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塞尔瓦（参见第20章）为法国与西班牙间的要隘，其南端是西班牙的派
劳拉。——译注447中，受着党的迫害。我希望这次访问给他们的帮助和安慰要比给统治当局的多。
在访问南斯拉夫时，我们没感到什么不安，鼓励他们脱离斯大林主义的党的路线看来显然是可取的，1971年我们在那里的访问是极愉快的。东德显然不应当在我的访问范围之内，但不知怎么的，最后我还是同意参加了1985年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这次背离政治的原因不好找。
许多年来，我一直拒绝来自（前）苏联的邀请。俄国文学总是使我着迷，尽管我的俄文阅读水平并没达到足以很好地欣赏它的水平。无论如何，我读过绝大多数翻译过来的伟大和比较伟大的俄国小说，读过很多俄国历史，满怀同情地看到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极度痛苦。但是（前）苏联是极权主义的典型。此外，所有从那里访问归来的人都跟我讲，那里的食物极糟糕，那里对旅游者的监视非常令人难受。因为我是为了快乐而旅行，所以，即使不谈我的政治原则，我也看不到去俄国旅行有什么意义。
在（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将萨哈洛夫流放高尔基城的时候，我甚至都不与俄国科学家谈话，而且作为国家科学院理事会成员，我极力主张中断所有与（前）苏联的科学交流（我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某项政策达不成一致意见）。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鲍里斯?洛莫夫邀请我为他正在创办的一个新刊物写稿，我给他写信表示拒绝。实际上，我在信中写道，我愿意在（前）苏联开始以文明方式做事时再开始与俄国科学家合作（我还将这封信发表在1980年3月24日的《高等教育大事记》上）。他很生气，这很好理解。事情就到此为止。
同时，我们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员正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做些有益的事。物理学家早就建立
448了渠道，定期与俄国物理学家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核裁军政策。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议是有用甚至是重要的，但我们不打算照搬这样的“活动”，而寻求其他可能有益的活动。
最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将行为和社会科学用于防止核战争”委员会。这个名称荒谬可笑，不过它表达了我们的意向。我们最初的议程包括准备一套丛书，总结与研究我们委员会的目标有关的社会和行为科学方面的文献。我们的议程还包括举办旨在确定（前）苏联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并试图开始与他们对话的活动，比如，可通过举办有关核冲突和避免核冲突等主题的研讨会。哈佛的比尔?埃斯蒂斯同意出任委员会主席。我同意当我从其他一些活动中腾出时间后，担任联合主席。尽管在那时我通常不愿意与（前）苏联科学家交流，但我还是希望与他们讨论有关核战争问题的。
J987年春，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赴莫斯科访问的小型代表团的成员。这次访问为期一周，目的在于确定地位相同的人——即有理由认为是社会科学家的俄国人；以及与俄国科学院就一个有关核冲突问题的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当然，那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放已经开始，对于俄国人来说，这又是变得文明些的时候。我的确对其食物会是什么样的有些疑虑。后来确实觉得那里的食物可以说很没有特色。
我们的访问是完全成功的。我们参观了俄国科学院的十来个研究所，确定了许多正在做或者正努力争取条件去做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那周访问即将结束之时，我和埃斯蒂斯一起会见了俄国科学院秘书长斯科利亚宾——一个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幸好他那时即将退休，他谈话的兴趣主要在退休后那些属于他的汽车和夏季别墅上）。根据协定应组织一个合作项目。我们回到宾馆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手写的，因为我们在宾馆里
449找不到打字机，当然也没有复印机。第二天上午，我们的俄国同事对文件做了几处修改就接受了它（我们必须得到我们会见所在的那个研究所所长的批准才能做复印件），然后双方签了字，按照所确立的这个框架，从那以后我们与我们的俄国同事开了几次很有成效的专题研讨会：一次是在华盛顿，一次是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还有…次是在加利福尼亚。
在莫斯科期间，我们有一点时间观光，包括参观了几座正在修复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我还坚持参观了犹太人的犹太教堂()一天清晨，我在那里看到有十几个老头子在吟诵犹太教经文（我猜想）的一些段落。看到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这种表现是令人感动的；但在用这种陈旧的形式来表征这种精神时，又很难与它打成一片。
在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的帮助下，我与亚历山大，莱尔纳领导的“被拒移民者团体”①取得了联系。亚历山大?莱尔纳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晚间集会。我和鲍伯，阿克塞尔罗德在一个地铁站附近见到他的儿子，然后我们被汽车送到莱尔纳的寓所（在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前，他已将它买了下来）。这是在一幢维修很差但还舒适的大楼里的公寓房。没有被跟踪的迹象，我们走进大楼，走进公寓时，没有人注意我们。
由于会议召集得很匆忙，只有六七个人参加，他们都不顾一切的想告诉我们有关他们正在进行的——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几乎所有到场的“被拒移民者”都为得到出国许可等待了10年了[现在他们大都得①
指俄国人，主要是犹太人，想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外国去，但被政府拒绝
者。这些人通常会失去工作，甚至坐牢。几年以后，随着俄国政策的改变，
他们被允许移居美国，——译注450到了离开（前）苏联的许可]。最弄不清楚的是他们是如何竭力维持生计的。在回宾馆的路上，我们也没受到骚扰。在通过（前）苏联海关时我有些紧张，因为我要将他们交托给我的一本厚厚的说明他们的理论的非法手稿①带回美国。
这次旅行还有些副产品。我在莫斯科时没去见洛莫夫，但我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见了他，并向他转达了我的问候。他的回答是：“好，可能赫尔伯特②现在会为我写那篇文章了。”现在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应当写，但以什么为题呢？
多年来，我发现辩证唯物主义未必一定排除神秘主义。在俄国（如同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关于超感知觉的研究是得到军方支持的。如同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版本的格式塔心理学概念和现象学观点被用来反对计算机思维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所有民间信仰都还存在，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包装和重贴标签罢了。
例如，蒂乔米洛夫和波曾扬斯卡亚曾“证明”，一位国际象棋专家棋手的眼球动作，只能由他从一瞥中得到棋子位置的“意义”的假设来解释——一种关于过程的整体论的格式塔派的观点。为反驳这种观点。我和巴伦菲尔德一起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以说明只要利用局部信息就能产生这种眼球运动。但是，共产党的哲学家们还是在发表关于人工智能不可能的“证明”，德赖弗斯和西尔勒式的“证明”[德赖弗斯的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年）被译成俄文并在莫斯科出版]。你必须看日界线，才能弄清楚你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还是现象论者①
因为被拒移民者的著作当时在俄国不允许发表，所以是非法的。著者将它
带到美国去发表，若被海关查出，可能会坐几天牢。——译注②
赫尔伯特，西蒙的爱称。——译注451的攻击。
我想，在（前）苏联发表的最好的东西应当是一篇说明信息处理心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致性的论文。在写这篇论文时我得到了荆其诚的合作，他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述。这篇论文由我和荆合撰，发表在洛莫夫的刊物上(Simon
andJing
1989)。看来将信息处理概念翻译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并不困难。现在，这篇论文已有俄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认知科学的态度是否会产生什么作用还有待时日。是否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继续研究这个奇异的问题也还存疑。
最后一个问题是：根据我讲的所有关于政治原则的话，我如何解释自己访问中国的愿望？因为在我心中，中国完全与（前）苏联一样极权，而且访问的愿望早在1972年就已产生。一个敷衍了事的回答是：“吃的东西据说是（而且确实是）好得多。”我不清楚我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一种足以战胜原则的探险精神？（前）苏联的本质是众所周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似乎是一个大谜团。或者是，与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带有浪漫色彩？
当然，到1980年时，中国与（前）苏联已大不相同。大多数题材方面的言论都相当自由，大多数外国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严密的监视。我们还要等着看，不久的将来在中国旅行会有多么舒适，是不是还有一个业余外交家起作用的地方。①①
1990年8月我又在中国待了3个星期，发现这个国家很平静，言论令人惊
奇地开放和自由。45223.
选择的指南
人们最爱向所崇敬的人物提的一个问题是：“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偶尔，我也不在意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生的哲学肯定涉及一整套原则。但是原则出于什么目的呢？原则可以提供一本启发式的书指导人们在生活的分叉点做出选择，提供一条主线使人在迷宫里保持正确的路径；原则还可以为一个人已经做出的选择提供合适的理由，做出解释，找出借口。要分清原则的这两个用途是不容易的，也许这根本就不必要。人生哲学可以包括这两个方面。
无论在哪种情形下，看来在68时具备一种人生哲学总比在18岁时要容易得多。是容易一些吗？也许在生活的过程中，人糊涂的时候与他清醒的时候一样多。也许人应当在18岁时，在复杂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写下一份人生哲学，这样，在68岁时，如果有人要，就可以拿出来。但这也是危险的。这个人的读者会试图去用这种哲学与生活做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还是在鹤岁或甚至更晚一些再写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这个词听起来很庄严。我们必须弄清它的两个
453含义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意义上，人生哲学是你在你的宇宙的和人类的环境之中存在的理由的陈述。在第二种意义上，你的人生哲学是你对这个宇宙的写照，包括你对作为其核心的人类状况的写照。
就第一种意义而言，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不抱幻想去完全正确、客观地理解我的世界。但是我不能忽视这个世界，我必须尽我所能，通过我的科学和哲学伙伴的帮助去理解它，然后使个人的立场与这个世界所呈现的种种条件和约束不过分地不协调。我必须避免那种需要重力屏蔽或要求人类尽善尽美才能成功的个人目标。①
我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无论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生存和成功都取决于对我周围的人和事的环境合理地保持真实的图像。由于我的世界图像只是大致接近于真实，因此对任何事我都不追求尽善尽美，至多追求做得满意。追求最好只能浪费可贵的认知资源；“最好”是“好”的敌人。
你已经了解了一些我的人生哲学，包括宇宙学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现在，让我比较系统地谈谈前者。我是一个20世纪的生物②，我完全沉浸在它的科学和它的经验主义之中。我的宇宙（很可能）开始于大爆炸，然后便不停地演化，经过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人类学年代，这条时间线接近当前而逐步地、或许按指数律地扩大；随我们凝视未来而又或许按指数律地①
著者说明屏蔽重力的机器如同永动机一样是不可能的。同样尽善尽美的
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追求不可能的东西。简而言之：满意就行
了。——译注②
a
creature
of
the
twentieth
centuty，20世纪的产物，带有这个世纪的主要的价
值和观点。——译注454缩小①。有时，有些部分会有所改变，尤其是时间相距最远的两端。但这种变化对于个人的人生哲学并不太重要（至少在过去25年中是这样）。
这个宇宙机器是有规律的。但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目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仍然是我所在的这个世纪的生物，像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一样，需要设定我自己的目标，因为我看不到任何外在施主已将这些提供给我。这个世界是广袤、美丽、迷人的，甚至是使人敬畏的，但却是不具人格的。它对我不要求什么，也不让我要求从它那里得到什么。这在观念上有点像如今一些人那种合住房、合用床的“关系”。
但是，如果这个宇宙对我漠不关心的话，我却不必对这个宇宙漠不关心。我可以寻求与它和平共处。并且我也不需如此消极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宇宙可以是我的一些最深厚的愉快的源泉。无论在户外夜晚，还是在森林，还是通过显微镜，只要凝视它，我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变化、格调和美，那远不是人类艺术家力所能及的。
这个宇宙的某些美是隐藏着的，只有通过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这种解码活动才能揭示它们。只要对人类眼睛从未见过的新模式看一眼，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就能给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带来最激动的体验。虽然我们一生中只能有少数几次这样的直接经验，但通过学习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同行科学家的著述，我们可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经常地感受到这种经验。①
这里是当代宇宙学的一个假说。指的是在时间轴上的坐标点随着离开当
前而越来越密。（不论是朝过去还是朝将来）。著者为此给了个例子：沿X
轴来度量时间，置当前时间于原点，向左为过去，向右为将来。若当前时间
为公元2000年，公元1900年可能表示为原点左边1厘米处，公元1000年在
原点左边2厘米处，公元3000年在原点右边2厘米处等。——译注455
可能这就是我之所以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原因。但我为什么成为社会科学家呢？我是怎么选择这条道路的呢？要说明为什么（如果我确实知道原因的话），我必须再回到那个宇宙学阶段。这一次是以人类为主体的部分。看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没有羽毛的二足动物”还是“理性动物”都没有把握住人类的本质，虽然如果我们对名词和形容词同样重视的话，后者比较接近一些。我们人类是在物质世界里活动的躯体中的心智（和意识）。我们受物理和生物规律支配，没有人例外。如果我们跌倒，我们的骨头就会断裂；如果我们找不到食物，我们就要挨饿。
经过长期进化过程，我们变成了我们这个物种。作为进化的结果，我们至少带着一些生存必需物（包括养育我们的成人）来到这个世界。新生的婴儿就会呼吸、吮吸和排泄，做这些事或想做这些事不需要人生哲学。他也已经能够学习。而且无论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快能对他这个物种中的其他成员表同情：感觉他们的伤痛就像自己的伤痛，以及，后来，感受他们的贫穷就像自己的贫穷。我无需全面列举人类与生俱来的或后天获得的特点。我已经谈了一些比较积极的特点，我可以同样容易地举出另外的特点，诸如人类掠夺自己的同类，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私．自私肯定是我们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人的状态通常被描述为荒诞的①。这个说法肯定是合适的：一个被束缚在有自我意识的心上的身，还是被束缚在这个身上的心？身和心这两部分的愿望和需求各不相同，很荒唐。在心盯着星星时，或更糟，当心裹在自己的思想中时，除荒谬之外，身还能认为心是别的什么？而心还能将性行为或品尝食品看作是别的什么？①
著者说明，例如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就持这种观点。456
当然，只有心，而不是身，可以对是否荒谬做出判断。因此，在给定人的需求和愿望的范围后，心创造出它与身相一致的神话，这样就将荒谬变成了愉快，美丽和温柔。有时，心甚至力图为身的、心自己的以及周围环境的所有要求找到一个公分母，它给这个公分母一个感人的名称，如：根本利益或根本功效①。但是，这个单一的，笼罩一切的目标是个假象，我们，即心和身，有很多需求，很多愿望，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所有的需求和愿望都马上进发出来[我建议你回到我的故事《苹果》及其有关需求和愿望共生现象的原始图像（第1
1章）]。将它们都打上“功效”的戳记是无用的，这里用复数“它们”是对的；没有铁板一块的目标。
在这个寄居在身和心里的冲动、愿望和需求的委员会里对生活的目的没有一致的意见。马克，吐温讲过一对有关连体人的故事，这对连体人商定轮流全面负责。故事的结局不好：他们俩都有理由对自己负责时实施的谋杀表示懊悔。这个故事的荒谬正是人类的荒谬。我们有许多自我，这些自我在“共同分享时间”。生命的一些部分用于欣赏音乐，一些部分用于性的享受，一些用于食的享受；还留下许多时间去享受山的景色，享受与朋友的交往；而我们中一些幸运的人，还特别地有享受科学的乐趣。
当然，这张表是不全的；我只是用它作一个例子。更何况，①
著者说明，Good(G大写)指是最基本的，终极的价值(value)、其他价值部是
由它来度量的。“To
seek
the
Good”在西方哲学中指选择最道德，最有价值
的行动。Utility（U也应大写，表示最普通，最根本）指现代西方经济学中，
假设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功效函数，它能使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价值。人做
选择就是要选使功效函数取极大值的行动。但著者不相信有这种Good或
功效函数存在，，
．457我除了消费上占用时间之外再没有享受什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命中都有太多的工作、义务和责任，还有痛苦和悲伤。我们没有将痛苦和悲伤算做生命中的幸事，但是它们深化着我们其他方面的经历，赋予那些经历以意义，有时甚至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意义。
因此——我在描述有许多目标而又无目标的人类生活。人生若不是这样，又有谁会想要它？谁想离开这成百的愿望，离开这使得再长也长不过24小时的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做的愿望？而又有谁能制定出总体规划和综合功效函数，使得对每一个愿望所分配的时间都恰到好处？理性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一直在阐述我的生活和我个人的人生哲学，但同时我也在描述每个人的生活。我对这“每个人”的兴趣始于1935年，是对人的决策行为的兴趣，尤其是对人们在对付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每日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目标冲突和不可度量性的兴趣。
你们已经看到我追随这个兴趣50多年了，这个兴趣从没有离开过我。我已不再像1935年那样对这个答案一无所知了。我和其他一些人在理解冲突和提供解决办法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个人或组织资源的分配——即它们是如何做的以及它们应当如何做——仍然是人的状况的一个中心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寻求，引导我在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迷宫中进行着漫长而愉快的搜索。为理解预算决策，我不得不研究决策的过程，更一般地说，研究人类思维的过程。要研究思维，我
458不得不放弃我原来的学科——政治学和经济学，开始研究半路杀出的心理学，继而又研究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我一直在做这些研究，只偶尔短暂地回去“看看”我原来的学科。
至少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坚持了半个世纪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也许，这甚至是一个真实的版本。另一个可能的版本是，激情照亮了道路：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博弈论、线性规划、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运筹学研究的激情；然后是对计算机，这个使我们明白思维怎样被装进一个物质的躯体中的机器的激情。
人们应当对巧合的事物赋予什么样的重要性？问题的需要和对新工具的激情将我吸引到非常相同的迷宫之路，使我既能将我的科学生命用于追寻一个我认为是理解人的状态的核心问题，又能沉浸在数学和计算机形式体系，对于后者，仅仅是研究本身就带给我无比的快乐。甚至在职业生活中我也不否认友谊的愉快，因为你们已经看到，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温暖的合作。
产生于这种需求的人类经济和人类思维的图画已经被勾画出来了。放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先验论，在观察实际决策和解题时，我看到一个有限理性的生物运用探索法去发现满意的，即“足够好的”，行动过程。在计算机模拟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可以阐明人类在简单和复杂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事实真相。
经济学家并没有聚集在有限理性的满意化的旗帜下。这些观点仍然留在经济学家的主流之外，但它们并不是不明确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做选择的真实画面，一幅可以使我们明了当今经济学的一些难题的画面。这些难题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伴随着自然或非自然失业的商业周期，工商企业家在投资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但还有一些极其繁重的经验
459性的工作等着我们，因为有限理性理论并不能使所有人的定理都来自于几条先验的真理。要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落实下来，需仔细地，几乎要用显微镜，去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是什么。
如果将科学看作是理论之间的竞争的话，它具有一个其他智力竞争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在长期竞争中（不超过数个世纪），胜者的成功不是靠精湛的辩术，不是靠说服或迷惑外行听众的能力，也不是靠政治影响，而是依靠逐步积累的数据和事实的支持。只要事实的真实性不被推翻，人们就可以对一个理论的未来安之若素。从整体上讲，有限理性理论的未来是可靠的。社会的人
如何在一个功效函数中设置责任？根据满意理论，这是相当容易的：直接将责任放在约束条件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责任视为我们为使社会愿意与我们合作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可能如此，但我倾向于“满意”理论的观点。
我会要求些什么责任呢？从这个谱系的弱端开始，有一个一般能接受的责任：不伤害他人的责任。这是“为人准则”的否定版①。一个较高的但不是不合理的标准是，有义务留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比“如果没有我们存在”来得差。由于大多数①
Golden
Rule，据著者说明，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这类准则．在西方基督教
里，这类准则多是从正面陈述的。例如“你希望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去对
别人做什么，、”(“Do
unto
others
as
v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在中
国，则是孔夫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它译成英文时，就是上面所引
的英文句子，成了正面陈述“做……”，而不是中文所表达的“不
做……”。——译注460人，甚至是处在卑微环境中的人，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坚持这个标准可能是合适的。
还有一个更重的、往往被忽略的义务是：给后代留下与我们这代从我们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样广泛而有趣的选择范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承担保证可持续的能源、保护环境、稳定人口、用某种方式消除或减少核武器威胁的责任。我们没有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义务（我们也做不到），但我们确实有义务去防止不能逆转的大灾难并且坚决反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每个步骤。
当我们履行义务去做有积极意义的好事时，道路看来比较陡峭艰险。我同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是大萧条时期①的孩童，虽然大萧条可能对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分享了我这一代人的这种价值观和感情。假定人类社会今天在技术上能达到的生产力，我认为，消除贫困（至少是根据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衡量的贫困）是一件大好事，是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大好事。
公平分配？这比较难以捉摸。我的宇宙观清楚地告诉我，这个世界的商品的分配很少是基于美德，很多是基于靠掷“宇宙骰子”、像抽彩票一样决定的家庭、基因、出生地、物质资源，以及其他的获得方式。那么，是否需要一个完全平等的准则呢？只有当你相信人民的愿望必定是靠与他人的福利相比较作为指导时，才有这种需要。这种信念看来是很无益的，因为它将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一方得益只是因为另一方受损的“得失所系”的赌①Depression，指1929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著者这代人是这个时期的
孩童，目睹了，有时甚至亲身经历了贫困。这些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感情和
价值观。——译注461赛。一定还有更好的赌赛。如果我要选择一个研究项目而不考虑其科学的可行性的话，我就会选择：如何制定促使人类去设计和执行大家都能赢的赌赛。显然，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没能成功地创造出这样一种赌赛，我们也没有，虽然我们也许离得更近一些。科学的人
人生哲学除宇宙论的和个人的之外，是否还包括第三个组成部分：科学哲学呢？如果你说是，你就已接触到我大部分的人生哲学，而且能够在本章之后的跋中对此了解更多。如果一个研究课题的质量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观点和技术的可获得性，那么关于心智的研究就是一个极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从远古时代就使人类大伤脑筋的问题，是构成认识论的许多最基本问题的基础，包括讨论已久的心—身问题。而且，理解心智的特性是建立可行的社会制度①和行为的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利用其关于人类理性的先验假说来回避这一问题。但这些假说已不再有效；它们必将被…个更有效的人类心智理论所取代。
50年代以来，我们得到了研究心智的工具。现在，我们拥有历经三分之一个世纪累积的证据说明数字计算机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关键工具。将计算机应用于从知科学，既能提供一种语言来陈述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不用将这些理论放在实数的普①Social
institutions著者说明，它指家庭宗教制度，经济系统等等——社会的
结构。——译注462罗克拉斯提斯床上去①；同时，通过模拟，还能导出这些理论的运作结果！计算机使我们能从符号层次上探测心智。我们还在等待更有力的、能在神经层次上探测心智的生物学工具。
我的生活表明，我的宗族忠诚感是不强的。在成为经济学家或心理学家之前，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且我希望，在成为别的什么之前，我是一个人。我相信（我的第三个创世神话②）将我带到社会科学领域来的是一个强烈的欲望，要给很多现象提供它们所急需的严密性。对真正的探险而言，物理学已走得太远（我认为）。而社会科学则提供了一片白雪覆盖的处女地，人们可以在上面留下新的印迹。
如同国家一样，学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学科划分使具有有限理性的人类能够简化自己的目标，使他们的选择余地缩小到一个可计算的范围。但是，到处都有地方主义。因此，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超越国界的和跨学科的旅行者将新知识从一个飞地带到另一个飞地。在这样的旅行中度过了我科学生活的许多时光之后，我可以对那些想尝试巡游生活的人提一点忠告：在心理学家眼里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而在政治学家眼里却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真可悲。
一旦登上别国的口岸，你必须开始学习当地文化。这不是要否定你的出身，而是要去赢得当地人的充分尊敬。当你在经济学领域时，你必须讲边际分析和回归的语言，没什么替代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强盗，常使被劫者卧在铁床上，身高
比床长者斩去过长部分，比床短者强行与床拉齐。这里是说，光用数学的
方法不能提供适当的语言去建立认知心理学理论。——译注②
著者说《圣经》的《旧约》中的《创世纪》记载了不止一个创世故事，这些故事
之间也未必…致。因此，他也可以讲几个他的“创世”故事。——译注463物——甚至（或尤其）当你的目标是证实它们的局限性时，你也必须讲那种语言。而在心理学领域时，你必须能理解关于短期记忆、潜伏状态以及扩散激活等参考文献。
但是这个任务并不艰巨。毕竟，我们使新来的研究生适应新的文化习俗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而且，这可能使你写出主题引人人胜的论文。如果不是做这样跨学科的研究的话，你决不会遇到这样吸引人的主题。因为这功效函数（或者“目标委员会”）的良好特点之一就是它可以得到全新的维度。要对付新出现的厌烦情绪，每10年左右学一种新语言是一种很好的免疫方式。
在描述我的生活时，我已将它放在有很多分枝的曲折的道路上，放在有数不清房间的城堡中。生活是在经过这个花园或城堡的运动中，随着你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着意外和惊奇，想知道（但不是太迫切地）其他的道路会将你带到何处的一种探索，即寻求解答一种无条理的问题的启发式探索。如果有目标的话，那些目标也不会对这种探索有很多的指导，不需要在生活之外去总结它。跋
作为问题解决者
的科学家
本书用许多篇幅来描述我的科学工作及其影响，仅在几处谈到了我搞科学研究的个人风格。在最近的一本书(
Langley
etal.
1987)中，我和我的合著者谈了很多有关科学发现的事情。迪帕克，库尔卡尼和我还在《认知科学》(Kulkami
and
Simon1988)的一篇论文中加上了有关这个主题的一章。其中我们总结到：科学家是探索迷宫、解决问题的人；（科学）发现的理论就是对解题理论的注释①。
科学家给自己设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任务：建构问题②，发现有趣的现象，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对现象和有关理论提出新的表征方法，推断理论的逻辑结果并对它们进行测试，设计实验，发现能说明经验归纳结果的解释性机制，发明供观察和测量用的新仪器。无疑，还有许多别的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使用的一般性解题过程，与棋手下棋选择着数、实验室里的被试对象解决河内塔问题、医生做诊断、计算机推销员向用户配置系统、建筑师设计房子、有机化学家合成新分子时所采用的过程相同。①
因为作者认为科学发现是解题的一种特例，故有此说。——译注②fonnulating
problems，著者说明，指界定问题并给出问题的表征（建立问题空
间）。——译注465
而且，像（科学）发现之类的工作所必需的“顿悟”原来就是人们熟知的“识别”过程的同义词。在讨论创造性活动时，常用的其他术语，如判断力、创造力、甚至天赋等，看来或者是完全不必要的，或者是与“顿悟”一样，可以用通俗易懂的概念来界定的。
许多已出版的有关科学发现的著作中包括了迄今为止的轶事，通常是自传性的，关于某项发现及其发现者的。如果科学发现需要创造力或甚至天赋的话，那么任何人声称自己做了一项发现都是不谦虚的，而且试图描述那个发现是怎样出现的，只能是枉费心机。
但如果科学发现只是普通的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添加轶事性的证据就谈不到“不谦虚”或“枉费心机”的事了。在以下篇幅中，我将边想边说我自己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虽然是回顾性的，看看它们是否也符合解题模式，尤其是要看看我是否能找到一些符合我所谈到的科学发现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例子。
我的预言将针对过去，因为只有反向预测才真正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可以完全相信的。正向预测毕竟会受我们正在测试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可能符合我们的行为，只是因为我们已读到了这种理论，并且认为如果遵循它我们会做得更好。建构问题
通常认为，在回答一个问题之前，你必须提出那个问题。或者，换个比喻的说法，要找的东西必须是已经丢失的东西。但这是不是真的呢？当一个人发现了一个金矿脉时，是不是大自然丢失了这个金矿脉呢？如果我们能找到我们不曾丢失的金子，我们就有可能回答我们未曾问过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搜索而发现金子（甚至是我们不曾丢失的金
466子）。但那意味着我们已经问过“在哪里我们能找些金子”？但是，又如何解释当我们没有寻找金子时却找到金子的情况呢？比如，我们在进行一些别的什么活动（例如，在山上采野花）时发现了金子。至少（退一万步说），我们必须注意到金子；它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使我们不注意花而注意它们。我们是否要通过假定一个对金子的需求来说明这一点呢？或者，用对闪光的黄色物体的注意倾向来解释这一点？同时，这种对黄色物体的吸引力是如何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采花的任务中转移过去的呢？①
现在，让我们从找金子回到找问题这个话题上来。我们的比喻提出，一种发现问题的方式或者甚至是发现问题解答的方式是设法去解决某个其他的问题。这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其他问题是从哪儿来的，但一次一个问题②1我们正在讨论“意外”这个现象。在寻找野花时，我们意外地看到岩石中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的东西。要感到意外，我们就必须注意到那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因此就有巴斯德的格言：“有准备的头脑才会有意外的发现。”
那么，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头脑怎样能变得有准备？如果我要仿效历史悠久的、采用自传轶事作为我的发现理论的证据的话，也许现在正是时候。我的第一件科学工作是研究密尔沃基市的公众娱乐活动(
Simon
1935)。对组织的研究的一个标准课题就是预算过程。在这个案例中，预算过程涉及到资金在游乐场维护（这由一个组织管理）和游乐场活动领导（这由另一个组织管理）这两者间的分配。这个分配是经常①
请注意此段文章风格如同在试验室里记录到的大声思维式口述报告。思
路活跃，条理清楚，但句子之间没有正常行文时的光顺连接。——译注②
著者说，这里指的是，通过引进新问题而解决了老问题。467
引起争吵的问题，它是怎样完成的呢？
我在这以前的经济学研究给我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假设：分配资金，使得用于维护的一元钱与用于领导人员的薪金的…元钱得到相同的回报。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用这种方式来考虑这方面的决策。我是不是对他们忽视常规的经济学理论的情况感到意外呢？也许在刚开始时我是感到意外。但经过思考后，我发现，我也不明白怎么能使之实施。怎么样将较好的游乐活动领导的价值去与更吸引人的、维护良好的游乐场地的价值做比较呢？
接下来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合理性条件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推理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我想我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简单的模式：那些在组织上负责管理游乐场所的人想将更多的钱用于领导活动，而那些负责游乐场物质环境的人则想将更多的钱用于维护。概而言之，人们通过认同自己所在具体单位所负责的局部目标将决策带进合理的范围(Simon
1947，chap.
10)。
当然，这只是一个片面的答案。它阐明组织认同①现象，一个被证明是行政管理理论中有用的概念。更广义的问题，即：在不符合经济学家的普遍合理性的条件时（或甚至在符合这种条件时），人们如何做出决策。这仍然是目前一个相当活跃的新研究领域。核心概念是有限理性，人类思维的计算（能力）限制的别名。当人们不知道如何优化时，他们可能对能够找到足够好的解决办法感到很满意。而通过探索可能性的迷宫，人们通①organieational
identification，著者说明指形成对组织的忠诚，接受组织的目标，
并且逐步地因组织的环境及其在组织中的位置而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
因此，“认同”这个词既包括动机的方面，也包括认知的方面。常可以找到足够好的解决办法(
Simon
1955a，1982a)。
那么，就作为科学发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发现问题而言，这件轶事说明了些什么呢？它所说明的一件事是：1935年我发现的一个研究问题导致我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研究。我从未需要去发现另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明人类理性的大问题引出了一系列无穷的子问题：人们如何解决河内塔问题；他们如何选择下棋的着数；他们怎样搞科学发现？(Newell
and
Simon
1972；Simon1979a,
sec.4,7;
Langley
et
al.
1987)
它所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科学发现是递增性的，必须采用以前已经做的每件事作为初始条件来解释某一特殊的发现行为。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些初始条件是如何导致下一个步骤的。在上述案例中就是：我的价格理论知识，以及我的教授想知道密尔沃基的两个组织如何合作提供娱乐服务的愿望，是怎样引导我去观察那个最初使我感到意外的现象的；而那个意外又是怎样导致识别和有限理性的概念的。15年以后所采取的步骤导致了从有限理性到满意性，从满意性到探索。
第三，这件轶事为长长的例证表增加了一个例证。这些例证表明，“意外”打动有准备的头脑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于这个头脑来说，什么是“有准备的呢”？我在经济学方面的训练（运用在研究预算问题中），揭示了理论告诉我应当发生的事与我耳闻目睹的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经过经济学方面的训练，我会将那个观察到的行为看做是完全“自然的”行为；而没有那些观察结果，我就会继续沉浸在愉快的错觉之中，以为效用最大化的新古典主义理论阐明了预算编制领域中人的行为。而且由于我对经济学专业的了解还相当少，所以我还没有养成忽视与该理论相矛盾的现实世界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在经济学专业中是很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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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什么是神秘莫测的。那么，我们能否模拟它呢？这里的启发式策略与KEKADA相当类似——所谓KEKADA，是我和迪帕克，库尔卡尼用于模拟汉斯，克鲁勃研究策略的一个程序。汉斯发现了在活体内合成尿素的化学过程（Kulka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