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
第三部“登高望远”，从人工智能研究开始到我1978年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第14章讨论我们的研究计划，第15章理出我个人生活的线索。第16和第18章叙述我在卡内基校园的事情，第17章回顾我的一些学术论战()
第19和20章描述我离开匹兹堡校园时一些生活，前者主要涉及到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科学政治学，后者主要涉及我在世界各国的旅行。
第四部“60岁以后的研究”，从诺贝尔奖开始谈起（第21章）。在同一章中接着谈我1978年后的研究，关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发展，关于我在科学政治方面的不断活动，第22章讲我过去10年中在中国和苏联的旅行。第23章讲述引导我在生活中作选择的一些一般观点。
在跋中，我对我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作了反思，它可以被看作预告，即我不打算把最后一章看作结束；如果允许的话，我将继续留在这令人愉快的、激动人心的工作岗位上。6汉译本序言
我的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即将用中文出版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喜悦。同时，我对自传的译者曹南燕、秦裕林（在吴雯芳的帮助下）怀着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不久，我便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多次访问中国使我和我的夫人多萝茜娅深深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愉快而宝贵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在满足人民需求以及不断改进老百姓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进步，极其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参与了这种变化过程，尽管参与的程度很小。两年前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使我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为此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在中国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是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对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人类记忆理论以及与学习有关的认知过程进行研究。在这里，我不能一一提及在这些项目中所有合作者的名字，但我必须提到其中两位。一位是荆其诚，他是我在中国活动全过程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另一位是朱新明，他组织和领导了根据现代认知理论，为中国的学校设计一种新的、非常有效的中学代数和几何课程的项目，这个项目十分引人注目，他和他的夫人曾在匹兹堡访问过一年。在那一年里，我们共同对这些课程的理论和实验基础进行了研究，并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很幸运，生活在现代电子计算机诞生并由此导致了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的年代。我的自传中有很多发生在那些令人激动的岁月中的故事。对我的自传，我主要的希望是，它能给正在考虑以科学研究为职业，或刚进入科学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些有关科学研究生涯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当然，这些画面也许附着许多久远的旧时代的色彩，而且就地域而言它也离中国很远。但是，一个科学家想要探究未知世界的迫切感是不拘于任何时间、不特定于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世纪、哪块土地上，我们都会对这种迫切感有所响应，都会因发现对人类有价值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感到欢欣和满意。
最后，我必须提到来自中国，师从于我并与我共同度过我的部分科学研究生活的三个年轻人，张国骏、沈为民、秦裕林。在此，我想对我的朋友和读者重述一下孔夫子的名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赫尔伯特．A．西蒙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1997年7月23日
引言
6月里一个雾气重重的清晨，多萝西娅和我下了飞机，在幽暗的像棚子一样的机场大楼的工作台上申报行李，通过敷衍了事的海关检查，签署了租用大众汽车的文件。达姆施塔特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过去了，我感到我能舒心地访问德国了。1965年，我们决定在访问黑林山和瑞士之前，花几天时间去莱茵兰寻找我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寻找的中心位于从美因茨向南到曼海姆的莱茵河中部50英里的狭长地带。
我们在奥托班开始向南时，路上的雾已消散，路两边展现出整洁的德国树林的茂密的树干。在我们到达达姆施塔特时，太阳穿破云层时而露现。我们在广场停车，去买午餐以及打包时忘了带的削皮刀、罐头起子，这个广场上的周六市场喧闹非凡。我很高兴我的密尔沃基德语多半能被人听懂，我只是偶尔借助一下袖珍词典。小刀是ein Messer，但罐头起子呢？
我们的直接目标是城堡附近的技术学院校区。我父亲阿瑟，西蒙1902年在那里获得工程学文凭，并于1912年作为一名成功的校友回到这里作过一次次关于他在电动机设计方面的讲演。
我们在建筑群中漫步，穿过其中最大的楼房，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人或物，但我们希望能瞥见或嗅出60年前的什么东西，墩实的砖石结构的教学楼主楼看上去和1897年的明信片上印的完全一样，这张明信片是父亲去世后我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发现的。就像所有老式工科院校，不管是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还是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建筑物一样，教学楼内部暗淡而无装饰。布告栏上大都是1965年的政治事件，我对这种场面的感受要比我所看到的东西更使我感动。那完全是我的想象，它使我能透过稍微消散一些的雾霭凝视过去。
我父亲在获得工程学位后在德国仅待了一年，部分时间在达姆施塔特和海德堡读研究生，部分时间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他为什么离去？ 我父母正式的说法是约瑟夫祖父曾许诺阿瑟在毕业之后可以作一次环球旅行。出发后，他一直到了密尔沃基，那里他有些亲戚。他在卡特勒—哈默电气制造公司找到一份工作，7年后他找到一位妻子，接着在那里定居。他西部最远只到过旧金山，而且还是许多年之后的事。
在我还是孩子时，这种说法看来很简单；现在看来有问题了。要是密尔沃基是德国的一个城市，那么阿瑟为什么选它而不选故乡呢？尤其是在一个崇拜德国文化的城市，为什么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身分从德国人换成美国人呢？
我父母在家中从不讲德语（虽然我母亲能不合语法地流利地说德语），只有当有些事不想让我哥哥克拉伦斯和我知道，以及战后我5岁那年，西蒙祖母到我们这里客往时，他们才讲德语。我父亲有理由为他能准确地运用英语而自豪，他只是偶尔在用成语或动词时时态出错——“Today I go to the office early.”
父亲嘲笑那些“归化的美国人”——德国裔、意大利裔、波兰裔或者随便什么裔美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忠诚分给两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试图当志愿兵，但被拒绝，从外表上看是因为他视力不好，实际上可能因为他是新移民。但由于美国那时的安全检查没有达到现代的精致程度，他在战时设计战舰的炮塔控制。
同时，他的德国童年故事中没有什么痛苦的色彩。他对家乡葡萄园的怀念变成了一种对花园的爱和执着的追求。他在我们的小院种草，把前廊修成半封闭的温室栽花。有时他在周六下午帮有土地的郊区朋友修剪葡萄藤。他并非无批判地赞美美国生活方式，几乎不认为汽车、爵士乐和棒球比他年轻时受薰陶的德国文化更进步。
但普鲁士不是德国，在他看来普鲁士人是招致军国主义和痴钝的民族主义的咒语。父亲有时讲起一位在面包房当学徒的亲戚。这人曾伏在面包房的面板上漂过莱茵河，以逃避征兵，后来到了美国（我想他旅程的最后一程是坐船的）。虽然我父亲喜欢瓦格纳，但他不能忍受《汤豪泽》中的民族主义。
也许这是他逃离德国的潜在原因，如果那是逃离的话。但是他去世多年后我整理他的论文时，我想到有另一个可能性。他只保留极少有关他年轻时在德国的纪念品。除了达姆施塔特校园的明信片和他用了一辈子的小计算尺外，只有另一件来自大学的物品：一份正式的备忘录，日期是1899年6月15日。译文如下：
申明
在我与学生阿瑟，西蒙两次会见中，我曾说过一些话使该先生感到他的荣誉蒙受损伤。我特此申明，那绝不是我有意侮辱西蒙先生，或想以任何方式欺侮他。
因此我向学生阿瑟?西蒙先生为侮辱了他而致歉。我以自己的签名作证，
恩斯特?沃塞曼
签字由另一个学生作证。
这侮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父亲这样一个不喜欢争吵的人要把这份备忘录保存在办公桌里达49年呢？也许这只是大学里的吵闹。也许他为此骄傲，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愿向一个同学挑战去决斗。他的马刀和面罩放在我们家的顶楼，我哥哥和我曾在那里发现这些东西并拿它们玩（当然是小心翼翼，不至于发生流血事故）。所有这些都和海德堡城堡的浪漫蚀刻画一致。这幅版画挂在密尔沃基家中前楼梯间附近的墙上。在我孩提时的心中，我父亲的大学时代混有来自《学生王子》的情景。
但即使是学生，决斗也有不愉快的原因。谈论妇女会引起决斗，人种的侮辱也会引起决斗。看到这张致歉备忘录使我想起一件我父亲曾说过的一两次逸事——一个学生曾称他的犹太同学为“白色犹太人”，并认为自己是在宽宏大量地恭维他。这一按情况推测的证据当然不足以表明沃塞曼先生的无礼或定他有罪。但1899年莱茵兰的学生傍晚在啤酒馆讨论和争吵的是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那时的一个经常的热门话题，在1899年5月的巴黎，最高法院安排对阿尔弗雷德，德赖弗斯上校新一轮的审判。第二次军法会议在8月召开，含混不清的判决是在9月9日传下来的。沃塞曼先生的道歉与莱茵兰和法国公众骚乱的最终爆发几乎同时，阿尔弗雷德，德赖弗斯事件已持续了许多年。
4
世纪之交时达姆施塔特的犹太工程学学生的情况如何？德赖弗斯的事件在校园中和社会上的影响如何？在毕业后犹太工程师的就业和事业前景如何？（回忆一下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几乎与此同时寻找大学职位并遭遇反犹太主义的事。）
迷雾又一次笼罩了下来。当我第一次想到这些问题时，阿瑟，西蒙已去世。现在我们在达姆施塔特找不到什么能揭示那种学生争吵秘密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许不去改变关于移民的正式说法是最好的，移民是一次环球旅行的早期停止。在限制人们对久远的错误的记忆方面，迷雾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从达姆施塔特向西，我们停在阳光灿烂的路边吃面包和奶酪，路旁是葡萄园，那天下午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美因茨。阿瑟?西蒙曾在那里上高中，与退休的祖父一起生活，因为小小的埃伯歇姆村庄只能维持一个初级中学。美因茨的过去很容易在它半废墟的罗马式建筑天主教堂中找到。战时的炸弹几乎剥尽了教堂的装饰。它空旷的内部非常朴素，更突出了两个互相面对的、对称地处于长长的空荡荡的礼堂两端的祭坛。虽然那时美因茨已过了一千年，但让人回想到遥远的前哥特时代。
据说，犹太人与罗马士兵一起回到美因茨。在那里，犹太人是大屠杀容易到手的牺牲者。当十字军成群拥进莱茵河谷，到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关隘时，犹太人仍在那里享受神圣罗马帝王的保护，并把资金借贷给他和大主教。我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否也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很久以后才因环境恶劣被迫从法国或荷兰来到这一地区。美因茨河水上的浓雾，遮盖了事情与罗马和中世纪过去的联系。我喜欢这样想，如果它们没有联系的话，我将看到几乎与以色列一样古老的祖国。但这只是浪漫的空想，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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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因茨的旅馆服务台，并不容易得知去埃伯歇姆村如何走。小镇的名字是熟悉的，但职工和经理对我们应走哪条路意见不太一致，小镇在向南几公里远的地方（我父亲说过坐马车要半天）。我们从南边公路出发，沿路不断地打听。几经周折，我们穿过一片布满葡萄园的开阔平坦的高地走进陡峭的小山岗，然后转向东北方向，过一座窄桥，走进村庄的南端。
我们走在罗马大街——罗马人的路——埃伯歇姆主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街道上。照我父亲曾讲过的小镇传说，罗马军队曾沿这条街从莱茵河谷行军进山，开始穿越洪斯吕克山从美因茨到亚琛的长途旅程。
在罗马大街靠近天主教堂的地方，我们希望找到西蒙家的宅院，院墙里的路边有一个小祠堂。祠堂和宅院都在那里——或者至少有一所房子可以被看作是西蒙家的宅院，——和村里所有其他房子一样有相同的泥墙。在天主教堂前离街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堵长石墙，上面刻有这个村子在一战时倒下的孩子们的无尽的名单，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倒下的他们的儿子与后代的名单，这一名单稍短一些。
我们在教堂之外一个街区找到了小镇的办公厅。在二楼…个小屋里，一个职员拿出一本黑色有封面的出生死亡登记册：迷雾又一次稍微散开一点，让我们回到一个半世纪以前。拿破仑和莱茵联盟时期，回顾那些用法文写下的19世纪早期的档案。我们看到阿瑟，西蒙的出生登记上写着：1881年5月20日，葡萄酒商约瑟夫，西蒙和罗莎丽?赫夫的儿子。约瑟夫，西蒙的出生登记也在那里，但现在迷雾又一次升起。我们迷失在西蒙和伯奈斯众祖先和诸亲戚的关系中，不能肯定我们追溯的是正确家系。埃伯歇姆的这两个犹太家族之间常通婚，他们也常和同样散居在邻近村庄里的犹太人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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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商这一名称是个意外，因为我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他家是商人家庭。他总是骄傲地谈论家传7代的葡萄园（要比这些登记册所录的还要早一个世纪）。在那犹太人不能有自己的土地的时代，“葡萄酒商”是否用作遁辞？约瑟夫是否既是葡萄种植者又是商人？不管怎样，他能送他儿子阿瑟上大学。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回答我这些问题。
镇办公厅的职员告诉我们怎样去找镇长家。对了，镇长的父亲是70多岁的人，他还记得我父亲的姐姐弗里达，西蒙；她是他在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年龄并不能确切证实这一点，但意图是友好的）。我们还在人们指引下去了陡峭的小山附近的犹太人墓地弗里德霍夫。墓地的草修剪整洁，十几座墓无规则地排在那里，其中许多有西蒙的名字。希伯来文碑文很难解读，所以我们并没有从中得知多少有关埃伯歇姆西蒙家族错综复杂的家谱的东西。但在撒满阳光的宁静山坡上，漫步于这些墓碑之间，却又令人十分惬意。
透过迷雾的企图，并没有终止于埃伯歇姆。罗莎丽，赫夫来自几公里以南的沃斯泰特。我们再次沿原路穿过葡萄园时在一个路边小铺（我们这里称之为夫妻店）停下来买面包和奶酪。这家店是一对热诚的老夫妇的，他们有些亲戚在芝加哥附近——叫贝肯霍夫，我们认识他们么？我们卷入了旅伴间通常有的闲聊之中，只是有一瞬间，我心中冒出一串问题，却又只好停住，因为不能问这一串问题。1930年谁拥有这个小铺？这种商店是不是通常由犹太人经营？这些业主后来怎么样了？无疑这是不公平的怀疑，但它向人们热情的交流泼了冷水。我们付了钱，继续赶路。
沃斯泰特比埃伯歇姆更实在地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过去。中世纪的城墙已被夷平，构成一个半圆型的公园以及穿过小镇
7的散步场所。我们在清教徒墓地的角落发现犹太人墓碑（很像我的故乡密尔沃基清教徒森林之家旁边的犹太人绿树公墓）。有一个墓属于曾曾祖父阿伦，赫夫。他1797年3月9日出生于帕藤海姆。于是我们回到18世纪。但进一步的探访没有更多结果，帕滕海姆是高地西边的一个小村，那里既没村镇办公室的档案也没有犹太人墓地——只有对后者曾存在过的否定。
此外，我只有一次机会再度认真地试图拨开迷雾。在莱茵兰之旅多年之后，1977年夏天，我们访问了奇妙的、破烂的布拉格城。在犹太人的墓地，我在拥挤的墓碑间沿着比周围街道高15英尺以上的小径行走，轻轻踩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无名祖先的尸骨上。这是布拉格犹太人区所保留下来的仅有的地区。家里传说他们是金匠，亚历山大，戈德施米特和1848年的那批人一起离开波兰去芝加哥并参加南北战争。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革命失败后悲惨地离开波兰。亚历山大?戈德施米特后来成为一个批发威士忌的推销员，过着舒适的生活。从墓地出来，我在门口参观了犹太人会堂，现在它是大屠杀博物馆，阿瑟?西蒙和亚历山大，戈德施米特的后代有这些远走高飞的祖先是多么幸运啊！他们使这些后代们避免了留在背后的其他亲戚们所经历的苦难。
有些人讲述他们的寻根，但这是一种虚假的隐喻。我们穿越时间回溯的这些线索是没有根梢的。我们辨识的每一个祖先的名字和日期都向后指到仍隐藏在迷雾之中的两位，在这两位中的每一位之后，还有另外一对。隐藏遥远过去的迷雾没有比覆盖未来的迷雾稀薄一点，也没有让人更容易看透一点。 第一部
通向21岁生日的旅程威斯康辛的男孩说起我的少年时代，算上高中，几乎在60年以前就结束了，我发现现在很难把那个男孩想成是我。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价值观或个性上有着天壤之别（咳！外貌又是另一回事了）。他那时已完全成形了，甚至在离开密尔沃基前就立了大志，只是后来大方向又改了。但现在，时间已相隔这么久远，我只好用心灵的眼睛在外表上仍把他看作孩子。用这种方式讲述他的前17年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了。
回答几个护照上的问题可以介绍这个男孩和他的家庭。
出生：1916年6月15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租来的公寓里，但不久（1918年）就随一家人搬到一所属于他父母的结构简朴的房子里，它位于（前）西德的一片德国中产阶级住宅区中。
父亲：男孩的父亲，阿瑟，西蒙，1881年5月21日出生于德国的埃伯歇姆，是葡萄酒商世家第7代约瑟夫，西蒙和罗莎丽?赫夫的儿子；犹太人，但是出于某种天意，在拿破仑侵略莱茵兰前一个世纪，他们拥有土地。阿瑟毕业于达姆施塔特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专业，1903年移民到美国的密尔沃基。他在卡特勒—哈默制造公司当工程师，后来又作为专利律师而私人开业。他对工作和民事事务方面都十分热心；于1934年被马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母亲：男孩的母亲，埃德娜，玛格丽特，默克尔，1888年1月20日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是1848年从布拉格{戈德史密斯，犹太人；达尔，天主教徒）和科隆（默克尔，马丁，路德派教徒）迁往德国的移民的第二代子孙。她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戈德史密斯是参加过内战的老兵，在奇克莫加负过伤，后来成了威土忌酒的推销员。她的祖父路易斯，默克尔是一名钢琴制造师，他儿子查尔斯在家业衰败后当了一名钢琴调音师，在20世纪初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先是移居到圣保罗，而后又到了密尔沃基：埃德娜进入密尔沃基公立学校和音乐专科学校。她…直在那里当钢琴教员，1910年结婚后才成了家庭主妇。但她还活跃在当地的音乐俱乐部里。
其他近亲：
胞兄克拉伦斯?约瑟夫，比男孩大5岁，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法律专业并在本州从事法律工作。他十分喜爱并经常保护他的弟弟。他热衷于体育运动，在学校总是很不安分：在这些事情上他根本不是弟弟的好榜样。
外祖母艾达，默克尔和外祖父查尔斯开始住在离男孩家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后来就住在男孩家里——外祖父1928年去世，外祖母一直活到1943年。
曾祖母安娜，戈德史密斯（.俄玛），1921年逝世，她生前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和小男孩下跳棋，玩骨牌，和旧磨坊（三连棋的…种形式稍复杂的下法）。
舅舅哈罗德?默克尔，埃德娜的弟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
12威斯康星大学法律专业。他是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的学生和进步党人拉福莱特的支持者，后来为国家工业委员会工作，30岁时去世（1922年）。家中书架上的《联邦党员文集》和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都是哈罗德舅舅的。当男孩后来被选为优秀大学生荣誉协会会员时，他继承了哈罗德舅舅的衣钵。
4岁男童
这男孩正站在离华盛顿岛西港旅游胜地的木板码头不远的地方。华盛顿岛是在通向多尔半岛的顶端附近的小岛。威斯康星的这个像拇指一样的多尔半岛把密歇根湖和绿湾分开。男孩是同父母、哥哥和德国籍的祖母乘古德里奇汽船的夜间航班从密尔沃基来的。1920年夏天，他度过了4岁生日。他们在南港靠岸，因为即使在那时西港也太浅，不能接纳大湖的汽船，几天以后他就在小码头上独自玩耍了。
到目前为止，上面的这一切都是重构出来的。随后发生的是他最生动的记忆也是他最早的记忆。他掉进水里了！他从码头上掉下去眼看就要被淹死了。一种完全恐怖的回忆。然后他从齐腰深的水里站起来，既没被淹死，也没受伤——只是在不停地哭。当然，整个事情已不再是一种记忆，只是对曾有过这样的记忆的回忆。记忆和对记忆的回忆早已互相交织在一起，至少已有60年了。
关于华盛顿岛度假的其他的记忆或对记忆的回忆是这样的，全家人由父亲领路，从旅游区走进茂密而令人生畏的森林去散步。过了一阵，当他们以为已经深入森林时，路拐了一个弯，旅游区的建筑在前方隐约可见。他们最多走出400米远。
如果对记忆的回忆没有如此清晰的话，我们可以认定整个
13故事是在读完普鲁斯特关于康伯雷的星期天漫步的叙述后编造的。看上去父亲对于制造了这次历险而产生的惊讶十分满意的情景被编进了记忆——这肯定是虚构的。这个细节也许是许多年后才加到记忆中去的。父亲露出那些满意的微笑可能是因为他突然安全地把一家人带回家的缘故。
再有就是草莓事件插曲，这同样是发生在华盛顿岛上的。男孩在4岁时的那个夏天及以后的一些时候常跟着…群人去摘野草莓。别人几分钟就能摘一桶，而他的桶底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为什么别人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从与草莓如此相近的叶子中分辨出它们呢？从这件事他知道了草莓是红的，叶子是绿的，而他是个色盲。①
由于去华盛顿岛的那年正逢男孩的祖母来访，她的出现带来了一些特别的回忆。在她到来后的那天早上，他坐在她的床前，背诵着他记得的德国短诗，当时他一句德语也不懂。在这一年中他在家里听了不少德语，也学会了一点，并获得了一种他终身不忘的本领，就是说德语时不会带上浓重的美国口音。
西蒙祖母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妇女，她不信教。尽管如此，她还是对父母允许男孩同邻居的俄国犹太女孩玩耍有点吃惊。虽然有语言障碍，两个男孩都非常喜欢他们的德国祖母。一天，她带他们去马戏场，那里正在支帐篷准备第二天的演出。一个勤杂工想给克拉伦斯一角钱叫他给大象打两桶水。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谈话，西蒙祖母把克拉伦斯拽到一边，到底把两个号啕大哭的孩子带回了家。作为补偿，马克斯叔叔第二天带他们看了①
巧得惊人，—本著名的基因学家赫尔曼?缪勒的传记中提到，基因学家A，
H.斯特蒂文特也是色盲，而且也用同样的方式发现了他的这个缺陷——在
草莓地里。14马戏。
最后能记起的就是，马戏团从铁路到马戏场的游行队伍经常路过他们家，大象队伍和一架蒸汽风琴殿后。游行的军队也从这条街上走（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交通干线），先是尚年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然后是参加过西班牙—美国战争的中年老战士，最后是穿蓝制服的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他们中有步行的，也有乘车的。家
男孩从3岁直到他上大学都住在朱诺大街的一所结构简朴的木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中产阶级，离高地大街只有一个街区远，戴维森（哈利—戴维森摩托车）、帕布斯特（啤酒）及其他工业巨头的私邸就坐落在那里。这些富人家的孩子大都同男孩和他的中产阶级伙伴们一起上同样的公立学校，一起踢足球，打棒球，或者加入同样的不分阶级的青少年组织。但男孩的父母及其邻居同家住高地大街的人没有任何社会联系。
市长丹，霍恩长期以来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住在拐角附近的小房子里，和男孩的父母很熟悉。由于丹?霍恩平易迈人，加之密尔沃基市政府掌管着几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这个词给男孩留下了十分亲切温和的印象。
西蒙家的二层楼有五间卧室，男孩的哥哥、父母、外祖母、外祖父和他自己各一间。三层是女仆的房间。家里总有专职的女仆，这是唯一脱离中产阶级的地方，是对父亲过去欧洲生活的保留。女仆总是一个乡下姑娘，大都是从北部威斯康星农场来的，一旦她呆上一段时间，她即成为家中的一员——通常如此——因为男孩的母亲是个和蔼而又讲民主的人。于是家里人就会觉
15得要对她的品德和未来负责。我们的女仆中有几个嫁得很好，她们在我母亲最后的日子里还一直同她保持联系。
在男孩和他的哥哥小的时候，女仆照看他们，时常调解他们的纠纷，当他们变得傲慢的时候偶尔还要羞辱他们一两句。有个农场来的姑娘在她忍无可忍时，常尖刻地反驳一句：“你的粪可不像冰淇淋那么好闻。”这话成了我民主信条的一部分。但多数时候她们都像热心的阿姨或大姐姐那样对待男孩们，
冬天，二楼的卧室仅仅靠一楼漏出的热气取暖，在寒冷的屋子里睡觉并且窗户总是至少开一个小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早上一起床，人就从冰冷的卧室冲向温暖的浴室。家庭作业（这从没占男孩太多的时间）通常是在楼下暖和的饭厅的桌子上完成的。（许多年以后，男孩的子女不得不忍受没有暖气的卧室——气候肯定比密尔沃基的温和——因为男孩，现在是大人了，从未想过要在有暖气的屋子里睡觉。）
男孩的房间是朱诺大街上向南的一间，大街边像拱门一样高大的榆树为小屋遮荫。这是一间小而舒适的屋子。不过，他记不起除了睡觉外他还有什么时候呆在屋里。夏日的清晨，他总是在天刚亮或还没亮的时候醒来，穿好衣服后就快步走到半英里外的华盛顿公园。在那里找棵大柳树，坐在它的树杈上看书，一直到该回家吃早饭的时候。
除了假日游行队伍路过朱诺大街，每天住在附近的哈利—戴维森的工人大军去半英里外公司的主要工厂时也路过此地。学龄前的男孩喜欢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他们，这些人每人带着午餐盒，许多人还抽着呛人的烟斗。早上7：30他们向西出发，下午5：00回来，偶而结伴而行，经常是单独一人。星期六他们只工作到中午。
街区之间有许多小巷宽得足够打棒球和踢足球，附近还留
16有少数空地。孩子们可以在附近玩耍，也不用大人的陪伴。汽车已经基本取代马和马车成为私人交通工具，但弗兰基?福克纳的祖父（房地产业者）仍然驾着他的马车，并把它停放在沿小巷的马厩里（邻居总怀疑这会招引老鼠）。有时这位祖父也会带着弗兰基和他的朋友赫尔伯特乘马车兜风。
马车用来运送牛奶、冰和早餐面包卷。种蔬菜的乔，莱因洛也每天坐着马车来干活。夏天，他的马内莉戴着一顶草帽，帽子上有洞可以使它的耳朵伸出来。无论什么季节，内莉都喜欢吃糖块，它总是用湿乎乎的鼻子轻擦着男孩的手心，从中取走糖块。到圣诞节，乔会带来一罐红蒲公英葡萄酒作为他的礼物（那是禁酒时期）<：）
有几个月乔的兄弟弗兰克来替工，一辆汽车与乔驾的马车相撞，乔受了伤。他要求赔偿损失费，却被一个专揽车祸官司的律师骗了。随后他持枪出现在律师事务所，被抓去坐了短时间的牢。在我记忆中这是他多年可信赖的工作中仅有的一次违法行为。这次持枪事件几乎是唯一一起对邻居们有影响的犯罪事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极少数的偷自行车的事情。房屋很少被盗，也没有拦路抢劫的事，激烈的家庭纠争好像也不常见。
当然密尔沃基也不是处处都如此平静。据说晚上在距他家3英里处的第三监狱穿行是很不安全的，男孩从未去验证这种警告是否真实。
学校
在学校，这个男孩很快发现他比伙伴们更聪明，这一点对他很重要。虽然他在学习上很认真，但他从来不下很大功夫，或为了功课而冷落朋友，或忽视运动。我对他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回
17忆，无法融为一体，
这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很容易靠书本、玩具或收集邮票（后来是甲虫）自娱自乐。我看见，在一个秋天周六的下午，他的朋友都看电影去了，他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棋谱和棋书，心里感到十分孤独。他靠这种方式打发了好几个钟头。由于和他哥哥差了5岁，他差不多像个独生子。这孩子很重感情，可他从不与大人们交流他的想法。他宁愿向他们提问，听他们说话。晚饭是交谈的时间。他父亲喜欢严肃的桌边谈话，并允许激烈的争论。政治和科学是经常的话题。
我还可以看见在地下室的工作台前，这男孩的父亲在组装附近人家第一台收音机，或做帆船模型，男孩在他身边“帮忙”，但多数时候只是观看，可能是父亲太性急，或是他的小儿子太懒，因为男孩在这些手工制作上从没学到任何高超的技巧，尽管他喜欢看。
我看见他大约l0岁时，蜷坐在父亲书房里的皮沙发上，向自己证明能看得懂《错误的喜剧》。那里第1
1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为他所用的。书房里的大书橱上还放着好几层美国电子工程学会和机械工程学会的《会议录》，男孩从未试图去研究这些书；还有许多册《历史学家的世界的历史》，他只读了…点，并未对此产生强烈兴趣。
他完全靠自己把握着自己的教育，很少向別人征求意见。百科全书有索引，公共图书馆有卡片目录。从他舅舅或哥哥留下的书中，他学习了经济学、心理学、古代历史，一些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还有物理学()早在12岁以前他就发现离家3英里外的一幢楼里有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星期六他常快步走到那里（那时没人慢跑），一直待到吃饭前回家。他熟知精美的博物馆里每间展室的每件展览品。在上高中时，他得到允许可以进入
18图书馆科学图书室的书库。
夏天主要是在密尔沃基度过的，两个星期的家庭假期除外。家庭假期常在北树林度过。由于他的许多朋友在夏天都走了，他甚至比往常更寂寞。大约是他15岁的那年夏天，他为自己布置任务去读但丁的《地狱》（配有古斯塔夫，多尔的插图），密尔顿的《失乐园》和一本伦理学的教科书；他还把席勒的诗《时间之歌》翻译成糟糕的英文打油诗。
夏季其他许多孤独的时光用在了收集和鉴定昆虫上面。他开始集中收集甲虫（颜色对鉴定它们并不重要）。不知怎么地，他开始跟公共博物馆的昆虫学家们混得很熟——大概是他带了一些标本给他们鉴定——并且得到了和他们一起在“幕后”工作的特权。他的特别支持者是正在上大学的年轻的海曼?里奇，里奇对一种独特的小水甲虫——沼梭甲特别感兴趣。夏天男孩经常陪里奇到密尔沃基附近的小河沿岸探查收集标本。
海曼?里奇算半个职业舞蹈演员，大萧条时期他在综艺节目中跳舞所得成了他大部分学费的来源。一天中午当他正在展示技艺时，令人敬畏的（爬行动物和脊椎动物系）系主任托尔先生吃过午饭很早就回来了。我相信里奇被原谅了，但那一瞬间实在是令他无地自容。男孩在博物馆的志愿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特别是在夏季。但再没有比那一回更令人难忘的记忆了。让男孩失望的是，他没有再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或未被命名的甲虫种类。
事实上，在这些活动中很少能被称为有“创造性”的。有个夏天，男孩写了一些有关“无限”和“上帝的存在”的青年小品文，但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写诗，他从未尝试过作曲，也没有一头扎在美国文学名著里。他不会绘画。
这个男孩并不经常拆钟，更少把它们重新装好。高中毕业
19与理解的区别，对一个论题不到真正领悟决不善罢甘休。物理和数学可能是他高中最喜欢的课程。物理是由埃尔曼先生讲的经典物理，课讲得很好，但对他来说这好像是一门“完成了”的学科，没有留下进一步探索的余地。
在代数课上发生的两件小事也许影响了他对知识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节代数课当他做例题时，他用归纳法发现了公式(X+Y)(X-Y)=X2-y2。公式之美使他很愉快，他自豪地把它指给他的教师托马斯小姐看。当她鼓励他证明他的归纳式可以适用于任意的x和Y时，他没有证出来。
在随后的代数课上，他对二次方程有时有两个根，有时有一个根，有时又没有根的事实感到很头疼。这种无规律的事情看上去很讨厌，虽然他从书面上知道它的原因。他很高兴不久就学到实数再加上复数，所有的二次方程都有两个根。
类似地，当他开始学到方程式和方程数相同并不是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的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行列式的秩，他觉得很不舒服。这种对有规律和无规律的美学的反映，揭示了他内心一些柏拉图主义的东西，一种对追求他周围世界的模式——最好是简单的模式——的渴望。
如果这个男孩有什么称得上是创造性的话，那就是在政治领域。大约四年级的时候，他起草一份学校章程（为学生的权利！），并且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严厉的校长沃尔什小姐。令他大为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为他的叛乱企图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夸奖。自此以后，他就是俱乐部章程和细则的了不起的修订者。
这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发明家，拥有多项专利。但他从来没问过：“爸爸，你是怎样搞发明的？”也许他觉得这样问是作弊行为，而且知道怎样做后，发明就失去了乐趣。他被告知怎样
22做与读书不同在于：在书中，你必须自己将它挖掘出来。
他确实经常梦想着发现——或者说他大概只梦想着荣誉，而不是发现本身。当他来回走在去半英里之外的初中，以及后来一英里之外的高中的路上时，这种梦想一直占据着他的思维。很长一段时间内，拿破仑都是他心中最伟大的英雄。而他对哥伦布十分怨恨，因为他终结了对新大陆的发现。
虽然他没问过父亲怎样发明，但他还是喜欢星期六跟着父亲到由工程师协会安排的工厂参观，这是由工程师协会组织的。他们去过为胡佛大坝生产巨型发电机的艾利斯。查尔默工厂；华盛顿港的发电站；一个研究实验室，那儿的特斯拉线圈能在20英尺的距离之间产生高压电火花；一个钢厂；还有一个炼焦厂。
这些参观使男孩亲眼目睹现代工业、蓝领工人繁重而且有时又脏又危险的工作、机械的灵敏、熟练机械师的灵巧、起重机提起重物后让它在工厂的通道内轻轻漂移，这一切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些参观使他对工程学产生敬畏了吗？虽然他喜欢参观，但他从未想过要当工程师。朋
友
对这个内向的、书呆子气的、有几分孤独而又对自己能独立学习深感自豪的男孩的画像并没有反映出他另一些时候善于交际的一面——喜欢游戏、运动和交友，一个广结人缘的人，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政治家。初中时，每天放学后，若是好天气就在空旷地玩棒球和足球，若是在威斯康星州又冷又黑的冬天就在室内游戏或滑冰。
他并不是个运动员。因为他“跳”了三年半，他的多数朋友都比他大几岁，另外，他有点左撇子，正如他经常用来道歉的话
23所说“两只手都不灵活”。在组建棒球队时，他属于最后被队长点到的人，通常留守在场外右边，这常使他感到很难堪，但并没使他离开运动场。
他的社交活动很少发展到打架。因为他年龄小，又十分胆怯，所以他采用独立战争时游击队将军弗朗西斯，马里恩的一句名言：“此番战罢且走，好待来日再交手。”
高中时这个爱社交的男孩在两个方面施展了自己的能力。他是个活跃而又热情的童子军，特别爱野营和夏天与冬天的各种户外活动。他那个中学的学生俱乐部为他提供了第二个社交活动场所。他活跃于辩论协会、科学俱乐部和“基督徒奋斗会”（而他坚持不可知论）、拉丁俱乐部、学生会，在那些组织里他多半担任过主席。他没有参加高中的运动队。
女孩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甚至在幼儿园时就体验到这种吸引力。他最早的记忆有玛丽?米勒，一位金发、圆脸的萨克逊小姑娘，她简直是艾布莱切，阿尔道法圣诞图中天使的模特。她的后继者之一是玛丽?米切尔。他13岁拜访弗吉尼亚她母亲家的庄园时被她深深迷住。我后面还会提到这次访问。
初中时，男孩并没有很多与女孩有关的记忆，而只不过是他发现自己的性别，并用特有的俗话来提及它。女孩只是空泛的而不是实际的目标。在生日聚会上提议玩“转瓶游戏“（瓶口所向的人需被人亲吻）时，它带来的窘迫要多于快乐（他初中读完8年级时只有12岁，这一年岁的孩子在这方面很无知而且有许多禁违）。
高中是另一回事了。他对漂亮女孩目不转睛。开始多半是远远地慕恋，因为他太腼腆，不好意思与她们去跳舞或像通常那样与她们约会。此外，他比同班同学要小两岁，所以别人常把他当作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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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容易和开朗聪明的女孩而不是漂亮的女孩交谈，因为与她们在一起他能自在一点，好像她们是男孩。在漂亮女孩面前，他的社交本事立即消失殆尽。意识到他（模糊）的欲望使他不能以平常之心对待漂亮姑娘。
高中时最初的恋爱体验不得不加入想象。他成为“科利尔”或“妇女家庭必读”中乏味的爱情故事的贪婪读者。那些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邻居家丰满但又十分漂亮的女孩，她们有微翘的鼻子。这些书中的图画教男孩子认识了微翘的鼻子是什么样子的。故事结局女主人公去吻男主角，但从不与他们上床，在结婚之前是不上床的。
在他的中学里有两个漂亮女孩，其中一个十分聪明的还有“放荡”的名声。奇怪的是，通常被引证的一个根据是，聚会后送她们回家的不是陪她们来时的那些男孩。且不说这一名声事实如何，这已足以使他远远地注意她们。他几乎从不与她们说话。在一次开会安排学校六月份的毕业典礼的激烈的争论时，那个聪明的女孩冲着他激动地说：“你不是真的恨我吧？”可以理解，他为此吃了一惊。不知怎么，她已知道这个小男孩在穿过大厅时已注意自己，并误解了他的目光的含意。
这男孩第一次真正爱的是吉妮，16岁时他在一次徒步旅行中遇到了她。她比他小一两岁，那时刚上高中。吉妮具有爱尔兰式的美：黑发、碧眼、男孩子气、运动员身材、青春焕发。也许因为她年轻，不加做作，没有完全觉察她的美，他在她面前并没有战栗。他们之间细腻亲密的友谊保持了两年。期间他们一起徒步旅行，游泳，参加晚会（但不跳舞——他不跳舞）、教会和社会团体的会议，甚至还在一起骑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