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自愿组成的协会组织，其成员为工商界人士以及其他关心世界未来的
人，大多是欧洲人。这里提到的报告是以一个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的计
算机模型为基础的。388务，由贝尔实验室的爱德华，戴维接替了这个职务。戴维力图使他的办公室在科学预算制订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受到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强烈反击。在这个时期，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两个问题上：联邦对超音速飞机的投资；地下导弹仓库的反导弹防卫设施建设。这两个项目均得到总统的有力支持，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家们都用极其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们。
在超音速运输机方面，人们担心环境效应（对臭氧层的破坏）——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可能，但几年后反过来又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他的缺陷都涉及经济方面。一架民用的超音速运输机显然不会自负盈亏。如果英国和法国愿意付账的话，为什么不让它们去做先锋呢？这个观点显然冒犯了国家的尊严（几乎在所有这些决策中，工程和经济方法的技术问题都与价值问题缠绕在一起。）
在导弹基地防御问题上，反对派竭力指出其技术上不可行、成本高以及对威慑和核军备竞赛的不良后果。面对这些争论，政府采取了“交易筹码”的答复：在与（前）苏联进行军备控制的讨价还价中，基地防御项目可用来做有价值的交易，，
这些并不是仅有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不同意行政当局的政策的地方。如果其意见总是与讨论之前的提案不谋而合的话，顾问委员会就真的是无用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有个名叫迪克，加维的顾问说他看不到为什么不应该在国会山做不利于政府的听证，于是他做了这样的听证。他是个聪明而善于言辞的物理学家，但可能对政治变化过程了解得不够充分。
没几个月，尼克松总统决定他真的不需要科学顾问或者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了。在接近他第一任期结束时，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获准中途解散，在总统大选后正式消亡。我猜想，我到最后
389还是正式成员，虽然到1972年年底之后我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再谈科学院委员会
我介入国家科学院事务不仅限于帮助它建立新的社会和行为科学类以及为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工作。在70年代，我还主管过几个受命处理具体科学政策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是负责检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社会和行为科学项目()我们发现所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般都是高水平的，但同时也都缺乏经费支持。
同时，在国会的敦促下，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了一个关于应用研究的“研究与国家需求”项目，这个项目的许多内容正好在社会科学领域。遗憾的是对“研究与国家需求”的行政安排令人很不满意：最上层的策划过多而留给调查研究者的自主权太小。我们这个委员会对“研究与国家需求”总的评价不好，这是它很快就流产的原因之一。
我主管的第二个委员会是负责向埃蒙德，马思基参议员就修改《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汽车排放物标准提供咨询。问题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评价减少各种汽车排放物的边际成本；然后估算汽车排放物水平与空气质量水平之间的联系；第三，估测空气质量水平同与污染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的水平之间的关系；第四，对这些健康影响的减小量设一个临界值；最后，将减少排放物的边际成本与这个减小量的临界值进行比较，提出最优的控制水平。
我们建立了一些专家小组委员会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每个阶段的工作：一个关于减少汽车排放物成本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关于大气化学和排放物影响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关于空气污染对
390健康的影响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关于经济评价的小组委员会。当然，我们没有幻想有现成的数据，或者可以让别人提供数据，来产生必需的数字以填充我们的概念框架()
可以相当清楚地估算出排放物的成本（至少是在两三倍的范围内）①。但大气化学大多是科学谜团，计算机模拟只能提供一个很粗糙的画面。得不到可以衡量临界效应的健康数据，生物统计学家们只注重估定产生显著健康影响的物质的最低水平。而经济分析则依赖于发现一些可靠的方式对健康和生命赋以货币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个委员会能做什么呢？它的行为就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组成的小组。查看信息处于无论什么数量级，对可能发生的状况设置某种上、下限。然后，对现有标准是否是一个理性的人给出的作出结论（即标准是否不与任何证据发生明显冲突）。如果这个测试不成功，那么就建议将标准向上或向下调整。
我们这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说，现存的标准一般是合理的，只是这里、那里需要调紧一些。马思基参议员想要得到更明确一些的建议以帮助减轻他的委员会的政治压力，他对那些双手灵巧的科学家的压力有点抱怨。这些科学家一方面说是，另一方面说不是。但我认为我们的报告很适合他的需要。
科学院委员会报告在上交之前都要由一个独立的内部委员会进行全面的审查。这样做总是带来问题。这些审查者都是聪明睿智的人。问题是，他们要用他们的观点来替换同样是聪明睿智的科学院委员们的观点。但如果科学院要提出可靠的报告①
如果未知的真值是300，他们能够估计真值是在100到900的范围内（3倍）
或者甚至能估计出真值在150到600的范围内（2倍）。——译注391的话，这种审查显然又是必需的。
我们空气质量委员会的报告在几个评审人手上经过一番周折。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关于减轻污染的价值的结论，说得太肯定，缺乏可靠数据。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但由于就是这些结论发生很大的变化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建议，因此，我固执地拒绝修改。如果修改，就又会使这个报告耽误几个月，并且可能会使它对参议员一无用处。
参加这种委员会的活动很快就消除了自然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的看法。一旦自然科学不得不对付杂乱的真实世界的问题时，与有时是单纯而简洁的实验室问题相比，它就变得至少与社会科学（它们很少能退到实验室去）一样不精确了。我再没有耐心对待那些自以为他们拥有某种不让他们的社会科学兄弟知道精确性的专利权的自然科学家。
如果说我曾经相信过“精确科学”或“硬科学”的神话，那么，处理像空气质量、湖水海藻污染、全球变暖、饮食标准、低水平辐射效应、气象学（例如催云化雨）以及低温聚变等课题则全盘驱散了我的信念。所有这些课题都包括不确定的事实及其意义，它们至少与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习见的难以预料性一样严重。真正的界限并不在于“硬”自然科学和“软”社会科学，而在于局限于实验室里的高度抽象而简单的现象的精确科学与处理现实世界复杂问题的非精确科学和技术。关于硬科学的神秘观点在科学院的某些角落仍很盛行，但看来它在逐渐失去信任。
在70年代后半期，我发现自己在科学院及其委员会事务中已不那么活跃，但是几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些活动中了。这些我将在本书第四部分中讲述。但是，在转到叙述我那部分生活之前，我还必须讲讲1965年以后每年占有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通常与多萝西娅一起）在国外旅行的一些事情。
392
从我难忘的21岁生日开始，我就一直将我大量的时间花在旅途中：参加专业会议和政策小组会议，在大学校园讲座上作报告，为工商企业做咨询，穿梭往返于兰德公司、纽约、华盛顿之间。这些旅行大都使我心情愉快，尤其当它们能为我提供游览高山大海的机会时就更是如此。当然，城市也使我着迷。我熟悉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和世界上大部分特大都市，也熟悉会议中心和旅游胜地的宾馆。
在这些年里，孩子们在逐渐长大，我和多萝西娅常常有意将职业旅行与休假安排在一起，尤其是我们经常长途开车去西海岸。最近这些年来，我在国内的旅行变得不那么闲适了，许多时候都是在大学呆一个晚上就走。我估计每年至少要做20多次公开讲座。
但是，直到1960年，我都坚决拒绝接受所有国外的专业邀请。这看来是太浪费时间，而且从我听说的国际会议的情况看，它们甚至不如国内会议那么有收获。我没有兴趣去寻求旅行资助、作出带子女去海外或请人在家照顾他们的后勤安排。如果我要去国外旅行，肯定是与多萝西娅一起去。总之，我有许多原因需要呆在家里而不独自出去闲逛。旅行定理
在1960年，我与多萝西娅奉福特基金会之命周游世界，从此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我们去澳大利亚参加国际管理学会议，去印度评估管理学教育，对罗马做短暂访问。那正是在我刚刚宣布旅行定理之后。
人们对我的旅行定理几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极力说明它与旅行的愉快无关，它只是说通过旅行去学习是低效的做法。他们不听我的解释，并一直感到气愤。他们指出我…直在旅行。为什么其他的人就不应当也去旅行呢？在他们逐渐平静下来能理解我的这个定理之后，他们仍然攻击这个定理。用道理去平息他们的怒气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怒气通常是消不掉的，只是暂时的抑制而已。他们想，为什么要跟一个疯子去争论呢？
让我准确地阐述一下这个旅行定理，然后再讲我是怎样发现它的。定理：一个普通的美国成年人在一次国外旅行（逗留短于一年）所能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更迅速、更省钱、更容易地通过造访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学到。是不是在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这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来代替它。（我是在准备去印度时开始构想这个定理的。那个旅行计划是让我去印度了解印度的管理学教育和晒一身黑皮肤，而这两点我在圣地亚哥都能做到。）如果旅行者不具备流利使用那国语言的能力的话，这个定理就肯定是对的。
北美洲大陆，甚至只在美国疆土之内，包含着丰富的亚文化群。关于“普通美国成年人”这个词，我不仅是想到纳伐霍印第安人或讲西班牙语的奇卡诺人，还想到阿巴拉契亚人（位于美国东部山地）、加利福尼亚马瑞郡的郊区居民（位于旧金山郊区）、宾夕法尼亚杜布瓦小镇（指中西部农场小镇）上的居民、偏远的密西西比河地区棉庄的农民、科罗拉多格里来的居民（位于美国西部洛基山地）、路易斯安那州拉弗耶特附近克江郡的人（位于老的讲法语的地区）、以及森林洞和玛莎葡萄园的居民（位于美国东北部渔港地区）。除了那个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之外，所有这些都几乎像南斯拉夫农村或安第斯山阿铁普罗（位于南美洲秘鲁中部和玻利维亚的海拔3
000米以上的高原）一样充满异国情调。它们远比在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雅典、东京、巴黎、悉尼及其他大都市的希尔顿饭店或者类似的旅馆更有外国情调，
因此，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在得到其第一个护照很久之前就已接触到广泛的人类文化了。如果他们十分善于观察的话，他们就已知道农民是什么、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听说过蓝领工人的政治观点；他们就会看过一点中西部的再生基督教徒①的生活；他们就观察过漂亮人士②的争斗以及推销员勤快的旅行。（如果他们不善观察的话，他们在国外也不会这样做。）
甚至这些东西他们也能从书本上学到，比如从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书、马克?吐温(Mark，rwain)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③(F.
Scott
Fitzgerald)的书上学到。①
指保守的新教基督徒。——译注②
Beautiful
People，指上层社会时髦人物。——译注③
西奥多?德莱塞(1871
-
1945)，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1885-
195l)，
美国作家。获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马克?吐温，Samuel
Lan#ome
aemens
(1835-
1910)的笔名，美国小说家及幽默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
-
1940)美国小说家。——译注395但是我总认为，人们在能够摆脱民族优越感而真正同情和理解他们在书上看到的外国文化的特点之前，他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人直接接触的经验。这真的就是旅行定理的全部内容所在：一点点经验足以相当于你的长途跋涉①。
这个定理没有强调说旅行不是愉快的。我就是一个享受了许多旅行愉快、花了很多时间去旅行的人。这个定理坚持认为，一个人不应当粉饰自己，说旅行是为了学习，硬说自己为愉悦和自我满足而做的事情有什么优点（如果学习是优点的话）。这个定理的作用是让那些极力在自己的旅行欲望与新教徒伦理之间寻找平衡的人产生一种合理的内疚感。讲究享乐的人和讲究美食的人在这方面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为福特基金会的管理学教育项目做咨询时发现了这个定理。无论何时，只要福特基金会考虑在国外搞一个新项目时，它就会派美国专家去做两个星期的实地调查，然后带着建议报告回来。这个专家无需具有任何关于要访问的那个国家的背景知识，只要了解本国的有关方面的情况，例如，美国的管理学教育，如果管理学教育是主题的话。这个程序如此荒谬，以至于我立即就想出了这个旅行定理。啊哈！
证实这个定理花的时间长一些。证实有赖于这种观察，对于世界上所有要发现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其实几个基本上不同的基本类型，而这些类型的文化在美国都有现成的样本。我不会夸大，说只要你了解了一个农民，你就了解了所有的农民；但我坚持要说，如果你花了几天时间实实在在地与任何地方的一个农民一起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实际与他一起在田里干活），你①
著者说，此断言是指，只要一点经验，就足以使你能熟悉世界上能见到的各
种不同东西。——译注396就有充分的准备去观察—个中国种稻子的农民或—个印度农民的言行；更重要的是，你就有良好的基础去理解和学习描写农民生活和社会的书。
第一次与这些基本类型的文化中的一种打交道会使人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在只是偶尔观察这种文化而没有实际社会接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到一个人开始其国外旅行时，所有这些情况都已是经历过的了，而且是用本国语言经历的，这能使人在某种深度上了解那种文化。他已经了解（在一阶近似的程度上）农民、农场主、办事员和经理人员、工厂工人、教授，知道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早餐吃的什么。我可以在我位于匹兹堡的家100英里之内找到所有这些人的样本。因此，就一阶近似而言，几乎没什么需要再了解的了。
文化间的差异是另一个问题。有些是人眼看得到的（茅屋顶，水稻田等），在实地或在书里的图片上。但是，要探索其他许多特点，包括所有重要的特点，就需要对语言有深刻的了解。我们都知道所谓中国通（或波斯通、西班牙通）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那就是在他们的谈话中使用像关系、单位…类词汇来点缀，以显示他们对这个文化的深入了解。我们姑且不论他们这么做是想胜人一筹，它还是有其正确的一面。然而，你是否知道关系、单位这些中文词汇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没有抓住它们所隐含的价值和行为的话，你就不能理解中国文化。这些基本的、微妙的东西对作短暂旅行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但当地懂外语的人可以将这些东西告诉你，是不是？是的，的确如此，而且书本也可以告诉你。对于书籍，你可以对信息进行质量控制。你可以查明白，书的作者确是该种文化合格的专家和译员。你可以从约翰?费尔班克的书中了解中国，或者从埃德温，赖肖尔的书中了解日本，或许从翻译过来的当地专家的书
397中甚至能「解得更多。你可以阅读《红楼梦》的翻译本，或者《西游记》的翻译本，或日本《源氏物语》的翻译本，或者那本关于孟加拉生活的绝妙的描述（我在圣奠尼卡公共图书馆找到了它）《一个佚名印度人的自传》。如果你不清楚怎样作…份有利于有效阅读的读物目录以利于有效学习的话，图书馆员总是乐意为你提供帮助的：：
在图书馆里你还会找到图画书。如果你还没有访问过雅典，你是否希望在看到巴台农神庙时感到惊讶呢？或者在印度的阿格拉看到泰姬陵时感到惊讶呢？我提醒你注意，两者你都会非常喜欢。…轮满月笼照下的泰姬陵是个常见的景致，但很值得一看。
多萝西娅认为，你在图书馆不会觉得有什么气味（发霉的书的气味除外）。是这样的，在印度的经历就一直伴随着浓重、持久的烧粪的臭气。但是，比较实惠地获得这种经验的办法是从离你最近的美圉奶牛场买一些或偷一些牛粪，将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点燃。这与美国人在户外做烧烤所发出的气味不同，但同样有趣。
旅行者坚持要享受国际风格的宾馆的舒适，这个例子特别有利于证实旅行定理。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甚至无需到其西方的工业化、空调化的文化之外做什么冒险活动，无需了解世上有什么与之不同之处，就可以环游地球．可以穿过沙漠和热带丛林。我曾在波音747飞机舒适的公务舱里从30
000英尺的高度看到乌兰巴托和戈壁沙滩令人激动的景色（也许只是一瞥就永远难忘）。我的地图册已给我提供了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却不能给我那种激动的感觉。
任何赞同这个旅行定理的人，如果他旅行过或打算去什么地方旅行的话，都会成为经常被嘲笑的目标。反击这种嘲笑的
398一个办法是：设计一种可以保证你不会学到任何新东西的旅行路线。我们第…次去欧洲旅行是在1965年夏天，那次旅行就是一个范例。我们认为那次旅行我们不会看到任何从书本和图片上没有看过的东西。想想看，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星期开车环游法国。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画家中的保罗?塞尚①和毛里奇，郁特里洛②，作家中的马赛尔?普鲁斯特③和亨利，亚当斯@。从瑞士出来，我们沿着拿破仑路线（从历史书上得知的）一直到艾克森—普鲁门斯，我们住在梅拉格的那个座落在古老城堡中的旅馆里，从窗户我们能看到一条罗马高架渠和一家三星级饭店。我们用了好些天参观了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当年塞尚画圣维克多山时站立的地方。[我们研究过劳伦写的那本书(
Loran1943)，他对所有这些地方都拍了照片。]
我们不仅找到这些实地，而且很容易就确定正好3英尺内就是塞尚摆放画架的地方，当我们站在这些地方时，那座山看起来正好与塞尚那幅热烈的油画中所画的一样，他画风景的写实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⑤。我们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我们已经看过那些画了。①
保罗，塞尚(1839
-
1906)，法国著名画家，后印象主义派的带头人：他的最
出名的画之-．是“圣维克多山”(1885
-
1887)。现藏于美国人都会艺术博物
馆。——译注②
毛里奇，郁特里洛(1883
-
1955)法国画家，以画巴黎街道景色著名，，——泽
注③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他的7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1913-
1927)为现代文学杰作。——译注④
亨利，亚当斯（培38-
1918）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9卷本《美利坚合众
国史》(1889
-
1891)。——译注⑤
奥斯卡?怀尔德对此这样说：“在特纳画伦敦雾之前伦敦的雾在哪里？”与通
常情况一样，自然摹拟艺术。399
从艾克森我们驱车经马赛（看塞尚的“埃斯塔克海湾”），穿过拉，卡马格（阿纳多勒，法郎士①所描写的，很像休土顿东南的海岸沼泽地），到靠近里姆的加德水道桥②（我曾在史密森③看过它的模型，但我以前从未在它下面游泳过），我们在卡尔卡松④短暂停留，它重修得太多，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然后我们去往坡市，在那里我们看望了曾照顾过我女儿的那户人家，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我女儿在那里上一个学期的中学时，他们曾给她提供住处并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待她。从坡市我们驱车穿过龙塞瓦尔要隘（因《罗兰之歌》⑤而闻名），进入潘坡那（那天没有公牛竞赛），再回到海滨。
我们旅行的下一部分献给了普鲁斯特和亚当斯。我们在圣米歇尔山⑥的旅馆住了一晚。对朝圣者和所有人（我们也是朝圣者）来说，那里正好是亚当斯为我们准备好的中世纪的圣殿。早晨，我们起得很早，去看从地平线滚滚而来的壮观的潮水覆没①
阿纳多勒?法郎士(1844-
1924)，法国小说家、批评家。——译注②
加德水道桥：由罗马工匠建于公元前19世纪的输水用拱形水道桥。它全
长550米，高距水面50米，横跨在里姆东北20公里处的加德河上。——译
注③
因出资创办人史密森得名，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博物馆。——译注④
卡尔卡松：法国南部城市，著名于其中世纪的要塞——欧洲保存最好的用
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之…，该城曾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若干世纪尤人去攻
打它。现为旅游胜地。——译注⑤
《罗兰之歌》：关于罗兰战死于龙塞瓦尔的著名法国史诗，法国中世纪文学
的开端，，——译注⑥
圣，米歇尔山和夏特市均在法国西北部：圣?米歇尔山是离开海岸的：个
小岛，旅游胜地，其上有著名的代表男性宗教时期的罗马式天主教堂。夏
特市则有著名的代表女性宗教时期（圣母玛利亚）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亨
利，亚当斯的历史哲学提出了…元化的力和能的原理，并据此在《圣?米歇
尔山和夏特市》…书中对比了机器时代与中世纪时代（由这两处教堂所代
表的不同时期）的文明。——译注400
平缓的沙滩。从那里，我们驱车到了卡堡(普鲁斯特称之为Bal-bec)，在格兰德大宾馆住了两个晚上。那里有罐笼敞开的电梯、洞穴状的餐厅以及普鲁斯特如此神妙地描述过的海滩。我们肯定，我们在那个几乎空空如也的餐厅里发现了姆?德，维利普利斯。从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尔贝蒂①和她的朋友们在沿海滨人行道骑自行车。
然后，又是半天的车程，到达伊勒(普鲁斯特称之为Com-bray)。在那里我们下塌在车站宾馆，盖着宽大的羽绒被睡觉。普鲁斯特的叔叔的房子和它的大花园都恰恰与我们在阅读《天鹅之路》时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德，门格兹公爵夫人让人着魔时所在的那个小教堂也一样。星期日，我们到达夏特市，在那里我们被亚当斯从神学上解释过的门廊所震撼，参加了大弥撒②，看到阳光穿过巨大的哥特式窗户照在牧师们白色和金色的长袍上。
最后，我们到了巴黎。在那里，甚至在我们刚接近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蒙马特③高地和高地上的斯卡科教堂，那熟悉的标志欢迎我们回到这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城市。在巴黎，我参加了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个会议（这是我这次旅行的名正言顺的理由）。当然，我们通过不计其数的书籍和图片已经了解了巴黎，我们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郁特里洛和蒙马特。我们满载奇妙的经验回到家里，完全相①
均为普劳斯特著作中的主要人物。——译注②
有烧香、奏乐等的是大弥撒（high
mass）。小弥撒(low
mass)则无烧香、奏
乐。——译注③
蒙马特是巴黎北部的小山和一个区，在塞纳河右岸，以其夜生活和与凡高、
郁特里洛的画关联而出名。位于蒙马特的斯卡科教堂也常出现在郁特里
洛的画中。——译注
401信我们没有学到一点东西。我们从塞尚、普鲁斯特、亚当斯和郁特里洛以及其他地方接受的事先教育已经非常彻底了。漫
游
我不会用介绍我们从那次重大的欧洲之行到现在的每次国外漫游来取悦（或打扰）你。我和多萝西娅养成了每年出国旅行一次（很少超过一次）的习惯，每次三个星期。其中一个星期我可能参加会议或做些其他可能有用的事，以支付旅费。其余时间我们通常开车出去。我也独自做些比较短的旅行，大多是排满专业活动的旅行。经过25年这样的生活，在晚宴或鸡尾酒会上，当谈话主题转为旅行时，我们就成了胜人一筹的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了。
对我来说，追忆所有这些真实的、奇妙的经历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下面将我严格自律，只讲讲我们在瑞典和日本的旅行，因为我不是偶尔触接它们的。在第四部中，我会讲述我后来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
瑞典
1968年我第一次去瑞典接受隆德大学的荣誉学位，那时正值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400年诞辰。那年瑞典的学生也在游行，如同美国和东京一样，且不谈巴黎了。他们诘问隆德学术界队列（美国大使也行进其中），筹划他们自己在那个庆祝周的反研讨会。但他们还是参加了庆祝活动，观看了焰火。
隆德大学引起了我将瑞典与美国学生运动进行比较的兴趣。是什么引起全世界的学生同时起来反对他们的长辈？因为我对书面瑞典语相当熟练（事实上我已达到了能用瑞典语书写和在那个大学里发表演讲的程度），于是我开始广泛阅读瑞典新左派的材料。：与我得知1969年我又要去瑞典参加在阿斯潘那
402斯举行的一个会议时，我决定在斯德哥尔摩呆一个星期，以便与一些瑞典环境学家交换意见（那时我正担任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顾问小组主席）并会见《新左派》的一些撰稿人。
思文—伊凡?森德奎斯特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教过我瑞典文，后来他成为《每日新闻报》的一名金融记者。我谢绝了他让我会见可望成为总理的沃拉夫，帕姆的建议。我认为帕姆的时间应该用于更有意义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满足我那种无所事事的好奇心（几年后，我们还是与他共进过晚餐。但那时他太投入他的政治角色，所以他的谈话非常程式化，不可能十分有趣）。除会见环境学家之外，我还会见了新左派撰稿人斯文，费格伯格以及冈娜‘迈德尔和阿尔瓦?迈德尔的毛主义儿子简，迈德尔。
为说明我那时的政治心态，我将引用在旅行之前我写给思文—伊凡的一封长信中的一些句子（我也对这封信的保守主义程度感到惊讶，也许因为当时我正在与瑞典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我正力图激励自己去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要向我自己解释新左派指定的这个（在我看来）荒谬的社会优先权：我只有假定，领导新左派，包括我们美国学生的领导人是由两个不愉快和不合适的人类动机——嫉妒和权力欲所支配的……现在正是我们回到洛克和杰弗逊时代去理解他们所认为的民主的全部内容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权力的分配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权力的分配不是赋予国家以管理集体利益事务的一种手段，而是保护个人的私人自主权不受他人和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左派分子所感到的不舒服……是他们有一种独特的药——国家行为，而那已与我们的痛痒无关。
403
上面的言辞适合于鼓吹自由意志的人，而我肯定不是这种人，但它们能使谈话活跃起来。由于知道人们会问到有关美国少数民族问题，因此我也专心研究了瑞典的少数民族问题（当时主要是拉普人和吉普赛人）。在这整个时期我发现，如果我能从新闻中找到可以与美国的问题相匹比的东道国的例子的话，就能使这种海外政治谈话变得更为协调。通常可以靠这种方式用理智的谈话来代替攻击美国。
（讲到这里我必须中断我的瑞典记事来讲述1970年我们访问库斯科（秘鲁）时的一件事。我与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有一场谈话。这个司机同时也是个教师，但教师的薪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当然他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询问我有关美国的种族问题，问我们大学里是否有黑人。我告诉他说有一些，但没有多少人合格。因为要给出这样的答复我感到有点窘迫。正在这时我偶尔瞥了他一眼，我看到他那完整的印加人的侧影。于是我说，“假设你有个兄弟，他去利马上大学，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吗？”我看到一缕理解的表情掠过他的脸蛋。此后，我们对种族问题以及如何反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从费格伯格那里我几乎没有了解到关于新左派的新东西。我已读过他的几本书。但是，与简?迈德尔的会见却是很有意思的。迈德尔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名叫《中国村》，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的生活。书中有着明显的毛主义倾向，但描述得很准确，也就是说，它听起来好像正是为了农民。见面前不久，他去过阿尔巴尼亚。他肯定地告诉我，“有些农民拥有山上贫瘠的土地，另外的农民拥有山谷中好得多的土地。因此他们召开一个大会，大家都同意自愿进行土地交换，这样他们就平等了。”
现在，我又要运用旅行定理了。我从未去过阿尔巴尼亚，但
404我见过农民，美国和墨西哥的农民，甚至德国和法国的农民。我还读过许多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农民的报道。迈德尔的说法的可信度太差①，单靠一次目击报道不可能提高这种可信度。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迈德尔的朋友（很抱歉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变得越来越生气，最后，她喊道：“你们美国人以为你们有权力去访问另一个国家，还强迫每个人都跟你们讲英语。你们让人无法容忍，”我讲瑞典语的能力使我能对作为一个丑恶的美国人而道歉，但不能使我进行一次复杂的政治谈话。因而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深谈。
旅行定理再次得到证明。我从准备旅行的阅读中所了解到的有关瑞典新左派的情况比我在瑞典实地访问所了解的要多得多。我从书上得到的信息比从口头得到的要可靠一些，但我在瑞典度过了美好的几个星期。我经常想起那个美丽的国家和那极富魅力的人民，回忆使我非常愉快。
日本
由于瑞典和日本是最先送大批研究生到我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两个国家，因此很自然，我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也比较深入弓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与许多日本博士生和博士后一起工作过，并且至今仍然与其中几个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松田竹彦在将管理学技术引进到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是东京技术研究所所长，最近又成为佐野大学的校长。安藤阿尔伯特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曾腼腆地送给我一本日语语法作为临别赠物，暗示（只是含蓄的，你可以相信）通过掌握它我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的人。井尻雄二是我的一部著作的合著者（Ijiri
and
Simon，1977年），他留在工业管理研究①
原文是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太低。——译注405生院，成为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会计学理论家之一。博士后安西洋光（音译）现在领导着日本的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我还与现在的两位博土生富田胜和岩崎由利（音译）保持着联系。
1969年当我决定去日本参加一个商务会议并做有关组织理论的讲座时，我开始认真学习安藤给我的语法书。我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在日本业已创造出经济奇迹并证实了其管理人员的能力的时候，去给日本人讲解管理的原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夸口说我有能力帮助管理人员在我所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中工作。但是，如果日本人愿意听的话，我愿意告诉他们美国人是如何管理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买主自行当心。
1969年对日本的访问使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兴趣、尊重和愉快的感觉，这使我去那里访问达十几次之多。在那次愉快的旅行之前，有两件幸运的事促成我得到了这种积极的体验。一件是我发现了一些日语入门书，它们按照标准的小学教科书详细讲述传统故事甚至日本歌曲，一步步教人学日语。另一件是我发现并阅读了奥利弗，斯塔特勒可爱的《日本的小旅馆》（1961年）一书。该书不仅可作为在那些美丽、传统的旅馆中活动的指南手册，也可以作为日本史的第一课。我和多萝西娅一开始就想好了，在日本，无论在哪里，只要可能，我们就要住在旅馆里。
在东京，福田屋成了我们主要的家。它离四谷区的新大谷宾馆只有一个街区。你一进它的门，它就将东京彻底关在了门外，将你置于一个由纸屏、花园和身穿和服的服务员构成的比较古老、优美的日本。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喜爱的举行重要政治谈判的地方。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他们曾向我们展示“全国锦标赛用的围棋盘”。那是一块光亮的大木板，大得足以做一个
406“断头板。”①
由于日本人对他们的人民和社会不加区分，因此他们觉得让一个外国人真。正成为他们社会的一分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由于旅馆将它的客人互相隔离——没有公用的房间，你得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因而为我们提供了接近日本文化的独特途径。当然，至少得会说点日语，否则你的侍女，就不能听懂你或照顾你。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相信外国人能在旅馆中生存，他们对你想住在旅馆的愿望总是作出热烈的反应。
我们在京都的花园和寺院、在北本州的神山矿泉、以及在仙台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即使按远东的标准，仙台的人也非常多。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七夕节（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每年相聚一夜的节日）。（当我们开始演唱七夕歌——我从那本入门书上学到的——时，我们就成了仙台酒吧里引人注目的一景。）
我们与我过去的博士后安西洋光（音）及其妻子蓉子一起在日本海岸，与那里的制陶工和造纸工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在东京的一家剧院学习了传统的能（日本民间戏剧），我们还在上野公园附近的一座寺院参加了盆节②。尽管不是道地日本人，我们还是能走近日本的文化、欣赏它的美妙和看到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古代和未开化的方面（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其未开化一面的最有力例证。）
我们去日本的入场券多得助于我的专业和学术联系，尤其是与组织科学学会成员的联系。该会由高宫进领导，也是他在我们第一次访问时将我们介绍到福田屋的。近年来，我也结识①
著者说明，这里指的是供死囚放头，以便用斧头去砍头的木板。②
日本民间一年一度纪念去世亲友的仪式，类似中国民间的“鬼节”：——编
注407了许多日本计算机科学家。当然，我们可以在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里更不费力地了解日本，但我想在图书馆里可能找不到一个传统的日本旅馆。第四部
60岁以后的研究
21.
获诺贝尔奖至今获得诺贝尔奖10多年之后，人们见到我时还是向我表示祝贺，就好像他们在一不小心之间沉默了10年似的。他们的提问总不外乎是，“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你可能会获奖的？”或者“这个奖使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通常是：“在我获奖的那一天。”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则是“没什么变化。”严格地讲，这两个回答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但这样却使我避免了冗长而乏味的回答（就像有人问候你的健康时你向他讲述你的整个身体状况那样没有礼貌）。诺贝尔经济学奖①在诺贝尔基金会短短的授奖学科名单上加上经济学这个学（①
该奖的正式名称是：“纪念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但我却用通常名称呼它。该奖由瑞典银行捐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授奖程序与物理和化学奖相同。）科，这对自然科学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动。在1969年第一次颁发经济学奖时，我正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在颁奖后的那次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热热闹闹地向同事默里，盖尔曼表示祝贺，他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斯德哥尔摩回来。有些同事问及有关参加颁奖仪式的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筒，廷伯根）的情况。我们的主席李?杜布里奇用苦恼的腔调大声问道：“你是说他们和你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那年年初，卡内基—梅隆已与斯堪的纳维亚商学院教师在瑞典的阿斯潘那斯联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葛森伯格大学工商经济学家沃尔特，戈尔德伯格为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研讨会期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趁讨论短暂休息，我们聚集在草地上谈论学术界的传闻，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最新公布但尚未授过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谁会成为这个奖的得主？谈论之间，沃尔特?戈尔德伯格转过来冲着我说：“10年之内你将获奖。”我表示不相信，因为无论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多么够格获得这样一种奖，但经济学家们不认为我是个经济学家；而有限理性似乎正在悄悄地走向死亡，至少在美国如此。显然，那是新古典主义者占上风的日子。
提名
大概一年以后，沃尔特要我寄给他一份关于我对经济学贡献的报告，该报告可用于准备提名候选人。我及时寄给了他。报告长约12页单行纸。在起草报告时，我没有用不真不假的谦虚，而是极力准确而不虚饰浮夸地陈述我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沃尔特为我的提名做了文件准备工作，我成了一个可能的候选人。
希望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生长，即使在相当坚硬的土壤上它也要生长。我从来没有忽略过沃尔特的预言，很关注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公报。年复一年，在我看来，那些被选上的获奖者都是合适的，但也是正统的。选拔委员会对定量和数
412 学贡献给予充分重视，这显然是在试图使经济学有别于经济政策或新闻学。
那个时期，在我的生活里，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以及有关的实验工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研究时间和精力。同时我还深入地参与了华盛顿的科学政治活动。我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经济学或者去深化我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或企业行为理论。与井尻雄二合作，我继续了工商企业规模及发展模型的开发工作，这几乎就是我涉足经济学的广度。不过，事情也不见得只是这些。
我不时收到有关经济学主题的会议邀请，这些会议大都在欧洲举行。那颗种子既然已经种下，我并非不知道多在经济学家圈子里曝光会增强我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地位和资格。考虑到这一点，我接受了几次邀请。否则我会谢绝的。第一次是1973年应邀参加在格罗宁根大学召开的经济学25周年庆祝大会。为参加那次活动，我撰写了《从实质的合理性到程序的合理性》初稿，但会议录没有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