言，那的确是一种改进。19.
作为政治家的科学家
在第10章里，我讲述了自己在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方面的活动，尤其是作为福特基金会顾问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董事会成员的活动。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政治活动的中心就从纽约转到了华盛顿，从社会科学转到一般科学，特别是转到了国家科学院。
对于国家科学院的某些成员来说，那个组织的主要活动就是选举新成员。关于将成员名额分配给每个学科（该科学院下分为类，类下分部）的争论吵得非常厉害。采用由部至类乃至整个科学院的这种复杂的提名、选拔程序来维持补充新成员时的严格检查和平衡。
在选择成员时，国家科学院像任何一所大学一样可能犯错误。所有属于国家科学院的1
600名科学家几乎都有突出的科研业绩记录，另…方面，当然并不是所有具有同样突出记录的科学家都已被选人国家科学院。无论这个选拔程序是否可能出错，在美国，被选上的科学家无不因得到其同仁们的承认而感到自豪；辞去或拒绝接受成员资格的情况极其罕见，那种行为被视为怪癖。
但是，国家科学院决不仅仅是一个相互赞赏的社团。它的
373宪章①要求它根据需要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为履行这个职责，它控制着（与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学院科学合作）…个名为国家研究理事会(
NRC)的组织，后者是个由许多委员会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组织；
我想，国家研究理事会有将近3
000名专职技术职员，但咨询委员会成员全是从我国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挑出的、不拿薪金的自愿人员。在活动中，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理事会都有办法找到在美国所能找到的任何领域的专家学者。除非受其他协定的限制，几乎没有人在受到邀请时拒绝为之提供服务。
国家科学院及其分支机构对总统、联邦机构以及国会提出的建议总能得到认真听取，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议总被采纳，在进行与科技有关的领域（目前这意味着大多数领域）的国家决策方面，国家科学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的作用还不全是被动地回答问题。在国家科学院认为问题重要而其他人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时，国家科学院通常可以将这些问题列人议程()当它认为需要提供咨询时，它一般都能安排让有关方面提出咨询要求。社会科学在国家科学院
直到60年晚期，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资格还主要限制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家范围内。我之所以说“主要”是因为有些成员是人类学家（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主要①
著者说明，美国国家科学院是根据1863年林肯总统签署的…项国会宪章
(
charter)建立的。它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作为回报，
当政府需要时，美国科学院应向政府提供科学事项的咨询。——译注374是那些重视生理学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中有些（但为数极少）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或行为科学家。尼尔，米勒和乔治．A-米勒就是这样的心理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就是这样的人类学家。因此，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面相当窄。
遗憾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政策问题不按学科界线划分。例如，空气质量问题涉及到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汽车和动力工程学以及经济学与城市社会学。艾滋病需要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同样还需要性行为、社会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专题研究。国家安全和裁军问题则涉及从粒子物理学到政治学几乎所有的学科，只有极少数学科没有涉及到。
国家研究理事会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资格不限于科学院成员，也不限于自然科学家。但是关于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控制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手中，由他们对社会科学专业可能的实用程度的认识来决定是否让社会科学家接受审议。然而，在应当认识到这个实用性的时候人们往往还认识不到。自然科学家对于要适当解答的政策问题的社会科学方面实在没有充分的认识。
对我们这些观察国家科学院在国家决策中所起作用的人来说，社会科学应当更充分地参与提供咨询的过程，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要留意技术困境，同样也要留意由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的业余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要改变这种状况，看来有两条途径：创建一个类似的社会科学院，或者在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现有结构中更充分地引进社会和行为科学。①第二条途径更有希望，这是我自己的观④
在我讲话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我暂时不谈
由于这两个科学院所带来的难题。375点，也是许多人的看法。
我们之喜欢联合胜于分开，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社会科学在政治上容易受到攻击：它们最初被排除在实施国家科学基金会法之外就已说明了这…点，而且后来它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得以立足的过程也是缓慢而痛苦的。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远不是研究基金的充分分享者。社会科学在国会中有…些朋友，但也有一些恶毒的敌人。与硬科学同行建立联合阵线在政治上看来是明智之举。
第二，参加国家科学院可以加强社会科学的硬翅膀，即在观点和实际上都很像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也许太正确了，因为在以后一些年里在选拔社会科学家进入科学院时，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过分地将候选人限制在具有很强“生物学”背景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及具有很强数学背景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范围。在成员资格方面，尤其就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而言，还远没有表现出社会科学领域的平衡。
联合之战由一小拨已在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家领导。虽然有不少死硬分子（至今仍然不少）表示反对，但科学院年轻成员却很乐意承认社会科学是真正的科学。科学院院长菲利普?汉德勒总体上赞同我们的要求，他对促成这一变革给予了很大帮助。
这个过程始于国家研究理事会．由尼尔，米勒、乔治，默多克、卡尔，珀夫曼、欧内斯特?希尔加德以及其他活跃在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学和心理学处的人发起。这个处的一大部分工作，是为军事部门咨询有关视、听的科学问题以及训练军事人员的方法。
60年代中期，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学及心理学处开始推选在当时的种种限制下不够格成为科学院成员的社会科学家进入其主管部门。从我和人口统计学家金斯利，戴维斯开始，我们这些新成员应邀加入了这个主管部门，并且有希望日后成为这个部门的主席①。人口统计学毕竟差不多是一门“科学”，因为它运用定量数据。而我则以对应用数学及计算机科学有兴趣而闻名，多少由于我与兰德公司的关系，我在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中有许多熟人。
这个行动计划中的下一步棋是：为这些未来的主席在国家科学院争得席位。通过采用特别程序（自愿提名小组）可以回避学科分类问题，然后根据细则使之合法化，绕过科学院的学科部。
这个策略成功了。1966年金斯利?戴维斯入选；1967年我入选。（在提交给成员们审查我的资格的出版物目录上，第一项列的是我关于力学公理的论文，它发表在一个受人尊敬的物理学杂志《哲学杂志》上。我不知道对我身分的这个不严重的误证②支配了投票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产生的作用。）
在随后的3年中，不以当这个处的主席为借口，我们也能利用自愿提名小组将肯尼思，阿罗、罗伯特?默顿、蒂埃林，库普曼以及保罗?塞缪尔森选进科学院。同时，我们还软硬兼施，运用说服手段以及成立一个独立的科学院相要挟，使科学院接受了在科学院中建立一个综合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类的建议。同时由于科学院被来自工程和医学专业的同样的要求所困扰，1972年科学院选举时，科学院的结构发生了必要的变革。①
西蒙于1967
-
1969年为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学和心理学处主席。——泽
注②
这里指，有可能因此而使一些人误认为西蒙是物理学家出身（尽管做的是
社会科学研究）而投他的赞成票。实际上，西蒙在物理学方面纯属自学成
才。——译注377
各个类每年的选拔名额都暂时有所增加，以便使新的部能在几年期间内扩充到有适当的力量。那些年里，我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提名和选拔活动，在吸收新的社会科学成员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虽然不总是决定性的角色。由于有一大批“卓越的”候选人，因而提名和选拔工作既不困难，也没有很大争议。
我们决定歼始选拔年轻的成员，为此我们甚至决定做出像拖延西奥多?纽科姆和保罗?拉扎斯费尔德这种资深、出色的候选人提名这样的牺牲。我们确实是在他们有生之年选拔厂他们两个人，但我对这样不公正地拖延他们的选拔总感到不太舒服。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从战略立场来判断这件事的，塔尔科特，帕森也没有入选，但他之所以没有入选是因为我们有些人认为他太“软”，不合格。
我被选人科学院之前就开始了这项政治活动，使得我在科学界里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几乎在刚成为科学院成员时，我就被邀请参加其久负盛名的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是哈维‘布鲁克斯，他是从该委员会奠基人乔治，克斯塔科夫斯基那里接任的。
我在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任期（1968—1971）内，该委员会的…些主要活动是监督与评议由菲尔?汉德勒①任主席的一项生物科学调查；应众议员埃米利奥?达达里奥为首的一个委员会的要求，就“需要什么公共程序来权衡新技术的益处和危险”问题为国会做咨询。国会技术评议办公室就是这个咨询活动的最终成果之一。
如同我在科学院中的其他活动一样，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也是一个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委员会，但同时它①
菲尔为菲利普的昵称：——译注378也是一个使人获益匪浅的组织。我们所检查的维护公共利益政策问题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性，我们有时也许对其结果还有些影响。委员会成员，无论自己的专长是什‘么，都接受过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教育，我们的教师都是这些领域的杰出专家，、最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结交头脑聪明、视野开阔、才智敏锐的人的愉快。甚至将不可避免的乘飞机旅行计算在内，我与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共同度过的时光都是我最愉快、最激动的时光。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
当我被邀请加入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时，还没来得及开始我在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个社会科学家被任命到这个委员会甚至比被选人国家科学院还要令人吃惊，从一开始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就是由物理学家提名。如果我们可以说有个计量经济学小集团的话（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之内使经济学数学化），那么更显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有一个物理学小集团，它一直统治着整个科学政策领域，在科学政策领域总统首先感到需要咨询的是电子学和原子能，总统科学顾问的位置是为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或几乎与物理学家无法区分的电子工程师预备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为数15个左右的成员中大多是物理学家，搭上少数几个数学家、化学家、工程师和生物学家。
我被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从1968年1月起加入该委员会，一直任职到第一届尼克松政府令该委员会寿终正寝为止。我进入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时化学家唐纳德?霍尼格是总统科学顾问。此后20年里，我从唐那里得
379知，我不是以社会科学家而是以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专家的身份被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事实上，那时对任命一个社会科学家仍然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在我被任命之时，我个人已经认识总统咨询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与我就这些新学科所引起的政策问题进行交流。
但是，科学界（包括我自己）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说来就是认为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扩充了，可以容纳社会科学了。显然我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清除了社会科学家头上的咒语，因为接着詹姆斯，科尔曼和帕特?莫伊尼汉也被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很多工作都是通过顾问小组来做的。顾问小组成员不全是，甚至大部分不是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几年前，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沃尔特。罗森布里斯任主席的这样一个顾问小组工作过。大约在J960年，（前）苏联建立了一个控制论研究组织，直接由（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控制。它非常秘密，由海军上将伯格领导：我们的中央情报局的…些工作人员被指派去监视其进展情况，他们将它夸张为（前）苏联试图用控制论征服世界的一大阴谋。他们起草的
份厚厚的报告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他要他的科学顾问杰里，威斯纳对报告做出评价。
这份报告充满了愚蠢的内容。我记得其中声言在这项俄国活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著名俄国经济学家华西里，利昂蒂夫”，那时，华西里，利昂蒂夫（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是哈佛的专职教授，他一家人在20年代就已从俄国迁移出来了。
唉！我们的顾问小组太诚实了。如果我们向威斯纳回报说（前）苏联的控制论研究真是危险的话，美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就会得到以后数年可能使用的全部经费。但我们无视诱惑，报告
380说，中央情报局完全是在编故事。事实证明如此。这就是我在成为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之前为其工作的一段经历。
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邀请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该委员会总是深深地卷入军事，尤其是核问题的咨询。而在1967年，我是赞成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在积极寻求解决这个国家军事问题的技术手段，我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这个委员会服务吗？
我确定我能够服务。因为：第一，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迅速打赢那场战争的话，那么找到这个方式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帮助找到这个方式。我在那个时候并不反对我们防止越南的共产主义胜利，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我赞成撤军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打赢那场战争。第二，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除关心那些战争问题外，还关注别的问题，我可以将那些问题作为我在该委员会的主要活动。
被任命到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后，我发现它的确深深地陷在极力为美国在越南取胜做技术贡献的活动中，尤其是努力在技术上找到封锁胡志明小道的办法：，然而，总统咨询委员会的物理学家们的天才抵不上北越农民和土兵的天才和拼命精神。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有效地切断胡志明小道的方法没有找到。五角大楼的一些人欢迎来自天才的物理学家的这些努力；而同时另一些人则怨恨这种外来者的干扰，认为他们是事后诸葛亮。
在白宫，亨利，基辛格及其副手亚历山大?黑格特别怀疑这种干预，他们使用其权力极力使总统咨询委员会成员了解其不知道的事情，包括提供毫无意义的？情况简介”。…次黑格做“情况简介”时，我装做要确定会不会误了飞机的样子中途退场。
对越南事务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个人贡献。我的技术知识使我也不能对此做任何有意义的贡献。通常我能认识到那些主
381意为什么是愚蠢的，但这一点其他人也做得到。我很确定我对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积极贡献究毫是什么。我的第——个决定是，我不能是一个象征性的社会科学家，虽然在谈话涉及社会科学时我肯定会将社会科学知识带到谈话中去。我要找到一个位置，让自己像…个称职的委员会成员那样充分发挥作用，与其他成员没有差别。
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在每月例会期间作为整体委员会工作，其他时间主要在顾问小组活动（顾问小组从来没有被称做委员会），当时有舆论要重建一个环境问题顾问小组，过去那个由约翰?塔基主管的环境顾问小组在1967年时曾提出过…份很有价值的报告，罗列了所有的环境问题。我很高兴地同意出任这个新顾问小组的头头。虽然几乎在任何具体领域其他人都比我知识丰富，但没有人是跨几个领域的专家，因此我不会处在劣势。
此外，作为年轻时涉足昆虫学和生态学的结果，我至少能在适当的时候说出
些名字。从在我父亲的图书室发现的…本小册子《木材、矿物或农作物？》引起我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后，我一直都在关心环境问题。我熟悉像尼达姆①的《内陆水域的生物》那样的古典名著以及克莱门兹和韦弗的生态学教科书，住在罗克沼泽的日子里我曾认真学习过它们（见第2章）。
这个新的顾问小组没有理由再写一份公务报告。因此，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最紧迫的具体问题上，并分析了在哪些方面我们能提出要采取的下几个步骤。我们招募专家，建立了空气质量问题、水质问题、化学（那时清洁剂是个大问题）、环境经济学等几个顾问分组。
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对我的顾问①
系美国康奈尔人学的生物学教授，——一译注382小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是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和福特汽车公司主管研究的副总裁迈克，费伦斯，，看来，默里与我竞争意识相当强cJ但他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相关问题比对其他环境问题更有兴趣，因此我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他创建了另…个顾问小组，与他的兴趣更接近。
在约翰逊政府执政的最后…年里，我们顾问小组对清洁剂问题极为活跃。我们向国会和其他地方递交提案，要求禁止磷酸盐清洁剂。当时在使用着这种清洁剂，而没有注意替代这种清洁剂的办法。在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了替代办法问题出在哪里——治疗方法可能与疾病——样坏。因此，我们提出了—些“慢慢走”的建议，事实上没有采取什么轻率的行动。
这一年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与约翰逊总统只会见过一次。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少有点被吓坏了的总统，、这位总统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胡志明的不讲理。胡志明为什么这样顽固？他为什么不接受给他提供的合理的折中方案？无论会议议程是什么，总会回到这个问题上去。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他的对手摧毁了的人()我们沮丧而担心地散了会。
1968年总统大选之后，我们递交了形式上的辞呈。但看来尼克松总统要继续维持这个委员会，只换掉了那些任期已到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前校长李，杜布里奇成了新的总统科学顾问。前任主席领导下的以嘈杂、喧嚷为特色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会议现在变得比较安静有序了。
我继续按环境顾问小组议程工作，仍然将它作为我的主要活动。我的科技办公室优秀的工作人员约翰，巴克利，…个野外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相当快地推进了我们的活动，提供了优秀的办事人员。
尼克松总统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应当如何组织联
383邦政府以对付环境问题。国会在力图建立一个环境质量理事会。当时，反环境不是好策略。作为一种对策，尼克松设立了一个内阁环境委员会，宣称环境非常重要，环境问题涉及许多部门，因此只有在内阁层次上才能处理好它。
当然，没有人知道内阁委员会应当怎样工作，它是个史无前例的组织。它没有办事人员，那么谁来为它准备议程呢？尼克松总统求助于他的科学顾问，而李，杜布里奇则求助于他的环境顾问小组。于是，环境顾问小组就承担了为内阁委员会准备议程的职责，至少到能做出其他安排为止。
在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上，排在前头的是关于汽车排放氮氧化物的法规。在此以前，由于怀疑其技术上的可行性，在最初的《清洁空气法案》中对此没有作出规定。同时，在汽车工业提供的情况简介中，尼克松总统得知汽车污染问题控制得很好，不需要什么新的规定。当然，他们向总统提供的图表必须说明硫的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减少。我们立即将氮氧化物问题作为内阁委员会的第一项议程，并准备了一份说明该问题严重性和处理该问题的可行性的备忘录。
在这个问题上，迈克?费伦斯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顾问小组中非常活跃。凭借他在公司的职位，他可以说他能在汽车排放问题上做些专家鉴定。他认为（针对我的业余水平的备忘录），我们的化学知识全错了，因此我们提出的建议也是不正确的。遗憾的是，他离开科学领域忙于行政管理已经有些年头了，那时他已忘记了许多化学知识。而且，他所接受的是对物理学家而不是对化学家的专业训练。我回到家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旧书——施莱辛格的《普通化学》教科书，写了一篇关于高温下大气中氮固化的短文以支持顾问小组的备忘录。顾问小组相信我的说法，我们不必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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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在想，我们的行动对于让尼克松政府支持氮氧化物的法规，并马上采取新的控制手段是有些作用的。我之所以相信我们有一些影响，原因之一是在那以后不久，我被邀请参加通用汽车公司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每年可得到不菲的津贴。但是我谢绝了邀请，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只要我是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问题方面的成员，这里就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按今天的标准看，费伦斯和通用汽车公司对利益冲突问题都很不敏感，而在20年以前，这种不敏感比较常见，至少比现在要容易被接受。
在我为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的那些年里，全国上下对教育都很关心，特别是新左派正在提倡对现有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提前教育”①是那个时期重大的（不怎么革命的）创新之一。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哈佛的化学家弗兰克?韦思海默组织了一个教育顾问小组。我参加了这个小组。适应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特点，该顾问小组将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可能对改进教育发挥什么作用”以及“联邦政府怎样组织进行这种研究”上。
作为这个顾问小组的成员，我起草了两份备忘录。一份是关于阅读能力研究与开发的，另一份反映该顾问小组参观当时正在进行教育研究的一些主要实验室的情况。关于阅读的备忘录，我采用了需知、公民资格与“丰富生活”、评价、高水平阅读技巧、动机与认知等标题。在第一个标题下我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谁需要知道如何有效地阅读，有许多民间传说而几乎没有数据。也许，许多工作完全不要求阅①
据著者解释，是给儿童，主要是贫穷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一个计划。相信
是开始于约翰逊任期中。——译注385读；有些工作可能只要求阅读说明书；还有些工作（例如秘书工作）只要求将书面材料打印出来，等等。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关于各种工作对阅读技能的要求的材料，那么我们就能在最需要有关技能的地方教相应的技能，改进阅读能力+关于公民资格与“丰富生活”，我同样也是攻击传统观念的：用任何我们知道如何设计的下一个10年的计划，也不可能将大多数在学校里阅读能力差的人带到这样一种文化水平：使得阅读对他们的闲暇生活或作为公民的表现都有重大的作用。我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充斥大众读物市场的垃圾是一种比电视节目更合乎需要的镇痛剂，：甚至所谓“严肃的”读物，平均说来，所传播的错误信息也可能与它所传播的正确信息一样多。至少，我很难想到一本达到最畅销状态的关于当前问题的小册子能驳倒这个断言。
实地参观（在1968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真正令人兴奋的或有希望的教育研究项目。在我的备忘录中，我将它们分成新世界项目和改进世界项目，前者是革命性的，后者是改良性的。我们发现的一点小刺激是在新世界项目中：
我们最初的抽样中只包括两个新世界项目的代表，其中一
个荒唐透顶，但另一个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果我们将简
报扩展到包括黑人、城市学校负责人以及激进派学生的话，
我们就会听到许多关于新世界的事情。
……我没有被我们与赫布?考尔的会见说服去准备加入他386的革命，或者甚至只是喜欢他的革命。但我相信他成功地使革命有了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这是我所见到的其他新左派都没能做到的。如果给一点时间，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对未来事件写出几个备选的似乎有理的预测：(I)没有革命——它只是一种时尚，而紧跟这种时尚的将是某些与穿紧身裤或吞金鱼相同的事情；（2)这种革命会传播，会使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与娇生惯养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结成联盟……在l0年间会取得某种形式的胜利；(3)等到大兵们回到校园，会有剧烈的暴力冲突①；（4）新左派少数派会导致强烈反弹和社会大规模地向右倾斜。……与我们委员会有关联的，我认为，多少有点独立于我们所写的这些预测。任何一种可能的预测，都有我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在那里动机问题将不能靠“只要你在学校努力学习，毕业后你就会永远过得舒舒服服”来解决。对许多儿童来说（不管在他们30岁时的体会将如何），他们不会为活得舒适这个目标而激动，可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得不舒适过。另外许多孩子认为，无论他们是否努力学习，他们都会过得很舒适。而许多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则认为，无论他们努力学习与否，他们都不会过得很舒适。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些态度，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是不现实的，但他们存在这一事实，就将这些问题置于所有想要解决重要问题的教育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中心。①
此句指的是这种可能情况：从越南回来的复员兵回到大学当学生时，会与
没去越南的新左派发生剧烈的暴力冲突。——译注387
韦思海默的顾问小组没有对美国教育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因此它与近几十年来不计其数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委员会命运相同）。在强化教育研究的活动中，它主要致力于支持新成立的国家教育研究院，且可能取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还是教育行政当局接管厂这些。然而，如果剥去当时所注重的革命言辞，我们顾问小组的想法还能为教育改革提供有用的宣言和这场改革应注意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至少在两个其他场合为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我戴上「我的社会科学帽子，：在罗马俱乐部（1报告即将发行的时候，杰伊?福雷斯特极力宣传这份报告的研究成果，预言世界末日将在下世纪初来临。他被获准在总统科学委员会会议上介绍这个报告。我对这个自以为知道如何预测社会现象的轻率的工程师感到很生气。在讨论中我指出罗马俱乐部模型的许多幼稚的特征，但这个问题就这样不了j，之。
另…个场合是，我们得知有人让尼克松总统注意到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书，他或者他的工作人员中的什么人想让社会科学家对托夫勒的沦题做出评价。于是，我写了…份备忘录，指出：在我祖母那个时代（随着快速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从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社会变化肯定比在我自己这个时代要快。我祖母呵呵和同时代人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心理冲击——不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大；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应经历任何特殊的“冲击”。
在尼克松第一届后期，李?杜布里奇辞去了科学顾问的职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