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3
罗克沼泽以每英亩2美元成交（终究这是大萧条时期，除了不用许可就给附近农民放牧以外，土地没什么用处）。我成为戴维斯的得力助手，进行着冒险活动。我们走遍这整块地的边界，常常在避开大量威斯康星蚊子时用镰刀）砍倒茂密的柳树和赤杨丛。我们砸碎粗石坝，那是打野鸭的人为使河水淹没沼泽的高地而垒筑的。
在这个沼泽的主要部分，冰川的碎石已被至少20英尺厚的泥炭覆盖，但在水坝附近我们发现一个碎石岛，高出泥炭层有三四英尺，并不受春天洪水的影响。然而它离坚硬的高地有半英里远，因此春天时常难以到达。在准备开展农业活动的过程中，我对沼泽作了仔细的生态学调查，辩认了主要的植物种类，并标
48出不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同的植被似乎显示出土壤或排水的不同。我甚至用皮氏培养皿作了一些实验室研究：培养土壤细菌，并找出一些有效的养分。既然我没有足够植物学知识去理解我所做的事，化学懂得更少，我的发现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很快就有了新成员的帮助。在我们向拥有沼泽周围山坡地的农民（他们虽然没发怒，但还是对失去在沼泽放牧的自由有点不高兴）作自我介绍时，我们遇到了汉克?索德，他大约18岁，没工作，与他的姐姐及姐夫住在一起，并在他们的农场干活养活自己。我们雇了汉克（他此前可能从未挣过现金工资），他带来了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又带来了他的朋友肖基。乔治和肖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没有职业。他们曾经试着干过几乎所有工作，从农场到工厂，如果有什么农业或机械上的事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他们是不会承认的。肖基还声称他当过厨师。他有一张克拉克，盖博式的圆脸，好浮夸，和德克萨斯州人一样外向。乔治则朴素、沉静、稳健，充满智慧并通情达理。汉克很像他的哥哥，但更喜欢说话，而且也许更活泼一点。
戴维斯时而热情奔放，时而闷闷不乐，这种状态可能是他战时经历的产物。在他发狂时，他会买下所有他看到的、可能在沼泽有所用的便宜货，他不带回一货车战利品是不会离开罗巴克商店的。在他的财产中有大量二手货的皱皱巴巴的铁皮，在我们用它们为来年盖房子、棚子和牲口棚时手被割了许多伤口。另一样便宜货是一群在干旱之年咀嚼南达科他砂石而把牙磨坏的马，它们不能在沼泽地吃青草，实际上快要饿死了。这些马被另一群看来被气喘病折磨得要死的马代替了。我们不是当地马贩子的对手，他们具有马贩子（二手货汽车推销商的祖先）所具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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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我们（用砂钻和长柄大锤）在碎石岛上打了一口20英尺深的自流井。还（在井附近）造了一间小屋，大约有14到16英尺长。半间房安了床铺，另半间则安放水池、炉子和一张大桌。一只大煤炉靠在门对面的墙中间，马口铁皮房顶和墙都被用麻丝填了缝，大约一年以后，里面还衬了一层人造纤维板。这间屋用带罩煤气灯照明，毋需说，既没有电，也没有室内管道（除了水管）。有3个男孩（后来他们的父亲也加入了）在里面住了一年。我大部分暑假（和寒假）和他们住在一起。一放假，我就离开学校，搭乘索莱恩火车到塞亚沙枢纽站。冬季，我早晨4点钟到达那里时天还是黑的。
两三年后我们买了墨菲的高地（或更准确地说，山坡）约50英亩的农场，它和沼泽地的主体相连。我们在那里架起了一座结实的房子和牲口棚，它不会被春天的大水包围。它远没有碎石岛上的棚屋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要舒适得多。
当我们购买的土地被正式测量时，我为县测量员当执线人。这位测量员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他的业务，他父亲是在英国学会测量的。他主要是通过定位在他所继承的日志中所提到过的老树或寻找旧界石来作业的（那时农民还没有借用它们来支撑牲口棚）。与我们雇的其他人一起，我们清理了40英亩地中的树桩，把干草抛上高高的货车（那里没有装货的人）。我学会了开T型卡车、履带拖拉机（在我座位旁边有一支来福枪，万一有一只雉出现在眼前时好用），还学会了犁地。1935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半天工作计划，只在上午劳动，为的是下午在牲口棚的干草堆中学习微积分。
有些傍晚，特别是星期六傍晚，我们全都挤到货车里到一个有200居民的小镇塞亚沙，或有1
000人口的基瓦斯库姆。汉克、乔治和肖基（他们总归是“毛头小伙子”）喜欢旧时的舞蹈，就
50是那种德国民间舞，而我很快就能跳苏格兰民间舞了，那动作如果算不上是优美，至少也够轻快灵活的。我们与当地的姑娘跳舞和调情，喝过多的酒（多数是啤酒掺威士忌——荷兰杜松子酒加啤酒），然后小心翼翼地驾着卡车以摇摇晃晃步行的速度回家，路上得设法躲开路边的沟渠。
周围农场的人几乎都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但有些老移民还活着。那里也有爱尔兰人的聚居地。他们之间有些人还互相通婚，但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偶然在星期六跳舞时会显出种族界线。我记得有一天傍晚，一个年轻的伯恩斯人听到或想象有一个施奈德人用下流话辱骂他的妹妹，为此，一群年轻人回家去拿枪。幸好调停者进行了调解才没发生什么流血事件。然而，一般说来，邻居之间是真诚的，没有解不开的宿怨。
我第一次去沼泽时下了决心，对于我和朋友的关系要谨言慎行。我不打算再得到像我在密尔沃基朋友群中那自以为聪明的名声。这是我的策略，因为比我年长或长得高的男孩对自以为聪明的孩子不会有深刻的印象。相反，我相当自然地以小弟弟身分与他们相处，向他们多多学习，清洗富家子弟、城里滑头出身的名声，感到自己被人喜爱和尊敬。我所具有的这种在学术和职业以外的与人相处的技巧和对人的理解，主要应归功于我在罗克沼泽的生活，而不是我一生中其他任何一次经历。
这是一次美妙的充满想象的冒险：在20世纪恢复对新疆域的开拓。男孩们并不很相信其现实性，但它多少使他们兴奋和满足，直到他们又一次找到工作。此外，他们热情洋溢、非常乐于当牛仔，甚至配带上左轮手枪、戴着德克萨斯帽、骑着马走在沼泽地上。要使罗克沼泽经营得非常成功，让他们做管理者是不大可能的。汉克优先被雇用，仍是正式的老板，虽然他最年轻。乔治是元老，性格外向的肖基凭其才能去做了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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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邻居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第一次犁地并搬进一个巨大的柱形锅炉，给它灌满水作为压路机时，邻居们星期天从周围几英里外来看这些城市滑头们在干什么。他们坦率地表示怀疑（后来证明，是对的），但他们是好心情、正直、友好的邻居，接纳了我们为社区的成员。
我不能详述罗克沼泽全部漫长的、最终是悲哀的历史。我们开始后不久，戴维斯在一次情绪消沉期间，在他寄宿的明尼阿波利斯旅馆里把左轮手枪对准头部，扣动了扳机。这对我的震动远远超过我的家人（祖母、舅舅、祖父）的去世。我是在高中的三角课课堂上得知这个噩耗的。直到现在，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那房子、教师、金斯伯格先生和同学们还闪现在我眼前。
戴维斯的去世，带走了许多冒险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其他股东都没有很多时间致力于这件事。另外还有其他挫折：一次大火烧毁了一部分我们一年收获的草籽，那时草籽销路很好；我们的牲口群中蔓延了一种流行的红眼病，当我们把牲口围起来给它们的眼睛点上刺痛的眼药水时，它们一天天变得更瘦、更不安、脾气更坏。事实上，真正最后结束这次冒险活动的决定是牲口们作出的。我们已经种上600英亩的牧草，并放养了赫勒福德牛，但它们草一点也不吃，它们什么都吃就是不吃荫草，还撞开我们筑好的所有篱笆，包括铁蒺蓠和电网，走出牧场。
我们的失败实质上是一次生动的实证：理论不管如何貌似有理和“明显”地有根据，都可能完全被现实世界顽固的事实所推翻，对此我决不会忘记。戴维斯带给我们一个无懈可击、有利可图的养牲口计划，而牲口却有不同的计划。无疑，后来我对主流经济学的先验主义配给理论的深深怀疑有些是始于这次经历。
我不必再详谈这个沼泽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感情上对我意
52昧着什么。在第13章，我称1955年12月15日是我生活中的高潮日，但或许这是错误的。也许应该是1932年的一个星期，那时我正在作生态调查，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在碎石岛的棚屋里，四周全是大片茂盛的青草和狭长的灌木地带。除了周围的鸟和昆虫外不对任何人讲话，除了2英里以外的小山上偶尔有农民在犁地以外看不见任何人。隔着一望无际的草地，我向北能看到洛梅拉的教堂的小尖顶。那是我最接近于神秘的一次体验，弥足珍贵而又难以言表。
几年后，大约是一个冬夜，清冷的月光下群星闪烁，雪很深，哈罗德?格茨科夫和我背着背包，一起从塞亚沙枢纽站到罗克沼泽滑雪。午夜过后很久，空气刺骨而清新，万籁俱寂，只有我们刚乘坐的那辆火车向北驶去时偶尔传来遥远的低沉的汽笛声。
50多年来，一张沼泽的快照一直带在我的钱夹里。现在这片土地和霍列肯一起是州属猎鸟保护区，在塞亚沙枢纽站的铁路附近的河上筑了坝。许多茂盛的牧草地积着水。我最后一次见到汉克，也许是20年前，他已是基瓦斯库姆附近事业有成的农民。我不知道乔治或肖基怎么样，但我常常想念他们。533.芝加哥的教育
我在那里长大的密尔沃基很难说是闭塞地区，但它既不是艺术的中心也不是智力冒险的前沿。它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城市，当地政府的社会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它是由德国1848年革命分子帮助建立的，它因进步的社会立法而在州里被铭记于心。
我上的中学都是优秀的，但它们的优秀在于给予坚实的经典基础而不是向学生提示新奇。我们听的音乐是贝多芬而不是斯特拉文斯基；我们看的画是米利特而不是毕加索甚至塞尚。我离开密尔沃基时还从未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或T．S．艾略特，也没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甚至在大萧条破坏最严重时，失业人数巨增，对现存社会体制已不抱幻想的人也很少以尖锐的或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与附近的芝加哥一样，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战斗的词，而是和自由的改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也许因为这一点，政治争论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圈子里是以平静而讲道理的语调进行的。萧条时期和繁荣时期一样，密尔沃基教导儿童
54们期望世间人事的进步，并为此而努力，它并不让他们避免新思想，但按1848年革命者的精神，变革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的。
我1933年到芝加哥大学时，在艺术、智力和政治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密尔沃基所没有的。没有一件东西不因其太新奇神妙、太不可思议而使聚集在米德韦校园的师生们活跃的头脑强烈兴奋，在接受或拒绝每样东西之前都必须探究、尝试。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生活
根据我哥哥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我已在期待着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知道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以及新生不可避免受戏弄，虽然我对这些活动全无热情，但还是准备把它们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去接受。
1933年9月我乘上北肖尔市际电动列车开始我的新生周。一个小衣箱已先运走，我还带了两个大袋子。路上我和一个同样带了很多东西的青年开始交谈，我们发现我们去同一个目的地。这个年轻人哈罗德?格茨科夫成为并且现在依然是我的好友。另一个乘客诺曼，皮尔逊在沃基根上车，也是一个同路人。我们一起改乘芝加哥高架铁路，它和北肖尔列车走同一条路线。我们在63街的绿林街口下车，背着沉重的袋子，走过3个街区去大学的伯顿一贾德森宿舍。
我们走近宿舍门时，一个穿着粗花呢茄克的男子（一个研究生，显得”非常”成熟）走出来，作自我介绍并问：“几位先生是否想先喝口茶再拿包上楼？”有点装腔作势，而且是明显的牛津剑桥昧，但它立刻而且彻底地重构了我对大学生活的期待。戏弄
55和玩耍被遗忘了，我已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大学。
因为宿舍相当新，而且大萧条削减了新生入学人数，所有的房间都是单人住，大学还把许多房间租给研究生住。就我记忆所及，住在我们那一厢宿舍4层的有8个学生：一位学习梵文的学生（他希望在他拿到学位之前，国内他这门学科有两三个位置因有人退休或死亡而空缺）；一位用拉丁文写论卡托路斯（罗马抒情诗人）的学位论文的学生；一位学医的学生（他路道很野，能搞到实验室的纯酒精，我们用它兑上水和葡萄柚果汁来喝）；一位学（极端先锋派的）英国文学的研究生；一位学古代中东语言的本科生；一位学法律；一位化学系新生和我自己。伯顿一贾德森宿舍里的其余房间也有类似的各种居住者。
这是可能的有利于成长的最好环境——没有人为的代沟。研究生与我们相处即使不总是平等的，至少也是有感情的。他们容忍我们的无知并在可能的时候予以纠正。“角色榜样”是我们现在这么称呼的，但我想那时没有这个用语。
不时有些其他人也来指教我们，但他们不是真正的角色榜样。其中有一个是年长的同伴（大约30来岁了），他有后备军资格。他除了大学学习以外还上些军队通讯课程以便晋升军衔。因为对功课并不感兴趣，他常让我帮他做功课。调动部队越过南山参加葛底斯堡附近的战役使我感到很有趣。可惜这位长官还被发现是一个有盗窃行为的人，他不得不搬走了。
搬来一个从堪萨斯市来的年纪大而且长相凶恶的瘦家伙，他喉咙处有一道大疤——想必这本是一道致命的伤口。他曾被密苏里州政府（也就是堪萨斯市腐败的汤姆，普伦德加斯特的机器）派去学林业或某种不大有希望的学科，更可能的是他被派出堪萨斯市直到他度过某种困境。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待在屋里玩一种浮动的21点游戏，并备有足够的酒。我预料他用这种方式
56挣生活费，但我从未被诱去参加过这种游戏。
我并不打算使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芝加哥生活的丰富多彩使我们的学习失色。我们生活在成年人的环境中，成年人意味着严肃地工作。特别是通过观察研究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一位学英国文学的学生（我幸而忘掉了他的名字）从不停止嘲笑我的保守，特别是关于我的音乐、艺术和文学口味。他向我保证说我一生决不会作出有任何创造性的事来。
为了自卫，我不得不花时间听斯特拉文斯基，看毕加索，并且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书，当然，后来我完全欣赏它们了。我想甚至没有别人的刺激，那一切也会发生的，但我们并没有做受控实验。在芝加哥大学的环境里，一个人能遇到大量崭新而又现代的东西。
这种境遇有一部分是大学安排的，即通过著名的访问者带到校园来。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那年第一个来访者。我时常去曼德尔大厅楼座的第一排听他公开讲演。我专心致志地听一个小时却听不懂一句话，我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难处归咎为我缺乏教育，但几年后我读了几本怀特海的著作，便开始怀疑那种评估是否正确。
几年后轮到法国的天主教大哲学家雅克，马里顿。他用英语演讲。虽然他无疑完全精通英语的书写形式，但显然他很少讲英语，甚至要请别人为他的手稿标上语音。不管讲什么，他的发音都带有十足的法语语调和语音省略，在词或短语中间停顿。我又一次完全听不懂，但这次的理由显然和上次完全不同。
许多其他的公开讲座给我的收获要大得多，但不知为何，这两次的情景总在我记忆中盘旋。
57本科生学习
我到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是它实行新计划①的第三年。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综合考试来完成学士学位的大部分学科要求。所有学生都要通过如下学科的考试：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物理学科、生物学科；但并不要求学生去听课。这些规定正合我的口味，使我能在三年中，即于1936年获得学士学位。
我很少去听课。因为我高中时优秀的训练已使我几乎准备好了头两年的考试。我很快就去听较高年级以及研究生的课程。拉尔夫，杰勒德用苏格拉底问答式法教生物学使新生很受鼓舞。虽然我仍对生物学深感兴趣，但我决定不把这一有兴趣学科当作职业来学习，因为我是色盲，在实验中也笨手笨脚。
另一方面，亨利，西蒙斯时常跷着两条椅子腿教授的价值论课，使我初次了解精密的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我一心想学经济学专业，在我得知它要求必需先修一门会计课程后，我又改学没有这种要求的政治学（对于一个后来成为一所商学院的创始人并获诺贝尔经济学桂冠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开端）。这一相当偶然的决定的结果（迷宫中的一个真实的叉口）使我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我高中时阅读大量经济学书籍之后，价值论课程为我的非经典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甚至是研究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我在大学二年级初期，不再正式选修数学课，因为一位微积①
我应准确地详细说明：“老的”新计划在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到学校前已开展了，它是1931年实行的。哈钦斯逐渐把它改变为“新的”新计划，它强调
读名著和速成（两年）学士学位。很幸运，直到我完成学业它才开始实行。58分教授坚持要我去听课。-此后，我几乎所有的数学知识都是自学的，有些是我在大学学的，但在50年代初才相当集中地继续学习，并完成了当时这个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多数课程（大量高等代数、分析和函数论，少量拓扑学）。自学给我勇气和技巧随时去掌握在我研究中所需要的数学新知识。这也使我的数学技巧虽不完美但尚可应用。
我在语言上也使用了同样的自学策略。高中时我向可敬畏的弗劳兰，鲁晓普学了整整两年德语，这使我有了相当的德语说、读能力。我学过4年拉丁语，它给了我非常多的古典历史和文明知识，但还不能通过读拉丁语来消遣：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翻译和对语法的吹毛求疵上，而没有去阅读。
在芝加哥的第一年，我注册了法语课，但几乎没有去听过。教师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读物，逐步介绍新词汇，如同孩子们的初级读本。我发现我不用太注意正式语法并几乎不参考词典就可以阅读。然后我进而读严肃的法文政治书籍，卢梭和孟德斯鸠，觉得虽然它们难一些，但还能理解。从那以后我一直以流利地阅读法文作为消遣，其实我的法文基础只是选了那一门课，甚至没有去听过（那门课我的成绩是B，口语考试的结果不太理想）。
我从法语开始进而学习其他语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独立地学习．以致到今天，我可以用20多种语言阅读专业书籍和论文，用6种语言阅读文学作品消遣。
当然，写和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是另两回事。人们可以仅靠花大量时间阅读来学会流利地阅读，也可以仅靠花大量时间听和说来学会说。不幸的是，多数美国人几乎没有机会（比如说和欧洲人相比较）说其他语言。英语已成为国际沟通语言这一事实使问题更加严重。
于是我得出结论（我那教语言的同事说我太草率），在美国
59的中学和大学的外语口语技巧教学几乎是徒劳的。语言课程应集中于发展阅读技巧，而且最主要的是教学生如何只是通过阅读来形成这些技巧。
但是当人们在海外旅行时怎么点早饭呢？第一步是买一本伯利茨常用语手册和一本好的袖珍词典，勤快地使用它们。第二步是买些磁带来听，然后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运用这种语言直到你懂了为止。
遵循这些方法，凡是不怕丢脸的人都能说任何一种外语，虽然笨拙但能被理解。学外语最大的敌人是怕丢脸，不能或不愿再当一次小孩，并让自己的缺陷表现出来。我已发现这种方法在30个外国国土都行得通，其中有些特殊的语言像匈牙利语、汉语或土耳其语常被看作难懂的。只有在巴黎时，我又怕丢脸，于是我就不会说话了。在那里，本国人对法语说得不大好的人很粗鲁，这种名声妨碍了我。
然而玩这种游戏有其危险性。如果你用外语提问题，当地人会以为你能听懂他们的回答，而这是错误的假定。另一个危险是你将得到一种声誉，人们会根据你这20种语言中每一种中的上百个词汇就以为你是一个有惊人成就的通晓多种外国语的人。但这个游戏极有趣。我时常觉得这是我旅行中的主要消遣，因此我不愿去像澳大利亚或英格兰那样只讲一种英语的地方。但在巴黎要小心。大学朋友
在大学头两年，我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到第三年则有一些松动），早上6:00起床到晚上10：00睡觉，每周七天我埋头读书或谈论书本，这包括进餐时间和大部分参加社交活动的
60时间。概论课为我们提供了共同的话题，所以学生们在神学院餐桌上经常谈论学习。①
多数星期六傍晚，我们六七个学生在一起喝着便宜的麝香葡萄酒，读剧本或争论哲学。我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米尔顿。沃尔福德来自南伊利诺伊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从关心存在而转向讨论哲学，因为他很忧郁而且常受欺侮，像A.A.米尔恩的小蠢驴，所以外号HH：笨驴。我很喜欢他，但也许取笑他太多，他对别人比对我更亲近。
笨驴易受催眠。事实上如果有人让他坐着紧紧握住他的手，就常能使他安静。如果暗示他不能把手拿开时，他的手真的不能拿开了。但我们也很快承认这是一种恶作剧，笨驴越来越难以保持安宁，神经衰弱症经常发作。他还是本科生时就去世了，表面上是因为心脏病，实际上是因为悲观厌世，或是因为今天所谓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利奥，希尔兹是来自盐湖城的活泼标致的天主教徒，他是被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和哲学家莫蒂默，艾德勒的托马斯主义带到芝加哥来的。他的行动常常像小鸟一样，轻快机灵。他异常聪明，对文学写作和政治哲学都感兴趣。他哥哥弗朗西斯有一段时期也在芝加哥大学。他们长得非常相像而且举止也很相似，以至弗朗西斯立刻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和他一起搭便车旅行过几次——那时，搭车旅行不特别危险，而且根据芝加哥大学的政策，缺课不太受人注意。
利奥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圣母大学完成政治哲学博士学①
最近几年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一直亟力提倡设置…门公共基础课
程——不只是一种配置的要求——为了给学生除了流行音乐、电视剧、活
动、性和天气以外的共同话题。我对公共基础课的价值的信仰直接来自我
在芝加哥的体验。61位（论文是论社会公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任命为步兵中尉，在诺曼底海滩进攻开始日牺牲。
我们中其余的人比较幸运。温斯顿，阿什利是从俄克拉荷马带着他的小说草稿来的。大学把他带到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天主教会那里，后来又使他成为多米尼根教派的教士，终生在教会从事教书和管理工作。
米尔顿、利奥和温斯顿是我们这伙人中不受拘束的机灵鬼，他们不久就策划或被介绍成为所谓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天主教—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从来得知它从何而来）。上述词语的前三项不难连在一起，但最后一项有点古怪。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认真的事，但也非常好玩，他们无非是装模作样。有一个时期他们三人都剃光头，我猜想是为了抗议世界的不公平。一段时间后，有一个可爱的女学生海伦，埃利希，不知是出于模仿还是自己突发奇想，也剃了头。这四个人的头发花了很长时间才长好。海伦在长头发的每一阶段看上去都很迷人，而另外几位我就很难说了。
利奥和温斯顿的信仰逐渐变成较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信条，但这是他们离开芝加哥以后的事。同时这三人和那时的…位教员桑顿，怀尔德以及较年轻的诺曼，麦克莱恩一起都认真地继续从事文学研究。麦克莱恩是兄弟会（Beta
Theta
Pi}会员，这个组织在艰难时期曾衰落，他在兄弟会鼓舞下在学生中发展了一些新会员。该团体天真地集合了相当多的校园托洛茨基分子，包括利奥和温斯顿，所以Beta
Theta
Pi有一阵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堡垒，当然完全是文学托派。
恰在那时，曼利，汤普森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父亲在俄亥俄的曾斯维尔拥有一家凯迪拉克汽车经销处，并且不愿把儿子送到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闻名的激进主义和唯理智论的温床去读
62保护他的美国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曼利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后，既相信亚里士多德、康德，也相信皮尔斯，还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继续他卓越的事业。
埃利斯，科斯那时也在这个宿舍住，因“无法以音乐谋生”而开始学社会学。他错了——他不久就改变主修学科，并成为一位作曲家和音乐教授。在我们周六晚会上，他常给我们讲授音乐理论。我们多年一直关注着他事业的发展，欣赏他的音乐，并保持与他的通信联系。
我已提到过哈罗德，格茨科夫，既然他在我20多年的教育和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我要多讲一些他的故事，甚至涉及预示我以后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虽然哈罗德和我都在密尔沃基长大，我们的家相隔不到一英里，我们还几乎同岁，但我们在去芝加哥北岸的火车上相遇之前没见过，因为我们上不同的公立中学。我遇到他时，他那当商人的父亲已经病故。但我们上学的其他方面背景相似，而且对新生活的反应也相似，都没有被我们遇到的神学理论所征服。
我们时常进行饭余谈话并自由讨论，我们共同的话题是科学兴趣、认识论和伦理学（也许我难免记错）。我已经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对此我从未放弃（现在我宁可称它为经验主义），而哈罗德那时认为达尔文主义目的进化论能为伦理学提供公理。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如果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变化的话，那是通过理解世界而且通过提供科学知识去解决人世间的一些问题。哈罗德专心致志于心理学和教育，而我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
哈罗德那些年相当认真——不乏幽默，但从不作无聊之举或恶作剧。我要把他列入最无轻佻举动的大学生人群。他有非凡的能力表达道德义愤（真实的或假设的）。当我们在走廊里大
64吵大闹打断了他的学习时，他常用的让我们复归安静的办法是：走出房间盯得我们悄无声息。他的举止反映了他的目的感，他在大学时从不背离他的目标——准备去教高中。
因为我们学的课程不同，哈罗德和我彼此能指出我们可能忽略的想法。是他首先提醒我注意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那时的美国行为主义者几乎没有提到过他。他还告诉我教育学院的H.C.莫里森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位教授以一种现在叫做任务分析的形式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
1936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哈罗德离校去教高中，但1940年他又决定回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那时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我们通过书信继续我们的友谊。由于那时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动，我们每人都不得不艰难地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选择自己所期望的角色。
我很早就是一个干涉主义者，但命运的嘲弄使我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平民（见第6、7章）。哈罗德成为一个谨慎的反战者，在美国参战的整个时期，他用四年多时间致力于民间公益服务。在我写这些话时，我面前放着他1940年10月的一封信。那时他要求征兵委员会把他列为因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这封信明显地反映他的始终如一，因为信中提到以前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的讨论。
1942年1月，我还收到他一封非常长的信。3月份我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他的信不空行地打字有7页之多，我的有12页）。我们激烈地争论非暴力与反纳粹主义战争的相对优点。今天读这些信重新唤起我们那些年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挣扎。那时我们都不得不审查自己的基本信仰，以便献身于一方或另一方。现在我对我信中有一两个夸夸其谈的段落有点羞愧。但总的说来，哈罗德和我是有实际根据地、理性地在争论：战争或
65被纳粹征服的世界会成什么样？以及我们在什么时期衡量其后果？对暴君的非暴力抵抗的前景如何？
这些与越战期间回响在大学校园的争论相同——完全不外乎“赤化或是死亡”的雄辩。重读它们，我对下一代学生的精神有了新的了解，不是学生所关心的与我不同，而是年龄不同。25岁的人是以一种不同的角度，以一种来日方长的眼光来考察所关心的事。我回忆起这些信的作者正在涉及自己未来的前景，那与关心自己的子孙们的前景有些不同。
哈罗德1月的来信（恐怕比我的回信）更表明他始终愿意彻底公开地审查并捍卫他的立场，顽强但不是顽固。他从不需要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在苏格兰教堂致词中的劝告：“我恳求你们，以基督的同情心想一想，你们可能错了。”他正在完全按他非暴力信仰行动，以这种方法生活并开展事业时，哈罗德从未想象他在这方面或其他问题上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他在信中不仅为他的立场提出争辩，而且公平地表述他朋友已提出的反对它们的具体意见。如果我的信中有一种信徒的腔调，寻求改变信仰，那么他表达的是内心争辩的真实感觉——虽然那时他已基本上下定决心。
正如事后证明的那样，哈罗德战时的公益服务并不要求他完全放弃他的科学目标。起初他属于密歇根北树林的护林营，但战时的最后几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六个月饥饿对一群因宗教和道德原因拒战的志愿者的行为和生理心理表现的效果。哈罗德和他的同事保罗，鲍曼除了发表了科学实验报告外，还编纂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小册子《人与饥饿》，以帮助救济工作者对付大众在战时或饥荒时的饥饿。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对他并不截然分离，二者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哈罗德给了我非常有价值的帮助。在芝加哥时
66我就发现他可以做一个激烈的评论家，我们常以一种没有清规戒律约束的方法读对方的论文。后来在我修改我要出版的博士论文时，我把它寄给哈罗德，我把他当作第一个真正的读者。他那时以及后来提供的批评，对论文的最后定稿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争年代我们政治观点和行动的分歧并没有使我们的友谊冷淡，虽然那时我们不常见面也不常通信。战后他回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和格式塔心理学家N．R．F．梅尔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博士论文证明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陈规。这在40年代并没引起反性别歧视主义的不满。但后来哈罗德很聪明，对于他所发现这种差别是在描述本性还是教养不作结论。
因为认知是我在卡内基理工学院进行有组织的决策研究的核心，我们的职业兴趣趋于一致。在哈罗德参加社会心理学家罗吉尔，海恩斯组织的关于群体的交流和问题解决的研究计划时，我开始与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一起磋商，常从卡内基理工学院到密歇根大学校园访问。
不久，我说服了哈罗德来卡内基工作，从而成功地把活动转向另一个方面，把商业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他在卡内基从1950年一直工作到1957年（第9章我将描述1949年我们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建立新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哈罗德是我们在所有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主要人物。那个时期，如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样，卡内基非常明显地形成了一个最大的组织研究群体，但由于种种原因，5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群体开始解散。哈罗德受斯坦福附近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吸引去工作一年，于1957年永远离开了我们学校。
哈罗德的离开有非常充分的个人和职业上的原因，所以我心里没有强烈的反对。我不想最终改变他的决定，即使我曾想
67过。因为关于管理工作方面的研究与他主要关心的和平与国际关系的事很少直接相关，而他在西北大学得到的位置允许他全力献身于和平与战争问题。虽然他曾全力委身于科学探索并以此作为通向有效的社会行动之路，但他还是想把自己的技能用于直接涉及国际事务管理的研究。
1957年以后，偶尔的书信和更少的访问代替了几乎每天的谈话。我不想多讲此后的事。他的生活展示了少见的统一和一贯性：从一开始到现在，关心重大的人类问题，特别是和平问题；相信人类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应用能为成功地尽力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唯一真实的希望；在他个人和他职业生活中始终执着于这一信仰。
几乎无人不同意保持世界和平在人类的紧迫任务活动表中的高地位，但我们中很少有人花去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和平问题。对我来说，我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我设法考虑那些没有明显解决办法的问题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受挫和徒劳的感觉，于是心智就从不愉快的困惑转向更愉快的论题。哈多德从来不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者，但同时他从未失去信心，他认为顽强地应用理性总会起作用的。
这些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与之共度学生时光的同伴。如果我的朋友好像自以为趣味很高雅，那是因为他们事实如此。甚至恶作剧也是自以为趣味高雅，也许有时还自以为难能可贵呢。笨驴的一个朋友，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当时在考虑转到芝加哥大学来。得知他要参观校园时，我们邀请他出席我们的周六晚会，那时我们认为应有非同寻常的安排，所以组织了一次降神会。
笨驴的朋友到达时，我们已布置了一个房间，仅靠几根蜡烛照明，房间的一端的祭坛上放着T．S．艾略特的书，两侧点着两
68支蜡烛。为确保我们的客人不打瞌睡，我们给他准备一把破椅子。然后我们开始读一系列的学术论文，讨论“道”与斯特拉文斯基、与凡高的画的关系等等。其中穿插着读埃兹拉，庞德的“诗章”和对祭坛跪拜。
这次娱乐时间很长，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灯，拿出葡萄酒，设法欢迎我们的客人。他却似乎不知道改变步调，仍保持一种茫然状态。第二天他起程回家时竟上错了火车。我说不上这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但碰巧如此，我相信他不会转到芝加哥大学来了。
这个恶作剧非常幼稚浅薄，但它又是大学二年级的某种风格——也许是特殊的芝加哥大学二年级学生的风格。①初
恋
我在大学全然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我对女孩已失去兴趣。我通过信件继续与吉妮保持着柔情蜜意。但胆怯使我对校园中新的女性同伴退避三舍。此外，我也不跳舞。
进大学几个月以后，我开始感到很抑郁，可能是思乡病，虽然诊断不是如此。只是觉得生活没意思。经历过挫折的心理历程后，我回顾了我的爱情生活，断定吉妮的智力不足以使我保持兴趣，当然不能与她终生为伴。（是不是我想与妇女进行我父母之间所不曾有过的智力交流？是不是芝加哥大学令人兴奋的气氛改变了我的智力标准？）
我把熟识的女性考虑了一遍。芝加哥大学班上名列前茅的①sophomoric
既指大学二年级生，又指自以为样样都懂而实际幼稚浅薄的
人。作者此处一语双关以示幽默。——编注女生又不附合我的审美标准。我心里越来越想念几年前在密尔沃基的教堂里认识的玛丽，我们同在一个青年组。但她从未引起我的注意——这很奇怪，因为她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而且肯定很聪明。我想问题在于她只有十二三岁，而且常常衣衫不整，她的外表掩盖了她的美。她比我小一岁，还在读高中，大约她慢慢获得了审美力。
1934年春天，我回到密尔沃基见到关系密切的青年组的人（我们自称为异教徒），我立刻对玛丽进行围攻。事情有些复杂，她那时正与我最好的朋友认真地约会。他比我大两岁，但我不管那些。一次聚会上我坐在她旁边拉着她的手，她并没有甩掉。我们几乎立刻进入亲密阶段。她的经验超过我，她很快向我介绍用手抚摸光滑赤裸的肉体的愉快。爱抚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是无罪的，但那时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看来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很快成为情人。被我取代的那位朋友有点伤心，但显然没有生气。由于我与吉妮的关系是不明确的，我们没有正式分手，在大约许多年后我与她失去联系以前，我们仍是朋友，虽然很少见面。
高中毕业以后，玛丽进入附近的一所大学，离芝加哥很近，我能偶而在周末去看她。但这次我在智力上输了，肉体上单纯的愉快虽然相对纯洁，但我对这种愉快感到非常新奇，恕尽情享受，结果使她感到厌烦。她在大学里找到另一个和她共同对戏剧感兴趣的男孩。不到一年时间，我收到一封“让我们还是好朋友”的断交信。
我没有体面地接受失败。因为在大学剧团中她要主演麦克佩斯夫人而我熟记《麦克佩斯》的全部角色，所以我能帮她排练（我现在仍能背诵大段台词，也许我在一星期内能重新学会它）。但那次并不成功，我已没有吸引力了。在一个特别多雪的冬天
70后的春天，雪突然融化之时，我最后一次去大学看她。除了冬天趟过有冰的小河时的不舒服外，访问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错误，它使我痛苦而且窘迫。
因为单相思或是因为自尊心受损，我那时既愤怒又失望，我自责地想：再也不拥抱她了。那时我们多数人都有这种经历。虽然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使我好受一点。当我的痛苦太厉害时，我会几小时以酒解忧。
众所周知，这种绝望不会无限持续，几个月后我已能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另找一个像玛丽一样合意的女孩，而且最好在芝加哥校园里，这样可以不断地加以注意。大学里男女合上的舞蹈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低水平的新的交际技能，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遇到女孩们。
我在读高年级和研究生时随心所欲，没有持久的迷恋。与大学里许多迷人的姑娘及罗克沼泽附近的姑娘度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时常喝得太多，但并不影响复原，所以我的学习和工作没受影响。（在所有这些骚动之中，我的功课总能保持平均得A；也许学习和工作是我真正的慰藉。）哲学和政治学
芝加哥大学社区有许多宗教式的哲学和政治流派。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既有非宗教的，也有天主教的。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斯大林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天主教—托洛茨基教派，对此我已重点提过。
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在学校里通过“名著”课程而传授，这门课由罗伯特，哈钦斯校长和莫蒂默‘艾德勒教授合开的。艾德勒以他所想象的苏格拉底方式来教学，但我以为那
71是虚张声势（哈钦斯处于相对守势，也许因为他的校长职位使他没有时间作适当的准备。当他陷入困境时由艾德勒保驾）。我没有注册这门课，但在学生们为反对艾德勒而自卫时，我们几个人时常出席去声援他们。我特别记得有一次艾德勒被海伦?埃利希（那个有怪念头剃了头发的女孩）强迫离开了整整两节课。
唉！我不具备真正的信徒的品质。我刚到大学时是个社会主义者。从我密尔沃基的背景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好的城市行政管理和全体人民的舒适生活。到芝加哥后不久，一位朋友带我参加一次他所说是共产主义者的会议。在一个店铺楼上的破旧房间里，我们发现一些中年人在谴责斯大林！真是不可理解，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托洛茨基。
