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1973年，当我应邀到鹿特丹去接受依内斯姆斯大学（其时已合并了著名的荷兰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时，我开始看到或者说想象到一种状况：所有这些来自欧洲人的关心都只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组织着这些事呢？我注意到了在瑞典（Lund
1968）和荷兰的邀请者都是工商经济学领域教授而非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显然，我是掩护性候选人，用以表明诺贝尔委员会的经济学定义应当是包括工商经济学的。
接着，我应邀参加了1974年夏天在希腊的纳夫普利翁举行的科学哲学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伊姆里，拉卡托斯和斯派罗，拉特西斯组织的。我宣讲了（后来出版了）那篇关于程序的和实质的合理性的论文修订本(
Simon
1976)。同时我再次见到了约翰，希克斯和厄休拉，希克斯，还见到了莱昂纳尔?罗宾
413斯，罗宾斯勋爵使我想起了我所憎恶的经济学的傲慢及其与事实脱节的各种事情。由于被他的傲慢所激怒，我以一种明显无礼的方式回应了他的一个商榷意见。后来约翰，希克斯为此私下责备了我。那次事件并非纳夫普利翁大会的全部景象。事实上，那次会议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它使得多萝西娅和我有机会游览希腊。但如若没有那个事件，那次会议就是非常顺利的了。
从1969年到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给了弗里希和廷伯根，保罗，塞缪尔森，西蒙?库兹纳茨，约翰，希斯克和肯尼思，阿罗以及华西里?利昂蒂夫。我看我不可能优先于这些经济学家。显然，选拔委员会也是这么看的。接下来是冈娜，迈德尔和弗里德里奇，冯，海克获1974年奖，利奥尼德，坎特洛维奇和蒂埃林，库普曼获1975年奖，米尔顿?弗里德曼获1976年奖。这些都不是意料之外的。虽然在公众心目中迈德尔，冯，海克以及弗里德曼均为公共政策的强硬派，但经济学家们却将他们视为作出了重要技术贡献的同行。就这样，沃尔特，戈尔德伯格所预言的10年过去了8年。
1976年带来了一个比较使人意外的事件：我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的荣誉会员。鉴于我在这个协会并不活跃（事实上，我甚至不是该会会员），我不得不猜测这次当选是让我步入诺贝尔奖提名之路的又一步骤。在给我颁奖的那次美国经济学协会全国大会上，安藤阿尔伯特做了尽可能多的暗示。显然，肯尼思，阿罗是将我提名为美国经济学协会荣誉会员的幕后策动者，他必须让选拔委员会的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们了解我是何许人，以及我作为计量经济学学会荣誉会员的名望。
1977年，流传着一些消息，说是我被列入了诺贝尔奖的“供最后挑选用的候选人名单”。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同事应邀向诺贝尔委员会提交报告，在我60岁生日过后不久，他们还为我
414组织了一次60生日纪念研讨会，他们这种表示友谊和尊敬的活动使我很愉快，尤其是在我的观点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所持的新古典主义观点相距很甚远时，他们这样做就更使我感到愉快。
同时，研讨会上的几篇论文对于我认为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中我已经做出了非常成功的解释的现象提出新古典主义的解释，这又使我感到些许痛苦。鲍伯?卢卡斯(Bob
Lucas)关于薪金规模分配的论文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事例。在他宣讲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但是我也感到满意，因为我的同事们既尊敬我，又没有需要附和我的感觉。我肯定不会被指控为处于门徒的包围之中。这次研讨会的一些论文发表在《贝尔经济学期刊》的特刊上(
Prescott
1978)。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伯蒂，奥林和詹姆斯?米德。公报发布时正是举行我的生日纪念研讨会的那个星期，但我还是轻松地掩饰了我的失望。看来由于某些原因，经济学家委员会仍然不可能将我放在名单的第一位上。
同年，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当选主席，嘉斯卡，马歇克成为该协会的项目委员会的主席，他请我做伊利讲座（即使不为争取诺贝尔提名，我也要为嘉斯卡做这个讲座）。嘉斯卡后来在那年去世，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甚至是令人内疚的事，因为这使他没有得到他肯定应该在我之前得到的诺贝尔奖。
嘉斯卡本打算亲自主持伊利讲座。有的人（也许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却决定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取代嘉斯卡做了讲座的主持人。我的讲座“作为思维的过程和产物的合理性”(
Simon1978b)是对在纳夫普利翁报告的论题的进一步阐发，它完全不合米尔顿的口味。在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他不能保持主持人的中立态度，与我进行了辩论，但同时他还记得他对演讲者的责
415任，因而没有采取他一贯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显然，这使我在辩论中占了一些优势。以辩论技巧而闻名的米尔顿，要不是作为主持人不得不对自己有所约束的话，有些地方就会不容易对付了。（我不知道当时听众席中是不是有诺贝尔委员会的人在座，也不知他们是不是听说了这件事。如果是的话，这也不会伤害到我的候选资格。）
获奖
1978年10月15日是个星期日。在此一两周前，我的名字就作为1978年诺贝尔奖入围候选人之一印在了瑞典的一家商业杂志上。在这一周，我每天早上都在报纸上查找是否有最后裁决。那天下午我接到我的朋友、我过去的学生思文—伊凡?森德奎斯特打来的电话（他曾为我安排1969年那次斯德哥尔摩访问），他说那天他在街上遇见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人，那人告诉他，他不会对今年的诺贝尔奖感到失望。在考虑了这句话可能的含义后，他断定我将是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于是就打这个电话给我。
不用说，那天下午接到那个电话后，我自己感觉有点紧张和兴奋。我打算第二天早上早些起床以等候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因为皇家科学院会议大约在斯德哥尔摩时间中午结束。这样，当星期一上午6点那个电话打来时，我已经起床并已穿戴好了。
你们都熟悉早间公报中记者们的例行提问以及对这种提问的习惯性回答：“你感觉怎么样？”“非常高兴。”尽管词句有时变化，但意思大致相同。当天，我感到很兴奋，几乎不能相信；接下来便是不断地接到祝贺电话，然后是收到许许多多朋友的电报和信函，多得不可能一一回复。
这些来自过去和现在朋友的来信唤起我极其温暖的情绪——一种被许许多多人围绕，大家分享胜利和喜悦的幸福感，以及对与这些朋友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的怀念。这是最好的事
416（空缺417.418页）性的期望（直截了当地说：竞争）的确使我的生活有些变化。也许它使我对经济学多投入了百分之五的精力，如果不是为了争取获奖，我是不会投入这些精力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没有收获的努力，因为这迫使我重新考虑了有限理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至少按经济学文献中的介绍，主要是一种否定性的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真实性的一种攻击，关于如何取代新古典主义理论，它充其量只提供了一些线索。我在这期间着手研究的关于程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使我有机会正面地概括了一下程序理性的（心理学）理论。
除纳夫普利翁和伊利论文之外，我用同一种语调为我的生日研讨会撰写了另一篇文章，题为：“论如何决定做什么”(
Simon1978a)。在所有这些论文中，我都极力说明经济学家必须考虑计算，即必须考虑人们实际用于决策的过程，并说明这些过程的性质。
因此，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已忙于与经济学同行进行新的论战。正如泰迪，罗斯福①发现美国总统职位是个“欺凌弱者的讲坛”一样，诺贝尔奖也是个陈述个人观点的“欺凌弱者”的讲坛。我利用我在斯德哥尔摩做诺贝尔演讲的机会发表了一个关于有限理性理论的全面评述。然后，在发表于《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期刊》的“论生产关系的简洁解释”(Simon
1979b)中，我攻击了关于新古典主义得到广泛的经验证据支持的说法，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声称能解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
据说获得诺贝尔奖的青年人可能会变得没有成效了，因为他们不能抵制花费时间参加活动的要求。由于我在获奖之前就已是知名人物，我早就学会了许多拒绝邀请的办法，因此这对我①
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
-
1917)，于1901
-
1909任美国第26任总统。——
译注419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要在一个更大的工作领域中做出选择，而且要确定我应当对经济学投入多少精力。
当然，我对经济学投入了比在倘若不获奖的情况下更多的精力。虽然我还没有进行新的经济学实验研究，但我已经集中研究了方法论问题。除研究程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之外，我还一直在落实其他两个观点的内涵。
一个观点是我最早在1983年夏天在瑞典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大多不是基于完全合理性的假设，而是由为得到结论而必须的老一套辅助性假设推导出来的。假设行动者是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不需用那么多数学就可以从这种辅助性假设得出许多相同的结论。这个观察将注意力从不切实际的、多余的最优化假设转移到在实际上起作用的辅助假设上面，这些辅助假设需要经验的检验。
第二个观点是1988年夏天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参加一个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研讨会的时候产生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围绕组织概念而非市场概念来努力重建经济理论，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组织概念比市场概念所起的作用要大。对这个观点的研究，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推论过程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应当依赖的程度。
很难说我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的新研究中有多少是由于诺贝尔奖以及它给我提供的发言机会的激励；有多少是由于目前经济学界许多不安稳的迹象以及对新古典主义正统学说的广泛不满所致。无论动机是什么，我现在大概用我百分之十的时间在思考如何将有限理性应用于经济学理论。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科学研究生活。
计量经济学与诺贝尔奖
我入选诺贝尔奖引起了某种惊诧。许多经济学家和大多数媒介人士认为我是个圈外人，是侥幸人选的
420无名小卒。持这种看法的人完全无视经济学专业的社会学特性。他们显然也不知道，根据几年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30年代我在文章被引用频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中名列第五（在那些主要的经济学期刊中）。那是我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期。
战后经济学史上最显著的事实是，经济学突然被数学和统计学所征服。在1950年，如果一篇文章中有方程，它就很难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图表比较容易得到接受）。25年前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作为有数学癖好的经济学家的聚会场所，《计量经济学》杂志则作为他们研究成果的发泄口。我认为应当说到1970年，数学已接管了经济学（无论这是好还是坏），以致最简单的理论也得穿上数学的外衣才能得到人们认真对待，而“经验工作”则是“计量经济学”的同义词。
也许，将那些发动这场革命的人称作“计量经济学小集团”不算太不恭敬。他们是何许人呢？如果你查一下距第一次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15年前，即1954年的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名单，你就会发现，在前27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中，有20名在此名单上。还有3位（鲍伯，索洛、乔治，施蒂格勒以及利奥尼德?坎特洛维奇）于1954年后但远在其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也成为了该会荣誉会员，只有泰德?舒尔茨、阿瑟?刘易思爵士、詹姆斯，米德和詹姆斯，布坎南不在这份神奇的名单上（我于1954年当选为荣誉会员）。1954年这份名单上只包括了120个名字，其中活到1969年（即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年）的不到80人，因此科学史学家可能会将这个记录作为一个证据，证明有个无形学院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和选拔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我非但不是个圈外人，而且是个名正言顺的计量经济学小集团成员，这一点比我在经济学专业界的地位和历史更为我的同伙们（他们中许多人其时都已获此奖）所熟知。1954年
421的这些荣誉会员中几乎一半人都与我有私交，这些朋友和熟人几乎囊括了我以前的全部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还有像马歇克，特里格夫，哈维尔莫，杰勒德?德布留，拉利，克莱因，弗兰科，莫迪格利安尼，奥斯卡?摩根斯顿，吉姆，托宾，施蒂格勒和索洛这样的人物，在50和60年代我与他们大多数交往频繁。除两个人外，他们后来也都相继获得了诺贝尔奖。所有这些人都很了解我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下面，我还必须加上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1978年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赫尔曼，沃尔德，他在因果性方面曾做过与我的研究非常相关的研究（我们甚至曾有礼貌地辩论过）；另一个是苏尼，卡尔森，也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以管理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关于行政主管如何利用他们的时间），因此，他很够格评价我的历史，也正是他起草并在诺贝尔庆典上宣读了给我的荣誉状。
如果对整个经济学界来说我是个圈外人的话，那么，对其精英名流来说我则是个局中人。如果没有这个资格，我猜想我是不可能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进入80年代后的研究主题
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10年中，我的研究大多继续针对认知科学，一般都是沿着早期设定的道路继续前进。1989年，我出版了《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二卷，其中收集的心理学论文大都是在1979年该书第一卷出版后完成的。第二卷的篇幅几乎正好与第一卷相同（500页）。由于所做的研究遵循了与第一卷非常相似的路线，因此我可以采取与第一卷相同的类目来编辑它。有些熟悉的程序(尤其是EPAM和GPS)再度出现了；有些熟悉
422的解题任务，尤其是河内塔，也再度出现于第二卷中。
河内塔是个源于中国的趣题：有三根直立的柱子，其中一根柱子上套着几个盘子（盘子中间有孔）。底下的盘子大，上面的盘子小，如同金字塔一样。任务是将这个金字塔移到另一根柱子上去，一次只许移一个盘子，并且任何时候大的盘子都不得放在小的盘子上面。多年来这个趣题已经在实验室用作研究解题时要求完成的任务。迪克，海斯，肯，科托夫斯基和我都曾广泛地使用过它。如果说国际象棋在认知研究中起着果蝇在遗传学中的作用的话，河内塔则类似于大肠杆菌①，它提供另一种标准设置以积累知识。
运用这些经过多次试验的工具是适当的。度过了62岁的生日的老狗不该再趟新路子了。但事实上，我这10年所做的研究却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向，虽然这些只是部分地反映在《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二卷中。我的新研究项目之一是与我的中国同事一起做的有关短期记忆和神秘的数字七②的实验工作。我们在调和分别由乔治，米勒和阿伦，巴德利提出的看来有冲突的记忆模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在第二卷中，新的重点是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学生怎样能通过精心设计的范例来学习以及如何能用自适应产生式系统来模拟整个过程。这项研究的某些部分是与我的中国同事朱新明一起做的。同时，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视觉心理图象的作用及其支撑机制。最后，第二卷还强调了科学发现。例如，迪帕克，库尔卡尼和我共同进行的KEKADA程序。这个程序能设计实验的顺序，在前一实①
果蝇和大肠杆菌在过去的50年或更长时间里被普遍地使用于遗传学的研
究中，成了这种研究的标准有机体。——译注②
1956年乔治?米勒发表了著名的《神秘的数字七，加上或减去二》论文；断
言人类短期记忆容量在五到九个组块之间。——译注423验结果的基础上调整每个新的实验(Kulkami
and
Simon
1988)。
研究策略仍然是我们在整个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历史中所遵循的策略：先理解比较简单的过程和任务领域，再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在过去10年里，我渐次从研究学习过程到研究问题的表征，包括心理图象，到研究科学发现过程。
此外，我还与安德斯?埃里克森重新考察了对大声思维口述报告的研究结果。关于思维过程，我们可以由口述报告学到什么和不能学到什么？我们对此提出了一个理论。这方面的工作发表在1984年出版的《口述报告分析》一书中。另外，没有包括在《思维的种种模式》中的还有我与帕特，兰利，加里，布雷德肖，简?兹特考合作研究10年的产物，1987年出版的《科学发现》(hngley
et
al
1987)。
系统结构
在认知科学领域中，目前有一种集中于通用认知系统结构问题的倾向，对此我不苟同。关于人的心理是否能用SOAR(阿伦，纽厄尔)、ACT①(约翰，安德森)、联结网络（杰，麦①
这些都是80年代建立的系统结构模型。SOAR：阿伦?纽厄尔等“通用问题
解决者”(
GPS)发展出来的具有通用智能的系统的系统结构。它的主要特
点是：产生式系统，子目标和子问题空间及通过构成组块(chumking)来学
习。ACT:为思维的自适应控制(Adaptive
Control
ofYbought)的缩写，是约翰?
安德森从70年代开始开发的关于人类认知系统结构的模型系列。ACT为
其80年代产物。其主要特点是：产生式系统，区分陈述性记忆和过程性记
忆，记忆单元的激活态（工作记忆），以及由知识汇编来学习。关联网：罗蒙
哈特和麦克莱兰领导的课题组提出的认知系统结构模型，它由单元和单元
间的关联构成，没有显式的推理规则。信息加工由激活在这些单元中的传
播构成，知识由这些单元间的关联程度来表达，学习由是调整关联程度的
过程。常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别的模型”的一个例子是Theo，由汤姆，米切尔领导的小组开发的能
自我改进的问题解决者的系统结构。主要特点是基于框架的表征和推理
及基于解释的学习过程。纽厄尔（1991年底去世）和米切尔在CMU计算机
系，麦克莱兰、安德森与西蒙同在CMU心理系，罗蒙，哈特在圣地亚哥加州
大学。——译注424克莱兰）或别的什么来模仿，仍有激烈的争论。而我则更感兴趣于鲍伯?默顿的所谓“中等范围理论”，例如“通用问题解决者”，EPAM，顺序推测者①，BACON等程序，它们在相当大的任务领域里模仿人的行为，但并不企图模仿人的整个心理及其控制结构。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比较广泛的系统结构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即使在这些问题解决了的情况下，它们也不能解释如何调整很一般的结构去执行特定的任务。这些结构更像程序设计语言而不是程序。因此，我不相信在发现“正确的”整体结构时，用于特定任务域或任务域中一些区域的比较具体的程序会被取代。它们会成为更大系统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平行的或串行的？
我兴趣盎然地观察的认知科学的另一个新发展是，运用“神经网络”或者其他高度平行的结构，而不是我们工作中所采用的串行的符号系统，来构造智能模拟方面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但我只是在远处观察的。我的观点一直是——在此我将不作辩护——这些“联结主义的”结构具有一定作用（例如，在模拟视觉和听觉过程方面），但它们不会取代物理符号系统成为高级心理过程的模型。
这种来自醉心于从事新的平行系统研究的人向我们的基本方法进行挑战，将我置于前所未有的保守的老卫兵②而非造反者的地位。现在，我第一次体会到作为青年激进分子攻击对象的滋味，一个人所珍视的信念受到挑战的滋味，一个人毕生工作成果的恒久性受到威胁的滋味。迄今为止，我尚未感到痛苦的焦虑，这也许是因为我还不相信堡垒会崩溃的缘故吧。①
肯，科托夫斯基与西蒙建立的程序(1963)，用来解决如下例所示的问题：
ABE，CDE，EFE，…下一个是什么？(答案CHE)这是探索人类如何发现数
据中的模式和规律的早期尝试。——译注②Old
Gund，原为拿破仑的著名的近卫队，后用来指守旧派。——译注425
然而，我还是在若干场合下考查了联结主义者的主张，将新平行系统的行为同我和爱德?费根鲍姆早年提出来解释同样现象的理论，特别是EPAM，进行了比较。1984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EPAM作为一种识别过程的可行理论的整体性辩护。1989年，我与霍华德?里奇曼说明了EPAM可解释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曾被认为是平行结构的必要性的判定性证据。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工作要做。这是有益的工作，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比较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各种各样的机制是怎样互相补充的。
学习的理论
新的平行系统有学习的能力。但在符号系统的模型中，有着关于学习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理论。运用自适应产生系统（能重新给自身编程的产生系统）作为一种向实例学习的手段是由戴维，尼夫斯在他1978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还与安西洋光（音译）一起对其他方法进行了研究。我很高兴中国科学院的朱新明开始在中学代数和几何教学中对这些方法的适用性进行测试。
到1987年，朱以及他的中国同事们已使一个班级用两年时间学完了中国初中教学大纲规定的3年数学课程，用学习实例和解题替代老师讲课。无论在课程结束时还是在一年以后，这个班的学生的成缋都略胜于对照组的学生。
在朱教授于匹兹堡与我共同工作的一年里，我们曾极力想在这里开始进行可供比较的实验，但只做了很小的一部分。看来在中国安排教育实验要比在美国容易一些。在中国，你只需要得到教育部的许可就行了；而在美国，为保护被测试的人，你需要得到教师、学生、家长、校长、督学以及我们大学委员会的同意（我不是在抱怨，而是在讲情况）。
长时间以来，我都在考虑一个高技术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有
426知识的数学盲（说“我从来就不会做数学”的大学毕业生）的问题。它造就了整整一类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是个严重的长期的问题。（我只是附和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的论点。）了解这个问题是我研究学习的一个主要的隐秘目标。
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取决于一个经验问题的答案。这种在其他方面具有高智力的数学盲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基因问题？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和态度转变）来补救？我想了解有数学能力和无数学能力的认知根源和机制。这是在我结束研究生涯之前最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科学发现
80年代新研究工作的着重点主要是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模拟。“创造力”总是那些对人工智能表示怀疑的人的最后避风港：在模拟创造力时，重要的是使用那些不会被人误认为是琐碎无用的东西的任务。因此，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兰利，布雷德肖，兹特考，库尔卡尼和我）从科学史的重大时刻接受了我们实验的任务：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的发现；欧姆的电传导定律；道尔顿的化学反应理论；原子和分子量的发现；燃素和氧的燃烧理论之争；克鲁勃关于尿素在生物体中合成的阐述。
通过利用这些实际（而重要）的科学发现史实，我们排除了通常在进行创造力研究时会出现的问题，即所研究的不是什么具有重要意义的创造力（例如，通过测试被试者能发现砖有多少种作用来衡量其创造力）。发表于《科学发现》一书（Langleyetal,
1987）中的研究绝不意味着已完成了解释这个科学过程的工作，而是意味着向这个目标迈进了几大步，使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晰了。它有力地支持了这个命题：科学发现是通过那些已经在不太艰巨复杂的问题领域中观察到的常规解题过程实
427现的。
心理表象
在过去10年中，我在理解如何在思维及解题过程中运用心理表象（及在纸上画的图象）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与吉尔，拉金合作研究中。这个问题越来越和解题的人如何形成其问题表征方式的问题合并在一起，这种合并的问题成为我目前许多研究的中心点。学习、心理表象和问题表征已经走到一起，成了一个高度相关过程的单一系统。
迷宫式逻辑
表征的研究必然回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把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界分成两派。我将用相互竞争的隐喻来描述它。是将思维视为一个由前提进行推论的过程从而用逻辑隐喻最好，还是将它视为一个有选择地搜索迷宫的过程最好？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迷宫隐喻；而由语言学和逻辑学发展而来的认知科学研究则更倾向于推论隐喻。当然，迷宫是我自己研究的隐喻。
近年来，逻辑隐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拥护者，我也被迫卷人了纷争。这是在我当前研究日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引导着我步人富有意义的新领域，包括文学批评，也许还包括释义学①（如果我确实能找到对这个词义的准确解释的话）。
这么多要探索的路径；这么少的时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发展在迪克，西耶特的领导下，80年代，卡内基，梅隆在美国那①
herrneneutics原指圣经和古典文献的译释学。后来的发展涉及到“文本理解
足理解者的再创造”等基本问题：，现在成了一种西方新的哲学思潮：——
译注428些从事研究工作的大学中声名日增。我已谈过许多作为这个进展基础的尝试。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大的资产就是其创新能力。这种能力，部分来自它规模小、系科之间边界不很清晰、以及对创业活动的行政支持坚强有力（或至少是允许探索）的传统。我们不仅根据我们自己学校的教学与科研质量，而且根据我们对国内外知识界以及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我们的成功。
我们相信（世界也承认），我们的卡内基计划、我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管理教育观念、我们的都市及公共事务学院、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英语系的修辞与写作课程、工程设计的复兴、以及其他许多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所无法涉及的项目，已经对教育和科学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我们相信，本校未采的健康发展和成功取决于继续保持这种创新角色。
踟年代新的重大尝试就是使整个大学稳步向计算机时代跃进，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学网络，将所有的地方计算机资源联接起来，使所有的学生和教师都可以通过各个功能很强的工作站使用这个网络。这并不是简单地叫嚷让“每个学生都有一台计算机”的问题。这个方案的关键教育作用不是给学生提供个人计算机，而是提供一个通用的途径供社区成员利用公共资源库和进行充分的交流。
拥有强大的计算机科学系和尖端计算机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决定，争取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中为全国起带头作用。我几乎没有参与过这个决策（如果我是校长的话，我恐怕也会作出这项决定）。一些主要的参与者为：迪克，西耶特本人，阿伦，纽厄尔和帕特，克里辛。当时帕特。克里辛是负责学校事务的副校长。
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这项实验。硬件公司还没有为我们提供低成本的工作站，而这最终是必须的。我们只是刚开始开发
429必要的教育软件并制定可供开发软件之用的适当机构。在研究大学社区在计算机影响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方面，我们已小有成绩。随着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推进，许多重大的、令人兴奋的任务正在等着我们。
在这10年中，我扮演了元老角色，不太愿意在那些其最终结果要到我离开校园很久之后才能见分晓的决策中起重大作用。应当让下一代人去做那些决策。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参与学校的事务。事实上，1990年7月迪克?西耶特辞掉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职务以及物色新校长期间，在一段时间里我多少又被拉回到学校事务中。但我不准备采取有力的措施或发布什么最终决定，而这种决定在过去常常是我个人风格的组成部分。我的一些年轻的同事们没有见过我发火，以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科学政治学
在80年代，我对国家科学院的事务一直持积极态度，担任了两届理事会理事，每届任期3年。60年代后期我便是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此时这个委员会重振旗鼓，但由于吸收了工程师而更名为现在的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为重建这个委员会而工作。
在重组国家科学院以吸纳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同时，经国会特别立法，又创建了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以便工程师和医生分别能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与行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工程师和医学家们采用分家作为威胁手段以增加参与机会，以取得在现在所谓的学术复合体（
一个令我战栗的称
430谓）中基本平等的地位，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三套车。它由三个科学院的主席组成，其中以国家科学院主席的地位为最高。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在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中，工程科学院拥有与国家科学院基本相同的代表性。从中我看到了什么问题呢？国家工程科学院代表工程学界，它与工业界有很密切的联系；而国家科学院则与学术界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来自其中任何一方的意见建议都可能反映出与来自另一方的意见建议有些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且，就学科而言，国家工程科学院成员几乎全都来自自然科学，其中大部分来自物理学及其应用科学。因此，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中各方面的代表性也变得相当地倾斜了。
因为，在公众和国会看来，学术复合体意味着国家科学院，所以他们误以为科学院报告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人土撰写的。例如，任何视学术界为我们社会对所谓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部分抗衡力量的人，在知道这个学术复合体是这两方面的混合物时，都很可能感到吃惊和忧虑。
我认为，在我国，学术界对科学政策发表不同而有用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作为科学院理事会成员和在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我反对这些年来所采用的、导致目前学术、工业和医学界合并为学术复合体的做法。但我的反对没有什么作用。我不同意那些赞成这种变化的人的想法。我认为科学和技术异口同声地对国会讲话未必是理想的做法。
在我看来，学术界、工程学界和医学界不时提出一些冠以适当的名义的不同建议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如果国会不得不权衡这三个不总是一致的建议的话，让它去权衡就是了。根据专家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人和什么意见来选择专家，这是我们社会中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团体的正当功能。
431
我所喜欢的政治风格是在机构内部活动，进而发生影响，而不是站在机构外部去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我一直坚持我在国家科学院的活动，包括作为科学、I：程及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活动。也许我们委员会最有用的作用是，及早发现政策性问题、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看我们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科学、工程及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曾发布过一个早期警告：注意因对高科技产品和知识出口实行联邦安全控制而引起的问题。该委员会已赞助了两个委员会，即所谓考森委员会和阿伦委员会，去考察这个问题的学术和工业因素。这两个委员会的报告虽未全部体现在政策中，但在抑制对国际交流的过分控制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从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数10年到整个80年代，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在华盛顿的活动都从未间断过。如果说我的时间安排方面有什么重大转变的话，那就是由于我越来越多地与中国以及（前）苏联接触而不得不花费时间。但是，我可能慢慢地变得不愿意去进行这种与我的国内外政治活动相关的艰苦的旅行（以及多次走访大学校园）。但是，我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兴趣丝毫未减。由于我满可以谢绝邀请，由于我的研究生们的帮助和克制，我倾向于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去搞研究。432
我与多萝西娅第一次出国旅行是1959年应福特基金会之邀去印度访问。那是一次带有“外交”使命的旅行，目的在于调查印度的工商管理教育状况，进而对福特基金会的…个加强印度工商管理教育的项目提出建议。在那以后，我的出国旅行都是旅游性的以及与科学有关的。我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但并不积极参与国际科学组织的活动。要不是由于我对中国的钟爱而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的话，我不会介入科学政治活动。我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972年。当时主要是出于旅游和科学方面的目的。然而，我的中国之行大多是在80年代进行的。本章中，我将介绍这些旅行以及戈尔巴乔夫开放之后我最近与（前）苏联社会科学的联系。这是我业余外交中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中
国
我10次访问中国，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外国要多，总计大约有一年。我想最好借助于从一些文件中摘录的文
433字以及对每段文字所做的简短说明和解释，来讲述我在那里的际遇。
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开始于1972年的7月。我们一小帮计算机科学家，携夫人、提行李，在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下了火车，在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严厉注视下缓缓走过罗湖桥。候车室里放满了扶手椅和搁放着各种文字的宣传杂志的架子，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去广州的火车。在当地科学院的科学和政治方面的东道主的欢迎下，我们开始了在毛主义的中国——简朴的蓝色服装和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扬声器——的浸礼。
我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通讯《新闻》上报道过我们旅行的故事(
Simon
1973)。虽然我们在中国呆了不到3个星期，但我的这篇报道中并没有什么严重的误导。这不是所有在那个年月访问中国的人都能做到的。下面的描述就摘自于那篇报道。
1972年时毛的中国
经过为期19天的访问，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能报道些什么呢？由旅行本身得到的知识很少；而大量的有关中国的知识是来自于在旅行之前、出于旅行之需到图书馆查阅的资料<：）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是…个隔了两层的中国问题专家。一层是因为我的专家知识来自于阅读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另…层是因为这些专家本人大多是隔了一层的专家，即从香港、台湾、东京或安亚伯①艰苦地观察中国的人。
但我也夸张了我远离事实的程度，毛的“小红书”如同长城的石头一样是中国的一个事实，你可以在你当地的图书馆里找①Ann
Arbor，这里指座落于此的密歇根大学。那里有很强的中国问题研究机
构。——译注434到它和其他有关中国的文件以及由敏锐的观察家撰写的中国目击者报道。我的情况远远优于考古学家：他们只根据骨头和具体的人工制品来重构一个文明国家；我的情况与历史学家相像，我与历史学家共享所有人工制品中最重要的东西，即一个社会的成员用以相互交流的语言文字。
我具有充当中国问题专家的更高资格：要产生事实，观察就必须是由合格的观察家去做的内行的观察。一个外行对月球岩石的描述只能展示极少（如果还有的话）的事实。只有地质学家才能从岩石推断出事实。同样，只有社会科学家才能从社会产品或社会交流中推断出事实真相。因此，我是个观察中国事实的合格的观察家，我将运用我所掌握的理论去筛取、去扬弃我所看到的和我所读到的（这更重要），去伪存真。
第一次旅行的情况是这样的。1971年，受北京乒乓球赛的鼓动，我熟识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试图安排一次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科学家的科学交流活动。他们中的两个人自告奋勇去拜访在渥太华的中国使馆。该使馆礼貌而冷淡地收下了这个计划建议。此后，直到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结束后，我们都没有得到什么新消息。1972年4月中旬，我们收到了一份热诚的邀请，邀请我们六人（由我们自己选出）及夫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去访问中国。这六个幸运的人是：BBN公司的西弗罗?奥恩斯坦（他是自告奋勇去中国使馆进行首次联系的两人之一，这次作为代表团团长），哈佛的托马斯，契山，华盛顿大学的韦斯利?克拉克，麻省计算机协会的阿纳托尔，霍尔特，耶鲁的阿伦?佩里斯和我。这六个人以及五位同去访问的夫人中的两位都是计算机科学专家，而只有我和我的夫人还受过社会科学训练。
这次旅行让我们在中国逗留了19天，主要是在广州、上海
435和北京访问。我们乘飞机在这些城市间穿梭，只有在从边界乘火车去往广州和乘汽车短途游览时，我们才从陆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农村。短途游览包括参观一个公社，参观长城，参观广州附近一所城市里的一个寺院。我们可以自由地、无人陪伴地在这些城市中游览。我们中有两人能够初步读、写中文，用中文问路和对付购物，这时，他们运用中文的能力便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我们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用于与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一起工作：举办讲座（双方都讲，但主要由我们讲）和进行小组讨论。我们见到的科学家中只有两人（我想我们的东道主中没有其他人）能讲足够好的英语，因而我们的交流（除我们在城里漫游之外）全部由陪同我们一起旅行的六位译员做中介，
接待极其热情。尽管或者正因为我们非官方的身分，而且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的食宿和旅行安排得极好，没有什么官样文章。吃的东西是特别的好（我们有些同胞很快便改回吃西式早餐，而我却每天享用早晨的汤和饺子，直到访问的最后一天）。我们受到中国旅行社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重接待。
显然，在我们到达之前，中国旅行社与科学院并没有就我们的时间安排达成任何协议。到达后，当我们选择了排满工作任务的日程安排时，这就成了需要与中国旅行社的代表协商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旅行社的代表想带我们去参观革命圣地，这是通常都要做的旅游安排，比如参观延安和毛的出生地。中国旅行社只为我们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礼仪性的与科学家的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