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行社的官方原则是：“在中国，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会见几次以后才能成为朋友。”对此，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美国人是古怪、急躁的人。我们说，人们通过共同工作而成为朋友。”最后，职业道德取得了胜利，但我们牺牲了参观延安和韶山的机
436会。我们相信，我们的态度受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赞赏，也得到了中国旅行社行政官员的尊重。
与我们计算机科学同行的交流是广泛而有意义的。我们对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印象很深：也许它比我们的计算机技术落后4-6年，但在素质上大体与俄国的技术相当。我们参观了计算机和制造计算机的工厂。计算机科学家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献，但显然没有外国的技术人员或进口的硬件。虽然计算机工厂不大，但中国好像每年生产几百台中型现代固体电路计算机。
安排好的与上海和北京的科学家们的讨论气氛很活跃，有几十位研究人员、教师以及学生参加。（每个城市都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正式讲座。）我们的中国同行想了解近来西方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很想告诉我们他们的计算机设计以及他们为其中的一种计算机而编制的ALGOL编译程序。
他们对我们提出的继续进行双边信息交流和互访的愿望反应很热烈，而不是出于礼貌的热情。在回答我们技术方面的提问时，他们很开放（当然，我们没有问他们有关计算机的军事应用）。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设宴款待我们，这表明东道主对这次交流没有什么不满。而我所作的密切两国科学院的关系的祝酒辞只得到热烈但完全不明朗的反应。
1972年毛的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第一个事实，也是得到所有旅行者目击证据支持的事实是，几乎没有通过什么直接途径、只能从外部观察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分析基本上是准确的。这些专家告诉我的与我自己观察的没有什么冲突。现在，我想对此修正一下，这些专家不仅报道了事实，而且提出了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我认为理查德。所罗门关于毛主义的心理和社会基础的结论是合理的。这并不是因为我在中国观察到或可能观察到的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所引证的事实（以及那些
437从原始文献的译文中得到的事实）符合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总体认识。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弗兰兹，舒尔曼的组织理论不够合理，这不是因为我所观察到的任何事情，或他所引证的任何事实，而是因为他在总体上漠视西方现代组织理论和组织实践。
当我说中国问题专家们是准确的时候，我特别是指他们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推论是准确的。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比方说，中国目前生产多少粮食。没有任何一个旅行者能知道这一点，看来中国政府也不知道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仅用初步的统计数字就可能管理经济，甚至管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也许中国政府确实知道这个数字，但对任何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事实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成功地封锁了这一消息。
中国问题专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没有陷入穷困，但也不富裕；中国人一直在取得平稳但不那么惊人的经济增长。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I）同样，中国问题专家告诉我们，毛主义是大多数中国人行为的指示和表述，这也是正确的。总体上找不到公开的证据（例如在剧院、书店和交谈中）来证明中国人拥有哪怕最基本的政治、思想以及艺术表征的自由。对个人服饰的社会控制看来要比数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略松，在北京街头偶尔也能看到不同色彩的套衫和衬衫，但并不是很常见，不会让你弄不清你在哪里。
至于经济平等方面，情况略微复杂一些，也如中国问题专家们已指出的那样。城里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二分之一的人有手表）与北京附近一个样板公社的简朴整洁的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这个画面与中国问题专家所说的相一致，没有什么重大不一致的证据。随便哪一个旅行者、目击者所看到的都是其他人曾看见过的，也是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中国问题专家告诉
438他将会看到的情况。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期望呢？一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更像是一团集群的海藻，而不是一架高度同步的机器。它的主要规律是统计性的，它的参数是统计聚集体。这些聚集体的大致规模既不可能瞒过这个社会的成员，也不能瞒过参观的观察者。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建筑、工具、交通工具以及可以见到的人民的物质状况都显示出总体生活水平。
社会结构最复杂的部分是其信号流系统、通讯交流系统，但这也是非常难以掩饰的。《人民日报》是官方对中国广大民众公布公共政策的主要媒介。出于某些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它可能说谎；但它不可能对国内和海外报道不同的故事，
用以组织和管理“文化大革命”的交流渠道主要是报纸、电视和大字报等大众传播媒介，直到“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军队才介入。因此，虽然要说明任何时候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很难的（将“中国”换成“美国”这个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预言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困难与无法得到数据关系不大。中国的民众或任何社会的民众都知道，他们自己的社会有许多事情难以理解和预料。中国公民也是中国观察者。
内部权力斗争：刘少奇倒台，接着是林彪倒台，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方面，有关信息的交流主要是私下的和有限制的。一个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观察者（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人），获取的这些信息并不比一个在美国当地公共图书馆阅读翻译过来的中国出版物的人更多。我只能断定，从海外看中国与我所知的任何一种以社会尺度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一样有效。总的说来，中国观察者们已经做得不错了。除一些有关计算机技术的具体情况之外，他们已为我描述了我19天的中国
439之行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或者更多的事情（但这丝毫没有破坏我这趟旅行的乐趣。）
现在，让我来做总结，因为到世界上一个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观光总是需要总结的。现代中国人，除极少数人之外，在1972年比在以前过得好，不是好一点点（我猜想当十日专家①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恩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这个制度“管用”时，指的就是这些）。当然，在1972年，中国还是一块恐怖的土地。我当时解释为对世界缺乏好奇心以及作为中央王国居民的自满态度的，其实是不敢表达被禁止的兴趣。因为猜疑、窥测的毛主义者可能将这种兴趣解释为不健康的西方思想意识的证据。中国人民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自由，如政治自由、艺术表达的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一个不将这些视为社会利益的政府的领导下，人民会得到这些自由。相对的经济福利与政治镇压的对比是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的矛盾，还是…种普通的常见的矛盾？它不可能是一个矛盾，因为它是这个世界的事实；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自相矛盾。
我所了解的中国，没有一件事使我觉得美国在未来的岁月里会面临简单、容易的政治抉择。我赞赏真正的经济进步，又不能不看到以救世主自居的毛主义的使命的成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成就，是毛的版本）会摧毁那些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人的价值；我真诚地担忧着这样的前景，亦即担忧在试图实现这些目标时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又不能不看到，如果让中国改变这些，可能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摧毁；我不想反对革命，尽管又为①
指只研究了10天就自称是专家的人。加尔布雷恩正是在中国访问了10
天后写那篇文章的。——译注那些被极左的毛主义者打成反革命的中左的异端分子而欣慰。
我带着微小的、或许不那么太微小的希望回到美国。希望从长时间来讲，中国人将来能发现美国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亦即希望我们能够避开两种救世主形象之间的对抗（因为我们的也是一种救世主形象），直到它们被第三种，即容忍人类的多样性的形象所调和。
在结束1972年我们的中国之行这个话题之前，我得重述一件旅行轶事。从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刻开始，中国人就对我们的年龄非常在意。无论我们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他们还会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美国人排列名字会有别的方法？）的同时，我们的年龄也被严格地按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我本人）顺序排列。而且我们在宴会上的座次，从最高到最低，正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我们汽车队的行驶也正是按照这个顺序安排的（那时很少有外国参观者，因此我们每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译员）。中国人很奇怪，一个团体怎么能是最年轻的一位当头，最年长的一位当尾呢？
当我从宴会上的第六桌挪到第一桌，去向郭沫若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进一步密切两国科学院之间关系的祝酒辞时，在场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我的那位译员吓得脸发白，拒绝陪同我去。我不得不请第一桌的一位中国科学家为我翻译。宴会后，那些中国人肯定召开了紧急会议以弄清为什么这个代表团让排次最后的（但是年龄最大的）成员致祝酒辞。
在下一次宴会，即在广州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们仍然按原来的座次就坐。但在第一桌作陪的是出席宴会的中国高级科学家，而在我那一桌，即第六桌，陪同的则是出席宴会的中国高级行政官员。他们终于弄明白了我是这个代表团的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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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中国
1980年，我随美国心理学学会代表团第二次到中国。这一次，年龄是按正确的顺序排列的：最年长的尼尔?米勒是代表团团长，我岁数第二大，地位也因我的诺贝尔奖而有所虚张。打倒“四人帮”的革命已过去4个年头了，人人都满怀希望却又紧张不安。人们的服饰依旧是蓝色的。
1980年的中国是一块尝试希望而又惴惴不安的土地，人们仍然抱着良好的希望，正在经历经济改革的第一次轻轻的振动。在天津大学与过去的红卫兵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感到自己如同那些“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一样，彻底地被那场文化革命给玩弄了。
刚刚平反的知识分子仍然很害怕会回到不久的过去，但同时又渴望利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去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回忆那年访问的情景，我就想起在南京师范大学那个阴冷的大厅里，那些依旧身着蓝色服装的教师们努力学习领会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新概念——一种取代马克思主义和针刺疗法的新魔术——的情景。
我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荆其诚教授交上了朋友。在此行结束以前，我们一致同意我再去他们的研究所做有关认知心理学的讲座和研究。
在心理学代表团离开时，我去天津大学以经济学家和组织理论专家的身分做了一个星期的讲座。我还能回想起在11月一个灰色的、阴雨蒙蒙的早晨，我乘火车到达天津，看到散砖烂瓦堆积如山的街道以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残留的废墟时所感到的震撼。我还想得起我与肖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他对我可怕的中文口音的坦率的绝望。
当然，意识形态气氛已是相当晴朗，我可以在天津做有关西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讲座，我的那些讲座都可以得到翻译和出
442版。这次访问中我做了几天的日记，这是我很少能做的事情。我想引用这些日记来讲讲我在天津的教师招待所遇到的…些事情。
1980年11月1日昨天早晨我突然发现暖气热了（曾经有几天冷得不合时令，我没有穿御寒的衣服）。我知道，按政府的规定，政府办公楼只许在l
1月15日至3月15日供暖。因此，我有三条假设：(1)宿舍不是政府办公楼……(2)该行政机关决定用它烧热水的煤来供暖气……(3)该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它负不起让尊敬的外国客人感染肺炎的责任。
昨晚晚饭时，我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我说：（1）从今以后我想用中餐代替假西餐；(2)我需要一把刀削苹果。第一句是通过请教我的桌友（英语教师）造出来的。令人吃惊的是，我的这些桌友的汉语技巧几乎等于零。
在我的卧室窗户对面的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人用潦草的英文写着：“人民是最伟大的。向雷锋学习。”（雷锋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为革命献身者。）
1980年11月4日早晨6点半，军号声让我们醒来。不过我在军号响之前早就醒了。闪烁的灯光表明热水已经接通了。通常，早晨的热水非常热，而傍晚的则只是温水而已。今天早晨，我注意到浴室和卧室的暖气热着，但是，书房里的暖气关着。他们可能专门为我开暖气吗？
军号过后，是强烈的军乐，伴着早操的口令声。我没有参加做早操。我也没有看见我们后面的那个村里有什么人
443在锻炼，但也许学生们到前面的校园去了。军乐持续了20分钟。然后公鸡又啼叫起来（它们从5点半开始打鸣）。昨天下午我“溜掉了”。我走出校园，乘8路公共汽车去市中心。路上人们盯着我看或冲我咯咯笑，但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我特别想上厕所。因为我断定百货商场里一定有厕所，所以我就去了商场。在那里，我用我清晰无误的口音打听厕所在哪儿，被问的人茫然地看着我。最后，在绝望中，我拿出了字典让他们看字。两个和善的年轻男子将我领到了厕所。（这个厕所就是一间房，里面有完全公用的大、小便池。所幸的是我不必用大便池，那是很脏很脏的。）我在这家百货商店看了看，买了一些做礼物的小链锁，然后到河附近的终点站乘8路公共汽车（居然有座位！）……在回来的路上，我步行穿过南开大学校园，看到两个校园之间有一个大自由市场。
晚上，接待了三拨来访者：(1)一位美国语言教师，他与他的小组有些问题。(2)这里的一位教授，他正在翻译我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充满俚语和隐喻！）。(3)两个年轻人，一个似乎懂得不少数学和运筹学，但不懂英语；另一个作为翻译，他问了些关于满意的问题。七点钟，外面的公共广播系统开始播送早间新闻。是吃早饭的时候了，
我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是在1983年，前后有3个月。我在北京大学开了认知心理学课（由荆其诚和张厚粲两位教授翻译），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进行短期记忆研究工作。我让我的研究生加里，布雷德肖与我一起去，他帮我在小型计算机上装LISP。多萝西娅则给心理学研究所一些职工教授英语。
1983年的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沿街到处都是出售各种蔬菜水果的自由市场。明显的害怕情绪已经消失，乐观主义的倾向比较强。我的朋友们与我在公开场合谈论经济改革而不用看后面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麦卡锡时代学来的用在测试美国的政治自由的…种方法），什么事情都可以谈论。
我们在逗留期间做了几次绝妙的旅行。我们去了承德（曾叫热河）；参观了北京猿人遗址；去西安参观了秦兵马俑；去曲阜参观了孔子的出生地；游览了杭州的西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发挥比较严肃的外交作用。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美国学术研究理事会合作，在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的前几年，建立了一个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我于1980年中国之行后即被邀请作为该委员会成员。1983年夏天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任期4年。
在中国重新开放初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也认为它很重要。有时，当我们过于强硬地迫使他们同意让美国科学家进人中国实地做研究时，他们会生我们的气，但他们对我们提供双边学术科学代表团互访资金的能力评价很高。
有件事可以用来说明他们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看得有多重要。在我1983年访问中国期间，我打算去天津作为期一周的访问，准备像1980年那次一样住在教师招待所。当一位教育部部长助理得知我刚就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时，他安排我（当然没有与我商量）住进位于天津的一个政府贵宾馆，那是西哈努克亲王过去经常下榻的地方。
这座宾馆座落在一个美丽的大公园中，占地数百英亩，有许多供客人住宿的小别墅。它离天津大学校园有1英里多路。门口有警卫把守，他们当然不会让任何未经事先许可的中国学生或教师进去。我对此表示过抗议，但无济于事。我由司机开车
445往返校园。
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得到中国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个人事务所。通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的帮助，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实现了这个目标，该事务所设在海淀大学区友谊宾馆里。1985年12月17日，在庆祝这个事务所开业的讨论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了我关于中国对西方开放的意义——它的潜力和问题的看法。
我演讲的题目（不是我选的）是“理智的门户开放”。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发明，旨在使所有国家在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有同等权利。当时美国既没有就这个政策，也没有就权利和优惠的范围与中国磋商过。
对于我的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门户开放”这个词无疑使他们想到了传统的谚语：“如果你打开门，强盗就会进来”。我对此表示抱歉。我所强调的是，我的话题不是商业而是智力门户开放。我认为对科学家实行双向开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同样有利。我对中国的主权表示尊重，承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对想在中国现场进行研究的西方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开放门户的程度。
从1984年到1987年，我每年到中国工作3个星期。在1983年那次旅行前，多萝西娅和我认真地学习了中文，我可以到处走动，没什么困难。我可以独自乘火车旅行。在许多情况下我都是只身往来于中国和美国，因为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而多萝西娅却几乎没什么可做的。我设法挤时间参观了内蒙古边界大同的佛教石窟；与我的朋友荆其诚一起乘船从重庆到武汉，游览了长江三峡；我还到达了泰山顶，但不是用双脚走上去，而是乘空中缆车上去的。在众神的眼里，这几乎没有积多
446少德。
1984年中国仍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但到1985年，经济改革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困难日益明显，出现了第…次通货膨胀。1986年和1987年是停滞时期，出现了方向上的新问题和斗争，同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不断增长，对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成群的高大灰色公寓楼继续在北京到处建成，但对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却已不在北京了。
那时，中国的经济已在经受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折磨，关于腐败的议论声在不断高涨。建立无控制的价格（按西方经济学家的极力主张）的初步尝试成效甚微，并且成为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政府正在寻找对策。
所有我们这些外国专家，包括西方的、东方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显然持同样的看法：国营企业的中心问题就在真正加强效率责任制和自主经营责任制。（前）
苏
联
我的政治原则使我决定不去极权主义国家旅行。但是，遵守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我在别处承认的那样）。我和多萝西娅在从法国通过龙塞瓦尔时，飞机骤降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我们在那里过了一下午，但由于我们没有远过派劳拉①，因而这不算什么。1976年，我们又访问了布拉格，但这样做是否违反原则并不清楚，因为捷克人的受孽程度起码与其造孽程度相当．事先我曾与“好”捷克人有过联系，他们正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